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推理規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邏輯學推理規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作為大學邏輯學教師，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從事邏輯學的教學，并且以科學研究來促進邏輯學的教學改革，提高邏輯學的教學質量，提升邏輯學的教學水平。20多年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學校中邏輯教學現代化的步子越來越大，步伐越來越快，邏輯教材的建設成就斐然，邏輯教學的改革成果豐碩。其中，王路著的《邏輯基礎》[1]和宋文堅主編的《新邏輯教程》[2]和《邏輯學》[3]、中國人民大學邏輯教研室編寫的《邏輯學》[4]、中山大學邏輯教研室編寫的《邏輯學》[5]以及梁慶寅主編的《傳統和現代邏輯概論》[6]，何向東主編的《邏輯學教程》[7]，黃華新、胡龍彪編著的《邏輯學教程》[8]以及其它許多教材，在邏輯教學內容和體系的改革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宋文堅教授在《邏輯學的傳入和研究》中認為:這些教材“總的特點是:教學體系的框架是按邏輯演算的講述體系構建起來的;以講經典邏輯為主，較全面完整地介紹了兩個演算，或公理系統，或自然演算，介紹了它們的元邏輯問題，注重闡釋現代邏輯的各個基本概念，力圖讓學生學習邏輯學的新觀念。……這些書一般都保留了傳統形式邏輯的某些有實際應用的內容，如直言命題的推理，對當關系等”[9]。

在邏輯教學初步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在這些具有時代特色的教材中，我們到底有哪些成功經驗值得總結和推廣，有哪些問題需要反思和改進?這就是本文中討論的主題。

1堅定不移地走邏輯教學現代化之路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針對我國邏輯教學和研究水平遠遠落后于國際水平的實際狀況，特別是我國大學邏輯教學中所用的邏輯教材內容比較貧乏、陳舊的狀況所提出的“形式邏輯要現代化”的口號，主張邏輯教學和研究要現代化，要大量吸收數理邏輯的成果，編寫現代化的邏輯教科書。然而，對于這個反映時代要求的口號，邏輯學界不少人并不是完全贊同的。在什么是邏輯教學和研究現代化，如何實現邏輯教學和研究現代化等等問題上，邏輯學界曾經展開了3次較大的爭論。在許多次邏輯學討論會上，雙方展開激烈爭辯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令人難以忘懷。

經過多次激烈的爭論，在邏輯教學是否應當現代化的問題上，邏輯學界基本取得了共識，這就是在中國的高等教育中，邏輯教學也要與國際接軌，堅定不移地走邏輯教學現代化之路。上述這些教材，就是中國的邏輯教學與國際初步接軌的一批成果中的典型代表。由于使用了這些教材，在中國的邏輯教學中，特別是大多數高校哲學系的邏輯教學中，現代邏輯已經成為學生的必修課，也已經和正在成為許多高校非哲學專業的文科學生的公共基礎課或者公共選修課。現代邏輯正在大踏步地走進我國高等學校課堂，逐漸成為邏輯教學的主流。因此，張家龍先生認為我國的邏輯教學已經初步實現了現代化，這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

正是基于我國的邏輯教學已經初步實現了現代化這一基本事實，張家龍會長發出了這樣的號召:“我們不能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我們要繼續前進，在21世紀經過幾十年奮斗，中國邏輯學者完全有能力全面實現我國邏輯教學與研究的現代化、與國際邏輯教學和研究水平全面接軌。”

2樹立正確的邏輯教學觀，促進邏輯教學的改革

王路教授在《邏輯基礎》一書的“序”中談到學習邏輯可以有許多目的。他把這些目的大體上分為3類:一類是通過學習邏輯，掌握一些專門的技術和方法，從而使我們能夠應用這些技術和方法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另一類是是通過學習邏輯，培養一種邏輯的眼界和意識，從而使這種邏輯的眼界和意識成為我們知識結構中的構成要素，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潛移默化地起作用;第三類則是通過有關的邏輯知識樹立邏輯的觀念。“就這三個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邏輯的觀念。因為邏輯的技術方法，邏輯的眼界和意識都是圍繞邏輯的觀念展開的。”[1]

那么，在邏輯教學，特別是現代邏輯教學中，我們應當用什么樣的邏輯的觀念去指導邏輯學的教學改革呢?

在《邏輯的觀念》一書以及一系列的論文中，通過對歷史上亞里士多德邏輯和現代邏輯的詳盡考察，王路教授認為，從邏輯的內在機制看，邏輯是研究必然性推理即研究推理的前提和結論之間“必然地得出”的關系的:“從亞里士多德到現代邏輯，始終貫穿了一條基本的精神，這就是‘必然地得出’。”[10]王路詳盡地討論了亞里士多德和現代邏輯對于“什么是必然地得出”和“如何才能必然地得出”的問題的解答，樹立了一種邏輯的觀念，一種對邏輯科學或者邏輯學科的內在機制和根本性質的觀念。并且，他反復強調現代邏輯通過構造形式語言和邏輯演算，得到具體的可以操作的方法，以保證我們可以達到“必然地得出”。李小五教授在《什么是邏輯》中指出:“邏輯就是對形式正確的推理關系進行可靠且完全刻畫的形式推演系統。”[11]并且，他給邏輯下了這么一個形式定義:“我們稱L是一個C--邏輯當且僅當L是一個三元組<Form(L)，|=C，├L>使得下面的(1)～(5)成立:(1)Form(L)是語言的公式類:(2)|=C是語義推論關系;(3)├L是語法推論關系;(4)(可靠性)├LΑ|=C;(5)(完全性)|=CΑ├L。”[11]王路和李小五對邏輯(嚴格地說是演繹邏輯)這門學科或者科學的觀念雖然引起了中國邏輯學界一些人的質疑或批評，甚至被扣上“小邏輯觀”的帽子。①然而，我認為，這些觀念從不同的方面抓住了邏輯這門學科的本質。王路用“必然性”來概括邏輯推理的性質無疑是正確的，李小五從形式語言的語法和語義方面對“必然性”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展開。在我參與編著的《邏輯學教程》[7]中，我認為，邏輯這門學科或科學，特別是其最成熟的一階邏輯，是研究關于某些邏輯詞，例如聯結詞和量詞的推理和論文論證中的推出關系或者推理的形式規律即邏輯規律的。從本源上講，所謂規律，就是事物之間內在的、穩定的、必然的關系。推出關系或者邏輯規律就是推理的前提和結論之間的內在的、穩定的、必然的聯系。對于一定范圍內的邏輯規律，我們可以在形式語言L中通過定義有前提的形式推演，從形式語言L的句法(語法)方面來刻畫這種推出關系(├L)，還可以從形式語言L的語義(解釋)方面刻畫它(|=C)，并且證明語法推出關系和語義推出關系的重合性，從而以一系列可操作的規則來保證前提和結論之間的這種推出關系的，保證“必然地得出”。以推理的規則來定義前提和結論之間的語法推出關系，以模型中的指派和賦值來確立前提和結論之間的語義推出關系，并且討論系統的完全性和可靠性，以明確邏輯的出發點是語義推出關系，邏輯的表現形態是語法推出關系，這就非常自然地刻畫了邏輯是研究有效推理的規則的這個思想。而邏輯是研究有效推理的規則的這個根本觀念，確實是國際上許多邏輯學家的共識。②

3構造簡明易學的邏輯教學系統，普及現代邏輯的基本知識

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馬欽榮教授認為:“有一種現象值得深思，邏輯學界對于傳統邏輯的教學議論很多，否定的也不少，但傳統邏輯作為課程卻大行其道;對現代邏輯贊揚的人多，但開課的學校不多。這里有隊伍的問題，也有課程的開發與建設的問題。我們需要有可教可學、有特色、上水平的現代邏輯教材和一批勝任的教師，這是應當引起重視并扎扎實實去做的工作。”[14]。馬欽榮教授在這里所談到的這種現象后面的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建設現代邏輯的教學隊伍?特別是怎么建設可教可學、有特色、上水平的現代邏輯教材?這些問題，的確是事關邏輯教學改革成敗的關鍵問題。

1999年6月，在紀念《普通邏輯》出版20周年座談會上，對于怎樣進一步改革我國高校的邏輯教學和邏輯教材，蘇天輔先生提出了“普通邏輯數理邏輯化”和“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2條指導性意見[15]。根據我的理解，所謂“普通邏輯數理邏輯化”，是指在高校講授的邏輯基礎知識的導論課程即“普通邏輯”中以數理邏輯為主要內容，走邏輯教學現代化之路;而“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是指必須將數理邏輯這門學科的基礎知識，主要是一階邏輯的基本內容，按照教學規律，特別是學生的認知規律，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出來，使之符合導論課的性質和要求。因此，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就是建設教師好教、學生易學的邏輯教材的原則和方法。

那么，怎么才能建設好教易學的現代邏輯教材，實現“普通邏輯數理邏輯化”和“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在中國的高校中普及和推廣現代邏輯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邏輯教學現代化的人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結合20多年中國邏輯教學現代化的歷程，并且對邏輯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客觀的、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我們不難找出正確的答案。

在研究各種邏輯詞的推理規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可以通過公理方法從一個公理(或者公理模式)集合和一個推理規則集合來建立邏輯演算;還可以運用自然推理方法從一個推理規則集合出發來構造邏輯的形式系統，把關于某些邏輯詞的推出關系納入這個系統;還可以通過表列(語義圖)方法運用一個規則集合來逐個構造某個公式或公式集的反駁，以研究這個公式或公式集是否存在推出關系;還可以通過范式方法來研究一個公式或公式集合的各種性質，特別是該公式或該公式集合的所有邏輯后承，等等。

從理論上講，在邏輯系統中，例如在命題邏輯中，對于包括否定詞、合取詞、析取詞、蘊涵詞和等值詞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形式語言中，這些研究方法得到的推出關系的集合可以是相同的或者等價的。但是，在建立關于某些邏輯詞的全體推出關系形成的集合的推演過程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具有相當不同的特點，例如，推演的出發點不同，推演的復雜程度不同，特別在是否有明確的推演目標，是否有明確的推演步驟等方面，這些方法是大異其趣的。

就邏輯學的研究方式而言，運用公理方法構建邏輯的形式系統，研究一類類的邏輯詞的推理規律，是從現代邏輯創立以來直到今天最常見的研究方式。在歷史上，一階邏輯的形式系統最早是由弗雷格用公理方法建立起來的。其后，羅素、希爾伯特以及海廷所構造的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的邏輯系統都是公理系統。邏輯的公理系統無疑具有種種優點，特別是在研究某些邏輯詞特有的推出規律時，公理系統是十分嚴謹的，而且在討論系統的元邏輯性質方面，公理系統更表現出了種種優點。至今，盡管已經發展出了其它構建邏輯系統的方式，然而，公理方法仍然是人們構建種種邏輯的形式系統時最常用的方法，公理系統對邏輯研究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

但是，在邏輯教學中，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采用公理方法來構建邏輯的教學系統呢?用公理方法構建的邏輯系統，對于文科學生是否是好教易學的教學系統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公理系統的特征出發進行分析。從公理系統推演出定理的復雜程度和推演的目標、推演技巧方面來看，要求沒有受到公理方法訓練的學生，尤其是文科學生以邏輯的公理系統為學習對象，是有相當的難度的。邏輯的公理系統是以推導邏輯定理為己任的。由于公理(或公理模式)和/或推導規則的數目不同，從公理推出定理的技術復雜程度也是不相同的。雖然可以采用演繹定理等方式來簡化邏輯定理的推演，但是，從技術上講，公理系統的推演還是比較復雜的。就推演目標而言，從公理推出定理的過程往往是探索性的、試錯性的，我們往往沒有能行的方式進行定理的推演，特別是用代入規則推演時這個問題就更為突出;就邏輯的核心任務———對推出關系的刻畫而言，公理和定理是以邏輯定理或者邏輯真這種不自然的方式刻畫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推出關系的。因此，以公理方法構建的邏輯系統被稱為“不自然的邏輯”。①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高校中普及和推廣現代邏輯時，一些教材，特別是翻譯過來的教材采用公理系統作為邏輯學的教學系統。由于對公理系統復雜的邏輯定理的推演過程產生了畏難情緒，許多人對現代邏輯的教學和研究不是采取積極探索而是采取了消極后退的方針，并且產生了對現代邏輯的種種誤解和非難，特別是認為現代邏輯不適合中國國情、對人們的思維實踐沒有什么作用等等。這些誤解和非難，就其實質來講，是不正確的。但是，就教學對象講，在以大學文科學生，特別是非哲學專業的大學一年級本科生為教學對象時，以公理系統作為基礎構建的教學系統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選擇，這就是馬欽榮教授談到的“邏輯學界對于傳統邏輯的教學議論很多，否定的也不少，但傳統邏輯作為課程卻大行其道;對現代邏輯贊揚的人多，但開課的學校不多”這種現象的深層次的原因。

作為邏輯學的教學系統中，在一階邏輯，特別是其基礎的命題邏輯部分，當然還可以采用范式方法或者表列(語義圖)方法判定任一公式A是不是某個有窮公式集的重言后承或者某個公式是否常真式等。然而，以范式方法求取一個公式集合的所有的結論時，常常要使用交換律、分配律、吸收律、冪等律、歸約律等邏輯規律進行等值替換，推演過程并不直觀、明顯。表列(語義圖)方法是按一組可行的規則構造一個樹形圖，以判定某個公式是不是某個有窮公式集的重言后承或者某個公式是不是重言式。跟公理方法和范式方法相比，表列方法無疑具有推演目標明確、推演方法機械和推演步驟簡潔、比真值表快速有效等等優點。可是，在實際思維中，人們一般不會通過劃真值表、求取范式、構造反駁等等方法來判定前提和結論之間是否有邏輯推論關系的。因此，我們可以在理論研究或者在有邏輯知識的人們中間以這些方法討論推理的規律，但是，我們不能指望以這些方法來指導人們在日常實際思維中進行具體的推理和論證。

20世紀30年代，自根芩和其他邏輯學家提出了完全以推理規則集合代替公理來建立邏輯的形式系統以來，構造自然推理系統或者自然演算成為構造邏輯演算的另一種選擇。跟用公理和定理表示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推出關系或推理規律相比，以推理規則來表示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推出關系或推理規律更接近人們的實際思維過程，因此，邏輯學家以不同的方式構建了許多自然推理系統，自然推理系統得到巨大的發展。在自然推理系統中，我們可以從證明論的角度，以推理規則從符號與符號的關系方面建立語法推論關系，而且，我們還可以從模型論的角度，根據指派、賦值討論公式和公式集的可滿足性、有效性，特別是前提集和結論的語義推論關系，并在討論語法推論關系和語義推論關系的基礎上研究系統的種種元邏輯性質如可靠性、完全性等等性質。而且，自然推理系統恢復了邏輯推論關系在邏輯學中的崇高地位，不再把邏輯真作為邏輯學的核心概念，而是把邏輯真看成前提為空的推論關系的一種特殊情況，一種不自然的邏輯推論關系。由于自然演算所具有的種種優點，在構造邏輯的教學系統時，采用這種方法所構造的邏輯系統是適合教學要求，符合教學規律的。

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培養現代邏輯方面的教學和研究人員，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學開辦了數理邏輯學習班。在這個學習班上使用了美國著名邏輯學家蘇佩斯的《邏輯導論》[17]作為教材。該教材以自然推論方法來建立一階邏輯的知識系統，不但邏輯知識講述得非常清楚、明白，而且，還以許多事例來說明邏輯原理的廣泛應用，因此是一本非常優秀的教材。但是，該教材是以重言式作為命題邏輯的推出規則的，從證明論的角度講，以這種方式處理語法推論關系是不夠妥當的。而且，該教材沒有討論一階邏輯的元邏輯性質，這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其后，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位美國著名邏輯學家科庇的教科書《符號邏輯》[18]。這本教材介紹了一階邏輯的自然演繹系統，也構建了一階邏輯的公理系統。在討論自然推理時，該書以真值表為基礎，引入了命題邏輯的若干推理規則，詳細研究了關于聯結詞的演繹方法，并且在此基礎上介紹了量化理論、關系邏輯，以及命題邏輯和一階函項演算的公理系統以及它們的元邏輯性質，內容豐富，論述清晰。這2部國際一流的邏輯教材和其它翻譯出版的教材，對我國邏輯教材的改革，產生了深刻而且廣泛的影響。例如，從人大版的《邏輯學》和以及其它優秀教材如畢富生的《數理邏輯》[19]中，可以看得到這些國外教材的影響。

從傳統形式邏輯傳入我國開始，我國邏輯教材經歷了翻譯介紹、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發展過程。當然，現代邏輯教材的發展也經歷了這個過程。上述以現代邏輯為主的教材中，許多教材已經發展到了結合中國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大學生的特點講述現代邏輯的知識，達到了自主創新的階段。其中，王路的《邏輯基礎》特別突出。在《邏輯基礎》中，王路以非形式的方法討論了命題邏輯和謂詞邏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其論述之清楚、事例之生動、方法之詳盡、思路之清晰，在眾多邏輯教材中可謂獨樹一幟。即使是自學者，只要用心一些，也可以輕松地跟隨作者一起在一階邏輯形式證明的大海中遨游。邏輯教材，特別是符號邏輯教材能夠寫到這個地步，的確是非常難得的了。這本教材，是對邏輯教材創新發展的一個典范，值得所有在大學教授現代邏輯的教師學習和借鑒。

根據我們的教學經驗，在以大學文科學生為對象的邏輯教材中，以什么方式講述現代邏輯的基礎知識，培養學生什么樣的眼界和意識，特別是樹立什么樣的邏輯觀念，是關系到邏輯教學是否有成效的大問題，也是關系邏輯教學改革是否成功的大問題。王路的教材，雖然沒有構建一階邏輯的形式系統，更沒有討論系統的元邏輯性質，但是，他卻通過與人們直觀更為接近的方式，分析命題和推理的構成成分，運用有效推理的規則，去分析和解決人們實際思維中的關于聯結詞和量詞的推理和證明的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學生邏輯的意識和眼界，樹立正確的邏輯的觀念。因此，王路把邏輯理論和邏輯的應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培養學生的邏輯的觀念作為邏輯教學的根本目的。邏輯的具體的推演技術和方法可以上升為學生自覺的習慣，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推演技術和方法所養成的邏輯的意識和眼界可以內化為學生的素質。學生有了這種素質，也就培養了邏輯精神。而有了邏輯精神，那么，在求知求真的過程中他們就會思索前提和結論、論據和論題之間的聯系是否是必然的，是否具有推出關系，是否符合邏輯規律，邏輯的觀念從而就根深蒂固地扎進學生的思想深處，成為他們的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

王路在《邏輯基礎》中提出了教材的2個使用目的:“一是搞好課堂教學，使之好教、好學、好用;二是便于自學，使之好讀、好理解、好掌握。”[1]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落實這6個“好”，特別是不構建邏輯系統，只給出從前提推出結論的推理規則，讓學生通過運用推理規則去進行形式證明，從而極大地簡化了一階邏輯的復雜程度。這些措施，真正體現了“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的原則和方法。筆者認為，王路在《邏輯基礎》中所做的有益的探索，就是試圖讓中國的邏輯教學再上一個新的臺階，達到又一個新的境界的探索。

4培養邏輯精神，突出邏輯學的社會功能就其來源來說，邏輯學來源于哲學論證、法庭辯論、數學推理等等人類的實踐活動，是為人類求知求真的服務的工具。邏輯學，包括現代邏輯，也是來源于人類的實踐活動，它也應當能夠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服務于人類的實踐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在邏輯學應用于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學生的邏輯意識或者邏輯精神，樹立邏輯的觀念。

實踐性教學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實踐性教學是為鞏固、加深和擴展邏輯理論和邏輯應用的知識，通過各種方式使學生在思維實踐中運用所學到的邏輯知識去分析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的教學方式。這種教學方式，主要由學生自主進行。通過這種教學方式，可以使學生深刻體會到邏輯學求知求真的精神實質，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科研能力。這種教學方式，可以有如下種種表現形式。

通過組織或參與組織學生運用講演會或論辯會的形式進行的教學活動。教師讓學生自主策劃講演或論辯的題目，設計邏輯框架，尋找論據對論題進行論證、反駁和辯護，對論證進行分析、評估，教師只在必要時加以指導。這種實踐性教學方式，非常有利于培養學生在實踐中把邏輯知識創造性地進行應用的能力，非常有利于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素質，樹立邏輯的觀念，培養求知求真的邏輯精神。

進行案例教學，也是進行實踐性教學的有效方式。通過來自社會生活，主要是來自報刊雜志和互聯網上的實際事例中包含的邏輯問題的分析，可以使學生深刻體會邏輯學的作用，充分理解邏輯學的社會功能。

實踐性教學還可以采用讓學生探討在各門學科中是怎樣根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通過推理、論證把這些學科組織成為嚴密、系統的知識體系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讓學生交流如何運用所學到的關于概念、命題、推理和論證的知識，撰寫科研論文的體會和經驗的方式進行。

篇2

關鍵詞：流行病學；病因；邏輯學；推理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18）17-0080-03

流行病學是研究人群中疾病與健康狀況的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并研究促進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學。流行病學的基本原理包括了疾病與健康在人群中的分布、疾病的發病過程、病因論、病因推斷及疾病的防治策略與措施。流行病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疾病病因研究。對病因的認識及病因推斷過程從哲學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過程，從邏輯學上來說則是屬于歸納推理的范圍。應用邏輯學原理與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正確認識病因、分析病因及建立正確的病因推斷過程，這對于形成正確的思維和準確理解研究結果至關重要。

一、從邏輯學原理正確認識病因

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現象的現象。結果是指由原因的作用而引起的現象。原因和結果是揭示客觀世界中普遍聯系著的事物具有先后相繼、彼此制約的一對范疇。在流行病學研究中，病因是指那些能使人群發病概率升高的因素，一般也稱為危險因素。如果將疾病作為一種結果來看待，與這種結果有關的原因就是病因。從邏輯學對病因的認識上來說，病因可以分為必要病因、充分病因、充分必要病因、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

（一）必要病因

如果沒有事物P，事物Q就必然不存在；如果有事物P存在，卻未必有Q存在，即可能有Q存在，也可能沒有Q存在。在這種情況下P就是Q的必要原因，即“有之可能，無之必不然”。在研究疾病時，可稱之為必要病因。例如，“如果在一定條件下某種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即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存在時，那么該種傳染病就有可能流行。并且只有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時，該傳染病才能可能流行。但在1964—1978年間，性病作為一類傳染病，其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但沒有發生性病流行”。因此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是傳染流行的必要病因。

（二）充分病因

如果事物P存在，事物Q就必然存在；而P不存在時，可能有Q存在，也可能沒有Q存在。在這種情況下，P就是Q的充分原因，即“有之必然，無之也可能”。在研究疾病時，可稱之為充分病因。例如，“2003—2004年中國有冠狀病毒性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所以形成了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但2004年后，冠狀病毒性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不存在了，但仍然有非典型性肺炎流行”。因此“非型肺炎的三個基本條件”是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充分病因。

（三）充分必要病因

如果有事物P存在，就必然有事物Q存在；若沒有P存在時，則必然沒有Q存在。反之，如果有Q存在，就必然有P存在；如果沒有Q存在，就必然也沒有P存在。這樣，P就是Q的充分必要原因，即“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在研究疾病時，可稱之為充分必要病因。傳統的因果觀中所指的病因就是指的充分且必要病因，實際上這種病因幾乎不存在，除非將病因和疾病定義成幾乎同一個事件。例如，“狂犬病病毒侵入腦內導致了狂犬病恐水期癥狀。即沒有狂犬病病毒侵入腦內，就不出現狂犬病恐水期癥狀。沒有出現狂犬病恐水期癥狀，說明狂犬病病毒沒及侵入腦內”。

（四）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

如果事物P的存在與否不影響事物Q的存在，但事物P存在與否可以影響事物Q的存在程度，這種情況下，P就是Q的輔助原因，即“有之可能，無之也可能”。在病因研究時稱之為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例如，“1964—1978年，中國雖然有性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存在，但由于沒有性亂現象，所以沒有性病流行。但1978年后，中國有性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存在，并且有性亂現象，所以出現了性病流行”。在這里“性亂”是性病流行的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在慢性病流行病學研究中，常見的研究實例是“吸煙與肺癌的關系”，即肺癌的發生不一定必然有吸煙存在，但吸煙可以增加肺癌的發生風險，因而吸煙是肺癌的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在流行病學研究中非常重要，慢性病、一些傳染病及營養缺乏病等大多數的病因都屬于不充分且不必要病因。因此，機械地將病因理解為既充分且必要的觀點是錯誤的。

二、假言推理在病因認識中的應用

假言推理，是指以一個已知的假言判斷肢為大前提，以一個已知性質判斷肢為小前提，根據假言判斷的邏輯性質，推導出一個未知性質判斷肢為結論的思維形式。由于假言判斷有三種不同的條件，所以假言推理可分為三大類：必要條件假言推理、充分條件假言推理及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

（一）必要條件假言推理

必要條件假言推理，是指以一個已知的必要條件假言判斷為大前提，以一個已知的性質判斷為小前提，根據必要條件假言判斷的邏輯性質，推導出一個未知的性質判斷為結論的思維形式。

1.規則及違反時的邏輯錯誤。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規則：肯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否定后件，不能否定前件。

在進行必要條件假言推理時，不能用肯定前件來肯定后件，也不能以否定后件來否定前件。否則，就犯了“推不出”的邏輯錯誤。例如，“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時，該傳染病才能流行”。因為“某地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了”，所以“某地某傳染病發生了流行”。又如，“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時，該傳染病才能流行”。因為“某地沒有發生傳染流行”，所以“某地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不存在”。以上這兩個推理都犯了“推不出”的邏輯錯誤。

2.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有效式。根據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邏輯性質，只能有兩個有效式。

第一，否定前件式必要條件假言推理：是指小前提對大前提的前件（前因）作了否定，結論對對大前提的后件（后果）作了否定。邏輯形式：只有P，才有Q；因為非P，所以非Q。例如，“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時，該傳染病才能流行”。因為“某地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不存在”，所以“某地沒有發生傳染流行”。

第二，肯定后件式必要條件假言推理：是指小前提對大前提的后件（后果）作了肯定，結論對大前提的前件（前因）作了肯定。邏輯形式：只有P，才有Q；因為有Q，所以有P。例如，“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時，該傳染病才能流行”。因為“某地發生了傳染流行”，所以“某地某傳染病流行的三個基本條件都存在”。

（二）充分條件假言推理

充分條件假言推理，是指以一個已知的充分條件假言判斷為大前提，以一個已知的性質判斷為小前提，根據充分條件假言判斷的邏輯性質，推導出一個未知的性質判斷為結論的思維形式。

1.規則及違反時的邏輯錯誤。充分條件假言推理規則：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前件，不能否定后件；肯定后件，不能肯定前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在進行充分條件假言推理時，不能用否定前件來否定后件，也不能用肯定后件來肯定前件。否則，就犯了“推不出”的邏輯錯誤。例如，“如果在長期過渡勞累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那么就要患肺結核病”。因為“甲某不是在過渡疲勞的情況下攝入結核桿菌”，所以“甲某不可能患肺結核病”。又如，“如果在長期重度營養不良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那么就要患肺結核病”。因為“乙某患了肺結核”，所以“乙某是在長期嚴重營養不良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以上這兩個推理都犯了“推不出”的邏輯錯誤。

2.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有效式。根據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邏輯性質，只能有兩個有效式。

第一，肯定前件式充分條件假言推理：是指小前提對大前提的前件（充分條件）作了肯定，結論對大前提的后件（必然結果）作了肯定。邏輯形式：如果有P，那么有Q；因為有P，所以有Q。例如，“如果在長期嚴重精神打擊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那么就要患肺結核病”。因為“李某是在長期嚴重精神打擊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所以“李某肯定患了肺結核病”。

第二，否定后件式充分條件假言推理：是指小前提對大前提的后件（必然結果）作了否定，結論對大件提的前件（充分條件）作了否定。邏輯形式：如果有P，那么有Q；因為非Q，所以非P。例如，“如果在長期嚴重免疫缺陷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那么就要患肺結核病”。因為“趙某沒有患肺結核病”，所以“趙某肯定沒有在長期嚴重免疫缺陷的情況下攝入足量結核桿菌”。

（三）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

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是指以一個充分必要條件假言判斷作為大前提，以一個已知的性質判斷為小前提，并根據充分必要條件假言判斷的邏輯性質，推導出一個未知性質判斷為結論的思維形式。

1.規則及違反時的邏輯錯誤。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規則：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違反以上任何一條，就會犯“推不出”的邏輯錯誤。

2.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有效式。根據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的邏輯性質，有四個有效式。

第一，肯定前件式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當且僅當有P，則有Q；因為有P，所以有Q。例如，“當且僅當體內有HIV病毒生長繁殖并可排出HIV病毒的人，才稱為艾滋病的傳染源”。因為“處于艾滋病窗口期的人體內有HIV病毒生長繁殖并可排出HIV病毒”，所以“處于艾滋病窗口期的人是艾滋病的傳染源”。

第二，肯定后件式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當且僅當有P，則有Q；因為有Q，所以有P。例如，“當且僅當一個人感染了天花病毒，才得天花”。因為“劉某得天花”，所以“劉某肯定感染了天花病毒”。

第三，否定前件式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當且僅當有P，則有Q；因為非P，所以非Q。例如，“當且僅當一個人感染了麻疹病毒，才能得麻疹”。因為“錢某沒有感染麻疹病毒”，所以“錢某肯定沒有得麻疹”。

第四，否定后件式充分必要條件假言推理：當且僅當有P，則有Q；因為非Q，所以非P。例如，“當且僅當一個人長期攝入過量的氟，才患地方性氟中毒病”。因為“孫某沒有患地方性氟中毒病”，所以“孫某肯定沒有長期攝入過量的氟”。

篇3

 

邏輯是研究推理的科學,分為形式邏輯和辨證邏輯。數理邏輯學開始于用數學方法對形式邏輯中推理規律的研究,后來進一步發展到對數學中基礎性問題及邏輯性問題的研究。現在數理邏輯是用數學方法研究形式邏輯的一門科學,也就是用數學方法研究推理的科學。所謂數學方法[1],主要是指引進一套符號體系的方法,因此數理邏輯又叫符號邏輯。現代數理邏輯主要有四大分支:證明論、模型論、遞歸論和公理集合論,其中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即一般的所謂古典數理邏輯)是各個分支的共同基礎。

 

命題是形式邏輯中的基本術語,也是數學中最基本的元素。一個命題是一個或真或假而不能兩者都是的斷言,也就是說,命題是一個非真即假的陳述句。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命題具有兩種可能的取值:如果命題是真,我們說它的真值為真,通常用T(True)表示;反之,用F(False)表示真值為假的命題。在計算機語言中則是分別用1和0來表示一個命題真值的真假。像這樣只有兩種取值的命題邏輯稱為二值邏輯。命題的真值與所討論問題的范圍有關,不能一概而論的說某個命題一定是真或一定是假。在所有斷言中有叫悖論的斷言值得一提。

 

數學命題包括簡單命題(亦稱原子命題,)和復合命題。前者是只用一種判斷性謂語動詞敘述某事物的屬性、發展趨勢、變化方式等狀態的語句或數學表達式。把一個或幾個簡單命題用聯結詞(與、或、非等)聯結所構的新的命題,就是復合命題。基本的邏輯聯結詞有:⑴表示“非P”含義的否定詞 ;⑵有“與”、“并且”含義的合取詞∧;⑶表達“或者”、“也許…也許…”含義的析取詞∨;⑷表達“如果…那么…”因果關系含義的蘊涵詞。所有的命題被翻譯成復合命題后,根據真值表來判斷命題真值的真或假。

 

數理邏輯學在數學理論研究中也有到很多的應用,并不只是單單在離散數學中或普通命

 

題演算中顯示其作用。邏輯演算理論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如果熟練地掌握了邏輯演算的方法和技巧,就為進一步了解和掌握諸如歸結原理、邏輯程序設計和定理自動證明等奠定了基礎。

 

尤其是前面提到的數理邏輯的四個分支,都是現在數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工具。比方說,遞歸論應用于數學中不少判定問題的解決(著名的如群論字問題的否定解決,Hilbert第十問題的否定解決);模型論應用與不少代數及分析數學問題的證明;公理集合論應用于不少數學問題獨立性的證明。

 

數理邏輯學的任務在于探討如何為整個數學建立嚴格的邏輯基礎,其特點在于使用形式

 

化的方法包括公理化的方法,因而比較抽象和艱深,這種抽象化的方法除了在建立數學的基礎方面已經取得很大成功而外,還在計算機科學上有重要的應用。人工智能又稱機器智能,是計算機科學中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它采用人工技術和方法,研制智能機器或者智能系統以模仿、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實現智能行為、賦予機器模擬人處理問題的能力。

 

自17世紀德國數學家和哲學家Leibniz開創數理邏輯這門學科,至今,由于它采用數學符號化的方法,給出推理規則,建立推理體系,進而討論推理體系的一致性、可靠性和完備性,在現代的數學和計算機科學以及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些研究中,數理邏輯都有著廣泛的應用。而在現在的大學教育中數理邏輯卻沒有得到其應有的重視,忽略了這門學科不僅提供了一種新的數學命題的論證途徑,更重要的是在培養科學、嚴謹的思維能力方面更有其獨到之處。在很多代數、集合論方面通常只給出了某些定理,但定理的證明運用本方向的知識卻沒法得到證明,只有依據了數理邏輯學方面的知識才得到理論上的支持,從而肯定其定理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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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實踐中，“邏輯學”、“邏輯與批判性思維”、“法律邏輯學”等課程在培養和提升大學生的理性思維和理性人格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良好效果。但由于課程內容和結構的單一性和注重理論知識教學的傾向性，導致學生在以邏輯思維實踐能力測試等應用性的知識運用中掌握的知識不扎實不系統，學生運用邏輯思維和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較差。第一，解決怎樣實現教學定位從“教會學生解題或探討題目”到“教會學生現實使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努力考取教育碩士、工程碩士、國家公務員，在這些考試中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要考察學生的邏輯知識，其考察重點并不是學生關于邏輯知識的學習情況，而是偏重在考查學生邏輯思維運用能力，即何把外在的基本邏輯知識轉化成內在的邏輯分析能力。

在公務員、事業單位、選調生等考試中多數考生分數較低，原因是由于公務員考試的行政職業能力測試科目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邏輯判斷，主要測試考生應用邏輯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由于學生僅掌握了一定的理論知識，但應用實踐能力不強，造成較多考生在邏輯試題上雖用了大量時間卻沒有做好，其他題目也受到了影響，造成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單科成績較低，影響了考試的整體成績。第二，解決怎樣實現教學目標從“知識掌握”到“能力培養”轉移的問題。邏輯自身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僅是一門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一種運用邏輯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應用工具。在教學過程中，要引導學生樹立“理論實用、掌握使用、動手能用”的學習理念，通過豐富的教學形式培育學生的興趣，激發學生學習的創新動力。第三，解決怎樣實現教學方式從“主動教”到“被動教”轉變的問題。在當前的形勢下，國內本科學生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而作為工具性學科的邏輯學，在學生的思維認知和具體應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對培養其正確的認知觀念和樹立正確的就業思維有著不可替代地位。通過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論證，更深層次研究如何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出切實改變教師教學被動性的有效辦法和方式。

二、應用型本科院校邏輯學課程教學改革的側重點

一是對傳統邏輯學教育理念轉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探索論證。探討如何轉變傳統邏輯學教學觀念和方式，探索如何樹立邏輯學教育職業化和實踐化理念的具體途徑，論證對邏輯學教育模式進行實質性的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二是研究轉變課程配置的方法。邏輯學教學需要借鑒國外高校相關的課程配置，依據各專業的實際情況，開展合適方式的邏輯學課程，定制對應的教學綱要和實行不同的授課方式。以法政學院為例，在法學專業開設法律邏輯課，有利于增強學生在法律論證中的邏輯思考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開設邏輯課程，側重于開展邏輯基礎性知識的學習；在人力資源和行政管理專業開設邏輯學，重點在于通過對邏輯思維知識的講解和對批判性思維的學習，增加學生的思想和語言表達的精確性、嚴謹性、條理性；在文化和傳媒院校開設邏輯學課程，側重于提高學生與寫作、論辯和演說等中文實踐相關的邏輯思維能力和邏輯技巧。三是分析現有實踐教學模式的優缺性。對現有實踐教學模式的優缺性進行分析，探討如何實現傳統教學模式和應試教學模式的綜合互通。過具體而深入的論證，闡述如何推動邏輯實踐教學改革循序漸進，保證教學效果的穩定提升，最大程度減少教師和學生在改革期的不適。

三、應用型本科院校邏輯學課程教學改革的具體路徑

（一）建立科學的教學實踐反饋機制探討如何建立一套科學的邏輯教學實踐反饋機制，從而不斷優化邏輯學的授課方案，切實提升邏輯學教學模式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同時，探討如何打破教學模式單一的現狀，實現邏輯教學與傳統教學方式（主要是案例教學方法）雙向互通，分步驟進行，促進教學效果最優化的方式方法。主要是探討采用具體個案與傳統教學模式進行互動補充的方法，深入探討實踐教學改革循序漸進的具體路徑。以公務員考試中的職業行政能力考試、行政管理MPA、工程管理GCT測試為例：邏輯試題分為：（1）推斷型：（2）加強削弱型；（3）集合型；（4）排序型；（5）真假話型；（6）前提型；（7）形式比較型；（8）論點型；（9）因果型；按照具體的推理規則、論證思路又分為：簡單判斷推理、模態判斷推理、直接推理、復合判斷推理、AB結構：由因訴果、BA結構：由果訴因。答題思路又可分為：運用邏輯方陣、“假言”、“聯言”、“選言”綜合運用、憑語感、常識和一般的邏輯推理等。剖析邏輯題目的分類，從出題的形式中尋找題目的普遍特征和答題思路。

（二）引導學生運用邏輯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運用邏輯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體現在社會上的一些熱門考試中，針對于這一現狀，教學體系是如何突出問題導向，將邏輯學理論知識轉化為實際解題能力。教師重點要解決的是將邏輯學知識轉化為解題能力，依照不同題目的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的解答方式，分析研究命題人的思路，提高學生跳過思維陷阱的能力。具體教學中的講解重點要對邏輯試題進行細化分類，在教學中用貫穿不同知識點的案例進行分析，讓學生在充分理解掌握的基礎上,增強邏輯解題的各種方法,從而訓練并提高其邏輯思維能力。邏輯與法律的交叉，在法律邏輯的教學中，要更加注重對實際案件的邏輯推理和論證分析，引導學生在掌握了邏輯理論知識，準確運用理論知識分析研究涉法案例，培養法治邏輯思維能力。

（三）強化學生的邏輯實踐學習能力通過對邏輯實踐應用的教學指導，使學生更加有效地掌握和運用理論知識，增強學生運用邏輯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使學生既熟知邏輯知識又具備運用邏輯理論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教學的實踐不斷證明，在課堂上精彩的邏輯謬誤分析，對提高邏輯學教學效果和改善教學質量有很大幫助。在我自己的教學經歷中，就會常常把收集到的各種生動有趣的邏輯案例運用在教學中，讓學生具體分析，促進學生對邏輯知識理解的更快，接受的更容易。

（四）探索更加豐富有效的教學形式不斷推進改革創新，不斷優化教學效果。同時，注重教學過程中學生的認知主體地位和對教學過程的參與。在課堂教學中，創新并采用案例教學、多媒體教學、課堂討論等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讓教學過程成為“主導作用的教師”和“主動學習的學生”之間的互動作用的過程。同時，輔助以多媒體等多種教學方法，讓學生切身感受邏輯知識應用的具體性和廣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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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工智能，常識推理，歸納邏輯，廣義內涵邏輯，認知邏輯，自然語言邏輯

現代邏輯創始于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早期，其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于數學中的公理化運動。當時的數學家們試圖即從少數公理根據明確給出的演繹規則推導出其他的數學定理，從而把整個數學構造成為一個嚴格的演繹大廈，然后用某種程序和方法一勞永逸地證明數學體系的可靠性。為此需要發明和鍛造嚴格、精確、適用的邏輯工具。這是現代邏輯誕生的主要動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紀邏輯研究的嚴重數學化，其表現在于：一是邏輯專注于在數學的形式化過程中提出的問題；二是邏輯采納了數學的方法論，從事邏輯研究就意味著象數學那樣用嚴格的形式證明去解決問題。由此發展出來的邏輯被恰當地稱為“數理邏輯”，它增強了邏輯研究的深度，使邏輯學的發展繼古希臘邏輯、歐洲中世紀邏輯之后進入第三個高峰期，并且對整個現代科學特別是數學、哲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21世紀邏輯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何處？大致說來將如何發展？我個人的看法是：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將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并將由此決定21世紀邏輯學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擬人的智能，它的難點不在于人腦所進行的各種必然性推理（這一點在20世紀基本上已經做到了，如用計算機去進行高難度和高強度的數學證明，“深藍”通過高速、大量的計算去與世界冠軍下棋），而是最能體現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動性、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活動中包括學習、抉擇、嘗試、修正、推理諸因素，例如選擇性地搜集相關的經驗證據，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礎上作出嘗試性的判斷或抉擇，不斷根據環境反饋調整、修正自己的行為，……由此達到實踐的成功。于是，邏輯學將不得不比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維活動，并著重研究人的思維中最能體現其能動性特征的各種不確定性推理，由此發展出的邏輯理論也將具有更強的可應用性。

實際上，在20世紀中后期，就已經開始了現代邏輯與人工智能（記為AI）之間的相互融合和滲透。例如，哲學邏輯所研究的許多課題在理論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AI從認知心理學、社會科學以及決策科學中獲得了許多資源，但邏輯（包括哲學邏輯）在AI中發揮了特別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學邏輯家去發展關于非數學推理

的理論；基于幾乎同樣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這兩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鑒，甚至在逐漸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別關心下述課題：

·效率和資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計劃和計劃再認；

·關于他人的知識和信念的推理；

·各認知主體之間相互的知識；

·自然語言理解；

·知識表示；

·常識的精確處理；

·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容錯推理；

·關于時間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釋或說明；

·對歸納概括以及概念的學習。[①]

21世紀的邏輯學也應該關注這些問題，并對之進行研究。為了做到這一點，邏輯學家們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關進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應用性。

我認為，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將會重點關注下述幾個領域，并且有可能在這些領域出現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1）如何在邏輯中處理常識推理中的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2）如何使機器人具有人的創造性智能，如從經驗證據中建立用于指導以后行動的歸納判斷？（3）如何進行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特別是基于已有的知識庫以及各認知主體相互之間的知識而進行的推理？（4）如何結合各種語境因素進行自然語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機器人能夠用人的自然語言與人進行成功的交際？等等。

1．常識推理中的某些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

AI研究的一個目標就是用機器智能模擬人的智能，它選擇各種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問題進行實踐，希望能做出各種具有智能特征的軟件系統。AI研究基于計算途徑，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號模型。一般而言，AI關于智能系統的符號模型可描述為：由一個知識載體（稱為知識庫KB）和一組加載在KB上的足以產生智能行為的過程（稱為問題求解器PS）構成。經過20世紀70年代包括專家系統的發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識，認識到知識在智能系統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統事實上是一種基于知識的系統，而知識包括專門性知識和常識性知識，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領域內專家的常識。于是，常識問題就成為AI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它包括兩個方面：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類的常識，并運用這些常識去進行符合人類行為的推理。顯然，如此建立的常識知識庫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協調的，但這種矛盾或不協調應不至于影響到進行合理的推理行為；常識推理還是一種非單調推理，即人們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結論，當人們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變甚至收回原來的結論；常識推理也是一種可能出錯的不精確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許有錯誤知識的情況下進行的推理，簡稱容錯推理。而經典邏輯拒斥任何矛盾，容許從矛盾推出一切命題；并且它是單調的，即承認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則pùq?r；或者說，任一理論的定理屬于該理論之任一擴張的定理集。因此，在處理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時，經典邏輯應該受到限制和修正，并發展出某些非經典的邏輯，如次協調邏輯、非單調邏輯、容錯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識推理的邏輯是次協調邏輯和非單調邏輯的某種結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對容錯推理的簡單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種形式化。[②]

“次協調邏輯”（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達·科斯塔等人在對悖論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其基本想法是：當在一個理論中發現難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論時，與其徒勞地想盡各種辦法去排除或防范它們，不如干脆讓它們留在理論體系內，但把它們“圈禁”起來，不讓它們任意擴散，以免使我們所創立或研究的理論成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協調邏輯中，能夠容納有意義、有價值的“真矛盾”，但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統推出一切，導致自毀。因此，這一新邏輯具有一種次于經典邏輯但又遠遠高于完全不協調系統的協調性。次協調邏輯家們認為，如果在一理論T中，一語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則T是不協調的；否則，稱T是協調的。如果T所使用的邏輯含有從互相否定的兩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規則或推理，則不協調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經典邏輯為基礎的理論，如果它是不協調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這一現象表明，經典邏輯雖可用于研究協調的理論，但不適用于研究不協調但又足道的理論。達·科斯塔在20世紀60年代構造了一系列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以用作不協調而又足道的理論的邏輯工具。對次協調邏輯系統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題：(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從兩個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說，矛盾不會在系統中任意擴散，矛盾不等于災難。(iii)應當容納與(i)和(ii)相容的大多數經典邏輯的推理模式和規則。這里，(i)和(ii)表明了對矛盾的一種相對寬容的態度，(iii)則表明次協調邏輯對于經典邏輯仍有一定的繼承性。

在任一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中，下述經典邏輯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為經典邏輯，則系列C0,C1,C2,…Cn,…Cw使得對任正整數i有Ci弱于Ci-1，Cw是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經為Cn設計出了合適的語義學，并已經證明Cn相對于此種語義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協調命題邏輯系統Cn還是可判定的。現在，已經有人把次協調邏輯擴展到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多值邏輯、集合論等領域的研究中，發展了這些領域內的次協調理論。顯然，次協調邏輯將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③]

非單調邏輯是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它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D·麥克多莫特和J·多伊爾初步嘗試著系統發展一種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他們在經典謂詞演算中引入一個算子M，表示某種“一致性”斷言，并將其看做是模態概念，通過一定程序把模態邏輯系統T、S4和S5翻譯成非單調邏輯。B·摩爾的論文《非單調邏輯的語義思考》（1983）據認為在非單調邏輯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貢獻。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動認知推理”之間做了區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沒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證據的條件下進行推理的過程，這種推理的特征是試探性的：根據新信息，它們很可能會被撤消。自動認知推理則不是這種類型，它是與人們自身的信念或知識相關的推理，可用它模擬一個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對于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獲得成功的應用而言，非單調邏輯尚需進一步發展。

2．歸納以及其他不確定性推理

人類智能的本質特征和最高表現是創造。在人類創造的過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繹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的歸納、類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計算機要成功地模擬人的智能，真正體現出人的智能品質，就必須對各種具有不確定性的推理模式進行研究。

首先是對歸納推理和歸納邏輯的研究。這里所說的“歸納推理”是廣義的，指一切擴展性推理，它們的結論所斷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斷定的范圍，因而前提的真無法保證結論的真，整個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體說來，這種意義的“歸納”包括下述內容：簡單枚舉法；排除歸納法，指這樣一些操作：預先通過觀察或實驗列出被研究現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選擇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實驗，根據某些標準排除不相干假設，最后得到比較可靠的結論；統計概括：從關于有窮數目樣本的構成的知識到關于未知總體分布構成的結論的推理；類比論證和假說演繹法，等等。盡管休謨提出著名的“歸納問題”，對歸納推理的合理性和歸納邏輯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質疑，但我認為，（1）歸納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類必須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認知策略，對于人類來說具有實踐的必然性。（2）人類有理由從經驗的重復中建立某種確實性和規律性，其依據就是確信宇宙中存在某種類似于自然齊一律和客觀因果律之類的東西。這一確信是合理的，而用純邏輯的理由去懷疑一個關于世界的事實性斷言則是不合理的，除非這個斷言是邏輯矛盾。（3）人類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并且，歸納邏輯的這種可能性正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動下慢慢地演變成現實。恩格斯早就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④]有人通過指責現有的歸納邏輯不成熟，得出“歸納邏輯不可能”的結論，他們的推理本身與歸納推理一樣，不具有演繹的必然性。（4）人類實踐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相應的經驗知識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的力量。毋庸否認，歸納邏輯目前還很不成熟。有的學者指出，為了在機器的智能模擬中克服對歸納模擬的困難而有所突破，應該將歸納邏輯等有關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機器學習、不確定推理和神經網絡學習模型與歸納學習中已有的成果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在已有的歸納學習成果上，在機器歸納和機器發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⑤]這是一個極有價值且極富挑戰性的課題，無疑在21世紀將得到重視并取得進展。

再談模糊邏輯。現實世界中充滿了模糊現象，這些現象反映到人的思維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題，如“矮個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輕”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題和模糊推理的邏輯理論叫做“模糊邏輯”。對它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馬林諾斯。模糊邏輯為精確邏輯（二值邏輯）解決不了的問題提供了解決的可能，它目前在醫療診斷、故障檢測、氣象預報、自動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獲得重要應用。顯然，它在21世紀將繼續得到更大的發展。

3．廣義內涵邏輯

經典邏輯只是對命題聯結詞、個體詞、謂詞、量詞和等詞進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語言中，除了這些語言成分之外，顯然還存在許多其他的語言成分，如各種各樣的副詞，包括模態詞“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時態詞“過去”、“現在”和“未來”、道義詞“應該”、“允許”、“禁止”等等，以及各種認知動詞，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斷”、“猜測”、“考慮”、“懷疑”，這些認知動詞在邏輯和哲學文獻中被叫做“命題態度詞”。對這些副詞以及命題態度詞的邏輯研究可以歸類為“廣義內涵邏輯”。

大多數副詞以及幾乎所有命題態度詞都是內涵性的，造成內涵語境，后者與外延語境構成對照。外延語境又叫透明語境，是經典邏輯的組合性原則、等值置換規則、同一性替換規則在其中適用的語境；內涵語境又稱晦暗語境，是上述規則在其中不適用的語境。相應于外延語境和內涵語境的區別，一切語言表達式（包括自然語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直至語句）都可以區分為外延性的和內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語境的表達式，后者是提供內涵性語境的表達式。例如，殺死、見到、擁抱、吻、砍、踢、打、與…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達式，而知道、相信、認識、必然、可能、允許、禁止、過去、現在、未來等都是內涵性表達式。

在內涵語境中會出現一些復雜的情況。首先，對于個體詞項來說，關鍵性的東西是我們不僅必須考慮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慮它們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內涵性表達式，它提供內涵語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這是因為：這個推理只考慮到“晨星”和“暮星”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并沒有考慮到它們在每一個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們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換規則，由該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結論：“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內涵語境中，語言表達式不再以通常是它們的外延的東西作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們的內涵的東西作為外延。以“達爾文相信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這個語句為例。這里，達爾文所相信的是“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稱的真值，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命題）就構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內涵語境中，雖然適用于外延的函項性原則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拋棄不可，可以把它改述為新的形式：一復合表達式的外延是它出現于外延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外延加上出現于內涵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內涵的函項。這個新的組合性或函項性原則在內涵邏輯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個好的內涵邏輯至少應滿足兩個條件：（i）它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能處理的問題；（ii）它還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不能處理的難題。這就是說，它既不能與外延邏輯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邏輯的局限。這樣的內涵邏輯目前正在發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輪廓。從術語上說，內涵邏輯除需要真、假、語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類、謂詞的同范圍或不同范圍等外延邏輯的術語之外，還需要同義、內涵的同一和差異、命題、屬性或概念這樣一些術語。廣而言之，可以把內涵邏輯看作是關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許”、“禁止”等提供內涵語境的語句算子的一般邏輯。在這種廣義之下，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認知邏輯、問題邏輯等都是內涵邏輯。不過，還有一種狹義的內涵邏輯，它可以粗略定義如下：一個內涵邏輯是一個形式語言，其中包括（1）謂詞邏輯的算子、量詞和變元，這里的謂詞邏輯不必局限于一階謂詞邏輯，也可以是高階謂詞邏輯；（2）合式的λ—表達式，例如(λx)A，這里A是任一類型的表達式，x是任一類型的變元，(λx)A本身是一函項，它把變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種類型的對象映射到A所屬的那種類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態的或內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個內涵邏輯的解釋，則由下列要素組成：（1）一個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個可能個體的非空集D；（3）一個賦值，它給系統內的表達式指派它們在每w∈W中的外延。對于任一的解釋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內涵邏輯系統中的任一表達式X相對于解釋Q在w∈W中的外延總是可能的。這樣的內涵邏輯系統有丘奇的LSD系統，R·蒙塔古的IL系統，以及E·N·扎爾塔的FIL系統等。[⑥]

在各種內涵邏輯中，認識論邏輯（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認識論邏輯研究與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斷定、理解、懷疑、問題和回答等相關的邏輯問題，包括問題邏輯、知道邏輯、相信邏輯、斷定邏輯等；狹義的認識論邏輯僅指知道和相信的邏輯，簡稱“認知邏輯”。馮·賴特在1951年提出了對“認知模態”的邏輯分析，這對建立認知邏輯具有極大的啟發作用。J·麥金西首先給出了一個關于“知道”的模態邏輯。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個基于6條規則的相信邏輯系統。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識和信念》一書是認知邏輯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認知邏輯的系統，并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語義學，后者是可能世界語義學的先導之一。當今的認知邏輯紛繁復雜，既不成熟也面臨許多難題。由于認知邏輯涉及認識論、心理學、語言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并且認知邏輯的應用技術，又稱關于知識的推理技術，正在成為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認知邏輯在20世紀中后期成為國際邏輯學界的一個熱門研究方向。這一狀況在21世紀將得到繼續并進一步強化，在這方面有可能出現突破性的重要結果。

4．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

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有來自幾個不同領域的推動力。首先是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機對話和通訊、計算機的自然語言理解、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等課題，都需要對自然語言進行精細的邏輯分析，并且這種分析不能僅停留在句法層面，而且要深入到語義層面。其次是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在20世紀哲學家們對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問題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精力，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意義理論，如觀念論、指稱論、使用論、言語行為理論、真值條件論等等，以致有人說，關注意義成了20世紀哲學家的職業病。再次是語言學自身發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語言的意義問題時，不能僅僅停留在脫離語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結合使用語言的特定環境去研究，這導致了語義學、語用學、新修辭學等等發展。各個方面發展的成果可以總稱為“自然語言邏輯”，它力圖綜合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論，J·L·奧斯汀、J·L·塞爾等人發展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P·格賴斯所創立的會話含義學說等成果，透過自然語言的指謂性和交際性去研究自然語言中的推理。

自然語言具有表達和交際兩種職能，其中交際職能是自然語言最重要的職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語交際總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簡稱語境）中進行的，語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語境僅指一個語詞、一個句子出現的上下文。廣義的語境除了上下文之外，還包括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整個社會歷史條件，如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時間、地點、條件、講話的人（作者）、聽話的人（讀者）以及交際雙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識，這里的背景知識包括交際雙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習慣，以及共同的知識和假定等等。這些語境因素對于自然語言的表達式（語詞、語句）的意義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這具體表現在：（i）語境具有消除自然語言語詞的多義性、歧義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嚴格規定語言表達式意義的能力。（ii）自然語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詞、人稱代詞、時間副詞等，要弄清楚這些句子的意義和內容，就要弄清楚這句話是誰說的、對誰說的、什么時候說的、什么地點說的、針對什么說的，等等，這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進行。依賴語境的其他類型的語句還有：包含著象“有些”和“每一個”這類量化表達式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論域，包含著象“大的”、“冷的”這類形容詞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相比較的對象類；模態語句和條件語句的意義取決于因語境而變化的語義決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在語境中會出現一些重要的變化，以至偏離它通常所具有的意義（抽象意義），而產生一種新的意義即語用涵義。有人認為，一個語言表達式在它的具體語境中的意義，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義，一旦脫離開語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義。語言的抽象意義和它的具體意義的關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體與活人肢體的關系一樣。邏輯應該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當然不是去研究某一個（或一組）特定的語句在某個特定語境中唯一無二的意義，而是專門研究確定自然語言具體意義的普遍原則。[⑦]美國語言學家保羅·格賴斯把語言表達式在一定的交際語境中產生的一種不同于字面意義的特殊涵義，叫做“語用涵義”、“會話涵義”或“隱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組“交際合作原則”，包括一個總則和四組準則。總則的內容是：在你參與會話時，你要依據你所參與的談話交流的公認目的或方向，使你的會話貢獻符合這種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疇區分為量、質、關系和方式四類，格賴斯提出了如下四組準則：

（1）數量準則：在交際過程中給出的信息量要適中。

a．給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給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質量準則：力求講真話。

a．不說你認為假的東西，。

b．不說你缺少適當證據的東西。

（3）關聯準則：說話要與已定的交際目的相關聯。

（4）方式準則：說話要意思明確，表達清晰。

a．避免晦澀生僻的表達方式；

b．避免有歧義的表達方式；

c．說話要簡潔；

d．說話要有順序性。[⑧]

后來對這些原則提出了不和補充，例如有人還提出了交際過程中所要遵守的“禮貌原則”。只要把交際雙方遵守交際合作原則之類的語用規則作為基本前提，這些原則就可以用來確定和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語用涵義）。實際上，一個語句p的語用涵義，就是聽話人在具體語境中根據語用規則由p得到的那個或那些語句。更具體地說，從說話人S說的話語p推出語用涵義q的一般過程是：

（i）S說了p；

（ii）沒有理由認為S不遵守準則，或至少S會遵守總的合作原則；

（iii）S說了p而又要遵守準則或總的合作原則，S必定想表達q；

（iv）S必然知道，談話雙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須假設q；

（v）S無法阻止聽話人H考慮q；

（vi）因此，S意圖讓H考慮q，并在說p時意味著q。

試舉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車旁，b向a走來。a說：“我沒有汽油了。”b說：“前面拐角處有一個修車鋪。”這里a與b談話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據關系準則，b說這句話是與a想得到汽油相關的，由此可知：b說這句話時隱涵著：“前面的修車鋪還在營業并且賣汽油。”“有”版權所

篇6

關鍵詞 自然語言 發展 研究方向

中圖分類號：TP391.1 文獻標識碼：A

自然語言俗稱人機對話，是人工智能的分支學科。研究用電子計算機模擬人的語言交際過程，使計算機能理解和運用人類社會的自然語言如漢語、英語等，實現人機之間的自然語言通信，以代替人的部分腦力勞動，包括查詢資料、解答問題、摘錄文獻、匯編資料以及一切有關自然語言信息的加工處理。自然語言理解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內容涉及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聲學、數學和計算機科學，而以語言學為基礎。自然語言理解的研究，綜合應用了現代語音學、音系學語法學、語義學、語用學的知識，同時也向現代語言學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和要求。自然語言處理并不是一般地研究自然語言，而在于研制能有效地實現自然語言通信的計算機系統，特別是其中的軟件系統。因而它是計算機科學的一部分。

1自然語言的特征

用自然語言與計算機進行通信，這是人們長期以來所追求的。因為它既有明顯的實際意義，同時也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人們可以用自己最習慣的語言來使用計算機，而無需再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不很自然和習慣的各種計算機語言；人們也可通過它進一步了解人類的語言能力和智能的機制。實現人機間自然語言通信意味著要使計算機既能理解自然語言文本的意義，也能以自然語言文本來表達給定的意圖、思想等。前者稱為自然語言理解，后者稱為自然語言生成。因此，自然語言處理大體包括了自然語言理解和自然語言生成兩個部分。歷史上對自然語言理解研究得較多，而對自然語言生成研究得較少。但這種狀況近年來已有所改變。

自然語言處理，即實現人機間自然語言通信，或實現自然語言理解和自然語言生成是十分困難的。造成困難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語言文本和對話的各個層次上廣泛存在的各種各樣的歧義性或多義性。但從計算機處理的角度看，我們必須消除歧義，而且有人認為它正是自然語言理解中的中心問題，即要把帶有潛在歧義的自然語言輸入轉換成某種無歧義的計算機內部表示。歧義現象的廣泛存在使得消除它們需要大量的知識和推理，這就給基于語言學的方法、基于知識的方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2自然語言的發展

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研究工作一直停留在單詞的語音識別上，進展不大。直到70年代中期才有所突破，建立了一些實驗系統，能夠理解連續語音的內容，但是還限于少數簡單的語句。用文字輸入，使計算機“看懂”文字符號，也用文字輸出應答。這方面的進展較快，70年代初期取得突破，中期以后又有所發展。目前已能在一定的詞匯、句型和主題范圍內查詢資料，解答問題，閱讀故事，解釋語句等，有的系統已付諸應用。由于絕大多數語種使用的是拼音文字，計算機識別拼音字母已無問題，而輸入又是按單詞分別拼寫，因此書面理解一般沒有切分音節和單詞的問題，只需直接分析詞匯、句法和語義。但是漢語用的是漢字，無論是用漢字編碼輸入還是將來計算機能直接認識漢字，都要首先解決切分單詞的問題，因為輸入就是一連串漢字，詞和詞之間沒有空隔。書面理解的基本方法是：在計算機里貯存一定的詞匯、句法規則、語義規則、推理規則和主題知識。語句輸入后，計算機自左至右逐詞掃描，根據詞典辨認每個單詞的詞義和用法；根據句法規則確定短語和句子的組合；根據語義規則和推理規則獲取輸入句的含義；查詢知識庫，根據主題知識和語句生成規則組織應答輸出。目前已建成的書面理解系統應用了各種不同的語法理論和分析方法，如生成語法、系統語法、格語法、語義語法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自然語言的研究方向

大約90年代開始，自然語言處理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兩個明顯的特征是：

（1）系統輸入：要求研制的自然語言處理系統能處理大規模的真實文本，而不是如以前的研究性系統那樣，只能處理很少的詞條和典型句子。只有這樣，研制的系統才有真正的實用價值；

（2）系統輸出：鑒于真實地理解自然語言是十分困難的，對系統并不要求能對自然語言文本進行深層的理解，但要能從中抽取有用的信息。關于自然語言真正理解的研究目前已取得進展。

語言是人類區別其他動物的本質特性。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類才具有語言能力。人類的多種智能都與語言有著密切的關系。人類的邏輯思維以語言為形式，人類的絕大部分知識也是以語言文字的形式記載和流傳下來的。因而，自然語言理解也是人工智能的一個重要核心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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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MBA GCT 《邏輯》教學

近年來，筆者應聘為中國礦業大學MBA教育中心等機構講授MBA、GCT《邏輯》課程。MBA、GCT分別是工商管理碩士和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資格考試的簡稱。其《邏輯》教學與普通《邏輯》教學的不同，主要是“運用批判性思維、一兩分鐘內答完一道選擇題”的考試要求。因此，為普遍提高考生的審題、作答效率，筆者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捕捉具體、提煉抽象——精講

所謂“捕捉具體、提煉抽象”就是將寓于形象事物中的邏輯命題和公式捕捉、提煉出來，供考生掌握。譬如“自相矛盾”的寓言說明，無堅不摧的矛和牢不可破的盾不能同時、同地在同一對抗關系中存在。據此，可抽象出﹃ （A∧﹃ A）“矛盾律”公式。在《元曲寄征衣》中有二難推理的“復雜構成式”：欲寄征衣君不還，不寄征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p q， r s， p∨ r q∨ s。再如，著名邏輯學家金岳霖對“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的推論：（1）三段論。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朋友如糞土。M— P ，S— M ， S— P。（2）反三段論。如果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則朋友如糞土。所以，如果朋友并非如糞土、朋友確實值千金，則金錢并非如糞土。p∧q r ﹃ r∧q﹃ p。

除了傳統《邏輯》教學中的精華事例，還有大量的日常邏輯應用。如“持IC卡乘公交車”（刷卡是乘車的充分條件），“用銀行卡取款或交易”（輸入密碼是取款或交易的必要條件），“在自動售貨機上投幣購物”（投幣是購物的充要條件）等。這種精講的方法較為適合MBA、GCT多數考生的理解、記憶特點，為第二步教學進展打下了基礎。

二、運用抽象、快速解題——精練

MBA選擇題大多較長且含義繁復，一般人很難在一兩分鐘內完成審題。例如，2004年全國在職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入學考試邏輯試題：

27．和專門科研機構不同，高等院校，即使是研究型高等院校，其首要任務也是培養學生。這一任務完成不好，校園再漂亮，硬件設施再先進，教師科研成果再多，也沒有意義。

上述議論的結構和以下哪項最不類似？

A.一個飯店，最重要的是要使顧客感到飯菜好吃。價格的合理，服務的周到，環境的幽雅，只有在顧客吃得滿意的情況下才有意義。

B.一個人最要緊的是不能窮。一旦沒錢，有學問，有相貌，有品行，又能有什么用呢？

C.和學術著作不同，對于文藝作品來說，最重要的是其可讀性、觀賞性。只要有足夠的讀者，高質量的文藝作品就一定能實現它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同時體現其學術價值。

D.國家要發展，最重要的是穩定。否則，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就失去了可行性。

E.一個品牌最重要的是產品質量，如果廣告和包裝對于某個品牌的產品長期占領市場確實起到了實質性的作用，那么該產品一定具有過硬的質量。

因此，必須在讀題過程中快速準確地抓取邏輯符號和公式，才能快答。

題干：學校不完成培養學生任務，沒有意義。邏輯公式：﹃ p﹃ q。

選項A.顧客吃得滿意，才有意義。邏輯公式：p q。

選項B.人沒錢，就沒有用。邏輯公式：﹃ p﹃ q。

選項C.有讀者，就有效益。邏輯公式：p q。

至此，即可將D、 E視為“干擾項”而進行答題。因為，題干的邏輯公式：﹃ p﹃ q與選項C.的邏輯公式：pq不等值（邏輯結構最不類似）！正確答案為：C。

雖說GCT試題比MBA試題的文字信息量少些，但50道題要求在45分鐘內答完，意味著平均54秒答一道題。因此也必須快答。例如：

總經理：我主張小王小李中至多提拔一人。董事長：我不同意。以下哪項，最為準確的表達了董事長實際同意的意思？A.小王小李都得提拔。B.小王小李都不能提拔。C．小王和小李兩人中至少提拔一人。D．如不提拔小王也不提拔小李。

解：題干董事長不同意“小王小李中至多提拔一人”。邏輯公式：﹃ （﹃ p∨﹃ q）。

為了快答，必須準確運用﹃ （﹃ p∨﹃ q）這一邏輯命題的相應等值式：（p∧q）。

答：題干﹃ （﹃ p∨﹃ q）的等值式是：A選項（p∧q）。這就是董事長的意思。

考試答題時愈快愈好，但在教學中則要講清知識點。如MBA例題中，題干與選項A、B、D、E（﹃ p﹃ q）（p q）（q p）都是等值關系。

再如GCT例題的詳解：一、總經理認為，小王小李都不提拔，如非提不可，至多提一人。（﹃ p∨﹃ q）這一相容選言命題中有這兩個意思。二、董事長的意思是對（﹃ p∨﹃ q）命題的否定。運用負命題及等值命題的方法，﹃ （﹃ p∨﹃ q）（p∧q）則“兩個人都得提拔”。三、C選項“王李兩人中至少提拔一人”（p∨q），也是一個相容選言命題。在數理邏輯中，“至少”是大于等于之義；“至多”是小于等于之義。相容選言關系中有這一區別。

由是，精練必須明確：審題中只提取邏輯因素，這是節省時間的關鍵。如：所有猴子都是香蕉，海豚是猴子，所以，海豚是香蕉。提取： M— P，S— M，S— P。正確！三段論第一格（不要去質疑題干或結論的合理性）。

在精練中還應努力探索多樣化、掌握針對性強的解題方式。以下題為例。

同“魚和熊掌不可得兼”含義相同的選項是（）。

Ⅰ.如果取魚，則舍熊掌。Ⅱ.如果舍魚，則取熊掌。Ⅲ.只有舍魚，才取熊掌。

A.只有ⅠB.只有ⅡC.只有ⅢD.Ⅰ和ⅡE.Ⅰ和Ⅲ

孟子《舍生取義》中的這一命題很有名，一般認為Ⅰ、Ⅱ、Ⅲ的解釋都可以，也不去揣摩它。但選項中暗示：Ⅰ、Ⅱ、Ⅲ中至少要排除一個……

解析一：運用批判性思維中“負命題及其等值命題”的方法，先明確基本命題及其等值命題：﹃ （p∧q）﹃ p∨﹃ q。再對Ⅰ、Ⅱ、Ⅲ命題各作兩次否定，求出的Ⅰ命題、Ⅲ命題的等值命題和基本命題的等值命題完全一致：﹃ p∨﹃ q。正確選項是E。

解析一的做法雖準確可靠，但耗時較多。

解析二：把基本命題的等值命題：﹃ p∨﹃ q當作相容選言推理的前提，再把Ⅰ、Ⅱ、Ⅲ命題當作三個推理過程。Ⅰ命題p﹃ q和Ⅲ命題﹃ p q的推理都是相容選言推理的有效式。Ⅱ命題﹃ p q的推理則是其無效式。據此，正確選項也是E，Ⅰ和Ⅲ。這無疑是更快的解題方法。

從2003年起，在精練前后對接受輔導考生的對比測試顯示，其答題正確率逐年提高，現已普遍由接受輔導之初的30%~50%左右，攀升到60-90%左右。盡管有觀點認為，不學《邏輯》和“批判性思維”知識也能解答MBA、GCT邏輯題。但筆者始終不以為然，因為同是解答，速度的快慢之分，得分的高低之別，對每個考生都意味著些什么，應該是很清楚的。

參考文獻

[1]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篇8

一、嚴復翻譯使用的術語

饒宗頤曾經把嚴復的翻譯作為現代中文文本中跨文化誤讀的經典案例，不過他似乎過高估計了這一單一的隱喻性承擔轉移的重要性。嚴復對于術語的任意使用，一方面表明了他對作為中國救贖基石的科學的術語規范化與嚴格化漠不關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從自己所討厭的國度———日本那里借用了很多詞匯。盡管心存討厭，嚴復在翻譯過程中依然從日語中借用了大量的詞語。當然，這可能是一種對于讀者的讓步，特別是對那些曾在日本留過學的，或者在中國的現代高等學術研究機構里面研讀過相應學科的人來說可能會更為熟悉這些術語。曾經有人作過這種假設，即嚴復太過于自信或者自負，以至于不再考慮其他翻譯家的作品。不過，如果仔細研讀嚴復的作品就會發現，他的術語運用表明他不僅熟悉來自日本的語詞，同樣還有其他討論邏輯問題的著作，只要發現有用，他就毫不遲疑地祭出“拿來主義”大旗。因此，他從不以在耶穌會那里拿東西為恥，比如“倫”譯為“category”，“界說”譯為“definition”，“端”譯為“term”;他甚至還從艾約瑟(JosephEdkins)那里拿來了“即物窮理”來翻譯“induction”。除了借用之外，嚴復還發現了足夠的造詞空間，特別是在《穆勒名學》當中。他同時也從別的翻譯家那里以及古典書籍中借用了大量的詞語。為了響應桐城派的簡潔理念，他找尋到許多單音節詞語。

比如在翻譯亞里士多德的謂詞時，他將“kind”翻譯為“類”，“species”譯為“別”，“difference”譯為“差”，“property”譯為“撰”，“accident”譯為“寓”;在《名學淺說》中將“majorpremise”譯為“例”，“minorpremise”譯為“案”，“conclusion”譯為“斷”。不過在多數情況下，為了保證可理解性，嚴復只能放棄這種簡潔性。他的大多數復音詞的創造是基于他想要傳達的詞項的定義，比如，“predicate”譯為“所謂”，“intension”譯為“內涵”，“extension”譯為“外舉”，“subject”譯為“詞主”。嚴復使用的術語最后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在于他把大量音譯文字引入自己的翻譯文本中。在某些情況下，嚴復使用英文詞語的音譯不僅表明翻譯的特定意義，并且作為獨立的詞語具有借義作用，比如“薩布斯坦思阿”表示“substance”，“斯畢稀”表示“species”(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此處與前面的差別)，“邏輯”表示“logic”，“希卜梯西”表示“hypothesis”。在這些情況中，他只是單純地引入了音譯副本，但卻明顯忽略了它應有的涵義。另外，從有些選擇看，需要懷疑他發音的可靠性，即考慮到嚴復的方言問題。但把“attribute”譯為“鄂卜捷”，“concept”譯為“恭什布脫”，也很難看做是典型的語音替代。這些外來詞語，由于極難處理的長度違反了古典散文的美感，并且對他人而言無法考究它們的準確性，我們只能設想在這種情況下，鑒于他那不太流利的英文，嚴復只能有意識地依靠文體上的自由度來滿足他的那些單一語言的聽眾。

二、嚴復翻譯加入的評注

除了術語，第二個彰顯嚴復邏輯翻譯特質的是他極具個性的評論與注釋。在他所翻譯的《天演論》中，幾乎有一半是注釋。不過，嚴復在翻譯穆勒和耶方斯著作的時候則相對較少使用這一工具。分散在《穆勒名學》里的42條評注分屬于不同的目的，并且討論了不同的主題。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有些是在幫助解釋《穆勒名學》中的術語涵義，有些是意在澄清他發現很難翻譯清楚的文本的意思，有些是在提供額外的歷史性或者文化性的信息。比如，在討論有關亞里士多德對于經院哲學的重要性的時候，就會有一些關于邏輯問題的評注主題出現。在其中一個評注中，嚴復在解釋如果它的前提錯誤則形式有效的三段論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時列舉了兩個例子，這兩個示例可能會引起那些熱衷于效仿歐洲國家的人士的共鳴———財富與權力。

在進一步的評注過程中，嚴復告訴他的讀者說，現代西方邏輯的發展是建立在擴充或者糾正穆勒觀點的基礎上的，因此他繼續說道，穆勒的堅定支持者亞歷山大•貝恩(AlexanderBain)系統地描述了他的導師關于亞里士多德范疇的評論;德摩根(AugustusDeMorgan)的《法名學》則討論了一些新的情況，比如明確用數字構造的三段論中詞項的量化問題(比如，如果大多數的B是C，并且大多數B是A，那么毫無疑問有些A是C)，不過，嚴復相當省略地用“稽‘或’之術”將之介紹給他的讀者。嚴復在《穆勒名學》的評注里面討論最多的是認識論、形而上學以及科學。在他的認識論評注中，嚴復引用洛克的觀點重復了他對于先天知識的攻擊，并且他還加強了對于書本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以及中國三千年來文教所產生的問題的抨擊。最能引起嚴復興趣的形而上學問題可能是思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嚴復對笛卡爾的“我思”的含義進行了再三的反思，并將之與孔子的中庸和佛教的具體理論聯系起來。同樣的商榷也出現在關于運動規律的思考和數學在各個科學中的地位當中，他甚至在《易經》與西方科學之間找到了某些相似之處。嚴復認為，如同科學，《易經》將定性知識與基于數字的演繹推理區分開來，它同樣也著重關注原因與結果。在對它們感興趣的同時，或許出于一種對于古典文獻懷舊的情愫，嚴復也在他的大多數著作中毫無顧忌地批判著它們。他的反應中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在于他將這些關于形而上學的、知識論的以及科學的中心問題與中國古典思想聯系起來的閑適感，不過他沒有僅在邏輯領域進行任何比較，除了我們將要在下面討論的部分。嚴復在耶方斯《名學淺說》中的評論關注點與《穆勒名學》稍有不同，這可能和穆勒與耶方斯進入邏輯的方式的不同有關。與穆勒不同，耶方斯沒有給予形而上學思考以任何機會。盡管如此，嚴復還是找到很多機會來評判中國的傳統思想。在翻譯丐題謬誤的時候，嚴復突然插入道，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國哲學文本都存在這種謬誤，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科學成就不值得一提的原因。

在另外一個段落中，嚴復說道，直到最近三百多年，歐洲的學者也在《舊約》和《新約》中尋求真理，但是自從找尋到“事理”之后，他們就毅然從這些書本中轉身離開;而中國則不同，中國人認為四書之外皆無書，甚至在四書之外也沒有所謂的“事理”存在。依照同樣的方式，嚴復又一次嚴厲地批判了中國傳統思想中那些不負責任的字義含混。依照他的觀點，“氣”、“心”、“天”、“道”、“仁”、“義”等中國傳統思想最基本的學術概念詞匯的含義都是令人絕望的模糊不清，只能等待后來者幾乎不可能的救贖。在長篇累牘地為“三段論”譯作“聯珠”辯護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嚴復似乎無法找到一個經典的論證能夠切合三段論的結構。他給出蘇軾《武王論》中一段話來作為論證“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的依據，并改變了它以適應三段論的結構。“二語僅列一案一斷，若將其全敘，當云:圣人不以臣伐君(例)，今武王以臣伐君(案)，故武王非圣人也(判)。略舉此三式，學者可悟。凡有論斷，莫不皆然。”嚴復對于耶方斯示例的改變類似于艾約瑟的解決方案，他把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EwartGladstone)替換為韓愈。而嚴復則是加入了慶親王、醇親王、張之洞等;在另一個地方，嚴復將中國人替換為日本人。事實上，嚴復并不諱言對于時事的評論。比如，他列舉了幾個示例來論證并以之支持。他甚至批評中國電報過高的費用，并認為這是國家發展的障礙。

三、結論

我們應該如何來評價嚴復的歐洲邏輯的中國發現之旅呢?事實上，他即使作為單純的翻譯家有時也會顯示出其復雜的一面，他行文的古典氣質與文本的易讀性背道而馳。盡管他一再強調翻譯與推介邏輯的目的在于邏輯本身的明晰性，當閱讀嚴復譯《天演論》手稿的時候，即使他的好友吳汝綸(1840－1903)也在猶豫鑒于中西語言差距是如此之大，是否應該創造一種嶄新的語言來專門應對歐洲的邏輯，特別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幾乎沒有任何學科可以與歐洲邏輯相對應，就像當初翻譯佛教經典的時候。嚴復在編輯邏輯詞典時所展現出來的折衷主義對于他所傳達的明晰性是相當有害的，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嚴復在邏輯傳播方面與李之藻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嚴復作為歐洲邏輯播種者的評價也是很難被高估的。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一學科的無休止的推崇，無論是在他的大量論文中，還是從他作為演說家、教育家以及政府顧問的各項活動中;其次，我們幾乎立即可以看到，嚴復幾乎是在孤獨地擔保邏輯在中國知識地圖上的一席地位，人們在他身上得到共鳴的根本不是純粹的學術，不是邏輯，而是其他。很多讀者都被勸說去研究他那任性的“名學”，但是事實上很多人都是被嚴復在外的名聲吸引過來的。

盡管現實可能令人沮喪，但是嚴復的邏輯翻譯并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失敗的。首先，他一再堅持應該奉獻給讀者唯一的、最為純粹的翻譯文本，這一翻譯文本必須能夠展現出歐洲邏輯的精妙之處，并且也確實提高了這一看上去最為難懂的科學的聲譽。其次，嚴復的說明與注解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穆勒和耶方斯所勾勒出的邏輯理論的他異性，即使他很少在評注中論述專門的邏輯問題。最后，嚴復也沒有依照自己的意圖去故意歪曲或者混合他所新發現的歐洲教條，而是以一種忠實的態度，盡其所能地按照原貌去描述它們。一個很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他很明確地意識到了他作為“名家”的限制。如同他在《名學淺說》里面所論述的:“而穆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渺慮，無以將事……朋友或訾不佞不自為書，而獨拾人牙后慧為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為。”

篇9

關鍵詞：管理學；學科屬性；元管理學；認識論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9-0052-07

一、“管理學學科屬性”的世紀爭論

(一)問題的緣起

2007年《管理學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試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側議》，文中提出了“有沒有普適的管理學?”的疑問，考證了一些長期以來模糊不清的名詞如“管理學與管理科學”、“管理學與一般管理學”、“指導性與實踐性”、“管理文化與管理組織”、“管理哲學與管理學”，結果發現這些關乎管理學學科結構的基礎性概念幾乎都沒有定論。在文章的結語部分，作者指出，這些疑惑對于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管理學，其學科結構會有什么特點?管理學的學科結構與“創建管理科學的中國學派”是怎樣的關系?在“創建管理科學的中國學派”的歷史進程中，學科結構值得研究嗎?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學部劉人懷院士(2009)對于管理學理論的基本架構也提出了19個具有普遍性問題，包括：“為什么要對管理、科學和管理科學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討”、“什么是管理科學，管理科學與管理學是什么關系”、“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動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

事實上，關于管理學的學科屬性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的學派強調管理學的科學屬性，有的學派強調管理學的人文藝術屬性。泰勒認為，管理學主要研究如何通過科學的手段來提高生產效率。泰勒由此創立了科學管理理論。較早明確提出對“管理科學”持不同意見的是利昂?普拉特?奧爾福德(1877～1942)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奧爾福德和丘奇(1912)認為，泰勒方法的缺點是“以精心設計的機制或制度”取代了領導藝術，他們認為泰勒的所謂“科學管理”過于機械，他們對“科學管理”一詞表示遺憾，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科學，而不是管理的藝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認為管理學是科學與藝術的綜合，他指出“我們對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奮……正在朝著創造活力的管理科學和基于科學的藝術邁進”。

不僅如此，有關管理學學科屬性之爭的另一個主要議題是：管理學究竟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或者管理學是否具有普適性?丹寧布靈(Dannenbring)(1981)等認為，管理學需要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管理者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盡管管理科學可能不如物理學那樣精確，但這并不構成管理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性區別，管理學應追求其普適性，能夠運用數學語言是學科成熟的標志。管理學知識體系目前缺乏統一性，這只表明管理學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每一學科的初始階段都會表現出這種特征。惠特利(Whitely)(1984)則認為，管理學與自然科學有本質上的不同，管理學是一門實踐導向的社會科學，社會實在不同于自然現象，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包含著更多的價值判斷和選擇。管理學應重視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作用，應走出過分數學化的誤區。林羲(2006)認為，自然科學注重的是發現研究客體的因果律，因此自然科學具有很強的預測性與普遍適用性；而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這使得社會科學不僅很難在嚴格意義上重復進行，更使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受到挑戰。彭賀(2009)和郭毅(2010)認為，管理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其必然包括普適性知識體系與地方性知識體系，顯然這一論斷也是基于管理學的社會科學屬性的。一般認為，在自然科學領域不存在地方性知識。

自泰勒1881年開始著名的“工時研究”創立現代管理學，有關管理學學科屬性的定義與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管理學學科屬性問題成為跨越三個世紀的難題。

(二)對“管理學學科屬性”研究的傳統路徑――從“管理現象”到“管理學”

考察以上爭論，我們可以發現，在上述“管理學”學科屬性之爭中，對于“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對于管理活動的本質也不存在太大的疑義。美國管理協會對管理活動的定義是：通過他人的努力來達到目標。這一簡明扼要的定義給出了管理活動的本質，或者說給出了“管理活動”區別于人類其他活動的根本特點。譚力文(2009)認為，管理活動產生的原因主要應歸結為人類為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與兇險的內外勢力，為維護自我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特有的“群聚”現象，并指出人類協作而產生的“群”就是管理理論中的“組織”。在組織這一概念的基礎上，譚力文繼而援引馬克思的話，“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譚力文認為，這種協調活動的本質就是管理。上述對管理活動的本質的認識不僅得到主流管理學派的認同，在復旦大學水教授所創立“東方管理”、黃如金教授所創立的“和合管理”、南開大學齊善鴻所創立的“道本管理”中均有類似的描述。例如，東方管理學認為，“管理就是組織人力與物力以實現正式組織的目標與過程”；齊善鴻(2009)的“道本管理”認為，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解決組織中人群沖突和建構目標效率秩序。就對“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而言，韓巍(2009)認為，組織管理的基本要素及其關聯，已經被泰勒、法約爾、韋伯、巴納德，包括德魯克等西方學者確立起來了，這些基本問題(即對管理活動的界定)已經輪不到無論是哪一國的當代學者置喙了。由此可見，盡管學術界對于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存在表述上的區別，但其核心與本質“組織”、“協調”、“目標”等并沒有根本性的差別，對“管理活動”的看法基本上是統一的。

然而，大量的爭論從何而來，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關鍵問題。在筆者看來，這一爭論來自于從“管理活動”到“管理學”這“驚人一跳”。或者說，“管理活動”并不能必定推導出“管理學”應如何進行研究，在這“驚人一跳”過程中，絕大多數觀點持一種“應然”的判斷。我國著名管理學者席酉民(2010)持論應屬公允。席酉民認為，管理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索和尋找相對確定、有效地實現管理的目標方法、技術和思維方式等。舊然而，即使從這一持論相對公允的判斷來看，其中亦包括“應然成分”。例如，為何將“管理學”限定在“相對確定”的范圍內?這種限定一定會將某種出于直覺的管理藝術性思維排除在管理學研究的范圍之外。此外，如何把握“相對”的“度”?從對席酉民教授上述定義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無論“度”在何處，總會將一些“相對不確定的、然而卻是真實”的管理思想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限定對于席酉民教授創立的和諧管理理論沒有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管理學的某一具體學科，這種限定甚至是必須的。然而，對于以“管理學自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管理學，這種限定就是主觀和有害的了。

在《論管理學的普適性及其構建》一文中，譚力文教授(2009)在對管理活動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之后，得出管理學“可以得到具有普適性的管理理論”。這一表述沒有問題，但關鍵在于“可以”二字，管理學可以得出普適性的結論，不等于說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必然是普適的，作為一個總體，管理學究竟是不是普適的，的確是一個問題。譚力文教授在該文末尾所認為的，“管理學的普適性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似乎過于樂觀。我們前面所列舉的關于管理學學科屬性的種種爭論，它們大多也屬于“應然”的判斷。例如，泰羅認為“管理的主要目的應該使雇主實現最大限度的富裕”是一種應然判斷；奧爾福德和丘奇認為管理學“應該”包括藝術的成分，丹寧布靈等認為，管理學應該需要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管理者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惠特利則認為，管理學應重視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作用，走出過分數學化的誤區等。

事實上，學術界大多還是注意到管理活動中存在的社會的、人文的、直覺的、藝術的成分，這些成分無法包含在“管理科學”或“普適性的管理學”之中。例如，在國內學術界引用較多的林曦的《管理學的學科屬性與學科定位》一文中，林曦(2006)認為，管理活動及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關注人的尊嚴與價值的，管理活動所涉及的對象、場合、時間和地點是具體的，或者不具備更強的一般性，因此似乎將管理學完全定位于“普適性的科學”并不合理。因此，對于大多數管理學者而言，不得不承認“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技術和藝術”或者“管理學既有人文的屬性，又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

對于“應然”這一路徑而言，“管理學是科學和藝術”或者“管理學既具有人文的特質，又具有科學的特質”是一個終極判斷。這一判斷實際上早就被諾貝爾獎獲得者赫爾伯特?西蒙甚至更早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所提出，丘奇提出的這一觀點的時間幾乎與泰勒創立管理學這一門學科的時間一樣久遠。然而，這一終極判斷并未結束這一跨越了三個世紀的爭論，《甚理學報》特約評論員就敏銳地指出，“對于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的管理學，其學科結構會有什么特點嗎?”換言之，管理學知識中的“科學與人文”是如何統一起來的，這對于“管理學屬性”的傳統研究進路而言，是一個真正的難題。

二、元管理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

上述目前沒有定論的爭論使我們可以宣稱存在“元管理學”這樣一個研究領域。韻江(2007)、羅珉(2005)、楊棟(2009)都曾提到過“管理學的元研究”。韻江在《管理學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學科的視角》一文中提出了管理學“元研究”的必要性。羅珉認為管理學范式理論是以管理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具有元管理學的性質。楊棟認為，管理學科學屬性是管理學元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呂力(2009)認為，元管理學是對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方法、學科性質、體系結構進行系統反思和研究的學科。認為，元管理學將重新定義管理的本質以及明確各類管理學知識的應用范圍。

(一)種種“元理論”及其學科性質

“元”的西文為“meta-”，意即“在”“之后”或“超越”。“元”在與某學科名相連所構成的名詞中的含義是：這種更高一級的形式，將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審視原來學科的性質、結構和其他種種表現。“meta”起源于“metaphysics”一詞，后人在整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將其《物理學》之后的著作稱為拉丁文的“metaphysiea”，直譯為“物理學之后”，它探討的是世界本體的原理，其含義與我國古代關于“道”的學問相近。《易?系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說法，于是“metaphysics”就被譯為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等問題，代表了一種整體性反思。

在“metaphysics”之后，很多具有整體性反思性質的學科都被冠以前綴“meta”。例如，德國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Hilbert，D.)提出的元數學概念就是希望用有窮的方法來證明無窮的數學系統的協調性，它把整個數學理論完全形式化為無內容的符號體系，其中包括作為符號的基本概念、作為符號系列的公理以及作為符號系列變形規則的基本推理規則；然后把這種符號體系作為研究對象，用另一套理論來研究它的協調性。這種用于研究數學理論的理論便是數學的元理論。

元邏輯學是在希爾伯特的元數學概念和形式化思想的啟發下發展起來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元邏輯學是指對邏輯理論整體性質的研究，而對某個具體的邏輯法則并不感興趣；廣義的元邏輯學是指對于一般形式系統的研究。換言之，元理論意味著用一種理論――元理論――來審視另一種理論，這是元理論獨立性的一種體現。

1951年，沃爾什(Walsh.W.)率先提出了“分析的歷史哲學”一詞，㈣實際上就是歷史學的元理論。

1925年，波蘭社會學家茲納涅茲基(znaniecki.F.)首先創造了具有元科學性質的“科學學”一詞，它不僅將全部科學知識作為研究對象，而且還涉及了科學家的學術活動、科學的社會作用等知識與社會交叉的問題，從而使科學的自我反思從科學自身擴展到了與社會的關系上。在科學元理論的啟示下，1970年，古爾德納(Gouldner.A.)將元社會學定義為“社會學的社會學”，即把社會學看成一種社會活動加以研究。

從數學到哲學、科學、乃至不少具體學科，各種以元理論為標題的研究逐漸誕生并發展起來，這些不同的元理論構成了一個元理論家族，從中可以看出元理論體現了整個學術領域“自我意識”的萌動。當某一學科嘗試建立元理論時，它就是在對本學科進行反思、探索，而其中隱藏著變革。

(二)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

元管理學對管理學自身的研究，因此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管理現象或管理實踐，而是現有的全部管理學認識，元管理學本質上是一種認識論。借鑒劉人懷院士(2009)的說法，管理學是研究管理現象與管理實踐的全部知識的總和，是―個內容豐富的知識體系，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這個知識體系。

管理知識里既包含科學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藝術的成分，甚至包括只能體驗得到、不可言傳的技能(或者說所謂意會知識tacit knowledIge)――元管理學既然是對管理學自身的研究，就應全面涵蓋上述不同類型的知識。在研究對象方面的模糊不清，必然導致研究結論的根本性錯誤。例如，認為“管理學是一門普適性科學”的觀點，大多忽略了管理知識中人文的、藝術的、直覺的成分；而認為“中國管理學應建立全新體系”的觀點又忽略了管理知識中科學的、普適的成分，這兩種觀點之所以經不起反駁，其錯誤的源頭均在于片面地界定了研究對象。

管理學知識中既存在明確的、普適的科學性知識，也存在不明確的、地方性的、體驗性的、感性的、直覺的知識，在“明確”與“不明確”之間存在大量“相對明確”，同時也“相對不明確”的管

理學知識。如何確定“相對明確”的“度”?在本文看來，不如事先擱置這一爭議，而就全部管理學知識做一番考察，不論它是明確的還是幾乎完全不明確的。

在管理活動領域，存在著大量的“普適性”之外的管理知識，這些知識同樣對于人類的管理活動非常重要。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人敢于宣稱，只要掌握了現今主流管理學教材中的理論就完全能勝任實際的管理工作――這是因為還存在著大量的實用的、不可言傳的直覺性知識，還存在著大量的有關管理實踐的藝術。管理學的一門常規分支，可以宣稱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但以管理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管理學”就不能不以全部的管理學知識為研究對象。

究其源頭，求知的最終目的是求得人類更好的生存。既然直覺的、不明確的、藝術性的知識在管理領域中具有相當的實踐價值，管理學就不應將研究視角總是固定在可以重復、可以驗證、可以明確表達的知識上，作為對管理學自身進行反思的“元管理學”更應將研究范圍擴展到全部的管理學知識領域，惟其如此，才能實現反思，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礎上發展管理學自身。

(三)元管理學的研究內容

如前所述，認為“管理學是研究管理實踐中普適規律”的觀點實際上是對管理學研究的一種“應然”規定，它限制了管理學知識的來源，同時決定了對管理學知識真實性的檢驗手段――這種檢驗手段就是基于大樣本的所謂實證主義方法。這樣一種觀點顯然不為管理學界大部分學者所接受，管理學的全部知識域中無疑包含著人文、藝術的成分，那么這部分知識的來源是哪里?它產生的機制如何?這部分知識和所謂普適性規律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上述問題正是元管理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它本質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元管理學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的機制，以及對管理學知識的可靠性和客觀有效性進行檢驗。

哲學上傳統認識論的發展經過了三個階段，一是關于認識的性質、前提和基礎等問題，近代哲學對這類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具有本體論哲學的特點；二是認識的來源、過程和機制即認識的發生學方面的問題；三是認識的可靠性、真理性、確證性和客觀有效性等知識論問題。

具有本體論哲學特點的認識論以洛克的經驗論、休謨的懷疑論以及康德哲學為代表。洛克的經驗論以承認對象的客觀實在為前提，而休謨則質疑對象的實在性，他認為，“我們所確實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覺……除了知覺之外，既然從來沒有其他存在物呈現于心中，因此我們永不能由知覺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質，形成關于對象存在的結論”。閻康德認為，一個具有先天認知能力和形式的先驗主體是認識的中心，康德以此來解決認識的本性和來源問題，從主體的認知能力來劃定認識的范圍和可靠性，認識就是主體運用先驗的感性直觀形式和知性范疇對感性材料、表象進行綜合整理而得來的。

在現代科學和哲學看來，由于傳統認識論中的命題不能被經驗所證實或證偽，因此這一研究思路逐漸被淡忘，關于認識的來源、機制等認識發生學問題被逐漸經驗科學化。20世紀重視認識論研究的哲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使認識論問題經驗科學化的傾向。現代西方哲學大多把科學發現和認識發生問題看做經驗心理學問題。當代認知心理學、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神經生理學等新興學科也都體現了認識發生問題的經驗科學化傾向。

與此同時，哲學認識論發展的另一條進路是科學哲學，即將科學作為研究對象，關注科學發現和發展的方法和邏輯、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知識的檢驗及其標準、科學知識的演進和模型方面的內容，把認識論轉向對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將以上認識論研究的兩種思路應用于管理學，將對以管理學全部知識為對象的元管理學研究劃分為以下兩大部分：

(1)從管理學認識的心理學發生機制上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機制。現代的認知神經科學已經可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部分揭示認識的來源、過程、機制與結構問題。認知神經科學是在腦神經科學(Neuroscienee)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在認知神經科學產生之后，一些社會科學家試圖使用認知神經科學的手段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00年12月，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研討會(Princeton workshop on NeuralEconomic)首次使用了神經經濟學(Neural Economic)名稱，并在以后的時間內逐步被廣泛認可。與神經經濟學相對應，中國學者馬慶國提出了神經管理學的概念。

顯然，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既然可以研究被管理者的神經心理因素，也就毫無疑問地可以研究管理者的認識來源、產生機制和結構，后一研究就是元管理學所關注的。因此，借助于認知神經科學，我們就可能回答管理學知識中的直覺、意會性知識的來源，及其在管理實踐中被應用的情況。這就是從管理學心理學發生機制上研究管理學科的性質、來源和產生機制。

(2)從對管理學知識的檢驗與確證方面來研究全部管理學知識的體系結構。在知識問題上，當代哲學思潮的特點是“不考慮心靈怎樣或是否可以真正認識外部世界的問題，而是一開始就預先假定，我們已經以各種方式獲得了知識，并且在任何情況下能去認識這個世界”，從而問題就變成了這種知識的發現和證明的邏輯的問題。

這一觀念影響到各種元理論，具體到元管理學，它的基本問題就不是我們能否獲得管理學知識，而是預先假設我們能夠認識管理實踐，管理學知識可能存在或已經存在，而無論它們以什么知識形式存在。我們的任務是通過描述這種既包含普適性規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藝術因素的知識，是如何在實踐中被檢驗、確證與應用的，從而探查這些不同類型的管理學知識是怎樣在管理實踐的過程中被邏輯地組合成一個有機的管理學知識體系的。

眾所周知，當前的主流實證管理學早就確定了知識的“檢驗標準”，這就是形成假設、獲取數據、檢驗假設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規范的步驟，毫無疑問，如果遵循如此嚴謹的操作，得到的將是“真知識”。然而，這一套操作可能是獲得“真知識”的充分條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識”的必要條件。在管理知識領域，相當多的意會性知識也是“真”的，或者說在一定條件、一定的范圍內是“真”的，但是這些“真知識”很難通過如此一套標準。例如，意會性知識在這套操作的起始階段，即“形成假設階段”就會有很大的麻煩，意會性知識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形成表述清晰、邏輯嚴明的假設。主流西方管理學因為這些意會性知識的麻煩，斷然將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學研究范圍之外。主流管理學盡管“主流”，但也只屬于管理學研究的一個流派，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堅持“主流帝國主義”，將其作為一種通行標準強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則欠妥當。元管理學既然以全部管理學知識為研究對象，就還需要考慮普適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個性化的管理知識，根據其在管理實踐中被應用的情況，為各類管理學知識確定“真”的標準。

三、元管理學對于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意義

如果管理學是一門純粹的自然科學，就不會存在本土管理學――本土管理學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適與特殊、科學與人文藝術的混合體。假如丹寧布靈(Dannenbring)的觀點正確，管理學研究

的目標如果是追求單一的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則本土管理學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的命題。因此，本土管理學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論正與管理學的學科屬性、學科結構等密切相關，而這正是元管理學的研究主題。

在2009年第二屆“管理學在中國”學術論壇上，北京大學鞏見剛(2009)提出，管理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因此管理學研究中發現的規律很難保證有普適性和重復性。華南理工大學張樹旺(2009)在《普適性與民族性的真正對話的開始――“管理學在中國”論爭的方法論意蘊》中認為，科學主義管理是以實證研究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點是嚴格的科學性、普適性和邏輯性；人本主義管理學以解決實際管理問題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點是藝術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雙方近20年來(實際上為100多年來――本文注)互為詬病，難以對話，這一學術對立源于“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或者“管理學的普適性與非普適性”的經典命題。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學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個概念，徐教授對情境化的定義非常簡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將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認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來越重要，它是在中國進行本土研究的關鍵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決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僅應該關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題，而且要問一些中國的公司，管理者和員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確的問題。第二種方法是理論的情境化，即將西方理論和假設進行適當的修改使之適用于中國的環境。第三種方法是測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環境下開發的構念在中國情境下仍然是有意義的。第四種是方法論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國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論來觀察、記錄和分析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