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新實體經濟的成功應受到肯定

在今年1月初，總理就已經明確表示：“網店是新經濟，但直接帶動了實體工廠的銷售；快遞業作為新經濟的代表，同樣既拉動了消費也促進了生產。這些典型的新經濟行業，實際上都是生產業，都是在為實體經濟服務，也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彼赋觯Π选爸袊圃?025”、“互聯網+”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緊密結合起來，形成新動能培育與傳統動能改造提升互促共進的良性循環。兩會前夕，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也曾對媒體指出，虛擬經濟產生于實體經濟，要服務于實體經濟，“這個原則是不能變的”。

“兩會”剛剛落幕，3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文章《浙江實體經濟正質變》，點贊阿里巴巴，稱“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正在迅速崛起”。文章指出，通過轉型升級“組合拳”，浙江實體經濟正實現“鳳凰涅”：由“低小散”變為“高精尖”，以高質量的GDP取代高增速的GDP。

有關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所貢獻的各類數據已經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應該說，《人民日報》的文章是實體經濟與互聯網關系長期以來的爭論的終結。從我國提出“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計劃》以來，中國制造業在努力實現從“制造”到“智造”和“質造”的轉型升級。

目前，要加快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來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和實體經濟升級，用新經濟、新業態、新動能的力量推動傳統產業更好適應經濟轉型，已經成為國家戰略。毋庸置疑，互聯網所代表的新技術已經成為未來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部分，掌握了云計算、物聯網、AR、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會給傳統產業和新產業都帶來更大的經濟收益。阿里巴巴去年線上交易額達到3.7萬億人民幣，這是實體經濟的銷售額，可以說，充分刺激了實體的生產和制造。這也是互聯網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效應的顯現。

IT生產率悖論&互聯網技術

其實，董明珠和宗慶后們與互聯網經濟并不對立。他們所擔憂的是互聯網這把雙刃劍用得不好，會傷人傷己。一些類似的爭論，其實也是近年來對于“IT生產率悖論”的重新提及。這類觀點認為互聯網擠壓而非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了“IT生產率悖論”，意指企業的IT投資和投資回報率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IT產業無處不在，而它ι產率的推動作用卻微乎其微”。如今，正是新技術興起，而并未由此推動著實體經濟進入新一輪的高歌猛進，反而有互聯網企業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確實令不少人又重新開始思考“IT生產力悖論”的問題。事實上，問題本質并非如此簡單。

《社會科學報》近日刊發了東北師范大學劉力臻教授《如何看待“IT生產力悖論”？ 》一文，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電商去中介化及信息對稱的低成本運營，給商業實體店帶來了巨大沖擊，但這并不會打壓實體經濟，因為互聯網幾乎可以覆蓋所有的實體產業，并使其在互聯網化中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大量數據證實IT――互聯網給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收益，卻沒有數據能證明IT――互聯網會降低勞動生產率。”文章認為，真正傷害實體經濟的是惡性競爭和過度壟斷。對于這一觀點，筆者深以為然。

當前，在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期，非公平的競爭和壟斷產生負面效應。為了搶占市場而進行的各種“紅包”“燒錢”搞促銷、產品質量不過關、服務監管不到位等問題頻發，導致企業無利可圖，真正的創新被擠壓，追求眼前效益而忽視企業的長遠發展，這些都成為打擊實體經濟的“幫兇”。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如缺乏創新，尤其是技術的創新和理念的創新。這主要表現在，企業缺乏創新動力，缺少核心技術，管理觀念陳舊，沒有適應互聯網快速發展的趨勢，缺乏開拓的勇氣和魄力。再如，相關監督引導機制還不夠完善和成熟。尤其是對互聯網運營的規范、監督，還存在不少問題，等等。

篇2

關鍵詞：新興經濟體；經濟秩序；發展中國家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02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4044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之后的第二大經濟體。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也穩居世界前十名行列。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組成成員界定，經濟社會中具有以下幾個觀點，首先是美國首席經濟學家提出的金磚五國概念，并與2005年將其發展為金磚11國，包括中國，韓國，菲律賓，伊朗等。其次還有靈貓六國，迷霧四國等集團化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對新興經濟體的衡量標準進行了界定，從二戰后經濟增長，經濟規模，人均收入水平，國際經濟地位等七個方面對新興經濟體的概念進行限定，并將條件符合的11個國家列為新興經濟體，簡稱為“E11”。

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據日益重要的影響，隨著新興經濟體的不斷發展，西方國家對于其的態度也隨之轉變。美國經濟衰退時期，總統奧巴馬曾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表示美國將于未來與新興經濟體共同合作，恢復并穩定全球經濟的發展。2013年，美國經濟出現了明顯好轉，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與法國商界會談時表示，新興經濟體將會對美國及歐盟的合作帶來巨大的挑戰。由西方國家對于新興經濟體既愛又恨的態度可以看出，新興經濟體在21世紀的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將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遷。

一、新興經濟體影響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21世紀以來，新型經濟體利用其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事務，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改變了二戰前夕以美國和前蘇聯為首的經濟格局。

（一）建立新型世界經濟增長格局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成為現階段世界經濟格局的最新特點。世界范圍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經濟出現了同步增長的現象，特別是中國、印度等經濟人口大國，在國內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在09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前，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黃金力量。2009年，由美國華爾街開始，全球經濟急劇下滑，新興經濟體的強勁發展勢頭也由此被打斷。2011年，世界經濟轉入穩步恢復階段，世界經濟增長數據顯示，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后，新興經濟體的恢復與增長速度始終高于發達國家與世界平均增長率，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

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與19世紀50年代的經濟復蘇具有不同的特點，新興經濟體能夠及時獲取經濟前沿情報、分享經濟發展的最新成果。據MF數據顯示，最近十年中，新興經濟體的人均GDP發展達到百分之六左右，高于發達國家人均GDP增長的三倍。在09—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而新興經濟體的人均GDP則繼續保持正增長局面，達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拉動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推動力經濟全球化的進步，國際金融機構預測在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依然將保持迅猛的發展趨勢，逐步建立一個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經濟增長格局。

（二）新興經濟體引領全球經濟的復蘇

工業革命后，世界經濟經歷了多次經濟金融危機，一般來說，經濟危機后世界經濟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處于蕭條狀態，如1929年出現的經濟大蕭條，造成世界經濟負增長七年，直到1954年，美國經濟才得以恢復到原來水平。19世紀70年代爆發的石油危機也將西方國家紛紛拉入十年滯脹局面，拉美地區經濟增長20年未得到有效恢復。而09年的經濟大衰退后，世界經濟復蘇迅速，其中很大部分應該歸功于新興經濟體的強力發展。

根據近五年MF調查數據顯示，新興經濟體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全球經濟增長的百分之七十來自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貢獻。2010年，新興經濟體的全球產出增量達3萬億美元，占世界的經濟增長的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見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推動引領全球經濟復蘇的主導力量。

（三）新興經濟體帶動全球經濟重返擴張

經濟危機爆發后，國際經濟機構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仍然持有樂觀的心態，經濟學家認為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仍然處于擴張階段。除此之外，世界銀行的未來發展趨勢中預測，新興經濟體將占據全球內需的一半左右，亞洲經濟體將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的主導力量，將以年均百分之八的經濟貢獻量位于世界經濟增長首位。

二、新興經濟體改變國際經濟秩序

新興經濟體對于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分為兩個主要方向：一是改變國際經濟力量格局，全球經濟集團的碰撞對抗加劇。二是推動新型的經濟結構出現。資金能源分配由發達國家主導轉變為向新興經濟體傾斜，全球需求增長依賴于新興經濟體的拉動。

（一）全球經濟重心傾斜，經濟力量格局轉變

1.經濟重心轉向新興經濟體。根據MF預測，到2016年，中國、印度、韓國等新興國家的GDP規模將達到21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的百分之二十三，同時，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GDP比重將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世界銀行在2011年的全球經濟報告中預測，至2025年，中國、巴西、印度、韓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世界的半數以上。

2.行結構調整?，F階段，全球經濟分為三大發展板塊：北美板塊、歐洲板塊和亞洲板塊。據國家經濟機構預測，21世紀將以亞洲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力。從MF提供的經濟數據來看，亞洲經濟在未來十年內將持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亞洲也將力壓美國、歐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區域。

3.大國排列次序發生變化。09年經濟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了明顯倒退，據國際經濟機構預測，未來10年間，世界十大經濟體的排名的入榜情況將發生較大的變化，新興經濟體將占據十大經濟體的半數以上，整體發展力量增強，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劇烈沖擊。

雖然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趨勢迅猛，但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仍然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時期。只要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保持持續上升的狀態，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正確指導思想，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新興經濟體仍然具有發達國家所不具有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優勢，國際經濟局勢依然有利于發展中國家。

（二）國際經濟格局出現結構性調整

1.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需求上升的引擎。就現階段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趨勢來看，個人累積財富數量迅速增加、中產階層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力階級、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物質精神商品消費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國家內需增長成為拉動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的主體力量。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未來二十年中，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消費將超過發達國家，保持百分之九的年增長率。

2.財富分配格局變化，新興經濟體占據有利地位。新興經濟體的迅猛發展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使全球的財富分配格局出現了變化。東半球成為財富集中的區域。根據對全球外匯儲備的數據監測可知，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量在2013年達到8000億美元。國際資本開始出現逆向流動，即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除此之外，新興經濟體的政府財政收支逐年趨于平衡，政府欠債情況得到大幅緩解，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后勁十足。

3.金融貨幣格局變遷。隨著經濟格局的變化，部分新興經濟體通過貨幣金融、大宗貿易等不斷壯大自身金融業的發展，進一步促進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外匯儲備數據顯示，美元的外匯儲備比例在過去十年間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此種趨勢將會持續進行。多極化世界的發展將會推動貨幣多元化的格局出現，世界銀行組織預測，在2030年之前，將會達到美元、歐元、人民幣三種貨幣鼎力局勢。

三、新興經濟體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不成熟、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仍然面臨問題與挑戰。

（一）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2009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處理政策，美元不斷貶值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壓力增長。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經濟基礎較為薄弱，需要面對通貨膨脹、物價提升的多重壓力。2009年以來，我國國內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一直處于上漲狀態，2013年的CPI漲幅達到2.9%。為了緩解物價上漲危機，新興發展中國家采取了增加銀行存款利息等貨幣金融政策控制通貨膨脹危機，在階段時間內取得了部分效果。但新興經濟體仍將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本幣升值壓力，如何快速的化解膨脹危機成為新興經濟體發展的重要問題。

（二）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現象嚴重

后危機時代，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恢復緩慢，失業率仍然保持在較高水平，而歐盟成員國家大部分身陷債務危機。在這種復蘇緩慢的經濟形勢下，發達國家降低了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產品需求，同時，為了保護國家經濟的發展，政府也采取了對于本國商業的貿易保護措施，排斥新興經濟體的產品輸出，這就造成了新興經濟體對外貿易受阻情況。例如在中美貿易交往中，美國在09年到12年間對中國輸出產品進行了十余次的反傾銷調查，中美兩國的經濟爭端不斷凸顯。由于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可以預見，未來新興經濟體仍將面臨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對外出口市場將會嚴重萎縮。

（三）新興經濟體在社會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

由于發達國家主導國際社會分工，新興經濟體在對全球經濟貢獻與所得的財富比例不符。雖然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是經濟基礎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新興經濟體在先進科學技術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大部分重要的電子產品零件仍然依賴進口。由于此類條件的限制，一段時間內，新興經濟體仍然將處于國際社會分工的底層。

（四）新興經濟體之間合作欠缺

各新興經濟體之間為了爭奪有限的國際資金、商業投資互相進行慘烈的競爭，例如中印之間在非洲爭奪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不僅削弱了本國的競爭力，還為其他觀望國家提供了可乘之機。這種重競爭輕合作的做法不利于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聯合發展，限制了經濟體總影響力的增強。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新興經濟體是當今經濟社會中一個有力的發展力量，其在未來幾十年時間內也將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是就目前經濟社會來說，仍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局面。由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國際經濟社會內部矛盾將不斷激化，新興經濟體在面臨機遇的同時也需要合理處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挑戰，為更加合理、公平的新型經濟秩序的建立做好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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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金融創新；新興經濟體；穩定性影響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0月20日

一、金融創新與新興經濟體的內涵及其關系

（一）金融創新的內涵。什么是金融創新？許多知名學者就其概念進行商榷，但最終沒有得出一致的答案，但總歸來說，就是在經濟利潤的驅動下，促使人們不斷探求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結構、新的金融服務等等一系列的相關因素，進而變更現在所運行的金融體系，實現利潤效益的最大化。當然，金融創新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金融概念的理清也是一個過程。總而言之，對金融創新概念的理解可以試圖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解釋。

從宏觀層面來說，金融創新就像人類發展一樣是一部不斷更新的歷史，它的發展往往與金融界的重大事項緊密相連，金融界每一次登上一個新的臺階，都是金融創新推動的結果。在此層面上的金融創新呈現以下特征：時間跨度特別長，波及范圍特別廣，且形式多種多樣。之所以呈現時間長，是因為每一次創新從開始到結束都是一個過程，都需要時間來完成；之所以范圍廣，是因為創新不僅僅在技術領域還包括服務領域、市場機制、結構體系以及與銀行相關的一系列業務。

從中觀層面來說，金融創新的內涵要比宏觀層面的內涵更加清晰，中觀層面的金融創新局限在金融領域的技術以及產品上，通過對這些金融項目進行更新，進而在制度上進行創新，從而提高金融所創造的經濟效益。

就技術創新而言，是指運用新的技術或者重新組合各個要素，從而制造出新功能的產品。就產品創新而言，是指新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傳統產品所不具有的新性能，也提高了原有產品的質量，整體上性價比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就制度創新而言，則是指變更原有的管理、形式、規則等，從而使整個系統的效率都在原有程度上有所提高。就此層面的意義來說，這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轉嫁金融風險，把風險限制在最低限度，積極地適應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變化而做的努力調整。

從微觀層面來說，金融創新單單指金融工具的創新。從創新實踐上來看，微觀層面的金融創新分為四種類型：信用創新型、風險轉移創新型、增加流動創新型以及股權創造創新型。

（二）新興經濟體的特征。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新興經濟體”這一新的名詞開始進入人們的世界，那么如何對新興經濟體進行一個明確的定義？如何正確的審視新興經濟體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新興經濟體在全世界經濟發展中又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怎樣處理同發達國家與加強自身合作的關系？這些問題是自20世紀末期以來都討論的話題，至今也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令人滿意的結果。但是都認同的是新興經濟體是指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經濟持續不斷的蓬勃發展，進而成為新的經濟實體，主要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再者，從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逐步提高對外開放程度，經濟迅速增長，呈現趕超態勢，城市化、工業化步伐不斷加快。另外，在金融危機的浪潮中，雖然新興經濟體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主要的沖擊在發達國家，且新興經濟體在危機過后恢復崛起的勢頭很是強勁。

（三）金融創新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關系。那么新興經濟體與金融創新有何聯系呢？新興經濟體能夠快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創新的推動，金融創新是新興經濟體持續發展、后勁充足的動力，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日益改變著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掀開了人類邁向新世紀的新篇章，但是這一過程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創新的支持。金融創新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機遇，促使其發展，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助力，這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充分認可。根據數據統計，這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而金融的創新又給新興的經濟實體注入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金融業屬于第三產業，在21世紀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否抓住第三產業的機遇發展自己，關系著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隨著新型經濟體的增多和發展，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日益有聲，建立新的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也有了希望。舊的國際經濟格局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他們才是最大獲益者，促使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新興經濟體登上歷史舞臺，將有利于構建平衡、穩定、互利互惠的格局。

二、金融創新對新興經濟體穩定性的影響

新時期，經濟領域的環境十分復雜，盡管金融創新促進新興經濟體經濟不斷增長，但是經濟的過熱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國際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也制約著經濟的增長速度，影響著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的穩定性。總而言之，金融創新對新興經濟體來說有利也有弊，金融創新的積極影響體現在：第一，相對于投資者而言，投資者可以審時度勢選擇比較安全的金融方，增多了選擇項，提高了投資者實際的效益收入；第二，對于籌資者來說，為籌資者提供了多種多樣的籌資渠道，使其能夠聚集社會上閑散資金，為其提供了資金保障；第三，對金融機構而言，減少了程序處理的流程，節約了時間，大大提高了資金運轉的效率；第四，對經濟發展本身而言，打破了資金流通堵塞的障礙，促進經濟迅速的發展。但是，金融創新也不可避免的伴隨著一系列的消極影響，給世界各國，尤其是處于發展中的國家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金融創新產生了新的金融工具，這些新的金融工具貨幣性較強，給貨幣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實施帶來了困惑。與此同時，金融創新給金融界帶來了新的機遇和競爭，因此金融體系本身的穩定性就大大減弱，這些矛盾的存在對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新時期，世界各國普遍呈現出經濟增長放緩的態勢，出現放緩態勢一是由于需求不足；二是由于國家政策的影響。由于金融危機給各國帶來了牽連性的影響，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實施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以緩解金融創新帶來的壓力。金融危機產生的市場疲軟不僅僅在發達國家，也表現在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因此需求乏力將是各國面對的一種經濟常態。

（二）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的環境壓力。自從爆發了金融危機，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地尋找支撐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產業，其中，低碳經濟被人們提上了討論的日程，要發展低碳經濟就要試圖改變傳統的能源結構，開發清潔能源，研發高新技術支持能源的循環利用。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沒能在低碳經濟原則上達成一致意見，但可以肯定的是，倡導低碳經濟的生活方式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可想而知，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進程，而新興經濟體工業化進程還是正在進行時，以重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還是支撐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經濟的實施無疑會限制新興經濟體的發展。

（三）商品價格持續上升。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年間，世界各國的大宗商品，其價格都有所上升，有的還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商品價格有的呈現回調之勢，但總體上仍然會持續增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圍內流通，更重要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都逐步邁向工業化的發展進程。金融創新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確實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但更多的是一項挑戰，因為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相比掌握著更多的資源。

三、金融創新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健康穩定發展的路徑

在金融創新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的出路在于能夠適時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以便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性的發展。而今，新興經濟體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這些成就給新興經濟體帶來了掌聲，這就在客觀實際上掩蓋了新興經濟實體追求經濟發展與快速積累的矛盾。在新的發展階段，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探尋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跳出大多數國家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培育中產階級，擴大內部需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業的創新帶來的機遇是共享的，帶來的危機也是波及各國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新興經濟體不應該被外部的需求減少打垮，因為新興經濟體內部還有未開發出來的潛在消費者，即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形成的中產階級群體。像中國、巴西等這些新興經濟體要設法把潛在的消費者變成實際的消費者，培育正在發展中的中產階級群體，激發其消費需求，給予其消費能力，創造各種條件發揮自身存在的優勢資源。

（二）調整產業布局，推動產業升級。20世紀末期，經濟全球化趨勢加速發展，發達國家把自己成熟或者增加值低的產業向外轉移，轉移到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最大的效益。從客觀角度來講，發達國家產業的轉移推動了新興經濟體走上工業化的進程，因此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發達國家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發展中國家以產品制造業為主的局面。在未來的發展中，新興經濟體應該調節自身的產業結構和布局，推動自身的產業實現升級，適應發達國家的需要，另外還要抓住改革創新中的機遇，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爭取更多的主動權。

（三）完善市場機制，創造制度環境。在金融創新的背景下，會出現越來越多的新情況，發現越來越多的新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有一個制度來規范實施。再者，金融創新要想順利進行，也需要健康的市場機制來保障，沒有好的市場秩序，金融創新就是一紙空談，金融業也會加大經濟的不穩定，從而使經濟陷入困境?？傊屡d經濟體能否在完善的市場體制下實現調整，既關乎自身命運，也關乎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共同努力。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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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寅鋒.金融結構對金融穩定的作用機理：功能觀的分析視角[J].經濟理淪與經濟管理，2009.8.

篇4

關鍵詞：中國崛起　世界體系　霸權　體系變革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碼：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歷史曾多次上演大國崛起的悲喜劇。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19世紀末，當時正值英國霸權衰落之際，德國、美國和日本幾乎同時崛起。20世紀末，即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后，隨著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世界歷史再次進入一個大國崛起的時代。“21世紀將檢驗一個大國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對低成本的，這將是現代歷史上的第一次，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這樣。”國際關系理論迫切地需要對這樣一個理論問題進行解釋，即“中國崛起是否導致國際秩序不穩以及現存強國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國的融入?！?/p>

西方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如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都參與了關于中國崛起的世紀大論戰，以致有學者宣稱，“在21世紀的文獻中，中國崛起已成為一個公理性觀點(AxiomPoint)，正是‘中國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話題，引領著關于未來國際體系的種種猜想?！迸c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國家中心主義理論相反，世界體系論從整體主義視角對中國崛起做出了解釋?？梢哉f，作為主要研究大國興衰和世界體系變革的理論，世界體系論為分析中國崛起與世界體系變革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解釋框架。

一、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歷史地位

世界體系論最早由沃勒斯坦創立。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理論內部出現分化，發生了分別以沃勒斯坦和弗蘭克為代表的世界體系論之間的論戰，形成了兩大世界體系論流派，即“諸世界體系”和“單一世界體系”的對立。沃勒斯坦從整體主義視角出發，認為盡管人類經歷了多個世界體系，但只有16世紀西歐興起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這就是500年歷史的現代世界體系；弗蘭克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認為世界體系已經存在了5000年，從古至今人類有且僅有一個世界體系?！爸T世界體系”強調體系在歷史中的演變，因而歷史和體系都是動態的。“單一世界體系”強調歷史在體系內演變，因此歷史是動態的，而體系是靜態的。

世界體系論的兩派都很重視對中國的研究。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系形成于16世紀，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歐洲無疑是世界體系中的霸權中心，但他對東方各國是否曾在歷史上領先于西方語焉不詳。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一書中對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體系論提出了質疑，指出在歐洲霸權之前，存在一個“13世紀世界體系”，這對于“理解歐洲霸權的起源是很必要的?！北R格霍德論證了“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的重要觀點，認為沃勒斯坦只關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興起”，而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正是以東方為中心的現存體系的衰落為歐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蘭克對盧格霍德的觀點大加贊賞，并在《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和《白銀資本》兩本書中加以發揮，對沃勒斯坦付之闕如的古代世界體系進行了詳盡論證。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論述的現代世界體系的初期階段，亞洲在世界經濟中占據著支配地位。相對來說，中國在世界經濟等級體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歐洲只是處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的邊緣，是次要角色?！盁o論從經濟分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或者從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機制的發展看，歐洲在結構上和在功能上都談不上稱霸。”中國明清帝國、印度莫臥爾帝國的政治權力，比歐洲整體都要大。

弗蘭克認為，在近代早期亞洲集中進行的商品生產和輸出，不僅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全球貿易順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國是世界經濟中的兩個核心區。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賴于它們在制造業方面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生產力，如印度生產棉紡織品和絲織品，中國生產絲綢、瓷器和茶葉。此外，兩國在農業、(水路)運輸和商業方面同樣擁有強大的生產力。在世界經濟的結構中，中國的生產力、競爭力和中心地位從它一直保持著最大貿易順差中得以反映出來。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國出口白銀來彌補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黃金和奴隸。歐洲本身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業務，即把奴隸販運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銀出口到亞洲，把亞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從而彌補其貿易逆差。

其次，白銀資本推動著近代早期世界經濟體系的演變。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白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時亞洲的主要國家，如中國、印度和奧斯曼帝國都實行銀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銀來支持其貨幣體系。而金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和日本，歐洲和日本是白銀的主要出口地。白銀資本從美洲、日本輸入中國，不僅維系著全球貿易流動，而且推動著工業、農業和商業機制的運轉。歐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銀從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中獲得了好處。

第三，歐洲的崛起絕非因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創業精神、技術、地理和種族)和自身優勢的經濟力量。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為歐洲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因為“東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興起”。簡言之，“歐洲從亞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暫時站到了亞洲的肩膀上?！?/p>

基于以上理由，弗蘭克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未來走向做出了判斷：世界體系的領導權將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19世紀從亞洲轉移到歐洲，20世紀從歐洲轉移到美國，21世紀將從美國再次轉移到亞洲。亞洲在古代世界體系中一直占據著支配地位，直到兩個世紀前亞洲才失去了世界經濟的支配地位，西方獲得世界經濟的霸權地位只是暫時性的，“中國和亞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來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這一趨勢，不過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復興?！?/p>

二、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現實地位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是在擴張中形成的，擴張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發展。世界性勞動分工創造了世界性商品鏈，商品鏈在空間分布上呈向心結構和等級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級化塑造了現代世界體系的“極性”，即三極化的核心――邊緣――半邊緣結構。

核心地區是指那些集中生產核心產品的地區，邊緣地區是指那些主要生產邊緣產品的地區。核心產品是指使用高工資的熟練工人生產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邊緣產品是勞動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帶有額外經濟強制的低工資勞工生產的產品?！脒吘壍貐^是指那些既生產核心產品又生產邊緣產品的國家。三個結構形成了一個以不平等的勞動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等級體系。那么，中國崛起是否導致各主體在這個等級化體系中的位置發生了移動，如何理性地判斷中國所處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體系中，中國在等級化勞動分工中實際上處于從半邊緣向中心位移的狀態。世界體系自形成以來，盡管經歷了幾次大國崛起和霸權戰爭的洗禮，但世界體系結構中等級化的勞動分工仍保持不變。“中心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最高水平的機械化和最密集的資本，從而生產出最先進的商品。邊緣的情況與中心基本相反，其經濟活動的技術水平相對落后，趨向于勞動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農產品。半邊緣介于中心與邊緣之間，其經濟活動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邊緣式特征，技術水平和資本密集程度都處于中心和邊緣之間。”就分工而言，中國在世界體系三個結構地帶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生產結構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并且主要通過國際貿易而不是對外投資參與世界市場的分配。現在中國正從勞動密集型向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生產兼備的階段邁進，參與世界市場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顯從貿易走向投資的趨勢。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國家之一，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也處于“被分工”的地位，這就從根本上暴露了中國處于一個“半邊緣國家”的境地。當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國以及其他金磚國家從半邊緣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潛力已日益突顯出來。

其次，崛起的中國不僅繼續處于依附性積累階段，而且仍然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交換體系的剝削。在中心、邊緣和半邊緣三個地帶，資本積累以不同速率進行，中心地帶實行自主性積累，資本積累率高，邊緣地帶是依附性積累，資本積累率很低。產生這種結果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心地區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邊緣地區；二是中心地區以工業生產為主，在商品生產鏈上居于高端地位，邊緣和半邊緣以原料和農產品為主，大部分生產活動不過是為滿足中心地區的需求。這是世界體系的一個最基本特點，“從最主要方面來看，它是社會勞動組合的一種作用，這種組合使這個體系中的某些集團剝削其他一些集團的勞動，即獲取較大份額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擴大并合法化。”三是不平等交換，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之所以能持續運轉，正是依賴于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不平等交換。由于邊緣地區工人的工資低于中心地區工人的工資，邊緣地區以低工資產品交換中心地區的高工資產品，就構成了一種不等價的交換關系。不平等交換使經濟剩余從邊緣持續地向中心轉移，它增強了中心地區的競爭優勢，并確保了體系結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中國雖然積累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但順差本身掩蓋不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換剝削的事實。以中美貿易為例，2009年美國對華出口696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2964億美元，中國貿易順差高達2268億美元之巨。事實上，中國是以低工資產品交換美國的高工資產品，美國對華出口額低，但利潤率卻很高，中國對美出口總值大，但利潤率卻很低。況且，從理論上說，美國工業制成品和高端產品(如波音飛機)具有較高的需求彈性，而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如牛仔褲)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彈性，貿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國而不利于中國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說，“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體系的絕妙之處在于它掩蓋了不平等交換的方式”。

在目前流行的關于中國崛起和“金磚四國”的語境里，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忽視或刻意回避了這個問題，中國雖然經歷了長達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但是中國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擺脫依附性積累的基本模式。中國對西方中心國家的知識依附、技術依附、文化依附和積累依附依然沒有徹底改觀。據此而言，不但在現在而且至少在將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都不能稱之為“中心國家”。同樣，按照這個標準，金磚四國的其他成員(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處于對當達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看來，中國崛起的基礎在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而從世界體系結構的積累模式來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國的經濟反而是比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人均GDP卻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發達國家之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難度越來越大。根據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紐約大學經濟學家魯爾(Kim Ruhl)的研究，迄今為止只有韓國和新加坡成功地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其他追趕國家大都困在所謂的“墨西哥式第二階段”。卡霍和魯爾警告，“若不繼續改革，中國的增長可能會大幅減速，從而可能困在一個比墨西哥還不如的位置?！?/p>

第三，從長期歷史運動來看，隨著“金磚四國”的崛起，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家數量將持續增加。老牌中心國家暫時不會有淪為半邊緣國家之虞，但新興經濟體持續加入中心國家俱樂部，打破了西方國家壟斷世界體系全部大國座席的歷史格局。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動態演進的，其不同部分遵循發展不平衡這一規律，在發展進程中趨向于擴大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異，這就意味著某些特定地區有機會使自己在世界體系結構中的地位朝著有利方向發展。“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整個歷史中，中心國家的各種優勢一直在擴大，但特定國家試圖留在中心部分內的能力并不是沒有受到挑戰的。……事實上，在這種體系內，在長遠的歷史時期中，從結構上看，優秀分子的循環出現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意味著在一定時期中某個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往往遲早要被另外一個國家取而代之。”

具體來說，三個結構地帶的變化可能存在三種主要趨勢：第一、中心國家可能變成半邊緣國家，半邊緣國家變成邊緣國家。第二、邊緣地區的某些發展了競爭優勢的國家迅速崛起，上升為半邊緣國家，繼而成為中心國家。美國在南北戰爭后成為半邊緣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中心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世界霸權。在當代國際關系中，新興大國的興起，不僅預示著中心國家數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變中心地區國家實力的排序。這就是說，“核心和邊緣并非固定的，它們的形成和發展是彼此相連的，這種關系在世界體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被不斷重新調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區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可能成為邊緣地區，而以前的邊緣地區經過競爭而成為核心地區，這主要視其資本積累的速度和程度。”第三、半邊緣地區處于一種中間狀態，“對鄰近的核心地區而言，它呈現一種邊緣化過程，但相對于鄰近的邊緣地區而言，它又呈現一種核心過程?！币虼?，半邊緣國家存在著向上或向下運動的兩種趨勢，如果它們發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與產權，那么就上升為中心國家，如果競爭失敗或經濟長期衰退，就下降為邊緣國家。

三、中國崛起與世界體系的變化

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是不同于國家體系的分析單位，理解世界體系的關鍵在于理解它是一種自我形成的勞動分工。這就是說，世界體系本質上是一個世界經濟體，世界經濟體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產方式和縱向勞動分工的基礎之上。之所以稱其世界經濟體，“因為這個體系各部分之間的基本聯系是經濟的，盡管這種聯系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文化聯系而加強的，并且最終由政治安排甚至聯盟結構加強的?！蔽掷账固惯M一步指出，世界歷史上只有一個世界經濟體已經存在了500年而仍沒有轉變成為一個世界帝國，這個世界經濟體就是近代西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個體系非常強大，“足以摧毀與其同時代的其他所有體系?！币环矫?，現代世界體系的獨特性在于這個世界經濟體范圍之內存在著多個政治體系，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模式建立在這樣一種事實之上，即經濟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實體控制的范圍而在更大領域內發揮作用。這就給資本家提供了一種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體系不斷的進行經濟擴張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體系概念的三個特征：第一，世界體系是一種以單一勞動分工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體系。第二，世界體系的發展動力是永無休止的資本積累。沃勒斯坦認為，這種資本積累只是世界歷史近500年才出現的現象，即它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產生的。第三，現代世界體系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正是資本主義使全世界都被納入到這個單一的勞動分工之中，而世界體系的上層建筑，即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多元政治結構則保證了這個單一勞動分工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同時也保證了資本積累不被任何非資本主義力量所打破或終止。據此可以看出，現代世界體系的穩定是由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積累規律所決定的。

如果說世界體系是一種包括多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內的單一勞動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國崛起實質性地改變了這種分工方式，否則就不可輕言任何大國崛起都將導致世界體系性質的改變。沃勒斯坦把世界體系劃分為世界政治體系、世界經濟體系和世界文化體系，所有這三大體系都是由資本主義性質來定義的。世界歷史上的三大霸權――荷蘭、英國和美國，其興衰僅僅導致世界政治體系的變化，即大國力量對比和強權座次的變化。然而，霸權興起非但不能撼動世界體系的分工模式，反而還會擴展和深化這種模式，正如蔡斯－鄧恩所說，在霸權的競爭周期中可以看到這個過程，霸權核心國家的興衰，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大和深化。

這充分說明，大國崛起并不必然導致世界體系性質的改變，即便一個新興國家的力量足夠強大，如果它必須依賴于現有勞動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運行一種新的非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分工體系，那么這種力量充其量改變了其自身在世界經濟體系上層建筑(即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它不會也不可能改變世界體系的性質。況且，由于中心國家是維持現狀的，新興大國對世界體系上層建筑的任何沖擊都會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鎮壓。因為這是一個有利于中心國家而不利于邊緣國家的不平等體系。總體上，國際體系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上層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確保由資本主義分工和資本積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換機制的正常運作。一方面，“資本在核心地區的積聚提供了建立相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的財政基礎和政治動機，其能力之一就是確保邊緣地區的國家機器相對弱化或維持相對軟弱的狀態。”另一方面，針對新興大國或挑戰者進行集體鎮壓。20世紀90年代以來此起彼伏的中國正是為了這種集體鎮壓而制造輿論和道義借口。中國外交“韜光養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進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脅”(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國《經濟學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國崛起的危險”為題，發表長篇研究報告。

從經驗分析來看，在現階段，無論是以中國為主體的單一性力量崛起還是以“金磚國家”為主體的群體性力量崛起，實際上都是在被納入到現存世界體系之內并且被現存世界體系社會化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是說這些國家都接受了現存勞動分工模式、資本積累模式和資本主義市場模式。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存的國際勞動分工模式。正如瑞士銀行高級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努斯在《崛起：新興市場會影響還是震動世界經濟》一書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將影響“世界經濟”，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撼動”世界經濟，哪怕是中國也不行。

蔡斯，鄧恩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邏輯，包括國家間體系的邏輯，仍然是塑造當代世界體系發展趨勢的主導性力量。關于資本主義的轉變，蔡斯－鄧恩認為，“只要國家體系不受一個世界政府的統治，資本主義就不會因為國家控制的加強而轉變。社會主義國家并不構成獨立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間體系，它們是更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者的國家的制度試驗對資本主義轉變沒有任何意義，但是這些制度本身并不構成資本主義的轉變。”換言之，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不會導致世界經濟體系的性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

實際上，任何單個國家實力的增強都無法改變現代世界體系的性質，除非這個國家代表著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且不僅該國是以這種生產方式創新而崛起的，而且這種生產方式已經顯示出它即將自發地滲透和擴散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前景，正如當初西歐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散一樣。西歐資本主義幾乎摧毀了其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整個世界。新的生產方式必需具有這種摧枯拉朽的能力。

四、結論

現階段大國崛起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它將重塑世界體系的上層建筑，但不會改變世界體系的經濟基礎及其運行規律。當前，世界體系呈現出異常復雜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大國崛起勢必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政治秩序，這不僅不是危險所在，反而是走向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國際政治的演變趨勢必然是走向政治多極化，而中國將崛起成為多極化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在這個多極化秩序中，中國將聯合其他同樣具有多極化思維的行為體，如俄羅斯、印度和歐盟，在某種程度上平衡美國的單極霸權。另一方面，美國霸權不但沒有衰落，反而有走向世界帝國的企圖，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要極力建立一個世界帝國，因此國際社會的主要任務實際上是抵制美國企圖使世界體系帝國化的危險。這種努力在伊拉克戰爭期間達到，國際社會幾乎在反對單邊主義和反對霸權上達成了一致，但很快就被美國勢力所分化和瓦解。美國通過從伊拉克撤軍以及公布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成功地轉移了國際目光，使之聚焦于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上。這兩個方面合起來，實際上就是以中國為主的新興國家和以美國為首的維持現狀國家之間的沖突與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和深化，一方面是中美之間相互制衡，斗而不破，另一方面是力量會逐漸發生有利于新興國家集團的變化，但不會發生國際關系理論所說的權力轉移。

這樣就有四個不可能：一是美國對世界體系帝國化的企圖不可能成功。美國霸權不可能

持久，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會允許真正最高統治權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實現帝國夢，英國強權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產生。美國亦是如此。在每種情況下，政治上最高統治權的代價在經濟上都是非常高昂的。”二是縱然美國衰落，中國也不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21世紀不會有任何單一霸權興起。三是中美兩國不可能形成類似于冷戰時期美蘇的兩極體系。盡管最近中美兩國分歧加劇，許多媒體極力渲染東亞爆發所謂“新冷戰”，實際上現在單極不可能，兩極更不可能。因為一方面現在是大國群起時代，中美兩國都受到國際制衡，歐盟、俄羅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國不會坐視兩極權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冷戰”的時代條件不復存在，從歷史經驗來看，“冷戰”意味著雙方在經濟上隔絕、政治上對立、軍事上對抗、文化上相互排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冷戰模式”已無法復制，中美之間各自的利益訴求決定著雙方都不可能走向“冷戰”。即使在最可能達到“冷戰”效果的軍事層面，中美也難以承受對抗之重。四是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爆發爭霸戰爭，而且正如歷史經驗所證明的，在這場戰爭中爭霸雙方都遭受極大削弱，從而使力量僅次于霸權挑戰者的第三國(現階段如印度)意外地登上霸權寶座，實際上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大國都不要期待中美會因兩虎相爭而彼此削弱，從而為其留下權力真空的這種寓言。

實際上，目前世界政治多極化僅僅初具雛形，國際體系仍然是美國的霸權體系。沃勒斯坦認為，霸權國家都是先在農業――工業領域取得優勢，然后在商業領域取得優勢，最后在金融領域取得優勢，當一個國家在所有三個領域都占據優勢時就成為霸權。同樣，一個衰落的霸權首先失去農業――工業優勢，繼而失去商業優勢，最后失去金融優勢。沃勒斯坦進而指出，現在國際體系處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三個后勤供給的后霸權階段，美國已經失去生產優勢，但仍保持著商業和金融優勢。從軟實力來看，霸權偏好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制度，當前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文化的核心范式，雖然西方實力有所衰落，但西方技術和文化力量在全球仍然舉足輕重。誠然，歷史沒有終結，但歷史也未必會因西方意識形態的失敗而終結。客觀地說，現在全球還沒有出現能夠對抗或顛覆西方意識形態的軟力量。

篇5

南非被吸納為金磚國家，不是因為南非出色的經濟表現，而是因為南非在非洲的重要性。南非作為非洲大陸在全球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可以更好地代表非洲國家利益，為非洲經濟發展謀取更大的國際合作空間。

金磚四國的擴容說明繼續增加成員是一種集團化趨勢。越來越多的國家想躋身其中，證明它是有吸引力、向心力的，表明新興經濟體有意愿聯合起來，協調立場，提出訴求，謀求共同的利益。

當今世界，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成為與發達國家抗衡的新生的經濟力量。

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讓世界經濟蒙受巨大損失，代表發達國家的七國集團（G7），其經濟遭受重創，在國際經濟舞臺上呈現出“英雄氣短”的新動向，頻頻要求新興國家特別是金磚四國為其分憂，為其解難，甚至為其火中取栗。

這一方面顯示出發達國家極端自私的一面，同時也說明發達國家對新興國家刮目相看，不得不矮下身子救助于新興國家。

金融危機后，金磚四國正在取代G7，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擁有了更大的發言權，并醞釀取代美元地位的新貨幣。而之前四國協商的在貿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國貨幣結算，已于2010年11月24日在中俄之間上演了“開臺鑼鼓”，邁出了拋開美元第一步。

而當初命名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為“金磚四國”的高盛首席經常學家奧涅爾認為，這四個國家代表著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方向，并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超過G7，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

新興經濟體國家特別是金磚四國的發展速度快于歐美，是緣于后發優勢，金磚四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已在過去9年內從8.3%升至16.4%。但是眼下真要它們引領世界經濟潮流，還缺少底氣，畢竟其工業化進程尚未走完，經濟實力大而不強，中國需要“補鈣”（經濟泡沫），印度需要“滅赤”（財政貿易雙赤字），俄羅斯需要“戒酒”（酗酒浮躁），巴西則需要“消脹”（通貨膨脹），因此很難獨自支撐大局，“金磚體制”在未來要想挑起領導世界經濟的大梁，還須壯大隊伍，積蓄力量，特別是要抱成一團。

而從“金磚四國”（BRIC）到“金磚國家”（BRICS），就像打開了一扇門，為“金磚”擴容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間，增添萬丈豪情和無比信心。

從這個意義說，金磚四國吸納號稱“彩虹之國”的南非加盟，既是向新興經濟體兄弟們發出聯合起來的信號，也是為了孕育強大的集團力量，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拼搶更多的話語權。無論是要打破美元在世界金融中的霸主地位，還是爭奪在IMF會議中的話筒，都需要集團沖鋒，單憑哪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國家勢單力薄，孤掌難鳴。

不過，由世界新興經濟體組成的金磚四國機制，完全有轉移世界經濟重心的潛力，金磚四國也有擴容的余地，其后備力量十分可觀。

篇6

根據全球領先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旗下研究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的最新研究報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正在成為成百上千家新生企業的搖籃，從而改寫全球企業競爭格局。

研究發現，目前全世界約有8000家年營收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大型企業。從現在到2025年，可能新增7000家企業，加入“大型企業”這一行列。這批新入圍企業可能有七成將來自新興地區――其中，近40%將來自中國。僅僅12年之后，中國地區大型企業所占比例就將與美國、加拿大兩國大型企業總和占比持平。

世界商業版圖的變化滯后于GDP向新興市場的迅速流動。新興區域創造了世界GDP的1/3，卻僅有世界1/4的大企業。但這一切即將改變。2025年入駐新興區域的大企業可能是目前的3倍以上――從目前的2200家上升到7000多家，在全球企業的占比將從目前的27%增至45%以上。同時，他們所創造的營收在全球的份額也將從現在的24%攀升至46%。

目前有近四分之三的大型企業總部設在發達地區

盡管新興市場在全球商業版圖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目前還處在萌芽階段。今天的8000家大型企業中，有將近四分之三源于發達地區，占2010年全球所有大型企業合并營收的76%。美國、加拿大及西歐占全球人口的11%，卻擁有50%以上的大型企業，約占全球大型企業營收的60%。反觀南亞地區占全球人口的23%，但大型企業及其合并營收的占比僅為2%。

城市之間積極爭取大型企業總部入駐，但目前僅有少數勝出

盡管區域之間存在差異，大型企業的總部仍明顯集中于少數城市─實際上，MGI CityScope數據庫的2，600座城市，僅850個城市有大型企業。全球前20大城市（根據大型企業總部數量計算）聚集了將近三分之一的大型企業，且占其合并營收近五成，而這些城市在全球GDP的占比僅為17%。全球僅有10座城市達到或超過100家大型企業總部入駐。

外國子公司同樣集聚，只是位于不同的樞紐

目前大型外國子公司的母公司絕大部分仍來自發達經濟體，且高度集中在各地區的少數重要城市。例如，不包括中國的亞洲新興經濟體中，超過一半的外國子公司選擇了新加坡。拉丁美洲23%的外國子公司在圣保羅。

新興地區正在全球企業版圖中異軍突起

根據GDP預測和企業營收的GDP歷史占比分析，我們預計至2025年將新增7000家營收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這些后起之秀絕大多數來自新興地區。到2025年，新興地區的大型企業總部將翻三番，在全球企業的占比將從目前的27%增至45%以上。我們預計全球合并營收也將出現類似趨勢，新興地區的大型企業所創造的營收份額，將從24%攀升至46%。

篇7

【關鍵詞】后金融時代 國際經濟秩序 延續 變革

針對美國的次貸危機，一直延續三年之久，其波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其中的危害性嚴重的影響著傳統的國際經濟思維和金融理念，更是對國際經濟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使得國際現行的經濟秩序受到沖擊。針對這樣的形式，在新時代國際金融環境發展的今天，對國際的金融形式產生了嚴重的變遷和影響。通過金融環境當中的影響因素的分析，并以此為基礎研究分析，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秩序的延續與變革。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一、國際經濟權利結構的延續與變革

（一）新興經濟群體的崛起

隨著時間的發展和推動，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使得其在國際的經濟結構當中的重要作用不斷的涌現。并且在實際的大舞臺上得到相應的擴散，使得發展中國家努力的發展自身的經濟，并且積極的配合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在相應的市場經濟和投資體制當中得到相應的發展空間，促進自身經濟的發展。但是發達國家由于起步相對較早，使得其經濟體制在發展同時，逐漸的失去了技術優勢，將產業外移，生產產品的競爭能力逐漸低下。導致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當中的發展能力變得低下，經濟實力下降。在金融環境爆發之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相應的經濟增長的速度明顯的在一定時期內快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同時世界經濟的格局逐漸的向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方面轉移，成為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引領世界經濟格局的新形勢。

（二）金融危機加速經濟格局轉變

經融危機的影響，使得經濟格局發生相應的轉變。發達國家經濟的不斷下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經濟不斷的上升，使得兩者之間逐漸的、進入到均衡發展的狀態。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發達國家的經濟進一步受到影響。根據相應的調查報告顯示，在經濟危機的影響時期，世界經濟的增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占據的比重就占據80%左右，發達國家的相應的經濟比例明顯下降，這說明發展中國家在整個世界經濟舞臺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并且世界各國的經濟排名也出現了一定的程度的改變，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強國，超越發達國家。隨著經濟危機的影響逐漸的減弱，使得世界發達國家經濟逐漸的復蘇。雖然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結構逐漸的均衡，但是歐美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的主體格局沒有受到根本影響。

二、國際經濟觀念結構的延續與變革

經濟觀念是根據社會實踐當中各種知識的結合體，通過人腦的主觀意識進行判定，是生產力水平和人腦的抽象反應，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因此，經濟觀念是能夠控制世界經濟的發展的重要的因素，并且具有實踐性、歷史性以及發展性的相應特點。經濟觀念的產生與社會生產力的有效實施能顧推動經濟的發展和進步，如果經濟觀念的發展不能夠適應現代的生產力水平，就會對經濟的發展起到阻礙的作用。在國際經濟觀念逐漸與社會的生產力相脫節時，經濟發展受到影響。發達國家對于這樣的影響，開始放棄凱恩斯主義，以期待這樣的方式能夠解決經濟危機的問題，實行新的自由主義政策。加大世界貿易的交流程度，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在實際的擴張當中也出現了經濟秩序的弊端，使得金融體系逐漸的混亂，造成相應的經濟風險。

世界經濟在發展的進行當中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面臨著嚴重的經濟風險。這是經濟觀念的問題，只有合理的運用科學管理的手段，確立正確的金融觀念，才能促進社會各個國家經濟秩序的有效發展。

三、國際經濟秩序的構建與完善

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的核心在于國際經濟制度的調整，國際經濟制度的調整和完善發展都反映了社會經濟秩序的延續和變革。國際經濟制度的建立必須依附于國際經濟權利，并在其基礎上進行建立。并在世界經濟秩序逐漸交融的今天形成一個東西方共同治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局面。

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的減弱，使得經濟環境當中的治理機制新舊更替，在進行經濟體制構建的過程中應該重視各個國家公平公正的發展，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方案的有效開展。在新世紀的發展當中，想要發達國家控制現代的國際經濟環境已經具有相應的難度。其中的環境問題、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國際能源問題，這都是經濟發展當中面臨的難題。國際經濟環境逐漸的向著全球共同治理的方向發展，并具有一定的多樣性特點。金融危機過后的國際經濟體制的制定和調整都是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建立的，是對現有的經濟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組織以及世界銀行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也得到了發展和完善，使得其運行體制更加全面和穩定，減小了世界經濟環境危險的產生，使得經濟體制能夠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在國際經濟秩序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今天，國際經濟環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建立國際經濟制度是完善秩序的關鍵。確保制度的正確實施能夠有效的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的逐漸提升，更是為了預防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世界各個國家應該金融國際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使得世界經濟能夠發展到新的高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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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學偉.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貨幣秩序變革研究――人民幣國際競爭力的提升[J].經濟學家，2011，（10）.

篇8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體系；轉型；影響

作者簡介：陳旭城（1974—），男，大同大學商學院講師，碩士　，研究方向：產業經濟。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30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6-76-02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沃勒斯坦認為世界經濟體系呈“中心——邊緣”結構，即存在著以歐美為中心、以亞非拉為邊緣或半邊緣的3個組成部分。但是，伴隨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強勁趨勢，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顯著改變，開始向板塊與網絡并存結構轉型。這種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進一步促進了這一過程的發展，歐美的中心地位繼續削弱，處于半邊緣或邊緣的部分新興國家的地位明顯得到提升。

一、世界經濟體系在結構上轉型的特點及其發生轉型的因素

（一）特點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世界經濟體系在結構轉型上呈現的特點主要有：第一，區域的一體化和經濟合作繼續加強，促使世界經濟體系從“中心——邊緣”結構開始向板塊結構轉型。第二，跨國公司已在全球形成網狀布局?？鐕驹谌虻难杆侔l展，使其國際直接投資占世界的90％以上，年均增長更是達30％。其在全球形成的網狀布局已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最顯著的特點之一。第三，傳統貿易體系被打破。當今世界的貿易體系不再是過去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那種極不平等的貿易體系，而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型體系。中心區域國家的優勢地位受到削弱，邊緣地區雖然還處在提供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但已不同于過去，在貿易中扮演的角色已發生巨大變化。

（二）主要因素

首先，區域一體化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推進。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或者在競爭上處于優勢地位，一個區域內的多個國家在經濟上相互聯合抱團，建立各種多邊機制或者區域性的經濟組織，共同發展，使區域經濟逐漸一體化、合作化。區域經濟合作屬于世界范疇，但帶有明顯的地域性與局限性，僅為區域內國家利益，形成對其他區域的競爭優勢。如歐洲國家在歐盟領導下，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全世界堪稱典范，相比其他區域競爭力更強，優勢顯著。東亞的區域主義合作也發展迅速?？梢?，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了世界經濟體系結構的板塊化。其次，部分邊緣國家步入了中心區域。一直以來，歐美國家一直居于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地位，但是二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積極探索，走上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逐漸融入了中心區域。尤其是近年來，處于邊緣或半邊緣地區的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為代表的金磚四國等新興經濟體力量的迅速崛起和蓬勃發展，其經濟地位也正在經歷發生重大變化，使傳統中心區域的歐美國家面臨嚴重挑戰。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5年，新興國家的經濟產值已達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其經濟增長均速也遠遠快于發達國家。再次，新科技革命的促進作用。目前，科技已與經濟、社會等緊密相連，技術的更新與科研成果無不服務于現實生產力的轉化?？鐕究梢詫崿F全球范圍內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的組合，無不依賴于科技的大發展，經濟全球化也無不受到科技的巨大推動，這些無疑促進了世界經濟體系的網狀化。最后，經濟全球化的強勁趨勢。經濟全球化使得中心區域發達國家實現了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網絡局，經濟競爭力進一步加強，面對如此挑戰，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加強區域經濟體一體化和區域經濟合作。如此促進了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向板塊化和網絡化轉型。

二、世界經濟體系轉型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一）發展中國家地位提升，發言權增加

世界經濟體系向板塊與網狀并存結構的轉型，一定程度上使當下的經濟體系比過去要平等一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以后機，發達國家經濟受到重創，而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在這次的金融海嘯中經受住了沖擊，得以較快和較好地恢復。與其經濟發展相適應，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制中的發言權明顯增加。主要表現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以歐美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中，發展中國家所占份額有所提升，投票權增加；非盟國家依靠區域合作組織向中心區域的發達國家提出種種建議，旨在盡量減少彼此間的貿易不平衡；以往風光無限的八國集團作用發揮有限，早已適應不了現在的世界經濟形勢，因此在八國集團基礎上誕生了包括主要新興經濟體的二十國集團，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

（二）世界經濟發展重心加速傾向亞洲

19世紀中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初步形成，至此以后，世界經濟的重心就一直固定在大西洋沿岸地區。但是近年來，亞洲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繼“亞洲四小龍”之后，中國、印度、印尼、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經濟異?；钴S，使亞洲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顯著提升。金磚四國中，亞洲就有兩個；鉆石十一國，9個國家都是亞洲國家，足見當今世界亞洲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所占有的份量，經濟重心向亞洲傾斜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已由亞洲領跑，尤其是中印兩國，這無疑將加速世界經濟中心向亞洲的轉移。但這肯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轉移，歐美發達國家仍占有創新和服務的優勢，其中心區域的地位再繼續削弱的同時還會繼續維持。在這一過渡時期，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區域將出現歐美亞三足鼎立的現象。

（三）貿易保護與反保護并存

世界經濟體系的板塊化趨勢正在使長期處于中心區域的歐美發達國家逐漸失去優勢，因此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有所抬頭。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以歐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動不動就揮舞反傾銷、反補貼的“大棒”，在商品的進出口上屢次發難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動不動就指責別國的經濟貨幣政策，而不深刻反思究竟誰導致了這場全球性的金融災難，又是誰該對這場災難負責。相反，世界經濟體系的網絡化又促使出口貿易發達的國家反對貿易保護，如中國和德國就堅決反對不利于世界經濟發展的狹隘的貿易保護。各跨國公司也成為了貿易保護的受害者，因此也堅決反對，同時也促使擁有跨國公司的各國政府謹慎考慮貿易保護政策。保護主義的“雙刃劍”作用更為明顯。各國在考慮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時將更為謹慎。

（四）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金融危機使西方國家經濟普遍衰落，而中國通過政府調整，擴大內需，經受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嚴峻考驗，經濟率先恢復，并且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其他國家，且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還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份量和發言權顯著增大。例如，中國在IMF的份額從2.34％提高到3.997％，并且有望不久將上升到繼美日之后的第三位；中國在二十國集團中充當重要角色；當今世界的經濟事務若沒有中國參與，將很難得到解決。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的新定位無疑對中心區域國家構成挑戰，并將大大有利維護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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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晶.沃勒斯坦“世界體系”概念的解析[J].長春大學學報，2010，（01）.

篇9

自上世紀末以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缺陷逐漸顯現。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地位顯著下降，隨之，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談判失敗，全球氣候談判進展緩慢，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更是面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不平衡的重新調整，尤其是暴露了現行體系缺少國際收支糾正機制這一根本缺陷。這些缺陷也是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缺陷。事實上，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發達國家已經不再能完全主導全球經濟治理。發達國家也已經通過“8+5”、G20等安排來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當前，G20已經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主要平臺。G20是一個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組合。其中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和立場可以在G7的框架下進行協調，但是，誰來協調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和立場呢？這個時候，金磚國家的出現，對于協調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和立場，乃至對于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均有重大意義。

金磚國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首先是因為其較大的增長潛力，帶來了世界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當前，發達經濟體在世界GDP中占53.8%，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占46.2%。2010年，發達經濟體的GDP增長率約為2.5%，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約為6.5%。按照這一速度，到2015年之前，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GDP總量就會超過發達經濟體。金磚國家自身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力量對比也在發生重要變化。中國的GDP已經世界第二，超過了除美國以外的所有發達國家。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中國GDP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按照購買力平價，除南非以外，其他四個金磚國家均已成為全球前十大經濟體。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也將超過七國集團的經濟總量。這就說明，在經濟實力方面，由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七國集團占絕對優勢的世界經濟格局將會被打破。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全球財富生產和收入來源將主要來自于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自身。

金磚國家之所以能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作用，還體現在其對國際市場日益增大的影響力上。金磚國家已經逐漸擺脫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小國”地位。經濟學上的“小國”，是指其供給和需求對國際市場價格沒有影響、被動接受國際市場價格的國家。金磚國家對國際市場價格已經具有重大影響力。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中國對石油、金屬礦產以及大豆需求，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巴西的鐵礦石和咖啡供應，均是國際市場的主要供需力量，均能顯著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金磚國家持有大量的國外資產，中國還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持有量最多的國家，金磚國家國外資產配置的變化和跨國資本流動的變化，能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和利率造成重大影響。

金磚國家均處于迅速發展過程，均具有潛在的大國影響力。但是，也應該看到，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同時，他們的發展還受到發達國家的聯合打壓，均難以獨自面對發達國家的壓力，因而均有抱團取暖的需求。

從這個意義上講，金磚國家是在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不斷發展的全球格局中，五個新興大國協調立場、凝聚力量、共擔壓力、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機制。這一機制對于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有兩大重大影響：一是有利于打破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建立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共同主導的、更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二是有利于協調發展中國家利益，統一發展中國家立場，避免對抗和過多的利益訴求阻礙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重構，并最終有利于新規則形成。

當然，金磚國家還是一個新生的機制，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真正發揮上述影響力，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必須理順以下關系和回答以下問題：

金磚國家是經濟合作平臺還是政治與經濟合作平臺？五國對于金磚國家的定位各有想法?？偟膩碚f，爭論點在于它到底是一個經濟合作平臺還是一個政治與經濟合作平臺。俄羅斯更看重其政治與戰略作用，欲以五國合作為依托，削弱美國全球控制力，助推世界多極化，提振俄羅斯大國雄威。巴西、印度和南非三國均認為這是一個經濟與政治并重的平臺，希望其有助于提高大國地位，并期望利用這一平臺加速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進程。中國則更看重其在經濟、金融與發展領域的合作。當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重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任務迫在眉睫，而歐美主要國家主導國際政治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同時，“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合作領域的共同利益較多，而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共識相對較少、互信程度相對較低。因此，“金磚國家”在近期內應該以經濟合作為主，以政治合作為輔，在長期內則可以定位為一個政治與經濟全面合作的平臺。

金磚國家是過渡性的機制、還是長期性的機制？一種觀點認為，“金磚國家”是一個過渡性平臺。未來十到十五年，中國將迅速縮小與美國的實力差距，承受的崛起壓力將陡然加大，故“金磚國家”可以為我用來規避和緩解外在壓力。待中國崛起成功之后，這一平臺將失去利用價值。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仍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發展問題，保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金磚國家有長期利用價值。其實，金磚國家的概念和成員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是其承擔的聯合新興發展中國家力量來參與國際治理的功能具有長期性。首先，G20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全球經濟治理最重要的平臺。在G20中，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可以在G7的框架下進行協調，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同樣需要一個類似的框架來進行立場協調。其次，即使中國未來成為全球舞臺的主導力量，仍然需要一個平臺來協調新興國家立場。

金磚國家是應該機制化還是保持論壇形式？“金磚國家”已經形成了以首腦峰會為核心，以高級事務代表、部長和駐多邊機構代表會晤為輔助，以智庫、工商界、銀行界等務實合作為支撐的合作框架。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合作框架可以實現“金磚國家”在各個層級上的對話與協商，目前的重點是找到可以務實合作的領域，盡快展開合作，強行機制化并無意義。另一種觀點認為，建立固定機構、穩定“金磚國家”機制，有利于“金磚國家”的發展壯大，也有利于防止西方國家的分化。事實上，“金磚國家”重在協調立場，而不僅僅是自身的合作發展；“金磚國家”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充分反映新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而不是為了與發達國家對抗。因此，就目前情況而言，“金磚國家”建立固定機構的條件尚不成熟。

篇10

“秩序”實際上就是一套規則。國家之間的“游戲”都是在特定的國際規則下“玩”的。比賽的勝負取決于選手的實力，這話對，但不夠完整。從某種意義上講，比賽勝負也取決于規則。舉個例子：100米賽跑，世界上恐怕沒人跑得比牙買加人博爾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規則，比如跑到50米時必須停下來解兩道數學題，答對后再接著跑，那比賽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盡管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這樣一種情形：在很多情況下是規則決定比賽的勝負，或者說，實力如果沒有規則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規則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絕大多數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說，同樣的規則對不同國家意味著不同的事情。這預示著未來全球秩序來自于各國、尤其是各大國或國家集團之間圍繞規則制訂而進行的博弈。誰都想讓最終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對自己更有利，因為只要大家都接受對我更為有利的規則，比賽我就贏了，至少我能占據優勢了。由此引出的進一步的問題就是：決定一國在國際規則制訂過程中影響力大小的關鍵因素是什么？我給出的答案是：一國的物質力量，特別是經濟產出總量和貿易總量，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軍事實力。

引發全球秩序變遷的基本變量或事實，在于大國之間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美國和歐盟是當今世界兩個產出最大的經濟體，這為它們主導國際規則制訂提供了物質基礎。在過去30年間，由于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規模上的差異，主要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在經濟規模方面迅速趕超。盡管經濟實力和規則制訂影響力之間存在時滯，但未來世界秩序因新興經濟體迅速壯大而有所調整甚至深刻變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我們接受力量對比變化導致國際秩序變遷這一邏輯，那么討論未來國際秩序問題也就轉換成了大國經濟長期增長問題。

決定大國經濟長期增長績效的因素大致有六個，分別為技術進步、人口數量和質量、資源稟賦、制度、市場規模、地緣貨幣。技術進步除了通常理解的創新外，還包括引進模仿、消化吸收。人口數量多是成為大國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口質量主要指人力資本狀況，特別是國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態度。豐富的資源能源對經濟長期增長是福音，但在現實世界中也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好壞，則主要取決于制度基礎設施狀況，后者主要指對財產權的保護強度和對契約的尊重程度，以及所處的國際制度環境。市場規模的意義在于影響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并進而作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地緣貨幣指的是一國貨幣在全球流通地域的寬廣度。美元空前規模的國際化使美國成為前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國在過去1/3世紀的快速增長，總體上可以通過上述六因素得到解釋，同時也被認為是現行國際秩序變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雖然有各種悲觀和負面的評判，但綜合考慮上述六個因素之后，中國趕超勢頭還將繼續十幾年仍舊是大概率事件。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未來十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大致在6.5%左右，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2%～2.5%，歐盟和日本則更低一些。考慮到前面提到的兩個未變的基本事實，當今全球秩序的主導力量，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在面對力量對比持續改變的現實與未來趨勢面前，可選擇的應對策略恐怕只有一種：創立于己有利的國際規則從而對新興大國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以TPP和TTIP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這種努力，構成再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興大國試圖改變非中性國際制度的進程已經開始。圍繞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與份額改革便是一個典型事例。金磚銀行的建立也帶有與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競爭的色彩。既得利益的改變從來都是艱難的。更高水平的、同時非中性色彩更為濃烈的新國際規則，也迫使新興大國深入思考如何與現行的和未來的全球秩序共存。對新興大國而言，構建一個與西方發達國家平行且競爭的體系絕非恰當的選項，因為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是大家都需要的，或許處于目前發展階段的中國更需要它。

處于全球秩序轉型期、同時自身又是引起全球秩序轉型的主要變量之一的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外交策略，大體可以歸納為“包容發展”、“分散壓力”、“漸進調整”和“適當責任”四個方面。

“包容”一詞原來用在“包容性增長”上，其意義主要是指在一個國家內，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益處。用在國際關系上，“包容增長”指一國的發展惠及世界，具體說就是其他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從中國的發展中分享到福利進步的機會。比如說，我們可以單方面地對周邊一些國家實行貿易零關稅，可先從老撾、尼泊爾、蒙古國開始。

中國經濟政治體量巨大且發展極快，已經對既定國際格局產生沖擊并“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既得利益國家集團的利益，從而成為后者重點防范的對象，尤其是來自國際規則的現實或潛在約束。為此，我們特別要創建新的國際合作平臺來應對和分散這些壓力。這就意味著要堅定地走國際合作的道路，要更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