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時農本社會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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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朝后中國地理稟賦的變化與農本社會的自我延續慣性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較宋時的中國大大拓廣，可耕地面積明顯增加。同時，人口經歷銳減再恢復的漫長時期。例如，元朝終其全期人口未見恢復到宋的歷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國的人口才重新超過南宋時的規模(圖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過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應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紅薯、花生等土地節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國普遍栽種，有助于減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

公正地說，與明清兩朝的統治者不同，元朝統治者承繼的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帝國，因而主觀上不但重視陸上貿易和海外貿易，而且重視手工業生產。但是從要素稟賦的變化看，元朝的人口銳減和土地銳增這種逆向變化會使土地和勞動反而從勞動密集型部門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門，使中國很難自發向工商社會演進。難怪元朝統治者需要掠奪工匠，將他們當奴隸使用，或強迫他們輪流到官府服役。相對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經濟原則之上的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元朝要靠對工匠的強制來發展工商業，自然是一種大倒退(陳智超、喬幼梅，1998，PP．696—697；漆俠，1999上冊，P.34)。同時，鑒于存在大批因長期戰亂而荒蕪廢耕的土地，元統治者執行一條重農主義政策(黃仁宇，2002，P.174)，用軍屯和民屯的辦法恢復農業生產。軍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將大批年富力強的兵士轉化為農業勞動力?！懊裢偷膭趧恿σ徊糠謥碜哉心?，一部分來自移民；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制編為‘屯田人戶’的‘中產之民”’(陳智超、喬幼梅，1998，P.614)。這樣做，雖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卻導致人口，特別是作為城市中堅的中產之民流向農村，流向商品經濟落后的北方。元統治者對民間經濟的剝削和恐怖統治也是歷代少見的(黃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統治者在主觀上沒有限制海外貿易，對城市的工商業則通過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擴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稟賦以及所形成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場機制的自我發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國走出農本社會。

明朝的要素稟賦使人口有極大的回旋余地，同樣十分不利于中國社會向工商社會演進，而且政府的政策對工商城市的進一步發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組織遷民。從蘇、松、嘉、湖、杭前往臨濠，從山西遷民于北直隸、山東、河南等，是幾次最大的行動。爾后官方移民漸少，人口自發流動依然繼續，猶以‘人稠地狹’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蘇、松等地區輸出人口為多”(陳智超、喬幼梅，1998，P.25)。尤其將江南居民或強迫，或自愿遷往農村，必然推延中國這塊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區向工商社會演進。雖然明朝中期后隨著人口的增長，江南一帶人口壓力上升，中國社會再次產生向工商社會過渡的內在沖動。然而，明朝長期實行海禁，社會—經濟體系十分封閉，海外貿易重新納入了朝貢體系，使明朝向工商社會演變的條件要較宋朝更為欠缺。

海外貿易是由政府壟斷還是有民間參與，決定了為何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沒落，最終為英國取而代之。這是因為海外貿易本質上是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率的經濟活動，需要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例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必須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遠洋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另外，海外貿易所需資金十分龐大，周轉的速度十分緩慢，有時長達幾年，而且包含極大的自然或人為的風險。為了解決融資的困難并幫助化解投資風險，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應運而生，并帶動其他金融制度的誕生和完善。這種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核。如果沒有海外貿易巨額利潤的刺激和各行各業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無法持續的。工業革命在市場機制能自由運轉的英國發生，而不是在王權高于市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發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貿易由王室壟斷，既無助于市場機制的發育，特別是金融制度的演進，又無助于民間經濟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對外貿失去興趣，外貿因無成熟的民間力量的支撐而很快凋零(陳志武，2003)。所以，在實行海禁的條件下，中國向工商社會的演進是走不多遠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雖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帶又有向工商社會演變的內在壓力，但是這種人口壓力會不會最后沖破海禁和理學的束縛，使中國融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早期全球化進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為這個過程再次為中國地理稟賦的巨大變化而中斷。滿族入關使中國人口再次銳減的同時(圖一)，極大地開拓和鞏固了中國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別是農耕條件良好的東北疆域，并鞏固了對臺灣的主權。這種人地比例的變化使重農主義有了再次實行的客觀基礎和內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國最有希望向工商社會演進的江南一帶，清朝的統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鎮壓也特別殘酷。例如，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對昆山、江陰、蘇州、嘉興、寧都、海寧的屠殺，清軍殺死總數達好幾十萬的人口，江南這塊土地的元氣無疑受到極大的摧殘。

明清之后，中國的許多歷史名城仍在。然而它們逐漸退化，既失去國際貿易的機會，又因全國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發展工商的機會。即使宋朝時一度成為工商兼外貿型的城市，例如開封和杭州，此時也已經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為中國社會提供內生增長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術。中國社會喪失了內生增長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幾個皇帝雖然被不少人歌頌為明君，其實他們并沒有遠見卓識為中國帶來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沒有敏銳的目光看到主動參與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們的千秋功業只是使中國的疆域大為擴大，并將北方的蠻族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國北疆威脅，使中華帝國在垂死之前獲得一次難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壓力再次升高時，世界的格局已經儼然形成，中國和歐洲先進國家的差距也已顯著拉大。等到19世紀40年代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時，中國社會已經爛熟，全國上下對已經發生了劇烈變化的外部世界幾乎失去了辨識和溝通的能力。

由于華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帶自古便能支撐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國雖較中東古文明的崛起時間要晚得多，但比起較不利于農耕的周邊地區來，還是較早地出現了有文字、城市等為特征的農業文明。這種較先進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這一核心農業區。人口壓力一般通過向西、向北、向東北，特別是向南的周邊地區的遷移獲得舒解。這種周邊存在廣大未開發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環境，使中國的文明日益壯大，并在古希臘文明衰敗之后，在長達1400年間，在實用技術方面領先于世界。但是，這種環境又使中國文明容易產生內在的惰性，因為不需太多的社會變革便能靠重復繁殖而自我延續。同時，這種地理環境形成的皇權至上的政治結構，也十分不利于對真理的徹底探索和科學傳統的形成。

中國的主要各朝都面臨邊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漢朝之驅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關，短時間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國無從獲得制度創新的機會。南北宋與遼、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國前后對峙將近300年之久。這些所謂‘蠻族’建立的國家，其實早已吸收漢族文明中的許多東西，與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為先進。這種長期而劍拔弩張的南北對峙，既給中國的傳統體制帶來嚴重的挑戰，也帶來探索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發展途徑的難得機會，使地理稟賦的改變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刻影響有比較充分的時間獲得體現。

果然，宋朝不但達到歷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態也有很大的突破，由軍事—政治中心演變為工商和外貿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遷徙自由、經商自由和外貿自由也較前朝為高。期間中國出現和農業并無直接關系，但對工商、軍事和外貿的發展至關重要的科學發明高潮。這說明，疆域相對人口的不利變化，使宋朝更有內在的壓力和動力尋找農業之外的謀生機會，特別是工商和海外貿易的機會。

然而畢竟這是一種前無古人的社會試驗，并不能像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那樣，有工業革命以后發達國家現成的榜樣和啟示，因而可以自覺地作制度設計和政策選擇以克服地理環境的限制。所以，盡管宋朝比中國的其他朝代更有機會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但實際上宋朝并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便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擁有先進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繼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國家相比，宋朝確實代表中國在人類活動的主要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時期。但是，宋朝距離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仍很遙遠。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學革命的前提外，還要有五大條件。對比這些條件，可以說，宋朝的地理稟賦較不利于中國繼續因循守舊地走農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國尋找新的生存、發展之路。當時中國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貿為導向的城市體系，出于稅收的壓力，政府給予民間較大的海外貿易的空間。在這三個條件上，宋朝似乎比后來的朝代更接近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但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宋朝仍面臨許多障礙；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問題上，則存在致命的弱點。例如，對逐漸勃興的市民文化，傳統儒學以禁錮人性的理學作回答。對日益壯大的民間經濟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則強調法家的富國強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復農本社會和建立政府對經濟的壟斷。這說明，即使宋朝能確保自己的安全，要沖出農本社會還面臨傳統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許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當時的歐洲尚處于中世紀的黑暗之中，科學革命尚未開始。即使宋朝有通過外貿吸收外來知識的愿望和內在動力，也無從分享要300年之后才會發生的科學革命成果。地理稟賦使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機會分享古希臘的科學傳統。所以，要宋朝獨立地發生科學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也沒有發生。宋朝發生的是實用技術的突飛猛進。

難怪李約瑟要感慨，為何科學革命只發生于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稟賦的原因，古希臘這樣超前的城邦文明只發生于巴爾干半島。包括希臘在內的歐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淪于中世紀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歐洲于15世紀末重新發現古希臘的智慧與科學傳統，中國便再次失去了對世界的領先。所以，對李約瑟之謎的回答似乎可以總結如下：首先，中東的古文明遠遠早于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其他文明。在希臘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學和技術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在公元2世紀左右衰敗后，至西方于16世紀重新發現古希臘智慧的整個1400年期間，是中國領先世界的時候。

但是，中國失去領先地位是一件事，衰敗得如此迅速則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繼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發生極大的逆轉。結果是人口的空間分布由宋朝比較發達的勞動密集型部門帶來的相對集中退化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門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對廣布。成為對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歐國家將眼光轉向海洋和新大陸，以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面對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陸、陌生的文明，這種新的發展途徑既有可能帶來暴利，也面臨巨大的風險，急需新的知識、新的技術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歐有強大的動力復活古希臘的科學傳統，使之發揚光大。此時，中國卻因獲得廣大的新邊疆而重新回到傳統的沿陸路擴散人口的老路上去。這條路中國幾千年來已經駕輕就熟，對社會組織和技術并不構成太多的挑戰，卻造成人口在空間上的分布越來越散。在當時的基礎設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間的社會聯系必然削弱，導致社會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國嚴重喪失城市的積聚效應和內生增長的源泉。結果，連實用技術的發明也日趨沉寂。

發生于1776年的工業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實質是通過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分工和貿易，利用專業化帶來的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促進經濟的發展。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等杰出經濟學家的指引下，比較自覺地遵從這種發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創造發明層出不窮，影響遍及全球。這說明，這場革命后地理稟賦對社會形態的演進的影響大大減小，因為再沒有一個民族能繼續傳統的生產方式而不受懲罰。然而，由于慣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環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處處皆是。

令人高興的是，自1978年來，中國主動通過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使經濟和社會日益變得自由、開放、充滿活力，并使中國的東部沿海成為世界分工鏈的重要部分。然而，對中國通過什么途徑實現現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觀點。中國因此面臨如下的兩難問題。是進一步改革社會—經濟制度，以便讓東部沿海獲得更多的制度創新的空間，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鏈的較高部位；還是出于對糧食安全、社會穩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等等的過多憂慮，對進一步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疑慮重重。換言之，究竟是通過徹底融人世界經濟，在社會—經濟體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軌，以求實現自身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是拒絕徹底走出農本社會，限制農民進城定居，力保糧食自給，以發展小城鎮和農村工業化為途徑，力求避免徹底融入全球經濟的爭論并沒有結束。

在筆者看來，前者不但能使東部地區沿著世界分工鏈更快上升，還能使中西部分享東部繁榮；后者只會使中國重陷低水平的、重復的分工怪圈。這一爭論對中國能否順利完成趕超世界先進民族的任務，并在完成趕超任務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樣成為具有原創能力，并能占據世界分工鏈上端的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研究宋朝社會轉型失敗的歷史教訓，對有悠久的自給自足和孤立、清高傳統的中國來說，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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