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論文范文10篇

本文以近五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為取材范圍，尤其以臺灣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的介紹則視行文需要，斟酌敘述。部份論文雖然常被歸入社會史范疇，但由于其論述涉及經濟層面，筆者仍然酌加簡介。應該說明的是，五年來的研究論著極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諸篇，皆經篩選排入。筆者也盡量持平介紹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評議，則留待專家為之。

在臺灣，研究中國經濟史或本地經濟史的學術單位以臺灣"中央研究院"最為主要，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研究院內社會科學類科的單位，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學者參與研究。其次是教學機構，尤以設有歷史系所的大學院校為主。此外，縣級以下地方政府、民間的基金會、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組成的小型研究團體，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這類單位或團體，比較著重臺灣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較多，與商人、商業活動、國際貿易有關的主題較受青睞。不過，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術單位和教學機構皆然。（注：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6）：413-446。）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以往在經濟學門不受重視的經濟史，似漸引起經濟學家的關心，紛紛把他們的研究視點擴及日治時期乃至清末的臺灣經濟史。新的研究課題，諸如農工業及整體經濟成長形態、租佃制度等，不斷發掘出來，可以補充舊有研究在課題范疇上的貧乏。（注：葉淑貞：《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994.6）：127-167。）歷史學家擅長觀察長時間因素的變化和綜合性詮釋，經濟學家擅長于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和計量方法的使用。近年來這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透過合作計劃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過程亦從戰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時期。

此外，大型且跨學科的合作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蔚為近年來的研究時流，這主要是以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為主，而且多聚焦于臺灣經濟史。除此，更將空間視野擴大，關注祖國大陸、亞洲諸國，也注意臺灣與四鄰的多層面關系。

以下將先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再介紹這一、二年正在進行或近期將展開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目前含納人員最多且跨單位最廣的經濟史討論團體。

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

研究經濟史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的基礎。我寫過一篇《論歷史主義》，是談歷史學理論的，可作為我以前所寫《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的續篇。[1]本文擬談經濟學理論，可作為《方法論》一文的另一續篇。

經濟學成為系統的科學，始于17世紀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本文所稱經濟學理論亦自此始。但不是說，在此以前的經濟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國、富民思想，田制、賦稅思想，義利論、本末論、奢儉論等思想，在研究中國經濟史中無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為經濟史作為一門學科，是隨著古典經濟學的建立出現的；又是從方法論著眼，因為經濟思想成為系統的理論之后，才具有方法論的重要意義。

本文中，“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為同義語。

一、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馬克思說過：“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2]這話也許有點過份，不過，“方便”可理解為方法。

J·M·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3]­

摘要：新經濟史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計量經濟史學和制度變遷理論兩大內容。它將經濟學的理論與技術應用于歷史研究，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新經濟史學引入中國后，引發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史學范式與經濟學范式的沖突。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則認為經濟學家對歷史的研究使歷史偏離了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變成了理論的附庸。這種沖突與兩個學科敘事方式的不同有關，涉及兩個學科關于“歷史優先”還是“邏輯優先”的不同理解，更與新經濟史學與傳統史學所慣用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區別有關，反映了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在歷史觀上的分歧。為促進兩個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應該放棄成見，加強交流與溝通。史學家應該從舊理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學習使用更豐富的理論工具；經濟學家也應該重視歷史描述，以打破經濟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實證迷信”。

關鍵詞：經濟史研究／經濟學范式／歷史學范式／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最早起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在這一時期，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規范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相結合，應用于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從而開辟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新經濟史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單純地對歷史現象進行計量分析走向了關于社會歷史演進的宏大理論體系的構建，并力圖在其自身的理論框架內，對人類的發展與停滯、繁榮與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統的解釋。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不但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場重要運動，而且對傳統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新經濟史學用經濟理論和統計、計量技術對歷史重新詮釋，得出了不同于傳統史學的結論，人們關于歷史的理解被大大改變；同時，經濟學對歷史的介入，也使得經濟學和史學在經濟史這一共有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激烈的范式沖突。這種沖突在當前的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被新經濟史理論武裝起來的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也以“不著邊際”、“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等評語回敬經濟學家。如何理解并協調這一沖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一、新經濟史學的發展：介紹與評價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經濟史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包含計量經濟史學、制度變遷理論在內的經濟學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經構成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計量經濟史學

從明成祖時的1405年，到成祖之孫宣德帝時的1424年，鄭和七下西洋。其船隊規模之大，人員(絕大多數為軍人)力量之強，技術水平之高，航行范圍之廣，在當時都是空前的。[1]鄭和下西洋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然而，為什么氣勢恢宏的航海壯舉卻很快“隨鄭君之沒以俱逝”，[2]沒有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沒有使中國更加開放？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陳云的經濟發展思想，在建國后許多時期都對國內的經濟發展起到過重要的指導作用，至今仍然對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所謂經濟發展思想，“指涉及國民經濟增長(growth)和發展(development)問題的原理、學說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政策推論”①。經濟發展思想與經濟思想是不同的概念范疇，“經濟思想是一個包括經濟發展思想在內的、內涵更為寬泛的范疇，而經濟發展思想則僅僅是經濟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或一個層面。”②現就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狀況綜述如下。

一、研究概況

關于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就目前的材料來看，成果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專門研究陳云的經濟發展思想，研究對象包括陳云的經濟發展思想、發展觀等;另一類則包涵在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之中。第一類，專門研究成果。這一類成果出現時間較晚，大部分都在2000年以后，且數量不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學術論文，還沒有相關專著出版。截止2011年10月，CNKI檢索主題“陳云”并含“經濟發展思想”的學術論文只有4篇;“陳云”并含“發展思想”的22篇;“陳云”并含“發展觀”的95篇。另外，武漢大學王元璋教授的專著《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思想史》中，有專門一章研究劉少奇、、陳云的經濟發展思想，陳云部分有將近8000字的論述。這一類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形成過程、主要內容和特點、意義和啟示以及比較研究等方面。如，張鳳翱《陳云對新中國發展問題的四次重大思考》③，劉明松《陳云經濟發展思想與科學發展觀》④，房維中《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和陳云的經濟指導思想》⑤，蔣永青《、陳云“一五”末期若干發展思路比較》⑥等。第二類，包涵于陳云經濟思想研究之中的成果。由于經濟發展思想本身內涵于經濟思想之中，所以很多學者，尤其是較早期的學者，沒有明確區分陳云的經濟思想和發展思想。但是，從研究對象和結論來看，很多學者在研究陳云經濟思想的同時，已經研究了陳云的發展思想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只是在研究過程中并用或者混用了陳云經濟思想和發展思想的概念。這一類研究實際開展時間較早，起步時間可上溯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且成果頗豐。大約有超過一半的關于陳云經濟思想的專著和學術論文，都涉及到了陳云的經濟發展思想。在已出版的近50部關于陳云研究的論著中，包括論文集和傳記，涉及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有30多部。截止2011年10月，CNKI檢索主題“陳云”并含“經濟”的學術論文有1650多篇，繼續“在結果中檢索”并含“發展”的學術論文，結果有710多篇。這一類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具體方面，大致包括陳云關于經濟發展的國情論思想研究、國力論思想研究、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研究、對外經濟關系思想研究、戰略思想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專著和傳記: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①;金沖及、陳群《陳云傳》②;李成瑞、朱佳木《陳云經濟思想發展史》③等;優秀的學術論文:多收集在紀念陳云誕辰周年的論文集中，主要有《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④;《陳云和他的事業———陳云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⑤;《緬懷陳云》⑥;《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⑦;《陳云與當代中國(第一輯)》⑧;《上海陳云研究》⑨兩部等。此外，在一些黨史和經濟史方面的論著中，也有涉及陳云經濟發展思想方面的論述，如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瑏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二卷瑏瑡;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瑏瑢;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瑏瑣等。從縱向角度來看，對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980年11月、1982年4月，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的《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卷和(1949－1956年)卷，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在黨內發行。“陳云研究的帷幕即從全黨學習和宣傳這兩卷文稿開始。”瑏瑤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也是從這時開始的。代表性的學術著作有，關夢覺《陳云同志的經濟思想初探———學習〈陳云同志文稿選編〉札記》瑏瑥;王琢、黃菊波《國力論》瑏瑦等。1984年1月、7月和1986年6月，《陳云文選(1926－1949)》、《陳云文選(1949－1956)》、《陳云文選(1956－1985)》相繼出版，陳云研究的材料得到大大豐富。

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進。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次決策和實施》瑏瑧;王夢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嚆矢———讀〈陳云文選〉(1949－1956)》瑏瑨;陳光林、劉鳳歧同名著作《陳云經濟思想研究》瑏瑩等。這一階段研究的特點是，由專題研究逐漸向總體研究過渡，由單純經濟理論層面研究向史論結合深入研究過渡。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頭兩年。1995年4月，陳云同志逝世，6月，《陳云文選》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編《陳云年譜(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這部《年譜》除公布了許多新史料以外，還使研究者能夠全面連續地把握陳云一生理論和實踐活動的脈絡，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過《文選》掌握陳云的主要思想觀點。因此《年譜》的出版把陳云研究，包括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楊波《新中國經濟戰線的奠基人———緬懷陳云同志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巨大貢獻》①;朱佳木:《陳云與新中國工業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對陳云關于穩定發展中國經濟思想的歷史考察》③;李沛賢《學習陳云“國力論”的發展思想》④;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云中的陳云》⑤等。這一階段研究的特點是，在資料越來越豐富的基礎上，研究越來越全面深入，在專題研究和總體研究方面都有高質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陳云經濟發展思想中的一般規律及其現實意義。第三階段，2003年以來至今。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在理論界和社會上掀起了一個持續至今的研究發展觀和發展思想的熱潮，對陳云經濟發展思想更多的關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這個契機。有學者開始把陳云的經濟發展思想從他的經濟思想中剝離出來，進行專門研究，如舒毅彪《陳云經濟發展思想新論》⑥;劉明松《陳云經濟發展思想與科學發展觀》⑦等。但是，更多的學者還是習慣于在陳云經濟思想原有的體系中研究陳云的發展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的關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蘊含豐富科學發展觀的陳云經濟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軻《試論陳云經濟理論中的科學發展觀》⑨等。2005年適逢陳云百周年誕辰紀念，《陳云文集》1～3卷和《陳云傳》上、下卷同時出版。《陳云文集》收錄的是《陳云文選》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數是沒有公開發表過的。《陳云傳》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根據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編寫出的翔實的信史。乘這幾股東風，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研究又出現了一個高潮。僅2005年一年出版的論著就有近20部，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論著近10部，論文100多篇，如曹應旺《開國財頭陳云》瑏瑠;熊亮華《紅色掌柜陳云》瑏瑡;周太和《陳云與新中國基本建設》瑏瑢;有林《陳云對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運用和發展》瑏瑣;吳易風《陳云的綜合平衡理論及其現實意義》瑏瑤等。這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還有，學術論文:張卓元《陳云綜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義》瑏瑥;靳輝明《陳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陳云計劃與市場關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論陳云的社會發展觀》瑏瑨等;專著:金邦秋《陳云經濟哲學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發達板塊的經濟學大綱———陳云經濟思想縱論》①;姜輝《陳云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②等。這一階段研究的特點是，一方面對包涵發展思想的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質量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開始出現專門研究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數量不多，質量不高，沒有在實質上從經濟思想中提煉出陳云的發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問題綜述

關于陳云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從筆者搜集到的材料來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正文】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正文】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檢討中外學者關于中國近代人口流動與城市化的研究歷程，以本世紀70年代為分界，我將此分為兩個階段。

經許多學者研究證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在規模上都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其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相對較完善。可是，對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問題，則研究不夠。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還有多方面設施建設沒有涉及。一般來說，為商品流通服務的基礎設施涵蓋面十分廣泛，本文將探討為商品流通服務的交通（路、河、橋、渡船①）、交易（集市、貨棧、鋪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標志、救生樁、救生船）三方面設施建設的投入問題。

一

在交通設施建設中，全國主要路、河、橋，由政府投資建設。政府把修建路、河、橋，作為各級官員的職責，順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慶四年，分別下達修理、維護的諭令。【2】(卷932《工部·橋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橋梁，間有損壞者，地方官查勘應修之處，詳報督撫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當時所建道路多為土路，修理起來較容易，各地官員大都能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橋梁，皆王政之大，以時加意，無令病涉，庶有濟焉。”【4】(卷19，《津梁》)康熙十四年，黃梅縣受到洪水災害，道路被損壞。知縣李成林向黃州府申請修路，獲得批準。府下撥銀谷，李成林同縣丞樓自新“分頭督率，慘淡經營，仍捐貲，并設法募助，四閱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萬有余，約工價一千二百兩有零”。為使官道無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令民“運沙一斗，給糧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鋪沙完畢。李成林得到政府獎勵，紀功一次。【5】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間是十分繁重的工程，當時黃河經常泛濫，堵塞運河、淮河，嚴重影響了官方漕運，商品流通的運道，以及農業生產。“近年例撥歲修搶修銀兩外，復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來，每年約共需銀五、六百萬余兩。昨南河請撥修堤建壩等項工需一百二十九萬兩。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黃河挑工耗費，又不下一千余萬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

各地區的道、河、橋則基本上是民間（包括官員以個人名義的捐助）捐資修建。民間修路的方式多種多樣，有“公買義路”；“捐地為往來通衢”；【6】(卷之10，《人物》)或捐廉、捐銀修筑，并在道路旁邊設有茶亭、路燈等設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貴州巡撫黃國材奏，7輯，P．390）【8】（卷11，《風俗志》）以陜西省橋梁為例，雍正時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縣等各類官員修建的有11座，這中間可能包括官員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資的情況。即使把11座橋梁都算作政府出資，在全部橋梁中也不占多數。而民間投資自建、修建的橋梁占絕大多數。【9】（卷16～17，《關梁一～關梁二》）“與明代相比，清代民間捐修的數量明顯增多。”“民間捐資恐怕已成為地方交通事業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這種情況，有的占該地區總數的一半以上。②

政府規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設立渡船，“以渡南北往來文報、差使”，史書稱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經費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損壞，也由地方政府修補。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庫給領銀一百六十余兩。嘉慶十八年，改由陽曲等十縣攤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處所》）民間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稱為“義渡”。四川萬縣“湖灘上義渡，乾隆初年張燦若募設。”“黃連咀、陳家壩、擔子壩三處義渡，嘉慶年間陳大方、大中、楊學儒等捐設，歷數十年就廢。道光年間陳光烈、光黨等，倡募置業，三渡復興。”【11】（卷12，《地理志·義局》）因此官渡、義渡均不收渡錢。江西“至渡錢一項，除向系官渡、義渡不取錢文者仍照舊外，其余民渡，凡內河小港準取錢一文。”【12】（卷1，《渡船條規》）乾隆八年湖南也規定：“官渡渡夫不許需索錢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許多勒渡錢。”【13】（卷2，《兵律·關津》，《江河渡口無論官渡、民渡，不許冒險多載。凡遇空手過渡，每人止許取錢一文，挑負貨物、行李，每人取錢二文，多索從重治罪，刊刻禁約，豎立渡口》）對民營渡船，政府限定渡價、載人量，進行管理。從目前筆者見到的史料看，廣東的情況與大部分省不同。廣東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錢，政府向渡戶收取渡餉。乾隆時詳定章程：“各府州縣所屬地方，設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報充餉。如有應設之處，先由該管州縣勘明該地方實在情形通詳，候奉批準。示召年力壯健，熟識風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戶。一面取具供結，并鋪戶、渡鄰保結。由州縣加結申府，轉繳藩司詳院，飭府給帖開擺。不準一人兼承數支，網收漁利，及霸埠批租，私頂私擺情弊。”【14】（卷3，《戶例下·稅餉·各省渡餉》）有時也讓附近村民攤納，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撫憲禁革，勒石永為官渡。其渡餉，歸附近鄉村攤納。”【4】（卷19，《津梁》）

在交易設施建設中，設置市場進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業稅，因此城鎮市場多為政府設置。集市也以政府設立為主，民間捐助設立為輔。各地鄉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遺留下來的，也有相當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間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場，后由地方政府承認，并對其進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稅。也有由政府強制官員捐資建立的集市，這類集市應視為政府行為。但與修建路、橋等設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沒有店鋪等設施，也就不需要投資了，“在北方，村鎮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連的廣場上舉行，為此特別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沒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邊境之人絡繹趨赴，各賃坐地，陳貨于左右，交易者權其值而與之。”【16】（卷之1，《地輿志·集市》）

4．元朝后中國地理稟賦的變化與農本社會的自我延續慣性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較宋時的中國大大拓廣，可耕地面積明顯增加。同時，人口經歷銳減再恢復的漫長時期。例如，元朝終其全期人口未見恢復到宋的歷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國的人口才重新超過南宋時的規模(圖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過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應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紅薯、花生等土地節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國普遍栽種，有助于減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

公正地說，與明清兩朝的統治者不同，元朝統治者承繼的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帝國，因而主觀上不但重視陸上貿易和海外貿易，而且重視手工業生產。但是從要素稟賦的變化看，元朝的人口銳減和土地銳增這種逆向變化會使土地和勞動反而從勞動密集型部門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門，使中國很難自發向工商社會演進。難怪元朝統治者需要掠奪工匠，將他們當奴隸使用，或強迫他們輪流到官府服役。相對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經濟原則之上的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元朝要靠對工匠的強制來發展工商業，自然是一種大倒退(陳智超、喬幼梅，1998，PP．696—697；漆俠，1999上冊，P.34)。同時，鑒于存在大批因長期戰亂而荒蕪廢耕的土地，元統治者執行一條重農主義政策(黃仁宇，2002，P.174)，用軍屯和民屯的辦法恢復農業生產。軍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將大批年富力強的兵士轉化為農業勞動力。“民屯的勞動力一部分來自招募，一部分來自移民；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制編為‘屯田人戶’的‘中產之民”’(陳智超、喬幼梅，1998，P.614)。這樣做，雖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卻導致人口，特別是作為城市中堅的中產之民流向農村，流向商品經濟落后的北方。元統治者對民間經濟的剝削和恐怖統治也是歷代少見的(黃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統治者在主觀上沒有限制海外貿易，對城市的工商業則通過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擴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稟賦以及所形成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場機制的自我發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國走出農本社會。

明朝的要素稟賦使人口有極大的回旋余地，同樣十分不利于中國社會向工商社會演進，而且政府的政策對工商城市的進一步發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組織遷民。從蘇、松、嘉、湖、杭前往臨濠，從山西遷民于北直隸、山東、河南等，是幾次最大的行動。爾后官方移民漸少，人口自發流動依然繼續，猶以‘人稠地狹’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蘇、松等地區輸出人口為多”(陳智超、喬幼梅，1998，P.25)。尤其將江南居民或強迫，或自愿遷往農村，必然推延中國這塊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區向工商社會演進。雖然明朝中期后隨著人口的增長，江南一帶人口壓力上升，中國社會再次產生向工商社會過渡的內在沖動。然而，明朝長期實行海禁，社會—經濟體系十分封閉，海外貿易重新納入了朝貢體系，使明朝向工商社會演變的條件要較宋朝更為欠缺。

海外貿易是由政府壟斷還是有民間參與，決定了為何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沒落，最終為英國取而代之。這是因為海外貿易本質上是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率的經濟活動，需要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例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必須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遠洋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另外，海外貿易所需資金十分龐大，周轉的速度十分緩慢，有時長達幾年，而且包含極大的自然或人為的風險。為了解決融資的困難并幫助化解投資風險，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應運而生，并帶動其他金融制度的誕生和完善。這種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核。如果沒有海外貿易巨額利潤的刺激和各行各業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無法持續的。工業革命在市場機制能自由運轉的英國發生，而不是在王權高于市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發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貿易由王室壟斷，既無助于市場機制的發育，特別是金融制度的演進，又無助于民間經濟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對外貿失去興趣，外貿因無成熟的民間力量的支撐而很快凋零(陳志武，2003)。所以，在實行海禁的條件下，中國向工商社會的演進是走不多遠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雖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帶又有向工商社會演變的內在壓力，但是這種人口壓力會不會最后沖破海禁和理學的束縛，使中國融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早期全球化進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為這個過程再次為中國地理稟賦的巨大變化而中斷。滿族入關使中國人口再次銳減的同時(圖一)，極大地開拓和鞏固了中國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別是農耕條件良好的東北疆域，并鞏固了對臺灣的主權。這種人地比例的變化使重農主義有了再次實行的客觀基礎和內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國最有希望向工商社會演進的江南一帶，清朝的統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鎮壓也特別殘酷。例如，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對昆山、江陰、蘇州、嘉興、寧都、海寧的屠殺，清軍殺死總數達好幾十萬的人口，江南這塊土地的元氣無疑受到極大的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