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國家范文10篇

一引言

2004年底，國際清算銀行邀請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央行行長共同討論了有關外匯市場干預的問題在過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對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地干預，然而這種干預在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一直很普遍這些國家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進行干預主要是因為國內貿易政策和與之相關的政府執政的影響但是，發達國家不再進行積極干預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假如干預對名義匯率沒有持久和獨立的影響，則對實際匯率和貿易部門的競爭條件改善也沒有持久影響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場有足夠能力去吸收和治理沖擊鑒于以上幾點，在發達國家中，沒有必要來干預匯率

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界限傾向于更少的資產替代性，與私人市場相比，當權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對于市場總收益而言，他們擁有很多的外匯儲備總的來說，外匯市場干預對總收益的影響并不大許多央行認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匯率的波動而不是讓匯率達到一個特定水平近幾年來各家央行已經提高各自干預技術，他們現在花費更大的資源去了解市場，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結果是否有效，因為市場參與者的復雜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驅使匯率變動的知識仍然存在缺陷，各種干預技術主要還是視情況而定，方法也是在嘗試中發展的，這也證實了匯率干預的不確定性

二央行對外匯市場干預的目的

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是為了實現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經濟目標例如，控制通貨膨脹，維持金融穩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對外匯市場干預有哪些影響主要依靠于許多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發展的階段金融市場發展的程度和一國對各種沖擊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對外匯市場干預的操作上所給出的精確定義仍然處于爭論當中

對外匯市場干預有以下三個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響匯率水平，其次是減少匯率波動性或者說給外匯市場提供了流動性，最后是影響外匯儲備量外匯市場的干預由宏觀經濟目標所驅使的：控制通貨膨脹或維持內部平衡，維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資源分配不當或維持競爭和促進增長，預防或處理市場無序或危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央行可以尋求目標來控制匯率和匯率的波動性或影響外匯儲備量

現象和問題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舉世矚目的國際資本涌入浪潮。IMF的資料顯示，1990-1997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的年均資本凈流入高達1300億美元，在個別高峰年份（如1996年），這個數字接近1900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趨勢一度發生了改變，但近一兩年來，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量又有顯著的回升。與此同時，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伴隨著國際資本的大量涌入，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亞洲和拉美地區國家）的國際儲備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在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目前已經高達8000億美元。另外，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新興市場國家所吸收的外國資本至少有50%變成了國際儲備。在許多國家，快速增長的國際儲備不僅遠遠超過了傳統的3個月進口標準，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債務的規模。

盡管對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全球化時代一國國際儲備的合理規模學術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對于資本大量流入和國際儲備急劇增長同時并存這種現象的合理性，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了置疑和批評。約瑟夫。斯蒂格里茲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銳批評就是最新的例證。在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運作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為了控制匯率風險，一方面以較高的成本引進各類外國資本，同時又以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匯儲備，這不僅意味著一定的靜態損失，還意味著較大的機會成本。此外，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期，還會增大通貨膨脹和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因此，如何認識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存在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如何調整相關的政策，是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課題。

原因

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資本賬戶開放引起的資本過度流入。雖然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并不一定總會引起資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實際情形是，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放慢造成了國際利率水平的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使國際投資者相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具有良好的增長前景，甚至產生了非理性的過度預期。結果，伴隨著資本管制的放松，特別是資本流入限制的大規模解除，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發生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在這些國家，大規模流入的國際資本并沒有完全被實體經濟部門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體系并且成為相對過剩的資本。從根本上講，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正是貨幣當局通過市場干預將這部分相對過剩的資本輸出海外的結果。值得強調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這種資本過剩，是建立在資本過度流入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如果資本流入是適度的，那么，這種資本的過剩是本不應發生的。

當代新興市場國家群體

從一般意義上講，新興國家的出現，并不是什么新現象。自從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特別是在英國率先發生產業革命后的150年期間，先是法、德、美相繼崛起，繼而日俄等國又趕了上來。這些國家，在當時，對老牌大國英國來說，都是新興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探索發展道路、致力于改變落后貧困面貌的艱難過程中，前進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東亞的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起飛。經濟高速增長。僅僅用了大約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業化，被稱為新興工業經濟體。曾引起世人的稱道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欽羨。

當今我們說的新興市場國家，是繼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新興國家之后的又一批新興國家。它們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興起的。這些新興市場國家與過去歷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這些國家數目眾多，不像過去那樣一定時期只有一兩個或少數幾個，而是成為一個群體。它們究竟有多少，其說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推出“國家出口戰略”時曾提到美國將以經濟增長最快、市場潛力最大的10個“新興市場”為主要貿易對象，它們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蘭、土耳其、中國、印度、印尼、韓國。進如21世紀后，西方媒體和經濟學家論及新興市場時，所提到的國家就更多了。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6年)載文說，近幾年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有32個。美國《紐約時報》(2007年)載文稱，目前新興市場有26個。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7年6月)發表世界銀行前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的文章說，新興經濟體“包括大約30個中等收入或貪困國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這些估計，已不是像當年克林頓那樣，從美國與之發展對外貿易關系的角度，而是從世界力量對比、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論新興經濟體數目有多少，人們都特別重視其中的幾個大國，即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的經濟學家們就把四個最大的新興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專門提出，把它們一并冠以BRICs(被譯成“金磚四國”)的稱號。這些國家人口眾多，經濟規模和市場潛力大。它們的快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影響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保險市場和其他市場一樣，也面臨著許多特殊的挑戰，其中保險監管制度的調整和與國際接軌問題首當其沖。

應當客觀地看待新興市場國家保險制度的弱點

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的研究報告認為，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不穩定，主要是由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和制度方面的失靈造成的。這些國家，在進行了重要的結構性轉變后，常常會出現高通貨膨脹率等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穩定的情況。就保險業而言，問題首先是由于保險公司內部管理松懈引起的。由于內部控制不力，出現道德風險，公司所有者缺乏應有的積極性去謹慎行事，并對經營管理人員進行監督，這種情況通常會引發制度上的失靈。公司的經營管理人員可能會在一種與合理的財務慣例不一致的目標指導下行事，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可以避免外部紀律的約束。法律框架不健全，使得管理松懈和公司控制不力等問題變得愈發嚴重。

按照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的觀點，要在新興市場國家建立健全與國際接軌的保險監管制度，必須首先具備一些基本的前提條件，必須要有合理的經濟結構和良好的宏觀政策，以便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防止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如果整個經濟不穩定，銀行、信貸和稅制等金融與法律基礎不健全，保險業就不可能穩健發展。同時，還必須在社會各方面達成共識，支持建立和維持健全的保險市場所必需的措施。新興市場國家的保險監管制度只有當達到了國際認可的審慎標準，保險業只有已頗具備競爭性、專業性和透明度時，保險市場才能實現真正的整體穩定。

雖然在許多方面都急需進行改革，但必須看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保險市場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保險制度的調整必須考慮到每個國家的特殊情況。此外，保險監管框架也必須經常進行調整，以便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觀念和市場需求。

應當為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必要的基礎條件

現象和問題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舉世矚目的國際資本涌入浪潮。IMF的資料顯示，1990-1997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的年均資本凈流入高達1300億美元，在個別高峰年份（如1996年），這個數字接近1900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趨勢一度發生了改變，但近一兩年來，流向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量又有顯著的回升。與此同時，一個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伴隨著國際資本的大量涌入，絕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亞洲和拉美地區國家）的國際儲備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在亞洲，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目前已經高達8000億美元。另外，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新興市場國家所吸收的外國資本至少有50%變成了國際儲備。在許多國家，快速增長的國際儲備不僅遠遠超過了傳統的3個月進口標準，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債務的規模。

盡管對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全球化時代一國國際儲備的合理規模學術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對于資本大量流入和國際儲備急劇增長同時并存這種現象的合理性，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了置疑和批評。約瑟夫·斯蒂格里茲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銳批評就是最新的例證。在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運作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為了控制匯率風險，一方面以較高的成本引進各類外國資本，同時又以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匯儲備，這不僅意味著一定的靜態損失，還意味著較大的機會成本。此外，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期，還會增大通貨膨脹和實際匯率升值的壓力。因此，如何認識現有的國際儲備體系存在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如何調整相關的政策，是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課題。

原因

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資本賬戶開放引起的資本過度流入。雖然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并不一定總會引起資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實際情形是，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放慢造成了國際利率水平的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實施的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使國際投資者相信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具有良好的增長前景，甚至產生了非理性的過度預期。結果，伴隨著資本管制的放松，特別是資本流入限制的大規模解除，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發生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在這些國家，大規模流入的國際資本并沒有完全被實體經濟部門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體系并且成為相對過剩的資本。從根本上講，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正是貨幣當局通過市場干預將這部分相對過剩的資本輸出海外的結果。值得強調的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這種資本過剩，是建立在資本過度流入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如果資本流入是適度的，那么，這種資本的過剩是本不應發生的。

一、引言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實體經濟部門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問題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點，少有學者關注金融部門的外國直接投資（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簡稱FSFDI）。這主要是因為此前FSFDI的規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視。此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全球FSFDI的數量特別是流向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FDI的數量迅速增長，一些外國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如國際清算銀行下屬的“全球金融系統委員會”（CGFS）于2004年3月發表了一份題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部門外國直接投資》的報告，該報告探討了此前10年新興市場經濟體FSFDI的有關問題。同年，該委員會在漢城、墨西哥城和華沙分別組織了三場專題研討會，以深化對該問題的研究。此后，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FDI問題得到了國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將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部門產生哪些影響？新興市場國家在吸收FSFDI時應注意哪些問題？鑒于中國三家國有商業銀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都已經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因此，認真研究這些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

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較低，并且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流，而流向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FDI數量較少。此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全球FSFDI總額大幅增長，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吸收的FDI數量迅速增加。如中東歐轉軌國家在銀行體系改革過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流向中東歐國家金融部門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之后，以西班牙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和美國開始大幅增加對拉丁美洲國家金融部門的FDI；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一些東亞新興市場國家也開始在銀行市場逐步引入境外投資者。從數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這一時期，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吸引的FDI總額僅為60億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這一時期，該數額增加到700億美元，其中僅2001年一年便達到200億美元。筆者認為，新興市場國家FSFDI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個：

第一，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是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迅速增長的直接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數量大幅增長。發達國家的大銀行由此也紛紛加大了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直接投資，以便繼續為本國的跨國公司提供金融服務，即所謂的“跟隨客戶”（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這是早期的也是較有影響的對外資銀行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理論解釋。從實踐上看，中東歐轉軌國家金融部門FDI的迅速增長得益于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如歐盟東擴）的不斷加快；而拉丁美洲國家金融部門FDI的迅速增長則得益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組建和以美國為主導的構建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努力。

第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紛紛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進程，進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資本進入其金融部門的政策性障礙，使FSFDI的大規模增長成為可能。90年代初期，中東歐轉軌國家普遍進行大規模的銀行不良資產清理、注資以及面向國內的私有化，但這種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卻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這些國家逐漸開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銀行改革過程中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并最終選擇了對外資銀行的全面開放。拉丁美洲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進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現為放松金融管制和開放資本賬戶；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也逐漸開始向外資銀行開放本國銀行市場。這些舉措消除了國際金融資本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性障礙，提高了大型跨國銀行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積極性。

證券市場失靈及其經濟損害在理論上驗證了政府對證券市場實施監管和干預的必要性與合理內核。同西方成熟市場相比，新型證券市場具體監管制度的實施受制于監管者的職能定位，而后者實際上又受制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國情和經濟發展狀況，新型市場需要更廣泛、更深入的政府介入。這些客觀因素決定了新興證券市場上的監管目標和監管制度中所透露出的不同于發達市場的特性。比較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的特性以及進行理論剖析對中國證券市場進行科學、公正、合理、有效的全方位監管具有借鑒意義。

（一）新興市場監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興證券市場是指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傳統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的證券市場[2].同西方成熟市場相比，新型證券市場監管目標和監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發達市場的特性。

1、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過去高度干預與迅速市場化之間存在著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國家是在缺乏證券市場的初始狀態下引入證券市場，要經歷一個發展必要的金融機構以填充原先的結構和功能空白的過程，新興市場的政府就要在建立這樣一種體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應定位。在新型國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實際情況往往是過去極度的政府干預已使得市場強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體系和不健全的經濟結構制約下，新興證券市場在初始生長期不應實行高度寬松的市場化發展策略[3].政府監管作用的積極發揮將有力地促進國內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實際中，政府監管者缺乏必要的經驗、技術手段落后和市場管理所面臨的大量現實困難使得新興市場監管蘊含相當高昂的成本，尤其是執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狀態下較多的政府行為和行政干預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新興市場的特性。

2、在經濟基礎薄弱的國情條件下，新型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資本需求

證券市場失靈及其經濟損害在理論上驗證了政府對證券市場實施監管和干預的必要性與合理內核。同西方成熟市場相比，新型證券市場具體監管制度的實施受制于監管者的職能定位，而后者實際上又受制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國情和經濟發展狀況，新型市場需要更廣泛、更深入的政府介入。這些客觀因素決定了新興證券市場上的監管目標和監管制度中所透露出的不同于發達市場的特性。比較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的特性以及進行理論剖析對中國證券市場進行科學、公正、合理、有效的全方位監管具有借鑒意義。

（一）新興市場監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興證券市場是指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傳統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的證券市場[2].同西方成熟市場相比，新型證券市場監管目標和監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發達市場的特性。

1、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過去高度干預與迅速市場化之間存在著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國家是在缺乏證券市場的初始狀態下引入證券市場，要經歷一個發展必要的金融機構以填充原先的結構和功能空白的過程，新興市場的政府就要在建立這樣一種體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應定位。在新型國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實際情況往往是過去極度的政府干預已使得市場強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體系和不健全的經濟結構制約下，新興證券市場在初始生長期不應實行高度寬松的市場化發展策略[3].政府監管作用的積極發揮將有力地促進國內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實際中，政府監管者缺乏必要的經驗、技術手段落后和市場管理所面臨的大量現實困難使得新興市場監管蘊含相當高昂的成本，尤其是執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狀態下較多的政府行為和行政干預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新興市場的特性。

2、在經濟基礎薄弱的國情條件下，新型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資本需求

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宣告美國次貸危機向全球金融危機演變。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波及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它的爆發使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新的變化，發達國家在危機中傷痕累累，而新興經濟體成為國際經濟舞臺上舉足輕重的角色。

原有世界經濟格局有待重構

金融危機帶給世界“好日子結束”的精神惶恐，不過也伴有全球經濟體排名更迭帶來的新鮮感——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歐盟各國艱難復蘇，日本政治經濟動蕩不安，“金磚四國”等新興市場大方購買IMF債券，這一切信號都在宣告世界經濟格局已悄悄發生改變。展望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天平已逐漸向新興市場傾斜。

對此，中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李春頂博士認為，此次危機使全球減弱對美國信心。專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機發端于美國，傳染全球，可謂“美國感冒，全球打噴嚏”，由此傳遞了兩個信號：一是美國在全球經濟中處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有些失職。正是由于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全球各國的反思，即過度依賴美國和美元的世界經濟格局需要有所改變。

新興市場引導世界經濟復蘇

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危機中仍然保持了相對較快的經濟增長，顯示了較強的抗危機能力，給世界經濟的恢復帶來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頂稱，金融危機對于世界經濟秩序的影響，主要在于動搖了世界對于美國的信心，以美國為主導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戰，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顯現，同時新興市場國家作為脫穎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關注。然而，實際情形并沒有實質變化，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短期來看不會改變。

本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前十年中，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重塑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框架和傳導機制。全球經濟和金融聯動性增強使得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周期日益趨同。因此，經濟沖擊的傳播，尤其是通過金融途徑的傳播變得更加迅速。金融全球化拓展了經濟危機傳播的渠道，加劇了風險的相互融合。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全球化使得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國內經濟和金融環境，并增大了央行預測國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以及制定貨幣政策的復雜程度。

一、流動性新規與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

2010年12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通過新流動性監管標準，會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經營以及貨幣政策框架產生重大影響。流動性新規旨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流動性監管標準，在經濟金融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增強銀行部門抵御市場沖擊的能力。在流動性新規出臺之前，諸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持有了較高份額的流動性資產，這部分源于較高的準備金要求，部分則由于監管當局對流動性的特殊規定。此前由于國際流動性監管規則缺位，一些跨國銀行或者跨國銀行在本地的分支機構更傾向于保持寬松的流動性，由此會誘發新興市場經濟體資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銀行體系期限錯配的風險。流動性新規出臺有望促使新興市場經濟體建立更具彈性的銀行體系。凈穩定融資率（netStablefundingratio）指標受到重視，因為凈穩定融資率更加關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動性缺口。過去由于籌資的短期屬性使得銀行大多發放短期貸款，加之資金流入充足，銀行對籌集長期存款缺乏動力，流動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視。新的流動性監管標準會使得那些在國際市場融資活躍的銀行減少其投資組合收益，并影響到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別是流動性新規的乘數效應，會減少銀行的部分國內信貸和跨國借貸。在金融危機期間，相較于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債券價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國家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蒙受了持有大量債券的慘重損失。當更加嚴格的流動性監管標準要求跨國銀行或國內銀行減少貸款期限轉換時，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體系將會面臨一個問題，即銀行是否應該發行長期債券為其信貸投放籌集資金。總體來說，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包括外資銀行均將存款作為其投放貸款的主要來源。因此，較之于諸多發達經濟體，旨在減少批發融資的流動性監管新規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并未受到同樣關注。近年來由于私人部門存款增長滯后于銀行貸款業務，新興市場經濟體逐步將融資渠道轉向外部。此外，銀行大量擴張房地產及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但同時負債期限沒有相應延長，因而一些國家銀行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現象持續存在。近年來國際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促使銀行逐步開始重視國內長期融資。與外部借貸、國內銀行發行國際債券相比，發展資產抵押證券市場的收益更大。盡管如此，短期內，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銀行不會替代資本市場成為長期資金的主要來源。在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金融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執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覷的阻力，因此面對資金持續大量流入時，一個深化的金融市場也并非萬能藥。

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

（一）匯率政策浮動匯率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受到廣泛支持。如哥倫比亞，自1999年哥倫比亞放棄了匯率目標區間制以后，比索匯率的靈活性增強，靈活變動的匯率降低了國內物價水平。以控制通脹為目標的央行通常認為，只有當匯率劇烈、迅速波動時，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預，而當全球利率恢復至正常水平時，應停止外匯干預。金融危機爆發后，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加大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匯儲備緩沖，以減少持續的本幣升值預期所引發的投機行為。但如果本國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缺乏彈性，或者金融制度設計不完善，僅靠匯率浮動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沖擊，同時也可能由于匯率的自由浮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當然，也有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明確應該穩定匯率。如沙特阿拉伯貨幣管理局認為，對于沙特阿拉伯這樣的能源型經濟體而言，逆周期的財政政策以及相對穩定的貨幣購買力平價更能保持產出免受沖擊。

（二）將匯率作為中期貨幣政策目標一些新興經濟體央行將匯率作為中期貨幣政策目標，以強化央行管理匯率的主動性。一些央行認為可以通過允許實際匯率按照均衡匯率潛在升值，設定匯率正常波動區間以及允許本幣升值空間，以維持中期實際有效匯率。比如，以色列銀行估算了以色列謝克爾的實際均衡匯率，并分析了如何通過實際均衡匯率干預外匯市場。捷克國家銀行研究了通過長期均衡匯率測算捷克共和國加入歐元區的時機。從實踐來看，實際均衡匯率一般通過模型估算得出，貨幣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確指導，并做出抉擇是很困難的。此外，考慮到匯率波動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以及匯率超調所引起的出口損失，貨幣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匯率政策組合來對抗本幣匯率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