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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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鄉一體化的理論模式

城鄉一體化是實現社會經濟整體進步的一個有效途徑。以市場為核心，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為動力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在現實社會經濟中所表現的主要是城鄉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的變化，而其中又以人流問題最重要，是一系列問題的關鍵所在，造成人員流動的根本原因是巨大的城鄉差別。綜合反映城鄉一體化程度和水平的一個量化指標可以用均衡城市化率。均衡城市化率是對城鄉經濟一體化實現過程的量化反映，是城鄉經濟互動并趨于均衡過程的一個基本度量值。它對于城鄉經濟互動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是唯一的衡量因素。社會經濟的發展要堅持人本原則和市場導向，推進城市化不能貪多求大，關鍵還是在于建立科學的城市化發展動力機制。

均衡城市化率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C=lc2(1+a)n/(1-c)2(1+b)n+lc2(1+a)n

其中，c當為前城市化率，大寫的C為均衡城市化率，l為當前城鄉之間收入差異系數（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農村居民人均收入），n為實現均衡的預期年限，a為城市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b為農村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

2、國外城鄉一體化的模式

（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模式

其工業化和城市化有四個重要特征：（1）工業化早期農村地權的劇烈變動，土地由地主、自耕農向資本主義的大土地所有者、經營者轉移，農業經營由小農經濟向雇傭制規模經營轉化。（2）城市工業發展迅猛，農村無地的剩余勞動力被迫向城市無序轉移，導致早期大城市人口的畸形膨脹，城市污染嚴重。（3）早期城市化的單一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由此帶來的漫長性和痛苦性。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長達幾百年，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在二戰前），產生了一些災難性的后果，一是壓低勞動力價格，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勞動條件惡化，二是長期就業不足，社會動蕩不安。（4）二戰后，受凱恩斯理論的影響，資本主義政府對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城市工業對農業反哺以及政府對農業、農民的保護、城市規劃及環境污染治理，既是城鄉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緩和了城鄉關系和階級矛盾。

（二）拉美模式

拉美農村的土地所有制是“大莊園制”，這種土地所有制缺乏效率。土地分配極不公平，缺乏土地和農村的貧困推動農民向城市被迫流動，而城市現代化部門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非常有限，從而造成了“過度城市化”。鄉村貧困與城市貧困并存，有人把這種城市化稱為“維持生存的城市化”。

（三）東亞模式

東亞選擇了“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這是對英法（早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德（晚起發達國家）工業化模式、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揚棄和發展，同時又是出于“趕超”戰略的需要。在“官僚主導”的市場體制下確實能創造經濟奇跡，政府對企業的積極干預完全可以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但前提條件是政府官員擁有強烈的富國理想和過硬的業務與道德素養，民間的經濟活力必須得到充分的發揮和作用。東亞的農村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東亞的城市化進程相當迅速，只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如韓國城市化水平達到70%,只有了10年的時間。由規模極小的自耕農家庭農場組成的農業結構是有生命力的，相當有效率的，并且能夠維持農業生產率的迅速提高，現在這些地區的小規模經營和對農業的保護使其糧食成本上升的壓力日漸明顯，但是土地平均化改革由于與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工農業生產狀況相適應（尤其是在早期），從而帶來的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失業的減少以及社會穩定等收益要遠遠大于其造成的規模經濟的損失。

（四）前蘇聯城鄉一體化模式

其主要特點是：（1）農村的集體農莊制；（2）城市企業的國有制和公有制；（3）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4）為籌集工業化資金對農業低價格高征購和征收各種賦稅；（5）優先發展重工業，置輕工業、農業于從屬地位；（6）經濟布局分散，力求“大而全”、“小而全”。客觀地講，前蘇聯模式工業化早期有些特點如強調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對工業的支持、對國外技術、設備的引進和對科技的重視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只是到后期原有的經驗被過分強調而變成了發展的阻礙，又沒有進行適時的合理正確改革，從而最終導致了失敗。

3、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的探索

我國的城市化道路可分為改革前的“政府推動型”和改革后至今的“鄉村推動型”兩種模式。在早期模式中，由于城鄉商品交易幾乎斷絕，鄉村人口固守農業甚至糧食生產的產業結構，城市偏向政策、逆城市化的政策等，使城鄉在地域、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二重社會。改革后，“鄉

村推動型”的城市化道路，鄉村工業以鄉鎮企業為載體得到了飛速發展，結果使完整的工業化、城市化同步分成了兩個步驟，首先是實行職業轉換，即人口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非農化；然后實現地域轉換，即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實現城鎮化。在改革初期這種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常現實和合理的意義，但也就造成了非農產業人口與城市人口的分離，小城鎮人口規模下降、規模效益低下、生活質量差，鄉鎮企業布局分散、侵占耕地、環境污染、成本高效益低，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在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削弱等一系列問題。

我國的城鄉一體化將是一個持久的過程。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當前面臨著舊中國的貧窮落后、解放后工業化政策失誤造成的沉重歷史包袱，人口膨脹、人均資源匱乏的“低水平陷井”，尚存舊體制的束縛，體制轉軌的高成本，外部不平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競爭壓力等多種短期不能消除的客觀不利因素。我國多元不平衡結構的消除，城鄉差別消失，迅速的城市化，完全充分就業，共同富裕，政治上的充分民主等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像韓國等小國一樣迅速實現高城市化水平。

我國工業化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現實而又理想的體制選擇，只能是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政府計劃與市場的結合。盡管這種體制仍存在不可克服的問題，“市場”與“計劃”相互校正，缺乏理論和實踐的檢驗，甚至可能是“完美結合的幻想”。中國對現代市場體制的堅信不疑而又深刻洞悉其歷史局限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關于城市布局的總體設計、鄉村農業生產的區域分工、小城鎮的規劃、鄉村科技推廣等可由政府計劃和投資，而產品、生產要素的流動則可由市場去調節。

在城鄉各自的改革和發展中，城市經濟的改革、發展和鄉村比起來又不得不占首動和主導的地位，這是由城市化歷史的一般規律、我國“效率優先”原則、城市經濟、文化相對發達和鄉村的相對落后決定的。因此，這就要求以對城市國有經濟的企業制度進行改革、改組、改造和發展以及大力扶持非國有經濟發展為契機，優先發展大中城市的現代化工業和第三產業，充分發揮其帶動現代化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在農村堅持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使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逐步實現農業產業化；對鄉鎮企業的“模糊產權”進行股份制等產權明晰的改制和其他經濟扶持，并以此為經濟基礎，對鄉村進行教育等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綜合的現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設。

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產業發展經歷了高效率的農業、輕工業、重化工業、基礎設施、第三產業、信息產業（知識經濟的支柱產業）這樣一個符合工業化規律的自然演進過程。蒂默教授從西方農業演進的過程中，也認為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勞動者農業生產率的上升，農業支持工業，工農經濟一體化和工業反哺農業和保護農民四個階段。我國目前農業生產效率的落后和工業生產的重復過剩以及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其產業結構是不正常和極不合理的。張培剛先生早就說過，工業化“不僅包括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而且也包括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另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對吸收農業勞動力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然，工業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其自身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同樣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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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熊艷（1979—），女，四川宜賓人，樂山師范學院旅游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基礎經濟理論和城鄉經濟互動研究；羅潔（1980—），女，四川彭山人，樂山師范學院旅游學院教師，主要從事會計與經濟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