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貧困成因及對反貧困的政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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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世界銀行把貧困定義為人們不能獲得最低生活水平。我們常說的貧困主要指經濟貧困，及由此導致的生活水平質量低、購買力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實現了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約為97.5%，至2017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1%[1]。國家統計局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8年末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比2017年末減少1386萬人[2]。報告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整體消除絕對貧困。雖然我國反貧困工作取得顯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萬處于農村貧困線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反貧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因此，研究反貧困是時代需要，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關于貧困原因，社會學和經濟學提供了多種解釋。社會學從結構主義、沖突主義和功能主義角度給予不同解釋。結構主義認為權力、財富以及其他資源分配的持續不平等導致一些人處于貧困狀態，同時認為貧困文化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沖突主義認為貧困是各群體之間利益分配過程中爭奪有限資源的結果，貧困者擁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很少。功能主義認為貧困的存在是一種社會必要狀態。經濟學認為，貧困不僅僅是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匱乏，還是一種能力的匱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則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3]。貧困是機會不足、權利不夠和保障不足所導致。因此，2000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就認為，減貧戰略應該是增進機會、促進賦權和增加保障三管齊下。在知識信息時代尤其是大數據時代，人們對信息的擁有呈現地域分化、階層分化和群體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農村地區，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擁有更多信息，社會高層人員比社會底層人員擁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資源[4]。信息分化趨勢導致信息貧困，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信息分化趨勢。與此同時，不同地域和群體間出現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數字鴻溝”現象，數字能力成為知識信息時代的一種重要能力。“數字鴻溝”意味著知識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劇,使那些沒有機會接入信息網絡的人成為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邊緣化人群[5]。數字化貧困是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用于社會主體而產生的一種新的貧困形式[6]，農村居民的數字化貧困往往表現在信息通訊技術使用意識、使用能力和經濟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礙[7]。因此，信息已成為經濟活動中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8]，獲取和利用信息成為當前時代的一種重要能力。信息貧困既包括信息資源缺失又包括信息獲取能力和解讀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呢？文章試圖從信息貧困視角出發，嘗試弄清楚信息貧困對經濟貧困產生的影響及其背后的作用機制，并基于此形成針對性的反貧困方式和路徑，從而為反貧困提供政策依據。正如于2016年4月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可以發揮互聯網在助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更多貧困群眾用上互聯網，讓農產品通過互聯網走出鄉村。”

2文獻綜述

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發展，信息貧困概念衍生出“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相關概念。數字鴻溝、數字貧困與信息貧困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發展的時代特征。為便于信息貧困類型的識別，筆者將缺乏以圖書、期刊、報紙為核心的信息貧困稱為傳統型信息貧困，而把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貧困稱為數字化信息貧困。對信息貧困的理解，已有研究從多重維度展開：①將信息貧困看作是一種經濟、技術資源和社會權利貧困[9]；②認為要從物質貧困、信息能力貧困、信息權利貧困三重不同維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貧困[4]；③認為要從信息行為、供給需求和經濟貧困三個角度理解信息貧困[10]；④信息貧困表現為自身貧困與環境貧困兩個方面，其影響因素有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信息者個體因素三類[10]。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表明信息貧困受信息接受主體和經濟、文化、社會規范和宗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焦雪等認為農民工信息需求表達不明確、獲取途徑老化、安全意識低下和信息運用被動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養能力不足[11]；劉亞認為青少年在信息檢索技能、信息評價和選擇,以及從信息中建構和創新知識方面存在的缺陷導致青少年信息貧困[12]；張月琴等人通過對涼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調查發現，當地人的信息貧困主要受價值觀、風俗習慣和宗教文化等社會規范要素的影響[10]。由此可見，信息貧困不僅僅是資源貧困，還是一種能力貧困，受到貧困者自身因素、社會環境、基礎設施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什么關系呢？經濟學研究早已將信息作為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因素。信息經濟學認為，市場主體擁有的信息不對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條件選擇市場行為和進行資源配置，經濟主體行為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學家阿羅曾指出：“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信息對經濟具有重要作用。隨著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演進，在現代社會中信息資源已經替代了物質、能源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8]，網絡信息資源共享是知識經濟發展重點[13]，互聯網正在改變生產方式，改變資源配置方式，產業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選擇效應[14]。曼紐爾•卡斯泰爾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產業空間和新的服務性經濟根據信息部門帶來的動力組織運行，整個過程最后通過信息交流系統來重新整合。”[15]有研究梳理國內外文獻關于互聯網信息技術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諸種效應、促進農村社會創新的機制及其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并指出農村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擴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著農村社會經濟[16]。實證研究表明，信息強空間和經濟強空間呈現正向耦合性，網絡的耦合程度較高，空間節點的信息化和經濟化相互依賴性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5]。未來的經濟是知識與信息成為經濟增長主體要素的經濟,貧富的差別主要取決于對知識信息和高新技術手段應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貧困對個體同樣產生顯著性影響。“信息分化”效應導致貧困農戶獲取扶貧信息的能力較弱,家庭收入水平較低的個體農民對扶貧政策的認可程度也較低[18]；城市融合進程中的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獲得富有價值的信息源、難以通過信息傳輸實現信息的有效獲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約，也難以對信息進行加工與內化，實現信息與其他生產資料的轉化[19]。信息貧困通常與經濟貧困相伴而生，信息貧困是經濟貧困的原因，經濟貧困又會進一步強化信息貧困的結果，兩者互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對信息貧困影響經濟貧困的機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釋，未能明確解答信息貧困是如何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文章以此作為研究切入點，試圖發現兩者間的傳導機制，進而為我國反貧困工作提供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3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

3.1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在我國，信息貧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尤其是農村地區。由于我國信息發展程度不均衡，為便于考察，將對以圖書、期刊、報紙為核心的傳統型信息貧困和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數字化信息貧困分別考察。3.1.1傳統型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根據《2005年度零點中國公共服務公眾評價指數報告》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公共圖書館在農村地區幾乎是空白，普及率僅為5.9%，90.3%的農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沒有任何可供借閱圖書或音像的公共圖書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人均報紙閱讀量和人均期刊閱讀量均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見表1）。從上述調查數據來看，導致傳統型信息貧困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閱讀設施和信息資源，如缺乏公共圖書館、紙質圖書、報刊資源。第二，閱讀習慣導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貧困，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相對缺乏閱讀習慣。閱讀習慣受閱讀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響，同時也與對信息作用的理解差異有關，相對而言，農村居民認為從閱讀中無法直接受益，從而減少甚至摒棄閱讀。3.1.2數字化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數字化信息貧困主要表現為“數字鴻溝”現象。美國商務部把數字鴻溝概括為：“在所有的國家，總有一些人擁有社會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術。他們有最強大的計算機、最好的電話服務、最快的網絡服務，也受到了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出于各種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計算機、最可靠的電話服務或最快最方便的網絡服務。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差別，就是所謂的‘數字鴻溝’。”網絡服務的好壞是“數字鴻溝”的硬性條件，但實際上還有更深層次的軟性條件，即處于具備好的網絡服務的群體間還存在掌握信息技術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數字鴻溝”。硬性條件的“數字鴻溝”表現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差異。最能反映信息基礎設施的一項重要指標是互聯網普及率，即網絡服務的可及性。根據《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城鎮和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較大（見圖1），至2018年底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僅為38.4%，比城鎮地區低近40%[21]，說明城市和農村地區存在顯著性的“數字鴻溝”現象。軟性條件的“數字鴻溝”表現為掌握信息技術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聯網技術、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無法使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搜集和利用信息。《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不懂電腦/網絡（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齡太大/太小（占比11.2%）、沒有電腦等上網設備（占比10%）是導致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這表明個體之間存在顯著性的“數字鴻溝”現象。（注：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自制圖）因此，數字化信息貧困主要是由于網絡服務不足的硬性條件和掌握信息技術、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軟性條件所導致的。3.1.3信息貧困的原因。從上述傳統型信息貧困和數字化信息貧困可以看出，導致信息貧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貧困類型中表現形式不一樣。一般來說，人們有效獲取信息時要面對從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獲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讀和利用信息（解讀利用能力）三個彼此相關又相互獨立的問題。因此，文章根據這三個方面將信息貧困劃分為信息源貧困、信息獲取能力貧困和信息解讀利用能力貧困。信息源貧困是指無法解決從哪里找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獲取能力貧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解讀利用能力貧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讀和利用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源貧困是信息貧困中的絕對貧困情形，而信息獲取能力貧困和信息解讀能力貧困是信息貧困中相對貧困情形。具體見表2。3.2信息貧困與經濟貧困存在耦合現象。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是否存在耦合現象呢？數據表明（見表3），互聯網普及率、網民規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關系，即互聯網普及率越高、網民規模越大，相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會認為，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區域差異導致的收入差異，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貧困導致了經濟貧困。其實不然，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內部同樣存在信息分化和“數字鴻溝”現象。經觀察發現，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正向相伴關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經濟富有之間存在相伴關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圖書和報刊資料較多、網絡服務和智能手機等硬性條件較好的家庭，一般經濟狀況也較好。另一個佐證來自于月收入分層的網民群體介入互聯網的參與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數據。數據顯示：收入越高的群體，參與互聯網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見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聯網參與程度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倒U型關系，隨著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聯網參與程度增加，但到達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聯網參與程度在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為貧困分界線，月收入水平低于貧困分界線的網民群體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貧困分界線的網民群體占60.8%。這進一步表明，信息貧困與經濟貧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內容表明，無論對區域、群體還是個體而言，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耦合現象。3.3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信息貧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類型。那這3種信息貧困狀態是如何傳導到經濟貧困狀態，其傳導機制是什么？阿瑪蒂亞•森認為經濟貧困本質上是能力不足。3.3.1從信息源貧困到經濟貧困信息源貧困最直接的表現是信息資源缺乏，如圖書、報紙、期刊、電視等傳統媒介資源，公共圖書館以及互聯網資源。這些信息資源缺乏限制了經濟貧困者有效地啟迪智慧、擴展視野、獲取有效的市場信息和最新技術信息等，對處于貧困中的人們擺脫貧困形成難以突破的環境限制。這種信息源貧困導致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夠所引致的經濟貧困狀態。筆者把這種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3.3.2從獲取能力貧困到經濟貧困。獲取能力貧困是指知道從哪里獲取信息，如公共圖書館和互聯網，但由于缺乏閱讀、查找和檢索能力而無法獲得有效信息，這是信息貧困中一種相對貧困狀態。這里信息貧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檢索能力等因素限制，從而未能掌握某種信息獲取技術導致缺乏信息優勢。在信息就是資源和財富的時代，缺乏信息優勢意味著經濟競爭中缺乏優勢，從而導致物質上的經濟貧困。筆者把這種因技術性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技術性經濟貧困。3.3.3從解讀利用能力貧困到知識性經濟貧困。解讀利用能力貧困由于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而導致信息貧困，如缺乏常識、管理類知識、文史類知識、經濟類知識、社會和政治類知識以及技術類知識。對于這類信息貧困者而言，即使獲取到了信息也無法利用這些信息擺脫經濟貧困，由于缺乏專業知識，仍然無法將有效利用信息轉換為經濟效益。筆者把這種因知識性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知識性經濟貧困。需要說明的是，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狀態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疊加存在，意味著存在多重性信息貧困狀態。因此，經濟貧困狀態也一樣，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技術性經濟貧困和知識性經濟貧困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現實中也的確存在區域性貧困和個體性貧困相互疊加狀態，如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農村區域的貧困者；而東部發達地區和城市區域，單獨性貧困狀況更多。與此同時，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是雙向度影響的。信息貧困會導致經濟貧困，而經濟貧困會反過來加深或固化信息貧困狀態。

4傳導機制對反貧困的政策啟示

反貧困和減貧工作得從導致貧困的具體原因入手，針對不同致貧原因采取不同的反貧困方式。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表明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及能力不足導致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呈現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技術性經濟貧困和知識性經濟貧困3種不同的經濟貧困狀態。因此，反貧困要針對三種不同貧困狀態類型采取針對性的方式與路徑。4.1反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的方式與路徑。反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首要解決的是信息資源的匱乏。信息資源更多是一種公共服務，因此更多需要政府面向貧困地區和群體采取相應有效的反貧困措施：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如衛星電視普及、互聯網普及、手機基站建設；增加公共圖書館和文化服務供給。已有研究表明公共圖書館用戶的信息富裕程度優于其他群體，因此在農村地區加大公共文化服務有助于提升農民信息富裕程度，改善農民信息分化差異[22]。資源性經濟貧困是疊加型貧困類型，因此除了需加大信息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資源供給外，還需要輔之以向經濟貧困者提供適當的教育和培訓，提高識字、閱讀等文化素質和使用電腦、智能手機的能力，使貧困者認識到信息的重要性，同時能夠具備了解信息、獲取信息的初步能力。4.2反技術性經濟貧困的方式與路徑。技術性經濟貧困主要問題在于貧困者受教育水平低和信息查找與檢索能力較弱，對此類貧困者的治理重點還是要放在對貧困者的教育、培訓和信息素養能力培育方面。教育和文化技能是信息社會中勞動力的關鍵因素[15]，教育是阻斷代際貧困的治本之策。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相對其他因素對農民信息分化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務工和經商等非農活動沒有改善農民的信息富有程度[22]。《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進程，但針對人群更多偏向于在校學生，而對于社會人員，還是缺乏相應的基礎設施條件和教育途徑。因此，政府可通過短期培訓和公共圖書館等文化服務機構向社會人員提供定期性講座的方式減少此類貧困。4.3反知識性經濟貧困的方式與路徑。知識性經濟貧困者主要受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所限制，對此類貧困者的治理重點還是在于為貧困者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專業性培訓，同時增加對國家路線方針的政策性解讀。如針對農民文化素質和辨別信息能力較低的情況，需要通過廣泛宣傳有關養殖、種植方面信息，增強農民的識假辨假和防騙能力[23]；加大農技推廣的知識服務體系建設[24]；破除與信息時展相悖的社會規范和風俗習慣[25]。此外，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幫助經濟貧困者掌握更多常識、管理類知識、文史類知識、經濟類知識、社會和政治類知識以及技術類知識等。

5結語

無論是傳統媒介時代還是數字化時代，信息分化都導致了部分群體的信息貧困，事實證據表明信息貧困是經濟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兩者之間存在正向相關性。信息貧困存在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類型，并通過不同的傳導方式分別形成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技術性經濟貧困和知識性經濟貧困3種不同經濟貧困類型。政策設計者應該擺脫傳統的信息扶貧思路，即不再以計算機和手機等數字化設備、網絡接入服務（如寬帶）、網絡技能等物質投入為核心或唯一的努力方向[26]。針對不同經濟貧困類型需要采取不同的反貧困方式。解決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圖書館建設和增加文化服務供給。教育和培訓對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技術性經濟貧困和知識性經濟貧困而言都是有效方式與路徑，但教育和培訓的要求和層次水平卻并非一致，側重點也不一樣。反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更多側重于通過教育提高識字和閱讀能力、掌握獲取信息的能力、理解和掌握基本常識。反技術性經濟貧困更多集中于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掌握信息技術、信息查找和檢索等信息素養能力。反知識性經濟貧困更多集中于通過教育和培訓掌握專業性知識和政策性解讀。

作者:鐘惟東 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