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投資效應

導語：國際投資效應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1、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

單純的國際貿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國移動，只有國際投資，才有可能形成生產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國移動。在土地、資本、勞動三種生產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資本和勞動都能在國際之間自由流動。

國際投資，即國際間的資本轉移，指的是貨幣資本和貸款資金從一國流向他國。任何國家或地區要發展經濟，必須積累資本。積累資本一種方法是國內儲蓄，由儲蓄轉化為投資；另一種方法就是吸引外資，包括國際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不發達國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儲蓄能力受到限制，資本積累緊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外來商品能形成入超現象，國內資本積累才有可能不減少當前消費。但是，入超國家又必須清償入超商品的資金。由于資本積累不足，只有依賴外國貸款。而能否得到外國貸款，又取決于兩國利率之間的差異，即債務國的利息必須高于債權國的利息。所以，國際投資的驅動因素是各國之間利率的差異。至于外商直接投資，則取決于生產成本、市場需求、預期回報率、投資環境和相關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

國際間的勞動要素的轉移，主要取決于勞動價格，即取決于平均工資水平，比如某種類型的勞動在美國的工資率高于墨西哥，就成為墨西哥人跨越國界的經濟動機。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工資偏低，移民傾向尤甚。其次，勞動要素轉移還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的數量。在一個勞動資源相對過剩的國家，很容易引發向勞動資源稀缺的國家移民的動因。當然，國際投資也會引起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要素轉移，但畢竟屬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隨著技術引進，隨同設備和資金的技術人員配套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大多帶有臨時性質。一旦投資項目完成，隨行技術人員又會回歸本土。

國際投資實現生產要素轉移的微觀載體是跨國企業。投資的始初動機是以謀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生產和經營。建立跨國企業伊始是資本運營，購進設備和技術，又實現了物質生產要素的轉移，招聘經營人員和企業員工，又實現了勞動要素轉移。可見，國際投資是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第一推動力，跨國企業的規模和數量是鑒定生產要素移動的基本尺度。

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有兩大效應：

（一）促進世界生產效率并提高實際收入水平

如果資本在美國的邊際生產率低，在資本稀少的中國邊際生產率高，若美國的資本流向中國，全世界的產值就會獲得提高，最終超于均衡。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不斷增加，就是這個原因。

實際上，直接投資并不只是一種資本移動。有時，投資方“完全是在東道國借取創辦企業的金融資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標牌號、經營準則，以及較少屬于有形資產的一些其他資產而已。這個子公司一旦成為獲利的企業，它就通過內部利潤再投資和新借入資金來發展了，同時還把一部分利潤上繳給那個很難看出其進行了投資的母公司”。[4]這種情況雖然鮮見，但仍會使雙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進了世界生產效率。

勞動要素的跨國移動也是如此。例如某種類型的服務業美國每天能賺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賺3美元；于是某一勞動者移居美國，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這樣移動的結果，致使意大利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自然趨向提高，而美國而相對下降。不過只要有差別，雙方就會產生移民的經濟動機，從而使實際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產要素稀少性相對差異減輕

由于資本和勞動被吸引到相對稀少的地區，隨著跨國移動，相對稀少性在國際間就會減弱。印度相對過剩的勞動者遷往美國，就會降低美國勞動稀少程度，同時降低印度勞動的豐富程度。資本從相反的方向移動，將減輕資本在美國相對豐富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在印度相對稀少的程度。

薩繆爾森寫道：“物品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部分影響，就好像使生產要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一樣，衣服從歐洲流向美國、食品從美國流向歐洲趨于使每一國家的特別充足的生產要素不像過去那樣充足，并使每一國家的特別稀少的生產要素不像過去那樣稀少。”[5]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自由移動，會使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趨于均衡。

2、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

國際投資直接推進的是中間產品的貿易，間接推動的是最終產品的貿易。一般說的國際貿易，指的是最終產品的貿易，即商品貿易。

國際投資實現的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輕了商品的稀少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可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新生產場所的開辟和建立，又創造了新的貿易園地。假設有一個資本貧乏的國家，從外國進引長期貸款，用以發展本國產業。某些制造品（例如紡織品、塑料之類）原先輸入本國市場，現在國內也可以像外國一樣廉價生產，故而不需要再輸入此類商品。不過由于本國發展生產的結果提高了收入，消費數量與結構已經變化，因而創造了新的需求。所以從現象上看，進口商品減少了，但國內市場卻因生產要素的移動而擴大了。因此，一方面貿易關系是國際借貸的產物，即生產要素移動創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國際貿易又能借助推廣市場及刺激資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創造投資機會，不僅吸引了本國的投資者，也吸引了國外的投資者。新的投資者的出現，又擴大了市場的商品需求。這就是國際投資引發的貿易創造。

投資和貿易的不同之處在于：貿易是一種遞增效應，投資則是一種乘數效應。按一般慣例估算，投資效應是貿易效應的5倍。盡管投資有風險，但風險越大，欲念越大，經營者依然會選擇投資。只有投資，才能使國際貿易實現立體擴散。

我們不防借助一組數據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1978~2007年，共簽訂投資協議項目464801個，合同金額9428.7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4997.60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項目數從1980年的470個上升到2007年的4萬多個，增長了近90倍，年均增長率為25.05%；合同外投資從1983年的17.32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億美元，增長了近70倍，年均增長率為23.35%；實際使用外商投資從1983年的6.36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億美元，增長了84.13倍，年均增長率為24.81%。中國已連續10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首位。[6]

外商在華投資對雙邊貿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從我國和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來印證這個問題。

（一）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的增長

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從1983年的436.16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萬多億美元，增長了19.52倍，年均增長率為16.02%。其中，出口貿易從1983年的222.26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5千多億美元，增長了19.72倍，年均增長率為15.95%。我國出口總額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進口總額上升5.32%。出口總額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華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的增長

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0.42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億美元，增長了11244.17倍，年均增長率為50.01%，其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同期增長30042.63倍，年均增長率為56.56%，其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54.82%；進口總額增長了68213倍，年均增長率為62.24%，其占我國進口總額的比重上升56.18%。可見，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對外貿易積極地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7]

國際經濟學的傳統觀念認為，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國際投資引發的生產要素移動減輕了生產要素的稀少性。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數量越大，國際貿易的動機與賺取的利潤也就越少。極言之，生產要素的相對稀少性的懸殊情況可能因國際投資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國際貿易的原因也不復存在。但在實際上，不論是國際投資或是國際貿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國之間要素和商品的相對稀少性狀態，所以兩種功能得以并存，并會逐步擴大。

其實恰恰相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更多地表現為互補作用。國際投資能夠創造和擴大國際貿易，國際貿易也可以創造國際直接投資。這種關系分為四種情況：（1）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如設備、技術和軟件可跟隨資本；（2）本投資國的出口貿易對本國的直接投資具有促進作用，如通過貿易出口可以引發直接投資就地銷售跨國企業的產品；（3）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東道國的進口貿易，東道國引進了外資，相應地就會進口生產要素及技術軟件；（4）東道國的進口貿易會促進投資國的直接投資，既然有了進口貿易，就會致使投資國實行直接投資，以創造更簡便、更有利的貿易機會。

根據國際貿易的實踐經驗，建立各種經濟共同體撤銷關稅壁壘，實現自由貿易，更能實現比較利益。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西方經濟學稱之為“貿易創造”。但是，這種情況只適用于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對外卻設置一個共同的關稅壁壘，可能導致“貿易轉向”。當經濟共同體的外圍國家較低成本的供給來源代替了共同體內較高成本的來源，即會出現“貿易轉向”，即轉向低成本的外圍國家。[8]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機會并不顯見，太多的機會往往會消失在經濟共同體內。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這種情況更為顯著，國際貿易在WTO之內，成員國更多地表現為“貿易創造”。未進入世貿組織的國家積極申請入圍，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組織內的“國民待遇”。它們需要的是直接的“貿易創造”，而不是消極等待“轉移轉向”。

伴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不斷擴大，“貿易創造”的功效會逐步消失，因為外圍國家越來越少。如果所有國家都加入WTO，“貿易創造”就會完全消失。隨之而來的將是“資本創造”，或稱“投資創造”。國際投資力度的增強，會實現更為廣闊的貿易空間。國際投資引發的貿易效應必將大大超越單純國際貿易的效應。

3、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

世界經濟早期的歷史格局，國際投資主要是發達國家對殖民地國家和落后國家的投資，俗稱資本輸出。這種投資雖然有資本入侵的含義，但在客觀上卻推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傳統貿易方式的改變。

（一）促進出口商品換代升級

從出口商品的結構，可以反映出一國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亦即資源性產品為主。資源只有經過開發和利用，才能成為商品，才能實現商品流通。“所以，對于人類，所謂‘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和人類素質的函數。對應不同的經營方式和開發手段，資源的含義不同。”[9]對于多種經營、綜合利用、深度加工和專業化、商品化生產的立體開發方式，就可以構成發展的良好基礎；而對于倒山種地、單一經營、自給自足的平面墾殖生產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饒的貧困”。

資源開發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須凝聚為技術，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依靠自身經營的積累，社會也會有進步，但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世界競爭的格局下，很可能會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開放，無疑會縮短這個歷程。國際投資、技術引進，會不斷使資源性產品升級，增加科學技術含量，從而使商品換代升級。

（二）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基本的內向經濟，但又是有進出口貿易；二是外向經濟，有大量的進出口貿易。與之相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戰略也可分為兩種：“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進口替代，指的是過去以進口工業制成品為主，現在改為本國工業制成品代替同類進口商品，為此，這些國家需要在國內建立面向國內市場的工業，以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但進口替代需要進口用于發展本國工業品的設備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級產品以換取外匯，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在這種情況下，進口替代往往以初級產品的出口作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過去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現在改為以本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級產品的出口。為此，這些國家應在國內建立起面向國外市場為主的工業部門，并要使這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

當代經濟發展理論普遍認為，進口替代是較低級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較高級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韓國是兩個比較成功的實現“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證。

新加坡1965年宣布獨立，當時只有橡膠園，地勢坎坷不平。沒有什么基礎。通過引進外資和引進技術，使本國經濟在短期內改變了面貌。當時，新加坡政府積極支持和鼓勵工業界實現生產自動化，重點放在推廣和使用機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燒焊工”機器人于1983年誕生，另一臺“噴漆工”機器人也相繼問世。新加坡推行了電腦教育“五年計劃”，使20%的中學生成為電腦俱樂部成員。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開始出口電子計算機，駛向國際市場的驚濤駭浪。

韓國在過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發達國家改變經濟結構的機會，將外國資本、技術同國內的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20世紀60年展了輕紡工業。70年代又突出發展了重化工業，用出口推動了經濟發展，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地區一躍成為新興工業化地區。韓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實行“科技興國”方針。為了跟上新技術革命的步伐，韓國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發展戰略”，提出兩項主要任務：一是開發尖端技術，將產業結構改造為“發達國家型”產業結構；二是根本上解決糧食、能源、環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過密等問題。韓國的學者、實業家、官員都認為21世紀將成為“太平洋世紀”，強調“不要錯過時機”，要積極地迎接“太平洋時代”。

（三）從“單向投資”到“雙向投資”

單純的國際貿易，很容易因襲原有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投資的沖擊，才能推進貿易方式的改變。

國際投資的始初行為是資本過剩的發達國家向資本稀少的落后國家的單向投資，落后國家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對外投資能力。但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一樣，基本上屬于雙邊行為，落后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沖出國界，走向對外投資的行列。從單向投資轉向雙向投資，是世界歷史的巨大進步。

我們試以中國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大量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大量外資企業落戶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因此，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把視角轉向海外市場。可以肯定地說，尋求市場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直接動機。

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改革措施，第一次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

中國對外投資包括三種類型：（1）為支持進出口貿易而進行的投資；（2）為支援第三世界國家而進行的投資；（3）為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而進行的投資。

1990年，我國已開辦801個世界境外企業，分布在93個國家和地區。在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港澳地區就集中了我國非貿易性企業的2/3。

1999年，我國境外投資擴展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相對集中于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排在前10位的是獨聯體國家、美國、港澳地區、泰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德國。截止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全球已達149個國家和地區，投資存量已達5百多億美元。[10]

中國對外投資在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是首開先例，但其雄健的腳步卻有后發奪人之勢。盡管我國目前對外投資的比重還比較微少，風險投資領域尚未涉足，但這卻是一個光輝的起點。可以肯定，中國對外投資終究要躍居世界前列，并將對國際貿易發生更為積極的影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必將成為我國步入世界經濟舞臺的“雙子星座”。

參考文獻

[1]陳勝昌，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影響，透過互聯經濟體系創造財富[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89

[2]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國際經濟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69

[6]王洪慶，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編2007-2008中國外商投資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納德，國際經濟學導論[M]北京：東華書局，1967，251-252

[9]王小強、白南風，富饒的貧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4

[10]劉慧芳，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研究[M]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7，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