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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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本文通過梳理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多種因素，利用1992－2017年我國各省市的面板數據，考察了以外商直接投資為核心變量的多種因素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收入差距面板回歸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逐步確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這一過程中，我國的開放政策、勞動力規模以及潛在的市場吸引了大規模的外國資本，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引資國之一。有資料表明，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在資本擴充、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競爭力等層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外資的大量流入從經濟安全、社會穩定等層面產生了負面影響。特別是收入差距的惡化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據統計，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縮減至1985年的1.86倍，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優先實施農村改革，引領農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之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02年已超過3倍，2009年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3.33倍。雖然2015年下降至2.73倍，但目前還保持著3倍左右的水平。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不僅對我國擴大消費和投資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也帶來隱患。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技術密集型產業，該產業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的同時，聚集在城鎮的熟練產業工人的收入也隨之增加，從而影響著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以往研究，以1992－2017年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為研究對象，采用面板回歸模型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考慮到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環境等的差異性，在對我國進行整體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劃分為東、中、西部進行研究。

二、文獻回顧

Kuznets(1955)提出了國民收入差距隨經濟發展水平而波動，即在國家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加大，但經濟發展達到特定水平，收入差距便會縮小，這就是倒U形假設。Williamson(1965)以美國1950－1960年的地區間收入差距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美國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逐漸加大，但經濟發展至成熟時期后收入差距逐漸縮小，進而證明了Kuznets的假設。收入差距呈現出多種類型，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地區間收入差距、產業間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所有主體間的收入差距等。李實(2007)通過研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在40%的程度上解釋了中國整體收入差距，從而說明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強調了研究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研究可分為三大類型。首先是緩和效應。周娟、張廣勝(2009)采用1988－2005年間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和非農村地區內的就業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結果外資的流入雖然具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但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相關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限制，整體上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未能改善。盛斌、魏方(2012)以1998－2010年中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外資開放度、人均生產總值、農村就業率、貿易依存度、人力資本等為研究對象，采取面板數據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知，外資的流入能夠遏制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尤其在東部沿海地區內其效應較為顯著。李貴茜(2012)應用2001－2008年山東省內17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選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比率、經濟開放度、貿易依存度、人均教育費用支出、醫療保險等變量進行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城鄉收入差距起到了緩和作用。其次是擴大效應。周春應(2010)通過協整檢驗與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1986－2007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證明了外資的流入擴大了江蘇省城鄉收入差距。陳釗、萬廣華、陸銘(2005)通過實證分析證明，因為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入到城市，所以有利于城鎮勞動力工資上漲，外資成為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王海軍、李愿宏(2010)分析了1979－2009年間外商直接投資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結果表明，外資的增加使農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對城鎮居民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資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倒U形關系。何楓、徐桂林(2009)以庫茲涅茨假設為基礎，采用1997－2006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呈現出顯著的到U形，還提出了當時我國位于倒U形曲線的左側，因此外資依存度的提高將擴大城鄉收入差距。詹宇波、劉榮華(2010)采用多種計量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也證明了外資的流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倒U形，而且外資的收入分配效應具有地區差異性。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的因素主要來自體制和經濟層面的差異性。體制方面包括城鄉居民之間在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異，經濟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一些經濟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投資率、城鎮化率、對外貿易依存度、產業結構等。本文結合以往研究，綜合考慮外商直接投資等各種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最終構建如下面板回歸模型:GAP=α0+β1FDIit+β2lnGRDPit+β3Tradeit+β4URBit+β5EMPit+β6FIit+ε0在式中，GAP代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利用各省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來表示;FDI為各省市的外資依存度，采用各省市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占各省市GDP的比重表示;GRDP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用各省市人均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來表示;Trade為各省市的貿易開放度，采用各省市的貿易總額占各省市GDP內的比重來表示;URB為城鎮化率，用各省市的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來衡量;EMP為就業結構，利用各省市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口占從業總人數之比來表示;FI為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各省市固定資產投資值比重來表示。此外，i和t分別代表各省市和年度。(二)分析結果。由于我國各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因此，本文不僅對我國整體進行檢驗，而且將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分為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東部、較為落后的中部和西部來進行實證分析。從我國整體進行的估計結果看，外商直接投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得知外資的流入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起到了遏制作用，即外資依存度上升1%p，城鄉收入差距減少0.01%p。另外，從其他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看，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結構以及固定資產投資變量的系數為負(－)值，可解釋為經濟發展、第二三產業就業率的提高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有助于緩和收入差距，但就業結構的估計結果沒有顯著性意義;貿易開放度與城鎮化率的系數為正(+)，且分別在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顯著性意義，說明隨著貿易和城鎮化的擴展，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將會擴大。從分地區估計結果看，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部、中部、西部的影響都顯示負(－)值，說明外資的流入對各地區的收入差距擴大起到了遏制作用，但東部和中部沒有統計顯著性，只有西部地區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其原因可判斷為，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較低，而且大部分的工業園區位于郊外，因此若外資企業在該地區發展，一般會招引當地農村的勞動力，使得農村收入相應增加。控制變量中固定資產投資對東部地區收入差距產生擴大作用，而縮小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且其影響系數分別表示10%、1%、5%的置信水平，都具有顯著性。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為了推進城鎮化，政府主要投資于城市區域的房產、交通設施等，對農村地區的投資相對少，便逐步加大了城鄉收入差距;而西部地區由于實施西部大開發等區域發展戰略，對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較多，城鄉收入差距反而在縮小。

四、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了開放的外資政策，并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增長奇跡。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減少了外債負擔，而且通過引入市場經濟管理方式促進了國有企業改革、先進技術的引入、就業率增加以及出口規模增大。然而，這一過程也伴隨著某些負面影響，如國內外企業之間的產業結構扭曲、外資企業出口對國內產業發展的抑制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尤其是對城鄉收入分配產生重要影響。本文主要分析了1992－2017年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外商直接投資對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對我國整體范圍的城鄉收入差距產生了正面影響，而且顯著地縮小了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流入到某一地區的外資對收入差距所起的影響不會僅停留在當地，而會擴散到周邊地區，產生影響的范圍逐漸擴大;其次，技術的擴散拉動了地區生產率的提高，進而提高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最后，外資的流入給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減輕農村人口的經濟負擔，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結合以上分析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實施地區差別化戰略。我國在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過程中，在實施全國性政策的同時，有必要并行考慮地區特征的地區性差別化戰略。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區投資環境。中西部地區為進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需要大力改善投資環境，如擴充基礎設施、提高開放水平等。盡管中西部地區的外資流入規模逐漸增加，但當前仍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推動了經濟增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惡化。因此，各區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需要制定有針對性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第三，適當調整制定政策方向。外商直接投資雖然整體上對城鄉收入差距起到緩和作用，但對不同產業、不同地區的效應仍不相同。為提高農民收入及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率，應制定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引資政策;為提升城市勞動力就業質量，需要提高外資的技術含量。

綜上所述，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外資政策過程中有必要首先考慮城鄉收入不平衡問題，從而謀求均衡性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何楓，徐桂林.FDI與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是否存在倒U形關系［J］．國際貿易問題，2009(11):89－96.

［2］盛斌，魏方.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檢驗［J］．當代財經，2012(5):85－93.

［3］李實.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計［J］．經濟學研究，2007(2):111－120.

［4］陸銘，陳釗，萬廣華.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國的收入差距、投資、教育和增長的相互影響［J］．經濟研究，2005(12):4－14.

［5］張廣勝，周娟.FDI對城鄉收入不均等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GMM分析［J］．財經科學，2009(2):88－95.

［6］周春應.外商直接投資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經驗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科技與管理，2010(4):4－7.

作者:趙洙英 陳建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