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研究論文范文10篇

一、投資的問題和對策研究

綜合探討旅游投資問題和對策的文獻，普遍認為我國旅游投資存在以下問題：(1)招商引資觀念存在誤區，單純倚重地方政府的優惠，忽視投資環境的綜合改善；(2)投資結構不合理，20世紀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資飯店業，使得我國旅游飯店業呈現惡性膨脹的趨勢，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區景點為投資重點，片面注重游覽設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對餐飲、購物、娛樂等方面的投資相對不足；(3)投資決策問題，盲目投資現象嚴重，未進行嚴格的項目可行性論證就匆匆涉足，對旅游投資的期望值過高，重復投資，走老路造成同一種產品遍地開花；(4)資金籌措渠道少，對日益發達的資本市場重視不夠。我國尚未建立旅游專業投融資機構，在利用政府間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援助方面基本處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區的開發，如坎昆和巴厘島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機構和國家間貸款；(5)投資機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和地方政府采取靈活的政策招商引資這三種機制對于資金短缺問題、投資產品結構和地域機構不平衡的問題存有缺陷，是制約旅游業發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對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資的引導機制，優化投資環境。加強政府的引導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務功能，構建旅游投資項目的信息平臺，加大投資力度，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優化投資環境達到較好的招商引資的目的，成功的投資促進是增加投資數量和提高投資質量的重要條件；(2)優化投資結構，東部地區飯店業已出現飽和的狀態，中西部地區的飯店業還比較薄弱，飯店投資應向中西部轉移，加強旅游景區的投資力度和注重專項旅游產品的發展；(3)凡是旅游投資項目都要進行科學論證，逐步建立專業化的旅游投資咨詢公司和專門負責旅游業招商引資的服務機構，對旅游開發項目進行全面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導性的分析報告和信息；(4)拓寬旅游業的投融資渠道，政府主管部門鼓勵民營經濟和外商企業及股份制經濟等經濟成分大膽投資旅游業，另外放寬旅游企業上市的條件，籌建旅游發展基金，充分利用資本市場。

這些問題和對策是旅游投資研究中主要內容，其他的研究文獻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內容進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資區域和投資項目問題研究

資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資者會選定能給其帶來更多利潤空間的區域和項目進行投資。吳鈾生就東西部旅游市場空間拓展優勢進行了比較，認為東南沿海地區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間有限，環境污染嚴重，資本投資與使用效率日趨低下，旅游消費將向西部發生轉移，旅游投資的轉向既能緩和東南地區過量資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進我國旅游產業的合理空間均衡。陶振華，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業的投資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資。對于投資項目的問題，大家已經意識到飯店業的過度投入造成了惡性膨脹，自從1998年萬貫集團收購碧峰霞景區的經營權獲得經營成功后，買斷景區經營權成為新的投資熱點，我國進入兩千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促進旅游發展，明確要求增加對資源型景區基礎設施的財政投資，放寬對資源型景區開發項目的審核條件，另外，國家還安排了67.2億元國債資金進行景區建設，促進景區發展。雖然有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區經營權的投資屬于風險投資，景區經營權轉讓屬于新生事物，伴隨著很多的爭議，國家政策也還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環境變幻莫測，景區的定位以及市場的需求問題都使得其風險大大增加。

一、投資的問題和對策研究

綜合探討旅游投資問題和對策的文獻，普遍認為我國旅游投資存在以下問題：(1)招商引資觀念存在誤區，單純倚重地方政府的優惠，忽視投資環境的綜合改善；(2)投資結構不合理，20世紀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資飯店業，使得我國旅游飯店業呈現惡性膨脹的趨勢，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區景點為投資重點，片面注重游覽設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對餐飲、購物、娛樂等方面的投資相對不足；(3)投資決策問題，盲目投資現象嚴重，未進行嚴格的項目可行性論證就匆匆涉足，對旅游投資的期望值過高，重復投資，走老路造成同一種產品遍地開花；(4)資金籌措渠道少，對日益發達的資本市場重視不夠。我國尚未建立旅游專業投融資機構，在利用政府間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援助方面基本處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區的開發，如坎昆和巴厘島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機構和國家間貸款；(5)投資機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和地方政府采取靈活的政策招商引資這三種機制對于資金短缺問題、投資產品結構和地域機構不平衡的問題存有缺陷，是制約旅游業發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對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資的引導機制，優化投資環境。加強政府的引導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務功能，構建旅游投資項目的信息平臺，加大投資力度，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優化投資環境達到較好的招商引資的目的，成功的投資促進是增加投資數量和提高投資質量的重要條件；(2)優化投資結構，東部地區飯店業已出現飽和的狀態，中西部地區的飯店業還比較薄弱，飯店投資應向中西部轉移，加強旅游景區的投資力度和注重專項旅游產品的發展；(3)凡是旅游投資項目都要進行科學論證，逐步建立專業化的旅游投資咨詢公司和專門負責旅游業招商引資的服務機構，對旅游開發項目進行全面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導性的分析報告和信息；(4)拓寬旅游業的投融資渠道，政府主管部門鼓勵民營經濟和外商企業及股份制經濟等經濟成分大膽投資旅游業，另外放寬旅游企業上市的條件，籌建旅游發展基金，充分利用資本市場。

這些問題和對策是旅游投資研究中主要內容，其他的研究文獻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內容進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資區域和投資項目問題研究

資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資者會選定能給其帶來更多利潤空間的區域和項目進行投資。吳鈾生就東西部旅游市場空間拓展優勢進行了比較，認為東南沿海地區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間有限，環境污染嚴重，資本投資與使用效率日趨低下，旅游消費將向西部發生轉移，旅游投資的轉向既能緩和東南地區過量資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進我國旅游產業的合理空間均衡。陶振華，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業的投資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資。對于投資項目的問題，大家已經意識到飯店業的過度投入造成了惡性膨脹，自從1998年萬貫集團收購碧峰霞景區的經營權獲得經營成功后，買斷景區經營權成為新的投資熱點，我國進入兩千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促進旅游發展，明確要求增加對資源型景區基礎設施的財政投資，放寬對資源型景區開發項目的審核條件，另外，國家還安排了67.2億元國債資金進行景區建設，促進景區發展。雖然有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區經營權的投資屬于風險投資，景區經營權轉讓屬于新生事物，伴隨著很多的爭議，國家政策也還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環境變幻莫測，景區的定位以及市場的需求問題都使得其風險大大增加。

【論文關鍵詞】企業投資現狀問題原因分析對策

【論文摘要】在現代商品經濟社會中，隨著生產要素的多元化，投資的內涵變得越來越豐富，無論是投資的主體、對象，還是投資的工具、方式等都有了極大的變化。由于投資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投資已經成為每一個企業力圖做大做強，擴大規模、增強效益、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一、企業投資的現狀

在企業不斷運轉過程中，投資和再投資是企業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所必須經歷的階段。在企業經過一系列籌資活動后，可能積累了不少資金，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來獲得最大限度的投資收益呢？要達到上述企業經營理財的目標（即最大限度的投資收益）就必須用全面的整體的眼光來看待投資活動。

投資是指為了獲取將來某些不確定的價值而放棄目前一定價值的決策活動，其目的是為了獲取一定數量的未來價值。

我國大多企業現狀是有了資金想發展，卻不善于、不敢于進行投資。社會經濟生活越來越復雜，投資風險越來越大，不少企業難以對投資機會做出理性判斷，不敢將資金輕易投出，害怕血本無歸。這種現象在中小型民營企業中尤為突出。在商品供應充足甚至過剩的經濟背景下，激烈的競爭，殘酷的優勝劣汰，使這些企業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死死把握住手中的資金，維持自己的主營業務，只求能維持現狀就萬事大吉。而在國有企業也存在著相同的現狀，這固然取決于決策者學識水平、素質膽識和責任心使命感，但更大程度決定于現存社會經濟的環境壓力、干部考核體制以及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等。

【論文關鍵詞】股市散戶投資誤區

【論文摘要】文章就近年來散戶投資股票所犯的習慣性錯誤進行梳理分析，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出散戶朋友十種典型錯誤，為散戶朋友們今后的投資提供一些參考。

近些年來，“炒股”成了我們生活的重要話題。從2007年10月開始，A股市場一路下行，累計跌幅已超過60%。在日常的股票投資活動中，筆者發現多數散戶投資者多多少少都會犯一些這樣那樣的錯誤，導致投資損失。在散戶投資的眾多誤區中，筆者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出散戶朋友的十種典型錯誤，為散戶朋友們今后的投資提供一些參考。

一、買入價本位思想

即無論何時、何種市況，都是以自己的買入價作為賣出或是繼續持有的標準。散戶朋友們這一錯誤具體表現為缺乏行之有效的“止贏止損”方法和原則。小賺不跑，小虧不出，大虧認賠，虧了不忍心割肉,放手讓虧損持續擴大，這是很多散戶投資者容易犯的錯誤。今年以來，A股市場的大幅下跌，有的投資者甚至自作聰明，為攤薄成本向下買入攤平，結果越套越深。“會買的是徒弟，會賣的是師傅，會割肉的是爺爺”是投資高手總結的經驗。割肉一方面是為了保存資金實力，另一方面就是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是綜合考慮了資金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買入價本位思想”是散戶朋友投資理念狹隘的體現，也是散戶投資者易犯的常見錯誤。

二、持股過于分散或集中

內容摘要：投資者利益沖突是公司治理機制產生的根本原因，深刻理解企業主要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對于設計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系統地梳理和評價了國內外投資者利益沖突的文獻，其中包括控制股東和外部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根源及表現形式，以及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根源和表現形式。同時，本文也提出了該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期對我國投資者利益沖突及公司治理領域的研究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控制股東外部股東債權人利益沖突

國外學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業是由投資項目及其產生的現金流組成的，并將企業發行的證券作為對現金流的要求權。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經理并不會主動將現金流還給投資者，他們會根據自身效用最大化來使用這些資源。Jensen和Meckling同時也指出了股東和債權人之間存在的利益沖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發現了普遍存在的問題為控制股東和外部少數股東之間的沖突之后，大量文獻提供了關于控制股東利用控制權剝削外部少數股東的證據。這些沖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資者之間契約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筆者看來，對投資者之間沖突的理解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因為這是構造有效地解決沖突的治理機制的前提，對于設計有效的治理結構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以此為基點，評價了國內外關于投資者利益沖突的現有研究，同時指出了投資者利益沖突方面未來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東和非控制股東之間的沖突分析

（一）大股東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摘要：主要研究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概念、內涵、構成要件、及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中的相關個罪，包括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違法運用資金罪。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犯罪違法行為

1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概念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亦應有立法概念與司法概念之分（有學者又把它表述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實質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實意思一樣）。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為：證券投資基金是指嚴重危害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者利益和國家對證券投資基金業的監管理制度，嚴重危害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秩序的行為。在立法意義上存在的證券投資基金犯罪存在于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的各個階段，不以證券投資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規定為轉移。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違反證券投資基金法規的行為應該犯罪化，其標準首先是社會危害性。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則可界定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是指證券投資基金刑事法律規范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即凡是證券投資基金刑事法律規范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都是證券投資基金犯罪。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標準是刑事違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內容摘要：投資者利益沖突是公司治理機制產生的根本原因，深刻理解企業主要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對于設計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系統地梳理和評價了國內外投資者利益沖突的文獻，其中包括控制股東和外部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根源及表現形式，以及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根源和表現形式。同時，本文也提出了該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期對我國投資者利益沖突及公司治理領域的研究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控制股東外部股東債權人利益沖突

國外學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業是由投資項目及其產生的現金流組成的，并將企業發行的證券作為對現金流的要求權。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經理并不會主動將現金流還給投資者，他們會根據自身效用最大化來使用這些資源。Jensen和Meckling同時也指出了股東和債權人之間存在的利益沖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發現了普遍存在的問題為控制股東和外部少數股東之間的沖突之后，大量文獻提供了關于控制股東利用控制權剝削外部少數股東的證據。這些沖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資者之間契約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筆者看來，對投資者之間沖突的理解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因為這是構造有效地解決沖突的治理機制的前提，對于設計有效的治理結構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以此為基點，評價了國內外關于投資者利益沖突的現有研究，同時指出了投資者利益沖突方面未來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東和非控制股東之間的沖突分析

（一）大股東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一、文獻回顧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論文關鍵詞]公共投資；投資項目；項目監管；目標模式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持續發展，公共投資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經濟管理部門把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的立項審批和投資分配方面。對建設項目的外部制約和監督管理尚不夠重視，直接影響了公共投資的效率。有必要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規范的項目監管模式。保證項目建設能夠實現預期的目標，并充分發揮公共投資的最大效益。

我國現代化建設持續發展，公共投資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長期以來，經濟管理部門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的立項審批和投資分配方面，因此，對建設項目的外部制約和監督管理不夠重視，使政府遭受巨大的損失，公共投資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因此，在深化改革中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緊迫意義。本文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規范的項目監管模式。正確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行使對項目的監管職能。以保證項目建設能夠按照預期的目標和規范的程序，保質保量地實施完成，使公共投資產生最大效益。

一、我國公共投資監管狀況分析

隨著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家對公共投資項目制定了具體規定和實施辦法。采取了一系列強化監管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的公共投資監管模式還存在諸多問題。下面從公共投資的監管機構、監管隊伍、監管方式、監管內容等方面對我國公共投資監管狀況進行分析。

(一)我國公共投資監管的機構設置

20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企業紛紛到美國投資，引起了并購美國企業的熱潮。日本企業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引起美國對自身經濟安全的擔憂，導致美國通過立法等手段對外國投資的進入設置國家安全壁壘。20年后的今天，紛至沓來的中國投資又引起美國各界的不安。同樣的問題和相似的背景，使中國企業有必要借鑒當年日本企業打破美國投資安全壁壘的經驗。

一、日本企業遭遇的美國投資安全壁壘

20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并購美國企業的熱潮讓美國感受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于是，設置了針對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壁壘，并以相關法律的形式體現出來。1988年，參議員埃克森和弗羅里奧提出的制止外國投資對美國企業并購的法案，即《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授權美國總統根據國家安全需要調查和制止外國對美國企業的并購，這項法案成為美國對外國投資設置國家安全壁壘的基礎。國家安全壁壘體現為執行該法案過程中復雜而耗時的安全審查，這一方面通過審查將不符合安全規定的外國投資拒于國門之外；另一方面，通過復雜的審查程序迫使不堪重負的外國投資者主動撤出并購。根據《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該法案的執行機構是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簡稱CFIUS)，CFIUS對外資并購的國家安全審查分為申報、初審、調查和總統決定四個步驟。申報分為自愿申報和機構通報兩種方式。自愿申報指并購交易一方或多方以書面形式向CFIUS提交并購的詳細情況。機構通報指CFIUS的任何成員機構根據可獲得的事實有理由相信該并購交易屬于《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的調整范圍，且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不利影響，都可將這一交易報告給CFIUS。初審的主要內容是：該交易是否造成外國企業對美國企業的控制；是否有足夠和恰當的權力來保護國家安全。如果有任何一個或幾個機構認為該并購交易可能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則應進一步進行為期45天的正式調查。在調查過程中，CFIUS會進一步對該交易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的影響進行審查，并向總統建議。CFIUS在確定外國并購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時主要考慮的因素有：國防需要的國內生產；國內產業滿足國防需求的能力；外國企業對美國國內產業和商業活動的控制及其對美國滿足國家安全需求能力的影響；交易對支持恐怖主義或擴散導彈技術或生化武器的國家出售軍事物質、設備、技術的潛在影響；交易對美國國家安全領域里的技術領先地位的潛在影響。總統在收到CFIUS的報告后，考慮并購涉及到的有關國家安全的各種因素后，在調查結束15天內宣布決定。總統有權對屬于《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調整范圍的并購交易做出暫停或禁止的決定。

二、日本企業打破美國投資安全壁壘的經驗

為應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壁壘，日本企業實施各種策略以突破美國的安全壁壘并被美國社會接納，日本企業的主要做法和經驗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樹立良好的公共形象。首先，日本企業紛紛建立或擴大駐華盛頓的代表機構，營造更加積極的形象。日本企業通過與智庫、記者和前政府官員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華盛頓對來自日本投資的主流意見。其次，日本企業為相關研究提供贊助和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華盛頓的各個智庫就開始舉辦有關日本投資的各種論壇，發表證明日本投資對美國經濟有益的研究報告。日本企業頻頻向這些智庫的學術活動提供資金贊助，或與這些學者在研究上進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