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論文范文10篇

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增長曲線始終處于強幅波動之中。由于中國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對農業的調節還很不到位，因此，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不是主要由供求關系等市場力量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為的不良偏好所決定的。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采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減產。前年全國糧食總產僅4億3千萬噸，糧食安全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去年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總產達到4億6千9百多萬噸，但能否鞏固住這一趨勢還很難說。中國糧食一旦出現較大缺口，由于人口眾多和交通不便的緣故，靠國際市場調節是沒有保證的。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基本立足點應放在國內市場上。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于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向農地投資?，F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于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導致三農問題的根源有很多，如農村稅負過重、城鄉二元結構等等。我不否認這些因素的根本性，但我認為當前我國的生育政策也部分地加重了三農問題。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其基本思路是一對城鎮居民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子女，而一對農村居民夫婦則基本上可以生育兩個子女。原因在于，城鎮居民的養老由社會負擔，而農村的則由家庭負擔。因此，對于農民來說，盡管有了兒子不一定會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沒有兒子幾乎等價于沒有人養老，因為女兒長大了一般要出嫁，遠離父母。這也是我國歷代王朝解決農民養老的根本制度，也是所謂“孝”的一個主要內涵。表面上，“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觀，但實際上，它是維持家庭養老的制度安排：通過賦予父母在家庭中的領導權來獲得財產支配權，達到實現家庭養老的目的。家庭養老再與“男婚女嫁”的觀點相結合，兒子就成了家庭養老制度的核心。所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里，“后”指兒子。兒子也成了農民對未來的一項主要投資（女兒應盡的義務相對小得多）。這也造就農民重男輕女。不象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重男輕女表明農民的狹隘，恰恰相反，體現他們理性。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解決農民的社會養老問題。自然，我們也就不可能期待重男輕女的觀點在中國基本上消失。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新出生的嬰兒中，男孩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果我們像對待城鎮居民一樣來解決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那么，我們也應該可以在農村推行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時候，讓人感到很奇怪是，我們批評城鄉居民不平等時，我們為什么不批評城鄉居民在生育權上的不平等呢？難道在生育權上農民天生就應該比城鎮居民有“特權”？而且，我們似乎沒有理性地看待農民的這種“特權”給農民自己、社會進步帶來的危害。這以“特權”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農民自身的負擔加重。在現代社會養育一個子女的費用是很高的。這其中主要是教育費用，而不是養活子女的生活費用。在我國，農村子女的教育費用“蒸蒸日上”，學生入學的年級越高，費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區，本應該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卻也成了一種產業。有些家庭甚至難以供養一個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說支持兩個子女了。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甚至出現倒退。而入學兒童率低意味著未來農民的素質令人堪憂。以后，社會又如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呢？相反，城鎮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財政在義務教育上的補貼，比較輕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義務教育。這樣一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來越大。當然，如果農民子女考上大學，在目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背景下，對農民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盡管到此他們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們可能也快要破產了。因此，這一“特權”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養老外，給農民帶來更多的是更重的負擔、更大的生活壓力，增加了社會貧困人口和低素質人口。當然，接下來，在某些人看來，鄉村政治民主推進受阻就有現實基礎了。低素質農民也繼續使得中國農業在傳統農業的模式上重復。

其次，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延緩了中國城鎮化進程。我國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民，是城鎮居民的兩倍。而每年農村新出生嬰兒數可能近乎是城鎮居民的四倍，因為農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鎮的兩倍，而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鎮居民的兩倍。因此，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要遠高于城鎮。我們一方面要推行城鎮化，而另一方面我們的生育政策又加快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這豈不是一個悖論？但是，如果我們一方面加快城鎮化進程，另一方面降低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那么，我國農民人口迅速會減少，三農問題恐怕也沒有今天這么復雜了。當前，農民進城途徑有三：（1）城鎮擴展到農村，農民變成城市人；（2）農民到城里做工；和（3）農民子女考大學。第一種途徑主要出現在江浙、福建和廣東等沿海一帶。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民主要依靠第二種方式進城。然而，當前對農民工的歧視是眾所周知的。城鎮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這部分農民的“旅館”，或者他們只是過客，原因在于城鎮的確沒有足夠的財力和能力來接納增長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種途徑造成的轉移的確有限。當前，我們期望主要通過第一種途徑來推進城鎮化。問題是，低素質人口是否允許全國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鎮化？

第三，我們的許多改革也因農民人口增長更快而舉步維艱。例如，我們呼吁多年的戶籍制度改革就是一個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戶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農民進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負擔其子女的義務教育經費，而且，這些農民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呢？還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說了。

因此，我們應該廢止農民夫婦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這以“特權”，取而代之以對農民實行社會養老和只能生育一個子女。換句話說，在生育權上，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應該平等，農民不應該有“特權”。問題是，農民的養老基金來自何方呢？我認為，既然我們已經征收了超生子女的社會撫養費，我們可以把這筆費用用作農民的養老基金。而且，由于農民不能再免費地生育第二個子女，國家省下了大量的生育權。如果國家將這些生育權拍賣，將所獲得的資金可以用于農民的養老，那么，不僅人口增長相對以前是一樣的，而且還可以減少低素質人口和農民人口的比重。當然，如果資金還是不夠，國家財政可以部分彌補。在我的論文《中國計劃生育市場化的制度安排》中，我對此作了一個初步估計，發現資金缺口不是太大。對于農民而言，盡管他們不能免費地多生育子女，但他們生活負擔減少了，而且還額外地獲得養老金，老來有所養，增進了其福利。對社會而言，農村人口增長減緩了，貧困人口和低素質人口的增長速度也自然就慢下來，推進城鎮化、減小城鄉差別也就更加容易多。只要社會經濟在增長，三農問題更是一個時間性問題。在我的論文《福利經濟學與生育政策》中，我用經濟學理論對這種效率改善作了論證。

摘要：如果不把改革的目的明確，如果繼續把改革作為權力集中和權力上收的手段，再怎么改革都會走不出“權力控制”的傳統治理習慣，都會“有多少改革都會重來”。改革本來應該是如何樣來控制權力，而改革的結果卻是如何樣來用權力控制民眾和基層組織。因為都希望能夠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為了自己的利益能夠占有更多就只有希望盡可能地減少參與分配或競爭的人數，都希望減少別人而不是自己。雖然有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卻是在上級要求下進行的，是向上級負責的其中一個具體內容；當上級變成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時，就會變成向領導者個人負責；每一級都向上級負責，到中央后，中央反過來要向群眾負責，使離群眾最遠的政府卻要最終向群眾直接負責。經濟體制改革由市場來優化經濟資源配置，政治體制改革如何來實現政治資源（權力）的優化配置，這是當前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除了進行體制創新，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三農”問題，作為一項事關國家和民族興衰的重大歷史課題，列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今后半個世紀以內，將是全社會長期關注的熱點。近二十多年特別是近十多年改革的經驗教訓表明：農村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再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了，迫切需要戰略規劃和整體安排，迫切需要明確今后的方向。

一

取消農業稅以后的農村進入了無稅時代，鄉鎮政府與各級政府比較而言，農民更需要哪一級地方政府呢？我們的三農研究者就不能用理論來“為農民作主”。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才知道，農民更需要哪一級政府只有農民才有權回答。筆者就對此進行了1000戶農戶調查，得到的結果會令政界的一些高官和學界的一些權威大跌眼鏡：有52.9%的農戶在地方各級政府中選擇最需要鄉鎮政府，有22.9%的農戶選擇最需要省政府，選擇最需要縣、市政府的農戶分別為15.7%和8.5%。同時，三農的理論和政策是否與農村的現實相符合，是執行政策的農村基層干部在給農民穿“鞋子”，評價“鞋子”合不合“腳”農村基層干部也最有資格。

撤銷鄉鎮政府，國家與一家一戶的農戶打交道，太高的交易成本誰來承擔？對于農民而言，官僚的縣市政權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對于縣市政權而言，是否能夠真正滿足農民的需要？是減人減機構來減輕財政負擔，還是這個職能需不需要存在？怎么不先定位這個職能，再根據職能定事？事有多少財政就要給多少，以錢養事，人隨事走，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人就會自然分流配置到比較利益高的行業上去。如果職能和體制不改，不僅會使改革帶來尖銳的利益沖突，而且改了也是換湯不換藥，舊的矛盾沒有解決，反而引發了新問題。原稅費改革時，主流社會一致認為，只要進行稅費改革，只要減輕了農民負擔就能夠根本解決三農問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砍掉一部分。而現在的鄉鎮改革，又是簡單地采取“減”的辦法。怎么能首先考慮養鄉鎮政府的財政支出從哪里來，而不首先考慮農民是否需要？農民需不需要國家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農村社會需不需要國家提供鄉鎮政府這樣一個公共產品？城市的社區組織都由政府財政負責，而農民的鄉村政府卻要取消，這不是在歧視農民嗎？

因此，鄉鎮機構改革迫切需要給鄉鎮政府定位一個未來的發展方向：市場追求效率，政府確保公平。市場配置資源的天然本能是以效率為第一追求，如果我們政府也以實現效率為最大的目標，誰來實現公平？而沒有公平正義，怎么可能實現和諧社會？怎么能夠叫做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新的穩定觀和發展觀。過去一講穩定，就是用壓力和政府主導，農村不穩定總是歸結為農村基層干部，總是把農民負擔問題歸結為農村基層組織，卻從沒有正視體制壓力下的公共財政問題?；鶎痈刹坑胁缓玫模邔右灿?，中國政府有，外國政府也有。在財政包干體制下，造成中央和省府有錢，越到基層越沒錢?？h鄉兩級只占總收入的30%，卻要承擔70%的公共財政責任。在目前的財政包干體制下，計劃生育可以提高效率，發展工業即使破壞環境可以提高效率，城鎮化圈地經營城市可以提高效率。而對農村的文化教育、生存保障、科技投入、基礎設施等等，地方政府就必然失去興趣。根據目前考核的評價指標，既能帶來巨額的財政收入，又能夠帶來光明的政治前途，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為什么販賣會判處死刑卻仍然有人不惜用生命做賭注，因為其中有高額暴利。馬克思說過，“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p>

摘要：本文從分析農村經濟與政策的關系入手，闡述了農村社會發展與政策之間的高度依賴關系，進而分析“三農”問題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現行的主要政策選擇及其潛在的風險，在此基礎上，提出三個方面的政策建議，一是有必要在“三農”內部尋求政策發力點；二是針對現有政策建立起政策推動機制；三是制定總體政策藍圖，尋求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長期應對之道。

關鍵詞：三農三農政策農村現代化

一、從GDP增長看農村社會發展的政策依賴性

中國經濟持續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是，通過對農業部門的分析我們能發現，農業部門始終存在著較總體經濟更加不穩定的增長結構，無論農業部門GDP的總量還是其增長率，都能印證這一點，而增長的時序變化則與相應時期農業政策的變革力度息息相關。

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5年了中央1號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農領域，通過大膽的謀篇布局，切實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村的生產關系更加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并持續不斷地進行了深化調整工作。正是這幾年的大動作，使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直接體現在GDP上就是農業GDP增長率迅速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大幅度提高，城鄉收入差距明顯降低，生活水平顯著改善，一個例證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是農村居民住宅建設的一個高峰，這一時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80年代末。

20世紀80年代末，農村經濟進入了平臺期，增長幅度逐漸趨緩。自1993年開始，農業GDP又進入了一個快速上升時期，但是，結合當時的經濟背景來看，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快速的通貨膨脹引起的名義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正處于糧食保護價政策的發力期。1995—1996年，我國開始全面實施保護價收購政策，由于糧食價格較高，1995年農戶家庭當年從糧食作物獲得純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農民家庭純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農民家庭全年純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這說明在保護價政策實施的初期，保護價政策對于農民收入增加的推動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是隨著其后糧食價格的不斷下滑，農戶家庭糧食作物純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減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減少937.34元，糧食作物減少值占種植業純收入減少值的90.67%。對于家庭經營中非農產業不發達，種植業結構單一的糧食生產農戶來說，糧食價格的不斷下降成為農戶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約因素[2]。由此可以看出，在保護價實施初期，由于政府維持了較高的收購價格，使得這一政策對農民收入增加的推動作用十分明顯。但其后隨著政府不斷下調保護價標準，同樣又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以糧食保護價政策為中心的農村經濟政策與農民收入之間的因果關系十分明確。

一、小額貸款公司的概念及演化路徑分析

我國的小額貸款公司經過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驗階段(2005-2008年)；小額貸款公司的迅速發展階段(2008-2013年)；小額貸款公司的全面發展階段(2013年至今)。小額貸款公司迅速全面的發展起來。

二、小額貸款公司服務三農的現狀分析

在轉型經濟背景下，我國小額貸款公司服務“三農”的良好態勢與制約“三農”發展的情況同時存在：

（一）小額貸款公司整體發展良好，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

近幾年無論從機構數量、從業人員數量，還是從實收資本、貸款余額來看，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勢頭都是穩中上升。而且，以提供普惠金融為己任的小貸公司通過調動民間資金較好地滿足了這部分信貸需求，增加了農民收入，帶動了農村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我國村鎮銀行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不一致的現狀

國家扶持村鎮銀行的原始目標是為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注入資本，滿足農村和農業的融資需求，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以及作為風險高但效率偏低的弱勢農業經濟，它的天然屬性和發展模式嚴重受自然和市場條件的影響，這不斷驅使村鎮銀行調整資產結構，將資金轉移到盈利更多的標的上，致使滿足農村中弱勢群體資金需求的政策目標無法實現。這極易動搖村鎮銀行服務三農、支援新農村建設的市場定位。王修華等(2013)通過對重慶、四川、湖北等地19家村鎮銀行的貸款對象的調查數據發現，多數村鎮銀行把貸款服務對象重心放在縣域中小企業身上。從平均值來看，這些村鎮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的貸款比例占貸款余額的將近一半，為46.1%，最高比例為87%，而對農戶和涉農企業貸款的比例平均值則分別為31.8%和13.4%，有的村鎮銀行甚至還沒有發放涉農企業貸款的記錄。

二、我國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功能弱化的原因

造成我國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

(一)村鎮銀行商業性與政策宗旨的矛盾

政府設立村鎮銀行的目的是使之服務“三農”，但是，在對村鎮銀行的性質的規定上，銀監會頒布的《暫行規定》則明確表示:村鎮銀行是商業性金融機構，與一般商業銀行性質相同，要按照商業銀行制度設計和框架運行，把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作為經營原則，追求利潤最大化。村鎮銀行的趨利性就決定了要改變其偏好使之服務弱勢“三農”，前提是使他們獲得收益或者不減少他們的收益。村鎮銀行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弊端，商業性定位與其履行服務“三農”的職責存在一定矛盾，結果，村鎮銀行在經營當中不知不覺地就發生了業務的偏離，不能完整地服務于“三農”(柴瑞娟，2009)?？梢?，如何既保證村鎮銀行商業上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確保其服務“三農”的宗旨不動搖，就成為村鎮銀行發展經營中的核心課題和改良方向。

內容提要村民自治研究有“政治民主”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兩種視野：前者把村民自治看作是中國政治民主制度的起點或實驗場；后者認為村民自治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要轉型提供了客觀的活動空間。這兩種研究范式遇到了中國村民自治由“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所導致的“制度短缺”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反思關于村民自治的已有研究，分析村民自治的變量，總結出村民自治的新的政治理論資源。

關鍵詞村民自治民主國家市民社會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農村出現了村民自治，此后，它越來越引起研究者廣泛關注。村民自治研究不僅成為我國農村問題研究的一個熱點，而且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研究領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無意對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試圖分析其中關系到我國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內容，并試圖通過對村民自治這一“標本”的解剖，提煉出某種理論資源；通過對當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兩大視野進行區分，對當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發展、新趨勢進行探討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視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視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運行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內容和形式，并以此為出發點，討論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持這種視野的研究又因其對“民主”理解的不同側重，大致分為兩種觀點。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業發展的基本特點是農業商品化。商品農業的發展必然導致農業生產方面的一系列變化，表現為農業機械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普及[1]、農產品產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的專業化產業化區域化[2]和資本農業的發展。

由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的一系列農村改革，使得浙江農村由自給半自給經濟迅速走向日漸發達到商品經濟。農業商品生產規模擴大和農業商品率呈穩步提高。1997年全省農業商品產值達到641.2億元，農業產品的綜合商品率達到了63.81％，其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商品的產值分別為41.62億元、136.41億元和222.89億元，商品率分別為70％、80％和90％左右。[3]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生產顯著增加，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業本身越來越產業化，因而為銷售而生產的農產品數量的增長，要比全國農業生產總量的增長快得多。商品農業在農業生產總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過程的資本性質。實際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善于經營、富于精打細算的浙江“農民”就開始以市場經濟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度受冷落的農業。他們摸索出一條按辦工業企業的辦法進行農業生產的新路子，有近20萬“農民”重新回到土地，像辦工廠一樣辦起了“農業車間”[4]。

改革開放在中國正是創造了和創造著那些引起農業產業化和使農民離開土地的條件。在商品農業增長的同時，把人口吸引到工業的過程，城市發展以及新的工業中心形成的過程也在同樣迅速地進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經使中國農村居民物質生活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但僅僅過了十幾年卻使他們遭受了不斷衰敗和日益貧困的悲慘命運。80年代中期以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大部分產糧區的農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減退。1979－1984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為5％，1989－1991則還不到2％了。[5]從1985年以后，我國傳統農業發展就基本走向停滯狀態，隨著農村各種稅費的逐年增加，廣大農民不堪重負，近年來農民的實際收入已開始減少。

曾給農民帶來巨大希望的小塊土地并沒有給農民帶來富裕，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分到小塊土地的農民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甚至往往不夠維持生活，因為現在他必須用錢來購買許多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農民除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小塊土地以外就一無所有，再加上農民必須繳付的各種苛捐雜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變成了一種桎梏。聯產承包責任制曾讓億萬農民歡欣鼓舞，可是現在卻成為套在他們脖子上的枷鎖。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輕農民早就意識到“在城市里收破爛、揀垃圾也比種莊稼強”，有的農民甚至說“種田還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里”！所以，農民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土地，出外打工謀生。由此可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度過了它最初的繁榮時代，即將走向解體。

中國“糧食安全”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

有人問：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糧食保護價政策影響何在?要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模型計算。我個人的判斷，如果按保護價但不是敞開收購，糧食供過于求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這么長時間，也就是說市場糧價的回升點可能會出現得早一點。但就目前農產品供求總體狀況看，農民要想從農業獲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難。

這些資源如果不種糧食而種其他農作物會不會使農民獲得更好的收入?這其實很不確定?，F在有些人認為，過去幾年的糧食政策，對糧食生產造成了相當數量的無效供給，造成了嚴重的庫存積壓。這種認識隱含的前提就是糧食生產浪費了部分資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費”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要看其他農產品是否存在短缺現象。現實情況是，除糧食之外的其他農產品也基本沒有短缺，而且絕大多數供過于求、價格下跌。所以，即使這幾年少種一點糧食、改種其他農作物，問題依然存在。

我大體的經驗判斷是：根據目前糧食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大體上需要保持在16．5—17億畝之間。低于16．5億畝，當年生產的糧食就難以滿足需求，糧價會上漲；超過17億畝，則會供過于求，糧價下降。因此，從總供求的角度看，糧食播種面積也就只有5000萬畝左右的調整余地。

這幾年糧食庫存多了，確實可以適當減少糧食生產。估計糧食播種面積在一兩年內低于16．5億畝問題不大，因為有庫存；但連續3年以上我認為就會出問題。

內容提要：“三農”問題已成為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分析認為農村消費市場潛力巨大，但農村經濟發展的平臺急需搭建、縣鄉機構改革應進行到底、盡快通過農村再組織變革提高農民收入；并提出了當前支農發展的財政政策取向：通過財政資金投入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農業和農村，政府主導建立城市鄉村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稟賦以及財政撥專款設立大學生到農村創業基金以及其他鼓勵性措施，專門資助和鼓勵大學生到農村從事創業活動。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村經濟；財政政策；政策取向

黨的十六大確立了新世紀前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必須有發達的農業作支撐。在中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2/3左右，只有大幅度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村市場才能夠擴大，也才能真正擴大內需，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沒有發達的農業，沒有繁榮的農村，沒有殷實的農民，就不會有全國人民的小康。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新年伊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要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農村消費市場潛力巨大

通過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支出以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了四年多來，這一政策在提高經濟增長率方面的確起了作用。但是，這種政策效應由于投資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而打破了國民收入分配關系中消費與積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費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這種消費需求不足對經濟長期發展而言才是更為可怕的。目前的現狀是，擁有很大一部分財富的高收入者消費傾向很低，絕大多數人因缺少財富而無力消費，居中間階層的人，有一定的財富而有能力消費，但因市場能夠提供刺激他們消費的新產品不多，也不去消費，這類人主要是城鎮中的中產階層，但是調查表明，中國城鎮居民在耐用品消費方面已接近飽和，因此，國家出臺的如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稅、增加公務員工資、開辦消費信貸等旨在刺激消費的政策，對消費需求的增長作用不是很顯著的原因主要在此。

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農村需求搞上去，任何擴大內需的政策效果都難以持久。調查資料顯示，1985年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為58.5%，到2000年卻降到38%。中國農民最需要消費，農村市場潛力最大，但是農民無錢消費。有人疑惑中國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卻出現了買方市場，這與廣大農民收入水平低，進入不了消費市場直接相關。另據調查，中國農村人口8.7億，大約有2.1億個家庭，任何商品在農村的普及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增加至少210萬的銷量。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間》的統計資料，2000年底城鄉居民家庭每百戶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對比情況，僅在彩電、洗衣機和電冰箱城市居民擁有量分別為116.56臺、90.52臺和80.13臺，而農村地區的這一數字僅為48.74臺、28.58臺和12.31臺。如果農民收入能大幅度提高，這些耐用品消費在農村就大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