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農民收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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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當前，學界中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方興未艾。其中，對農民特別是農民收入構成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業已發表的理論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了。然而，中國的三農研究有著自己的特殊性：中國2000多年來一直是一個農業大國，解放后又因為嚴格的戶籍控制政策，到現在為止仍有8億多農民，占中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中國東西南北農村情況迥異，要用僅從某一地區的數據推理所得理論來解釋全國層次的三農問題，無疑是貽笑大方的。本文不求以一推十，只求把自己暑假調研所得的一些數據與大家分享，但求對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有所助益而已。

根據目前學者們對農民收入構成的劃分，農民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政性收入。本文尊重這一理論成果，但為了撰寫報告的方便，作者根據調研的實際情況將農民的構成分成了大概這樣幾個元素：土地經營收入，打工收入，工資收入，房屋出租等。

2007年7月17日至21日，作者連同其他四位同學來到安靖鎮土地村開展為期五天的實習調研。我們對土地村共9個社（小組）作了全面走訪，并隨機調查了數十名本地村民。調查發現，本村村民個體雖有所差異，同時又有著高度同質性。對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我們的調查數據準確無誤，足以反映土地村的現實情況。

二、土地村的基本情況

經過調查發現，土地村的在耕土地遠不足1300畝。在土地村的幾個社中，都有責任田廢棄不種的現象。特別是土地村八社，有相當一部分土地閑置，等待政府征用。即使是在耕土地，農民自己也沒有盡心耕種。我們發現部分農民在自己的責任田里栽上果樹（并沒有掛果）和柏樹（約3年樹齡，遠遠不能成材），就是為了在將來政府征用土地時能夠多得些補助費。

在安靖鎮的村級政府體制的設置中，“社”作為村級下設的村民自治小組，卻是一個實體組織，有著很大的獨立性。社自主進行內部財務管理和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村委的各項工作也以社為單位進行部署和開展。由于各社離主要公路的遠近不同和社內情況的差異，土地村各社的農民收入也存在不小的差距。純農業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也有所差異。

三、典型案例的分析

7月18日上午，我們在一家裝潢簡陋的茶館內找到了土地村八社的毛某及他的父親。毛某約45歲，三口之家，是土地村中年村民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典型代表。

案例一：毛某祖上并不是土地村人，甚至并不是四川人。祖上是從湖南湘潭在建國后湖廣填四川時遷到此地的。

據毛某講，他自己還有三畝責任田，已經不種稻子玉米等糧食作物了，主要是栽培花卉。因為面對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加收入的渠道，種糧食意味著巨大的機會成本。栽培花卉的收入一般在1萬多元。2006年的花卉收入不足15000元，當年沒有房租收入，主要是投資興建房屋，投資額幾年下來高達14～15萬元（自己的積蓄連同借貸），今年的房租預計收入近四萬，按平方米計算的話，每平方米月收益為20～30元，臨街的店鋪就要貴上許多，約合60～70元/平方米/月。但是在實際計算房租時，大家并不是按平方米計算的，而是按照“間”來計算，每間房子約合200～300元每月。主要租給前來打工的外地人，其中從事紡織業的又占絕大大多數。配偶沒有工作，平常主要是幫助自己管理花卉和做家務。

家里另一個收入來源就是自己的女兒。女兒已經二十歲了，未婚，職高沒有讀完，現在在成都市一家超市上班，月工資在700到800元之間。但是她一般不往家寄錢，自己工資還不夠自己花費，有時還需要家里支援。除此之外，家里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了。

毛某家里父親尚在（70歲），母親已經過世了。但父親并沒有隨著三個兒子輪著吃住，而是自己開火。老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三兄弟并沒有約定每年要給老人的贍養費。毛某自己在2006年給了父親大約1000元。

當談及對未來的規劃時，毛某并沒有明確的想法。女兒已經到了出嫁的年齡。但是作為父母，他們并沒有為女兒張羅著說媒。他說，未來嫁女兒肯定是一筆大的花費。我們準備和其他家庭一樣，從外面招婿。當地所招的女婿一般來自臨近經濟不發達的縣鄉。招婿花錢比較多。女方要準備好房子，僅此一條要10萬左右。女方要給男方彩金約1萬左右（毛某的打算是一萬，但是隨后我們通過土地村三社的一位老太太口中得知，村里彩禮一般在3000元左右）。結婚的禮儀費用（要宴請賓客等）也要10000元。毛某自己現在除了蓋好房屋外，手里并沒有儲蓄。當問及怎么處理時，他的回答是“借！”。

如果說毛某代表了土地村比較富裕的中年村民的話，那么來自土地村四社的黎姓老太則是土地村收入上等老年人的典型代表。她今年62歲，仍擔任四社婦女社長。自己留有責任田，夫妻二人每月都有280元的養老金，養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在外當兵，是一個軍官，二兒子大學畢業后在一家公司當會計，小兒子就是土地村的村主任李某。她本人讀過書，初中文化，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在當地是很少見的。

案例二：黎某說現在常在家吃飯的有5口人：老兩口，小兒子夫婦及一個9歲的孫子。自己留有3畝多的責任田，主要種李子，部分租給別的村民栽培蘑菇。土地產出約3000多元/畝，老人在家開了個雜貨鋪，年收入5000多元。在前年（實際在2004年左右），自己交了2萬多年的資金買了社保（當時的政策是政府補助全部金額的30％），現在我們每人每月可以領到280元的養老金。我是村里的婦女隊長，村里要補貼800多元/年。小兒子是土地村村主任，年收入約30000元；兒媳在成都市里一家大商場里賣東西，月收入也有3000多元。大兒子很是孝順，他每四個月回來看我一次，年年要給我大概5000～6000元的樣子。今年老兩口投資了12萬新建了房子，其中大兒子投資了10萬。眼前準備出租出去以收回大兒子的成本。

與他們相比，接受我們訪談的另一位來自八組婦女李某家庭，就顯得相對“貧困”了。她家主要有五口人：自己夫婦，小女兒夫婦和一個3歲的外孫。

案例三：據她的說法，今年房屋租金收入約2萬元，丈夫當建筑工，工資約為50元/天。家中僅剩5分地（即半畝地）栽種稻子等。大女兒一家到廣州打工去了。小女兒在家操持家務，小女婿在火車站附近打工，主要是收鋪子等體力活，每月1500元左右。自己閑暇時間為服裝加工廠穿珠子，一天能賺20～30元。也就是說她們家的年收入約莫56500元。

另一位典型代表是來自八組村民的郭某，他是典型的三口之家，父母均已過世。

案例四：他家中約有3畝田，收入主要是靠房屋出租和土地產出。3畝地種了大約1畝地的蔬菜，賣菜收入800元/月。其他田里種上了稻子、玉米等。去年年底靠借貸剛剛建成房屋20多間，全部用于出租，租金年收入約莫3萬元。兒子已經20多歲，在成都攻讀研究生，由于兒子今年新添置了電腦，花費了約14000元。現在還負債54000元。

四、對農民收入構成的初步分析

根據以上案例和官方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內容：

一、在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農民收入的組成部分已經從以土地種植收入為主要內容的傳統農業過渡到了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城鄉結合部新類型——收入構成多元化。

眾所周知，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民主要收入就是土地種植收入。而在當地，受現代市場經濟的影響，農民的收入構成多樣化，包括了三個產業部門。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村農業已經不是村民的最佳選擇，面對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加收入的渠道，選擇農業意味著喪失更大的機會成本，打工或者房屋出租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二是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成為了廠房或者商業住宅區。剩下的可耕種土地已不多見，失地農民不得不另謀活路，尋找另外的收入途徑。

二、土地村農民的主要收入以房屋出租為主，其它工資性收入為輔，土地經營收入退居其次。

造成這種收入結構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思路不無關系。安靖鎮提出了實現“一個目標”和推進“三個集中”的政策，重點發展“四大支柱產業：市場物流業，校園服務產業，生態休閑產業和房屋出租產業。在這種發展思路的指導下，土地村現在基本是“家家是廠房，處處是工廠”，但當地農民在經營工廠和經商上沒有優勢，興建或修葺房屋以出租給外來打工的人口便成為了絕大多數農民的選擇。

從縱向來看，農民收入的組成部分中增加了更多的現代化因素，農民收入的多元化過程就是農村現代化、城市化的過程。農民收入的多元之“元”，就是工業、商業及其它服務業。如圖一所示的黎姓老太太家庭收入構成：我們可以很直觀地看到黎姓老太太家庭中上班收入和打工收入共占了80％份額，土地經營所得僅占全部收入的13％，商業收入也占到了7％的份額。

五、城鄉一體化中影響農民收入構成的因素考察

根據土地村的調查數據和實際情況，我把城鄉一體化中對影響農民收入構成因素分為這樣幾個方面：土地所有制結構，當地經濟大環境的外部影響、政府政策的推動、歷史慣性等。

1、土地所有制結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逐步落實，帶來了一個時期以來的農村經濟飛速發展，農民收人也隨之大幅度提高。而最近幾年，土地村已經不是單純的農業經濟了。經濟結構和市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產品在本地市場沒有競爭優勢，同時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逐漸增加。“在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經營規模小的現實情況下，不改變農民收人的構成格局，開辟新的增收渠道，要想實質上改變農民增收難的現況是不可能的。”在當地政府的引導下，土地村以土地使用權換取資金，開始了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此時，原本有地的農民就變成了失地農民。如前文所述，這部分農民在拿到補償款后便不得不開始多樣化的投資。有的農民甚至是被迫從事打工行業的。

2、當地經濟局勢大環境的外部作用

土地村有著得天獨厚的發展經濟的區位優勢：自然資源優勢明顯，土地平坦，雖土壤肥力略弱，但臨近府河，憑靠便利的灌溉條件，農業生產的抗災能力很強，這解釋了為什么部分農民仍從事著傳統農業；交通便利，成鐵西環線穿鎮而過，距成都火車站僅5公里，為土地村發展物流業和服裝加工業提供了可能性；背靠荷花池、五塊石、金府機電城等西南地區有名的大市場，直接促進了村莊形成“家家是工廠”的工業格局，并引進巨額資金，建成了“XX金屬廠”“XX物流中心”；人口流動量大，外來人口大大超過了本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兩倍多，導致了租房的市場需求等等。

3、政府政策的正負作用

其實，在我們的調研中聽到了許多指責當地政府的言語。例如有的反映土地村八社的土地補償款沒有發放到農民手中（由于調研有著時間和經費的研制，我們未能夠和八社社長取得聯系，無法證實這一消息的證實性。但有四位村民出來向我們的調研者提供材料）。

不過客觀的講，本地政府在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特別是二三產業的發展是卓有成效的，土地村的村民平均年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政府功不可沒。村政府通過土地使用權轉讓（當地的提法是“以地權換資金”）引進了大量資金，促成兩家大的公司在土地村落戶，創造了約2000個工作崗位，現在的土地村年資金流轉量超過了1個億。政府在協調當地出租房建設和租房市場需求方面的努力不大，我們發現部分農民建成出租房后面臨著將近飽和的市場，租不出去，這對以租房收入為主的農民來說，再沒有比這更壞的消息了——“房子能租出去呢，就有飯吃，租不去呢，連飯都吃不起！”。

4、昔日的“刺繡之鄉”，今天的服裝加工工廠。

歷史上的安靖素有“刺繡之鄉”的美譽，是蜀繡的發源地之一。歷史的慣性使土地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服裝加工業作為當地的優先發展產業。

六、土地村農民收入構成存在的幾個問題

在我的調研過程中，常常產生一些疑問，例如：為什么村里兩家大的公司創造了2000多個工作崗位而村里人鮮有人在其中就業呢？在土地村開廠房做服裝加工和商鋪經營的老板們絕大部分是外地人，為什么本地人沒有參與呢……

這么多的問題，有的在當地人的口中得到了部分解答，有的沒有人能給我答案。我在整理調查筆記進行理論分析的時候做出了另一部分解答。下面我就土地村農民收入構成方面存在的問題做出自己的一些判斷。

1、對房屋出租的依賴性太過強烈，結構不合理。

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房屋租金收入占土地村村民收入的大部分份額，有的高達80%以上。據土地村七社的一位婦女介紹，她家對房屋租金的依賴性更強，基本上全部是靠房屋出租生活；二是，農民要增加收入，并不是依靠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是“隨大流”擴建房屋來求取房租。案例一中的毛某就是這類城鄉一體化收入構成變化的典型代表，如圖二所示：毛某2006年收入僅有26000元，人均收入8667元，農業收入比重70％；2007年收取房屋租金后，在沒有轉移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收入凈增加40000元，全年總收入達66000元，人均收入22000元，農業比重28％，房屋出租收入高達60％。但是，目前房屋出租業基本上接近飽和。新建的質量不過硬房屋或離主要公路遠的房屋租出去就有一定困難了。

2、打工收入低，強度大，需長時間離家。

村里的剩余勞動力只有部分得到了轉移。男勞力在火車站附近和成都市區干收鋪子、送東西等體力活，工資一般在1500元左右。婦女勞力的轉移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有些文化的就在城市市區商場當售貨員或收銀員，另一種就是到廣東等南方地區進廠打工。

3、土地征用，農業荒廢，農村穩定基礎喪失，同時又沒有和城市接軌：各種社會保障

沒有到位。

土地使用權已經轉讓的農民失去了與他們千百年來血肉相連的土地，部分農民顯得有些無所適從。當地政府又沒有將他們全部妥善安置，有人對征地補償款數額不滿，出現過鬧事事件，雖然得到了部分解決，但這部分人仍成為了土地村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各種社會保障也沒有到位。養老保障需要前期需要大批資金的投入，參保率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不能完全覆蓋全村人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暫時不能滿足村民們的需求，但村民對未來預期樂觀。

4、土地適度經營規模化不夠。

過去在土地村并沒有進行大規模地進行政府征地時，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勞作，缺乏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工商業資本很少參與到農業經營中來。目前土地被大塊征用，剩下仍然以大塊田地為主，另外有部分零星田地，因此完全有條件進行規模化經營。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值得贊賞的探索，例如花卉種植業初具規模，取得了一定成就，由于政府對此控制較為嚴格，農民需要辦理“資格證”才能種植，限制了這一趨勢的進一步發展。政府應該“引導和鼓勵工商資本參與農業開發”。

5、自身素質低，資金缺乏。

讓我們回到本節開頭的兩個問題上：為什么村里兩家大的公司創造了2000多個工作崗位而村里人鮮有人在其中就業呢？在土地村開廠房做服裝加工和商鋪經營的老板們絕大部分是外地人，為什么本地人沒有參與呢？作者認為：主要原因是本地村民素質低，在與外來人口的競爭中并不占優勢，他們和其它地區的農民一樣，沒有得以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中立足的商業頭腦和管理才能，缺乏購買設備和前期投資的資金。對此，官方有著另一種解釋：本地村民有著房租收入。可以不參加勞動就可以得到高額收入，不愿意到廠里受苦受累。但我們在實際調研中確實發現部分較貧困農民非常愿意到廠里工作，但由于達不到廠方要求或沒有門路沒有得到工作。對此，政府應該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培訓，對自主創業的村民進行適當的貸款補助或者提供稅收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