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資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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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從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外貿發展的角度對此問題做進一步考察。 自1992年以來，無論國際經濟環境如何變化，全球FDI總流量發生怎樣的波動，我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以下縮寫為FDI)一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和世界第2位(僅次于美國)。從1983年的9.2億美元，迅速增長到1992年的110.1億美元。2002年，實際利用的FDI達到527.43億美元，首次躍居全球第一位。同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突破6 000億美元，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地位已經確立。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可見，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常可觀，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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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工業部門資本存量比較優勢貿易轉型

一、問題的提出

從傳統的生產要素定義來講，生產物質產品所需要的各種投入構成了生產要素，通常分為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本資源三種。在這三種基本要素中，只有資本資源的增長在長時間內是沒有極限的，而且在各國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資本短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展中國家通過與國內儲蓄相適應的新增投資和外國資本的凈流入，提高資本存量，實現資本積累效應。就國內新增投資而言，雖然國內儲蓄水平較高，但是很難產生與其相適應的內部投資，這便更需要外商直接投資在其中發揮積累作用。

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我國資本積累的外國資本流入部分，對于我國工業部門的資本存量的貢獻程度，便成為分析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轉型的資本積累效應的主要問題。

二、資本存量分析

1.分析方法

(1)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永續盤存法

該方法是由Goldsmith在1951年提出的，后經Christensen和Jorgenson等經濟學者的發展，將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的基本公式表示為:

其中，Kt為t時期的資本存量，It為t時期之內的投資量，δ為資本存量的折舊率。

(2)數據說明

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是1994年到2005年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基本數據包括:1994年～2005年工業部門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固定資本原值;1994年～2005年各年的全社會投資的建筑、設備比例。

(3)基準年K(1994)的確定

根據資本的增加值與產出的增加值之比將近似等于平均的資本產出比重來估算我國同期的資本存量總量。先估計出1994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外商投資企業的現價基期資本存量。再用同樣的方法把1994年基期資本存量分為建筑資產和設備資產兩類。

(4)固定資產投資序列

選擇利用固定資本原值一次差分獲得固定資本的形成序列值，并將其分成建筑、設備兩部分，再用固定建筑和設備投資價格指數進行處理得到1994年價格的固定資產投資序列。

(5)折舊率

使用Wu and Xu（2002）計算的工業品折舊率，并假設1991年～2005年的折舊率與1975年～1996年的折舊率相同，即建筑和設備的折舊率分別為2.44%和7.89%。

2.計算并列出結果

根據前文我國外資存量的數據，從1994年到2005年，在我國工業部門中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存量增長十分迅速。1994年工業部門中外商資本存量為1768.95億元和1671.51億元，到2005年以1994年價格計算為16850.35億元，增長了852.56%，年平均增長率為22.74%。經計算，我們可得到1995年～2005年我國工業部門總的資本存量（如表所示），其由1994年的24212.02億元增長到2005年66721.0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0.65%，明顯低于我國外資存量的積累速度。而總的資本存量由外資存量和內資存量兩部分構成，這進一步說明我國外資存量的積累速度大于內資存量的積累速度，即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工業部門的資本存量的增長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再結合前文計算結果，在1994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存量占工業部門總存量的比重為7.31%，到2005年這一比重達到22.86%，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說明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存量的增長對我工業部門的資本存量的增長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三、分析結論

總的來講，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工業部門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僅說明了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的增加，而且還體現了我國對外貿易的顯性比較優勢的變化。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對外貿易的顯性比較優勢的變化，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資本積累效應對我國工業制成品比較優勢的強化作用。根據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存量對我國資本積累的貢獻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存量效應對于加強我國資本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起到重要作用，進而加速了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向資本密集轉型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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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FDI對外貿易結構調整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

發展對外貿易，是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來，蘇州FDI流入與外貿總額持續增長。例如，1992年，蘇州實際利用FDI為8.36億美元，2005年增加到113.43億美元;同期，外貿總額分別為10.35億美元和21405.89億美元，增幅很大。FDI與外貿發展是否存在相關性?現有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相關性存在不確定性。本文以蘇州為例，分析1992年～2005年FDI與外貿的關系，探究蘇州地區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文獻綜述

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替代論和互補論。替代論的代表是羅伯特·蒙代爾，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理論基礎上， 提出貿易障礙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資本的國際流動或者直接投資。蒙代爾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而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

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對蒙代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小島清的互補論。小島清認為，生產要素流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

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或統計方法的缺陷，蒙代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實證研究來看，支持互補性關系、替代性關系及關系存在多樣性的研究都已出現，并各有自己的論據，國內學者也對中國引進外資和推動出口之間的關系展開了理論和實證方面的分析。

例如，楊全發(1999)通過對廣東利用外資與出口增長的實證研究，認為廣東總的出口貿易和一般出口貿易與外資的關系并不顯著;施敏穎(2001)則認為，FDI與我國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對進口的貢獻大于對出口的貢獻;謝冰(2000)依據1980年～1997年問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FDI對我國出口的增長作用顯著。 二、實證分析 1.蘇州地區FDI與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數據采用了蘇州市1992年～2005年間進出口與FDI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在這14年間，蘇州進出口總額與FDI呈快速增長。例如，進出口總額由從1992年的10.35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405.8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45.9%。FDI由從1992年的8.36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13.4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22.2%。

1992年～2005年蘇州進出口總額及FDI情況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為了進一步討論FDI對蘇州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擬采用回歸模型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建立FDI對進出口貿易的乘數效應模型。分別以進出口總額、進口額與出口額為因變量，以當年FDI與累計FDI(累計FDI是指滯后一年的FDI余額)為自變量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由于考慮到FDI存量也會對當年的進出口總額產生一定影響，所以也將其設為自變量。模型如下: Yt=b0+b1CFDIt-1+b2FDIt+ut (1) Mt=d0+d1CFDIt-1+d2FDIt+vt (2) Xt=f0+f1CFDIt-1+ f2FDIt+wt (3) 其中，Yt、Mt、X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CFDIt-1代表第t-1年末的FDI存量，FDIt代表第t年的FDI數額，b0，b1，b2，d0，d1，d2，f0，f1，f2為待定參數，ut，vt，wt為隨機誤差項。對該模型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得出回歸方程為： Yt=-229.105+0.03 CFDIt-1+13.51 FDIt (1) Mt=-116.203+0.008 CFDIt-1+6.728 FDIt(2) Xt=-112.035+0.027 CFDIt-1+6.757 FDIt(3) 方程(1)中，R2=0.98，F=284>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7.56>t0.025(11); 方程(2)中，R2=0.98，F=35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8.46 > t0.025(11); 方程(3)中，R2=0.98，F=22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6.63>t0.025(11)。

上述三個方程的擬合度和顯著性都非常高，回歸方程能夠很好的解釋FDI與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之間的關系。所以Yt，Mt，Xt與FDIt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根據上述回歸方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當年FDI每增加1億美元，蘇州的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3.51億美元，其中，進口額可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可增加6.757億美元。FDI對蘇州的對外貿易有著強大的促進作用，乘數效應非常大。 2.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衡量外商投資企業對出口貿易貢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情況。因此筆者引入兩個衡量指標。一個是外資企業出口額在蘇州出口額中占的比重;另一個是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度。貢獻度(用P表示)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量(用FXM表示)占蘇州出口增量(用XM表示)的比重，即：P=FXM/XM。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2 1992年～2005年蘇州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統計(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蘇州每年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始終很高，平均達到77.6%。顯然，蘇州的出口依賴于外資企業的出口。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總出口保持著正的貢獻度，特別是在1995年，P值高達457.3%，表明當年蘇州對外出口完全是由外資企業出口拉動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增長是蘇州對外貿易增長的重要源泉。

三、FDI在促進蘇州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FDI對蘇州對外貿易起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蘇州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但隨著FDI的不斷投入，一些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出來。

1.外商投資在產業間的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5年，在蘇州吸收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14%、93.47%、6.39%。2006年1-3月份，蘇州市利用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35%、88.77%、10.87%。雖然今年第一季度情況有所緩和，但總體來看，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很不樂觀。三次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導致蘇州對外貿易結構的不平衡發展，最終將延緩蘇州的工業化進程。

2.蘇州對外貿易對FDI依賴過大。從模型中可以發現，FDI對蘇州對外貿易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這個結論還能這樣理解：蘇州的對外貿易對FDI的依賴性也很強。蘇州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過分地依賴對外貿易量的增長，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年，FDI對外貿的這種促進作用進而可以傳遞到對蘇州經濟的影響。一旦蘇州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消失，FDI的減少將會以乘數效應對蘇州經濟產生巨大的沖擊。 3.對外貿易中出口過度依賴進口。從模型中還發現，FDI每增加1億美元，進口額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增加6.757億美元，兩者幾乎相等。這是由于蘇州的對外貿易形式以加工貿易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過度依賴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因此出口的增長實際上主要取決于進口的規模。進口主要不是為了滿足產業結構優化、技術的進步，而是為了維持出口數量的擴張。外商投資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在出口商品的價格構 成中，主要是進口原材料零部件的高昂成本，蘇州僅僅處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這樣的格局使得蘇州雖然在對外貿易的規模上不斷擴大，但對蘇州當地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社會福利并非有利。 四、對策建議 針對當前FDI對蘇州對外貿易具有強大促進作用的現狀，蘇州目前仍應該不斷吸引FDI，從而帶動對外貿易及經濟的發展。

但在吸引FDI時應該改變原有的格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投資結構，改善貿易結構。當前蘇州加工貿易的主要問題在于本身還處于低級階段，企業只是發揮了勞動力資源的優勢，而要創收更多的外匯，就只有大量進口和大量出口。要改變這種情況，蘇州在吸引外商投資時就必須同時注意“量”和“質”，對進入蘇州的外商投資企業要逐步提高進入標準(主要是技術含量門檻)，鼓勵高技術產業進入蘇州。并逐步優化外資在三產業中的比重，尤其是增加在第三產業上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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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負面清單 上海 自貿區

在國際投資領域，負面清單是相對正面清單而言的一種外商投資準入制度，是一國禁止外資進入或限定外資比例的行業清單，其中列明針對外資的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業績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 。可以看見，負面清單與國民待遇問題相伴而生，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表征的是一國給予外資在準入階段國民待遇的程度問題。在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通常又是“不符措施”的代稱，即與國民待遇不符之特別措施清單。

一、產生與發展

在國際貿易投資領域，負面清單首先是作為一種訂立協議的談判路徑和技術而產生的。早在1834年，在普魯士領導建立的關稅同盟即是用負面清單模式制定了彼此間的貿易條約——除非列明不開放和不取消，否則原則上許可開放所有進口市場、取消所有進口限制。這是負面清單在國際貿易投資協議上的首次運用 。之后，負面清單作為一種協議談判和達成路徑被廣泛運用于雙邊的或區域性的國際貿易投資協議的談判和簽署實踐中。然而，涉及外商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則只是近一二十年才得以發展和實踐 。

現代國際貿易投資協議中的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與正面清單制度一樣，都是在談判和建立戰后世界貿易秩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從1947年到1994年，馬拉松式的國際貨物貿易秩序談判催生了多邊貿易機構即世界貿易組織（WTO），使其成為同時期國際貿易談判的核心機制。該組織的基礎協議之一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以關稅減免和消除貿易壁壘為原則，其中減免關稅的產品名單以正面方式列明，不在列的產品無須承諾。幾乎與該協定同步的另外兩個多邊貿易協定則在負面清單模式上取得了突破。一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成員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二是《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囊括世貿組織成員國。前者完全仰仗負面清單，后者是兩種方式的混合，即開放的行業用正面清單列明，而各行業市場準入限制和國民待遇承諾則用負面清單標出 。雖然以上三個多邊貿易協議幾乎同時產生，但后兩者更大程度上受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使得不同國家間的貿易合作在服務貿易以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領域有了新的需求，因此，在談判路徑上走向了能夠增強市場透明度的負面清單方式。

進入本世紀，世界貿易與投資格局進入嶄新的調整期。一方面，盡管局部區域展露了保護主義色彩的傾向，但大體上世界各國都在合力形成一個更加開放、友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各國對外商投資領域的年度政策措施為例，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預見到，各國采納的開放性措施在本世紀初大幅增長，相對于限制性措施具有絕對優勢，2012年世界范圍內的兩項措施比例大體為3：1 。另一方面，1997年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部長會議失敗后，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長期停滯不前，這一局面催生了旨在推進世界市場一體化與建立多邊合作機制的全球三大經濟合作框架，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以及新近出現的全球經濟合作框架——“諸（多）邊服務業協議”（PSA）。三大經濟合作框架均有美國的參與與推動。因此，在投資自由化的選擇與美國的大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國際投資協定談判中采用美國投資協定范式的負面清單的準入前國民待遇條款。據統計，截至2009年，僅亞太地區，就有26個自貿區協議包含了負面清單的準入前國民待遇條款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個國家已經采用了這種制度，負面清單的外資準入制度已然成為國際投資規則發展新趨勢 。

二、理論依據及現實意義

（一）理論依據

雖然用正面清單還是負面清單達成某項貿易協議是由參與談判的成員決定的。從更深層次上而言，跟談判內容、談判方文化和歷史傳統分不開 。但是，這并不是說，負面清單制度的產生完全是一個既成事實，實質上，負面清單制度具有充足的理論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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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新實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修改主要體現在：將實繳資本改為認繳資本、降低公司最低資本限額、放寬出資期限、擴大投資方式等方面。修改后的公司資本制度仍屬于法定資本制范疇。這次重大調整使我國的公司資本制度更加完善。

新實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借鑒了國際上公司資本制度的發展趨勢，對公司資本制度進行了較大的修改，摒棄了嚴格法定資本制，過度到允許分期繳納的法定資本制。其變化和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仍屬于法定資本制范疇

1993年的《公司法》關于公司資本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23條、第25條、第78條,這些規定強調資本總額一次發行，一次性全部繳納，不允許分期繳納，實行的是嚴格的法定資本制。2005年對上述規定進行了較大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公司全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其余部分由股東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五年內繳足。”第59條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十萬元。股東應當一次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額。”第81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發起設立方式設立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發起人認購的股本總額。公司全體發起人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發起人白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五年內繳足。在繳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第84條規定：“以發起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應當書面認足公司章程規定其認購的股份；一次繳納的，應即繳納全部出資；分期繳納的，應即繳納首期出資。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應當依法辦理其財產權的轉移手續。”由此可見，設立有限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資本總額必須一次性發行、但允許分期繳納；設立一人有限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資本總額必須一次性發行、不允許分期繳納。對這些新規定，學者認為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屬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法》實行的是折中授權資本制；另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法是折中資本制和法定資本制并行。筆者認為上述對我國公司資本制度屬性定位的兩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或者說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法定資本制的特點是強調一次發行與一次認購，在繳納時可以一次繳納，也可以分期繳納，但不授權董事會發行。而折中資本制的特點則是資本的發行與認購是分次進行的，也就是說允許第一次只發行注冊資本的一部分，設立人只需認購部分資本，其他部分發行與認購可在公司成立以后進行，可以一次繳納，也可以分期繳納，但授權董事會發行，對董事會發行有限制要求。法定資本制與折中授權資本制的主要區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看資本的發行或認購是一次還是分次，二是看是否授權董事會發行。至于是一次繳納，還是分期繳納，不是兩者的主要區別。從2005年新《公司法》規定的資本制度來看，比較符合法定資本制的特點。因而，從整體而言，2005年新《公司法》規定的資本制度不是折中資本制，仍為法定資本制，是分期繳納與全額繳納相結合的法定資本制，比1993年《公司法》規定的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在繳納出資方面有所放松。

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資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統一

《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18條、《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6條、《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21條、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第4條對合營企業、合作企業，外資企業的資本做了明確規定，規定注冊資本是認繳資本,企業設立不以資本實繳為前提的，而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可以在企業成立后一期或分期繳付，不要求在企業成立時一次到位。對這些規定，有些學者認為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是折中資本制，也有些學者認為是法定資本制。筆者同意是法定資本制的理解，應該說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更符合分期繳納的寬松的法定資本制的特點。我國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有關注冊資本的規定與外商投資企業有關資本制度規定不統一，于是形成了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實行比較嚴格的法定資本制，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實行比較寬松的法定資本制，體現了對內對外有別的資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將1993年公司法規定的實繳資本改為認繳資本和實繳資本相結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采取發起設立方式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冊資本都是在公司登記時已經發行并被認繳了的出資。新《公司法》的這一規定使公司資本制度與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做到了完全的統一，都實行認繳資本。但是，對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實行實繳資本制。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將1993年《公司法》不允許分期繳納的規定，修改為根據不同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繳納方式，作了區別對待。依據新《公司法》第26條、第59條、第81條、第84條的規定，可以總結出新《公司法》允許有限責任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繳納，實行分期繳納的法定資本制，不允許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繳納，仍實行一次繳納的法定資本制。即分期繳納只適用于有限責任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適用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這說明新《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出資繳納方面的規定做到了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統一，（盡管分期的具體期限不完全一致）；對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募集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規定在出資繳納方面的規定與外商投資企業未完全統一。因此，在有關出資繳納方面，新《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規定還存在一定的區別，未達到完全統一。新《公司法》允許認繳和分期繳納的規定不但與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達到統一，而且也符合時展的潮流。因為，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載明的注冊資本允許分期分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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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較大成效，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但也存在很多問題，影響了引資的質量。本文在詳細分析我國引資中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提高外資利用質量的引資策略。

自1991年起，我國連續16年位列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之首，截至2006年年底全國累計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59萬多家，實際使用的外資金額超過7000億美元，這些企業來自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而世界500強企業中約有480家在我國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是我國經濟增長日益重要的的資本來源，而且直接拉動了對外貿易的增長，提升了制造業的技術與裝備水平，推動了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投資環境的改善。

一、我國在引進外資中存在的問題

盡管我國利用外資戰略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不加區分的激勵和政策引導帶來投資質量的低下，具體來說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引資成本過高。由于我國的引資戰略基于“雙缺口理論”， 吸收外資的最初動機來自于發揮外資的資本形成效應，因此引資時單純地以數量為衡量標準，而對外商投資的產業、項目規模、外商來源地選擇性不強，導致外資利用成本過高，具體表現在：（1）政策成本高，為吸引外資我國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導致稅收收入的流失，內外資企業競爭地位不平等，同時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2）資源與環境成本高，一些地方以低地價或“零地價”作為引資手段，有些外商投資企業“圈而不用”，大片土地長期荒蕪，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一些地方將勞動密集、自然資源密集、污染密集的產業引進我國，從而導致資源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引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3）招商引資成本高，為加大引資力度，一些地方出現了“全民招商”，舉辦大型展會招商，并組團大規模赴海外招商，耗資巨大，實效不高。

2.引資存在結構性失衡。這主要表現在：（1）FDI地區分布不均衡，2006年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569. 22億美元，占總量的90. 32%；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39. 22億美元，占6. 22%；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21. 77億美元，占3. 45%；東北老工業基地實際使用外資24. 66億美元，占3. 91%。這種明顯的地區傾斜導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差距日益擴大。（2）FDI產業分布不均衡，我國吸收的FDI約70％集中在制造業，而服務業吸引外資比例不高，基本上不到30％。服務業利用外資總量的比重，遠落后于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

3.引資質量低下。衡量FDI質量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溢出效應（Spillover）， 即FDI資本所內含的人力資本、R&D投入等因素通過各種渠道導致的技術非自愿擴散，如FDI帶來的培訓促使東道國人力資本的提高，FDI帶來的產業間溢出效應等。我國FDI來源于我國香港特區、臺灣省和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約占總量的80％以上，用溢出效應衡量，它們是非優質的FDI，利用我國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實行產能的低技術擴散轉移，沒有帶來更有力度的技術升級，也沒有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

4.引資政策法規和引資機制不健全。總的來看，我國引資政策法規立法層次偏低，缺乏統一的指導框架，政策僵化的現象十分突出。此外，國內招商引資的市場不規范，不計成本的惡性競爭十分激烈，中介服務機構分散，各自為政，盲目招商，功能單一。

二、提高外資利用水平的引資策略

1.在提高外資對經濟發展積極作用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利用外資的成本。首先是降低政策成本，改變對外資不加區分地給予政策優惠和傾斜，營造內外資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對外資的優惠嚴格限制在少數國家鼓勵發展的行業和地區。其次是降低資源和環境成本，積極引導外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采用先進技術，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但要防止強制性地增加外企的社會責任，應以鼓勵和引導為主，避免損害投資環境。最后要降低招商引資的成本，培養專業的招商人才，創新招商手段，渠道也應從政府招商轉向專業的投資機構招商為主，提高招商效率。

2.引導外資積極投向服務業和中西部地區，協調產業經濟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較弱，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因此提高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吸引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培養服務業的管理人才，使外資服務企業向本土服務企業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對促進我國服務業的發展，增強服務業的出口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在中西部地區外資項目偏少，中西部地區應根據自身的區位優勢，選擇符合本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的項目，著力加強投資環境的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在有條件的地方，打造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同時改善政府的服務質量，提高政府對外資管理的規范性。在此方面，國家也可適當保持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優勢。

3.加速技術引進，加強自身的研發能力，逐步實現引進技術的國產化。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的目的是為了自己消化和發展，增強本土企業的研發能力，而引進技術的國產化則是其成功與否的關鍵。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力量，鼓勵外資企業、科研機構與本土企業的交流，實現信息、資源、技術共享，組織企業對共性的技術問題攻關，同時從資金、人員上給予必要的支持，以此加強本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并獲得可與外資企業相抗衡的技術能力，實現引進技術的國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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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加工貿易 單位根 協整

一、引言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商品進出口連續5年快速增長，年均增長速度超過28%，中國對外貿易持續巨額順差的問題引起了世界的關注。2006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額為5103.84 億美元，進口額為3214.96億美元，順差達到了1888.8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2.6%。2006年加工貿易順差額占全部對外貿易順差額的106.43%，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由加工貿易順差問題所引起，加工貿易順差是我國貿易順差的首要來源。

本文主要分析加工貿易順差狀況，基于以下三點考慮，首先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間的要素轉移迅速增加，特別是國際經濟中產業內貿易比重迅速上升和大量產生的跨國公司經營活動對國際間的加工貿易活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加工貿易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并且加工貿易順差為對外貿易順差的最主要部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對加工貿易分析清楚了，整個對外貿易的情況也就更容易理解了。第二，是由加工貿易的特點決定的，加工貿易的特點在于“兩頭在外，中間在內”，加工貿易是由“進口原材料－加工生產－出口產成品”三個環節組成的有機整體，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成為加工貿易。因此加工貿易只是在中國加工生產，其兩端都是外幣主要由美元計價，這樣就規避了匯率波動的影響。第三，外資在加工貿易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雖然自1995年開始，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占全部加工貿易出口比重有所下滑，但比重基本維持在80%左右。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將其生長過程外包出來，我國憑借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拿到了國外廠商的外包，通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獲得價值鏈最低端的那么一丁點收益，同時，還要背負巨額貿易順差的“惡名”。

二、文獻回顧

近年來眾多國內外學者對于我國貿易順差的成因問題都有論述。張薇，陳仲常(2005）指出我國巨額的貿易順差一方面來源于不斷涌入國內的外商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則源于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從比較優勢理論角度分析了我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對于我國商品貿易順差的貢獻。但是，文章同時指出這種僅僅依靠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來促進貿易的手法是不利于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的。光（2005）在分析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長短期壓力的同時測度了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函數和進出口函數及其匯率彈性，估算了不同幅度匯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進外資和出口貿易減少的數量，以及由此帶來的GDP 和就業人數減少的規模。文中發現匯率升值對進出口額具有顯著影響，這種影響在三個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七個季度以后近于消失。這從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從匯率的角度上分析了貿易順差的成因。

陳繼勇、劉威（2006）指出我國貿易順差激增源于以下幾點：首先，投資需求的減少和消費的有效不足抑制了進口；其次，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使得加工貿易在我國發展迅速，間接擴大了我國出口貿易規模，從而貿易順差“虛增”；最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外出口對我國貿易順差的迅速提高也產生了做用。胡吉嶸（2007）指出我國的順差產生的原因除了別國轉嫁和消費品進口偏少之外，還源于我國對于一些產業先期的固定資產投資產出的效益。汽車、鋼鐵等產業初步完成了進口替代的過程，使得我們國家對這些產品的進口大幅度減少。同時，國內市場對于先期發展的一些產業產能已經趨于飽和，使得這些產品不得不出口，從而擴大了順差。此外，文中還指出我國豐富的勞動力儲備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也加速了國外制造業向我國的轉移,促進了出口的快速發展。

上述論文著重分析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原因，主要表現在理論邏輯闡述方面，很少有實證檢驗，而且專門分析加工貿易順差的論文極少。本文重點對產生加工貿易順差一些原因進行實證分析，從實證的角度探討產生加工貿易的因素，以期為中國解決貿易失衡提供一些思路。

三、中國加工貿易順差的實證研究

本文選取勞動力成本、交易成本和跨國公司投資作為實證分析的變量，研究它們對加工貿易順差額的影響。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我們選擇從1981年到2006年的時間序列。由于早期的加工貿易為逆差，如果選擇加工貿易凈出口作為因變量，該變量就不能對數化，于是很難消除誤差項的自相關現象。為了能夠對模型中的變量對數化，本文采用加工貿易出口額作為因變量，分析它與勞動力成本、交易成本和跨國公司投資的關系，得出影響加工貿易順差的效應。加工貿易出口(PTE)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勞動力成本選取制造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wage)加以度量，交易成本選取公路里程(road)加以表示，跨國公司投資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簽訂利用外資協議金額代表，這三列數據均來自中金網數據庫。本文運用EViews3.1進行分析。

1.單位根檢驗

對各變量及其差分變量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由表1可知，在給定的檢驗類型(c,t,k)下，lnPTE、lnPTI、lnroad是二階單整I(2)序列，lnwage、lnFDI為一階單整I(1)序列。由于lnroad為二階單整，和lnPTE同階單整，所以lnPTE與lnroad、lnwage、lnFDI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同理lnPTI與lnroad、lnwage、lnFDI之間也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這樣。下面就對這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作進一步的檢驗。

表1 平穩性檢驗結果

注:檢驗類型(c,t,k)分別表示ADF檢驗中是否會有常數項、時間趨勢項以及滯后階數為k，*表示1％顯著水平

2.協整檢驗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表2）表明，lnPTE與lnroad、lnwage、lnFDI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

這表明在長期lnPTE和lnroad之間正相關，lnPTE和lnwage之間負相關，lnPTE和lnFDI之間正相關。協正方程的系數說明，公里里程每增加1%，會促進加工貿易出口增加4.2989%；工資每增加1%，加工貿易出口減少8.8378%；FDI的引入每增加1％，加工貿易出口增加5.3876%。三個因素都對加工貿易有顯著影響。

表2 Johansen協整性檢驗結果

3.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方程式(1)的殘差項ECM，建立下列誤差修正模型。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時，首先需要選擇每一個變量的滯后長度，本文使用Hendry的從一般到個別的建模方法。一開始，每個變量滯后2期，然后，刪除那些不顯著的滯后期，獲得最終的簡潔形式模型(2)。誤差修正項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誤差修正模型(1)中，差分項反映的是短期波動的影響。加工貿易出口額的短期變化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的加工貿易出口額變化對本期的加工貿易出口額變化有的影響，即：加工貿易出口有一種慣性，本期的出口額會促進下期的出口；另一部分是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誤差修正項系數表明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當變量偏離長期平衡時，0.96%的偏離均衡部分會在一年之內得以修正。

（1）

四、政策建議

1.區分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增加加工貿易產品的技術含量

開展加工貿易是現階段與外資合作，吸引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形式。通過對外商投資的利用，可以減少資源和資金的約束，推動企業與國際接軌，增加出口的各種渠道，將國內生產的產品打人國際市場。而且，隨著外資進人水平和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工貿易產品檔次、技術含量也在提高，所以，它對推動地方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技術進步均有促進作用。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中所占比重更大，而且外商獨資的來料加工貿易發展趨勢增強。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外銷渠道和市場均優于國內企業。未來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主動權將主要掌握在外資企業手里，其發展戰略勢必影響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的方向。從國際生產布局和技術周期來看，電信、電腦等高科技產品的硬件制造都實現標準化生產，逐步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我們必須引導外商對我國進行高技術含量的投資，爭取使我國盡早介入到國際化生產鏈條中附加值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環節，以跟隨世界工業技術和產品的發展趨勢，使整體加工貿易產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通過提高技術含量，可以減少貿易順差額，又可以分享更多的貿易附加值。

2.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減少交易成本

基礎設施的改善對于中國的貿易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國的鐵路、公路的發展非常迅速，鐵路已經第四次大提速，高速公路的里程已居世界前列。基礎設施作為硬件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外資的投入，國家應該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引導外資的合理轉移。適國際產業的轉移，在中國內部形成合理的區域布局，減少加工貿易的數量，增加加工貿易的質量。

3.積極完善產業配套能力，加快產業鏈條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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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兩缺口模型,FDI,資本回報率

一、理論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一條飛速發展的道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擺脫貧窮和落后，大幅度增加投資，擴大資本規模是一條必經之路，但由于這些國家收入相對偏低，人口又多，人均收入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所剩無幾，無法形成有效的儲蓄水平。因而在擴大生產過程中經常有資金不足情況出現。這時候，引進外部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改變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發展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資金短缺狀況。這些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力度引進外資以彌補國內投資不足的問題。如今，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成為了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東道國之一。這些年來，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的推動作用已經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理論支持又是什么呢？學術界中對引進外資的理論已經作了很多有意義的探索。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錢納里和斯特勞在1966年提出的“兩缺口模型”。

“兩缺口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當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經濟發展的目標所需資源的數量與國內最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缺口時，引進外部資源是彌補這些缺口的必要條件。其推導過程可以表述為Y=C+I+X-M。其中Y為總收入，C為總消費，I為總投資，X和M個代表出口總值和進口總值。上式移項后為Y-C-I=X-M。又因為Y-C=S，所以S-I=M-X，即I-S=X-M。左邊的（I-S）表示投資與儲蓄之差，稱為儲蓄缺口；而右邊的（M-X）表示進口與出口之差，即外匯缺口，左右兩端必須平衡。如果投資大于儲蓄，則國內儲蓄出現缺口，這個缺口要靠進口大于出口來平衡。在一既定的核算階段，儲蓄缺口應于外匯缺口相等。

然而，在兩缺口模型中的四個變量的獨立變動的，他們各自計劃的數量也是獨自決定的，所以模型中的平衡是事后平衡。根據模型，調整兩缺口以使之平衡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一種消極的調整方法，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當儲蓄缺口大于外匯缺口，可以采用減少國內投資或者增加國內儲蓄的方法是兩個缺口得到平衡。但增加儲蓄短期內難以做到，降低投資則會減緩經濟發展。第二種情況是當外匯缺口大于儲蓄缺口時，可以采用減少進口或者增加出口的辦法使兩個缺口平衡，但增加出口在短期內同樣難以做到，減少進口則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第二中方法是一種積極的調整方法。即引進外資條件下的調整方式。如果兩個缺口不具有互補性，就不宜消極地采用壓縮投資或削減進口的方法，以免對經濟增長帶來不利的影響。而應當積極采用引進外資的方法，使兩個缺口在促進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得到平衡。引進外資以平衡兩個缺口模型具有雙重效果：一，可以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二，可以增加國內投資，減輕國內儲蓄不足的壓力。基于第二種方法的優點，其對發展中國家資金不足問題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二、兩缺口模型與中國實際的悖論

根據兩缺口模型，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的背景應該是在對外貿易中的入超國地位。然而根據對中國從1978年到200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的觀察，卻可以發現中國只有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少數年份里是處于貿易逆差的地位，其余年份，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中國引進的外資額卻在不斷增長。到2004年，實際引進外資總額達5621.05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這顯然與兩缺口模型所作的結論不相一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兩缺口模型只是從資本方面衡量引進外資對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引進外資不但從資本上補充了儲蓄缺口，而且在外商對中國投資的同時，還帶來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優秀的管理理念。所以，僅僅從資本一方面做考察是不夠的。用以考量中國的實際情況會出現偏差。對于兩缺口模型的這個不足，赫爾希曼等人做了進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等修正方法。發展形成的“四缺口模型”將引進利用外資的意義從彌補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擴展到了彌補儲蓄缺口、外匯缺口、政府稅收缺口及生產要素缺口，并論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彌補生產要素缺口，即企業經營管理、企業家才能、技術和技能以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的缺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較大、建設資金短缺時，引進資金通常會成為一國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此時外資政策目標強調的重點是引進外資的規模和數量，在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前提下兼顧外資的質量。相反，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消失、建設資金比較充裕時，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等生產要素便會成為一國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此時外資政策目標的重點是外資的質量，而資金則是次要的。

其次，最近學者們的研究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面對著相對低效率的國內金融體系和國外相對高效率的金融體系。因此，他們認為國內的儲蓄首先通過貿易順差流向國外，相應在國內積累起大量的國際儲備，然后又通過各種引進外資的渠道流回國內，通過這個迂回的過程來引入國外的效率較高的金融體系，使國內儲蓄得到比較充分的利用。

第三，在大多數產業，中國都對外商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其內銷產品，而所得人民幣經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可以匯出中國。到2004年，外商投資總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按照年內銷利潤為10%計算，即為500億美元。根據有關專家估計，大概有10%的利潤會被匯往國外，這就造成了外國投資資金的“回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引進外資的數額。。

綜上所述，我國在貿易中的順差地位和引進外資并不矛盾。

三、引進外資的適當規模的確定

引進外資的規模究竟應該多大是由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最佳的外資引進規模應該是讓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了計算方便，我們用平均成本代替邊際成本。收益是指引進外資對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的作用，用外資對GDP的貢獻率來衡量。成本則是外資在中國取得的利潤，用永續的現金流計算。根據資本的邊際產出遞減的效應，我們可以認為外資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起到的促進作用也是邊際遞減的。為了計算方便，簡單的從外資Kf，國內固定資產投資Kd，勞動力labor三個變量來考察國民生產總值。采用線性模型來對上述幾個變量進行回歸。數據如下：其中，GDP采用實際GDP，FDI總量為各年FDI乘以當年平均匯率加總，并考慮了通貨膨脹因素，通貨膨脹為GDP平減指數，即為各年名義GDP除以實際GDP，內資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為實際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總量減去FDI總量。我們假定回歸函數的形式為：GDP=b1Kd+b2Kf+b3labor+c+u

b1,b2,b3和c為待定系數，U是誤差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可以得出如下結果：

GDP=1.937231*Kd +5.113702*Kf + 0.323227*labor - 12323.03

（10.73406） （4.006903） （1.875107）（-1.256035）

擬合優度：0.993353 F檢驗值： 697.4040

指標顯示，模型表現良好，反映了現實的情況Kd的系數為1.937231，表示每一美元的國內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是1.937231美元。而Kf的系數為5.113702，遠大于Kd的，這就說明外資部門的生產效率確實比內資部門高。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外資進入中國帶來的現進技術和先進管理，以及在外資部門工作的勞動力普遍受過較高教育等。所以，根據回歸結果，外資的邊際收益為每美元5.11美元。

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的1萬2千4百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回報率高達22%，即一美元每年回報是0.22美元。按平均資本回報率10%來算。那么，根據永續年金計算的外資每美元的平均成本就是2.418美元。遠遠小于邊際收益。所以，從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說，目前引進外資的規模還存在擴大的要求。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該模型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模型使用的是總量分析方法，雖然證明了中國對外資存在需求，但是既未對國內投資結構和儲蓄結構做出分析，也未對所需的進口結構做出分析，因而同中國實際并不是十分吻合。實際上，有學者做過這方面更為深入，具體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二）模型強調了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卻淡化了挖掘國內資源來填補缺口的潛力。

（三）模型并未考慮到中國對外資的吸收能力。

（四）模型忽略了引入外資過多，將會對我國本土經濟帶來重大沖擊這個問題。

所以，單純從外國資本的成本——收益來考慮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雖然對我們的政策有參考作用，但還不夠以此做出判斷。我們必須更深入的，更具體的作多方面的研究。

四、政策建議

（一）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我們應該加強和完善經濟制度建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硬環境，同時健全外商直接投資管理體系，改善外商直接投資軟環境。

（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明確界定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調控方式。建立和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政府公務員的培養，努力提高中國政府的形象。

（三）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工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引導外商投資更多的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產業部門。積極促進環保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鼓勵外商投資與中國出口創匯產業。

（四）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結構，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1，繼續發揮東部地區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優勢。2，繼續辦好經濟特區，提高引資質量和檔次。3，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積極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

（五）通過方式創新提高利用外資的規模與質量。多樣化引進外資，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強化市場競爭程度，完善投資環境。。通過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金融體制，利用金融創新手段，提高資本市場的國外資本吸納能力。通過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和產權交易制度的完善，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并促進外資以多種形式投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改造，參與不良資產的處理。取消國內金融機構面向外資企業的惜貸限制。。

（六）注重利用外資與宏觀經濟目標的相互協調。調整外資來源結構，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加強宣傳，促進交流，用足用好現有政策。拓展融資渠道，鼓勵國內有條件的企業到海外融資與投資。

參考文獻：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2]生延超.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適度規模研究[D].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湘潭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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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工貿易得到很大發展。加工貿易方式從來料加工到進料加工再到外商投資為主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其加工貿易產品結構和區域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但在加工貿易迅速發展的進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

一、我國加工貿易的總體發展情況

1978年8月，廣東省簽訂了第一份毛紡織品來料加工協議，在珠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加工貿易企業——珠海海鮮憲州毛紡廠，從此加工貿易在我國開始發展起來了。到2008年的30年間，加工貿易取得了很大發展，其中：加工貿易出口總額從1981年的11.31億美元擴展到2007年的6177億美元，增長546倍，從占我國出口總額的5％躍升到50％以上；加工貿易進口總額從1981年的15.04億美元擴展到2007年的3684億美元，增長245倍，從占我國進口總額的6.8％躍升到38.5％以上；2008年1-10月，加工貿易出口累計5709.1億美元，占同期出口總額47.5%，加工貿易進口累計3283.4億美元，占同期進口總額的33.3%。加工貿易已經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一種主要方式，它對擴大出口、促進就業和帶動地區經濟增長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加工貿易的方式和內容都有了許多新的變化。

二、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變化

（一）加工貿易方式。加工貿易可分為來料加工、進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是一種盈利較小風險也較小的加工貿易方式，僅得到一點工繳費，而進料加工是一種盈利較大但風險也較大的加工貿易方式，必須自購料件、自銷產品、自負盈虧，因此要承擔價格風險和銷售風險。但是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沒有所有權轉移，而進料加工擁有產品的所有權。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加工貿易以來料加工為主；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以進料加工為主。正是由于加工貿易從來料加工向進料加工的演變，使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轉變為制成品貿易為主。20世紀末期到21世紀初，以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相對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及非關鍵的技術密集型環節為主，加工貿易不僅在吸收外商投資、擴大出口、增加就業和稅收方面，而且在提高國內產業競爭力，推動技術進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與合作中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二）加工貿易區域結構。由于沿海的區位優勢，中國最初的加工貿易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占了加工貿易的97.5%，而中西部21個省區市只占加工貿易的2.5%。90年代中期以來，加工貿易在中西部也逐漸發展了起來。主要因為對外開放的政策向內陸地區推進，國家加強了對中西部產業的扶持力度，并給予了優惠的政策支持中西部經濟的發展。此外，西部地區具有發展加工貿易的特有的優勢，有充裕的自然資源和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中西部地區借助沿海沿邊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陸轉移的趨勢，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

（三）加工貿易出口商品結構。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主要以加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到80年代后期，由于以進料加工方式為主，因此制成品出口比重增大；90年代中期以來，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迅速增長，2008年1-10月，機電產品出口額已達693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3.2%，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達350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6%。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促進并帶動了高新技術在我國出口產品中的運用，大大提高了這些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三、我國加工貿易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加工貿易產業基本處于國際產業增值鏈條低端環節。目前，我國企業主要是作為跨國公司國際產業鏈中為其在下游產業開展加工或組裝業務。即便是我國加工貿易發展較好的地區，比如，廣東、深圳等沿海地區，其制造業加工增值環節也主要停留在主要原材料和技術設備的加工生產階段，零部件和原材料仍是大量依賴進口，尤其是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含量的設備和中間投入品更是嚴重依賴進口。料件本地采購率低，國內產業鏈條短。這種狀態限制著加工貿易對我國經濟產業關聯和技術外溢效應的發揮，致使我國加工貿易產業結構總體上仍處于傳統、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中低技術(成熟技術)工序上，主體技術和加工制造檔次低。

（二）我國加工貿易中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比重大。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過于注重短期經濟效應和擴大就業率，加上我國環保法規的不健全，加工技術落后，在我國加工貿易的引進和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據測算，中國用消耗30%-40%的資源只生產世界5%左右的GDP。不僅如此，出口加工外商企業來華投資除了利用我國勞動力、土地資源外，另外還利用我國尚不完善的環保體系、扭曲的資源價格，將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產品加工業轉移到中國。世界各國工業化過程中原煤、電力消耗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一般保持在0.8-1.0之間，而我國原煤、電力等能源消耗的增幅明顯高于GDP增速，消耗彈性系數呈不斷擴大趨勢，該系數已經提高到1.6左右。

（三）我國加工貿易中外資企業占據主導地位。目前，我國加工貿易的經營主體是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企業中占80%，而本土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所占比重很低。近幾年外資企業加工貿易進出口平均占比超過75%，在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上占比更大，且外商獨資進料加工貿易發展趨勢增強。民族企業遠未成為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這說明國內企業目前參與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使得我國原有的工業基礎和技術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從而嚴重阻礙了整個加工貿易的升級和國內配套程度的提高。外資加工貿易企業集中在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最好的東部沿海地區，這導致加工貿易的配套主要是在外資企業間進行，人員流動也主要發生在外資企業間，產業關聯和技術外溢效應有很大的局限性。這樣，未來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主動權主要掌握在外資企業手中，其發展方向和區域規劃會受制于外資企業發展戰略和目標。

（四）容易引起國際間的貿易摩擦。中國的加工貿易進口與出口市場較集中，進口市場以日本和我國香港、澳門、臺灣省等國家和地區為主，出口市場則集中在美國、日本、歐盟。這種進出口市場的集中往往容易形成中國與歐美貿易時中方的順差地位和對方的逆差地位，而對中國來說，這種順差實質是華而不實的。因為美、日、歐等國將產品全部價值統計為中國對其出口，而不會減去中國加工貿易的進口額，從而出現巨大逆差，引起雙邊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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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根據新所得稅法的法律條文和實施細則，針對物流企業的行業特征，從影響應納所得稅額的兩個因素適用稅率和稅前扣除項目人手，比較了新舊所得稅法下物流企業不同的納稅標準，分析了新所得稅法對物流行業的政策引導，為物流企業盡快適應新法、調整納稅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意見。

1引言

2008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正式實施，與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相比，增加、修改、完善了許多內容。物流企業面對新所得稅法的實施，應正確把握政府的政策導向，即時調整納稅方案進行稅收管理，做到合法納稅，并最大程度地提高稅后利潤，發展企業。

2新稅法與舊稅法的對照分析

新所得稅法對照現行所得稅法，其主要特點是統一了五項標準并提出了兩項過渡措施，具體有：(1)法律適用統一。新所得稅法對現行內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進行了整合，把兩套不同的所得稅辦法“合二為一”。新所得稅法實施后，中國不同性質、不同類別的企業均適用新所得稅法。(2)納稅人認定標準統一。新所得稅法實行法人納稅制度，改變了以往內資企業所得稅以獨立核算為條件判定納稅人標準的做法，以是否具有法人資格作為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使內外資企業的納稅人認定標準完全統一。(3)所得稅稅率統一。新所得稅法將內外資企業的基本稅率確定為25％，除“過渡期政策”外，內外資企業在所得稅率認定上一視同仁，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得到了統一。(4)稅前扣除辦法和標準統一。新所得稅法原則上對企業實際發生的各項真實合理的支出允許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其中包括取消了對內資企業實行的計稅工資制度，對企業真實合理的工資支出實行據實扣除，對企業公益性捐贈、研發費用等費用支出的稅前扣除比例進行了統一規定。(5)稅收優惠政策統一。新所得稅法實行“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政策，除符合過渡性優惠條件和西部大開發區域優惠條件的企業外，設立在其他所有地域的企業均適用統一的稅收優惠政策。(6)對享受法定稅收優惠的老企業實行過渡措施。即對新所得稅法公布前已經批準設立，依照當時的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享受低稅率和定期減免稅優惠的老企業，給予過渡性照顧。(7)對部分特定區域實行過渡性優惠政策。即對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5個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內，新設立的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實行過渡性優惠，同時，新所得稅法還繼續執行西部大開發地區的鼓勵類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政策。

3新所得稅法對物流企業的影響分析

新稅法下內外資企業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讓內資物流企業與外資物流企業一起站上了公平起跑線。企業所得稅=企業應納稅所得適用稅率應納稅所得額=利潤總額+扣除項目調增項一扣除項目調減項由以上公式可知，應納所得稅的計算，主要受適應稅率和扣除項目的影響，新所得稅法對以上兩個因素均有新的規定。

3．1稅率分析

(1)微利物流企業適用稅率分析。舊稅法規定，微利企業享受27％和18％的稅率，外資企業享受24％或15％的優惠稅率，對于對應納稅所得額在3萬元(含3萬元)以下的企業，暫減按18％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對應納稅所得額在l0萬元(含10萬元)以下至3萬元的企業，暫減按27％的稅率征收所得稅。新法規定，微利企業所得稅率為20％其中工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00萬元；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

在我國，真正具有實力的綜合物流巨頭屈指可數，大量物流企業停留在單一的運輸或倉儲階段，普遍起點低、起步晚、規模小、整體實力弱。新舊稅法更替的標準中，最重要的是應納稅所得額標準。過去的規定是10萬元，過了l0萬元就要按33％繳納企業所得稅；新規定提高到30萬元，30萬元以內按20％的稅率計稅，超過30萬元才按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這樣會使更多的企業享受微利企業的所得稅率。

(2)一般物流企業稅率。原稅法規定：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對于外商投資和外商企業來說，卻有一系列的稅收優惠，如“設在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的外國企業和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24％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或者設在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屬于能源、交通、港口、碼頭或者國家鼓勵的其他項目的，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等一系列的規定，且生產經營企業經營期在十年以上的，還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對于內資企業，稅負是十分偏低的。新稅法出臺后，統一了稅率，統一規定所得稅率為25％。稅率的統一使企業能夠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分公平的競爭，有利于挖掘企業發展的積極性，同時也從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內資企業采取將資金轉到境外再投資境內的“返程投資”方式，以享受外資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企業扭曲行為。目前世界上159個實行企業所得稅的國家和地區的平均稅率為28．6％，中國周邊18個國家的平均稅率則為26．7％。相比之下，新稅法25％的稅率屬于中偏低。這樣的稅率有利于提高企業競爭力，也有利于繼續吸引外資。

3.2物流企業相關的稅前項目扣除標準分析

舊法在稅前成本扣除標準方面，內外資企業的差別很大。這種不同待遇給內資企業增加了很多負擔。新稅法統一了稅前扣除標準，有利于物流企業的公平競爭。新稅法主要對以下幾項扣除標準進行了修改：

(1)工資支出。新稅法改變了對內資企業實行的計稅工資制扣除，而改為按企業和單位實際發放的工資據實扣除。按照舊稅法，如果內資企業實發工資高于計稅工資標準，那么對超過部分就存在重復征稅問題一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個環節都有征稅，而新稅法的制定避免了重復征稅的問題。物流企業屬于人才密集型企業，新稅法的規定有利于物流公司降低人力成本，為物流行業引進高級管理、技術人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促進了物流行業盡快擺脫低層次徘徊狀態。

(2)研發費用。新稅法規定，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時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可按實際發生額的150％抵扣當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新稅法同時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而舊法規定研發費用據實扣除，對研發費用增長幅度在10％以上的，可再按實際發生額的50％抵扣。對于物流行業來說，改變低起點、小規模、競爭力不強的現狀，就必須加大研發投入，提高技術改造水平，新稅法取消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一些條件限制，更加有利于物流行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技術含量和競爭能力，設計出節能、環保、高效、科技含量高的物流服務產品。

(3)廣告支出。關于廣告支出，舊稅法對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有不同的規定。具體有①考慮到高新技術企業推進新技術的必要廣告支出，高新技術企業的廣告費可在稅前據實扣除；②糧食類白酒生產企業不屬于國家鼓勵類生產項目廣告費不得在稅前扣除；③一般企業的廣告費支出按當年銷售收入一定比例(包括2％、8％、25％)扣除，超過比例部分可結轉到以后年度扣除。但是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不分類別均可據實全額稅前扣除。

新企業所得稅中將廣告費用的扣除規定在按年度實際發生的符合條件的廣告支出，不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15％(含)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部分準予在以后年度結轉扣除。廣告費是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的重要支出，對于起步較晚、起點較低的物流行業來說，將會從中受益。目前物流企業投入廣告比例普遍偏小，一般在0％～2％之間。廣告客戶絕大多數是物流商用車生產企業和會展企業，其中物流企業廣告僅有國外巨頭ups等，國內的也僅有中遠、中外運、中國郵政等大型國企的形象廣告，鮮見其它物流企業身影。物流廣告客戶缺失已經成為嚴重制約行業媒體發展的重要因素。

(4)基礎設施折舊。新稅法對企業足額提取折舊的、租入的固定資產的改建支出、大修理支出準予扣除，同時規定由于技術進步等原因，確需加速折舊的，可以縮短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

我國物流行業長期存在基礎設施不足，技術裝備落后的現狀。雖然近幾年來，我國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了不少，修建了許多高速公路，鐵路也幾次大提速，但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仍然不能完全滿足物流服務的需求，主要運輸通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倉儲設施落后，大量的倉庫是2o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舊建筑，在倉庫防火、防潮、防盜等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在使用高新技術手段儲藏現代化的商品方面困難也不少。另外，現代化的集裝箱、散裝運輸發展速度緩慢，高效專用運輸車輛少，運輸車輛以中型汽油車為主，能耗大、效率低，裝卸搬運的機械化低。

對于物流行業來說，運輸工具、倉儲設施、裝卸設備、信息設備等固定資產的投入是實現物流高效化的重要保證，隨著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物流行業逐漸呈現出大型化、高效化、專業化和自動化固定資產的投入需求，新稅法的規定完全有利于物流行業的這一發展趨勢。

(5)企業兼并虧損彌補。新稅法與舊稅法對企業合并彌補虧損有不同的規定，舊稅法規定：可彌補被合并企業虧損的所得額=合并企業未彌補虧損前的所得額x(被合并企業凈資產公允價值÷合并后合并企業全部凈資產公允價值)(國稅發【2ooo】119號)新企業所得稅法：當年可由合并后企業彌補的被合并方企業虧損限額=被合并企業凈資產公允價值x國家當年發行的最長期限的國債利率新稅法將加速物流業兼并、重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