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效應范文10篇

1、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

單純的國際貿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國移動，只有國際投資，才有可能形成生產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國移動。在土地、資本、勞動三種生產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資本和勞動都能在國際之間自由流動。

國際投資，即國際間的資本轉移，指的是貨幣資本和貸款資金從一國流向他國。任何國家或地區要發展經濟，必須積累資本。積累資本一種方法是國內儲蓄，由儲蓄轉化為投資；另一種方法就是吸引外資，包括國際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不發達國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儲蓄能力受到限制，資本積累緊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外來商品能形成入超現象，國內資本積累才有可能不減少當前消費。但是，入超國家又必須清償入超商品的資金。由于資本積累不足，只有依賴外國貸款。而能否得到外國貸款，又取決于兩國利率之間的差異，即債務國的利息必須高于債權國的利息。所以，國際投資的驅動因素是各國之間利率的差異。至于外商直接投資，則取決于生產成本、市場需求、預期回報率、投資環境和相關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

國際間的勞動要素的轉移，主要取決于勞動價格，即取決于平均工資水平，比如某種類型的勞動在美國的工資率高于墨西哥，就成為墨西哥人跨越國界的經濟動機。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工資偏低，移民傾向尤甚。其次，勞動要素轉移還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的數量。在一個勞動資源相對過剩的國家，很容易引發向勞動資源稀缺的國家移民的動因。當然，國際投資也會引起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要素轉移，但畢竟屬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隨著技術引進，隨同設備和資金的技術人員配套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大多帶有臨時性質。一旦投資項目完成，隨行技術人員又會回歸本土。

國際投資實現生產要素轉移的微觀載體是跨國企業。投資的始初動機是以謀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生產和經營。建立跨國企業伊始是資本運營，購進設備和技術，又實現了物質生產要素的轉移，招聘經營人員和企業員工，又實現了勞動要素轉移。可見，國際投資是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第一推動力，跨國企業的規模和數量是鑒定生產要素移動的基本尺度。

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有兩大效應：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不斷追求經濟發展使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蓬勃發展,但同時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由于參與國繁多,各國經濟利益難以得到全方面的協調,因此只包括相對少數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成為熱點。而自由貿易區(FTA)由于組建成本相對較小而受到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青睞。FTA的迅猛發展的確給全球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而持久的血液,主要體現在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三個方面。關于FTA的傳統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貿易效應上(包括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效應),對其投資效應的研究相對來說涉獵較少。而對于以吸引外資為主要目的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FTA投資效應的相關問題卻更為重要。基于以上情況,筆者將就“FTA的組建會對成員國的投資情況產生怎樣的影響”展開系統研究。

二、計量模型以及數據來源

根據相關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國的投資主要受到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①FTA成員對外的貿易成本;②本國的建廠成本;③本國與FTA潛在伙伴國經濟規模的相似程度;④本國的一體化程度。因此參考現有的實證文獻,設定如下的基本計量模型:log(inveit+fdiit)=λi+α1inteit+α2gdpit+α3tariit*dum-myijt+α4dpgdpijt*dummyijt+α5dpgdpijt2*dummyijt+α6polityit+α7polityit*dummyijt+α8gdpit-1+α9gdpit-1*dummyijt+α10dummyijt+uit其中,i表示東道國家,t表示年份,j表示外資投入國的母國即潛在成員國,uit表示誤差項,λi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下面看一下各個變量的含義以及相應的數據來源。

1、inveit和fdiit。這兩個變量分別表示i國t年的國內投資總額和i國t年的外資流入總值。因為我們考慮的是某個國家在與該國成立自貿區前后變化對該國總投資的影響,投資包括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外資數據來源于IMF中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而內資數據則由BVD數據庫中ratioofGrossnationalsavingtoinvestment和Currentac-countbalance兩個指標計算得來。這兩個被解釋變量的單位都為十億美元。

2、inteit。該變量表示i國的一體化程度。跨國公司的位置選擇不僅考慮了當地的市場需求,也考慮到所在國加入的FTA地區的需求。如果一個國家加入的FTA越多,一體化程度越高,則跨國公司通過他所實現的利潤水平就越高,也希望在這樣的國家建立工廠。這個國家就成為一個輪軸國,所吸引的FDI與其一體化程度正相關。因此預期該變量符號為正。但同時考慮到投資者對本國市場規模程度以及該國所加入的FTA所有成員國市場規模之和所賦予的投資參考權重有所不同,所以該指標剔除了該國的市場規模,即選取是t年內該國加入的所有的FTA的成員國以2005年不變價格為基準的實際GDP之和。因為有些年份該指標為0,所以并沒有取對數。實際GDP數據來源于BVD數據庫,單位為十億美元。

1引言

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不斷擴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對外直接投資在宏觀經濟發展中的表現主要有經濟增長效應、就業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貿易效應。其中貿易效應是指FDI與貿易的關系是一種替代還是互補關系也即FDI對于一國或地區的貿易發展是阻礙作用還是促進作用，國內學者對此進行了較多的研究。項本武基于引力模型，對我國1999～2001年間的FDI與貿易數據進行合成回歸，得出了中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對該國的出口，但對該國的進口有替代效應的結論。陳發平對我國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采用ADF檢驗法和協整分析法，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之間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加快FDI能夠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更快發展。王喜平基于1982～2003年FDI與貿易數據采用VAR模型法，實證分析得出我國的FDI與出口貿易呈正相關關系，但兩者的Granger因果關系不顯著。從上述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都是基于我國對全球領域或發展中國家的FDI與貿易來考察貿易效應的，而對于我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FDI的貿易效應研究較少。因此，這種區域差異化的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中國與歐盟作為東西方的兩大世界經濟主體，雙邊的貿易和投資發展無論對于雙邊經貿關系的提升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隨著中國加入WTO，中歐雙邊的貿易和雙向投資發展更加的迅速。根據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成為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技術來源地和第四大外資來源地。同時根據《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流量為29．66億美元，同比增長535．1％，占流量總額的5．3％，較上年增長5．35陪，直接投資存量62．77億美元，占對歐洲直接投資存量的72．3％。基于中歐雙邊投資與貿易發展趨勢，本文對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作了一次實證檢驗。

2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實證分析

2．1實證分析模型

在以往研究對外直接投與貿易關系的模型中，有進出口估計模型、協整檢驗模型等，本文借用引力模型，對其加以適當的變動來研究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因此在變量的選取中，我們選擇中國對歐盟的進口和出口總額作為因變量，用T加以表示，而對于自變量，我們選取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歷年存量與流量，分別用fc和fl來代表。除此之外，由于距離也是影響兩國或兩地區之間貿易流量的一個因素，但同時它也受到諸如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都是獨立于模型的恒定量，因此在對模型的變動中我們引入了一個虛擬變量Dij。該虛擬變量用來代替傳統模型中的距離變量和涵蓋了一些其他的影響因素，同時該國家虛擬變量衡量了母國與各東道國之間的貿易聯系強度。因此，引力模型變動為：Tij，t＝kflαij，tfcβij，t－1Dγij（1）對方程（1）取對數，將其轉換成多元線性模型，如下：lnTij，t＝lnK＋αlnflij，t＋βlnfcij，t－1＋γlnDij＋εij，t（2）其中：Tij，t為中國對歐盟的進口或出口；flij，t為t時期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流量；fcij，t－1為t－1時期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存量；Dij為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的虛擬變量；εij為隨機誤差項；K、α、β、γ為待估參數。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情況，所以距離可以看成是固定的，我們將其與K進行合并，再有i始終代表中國。同時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雙邊的貿易流量也會受到兩國人均國民收入（PGNI）的影響，以往諸多研究也有證明這一點。因此，對于方程（2），我們再對其進行改變，得到新模型為：lnTj，t＝Cij＋αlnflj，t＋βlnfcj，t－1＋γlnDj＋θlnPGNIj，t＋εj，t（3）其中，PGNIj，t為t時期歐盟各國的人均國民收入；Cij＝K＋γDij。據以上推導的模型，若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系數α、β為正數，那么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是創造性的，系數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而如果系數為負值，那么說明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是替代性的，而且系數絕對值越大，替代性越強。

2．2模型數據與方法

一、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一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終究要突破國界走向世界，經濟發展已無邊界。經濟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不過是“在更高層次回到1941年以前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科學技術達到了高發達水平的結果：人類發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圍內選擇低成本生產和低成本交易已經成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就對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國際投資作過描述。“由于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2]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強調了生產社會化必然要求國際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確定，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日益活躍，資本、技術、人力、信息等生產要素愈益跨越國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全面、大量、綜合地流動和配置，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覆蓋面日益擴大，已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規模出現空前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

【作者】江飛濤/陳偉剛/黃健柏/焦國華

1、引言

；；；1994—2002年間，相關部門為預防和治理鋼鐵工業的“重復建設”問題，1直對鋼鐵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嚴格的行政規制。2003年，鋼材需求強勁，供需矛盾越來越突出，相關部門放松了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規制，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在這1年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增長率高達88.71％，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2003年底相關部門認為鋼鐵工業存在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問題，認為“在建項目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市場預期，必將導致生產能力過剩”①，并制定相應政策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嚴格規制以防止未來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②2005年底，相關部門認為我國鋼鐵產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2006年3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通知》，6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加強固定資產投資調控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意見的通知》，進1步強化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規制，以治理突出的“產能過剩”。③

；；；嚴格的投資規制政策，可以迅速制止轉軌體制扭曲下鋼鐵企業產能投資的過度膨脹，為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和產業健康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須看到這種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并可能會導致1些不良的政策效應。1994年以來鋼鐵工業運行情況變化大致可以反映出1些問題：除2003年1月至11月期間，相關部門1直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嚴格控制，但在2003年末相關部門即認為鋼鐵工業產能投資過度，這種嚴格的投資控制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從根本上防治“重復建設”或“產能過剩”問題，反而使得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在“不足”和“過度”之間劇烈波動，形成“1卡就死，1放就亂”循環。

；；；目前中國還在多個“產能過剩”和多個可能出現“產能過剩”行業實行投資規制政策，投資規制政策也1直是作為中國治理所謂“重復建設”、“過度競爭”的主要措施，因而對鋼鐵工業投資規制政策缺陷及其不良影響的系統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實際意義。

；；；2、中國鋼鐵工業投資規制政策缺陷的理論探討

引言

基于效用理論之上的傳統投資決策理論,假定投資者是風險的回避者,投資者根據未來的收益風險狀況并從整個投資組合的角度作出投資決定,并且總是作出一致,準確和無偏的理性預期。投資者的行為是理性的,不會受到主觀心理及行為因素的左右。然而近二十年的研究表明,傳統的投資決策理論假設不盡合理,首先,投資者未必有一致無偏的理性預期。其次,投資者的投資選擇與投資者既定的盈利虧損狀況密切相關,而非僅決定于未來的收益風險關系。總之,投資者由于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而明顯具有某些行為特征,投資者行為的非理性方面難以用傳統投資決策理論去解釋。

處置效應是行為金融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借鑒西方行為金融學的實證研究方法,研究中國投資者的處置效應。

理論回顧和動機

1、前景理論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論用于描述不確定性情況下的選擇問題。與傳統的期望效用理論不同的是,前景理論用價值函數(valuefunction)代替傳統的效用函數(utilityfunction)。與效用函數相比,價值函數具有以下特征。

摘要：針對當前學者關于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擠出或擠入效應結論的多樣化，文章通過一個總投資理論方程，利用1999年~2010年間中國及俄羅斯的面板數據分析了FDI對中國與俄羅斯國內投資的擠入和擠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FDI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且對中國擠出效應的程度與顯著性程度明顯高于俄羅斯，同時俄羅斯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高于中國。這表明我國外資市場較俄羅斯相比更加完善與深化。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擠出效應；擠入效應；中俄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解決一個國家資金不足問題，近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采取招商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策略，大量吸納國外資金發展本國經濟。伴隨著國外資金大量涌入可能會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或擠入效應，擠出效應會帶來負的外部性；擠入效應會帶來正的外部性。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在大量引進外資后是為國內的經濟帶來了正的投資效應還是負的投資效應值得引起關注與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及俄羅斯產生的投資效應。

二、模型與方法

本文運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論模型構建的一個投資方程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影響。模型建立如下：為評估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建立總投資模型。一國的總投資可以歸結為兩類，一類是國內投資；一類是國外投資通常將其看作為FDI：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后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采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生產要素移動技術進步效應

[論文摘要]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歷史車輪。盡管國際貿易的起源先于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卻是國際貿易更大的加速推動力量。現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時代，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互相支撐、互相促進，業已構成世界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認真解讀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和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等三個層面，對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后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采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