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影響范文10篇

一、影響因素綜述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口活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摘要：本文利用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誤差糾正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山東省1985年至2004年間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后表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單方向的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協整檢驗；誤差糾正模型；因果檢驗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不斷追求經濟發展使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蓬勃發展,但同時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由于參與國繁多,各國經濟利益難以得到全方面的協調,因此只包括相對少數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成為熱點。而自由貿易區(FTA)由于組建成本相對較小而受到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青睞。FTA的迅猛發展的確給全球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而持久的血液,主要體現在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三個方面。關于FTA的傳統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貿易效應上(包括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效應),對其投資效應的研究相對來說涉獵較少。而對于以吸引外資為主要目的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FTA投資效應的相關問題卻更為重要。基于以上情況,筆者將就“FTA的組建會對成員國的投資情況產生怎樣的影響”展開系統研究。

二、計量模型以及數據來源

根據相關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國的投資主要受到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①FTA成員對外的貿易成本;②本國的建廠成本;③本國與FTA潛在伙伴國經濟規模的相似程度;④本國的一體化程度。因此參考現有的實證文獻,設定如下的基本計量模型:log(inveit+fdiit)=λi+α1inteit+α2gdpit+α3tariit*dum-myijt+α4dpgdpijt*dummyijt+α5dpgdpijt2*dummyijt+α6polityit+α7polityit*dummyijt+α8gdpit-1+α9gdpit-1*dummyijt+α10dummyijt+uit其中,i表示東道國家,t表示年份,j表示外資投入國的母國即潛在成員國,uit表示誤差項,λi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下面看一下各個變量的含義以及相應的數據來源。

1、inveit和fdiit。這兩個變量分別表示i國t年的國內投資總額和i國t年的外資流入總值。因為我們考慮的是某個國家在與該國成立自貿區前后變化對該國總投資的影響,投資包括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外資數據來源于IMF中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而內資數據則由BVD數據庫中ratioofGrossnationalsavingtoinvestment和Currentac-countbalance兩個指標計算得來。這兩個被解釋變量的單位都為十億美元。

2、inteit。該變量表示i國的一體化程度?？鐕镜奈恢眠x擇不僅考慮了當地的市場需求,也考慮到所在國加入的FTA地區的需求。如果一個國家加入的FTA越多,一體化程度越高,則跨國公司通過他所實現的利潤水平就越高,也希望在這樣的國家建立工廠。這個國家就成為一個輪軸國,所吸引的FDI與其一體化程度正相關。因此預期該變量符號為正。但同時考慮到投資者對本國市場規模程度以及該國所加入的FTA所有成員國市場規模之和所賦予的投資參考權重有所不同,所以該指標剔除了該國的市場規模,即選取是t年內該國加入的所有的FTA的成員國以2005年不變價格為基準的實際GDP之和。因為有些年份該指標為0,所以并沒有取對數。實際GDP數據來源于BVD數據庫,單位為十億美元。

本文試圖揭示外商直接投資與一系列宏觀經濟因素的聯系，用宏觀經濟運行指標作為自變量，解釋我國1985年至2007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情況。本文用實際運用外資數代替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解釋變量包括職工平均工資（X1，元），匯率(X2，￥/$)，人均GDP(X3,元)，公路里程(X4，萬公里)，GDP增長率(X5)，開放度(X6)。其中匯率指人民幣與美元的年平均匯率，開放度=年進出口總額×100/GDP總額，考慮到數據的異偏態和異方差，各個變量均用自然對數表示以提高數據的平穩性。模型如下：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β6LnX+。

一、變量的解釋與模型預測

（一）職工平均工資（X1）

由于我國的職工工資很大程度上都沒有包括社會保障費用，因此職工的工姿水平（X1）作為勞動力要素成本，我們認為它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反向作用。

（二）匯率（X2）

一般來說，匯率通過兩種方式影響FDI。一是成本效應，東道國貨幣貶值使得FDI的成本減小，從而FDI增加；二是替代效應，東道國貨幣貶值使得FDI能比出口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FDI增加。

摘要：農業投資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以湖北為例,通過對各農業投資主體的投資現狀和農民收入現狀的動態分析；以及農業投資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相關分析,進而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各投資主體的農業投資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指出在各農業投資主體中,農戶的投資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分別為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財政農業支出和農業貸款。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于增加農業投資,促進農民收入的建議。

關鍵詞：農業投資；農民收入；實證研究；湖北

中圖分類號：F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農業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般而言,農業投資主體包括:政府、集體合作組織、農戶、金融機構、大中型企業和外商。對經濟欠發達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財政農業支出；集體合作組織的投入主要是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農戶的投入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戶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簡單再生產投入)；金融機構對農業的信貸投入,主要是指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對農業的貸款。

1.1政府財政投入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逐年增長，我國每年吸引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從1990年34.87億美元增加到2009年900.37億美元左右，FDI在中國經濟中日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現實是從凈貿易條件來看，我國的貿易條件卻在逐步惡化，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并沒有帶來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因此有必要對其中的原因進行分析。

一、我國FDI的流向情況

從流向結構看，FDI要素密集度特征沒有根本改變。1995年以前，FDI主要投資于服裝、衣著附件、鞋類、玩具、家具等勞動力密集型出口行業，這一時期三資企業出口的大宗商品也主要集中在這些商品上。1995年的全國三資企業普查結果表明，三資企業中具有勞動力密集型特征的行業所占比重高于資本密集型行業(2001，王岳平)。根據王岳平(2001)的計算，1995年具有勞動密集特征的行業(即WPAV21①在1以上的行業)的銷售收入占三資企業的56.78%，具有一般資本密集特征的行業(即WPAV21在0.5到1的行業)的銷售收入占三資企業的23.29%，具有高度資本密集特征的行業(即WPAV21小于0.5的行業)的銷售收入只占三資企業的8.77%。520個三資企業參與的小類制造業中，三資企業在全部工業產出中具有專門化特征的行業206個，其中屬于高度勞動力密集型的部門51個，占24.76%，屬于一般勞動力密集型部門的93個，占45.15%，二者合計即具有勞動力密集性特征的部門共占69.91%?？梢?，中國FDI主要流向勞動力密集型行業。1995年以后，外資流向的行業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流入機電行業的外資不斷增加，但是行業結構的這種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外資流向勞動力密集型部門的結構特征?？梢詮耐馍掏顿Y企業加工貿易情況中找到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的比重雖然在不斷下降，但是仍然占絕大比重。20多年來，雖然中國FDI流向行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要素密集性質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主要還是流向勞動力密集型部門。

二、FDI流向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

1.形成超額供給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有關數據，1995～2005年我國主要工業品出口價格水平呈下降趨勢，這一方面說明價格競爭依然是我國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主要的競爭手段，我國制造業特別是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仍然集中在價格優勢上；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出口工業品總體質量不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低。在外國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行業中，紡織、洗滌用品、輪胎、機床等產品的出口價格指數有升有降。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外商投資企業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工業品出口的競爭手段，而且，外資企業出口對加工貿易方式的倚重本身就說明外商投資企業更傾向于利用我國低成本勞動力獲得出口的價格優勢。此外，我國長期以來在勞動力密集型部門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也造成了中國出口部門的偏向增長，在國際需求結構不變或者在國際市場的需求增長慢于出口增長時，必然形成超額供給，反映在提供曲線上，就是中國的提供曲線向外移動，貿易條件惡化了。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創新與創業精神創造的大量經濟價值有力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提高，其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優勢，已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研究表明，諸多因素可以影響企業的創新，如創業企業組織結構與文化、政府激勵機制、創業企業所處行業等．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規范和指導創業企業的創新．但外部投資者對創業企業進行投資時，除了上述一些因素外，往往還期望能夠全面了解資金投入與產出的效率，如何種投資模式能夠更好地激勵企業創新，從而通過創業企業競爭力的提高獲取更高的回報．由于目前創業企業的主要權益資本來自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本來源對創業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機理和效果也會由于資金性質的不同有較大的差異，這些都是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應該關注的問題，因為其影響機理直接關系到創業企業的資金管理、資金利用效率、創新活動的開展和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創新活動充滿諸多風險和不確定因素，如創業企業研發活動是否成功、創新活動的速度、未來市場對新產品的需求情況等，這些都使得創業企業很難獲得銀行貸款等傳統融資途徑的支持．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這兩種非正式融資渠道可以為創業企業提供資金保障［1］．目前國內的研究多集中在兩種融資方式的特點、對創業企業融資的意義、運作機制以及投資人的投資動因上，幾乎沒有關于融資來源與創業企業創新活動關聯性的研究．國外一些學者對風險投資對創業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如Kortum和Lerner研究發現風險投資能夠促進專利的創新，并且其作用程度約是研發投入的3倍［1］;Ueda和Hiruka-wa認為風險投資家本身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使得創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能夠更好地開展［2］．但對不同的權益資金來源對創業企業創新的影響方面，目前研究比較匱乏．針對不同融資渠道，創業企業對資金的管理方式、資金在創新活動上的投入比例等也應有所不同，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創業企業的績效和長遠發展．因此，有必要對這兩種資金與創業企業的創新活動進行系統比較研究，這對促進創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實現建立創新型國家目標具有重要意義［3］．

基于以上尚待解決的問題，本文以創業企業的社會融資為背景，分析了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的融資特點、管理方式、對企業的影響，并以企業技術創新的投入比例和專利申請的數量為衡量標準，實證分析了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兩種權益資本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本文結論彌補了非正式融資來源與創業企業創新活動的關聯性研究中的空白，通過對這一方向的剖析，有助于厘清實踐中天使投資等民間資本的投資傾向，為政府在資源配置上提供參照和指導，能更有效地規范國內金融市場，并為促進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據［4］．

1假設的提出

在創業企業的成長過程中，資金缺乏是制約創業企業創新的關鍵性因素［5］．創業企業通常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多種研究，以相互替代補充，降低創新風險，而且資金不足還會導致僅有的研究失敗，無法轉換為社會資源［6］．另外，創業者在經營及生產管理上有很多不確定性，創業企業技術開發的產品面對的是尚未成形的市場或者是新市場，在商業化開發方面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同時也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和管理風險，進一步增加了創業企業創新活動的風險［5］．創業企業主要有4種可選擇的融資方式:商業銀行貸款、天使投資者、風險投資和直接上市融資［7］．商業銀行在貸款時表現謹慎，為規避風險一般傾向于選擇經營成熟、穩定的企業提供貸款．直接上市融資要求高，只有在企業達到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從公眾投資者中獲得融資．因此，天使投資者、企業風險投資和風險資本家是高技術企業最好的融資方式選擇．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都是對創業企業的直接投資，屬于企業的權益資本，而不是借貸資本［3］．創業企業可以通過引入外部資金獲得競爭優勢，而且通過對外部資金的合理配置，還可以帶動其他資源更多地投入到創新活動中去［8］．本文從創業企業融資視角考察創業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因素，并集中考察兩種權益資本在創業企業創新活動中的作用．通常情況下，兩種投資發生于企業的不同階段，天使投資一般發生在企業初創期．兩種投資對企業的創新活動的影響作用是不一樣的．企業的R＆D投入和專利申請是衡量企業創新的常用標準．本文主要分析兩種投資與創業企業R＆D投入和專利申請的關系．創業企業經營運作的過程中，R＆D是創新企業創新活動的主要推動力．創新企業運用R＆D投資創造的知識進行新發明，從而獲取商業利潤．R＆D投資強調創新性，面向未知領域，投資結果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投資數額、投資期限、能否成功等很難確定．另外，R＆D的風險性還涉及創業企業自身的管理能力、新技術的吸收能力、創業過程的管理能力以及營銷推廣能力等．諸多的不確定因素使投資的回報率存在不確定性［4］．由于以營利為主要目的風險投資在對創業企業進行投資之前會成立專家小組，對投資的可行性進行仔細的論證，在某種程度上消減了部分不確定性［5］．

外部投資給新企業的R＆D提供了資金來源，進而可以促進企業的創新活動．Thomas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介入可以促進企業R＆D投資，風險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企業R＆D投入［4］．一般說來，風險投資更偏好投資于高技術創業企業，非常重視具有市場潛力的核心技術，極大程度上激發了創業企業不斷地進行R＆D活動．從風險投資機制來看，風險資本的價值是以科技產業創業的成功為標志的．風險投資的使命就是要與創業者一起拓展項目的技術潛力，并與創業者共享創業成長的經濟價值．因此，投資人與創業者都非常重視對R＆D的投資，并積極推動企業的自主創新．由于風險投資介入的創業企業里，其他權益資本來源從比例上就少，所以風險投資機構對創業企業的持股比例一般都比較高［6］．風險投資對創業企業的控制力也較強，風險投資會利用控制權將更多的資源投資于企業的R＆D活動．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如下:H1風險資本占企業權益資本額比例多的創業企業相對更多地進行R＆D投入．雖然天使投資與風險投資一樣，對投資新企業的回報有一定的期望和要求，但天使投資抗風險的能力較低，而且由于資金規模和流動性的限制，對新企業的現金流和可能產生虧損的承受力也較低，因此天使投資者相對比較看重創業的短期營利．一個企業的投資決策由所有者選擇的管理者決定［8］．天使投資者不直接參與企業的運營，這使得創業者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從IT產業中的谷歌到計算機制造的蘋果，從日用品的美體小鋪到飲食業的星巴克，這些無一不是行業的領頭企業，而這些企業在早期都接受過天使投資者的幫助，由此可以看出天使投資對企業的貢獻［5］．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創業企業必須增加R＆D投入以保持技術優勢．R＆D投入具有投資回收期長、投資風險大、需要付出巨額資金等特點，而且R＆D投資回報無法很好地量化，R＆D投入往往被列為期間費用，直接減少當期會計利潤．天使投資背景的創業企業為了達到短期盈余目標，雖然也會加大R＆D投入力度，但可能更多地把資金用于他處以獲得短期利益［8］．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如下:H2天使投資占企業權益資本額比例多的創業企業相對更少地進行R＆D投入．專利反映一個企業創新活動的水平和產出狀況，衡量企業在創新活動市場的競爭能力．專利的申請量、授權量往往反映了企業的研發活動效率．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都是為了獲得創業企業成長過程產生的高額回報，但他們進行投資決策前的調查方式不一樣．后者執行專業調查要少于前者，更多是基于對投資企業創辦者的個人信任和感情因素，依靠直覺判斷是否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奉行機會主義．而風險投資公司在進行投資活動之前往往需要對創業企業進行長時間的跟蹤調查，作詳盡的價值評估和投資可行性分析，以保證投資收益［9］．風險投資關注投資企業的發展潛力和股權增值情況，追逐和期待的是通過被投資企業上市或出售實現股權轉讓，收回投資并賺取資本利得，其著眼點不在于投資對象當前的盈虧，而在于企業的發展前景和資產增值．風險投資機構直接參與企業管理，在公司戰略制訂上起到一定作用［10］．

在風險資本進入企業后，公司管理層更注重企業長期競爭力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和發展，在研發活動中更加注重企業產品核心技術的原創性開發，而不是簡單的模仿和改進，因此在申請專利上多以發明專利為主［11］．但發明專利開發難度大于其他兩種專利，不僅需要更多的人力、財力，而且風險大，研發的周期也更長，因此，同等時期內，風險投資企業專利申請量會更少．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如下:H3風險投資占企業權益資本額比例多的創業企業的專利申請量相對更少．與其他類型的權益資本投資人不同，天使投資人很少參與創業企業的內部管理，而是更多地關注創業企業的經營績效［5］．與風險投資一樣，天使投資人一般也是根據創業企業的業績表現再決定是否繼續持有股權，但由于天使投資較風險投資在合同內容和形式上更為寬松，因此天使投資在資金的退出上也更為靈活，可以根據目前實際的盈利狀況決定退出與否．創業企業在早期盈利狀況通常都不是很好，為向天使投資人證明其投資的資金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安慰天使投資人的投資信心，從而得到后續的資金或者其他來源的資金支持，創業者可能更看重企業的短期創新效果［11-12］．雖然他們也對技術創新進行大量資金的投入，但他們更看重視創新活動的產出效果，而不是進行較長周期的原創性技術開發，在專利申請上也多以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為主．因此具有天使投資融資背景的創業企業一般會進行更多的專利申請，使天使投資人看到企業技術創新的努力，增強天使投資人的投資信心，從而維持投資甚至幫助引入更多的天使投資和其他權益資本．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如下:H4天使投資占企業權益資本額比例多的創業企業的專利申請量相對更多．

摘要：從2002年開始，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引資大國，外資為中國的經濟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隨著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越來越大的同時，其負面效應也日益凸現?？傮w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安全兩個方面正在產生越來越顯著的負面影響。本文著重就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經濟效應以及影響進行理論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利用外資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作用機制；經濟效應

外國直接投資已成為全球經濟的普遍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日益擴大。從2002年開始，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引資大國，外資為中國的經濟騰飛做出巨大了貢獻。但是隨著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越來越大的同時，其負面效應也日益凸現?？傮w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兩個方面正在產生越來越顯著的負面影響。探討在保證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安全前提下合理利用外資問題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

（一）彌補了我國發展建設的資金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日益擴大，特別是在1992年我國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的10幾年間，我國年平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全國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的12.7%，可以說，外商直接投資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資金來源。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后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采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一）企業家社會資本與企業家回鄉投資決策

法國人類學家布爾迪厄在1979年首先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并認為社會資本是與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并列的三種資本形式之一。科爾曼（1990）隨后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一書中深化了社會資本的內涵，將其定義為一種能實現某個目標的生產要素，是基于信任的關系資源。波提斯（1995）在科爾曼觀點的基礎上指出，社會資本是一種調動關系的能力，以來個人社會網絡或網絡成員之間互相調配稀缺資源的能力。房路生（2010）以初創業的企業家為研究對象，通過對企業家社會資本結構維度、關系維度、認知維度指標的分析發現，企業家關系維度和認知維度社會資本對創業生存績效有顯著影響；企業家結構維度的社會資本對創業生存與成功績效都有顯著影響。陸濤（2012）研究發現，企業家自我效能通過企業家社會資本對戰略變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耿新（2010,2011）以小型民營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家社會資本對企業動態能力有顯著影響，并且通過企業動態能力的中介作用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按照關系網絡層的社會資本的解釋，社會關系網絡能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從而能夠保護風險投資。任何投資活動都有風險，企業家回歸投資也不乏風險。因而，對社會關系網絡的依賴是企業家回鄉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二）企業（家）政治關聯狀況與企業家回鄉投資決策

關于政治關聯的界定，國內外學者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給出了各自的概念。Roberts（1990）指出政治關聯是指企業與參議員有利益關系；Fan、Wong、Zhang（2007）專門對我國的公司進行了研究，提出如果公司的CEO任職或曾任職于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或者軍隊，那么這家企業是政治關聯的。Ferguson和Voth(2008)則根據對德國企業的研究提出，如果公司經理或者董事會成員與執政黨關系密切，則公司屬于政治關聯的。Allen等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投資者法律保護不充分的情況下取得上述成就的關鍵在于,中國存在著相應的投資者法律保護替代機制,但是他們并沒有對什么是替代機制做深入地分析。胡旭陽（2006）認為民營企業家政治身份在市場經濟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是法律保護的替代機制之一。其通過對浙江省2004年百強民營企業研究發現，民營企業家的政身份通過信號傳遞機制降低了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的壁壘，提高了民營企業的資本獲得力。羅黨論、甄麗明(2008)通過對上市民營企業的經驗數據研究表明，沒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相對于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的政治約束要多；同時，越是在金融發展水平低的地區，民營企業的政治關系對其融資的幫助越明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轉型階段，各項制度還不完善，企業家為了獲得政府政策信息、政府資助、融資便利條件等，會盡力和政府發生關聯。固始縣作為固始籍企業家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在成長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人脈關系和政治關系。企業家回歸產業轉移過程中，必定與當地政府部門發生各種關系或聯系。企業家豐富的家鄉地區的政府關系是吸引其回鄉投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三）家鄉地人力資本狀況與企業家回鄉投資決策

段建（2007）通過對FDI式產業轉移的研究分析發現，人力資本是國外對我國進行直接投資式的產業轉移的重要影響因素。劉家強、王春蕊等通過農民工就業地選擇決策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農民工就業地選擇過程中，年齡選擇特征和技能遴選效應明顯，年齡每增加10歲，其選擇外地就業的概率就會降低3.67%；并且，居住地經濟越發達，農民工越傾向于選擇本地就業。同時，居住地的就業途徑、交通便利度等也影響農民工的就業地選擇。企業家回鄉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增加了本地的就業途徑、改善了當地的交通狀況。因而，在促進固始當地老年人就業的同時，也減少了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的數量，而是選擇本地就業。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沿海發達地區“民工荒”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因而，企業都傾向于選擇勞動力數量豐富、成本較低的地區作為投資區域，尤其是企業經營產業屬于勞動力密集產業的時候。固始縣作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縣，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且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都很熟悉和了解，這些都對企業家回鄉投資決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