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5-05 1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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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論文

經濟學及經濟學家研究論文

新年伊始,話說經濟學及經濟學家。

如今,人們大凡稱經濟學為顯學。顯者,顯眼、顯赫、顯貴、顯要、顯耀者也。我看,經濟學對此大體也領受了。學問、學術乃至科學本無顯隱之分、高下之別,世人都這么說,也許眾口成俗,也就約定俗成了。

不過,事也有兩說。你也可能丟人顯眼,也可能顯赫于一時,也可能顯貴成賤,也可能顯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顯耀而逝。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國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一直是獨居尊位,甚至是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曾幾何時,如今中國講主流經濟學竟然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是西方經濟學。2004年的那一場所謂“郎顧之爭”,也不過是主流經濟學之間的爭論。是的,后來也有新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介入,聲援郎君,然而郎本人似乎并不領情,他對此的回應是,“對于左派沒有任何興趣,這整個爭論不能以意識形態作為爭論的焦點,因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個資本主義熏陶下的經濟學者,所以說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對,他也樂于應戰。”(引自李健、王小衛編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國企改革”大辯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看來,經濟學之于顯學,大概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無緣,沒有份。如果說在這場辯論中,有人顯眼了,那也一定有人丟臉了,又恰好只在主流經濟學之中相印。

不過,對于社會經濟問題,什么學派派都可以參加探討,都可以進行研究,都可以發表見解,這是學術自由。當今社會,由于國際互聯網的出現,以此為平臺的網站具有以往任何媒體所不具有的優勢:跨越時空的無差別性。不僅沒有學派歧視,也沒有學歷、學位與職稱歧視,你的文章只要有觀點、有見地,都可以有點擊量,并廣泛被瀏覽、被傳播。雖然強勢主流經濟學風頭正勁,新左派主動出擊,大顯身手,在“郎顧之爭”中有力抨擊新自由主義,抒發與重新抒發改革方略,其雄辯之勢可歌可泣,其論戰業績可圈可點,也是近年來非主流經濟學論道經邦中所少見的。“烏有之鄉”()麾下集聚了他們的主要力量,正為經濟學的顯要添光增彩。

2004年經濟生活的風風雨雨似乎再一次證明了經濟學的顯學性質。然而,“顯學”之中并非所有學人都那么顯赫,那么顯擺。遭冷遇者有之,冷靜思考者有之,長期坐冷板凳亦有之。有人想顯而不能,有人不能而總顯,有人想隱而反顯,有人想顯而總隱,有人卻在顯隱之間進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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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學家研究論文

在當今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時期,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是經濟方面的,最受媒體關注的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們報紙上有名,電視上有影。改革和經濟現代化的浪潮把經濟學推到了“黃金學科”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從事經濟研究的中國經濟學家生逢其時,特別風光。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東奔西跑,格外忙碌,他們的身影活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系實際,為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專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快速地向前發展。

在我國,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創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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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民主理論論文

為了給觀念世界那些紛紜繁復的思潮進行分類,區分相近或相反的觀點,人們往往給不同的事物貼上各自不同的標簽,然而思想觀念的復雜吊詭,有時會使這種多少有些簡化的做法面臨尷尬。例如把不同或相左的標簽貼在了同一事務上,往往會引起某種程度上的混亂。我們所要討論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們就面臨著這樣的命運:既有人把他們稱作保守主義或新保守主義者,也有許多人稱他們是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者。如在Minnesota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本書中,其中一本書的作者稱布坎南、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為古典自由主義者,而另一位作者卻稱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為保守主義者。另外,哈耶克則被寫進了《歐洲思想的自由主義傳統》和《歐洲思想的保守主義傳統》這兩本書中。但是,這些經濟學家自己大都自稱是古典或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就非常反對把自己稱作保守主義者,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篇“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文章為自己辯解,稱他自己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一個伯克時代的老輝格黨人。弗里德曼在他那本非常流行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同樣聲稱“我不是一個保守者,而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

要搞清這個問題,必須簡要地回顧自由主義的演變史和辨析各種保守主義。雖然“自由主義”這個標簽于1810年首次被用于一個西班牙政黨,但那個政黨的綱領是有意識地仿效英國的立憲主義的。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在與1688年英國革命有聯系的思想和政策方面看得最為清楚。立憲主義、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市場經濟,成為傳統自由主義的標準。據此,傳統自由主義就是通過憲政而對個人自由予以法律保護的理論與實踐。但是,“自由主義”這個名稱不僅比實際事物晚了近三個世紀,而且還生不逢時。在其名稱誕生的時候,英國哲學已經隨著邊沁轉向了功利主義和一種狹隘的幸福微積分。邊沁本人認為,自由本身什么都不是,它的價值僅僅在于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可是,人們仍然給邊沁冠于了“自由主義者”名稱。雖然后來約翰•穆勒把自由從邊沁那套庸俗的幸福微積分中解救了出來,然而,穆勒的概念卻不再是自由主義而是自由主義民主了。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自由主義幾乎失去了原來的意義,這時希望國家對人類幸福負有更大責任的格林和霍布豪斯等人的社會自由主義和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的政治經濟學贏得了自由主義稱號。而對國家干預持懷疑態度,恪守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老自由主義者卻被稱為保守主義者。美國和歐洲的歷史情形又有所不同,因為歐洲的古典自由主義正是美利堅政體賴以建立的基本傳統,所以美國傳統的捍衛者也就是歐洲古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另外,從政黨政策含義上看,被美國人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激進派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就不大可能被稱為自由主義者,而是很可能被稱為左派。當然,如果象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把柏克視為近代保守主義的鼻祖,那么,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這些經濟學家被稱作保守主義者也并非不當,因為柏克所要“保守”的正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問題的關鍵在于保守者所要保守的是什么。柏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與洛克、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大衛•休謨、貢斯當、托克維爾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有著內在一致性,它并不反對進化和變革,只是對那種完全拋棄傳統從整體上設計制度的唯理主義持懷疑態度,這與一味地拒絕變遷的“保守派”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正是由于上述歷史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與政黨政策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這種變動無常的聯系,這些經濟學家們才被同時貼上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兩種似乎不同的標簽。盡管如此,他們的基本理論主張還是相當清楚和一致的:信任市場而不信任政府,其首要價值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所以,也許把這些經濟學家稱作保守自由主義者更為恰當。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經濟學家們并沒有形成一個單一的學派,其中也不乏爭論(如布坎南與哈耶克),但他們說著差不多同樣的語言、信奉相同的價值觀和使用同樣的假設,所以他們的思想可以作為一種傾向或運動來加以討論。

以恢復古典研究傳統為己任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們遠遠擴展了經濟理論的限制,哈耶克、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重新研究了被古典時期以后的經濟學家們所遺忘的那些方面:產權問題、利益集團的沖突、國家現象、官僚制度以及自由、正義、秩序等社會政治現象和哲學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理論支撐著他們的經濟學。因此,保守主義經濟學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規范的政治理論。本文主要述評這些經濟學家的政治理論的一個方面:即民主理論。首先需要我們闡明的是,這些經濟學家是如何把經濟學和政治學關聯在一起的,或者說他們為什么會關心民主這個政治問題;那么,他們是怎樣看待西方民主政體的,則是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第三,我們要討論他們救治當代民主制“弊端”的方案;最后,主要依據這些經濟學家的思想來研討自由與民主之間的關系。

自由與民主之間可能存在張力的問題作為政治哲學的重要問題之一一直存在著。本文的基本結論是:民主和自由(或民主與憲政)可以被看作是處理國家與社會之間(矛盾)關系的兩種不同的政治技術,在不同的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情形下,這兩種技術之間的關系并不相同。在一般情況下,雖然在兩種方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關系,但并非勢不兩立,在某些歷史情形下二者不僅相互支持,而且還會互相強化。民主并不必然是反自由的,至少在專制制度下民主或民主運動對自由之獲得是一種助力,因為這時民主運動或民主程序之確立本身就是對國家權力的某種限制。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與民主的出場先后和方式之間也可能存在矛盾。在民主制度已然確立后,經過自由主義轉化的民主(從“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轉化為“一切權力不屬于任何人”)也還是控制國家權力(憲政)的終極淵源之一。另一方面,憲政安排也并非制度化地反對民主而是為了保護和強化民主:在未民主化的國度,憲政之演進或自由之部分獲得會為民主提供發展空間;但是,在民主制度下,保守主義經濟學家所關注的民主可能侵害自由的危險的確存在,為了保持已經獲得的民主,民主必須受到憲政的約束,以確保作為民主正常運行條件的個人自由,這也許就是民主的悖論之一。可見,在自由和民主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基本張力,這種張力本身反映著政治世界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承認自由與民主之間存在張力,也許恰恰是我們面對政治這個極其復雜的世界所應該采取的態度。因此,在自由與民主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與平衡,并通過這種張力和平衡的制度化,從而使民主定位于自由主義,也許正是憲政民主的優越之處。

一、從經濟學到政治學

自本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凱恩斯經濟學誕生以來,主流經濟學著重分析了市場經濟的各種缺陷:信息市場的不完全和不對稱、經濟活動存在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平、競爭的不完全性(存在壟斷)等等。既然存在著“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現象,所以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就是必要的。然而,這一主流經濟學卻對70年代開使出現的“滯脹”現象無力給出合理的理論解釋,更不能提出恰當的政策建議,因為在這一理論中,通貨膨脹與失業并存的滯脹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正是在這一背景,保守主義經濟學作為凱恩斯學說的一種反動應運而生,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一流派的經濟理論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其實,在凱恩斯學說誕生之初,這種經濟學就已經存在,某些人物如哈耶克,與凱恩斯還發生過著名的論戰。不過長期以來他們的聲音被主流經濟學所淹沒了,但他們從沒有停止過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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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和史學家互相學習論文

摘要:新經濟史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計量經濟史學和制度變遷理論兩大內容。它將經濟學的理論與技術應用于歷史研究,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新經濟史學引入中國后,引發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史學范式與經濟學范式的沖突。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則認為經濟學家對歷史的研究使歷史偏離了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變成了理論的附庸。這種沖突與兩個學科敘事方式的不同有關,涉及兩個學科關于“歷史優先”還是“邏輯優先”的不同理解,更與新經濟史學與傳統史學所慣用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區別有關,反映了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在歷史觀上的分歧。為促進兩個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應該放棄成見,加強交流與溝通。史學家應該從舊理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學習使用更豐富的理論工具;經濟學家也應該重視歷史描述,以打破經濟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實證迷信”。

關鍵詞:經濟史研究/經濟學范式/歷史學范式/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最早起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在這一時期,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規范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相結合,應用于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從而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新經濟史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單純地對歷史現象進行計量分析走向了關于社會歷史演進的宏大理論體系的構建,并力圖在其自身的理論框架內,對人類的發展與停滯、繁榮與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統的解釋。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不但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場重要運動,而且對傳統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新經濟史學用經濟理論和統計、計量技術對歷史重新詮釋,得出了不同于傳統史學的結論,人們關于歷史的理解被大大改變;同時,經濟學對歷史的介入,也使得經濟學和史學在經濟史這一共有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激烈的范式沖突。這種沖突在當前的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被新經濟史理論武裝起來的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也以“不著邊際”、“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等評語回敬經濟學家。如何理解并協調這一沖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一、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介紹與評價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經濟史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包含計量經濟史學、制度變遷理論在內的經濟學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經構成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計量經濟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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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研究論文

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刊,第一卷(1891年)

本刊的編輯約我寫一個對于那群通常被稱為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的工作的敘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員,也許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將努力符合編輯的要求,描述一下我們奧地利學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領域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部分需要徹底變革。古典經濟學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論點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要么只有在經過重大的修正和補充后才能成立。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陷,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觀點一致。但是,關于缺陷的最終原因,兩派觀點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開了關于方法的激烈爭論。

歷史學派相信古典經濟學的錯誤的最終源泉是錯誤的研究方法,即幾乎完全抽象—演繹的方法,而在他們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僅僅——或者至少主要是——歸納的。為了完成經濟學的必要的變革,我們必須改變研究方法;我們必須放棄抽象而是專注于收集經驗材料——專心致志于歷史和統計。

奧地利則相反,他們認為古典經濟學家的錯誤僅僅是經濟學的年輕時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經濟學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它還要年輕,雖然它被過早地賦予了“古典”的名稱,它其實只是個新生的胚胎科學。其它任何科學都沒有一下子被全部發現,即使最偉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全部被發現——甚至古典學派也沒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們的最大缺陷在于他們是先驅者;我們最大的優勢在于我們是后繼者。我們比先驅者們多掌握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為只需干得更好。歷史學派主張理論應有盡可能多的經驗材料的支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賦予收集工作異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擺脫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將其置于后臺卻是錯誤的。沒有概括就沒有科學。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大量著作是關于這個方法之爭的(1),其中Menger的《社會科學方法論》(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對于所涉及的問題的處理最為深刻和全面。這里應當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確”——我更愿意稱之為“隔離”——方法,與“經驗—實在”方法一樣,絕不是純粹思辯的或者非經驗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但是,雖然方法之爭是引起世人對奧地利學派關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對于他們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實證理論。他們就像在前線一手持犁一手持劍的農民一樣,僅僅是由于他們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勞動受到歷史學派的抨擊的干擾,他們才幾乎是被迫地花費部分時間和精力捍衛其立場并且解決強加于他們的方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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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管理論文:為什么經濟學家都庸俗?

說到“庸俗經濟學家”這個名詞,一般我們是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服務的。那么,無產階級是不是也有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服務無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答案是肯定的。

為什么經濟學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話,經濟學家都是為政治、為政府服務的。在中國也不例外,經濟學家不為政府的政治服務是不現實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目前雖然鼓勵發展私有經濟,也僅僅是對公有制的補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批評和發展馬克思的理論可以,但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們要學會作無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歷史、辨證地看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努力研究“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決策提供現實可行的理論依據。

目前中國經濟有沒有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有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外加西方經濟學;尚沒有完整、系統的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系。國家運用財政杠桿和金融杠桿調控經濟,不是馬克思的東西,是西方宏觀經濟學;微觀上的新會計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馬克思的東西,而是西方會計準則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理論,應該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而且是指導目前中國改革和實踐的理論基礎,但還構不成系統的經濟學理論。

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服務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服務是無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那么,有沒有凌駕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各種社會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理論呢?我認為會有的,而且正在醞釀之中,理由是:

1、世界經濟已經一體化,一些大的跨國公司已經比小的國家大,一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離不開世界經濟的影響,供求平衡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國家概念。

2、私有制為主體與公有制為主體是當今世界社會制度的兩個極,兩極共存,缺一不可,客觀存在,經濟學離開這兩極就不全面,不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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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當代經濟學家與世界政治經濟

一、不同視角下的當代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

兩年前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不僅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是個轉折點,對當代經濟學家來說亦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正如30年代危機造就了凱恩斯這位創經濟學嶄新思潮的一代宗師一樣,當代經濟學家的觀點也將接受時間的考驗。

鑒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聯儲及游資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起的有爭議的作用,作為其代言人的費舍爾、格林斯潘和索羅斯的觀點往往易被人懷疑有某種利益支撐,故不易作出客觀評論。本文僅對曾被認為當代凱恩斯的候選人中的克魯格曼、薩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學者觀察當今世界經濟與世界金融的獨特視角作一比較。(注:臺灣《工商時報》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亂世,誰是當代凱恩斯”。)

當今西方宏觀經濟學界存在兩大陣營: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與新凱恩斯主義學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時就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外,克魯格曼和薩克斯沒有輕易地選擇他們在經濟學領域的流派。但就他們的學術思想來看,克魯格曼與薩克斯的觀點明顯是傾向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學術思想的定位不僅決定了他們的學術研究方向,甚至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處世哲學。

如果沒有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相信克魯格曼、薩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會走到一起,也就不會產生有關國際金融方面的爭論與分歧。眾所周知,克魯格曼與薩克斯是潛心研究國際貿易的著名學者,而斯蒂格里茨則在公共經濟學領域獨辟一徑自立門戶。他們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魯格曼與薩克斯在匯率機制方面頗有建樹,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貸配給論旗幟鮮明地反對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整地審視國際金融體制,全面考察國際金融問題的經歷。新興市場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無疑賦予他們一次天賜良機。在他們的研究領域中,國際金融開始占據一席之地。然而,當仔細品味他們關于國際金融方面的論點時,我們能輕易地發現他們的論點暗含著原有學術研究的烙印。

在克魯格曼、薩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異的研究視角之中存在強烈的地域性特點。克魯格曼關心的是與美國貿易存在巨額順差的亞洲國家,主要是東南亞與日本。薩克斯把他經濟思想的實驗基地放在了轉型國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則有所不同,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之前,斯蒂格里茨關心的是美國的經濟問題,一度還是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在走出白宮跨入世行大門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從美國本土放遠到整個世界。世界銀行主要是與發展中國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開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攏。不同的視角,使三位經濟學家作出的經濟對策有所不同。克魯格曼憑借他對亞洲經濟的了解作出了亞洲宏觀基礎產生病變的論斷;薩克斯依其在休克療法中市場頻頻出現的令人始料不及的沖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斷;斯蒂格里茨則依據他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了解,告戒新興市場國家:你們開放的步子邁得太大了,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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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回顧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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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倫理學研究論文

研究思考經濟倫理學,必須有一個切入的視角,或者說一個研究緯度。近幾年來,不少學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角度,包括從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方面來研究;還有從經濟與倫理相整合的社會生態文化學方面來探索。這些成果推動了我國經濟倫理學這一新興邊緣學科的建立與生長。本文擬從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于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關系的思想出發,就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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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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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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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與經濟政策內容論文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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