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范文10篇

摘要：2018年3月至2019年上半年，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摩擦，時間長達一年，對中美經濟造成了沖擊，也對中國民眾心理造成影響。我國媒體從及時傳達鮮明立場、提供宣泄情緒平臺、積極引導輿論等方面對受眾心理進行安撫，有效發揮了媒體的心理撫慰功能。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媒體；心理撫慰

一、研究背景

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宣布將對中國產品征收關稅的措施，限制中國投資并將相關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當天，中方商務部宣布擬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征關稅，中美貿易戰就此展開。2019年5月10日，美國正式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從10%上調至25%，6月1日，中國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產品提高加征關稅稅率，中美貿易戰再度升級。長達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慨、憂慮及愛國情懷，沖擊了社會公眾心理。在危機的情景下，社會公眾容易產生恐慌、憤怒、焦慮等負面情緒，而負面情緒的存在和擴散，容易加劇危機事件的不良影響，甚至導致社會心態失衡，造成次生災害。對社會公眾心理進行安撫，避免事件的進一步擴大化，是大眾媒介應盡的義務和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整個中美貿易戰中，我國的媒體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報道。本文嘗試從媒體心理撫慰角度，對這次中美貿易戰中的報道進行分析，希望對媒體如何在重大事件的報道中進行心理撫慰具有一些參考價值。

二、媒體的心理撫慰功能

傳媒心理撫慰功能源自于麥克盧漢“媒介即按摩”的思想。“‘按摩’本來是指人的身體受到的一種觸覺感受，但它同時又指作為‘人的延伸’的媒體反過來作用于人的行為。”①媒體的心理撫慰功能，也就是媒體報道對人心理上的一種“按摩”功能，對公眾心理的安慰作用。劉京林老師認為，媒體心理撫慰功能指的是媒體通過新聞報道或者和心理救援相關的報道設置議程，并且通過對節目選題、版面組合、聲音處理、畫面處理等傳播手段的應用，對受眾心理進行安撫，以此來消除受眾的恐慌、焦慮等情緒和不安全感，讓受眾受到破壞性沖擊的心理達到平衡狀態。而譚昆智在《傳媒的宣導撫慰功能研究》一書中表示，傳媒的撫慰功能主要是體現在它能夠釋放公眾消極的破壞性能量，讓人們將原有的不良情緒宣泄出去，達到心理平衡。一般來說，一些重大的危機事件，都會對人們的心理造成沖擊，并非常容易促進公共情緒的產生，而公共情緒的存在，是媒介撫慰功能產生的重要促進因素。所以在重大事件的報道中，媒體不僅僅要擔負起報道事實真相的重任，也要擔負起反映和引導輿論，促進事件良性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任，要重視媒體對受眾的心理撫慰功能，否則容易使公眾情緒失控，社會心理失衡，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摘要：從2018年3月開始，美國針對中國部分商品加征關稅，由此開始了新一輪的中美貿易戰。基于此，在相關貿易理論的基礎上，闡述了中美貿易戰的經濟背景、美國挑起貿易戰的實質目的以及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由于貿易戰對中美的負面影響遠超積極意義，而且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所以其唯一的結局就是雙方都做出妥協、協商談判。

關鍵詞：貿易戰；比較優勢理論；協商談判

一、中美貿易戰進程

2018年3月23日，美國正式對進口鋼鐵、鋁開始征收關稅。部分美國的盟友等國家已經豁免，而中國卻不在豁免名單內，可見其針對性非常強。中國商務部隨后了針對美國的中止減讓清單，對美國的部分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值得注意的是，清單中大部分為美國的農副產品。在兩國第一回合交鋒后不久，美國貿易代表宣布開展“301”調查，其征收關稅的商品將包括航空、鐵路、高科技產品等。而中國隨后就對國內生產玉米、大豆的企業給予補貼，因為中國是進口美國大豆最大的國家，所以補貼政策直接反映了國家的反擊。在2018年5月20日凌晨，中美雙方經過兩論談判后，發表了聯合聲明。具體內容包括雙方同意將采取有效的措施實質性的減少美對華貿易逆差、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以及雙方努力創造公平的營商環境等。此次聯合聲明的，意味著中美兩國已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并停止互相加征關稅。然而，在第三次談判之前，特朗普政府再次突如其來地宣布對中國500億美元的高科技產品征收關稅，具體的清單將在不久后實施。6月15日，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對中國的1102種產品征收關稅，其中包括中國的航空、機器人、汽車等高科技產品。美國此種出爾反爾的加征關稅的做法將此前協商的成果完全打破。不過中國也立刻作出回應，出臺了同等規模的關稅措施。國務院隨后宣布，將對美國農產品、汽車等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中國的反擊意味著之前所有的貿易談判都會化為烏有。雙方此次的加征關稅的名單與4月份的名單相比，總體上出入不大，只是中國側重了美國的農產品，而美國側重了中國的新科技產品。至此，如此大規模的經濟沖突就在中美兩國間爆發了。

二、中美貿易戰的經濟背景

從兩次回合戰中，可以看出，雙方都是有針對性地對部分產品征收關稅。美國針對鐵路、高科技產品等，而中國針對大豆、玉米等農副產品。這種針對性主要是由于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在貿易理論中，絕對優勢意味著在生產某種產品上，一國的生產效率絕對高于另一國。舉例來說，如果市場上只有兩種人，一種人只擅長種玉米，另一種人只擅長種土豆。那么，對于第一種人來講，種玉米就是其絕對優勢。但是如果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后一種人不止擅長種土豆，他種的玉米也比第一種人好。此時，就出現了比較優勢。比較優勢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小于另一個國家生產該產品的機會成本，則該國家在生產這種產品上就具有比較優勢。同樣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模特拍廣告，兩個小時可以賺5000美元，他也擅長打掃房間，兩個小時可以把自己的房間打掃干凈。一個小男孩打掃房間需要四個小時，如果他去麥當勞打工，四個小時可以賺20美元。由此可以看出，模特打掃房間的機會成本是5000美元，小男孩打掃房間的機會成本是20美元。所以，模特對于拍廣告具有絕對優勢，但小男孩對于打掃房間具有比較優勢。只要模特支付給小男孩用于打掃房間的錢大于20美元小于5000美元，雙方都能夠獲益。這種比較優勢的理論很好的詮釋了在國際貿易中，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看似生產力遠不足其他國家，卻依舊能夠從國際貿易中獲益。一直以來，在美國對外的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收支一直處于嚴重的不平衡，也就是巨額的逆差。由于美國一直注重發展高端產業，如高科技產業、航天產業等，其制造業的機會成本很大，所以國際貿易的逆差并沒有讓美國苦惱。在中美貿易中，僅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就高達2756億美元。美國長期以來要求中方采取措施減少美方對華貿易逆差，中國也付出努力，可是美國對華逆差并沒有減少，2017年比前一年又增加了200多億美元，之所以出現巨額的貿易收支不平衡，是因為美國不愿意將本國的軍火、高科技等高端產品出口。然而近些年，美國制造業的機會成本減少，國內的失業參考文獻：[1]佟家棟.中美戰略性貿易戰及其對策探討[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1-3.[2]劉艷.中美貿易戰只是表象和工具[J].中國商界，2018，（5）：46-47.[3]張玉環.特朗普政府的對外經貿政策與中美經貿博弈[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8，（3）：1-25.率不斷增加，這讓美國開始想重新振興制造業的發展。在美國的超市里會發現，出了生鮮食品，很多貨物都是中國制造，而且物美價廉。美國本土也有制造業廠家，為什么其競爭力不及遠在中國的進口產品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市場。就牙簽而言，如果一個牙簽的利潤是1分錢，那么對于1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利潤就是100萬元；在14億人口的中國，利潤就會達到1400萬元。依托本國龐大的人口市場，生產牙簽的廠商在美國完全可以按照成本價售出，即使加了關稅，其價格相比美國本土的廠家也會少很多。其次，中國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由于美國很多年都將中低端產業外包（比如將蘋果手機的零配件組裝外包給中國、印度等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這就促使中國在長年累月中積累了經驗，并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與此相對比，美國本土的中低端實體經濟下滑，失業率居高不下，給國家的長治久安造成了影響。最后，中國國家政府的支持。我國對于出口產品的企業實行出口退稅的政策。這種政策不僅有利于鼓勵出口，增加GDP，還可以消化國內產能，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所以，物美價廉的優勢有利于通過較低的價格將美國的制造廠商擠出市場，逐漸形成壟斷局面。對于美國而言，將國外的制造業產品，尤其是中國的制造業產品擋在國門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征關稅。這就產生了中美貿易的第一大回合。近些年，美國對華的貿易制裁主要集中在鋼鐵、鋁等產業上。然而此次的“301”調查則針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究其原因，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產業升級，中美經濟由互補型貿易轉化為同質化競爭，也就是說，美國在高科技的絕對優勢逐漸減少，中國卻在保留制造業的比較優勢的前提下，慢慢提升自己在高科技產業的地位。此次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意味著美國將從傳統的貿易保護思維轉向基于經濟安全、產業安全、國家安全的保護主義。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美曾不止一次地在貿易問題上迎頭相撞。背后有政治玄機，前景是互爭互利。

人民幣匯率爭端尚未平息，美國又開始向中國輸美的紡織品、彩電、鋼管、家具等產品下手，貿易摩擦升級。布什出于明年總統選舉，有可能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而中國由于過于依賴對美貿易，可能會受傷，進而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去的20多年中，中美雙邊貿易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從建交時的23億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億美元（美方統計數字）。但其間兩國曾多次瀕臨“貿易戰”的邊緣。

1983年1月，中美談判未能就中國輸美紡織品配額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對中國的限制措施。中國政府回應強硬，包括停止批準自美國進口棉花、大豆、化纖的新合同，并削減從美國進口小麥、大豆等主要農產品。這場沖突的背后實際上是美國紡織業與農業利益的沖突，美國紡織業力主限制中國輸美紡織品的數量。最后，在農業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下，美國政府緩和了立場，并最終解決爭端。但是，中國仍然減少了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的數量。有趣的是，美國政府同時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彌補農產品貿易減少的損失。

進入90年代以后，中美圍繞最惠國待遇問題發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經貿沖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來的克林頓政府，為了“保住”對華最惠國待遇這一兩國關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經濟問題上對中國采取強硬姿態，滿足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勞改產品的出口、市場準入、紡織品轉運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問題。中國給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達成了勞改產品出口、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雙邊諒解備忘錄。在談判過程中，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美國兩次威脅制裁，公布了高達10億美元的制裁清單。中方也不示弱，同樣公布了等額的反制裁清單。中國的反制裁行動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國國內反對兩國“貿易戰”的利益集團出來“說項”、“滅火”。沸沸揚揚的“貿易戰”最終因兩國及時達成協議而“熄火”。

2002年，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國，策略地抵制了美國對鋼鐵業的保護措施，令美國當局對中國刮目相看。該年4月，小布什政府發動了“201”條款的臨時“保障”措施，對來自歐盟、日本和中國等國的鋼鐵征收臨時性的附加關稅。中國與同是“受害者”的歐盟等各方積極協調立場，一紙訴狀把美國告上了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WTO最終裁定美國的做法違反自由貿易的有關規定，限期其撤銷決定。當時，中國的果斷做法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官員頗為“吃驚”，認為中國行為“過分”，沒有給美國“面子”。

為什么美國頻繁發動貿易摩擦？

摘要：隨著綜合國力的發展，中國逐步走入世界舞臺中心，中國與美國的關系不但沒有日益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出現的摩擦頻率呈上升趨勢。美國違反國際貿易準則和與中國達成的協議，對中國進行多方面打壓，中國相應地也出臺了許多反制措施。在面對美國對華戰略由合作與競爭并存轉向全面競爭甚至打壓之際，中國方面應思考更多應對之措以打破美方的戰略圍堵，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關鍵詞：中美關系；貿易摩擦；戰略措施

自2018年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以來，美國方面持續對中國采取挑釁姿態。今年5月10日，美國宣布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進入8月，美國又再次揚言很快將對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此外，在一系列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美國頻頻干預，不僅宣布大規模對臺軍售鼓動臺當局與大陸對立，還在新疆的維穩問題上對中國說三道四，甚至直接介入了近日在香港發生的一系列暴亂行為。美方的種種舉動表明自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其對華戰略已進入了深刻的調整與重塑時期，過去那種合作－競爭的模式已日漸被更多的戰略競爭甚至是戰略遏制所取代。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的今日，各國之間在貿易往來上出現摩擦是很正常的事。中美兩國關系陷入今天的困境，除了兩國本身經濟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結構性矛盾外，更多的還應歸咎于美國的冷戰思維和霸權思想，即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軍事等領域，美國不允許其它國家挑戰其在國際體系里的霸主地位。在今年年初的一次研討班上，強調“在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時，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當前，在洞悉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真實目的其實在于打壓、遏制中國后，我們應將更多的重心傾注到應對之措上來。

1大力推進科學技術創新能力

既然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的真實目的在于打壓中國，那么只要中國的發展不停止，美國的遏制也就不會終結。中國的發展既是美國打壓中國的原因，也終將會成為中國反制美國的銳器。一旦中國發展到無法被遏制的時候，美國的打壓也就不復存在。所以說，在面對這場貿易戰時，我們最應該做的就是保持戰略定力，全心全意謀發展。隨著人口紅利、出口紅利以及樓市紅利這三大曾經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優勢逐漸消退，中國的發展更多地會回歸到依靠科學技術進步的常態上來。關鍵技術是國之重器，從貿易戰中中國企業總是被動應對美國的施壓就可以看出，中國的科技水平同國際先進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很多核心技術都掌握在西方國家里。指出，“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如果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就會永遠被他國牽著鼻子走，成為他國威逼利誘的工具”。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其自身的客觀規律，需要長期的人才培養、經驗積累以及技術創新，西方國家今天的科技水平也是建立在其幾百年的原始積累之上的。既然我們用了幾十年走過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那么我們就不妨再用幾十年潛心發展核心技術，讓中國的發展能真正實現又好又快。

2努力爭取中國外交良好態勢

摘要：論文以中美貿易戰為背景，通過分析中美雙方經濟發展情況，國際立場，政治戰略等因素，對美方訴求進行解讀和反駁，透過表層現象，剖析美國主動挑起貿易關稅戰的深層原因和真實意圖。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國際經濟貿易；貿易不平衡

一、中美貿易戰背景

1、中美貿易戰階段

2017年8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授權貿易代表決定是否展開“301”調查。這個舉動有很強的單邊主義色彩，埋下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線。2018年3月31日，美國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600億美元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次日，我國宣布反制裁措施，開啟了貿易戰對抗模式。4月3日，美方擬對中國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主要涉及高新技術行業，劍指“中國制造2025”。4月4日，中方堅決表態，并會采取同等力度及規模的對抗措施。6月15日，美國政府再次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此舉有悖于中美達成的共識，拉開了中美貿易戰的序幕。7月6日，美國政府開始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標志著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開始了貿易戰。

2、中美貿易的邏輯和背景

摘要：美國公然違反WTO規則單方面對中國產品征收巨額關稅，其前所未有的規模與嚴重的損害后果使得中國有權根據《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中國家安全例外的規定在適當限度內采取貿易反制措施，以此應對美國引發的國際關系中的緊急情況。即使中國無法成功援引安全例外條款，在繼續適用WTO規則引起制度失靈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訴諸于一般國際法規則也具有合理之處。通過論證安全例外條款在中美貿易戰中的適用，分析中國依據WTO協議本身所能獲得的救濟途徑，并在此基礎上分析WTO法與國際法的關系，尋找一般國際法規則作為論證中美貿易戰中中方貿易反制行為合法性的依據。

關鍵詞：貿易反制；國家安全例外；制度失靈；一般國際法規則

從2018年3月開始，中美兩國之間可謂是貿易糾紛幾經波折、政府交涉進進退退。面對美國單邊施加的2500億美元巨額關稅，中國的貿易反制措施從2018年對美國價值同等金額商品加征同等稅率，發展到2019年按各自進口對方國家產品的比例同等力度提高關稅以示反擊。然而一些質疑中國反制行為缺乏法律基礎的聲音此起彼伏。2018年4月5日，加拿大《環球郵報》發表了一篇題為“WTOrulesarethefirstcasualtyintheChina-USshovingmatch”的文章評論中美貿易戰。該文的作者DavidParkinson沒有批評美國挑起貿易爭端，而是指責中國采取捍衛自身權益的方式完全繞過WTO爭端解決機制，忽視WTO作為全球貿易體制中的關鍵支柱作用[1]。無獨有偶，美國貿易代表RobertLighthizer于7月10日了一份關于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采取行動的聲明，聲稱中國的反制措施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或正當理由[2]。這樣的質疑并非沒有道理，《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第23條“加強多邊體制”要求成員國不得單方面認定某項措施是否違反規則和擅自采取反措施，而應將貿易糾紛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因此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本文從WTO規則的例外情況入手，分析中國應當如何適用GATT第21條國家安全例外條款進行抗辯。如果中國能夠成功援引國家安全例外條款自然是在現行WTO多邊貿易框架內獲得救濟的最佳選擇，中國采取反措施可以不受DSU第23條以及關稅減讓、最惠國待遇等義務的限制。但是即使不能，2006年國際法委員會在關于國家責任的討論中提出制度失靈的觀點也極其具有啟發意義。當中美貿易戰的規模和后果已經使傳統的WTO救濟手段失效，或者說在WTO法律框架下中國可以獲得的救濟與中國在此過程中遭受的損失嚴重不成比例的情況下，一般國際法規則可以替代特別法更好地解決國際爭端。因此，本文又進一步論證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以及《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在這種情況下的適用。

一、國家安全例外條款的適用

援引GATT第21條進行抗辯必然會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中方承擔的舉證責任，或者更形象地稱之為說服責任；另一方面是專家組的審查標準，也即爭端解決機構對于成員國法律或措施的尊重程度。無論哪一層面的問題，其考量的起點都是基于國家安全例外條款的歷史發展與司法實踐。（一）歷史發展。在起草《國際貿易組織憲章》的初期，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在日內瓦草案中，其位置從只適用于第5章的第37條移至適用于整個憲章的第94條，目的在于明確成員國可以自由決定該條款的適用[3]。籌備委員會日內瓦會議的系列討論中明確指出有關重要安全利益的例外規定實際上是一個允許成員國基于國家主權對安全利益的保護與避免成員國出于商業目的以國家安全為借口采取措施之間的平衡問題[4]。在1949年第3屆會議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控訴時，委員會特別指出，一方面，每個國家都必然在涉及其本國安全的問題上作最后的裁決，另一方面，每一締約方應謹慎行事，不采取可能破壞關貿總協定的任何步驟。在1982年理事會討論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及其成員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因非經濟原因對來自阿根廷的進口施行的貿易限制時，歐共體以及加拿大代表認為這種根據固有主權采取的行動屬于政治問題，關貿總協定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進行審查，因此援引例外條款的一方無需進行通知、提供理由以及得到批準。而阿根廷的觀點與此相反，其認為為了證明自己貿易限制措施的正當性，援引方必須采取合理步驟提供理由。最終，締約方全體于1982年11月29日第38屆會議通過的部長宣言第7（iii）段中規定，“各締約方各自并且共同承擔避免由于非經濟因素采取與總協定不一致的貿易限制措施”[5]。其中“各締約方共同”可以理解為締約方全體，也就是承認了國家安全例外是可以被裁決的。然而隨后關貿總協定時期發生的兩個相關的案件“尼加拉瓜訴美國貿易制裁案”和“前南斯拉夫訴歐共體經濟制裁案”均因為種種原因，爭端解決機構對于國家安全例外條款的解釋與適用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6]。進入WTO時代以后，中國原材料案中專家組在解釋GATT第11條第2款a項的時候，將其與第21條進行對比，否定了將第11條“對于產品重要性的判斷應根據有關的特定國家”的表述理解為成員國可以自行決定某一產品對其是否至關重要。專家組給出的理由是，如果第11條同第21條一樣賦予了成員國一定的裁量權，那么其起草方式也應該同后者類似[7]。從這樣的表述可以看出專家組間接肯定了成員國對于國家安全例外享有的部分自決權。（二）司法實踐。從WTO司法實踐來看，爭端方的舉證責任通常與DSU第11條規定的專家組客觀評估的事項范圍相對應，需要援引國家安全例外進行抗辯的一方從案件事實、法律解釋以及法律的適用性三個角度證明其采取措施的出發點在于維護國家安全，以便說服專家組對該條款的適用。1.事實層面首先，在事實層面上，中美貿易戰的巨大規模涉及2500億美元，遠遠超過以往貿易戰的規模，即使短時期內美國征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程度或多或少取決于關稅對出口商品的傳導率以及價格需求彈性等因素的影響[8]，但是如若訴諸WTO傳統救濟渠道（從磋商、專家組程序、上訴機構程序到執行程序）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實踐來看起碼兩年以上）自己承擔巨額損失，即使能夠勝訴，由于WTO提供的前瞻性的救濟措施也無法彌補中國在此過程中遭受的損失。2.法律解釋其次，對于條約的解釋通常是以約文的字面意思為起點探尋締約方締約時的意思表示，而約文通常被認為是締約方真實意思的體現。據此對GATT第21條b款①的解釋重點從三個關鍵詞入手，即“itconsiders”、“necessary”、“essential”。雖然參考國際法院之前的判例②，從法律表述來看，“itconsiders”與單獨“consider”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傾向于主觀判斷，后者傾向于客觀事實，但是本文認為二者之間如此小的區別卻導致完全不同的法律解釋可能是當時起草者難以預料的情況。從目的解釋的角度考慮，條約的模糊本來就是當時的締約方為了盡快達成協議以便降低關稅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化而故意留下的，不過從該項條款自美國提出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從未修改的歷史事實可以推測，正常的貿易事項必然要讓位于重大國家安全事項應該是各締約方都普遍認同的問題。在DS512③案件中，專家組報告裁定，WTO成員總體上有權自行判斷其“基本國家安全利益”以及相關措施是否是保護該利益“所必須的”[9]，這種自由裁量權的必要之處本文認為體現于以下兩點：其一，唯有國家自身對于關乎其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項最為熟悉，最容易提供合理可靠的證據與結合自身特別情況的專業分析；其二，雖然GATT第21條a款與b款是并列關系，但是也并不排除在援引后者的同時也會涉及前者中規定的披露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信息。既然前款不要求當事國披露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信息，那么裁決者在無法獲知全部信息的情況下，有可能會難以做出公正的裁判。因此，從專家組的審查標準來講，專家組對于締約國提供的借以論證其國家安全利益存在以及受到威脅或損害的證據、論證應當給予某種程度的尊重。但是，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從誕生時起，其適用又必須受到“善意履行條約義務”這項國際法基本原則的限制，從文本解釋優先的角度出發，“necessary”、“essential”是兩個必須要滿足的條件。隨著時代的發展，對于何為一國“essential”（基本的、必需的）的安全利益已經開始比傳統的國家安全涵蓋了更多的內容，不僅中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包含經濟安全④，美國也以國家經濟安全為由向其他國家采取“232措施”征收鋼鐵和鋁稅⑤，由此可見，中國采取反制措施所保護的經濟安全被納入國家基本安全的概率很高。WTO爭端解決機構對于“necessary”（必要的）的解釋也從泰國香煙案、中國出版物案、韓國牛肉案、巴西翻新輪胎案等諸多案例中不斷成熟，可以總結為三個方面：其一，涉案措施是否能夠實現保護國家基本安全利益的目的以及實現程度；其二，是否存在對他國影響更小的替代措施；其三，涉案措施實施的目的與其產生的結果之間是否成比例[10]。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選擇對美國加征關稅的措施采取同等力度的反擊，用盡量對他國造成影響最小的等同手段盡力彌補美國造成的經濟損失以保護自己經濟安全的行為起碼可以初步證明符合必要性的條件。3.法律適用最后，在GATT第21條b款的適用性上，中美貿易戰很明顯不屬于該款項下（i）和（ii）兩種情形，中國必然會主張美國加征巨額關稅對于中國造成的損害程度足以構成（iii）中規定的由美國引起的其他國際關系中的危急情況，但是由于該條款產生于二戰后，從“otheremergen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與“intimeofwar”之間由“or”連接構成的并列關系來看，該條款在起草時更多是為了避免類似于戰爭造成的危機情況而言適用，因此很難從其談判史中找到適用于當下情形的依據。除此之外，GATT時期對該條款適用的接受度也不容樂觀，瑞典政府曾在1975年11月以國內生產減少造成的對于國家安全政策中經濟防御這一重要組成部分造成了嚴重威脅為由，對特定鞋產品采取全球進口配額措施，雖然其自身認為符合第21條精神的要求，但是卻遭到很多他國代表懷疑其正當性，最終在1977年7月1日停止實施該措施[11]。在DS512案件中，專家組對于其他國際關系中緊張情況的解釋也只是遵從于歷史解釋，認為該種情形應當與前兩款中體現出的國防、軍事相關利益等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差異不應當考慮在內[12]。這樣的解釋先例對于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援引國家安全例外十分不利，不過筆者認為專家組這樣的裁決很有可能只是為了較為方便地解決俄羅斯語烏克蘭之間的問題，畢竟專家組特意強調其要在2014年2月烏克蘭政府發生變化后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關系嚴重惡化的背景之下分析當前案件，考慮到了俄羅斯對克里米爾吞并造成的后果，但是卻未能考慮到其在該案中做出的解釋對后案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中美經貿摩擦而言。此可見很，難參考之前的司法實踐，GATT第21條b款究竟會在此次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中如何適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專家組對于將發展解釋適用于當前爭端的態度。4.小結總體來說，美國依據其國內法試圖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之外解決貿易爭端，其做法不僅對中國商品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也是一種公然無視WTO多邊精神與基本原則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多邊貿易體系。因此，如果能夠成功援引國家安全例外條款進行抗辯，那么中國對于美國也就沒有必要履行最惠國待遇和關稅減讓的義務，同時采取適當反措施也具有合法依據。如果不能成功援引，中國還可以退而求其次，訴諸于一般國際法規則。

二、WTO制度失靈與一般國際法的適用

摘要：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從此前的600億美元逐漸發展到了2000億美元，或將波及我國的紡織品服裝行業。我國是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出口國，對外貿易總額維持在13%左右的比例。美國是我國重要的紡織品服裝進口國之一。2017年，我國對美國紡織品服裝2440.5億美元。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我國紡織品服裝行業面臨的風險極大。因此有必要及早做出相應布局和規劃。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紡織品服裝；對策與建議

一、中美貿易戰現狀

今年以來，美國開始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發動了中美之間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貿易沖突。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宣布依據美國國內法“301調查”的結果，擬對中國6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進行大規模的加征關稅。經過幾個月的溝通談判，中美雙方并沒有達成共識，7月6日美國正式對中國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關稅，8月23日，美國對中國價值16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中國被迫予以回應，對同等規模的商品征收了關稅，至此，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貿易沖突有愈演愈烈的態勢。美國當地時間7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了針對自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的清單。2018年9月7日，美國對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商品征稅的征詢公眾意見結束，盡管大多數參會者持反對意見，但特朗普政府執意推進貿易沖突升級，我國商務部則明確回應將采取反制措施。9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提議進行新一輪貿易談判，中國需抓住這一機會，在美國對中國2000億商品正式加征關稅前，通過談判來解決此問題。而在這一提議出臺之前，特朗普則稱，除了已經考慮的對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外，他還愿意進一步將加征關稅的范圍擴大2670億美元。由此可見，中美貿易戰邊打邊談的格局并沒有改變。

二、中美貿易戰的根本原因

中美貿易摩擦由來已久，自中國2000年加入WTO以后，中美貿易摩擦就開始存在。中國近些年一直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列為“優先觀察國家”，看是否存在對美國不公平的貿易情況。特別是自從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之后，便極力主張對各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且大談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吃虧。根據中國有關方面的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占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65％多；而據美方統計，當年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46％多，高于排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八個國家之和。由此可見，巨大的中美貿易失衡是導致中美貿易沖突的根本原因。但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責任并不在中國，是由于全球價值鏈分工、美國對中國限制出口高新技術等原因造成的。商務部2017年5月《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全球價值鏈中，貿易順差雖然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卻大部分在美國。據我國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的59%來自于在華的外資企業，61%來自于進口加工貿易。中國從進口加工貿易中只賺取了少量加工費，而研發設計、供應鏈、市場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則為美國所得。按照中美兩國目前的經濟增長了，大約10年后，中國有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歷史上，美國曾通過貿易戰成功阻止日本挑戰美國經濟地位，此次美國試圖以貿易戰遏制中國經濟發展。

在中國農歷新年的時候，圍繞著美國財長蓋特納針對中國操縱匯率的指控，國際社會擔心在當前需要各方精誠團結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刻，美中兩國卻爆發貿易戰。盡管白宮后來解釋說，未來美國針對中國的匯率政策有待研究，但蓋特納上任伊始，就對中國發難，不管其背后出于何種動機，這意味著美中兩國今后的經濟摩擦可能會加劇。對此，中國應該有心理準備，備戰而不求戰。但如果兩國真的因為匯率問題而爆發貿易戰，中國未必是個輸家，至少從長期來看，是如此。

先來看看美中發生貿易戰的可能性有多大。據說蓋特納的指控代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意思，在中國匯率問題上，奧巴馬的態度一向是很強硬的。他在擔任伊利諾伊州參議員時，就曾聯合提出議案，修改美國政府對貨幣操縱的定義及核準新的貿易報復措施;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要動用一切外交手段，迫使中國按照美國的意圖升值人民幣。另外，奧巴馬剛入主白宮，對美中關系的重要性缺乏切實的感受，加之美國兩黨對人民幣低估的看法基本沒有分歧，許多國會議員早就呼吁制裁北京。因此，為兌現其競選期間對選民的承諾，奧巴馬政府極可能單方面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懲罰”。

當然，美中貿易戰是否打得起來，還要看中國方面的反應。但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回旋的余地不大。匯率問題作為一國的主權，北京不會容忍華盛頓盛氣凌人的公然干涉，況且，北京認為，即使按華盛頓希望的那樣人民幣升值40%，中美貿易順差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因為受制度慣性和人口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的價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而這些是形成中國產品具有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另外，導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中美貿易結構的不對等，美國限制對中國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在這兩方面，華盛頓是不可能對中國有較大松綁的。不排除在華盛頓貿易制裁的威脅下，北京會做出一些讓步，但北京讓步的底線是要看華盛頓索求什么。我個人認為，華盛頓最可能想得到的是以下三樣東西：一是在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重建中支持美國;二是要求中國更大的金融開放;三是要求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國債，以支持美國的經濟復興。果真如此，還不如跟美國打一場貿易戰。即使輸了，損失也不會比這大多少;而從目前的時機以及長期來看，雖然美中兩國的力量對比，中國相對處于弱勢，但一切都是變化的，最后的贏家是中國也說不定。

首先，鑒于美國市場在中國出口中所占的分量，對中國來說，貿易戰最大的后果就是出口下降。這雖然會對中國的出口企業及其就業產生很大影響，大量企業可能會因此破產，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從去年下半年起，中國對美出口降幅已經很大，再壞也壞不到那兒去。相反，沒有了中國廉價商品的輸入，飽受危機之困的美國家庭恐怕會雪上加霜。美國當然可以有替代選擇。但結合各方面的情況看，能供應像中國這樣價廉物美商品的國家是不多的。因此，美國在這方面的替代選擇其實是很小的。一旦因中國商品的銳減影響到普通美國民眾的生活，我相信，它必然會反映到華盛頓的決策中來，使華盛頓在制裁中國時不能不慎重考慮，從而減輕制裁的程度。

退一步講，即使美國民眾出于愛國熱情，不用中國產品，美國在中國出口市場所占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但中國完全可以用拋售美國國債的方式進行報復。中國央行目前持有美國國債規模占到外國央行持有美國國債總規模的35.4%，占美國可流通國債總額的13.3%。這是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最有力的反擊手段。雖然拋售美國國債也會傷及中國自己，主要是外儲的貶值以及加劇出口困難，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美國陷入金融危機時拋售美國國債，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殺傷力將不可小視。

再從長期來看，貿易戰有可能促進中國真正從出口導向型的、以投資和外需為主的經濟結構向以內需特別是消費為主轉型，從而改變中國被動依賴和受制于人的局面。客觀而言，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固然不對，但它指出的問題正是中國發展的軟肋所在。最近幾年，美國都在謀求中國通過提升國內需求以降低過度的儲蓄，以及通過改革金融體系來擴大消費信貸。造成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以及國際收支盈余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的根本原因，是發展方式問題，因此，解決中國經濟失衡的根本辦法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摘要：中美貿易戰嚴重阻礙了自由貿易的發展，對中美經濟金融環境的穩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國進出口經營業務的企業在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下面臨了巨大的外匯風險。企業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外匯風險規避手段在當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外匯風險；風險規避

中美兩國歷來作為雙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來，美國極具單邊貿易主義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單方面地挑起了兩國的貿易戰爭。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令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其中重點領域包括通信技術、航空、機械等。7月6日，貿易戰持續升級，美國繼續對進口中國的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政府為了維護正當的經濟權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120項商品，在現有基礎稅率之上加征15%的關稅，對原128項進口商品中止減稅義務，對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鋁產品和鋼鐵啟動爭端解決程序。

一、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原因分析

（一）“美國優先”戰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競選時就喊出“美國優先”的口號，發展至今“美國優先”戰略已經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美國一意孤行地揚起單邊主義的大旗，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來自于中國商品傾銷。分析兩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可以發現中美貿易具有較高的互補性。

摘要：中美貿易戰嚴重阻礙了自由貿易的發展，對中美經濟金融環境的穩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國進出口經營業務的企業在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下面臨了巨大的外匯風險。企業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外匯風險規避手段在當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外匯風險；風險規避

中美兩國歷來作為雙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來，美國極具單邊貿易主義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單方面地挑起了兩國的貿易戰爭。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令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其中重點領域包括通信技術、航空、機械等。7月6日，貿易戰持續升級，美國繼續對進口中國的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政府為了維護正當的經濟權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120項商品，在現有基礎稅率之上加征15%的關稅，對原128項進口商品中止減稅義務，對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鋁產品和鋼鐵啟動爭端解決程序。

一、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原因分析

（一）“美國優先”戰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競選時就喊出“美國優先”的口號，發展至今“美國優先”戰略已經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美國一意孤行地揚起單邊主義的大旗，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來自于中國商品傾銷。分析兩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可以發現中美貿易具有較高的互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