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學家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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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時期，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是經濟方面的，最受媒體關注的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們報紙上有名，電視上有影。改革和經濟現代化的浪潮把經濟學推到了“黃金學科”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從事經濟研究的中國經濟學家生逢其時，特別風光。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東奔西跑，格外忙碌，他們的身影活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系實際，為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專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快速地向前發展。

在我國，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創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似乎顯得不夠，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這也許與純經濟學理論研究本身的特點及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所處的學術環境不無關系。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寂寞的行當。翻開一些經濟學著作，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專業性的名詞術語、種種干巴的符號、數字、圖表和艱澀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蘇格蘭人托馬斯·卡拉利曾把經濟學稱之為“沉悶的科學”，這句話如今已是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學是沉悶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發生興趣的。不僅如此，有些經濟學理論還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充滿著艱辛和坎坷，需要沒有“功利性”的雜念，能潛下心來，長久地孜孜以求，不斷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勞苦，能不斷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達到光輝的頂點。顯然，在世風浮躁迷漫的環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專心這一不能立竿見影換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之風甚熾的現實境況影響下，難免會有一些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紛紛從書齋里跑了出來改而趕時髦、追熱點。上述情況，造成我國的經濟學者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較少有人問津，研究力量相對較弱。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不斷有人呼吁要重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

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研究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對經濟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創性貢獻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就說明這個問題。在國外，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大多在高校擔任教職，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針對這部分所謂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反映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中國作為當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不應當僅僅滿足于能夠為世界創造出巨大的GNP份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應當能夠為人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我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所勃發的無限生機的推動下，以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為依托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雖然已呈現出長足發展的態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的初創階段，水平還不夠高。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整體水平雖然大有提高，在我國經濟學家中雖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卻無聲望卓著、能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堪稱大師級的學者，沒有具有帶動性甚至能夠引領國際經濟學潮流發展走向的頂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于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論壇，能躋身于國際前沿并能在國外頂級刊物上發表文章者更是寥寥無幾。至今仍無人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某個方面作出開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貢獻，更沒有創造出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定理、假說或模型。

（3）我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成體系且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流派，而能否出現或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則是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熟與否的標志。

（4）經濟學的學術論壇進入門檻低，國內有些從未受過專門的經濟學知識訓練者也可以搖身一變而輕易地成為“經濟學專家”，在舉辦的一些所謂層次較高的經濟學論壇上高談闊論，大講經濟熱點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幾點看，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確實還有待提高。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著經濟學科建設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雖然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解決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但從長計議，也應當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現代經濟學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時代把中國的經濟學家推到了創新的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怎樣才能不負時代的重托，提升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促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呢？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中國經濟學者，應當特別重視樹立優良學風和崇尚實踐這兩種科學的治學態度。

首先，要大力倡導優良學風，反對學風浮躁。

近年來，經濟學界的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學術貶值，聲譽跌落，甚至遭到大眾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學風而言，社會公眾對經濟學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1）有些經濟學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在報紙上，時而出現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發表演講，大談自己的所謂“高論”、“創見”，炒作自己；（2）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媒體的炒作和包裝，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一些令人十分費解甚至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言論，出洋相，自然成了輿論批判的靶子。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學風不正的現象，既是因為受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的環境、氛圍的影響，也與經濟學家個人科學精神的失落，學術品格的缺失不無關系。要凈化學術環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學風，最要緊的是提高經濟學家的學術品格。學者的一生的標志是他的作品，而學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學風嚴謹和潛心學問以及為科學獻身的精神，而這些學術品質來自于學者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作為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修養，而且還應當具有為國效勞和為民謀利的理想信念，胸懷民族的興衰，情系民眾的苦樂。學術品格和學術根底，是學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備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才能樹立正確的學術榮辱觀，以報效祖國和人民而開展學術研究為榮，以急功近利和弄虛作假為恥，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不求聞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在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貢獻。

第二，崇尚實踐，堅持理論研究與實際相結合。

人們常說，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即使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也不能蟄居于書齋，皓首窮經，“兩耳不聞窗外事。”任何門類的經濟學理論研究都不能搞閉門造車，經濟學理論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縱觀經濟學說史，古往今來，大凡有成就的經濟學家，無不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大都在實踐中表現得十分活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西蒙·庫茲涅茨長期致力于各國經濟統計資料的收集、整理、比較和分析。他曾先后在舊中國和印度任職8年之久，深入城市、農村、企業、銀行等地，考察發達國家對中印兩國進行經濟滲透及對中印兩國在經濟增長和國民生產總值方面帶來的影響。西蒙·庫茲涅茨深入實際的考察，為他的研究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材料。由于西蒙·庫茲涅茨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7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理論是從實際的經濟生活中抽象和概括出來的。經濟生活是經濟學理論的源泉，只有扎根于社會經濟生活實踐中去，經濟學家們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所作為。最近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一個對實踐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置身于經濟轉軌和構建和諧社會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國經濟學者，肩負著為促進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作貢獻的歷史使命，面對著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以及矛盾和問題，更應當深入實踐，認真研究影響社會和諧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在理論研究與實際相結合中勤讀、勤思、勤寫。我國正在發生的社會經濟巨變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既為經濟理論工作者們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也為他們施展才華，實現報效祖國和人民的價值追求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轉型時期的沸騰的經濟活動實踐，造就了一大批善于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中國經濟問題并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經過一段時間的積蘊，狂潮一旦噴涌，在泱泱古老文明的中華大地上必定會涌現出一批能流之久遠的傳世之作，孕育出一批享譽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泰斗。展望未來，事實將會如同當代一位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樣，國際經濟學大師將輩出于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