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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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G8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2-0063-02

一、江西省FDI的發展現狀

（一）江西省利用FDI的總規模

“十五”時期，隨著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重點的轉移，江西省準確調整了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重點，GDP增速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開始突破以往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吸引外資增速一直位居中部六省之首。2001—2010年，江西省FDI增速8年超全國水平，其中，2010年江西省吸收FDI 51億美元，同比增長26.77%，占全國利用FDI比重的4.83%，達到歷年最高水平。據統計，2011年全省實際使用外資60.59億美元，同比增長18.78%。

（二）江西省利用FDI的地域分布

FDI在江西省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地區差異，即投資主要集中分布在京九沿線、GDP排江西省前三位的南昌、贛州、九江，這主要是因為這三個城市基礎設施較完善，交通較為便捷，產業配套能力較強，市場輻射范圍較廣，人才、資金、信息要素流動較快。2010年，僅南昌、贛州、九江三個城市就占全省FDI項目數的60%以上，三市實際使用FDI金額近30億美元。外資流入的空間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全省經濟的持續、均衡、協調發展，影響經濟發展的后勁。

（三）江西省利用FDI的產業分布

FDI在彌補該省資本不足的同時，也通過技術外溢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又由于產業特點、投資方式及國家政策的不同，FDI對各產業增長的貢獻是有差別的。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累計實際使用外資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為53861億美元、358863億美元和97360億美元，占比分別為10.56%、70.35%和19.09%，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是FDI的重點領域。從第一產業內部FDI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農業尤其是種植業。對工業的FDI大部分集中在制造業，其中加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輕加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加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業。

（四）江西省利用FDI的來源地

近年來，來江西省直接投資的國家和地區不斷增多，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從投資來源看，亞洲一直是江西省FDI的主要來源地，其中香港占比最大；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北美洲。隨著CEPA的簽訂，香港與江西省的經貿關系將更加密切，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居于對江西省投資的首位。臺資雖然大規模進入江西省較晚，但增速很快，已成為江西省外資的第二來源地。由于近幾年江西省加大了招商引資的力度，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有較快增長，占比不斷提高。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個別發達國家的投資有較大幅度下降，但總量仍保持增長，2010年，隨著全球經濟復蘇，江西省FDI繼續攀高，以美國、新加坡、韓國、日本為例，增幅都在100%左右。

（五）江西省利用FDI的業績指標分析

FDI業績指標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地區FDI流入量占FDI總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該地區GDP占GDP總量的比例。具體公式為：

某省吸收FDI業績指數=（該省FDI規模/全國FDI規模）/一省GDP總額/全國GDP總額

如果業績指數值大于1，表明該省吸收的FDI大于經濟規模所能吸收的期望值，即業績突出；如果業績指數小于1，表明該省吸收的FDI低于經濟規模所期望的數量，即業績低下；如果業績指數值等于1，表明該省占全國FDI的比例與其占全國GDP的比例一致，即業績正常。近幾年，江西省引進FDI的業績指數值較高，業績較好，2001年以后每年均大于1，其中2006至2010年上升較明顯，這一數值接近2，顯示江西省具有較強的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江西省利用FDI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吸引FDI規模區域分布不平衡，各城市差距拉大

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贛州、吉安、宜春五個設區市，而景德鎮、鷹潭等地區所占份額較少，同時，外貿出口、對外經濟合作、旅游業在外商投資主要聚集地的設區市所占比重也較大，其他設區市比重較小，各設區市發展差距拉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投資環境因城市規模、地理位置、相關配套產業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導致外資流向過于單一。

（二）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集聚效應不強

根據前文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FDI在江西省高度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部分制造業，雖然近年來，FDI流向第三產業的規模在不斷增大，但仍遠低于第二產業。且外資項目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產業鏈條短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項目單一，基本屬于初級發展類型，難以形成產業集聚效應，更談不上形成核心產業群。此外，至今還沒有跨國公司將地區總部、研發中心、物流中心等設在江西省。

（三）引進外資質量不高，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創新能力

長期以來，企業自身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更缺乏企業賴以生存和競爭的核心技術。在江西省引進的外資項目中，有些項目是發達國家的淘汰項目，甚至還有一些是在發達國家不允許的重污染項目。外商將落后甚至是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能產品轉移至江西省一些地區，新建了大量的造紙、化工、冶金等重污染企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片面追求GDP，對企業放松監管，結果對江西省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同時，省內一些合資企業，中方基本都缺乏核心技術和創新能力，在產業發展主導權和決定權上都受制于外商。

（四）利用外資方式單一

在利用外資方式上，江西省仍以FDI為主，其他外資方式比重較小。而在FDI中又以“綠地投資”為主要投資方式，并購、BOT、TOT等新投資方式很少。

三、江西省吸引FDI的對策與建議

（一）不斷規范并健全外資管理體制

在繼續保持勞動力、土地等廉價生產要素優勢的同時，政府應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政策，健全市場機制，規范市場競爭，改善投資環境，要加大對資源消耗大、不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產業的外資監管力度。盡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督促外商投資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在使用外資的同時要做到促進資源、環境和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提高利用FDI的質量

江西省利用FDI不僅要注重數量的增加，更要注重提高投資質量，增強投資潛力。首先，從投資的結構來看，應該增加外商在農業產業和服務業的投資，引資政策應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環境污染少的產業傾斜；其次，從投資規模看，應該積極引進大型跨國公司投資，以其強大的規模效益吸引相關產業的聚集，對周邊發展起輻射作用；再次，當前江西省外資來源主要是港臺地區，今后要加大對歐美大型企業資金的吸引。依靠歐美投資所帶來的先進技術，縮短產業梯度轉移的技術鏈條，加快提升江西省經濟競爭力和科技水平；第四，由于江西省外商投資主體以外資獨資為主，缺少和本省企業的聯姻與整合，有關方面應采取有效措施，鼓勵本省企業參與外商投資產業的經營與合作，充分利用外商投資，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提高當地企業的競爭力。

（三）調整引資政策，擴大引資領域

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修訂指導外商投資目錄，引導外資投向。制定產業政策和外商投資政策，支持、鼓勵外商投資江西省優先發展的產業和領域。研究區域發展政策，引導外資地區投向。綜合運用稅收、投資、土地等手段，重點引導外商投向現代制造業、現代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既要大力推進交通、電力、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對外開放，加快商業零售批發、現代物流、運輸服務、電信、銀行保險、旅游等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各級政府還應依托各自優勢，加大宣傳推介力度，廣泛深入開展招商引資工作，努力擴大外資來源，實現外商投資多元化。

（四）引導外資合理分布，強化產業集群效應

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選擇非常注重關聯配套產業的發展水平。為此，江西省要實施“第三代引資政策”，即產業集群引資。要明確未來產業發展定位，整合提升各類工業園區，走專業化分工協作的道路，有規劃地重點發展一批關聯配套產業，形成產業集聚，利用集聚效應提升區位優勢，形成對FDI的強大吸引力。要加快吸引跨國公司入駐，選擇本省優勢企業與之形成外包或合作伙伴，從而促進FDI與產業集群發展的良性互動，推進內、外資企業的有機對接，擴大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和關聯效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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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農業；外商直接投資；制約因素

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農業利用外資的主渠道。截至2005年底，我國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金額已超過329億美元。農業利用外資彌補了國內資金對農業投入的不足。引進了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優良品種和先進管理經驗，促進了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提高了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但農業利用外資規模小、結構不盡合理等現象也不容忽視。

一、我國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一)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農業利用外資的主渠道。“八五”以前，我國農業利用外資以間接投資為主，主要是國際組織無償援助和各種金融貸款，提供資金的主體是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例不到20％。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這種情況發生明顯變化。“八五”期間，外商投資逐漸成為農業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九五”期間乃至近年。外商投資進一步增大。

(二)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偏小。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農業利用外資金額有了較快增長，1999年至2006年的8年間，農業利用外資項目4130個，合同外資金額83.88億美元，但農業利用外資在全國利用外資總額中所占比例還不足4％，截止2006年4月，外商直接投資農業的協議金額僅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1.93％，與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相比，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很小。

(三)產業和區域分布不平衡。我國農業利用外資的領域和范圍不斷拓寬，項目范圍遍及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包括農業、林業、水利、畜牧、漁業各業的所有方面。但截止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我國的產業結構分布情況為：第一產業占1.96％，第二產業占68.69％，第三產業占29.36％。截止2005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為：東部地區占84.85％，中部地區占8.87％，西部地區占4.37％，有關部門占1.90％。可見，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與我國總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不平衡。

(四)跨國公司開始直接投資我國農業的生產環節。近年來，外商打破以往投資我國農業集中在加工及銷售環節的程式，由“銷售商”變身“農場主”，這意味著將對我國農業傳統的種植模式、組織方式等產生強烈沖擊。日本朝日啤酒公司同伊藤忠商事公司和住友化學工業株式會社一起，在山東萊陽租下1300畝土地，計劃采用有機種養的方法搞溫室大棚和奶牛養殖。澳門恒河果業以前在內地主要經銷水果，2003年3月之后開始變“賣”為“種”，在重慶江津摘10萬畝柑桔生產基地，采用“公司提供種子、技術服務＋果農協會管理＋農民種植＋公司統一收購”的經營方式。法國威望迪環球公司是全球500強企業之一，它旗下的“康納”橙汁飲料在世界果汁行業首屈一指。而重慶忠縣是世界上最適合柑橘生產的三大地段之一。1997年威望迪環球公司開始在忠縣和農民合股建柑桔果園基地，短短幾年，項目投資達6億多元(含中方投資及農民的投資和投勞)。

二、我國農業領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

(一)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生產方式占很大比重，難以吸引外資。農村的規模化和經營組織化程度低，加上人多地少，農業種植生產技術相對落后，加上規模化農業投資大、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及多變因素影響大，難以有效吸引外商投資。

(二)農業已列入國家鼓勵類外商投資的行業，但在政策上沒有得到有效的體現。如，在外商投資農業綜合開發及生態觀光農業上，在使用農村集體土地等問題上，審批期限長，手續繁瑣。我們鼓勵外商投資改善荒山、河灘等，鼓勵外商投資中西部地區農業綜合開發，但沒有出臺差別化優惠待遇。另外，外商投資農業與投資一般加工制造業在審批、稅收減免和融資條件等方面沒有區別，客觀上影響了外資進入的積極性。

(三)我國有關立法相對滯后。農業領域特別是農業流通服務業利用外資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指導。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承諾，我國將在人世后2到4年內允許國外企業在中國設立從事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相關服務的合營企業；允許設立倉儲服務的合營企業；允許外國服務企業從事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的批發和零售業務，但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仍未出臺，外商投資上述農業服務業領域依然無法可依。

(四)我國農業管理體制在農產品產銷之間、內外貿之間、產學研之間、生產與投資管理之間存在相互脫節的問題。地區封鎖、行業分割和部門壟斷及交易行為不規范，農產品的倉儲、運輸、內銷、出口等方面對外商存在著行業壟斷專營及出口許可證和配額要求等，不僅在較大程度上約束了我國農產品的生產、流通和進出口，同時對外商投資進入我國農業和農產品經營領域等也構成了較大阻礙。

三、我國農業領域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措施

(一)繼續加大我國在農業基礎設施和科研上的投入。加強國家對農業產業化的引導，努力提高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大對各種所有制的農業企業，包括加工、流通、進出口企業的扶持力度，建立國際農產品信息機制，積極推進國際農業合作，大力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精準農業和節水節能高效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生產者素質，增強同外商競爭的能力，為吸收外資創造良好的基礎條件和外部環境。 　(二)加快農業領域的立法工作，對外商投資農業領域加以有效引導和監督。針對我國加入WTO后農業開放特別是農業服務領域開放的承諾，要積極組織有關專家學者加快對相關領域的調研工作，充分借鑒國外農業利用外資的經驗，結合當前世界農業發展趨勢及我國農業發展的特點，加快出臺既符合WTO規則又能有效保護和促進我國農業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對外商投資農業服務領域予以有效引導和管理。

(三)農業領域吸引外資要做到間接投資和直接投資并重。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比較大，不確定性因素多，且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投資大、周期長，客觀上制約了企業的投資熱情，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提供的農業貸款，一直是發展中國家農業融資的主要渠道，這就要求政府在農業融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此，我國要積極利用國外無息和低息農業貸款，加大對我國農業生態環境和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結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特點和國際資本流動趨勢，加快落實好現有有關外商直接投資我國農業領域的各項優惠政策，適當調整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營銷和對外貿易中的有關稅費規定。特別是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加大對外商在稅收、用地、融資等方面的相關鼓勵和優惠措施，進一步擴大農業對外開放的幅度和范圍，繼續下放審批權限，簡化審批程序，真正有效地體現國家鼓勵外商投資農業的政策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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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面板數據

一、文獻綜述

(一)理論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績效的問題有許多較為深入的研究。由于對問題的視角和切入點的不同,國內學者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從總體上對這一問題研究,例如:沈坤榮(1999)討論了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而且對全要素生產率有正的影響。從地區經濟角度進行研究,例如:米運生(2006)研究表明,中國FDI配置效率的區域差異特征明顯。在動態趨勢方面,東部優勢減弱,中部綜合優勢明顯;(2)著眼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例如:唐正康、繆克平(2003)對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了簡略的綜述;(3)分析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例如:劉春光、尹華(2008)根據我國1985～2005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工業廢氣排放量的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在從長期中,外商直接投資加劇了我國環境質量的惡化;(4)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人力資本的關系問題。例如:王志鵬、李子奈(2004)構建了考慮外商直接投資(FDI)外溢效應的準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研究發現FDI對經濟增長地作用具有鮮明地人力資本特征,各地區增長實踐呈現條件收斂態勢;(5)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例如:李雪(2005)根據我國1983-2003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應用格蘭杰因果關檢驗和恩格爾一格蘭杰協整檢驗,發現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產業結構效應,但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變動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不存在。

(二)實證研究現狀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根據所采用的實證研究方法與模型的不同,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績效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集中方法:(1)回歸分析法。例如:趙晉平(2001)以1984-1999年我國合同利用外資額和三次產業的工業增加值為研究樣本,利用最小二乘法分析,發現利用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有影響的,其中對第三產業的影響最大,對第二產業的影響次之,對第一產業的影響最小;(2)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例如:李靜萍(2001)利用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對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認為全球化(包括外商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國內投資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3)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例如:楊萬平、袁曉玲(2008)在分析對外貿易、FDI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時,通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對外貿易、FDI對我國環境污染的長期動態影響;(4)面板數據模型。例如:黃志明和許承明(2008)在分析了上海FDI在上海產業和行業內的分布特點,并采用面板數據模型檢驗了1999年至2006年間FDI對上海三大產業貢獻的影響。

二、問題提出

對于引進外資績效的衡量,由于切入點、視角和評價標準的不同,導致了研究分析范圍的不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來衡量,多數采用了回歸分析法。隨著對問題研究的深入探討,學者們又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研究,譬如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外溢、人力資本、環境污染以及產業結構的關系問題。而且所使用的實證研究方法更加復雜和精細。雖然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與分析,但是從產業結構的視角來進行評價與衡量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更為重要。產業結構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基礎,而外商直接投資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資活動會引起國內市場供應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產業結構的改變。

在實證研究的方法上,多數采用了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恩格爾一格蘭杰協整檢驗的方法。而在實證研究中使用面板數據模型多集中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外溢、人力資本、環境污染以及跨區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在研究產業結構方面使用面板數據模型的較少。

與此同時,對于青島市引進外資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資對青島市經濟增長、環境質量等角度,并沒有從較深層次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青島市產業結構的關系問題。而且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多數使用了普通的回歸分析法,并沒有采用面板數據模型來進行分析研究。

三、青島FDI的產業結構特征與青島GDP的產業構成

青島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如圖1,選取了1999―2005年的數據,其中Fl、F2、F3分別表示FDI在青島第一、二、三產業中投資比例。由圖1可以看出:1.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一產業中的投資比例較低,且分布趨勢平均保持在2.56左右。因此,FDI對第一產業的影響很小。2.第二產業吸引的FDI的所占比例最大,第三產業次之。同時,從2000年之后,F1有不斷上升的氣勢,而F2則不斷下降,但兩者的邊際變化率較低。這可能是由于青島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后對青島的影響較大,同時也跟政府的政策有關。因此,相對于第三產業,FDI對第二產業的影響較大。

圖1.青島FDI的產業結構

圖2是青島GDP的產業構成。第一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最小,而且逐年下降。而第二產業占主導地位,第三產業次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差較大,平均在9.6左右,基本符合“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同時,在2001年之后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明顯提高,而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圖2.青島GDP產業構成

比較圖1和圖2可以看出,2001年之后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可能由于在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中的投資比例增加引起的,所以二者關系顯著。而第一產業吸引的FDI的所占比例與第一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之間可能存在負向效應。同時,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與第三產業吸引的FDI的所占比例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

四、實證研究

本文選取1999年-2005年統計數據,通過面板數據模型,來研究FDI對青島市三次產業增加值的貢獻作用,從而了解FDI對青島市產業結構的影響。以第I產業增加值(GDPi)作為被解釋變量,將第 產業利用外商直接外資額(FDLi)作解釋變量,考慮到數據的平穩性和異方差,分別對 和 取對數,將lnGDPi和lnFDLi作為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因此回歸方程:

lnGDPit=αi+βilnFDLit+μt

i=1,2,……,N,t=1,2,……T

在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時,必須對模型形式的設定進行檢驗,從而避免模型設定的誤差,使參數估計更加有效。本文使用協方差分析檢驗,檢驗如下兩個假設:

H1:β1=β2=…=βN

H2:α1=α2=…=βN

β1=β2=…=βN

在假設H2下檢驗統計量F2服從相應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

如果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2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2,繼續檢驗假設H1。反之,則符合模型lnGDPi=α+βlnFDIi+μi (1)。

在假設H1下檢驗統計量F1服從相應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F2=(S2-S1)/[(N-1)k]S1/[NT-N(k+1)]~F[(N-1),N(T-k-1)]

如果計算得到的統計量F1的值不小于給定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則拒絕假設H1,符合模型lnGDPi=αi+βilnFDIi+μi(3)。反之,則符合模型lnGDPi=αi+βlnFDIi+μi(2)。其中,S1,S2S3代表殘差平方和。

通過計算相應 檢驗統計量,在95%的置信水平下,F2=102.88> F(20,18)=2.19,F1=2.136< F(15,18)=2.27,因此符合模型(2)變截距模型。同時變截距模型又分為固定影響和隨機影響兩種。本文采用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表1是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回歸結果。

表 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848194 0.013593 62.40160 0.0000

FDI? 0.166305 0.014725 11.29394 0.0000

Fixed Effects (Cross)

_T1-C -0.016333

_T2-C 0.006951

_T3-C 0.009381

Effects Specification

Cross-section fixed (dummy variables)

Weighted Statistics

R-squared0.999996 Mean dependent var31.00088

Adjusted R-squared 0.999995 S.D. dependent var504.8822

S.E. of regression 1.102104 Sum squared resid20.64875

F-statistic 1399079. Durbin-Watson stat1.58662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貢獻都較小,但還是可以比較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的相對貢獻作用。首先,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都起作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流人促進了青島產業結構的調整;其次,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對三次產業的作用的大小是一樣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各個產業的增加值提高0.1663個百分點;最后,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對三次產業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三次產業的固定影響系數分別為-0.016333、0.006951和0.009381,即對第一產業產生負向效應;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生正向效應;而對第三產業產生的正向效應又要大于對第二產業的正向效應。

五、結論及建議

產業結構合理化就是要促進產業結構的動態均衡和產業素質的提高,因此它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目前青島的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且第一產業不斷下降,同時第三產業基本保持穩定,總體顯現出“二三一”的產業變化規律。由前面的實證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三產業的正影響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的正影響,而且目前,青島引進的外商投資多集中于第二產業。因此,在引進外商投資時政府可以采取政策優惠或法律制度等措施,來積極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特別是現代服務產業的發展,使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并逐漸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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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據1999-2010年相關數據，利用變異系數和廣義最小二乘法對中國東、中、西和東北四大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地區碳排放差距的影響進行了研究，認為四大地區碳排放絕對差距呈逐年上升趨勢，無論是碳排放的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均表現為東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和東北地區最少；四大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絕對差距逐年上升，且東部最大、東北次之、中部第三、西部最少；外商直接投資相對差距的大小依次為西、東、東北和中部；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地區碳排放差距的影響為負；人均總產值地區差距對碳排放地區差距的影響為負；地區開放程度差距對碳排放地區差距的影響為正；從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不同能源碳排放地區差距的影響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煤和石油兩種能源碳排放地區差距的影響為負，對天然氣碳排放地區差距的影響為正，最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碳排放；相對差距；絕對差距；四大地區

中圖分類號 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3-0098-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3.016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在資源稟賦、技術條件、工業化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各地區在碳排放上也存在差距，這種地區間的碳排放差距不僅不利于我國與碳減排制度有關的政策的擬定，也制約著中國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改革開放后，隨著全球產業梯度轉移，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入中國，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相對先進的技術、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給中國帶來了如環境污染、碳排放量增加等問題，現有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碳排放具有顯著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地域性特征，這種地區分布差距是否會對中國碳排放的地區差距產生影響、產生何種影響，這不僅關系到中國未來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也對未來各地區對待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態度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從理論上講，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碳排放地區差距應存在正向（消極）和反向（積極）兩個方面的影響。從正向（消極）影響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投資于中國的某一地區，可能存在兩個主要目的，第一，充分利用中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在此過程中，大量自然資源的消耗，特別是以煤炭為代表的高碳排放能源的消耗，必然增加該地區的碳排放量；第二，規避發達國家的環境規制，從而將本國的高碳排放工業和相對落后的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這也將增加該地區的碳排放量，國際上流行的“環境避難所”假說正反映這一問題。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的擴大將導致地區碳排放差距的擴大，即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碳排放地區差距產生正向（消極）影響。從另一方面來看，雖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在國外屬于高碳排放的落后技術，但相對于中國本土企業而言，其所應用的技術仍屬于相對先進的低碳排放技術，因此，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入中國的某一地區后，一方面可以通過示范效應促進該地區本土企業使用更為環保的生產技術，另一方面也可以部分替代原本由當地高碳排放的本土企業所生產的產品，而這兩個方面都可以促進當地碳排放量的降低，從而縮小該地區與其他地區在碳排放量上的差距，這可以被稱之為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碳排放地區差距的反向（積極）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對碳排放地區差距的總影響則是由上述兩種影響綜合作用的結果，當正向（消極）影響大于反向（積極）影響時，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差距將擴大碳排放地區差距，反之，當反向（積極）影響大于正向（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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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增長 隱性危機 FDI

一、引言

FDI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對中國近二十多年來開放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引進FDI確實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近幾年，我國吸引FDI的成效并不顯著。FDI在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 其負面效應日益凸現。

二、外商直接投資存在的隱性危機

引進FDI主要有一下幾點好處：第一 ，刺激出口，增加外匯儲備；第二，刺激國內競爭；第三，適當緩解就業問題；最后，FDI主要解決的是資金問題，而且相對而言風險較小。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引進FDI在微觀上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從宏觀上來講，引進FDI是解釋不通的。有研究認為，在危機發生的時候，由于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內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資金從東道國流進和流出，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著更大的波動性。還有研究認為，FDI有兩個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進FDI國的本國投資的盈利能力會相應減弱；其次是由此導致的本國投資者對未來投資的消極心理，從而減少繼續投資。這兩個方面都給本國經濟帶來了危害，減少了本國的投資利潤，不利于本國國際收支平衡。甚至還有研究認為，外來的FDI實質性質也是為了獲取利潤，而這種利潤輸出會惡化本國國際收支，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三、危機應對策略

對于以上危機的解決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盡量減小風險。關于資本的穩定性問題，可以從根源出發，嚴格控制引進外資規模，提高引進外資質量。

首先，降低國際收支對外貿的依存度。由于各個國家都盡力保持貿易收支平衡，因此，進口依存度也就相當于出口依存度。對我國來說，現有的實際外貿依存度并不算高，因此，在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外貿易依然是我國應貫徹的一項基本國策；與此同時，貿易的各個產業分配還有待改善，地區貿易分布也應有所分散。

其次，調整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與此同時積極鼓勵本土自我創新。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兩種。一是直接優惠方式，二是間接優惠方式。自主創新能力是區域經濟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再次，盡可能將我國外匯儲備發展為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兼顧的“良性”外匯儲備。各國政府管理和經營外匯儲備，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個原則。但是，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各國在經營外匯儲備時，往往各有側重。總的原則就是利用投資組合策略分散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

最后，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后完善外商投資企業的內部制度，防止商業機密泄露。與之相對應，外商投資企業內部交易稅收問題也呈現明顯特征。我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時應盡量避免外商對企業的控制，將其控股比例嚴格限制在某一范圍內。

四、總結

我們需要合理利用外資，控制引資規模，提高引資質量；優化引資結構，加強產業政策； 取消超國民待遇，制定反壟斷法；堅持獨立自主，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國應該積極地引進債權而非股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FDI對我國經濟安全的潛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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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經濟

外商直接投資簡稱FDI，它是指是一國的投資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取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外商直接投資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因為它無論對本國還是東道國的經濟發展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它對本國的經濟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引進先進的技術，先進的商業模式和管理模式。第二，給大量閑置的勞動力創造了就業機會，使就業的結構更加完善。第三，使投資增加，資本的流動性增強。第四，增加出口貿易，發展我國的優勢產業，進而提高國際競爭力。第五，提高環保意識，注重環境保護問題。

鑒于外商直接投資有著這么積極的作用，以及外商直接投資一直被認為是各國解決資金不足的主要途徑，各國對外商直接投資都非常重視，并采取各種激勵措施來吸引外商投資者。當然中國也不例外，本文主要想闡述的是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中國一直以來實施了很多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比如低價供地，減免稅收等，作用是相當顯著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已逐漸發展成為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隨著外資的逐漸增加，FDI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相當顯著。目前一些學者對FDI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分析很多，雖然他們在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模型各不相同，他們研究使用的數據也不相同，但是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沒有本質的區別，都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的增長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下面分別從宏觀經濟、技術轉移、對外貿易等等角度進行介紹。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黃華民(2000)重點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分別對FDI的經濟增長的效應，資本的形成效應，就業效應，貿易與國際收支的效應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王成岐，張建華（2002）運用1990-1998年得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分析FDI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國外投資與國內投資都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影響。二是東道國的各種狀況，尤其是經濟政策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之間的關系有著很深遠的影響。

從技術轉移的角度，李雪輝，許羅丹（2002）使用深圳地區與珠海，東莞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與中國工資水平的增加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證明了Feenstra and Hanson(1997)的結論即外商直接投資向某個地區集中流入會對該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產生很大的影響，會提高當地的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進而提高當地的平均工資水平。金祥榮，李有（2005）利用協整技術對FDI與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FDI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原因，FDI的流入帶來先進的技術，從而提高本國的技術水平。趙玉娟（2011）使用2002-2008年中國17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運用EVIEWS6.0分析了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技術進步效應主要是通過提高自身外資企業的要素生產率的相對優勢來實現的,沒有產生技術外溢。還發現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有負的綜合技術進步效應,沒有促進作用。

從對外貿易的角度，李永軍(2001)認為傳統的衡量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沒有考慮到進出口在經濟運作中的作用以及之間的影響，從而低估了進出口對經濟的貢獻。所以他對傳統的衡量方法進行了修正考慮了出口對消費與投資的影響。Wanda and Threas(2002)分析了中國由于具有低廉的勞動成本、龐大的市場機會、完善的基礎設施，優惠的政策等優勢從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者。FDI又使中國生產率提高，就業與出口增加。陳淑蕓（2006）通過從東道國與投資國的角度對國內的一些理論進行歸納，利用1983-2005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從投資的行業，投資的來源，投資的方式以及投資角度的變化等角度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以及結構特征。接著又運用了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了FDI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產生的影響。分析發現FDI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促進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同時進出口貿易也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

從其他角度來看陳浪南（2002）從總供給的角度出發，利用1991-1998年的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發現FDI存量的增長率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存在著相關性，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逐年地增加，1991年以前貢獻較小，1992年以后貢獻較大。沈坤榮，耿強（2001）對1987-1998年中國29個省，市和自治區的相關數據采用Panel Data進行了分析，在處理聯立方程組時采用似然不相關回歸(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方法進行檢驗,得出FDI在某一區域的比重對人均GDP作用顯著，我國某地區的FDI年流量相對于其當年經濟規模的比例每增加1%,相應的人均GDP就將增加027%。余永定（2004）比較粗略地分析了FDI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即創造了就業的機會，貿易的擴張，引進先進的技術等。王凱（2007）通過對1985-2003年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以及直轄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和1995年-2006年季度的時間序列數據，運用VAR模型、Johansen協整分析、脈沖響應函數、格蘭杰因果檢驗、對FDI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并且人力資本與外商直接投資共同作用比外商直接投資單獨對中國經濟作用更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外溢效應存在一個“門檻”，中國的東部與中部已經跨越了這個門檻，而西部沒有。FDI國內的投資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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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效應政府選擇

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我國就業人數：統計資料分析

充分就業是世界各國追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因此，世界各國以及一些國際經濟組織特別重視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影響的統計，依據統計數據來反映本國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就業狀況。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中統計，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機構的雇員大約有5400萬人。這個數量與1985年的2200萬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是與1998年的3600萬人相比增加幅度也比較大。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比較穩定，比如1985年和1995年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數量均為1500萬人，到了1998年才有了一定的提高，達到1700萬人；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東道國的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增長卻非常迅速。1985年跨國公司在發展中東道國的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數量為700萬人，到了1995年這一數據變為1500萬人，1998年時達到1900萬人。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中方從業人數，是由國家統計局每年進行統計和公布的。從國家統計局統計的資料來看，隨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不斷增加，外商投資企業中的中方就業人數也是隨之不斷增加的。2003年末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的863萬人與1985年末的6萬人相比增長了140多倍。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相當低，對就業的直接效應很小，但從動態角度來看，其發展變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是1985年的90多倍。

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統計的跨國公司對全球就業量的影響，特別是我國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量的影響，首先是統計口徑過大和過小。口徑過大是指統計數據不僅包括了直接就業創造量，而且還包括了轉移就業量，即原有企業轉移到外資企業的就業量；口徑過小是指統計數據沒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量，即外商直接投資拉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而產生的就業機會。其次是統計中沒有減去就業損失。統計數據中沒有剔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而產生的就業損失量和擠出量，如外資并購我國企業后的裁員、把我國企業排擠出市場造成的失業量等等。如果從現有統計數據中減去轉移就業量、就業損失量以及就業擠出量，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貢獻絕對沒有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數字那樣顯著。可以說，現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統計資料的不完善，使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應出來。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一個綜合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是極其復雜的，因此只有構建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才能真實、客觀反映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就業影響。1.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創造效應。就業創造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增加就業人數（直接創造效應），或者帶動了前后向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間接創造效應）。

從直接就業創造效應來看，首先，直接就業創造效應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有著一定的聯系。一般來講，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采取兩種方式進入我國：一種方式是并購，即通過收購或兼并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另一種方式是新建企業，稱之為“綠地投資”，即在東道國新建企業（沒有包括合資和合作企業，只指獨資經營企業）。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不同，其對直接就業的創造效應也有所不同。新建企業可以直接增加生產能力，因此可以直接創造就業機會。由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主要采取了新建企業的方式，2002年外商新建企業投資金額占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的60.15％以上，所以外商投資新建企業對我國的就業貢獻較大。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在短期內并不能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因而其在短期內不存在直接就業創造效應。其次，直接就業創造效應與外商直接投資來源結構和投資結構有著一定的相關性。有研究結果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而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對我國就業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就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而言，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并購企業在理論上來講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企業生產的投資品的購買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與其相關的前后向產業及相關產業的拉動作用也極為有限，因而創造的就業機會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據，因此無法用精確的數據表現出這種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的強弱或大小程度。

2.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損失效應。就業損失效應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在重新整合、重組的過程中，精簡人員而導致的就業人員就業機會損失或喪失。從國外企業并購案例來看，這種就業損失效應不僅存在，而且是嚴重的。1998年，美國參與國內和跨國并購的公司裁員多達73000人，占美國當年失業人數的11％。

我國企業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累積了大量的冗員，這些冗員有的以顯性失業狀態存在，有的以隱性失業狀態存在。外商投資企業都是講求效率的，所以并購我國企業后，不僅要把大量的冗員釋放出來，而且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對勞動者素質有較高的要求，還要把達不到這種要求的人員釋放出來。另外，還由于崗位的壓縮，編制的減少，使本來可以就業的人員也被釋放出來，從而使他們失去就業崗位。因此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后，就要把大量的閑置人員以及素質較低的人員以及必要的原本可以就業的一部分人員從原有的就業崗位上剔除出來，形成規模較大的就業損失效應。盡管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但是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的案例并不少。此外，從外商投資并購我國企業投入的資金來看，盡管在2002年占投資總額的比重只有5％，但是它所形成的就業損失效應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并購我國企業將會加劇我國的就業壓力。

3.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擠出效應。就業擠出效應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開展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減少就業人員，以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激烈競爭，使國內一些企業倒閉破產，從而導致許多就業者失去就業崗位。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以后，我國絕大多數企業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減員增效”。這一口號的提出主要是為了適應不斷加劇的市場競爭。我國市場競爭不斷加劇，除了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外，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資，特別是具有資金實力、技術實力的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為了應對外商投資進入后的激烈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以“減員”的方式來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同時，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競爭，我國企業還可能對企業的原有設備和技術進行革新，這樣也可能排擠出大量失業人員。同樣，我國企業為了與外商投資企業競爭，投資的新項目一開始就采用新設備、新技術，這樣的新項目所能吸納的新增勞動力數量相對減少，所以投資擴張對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作用是微弱的。此外，那些經受不住外商投資企業競爭的國內企業可能停產、倒閉，也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

4.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轉移效應。就業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企業的合資或合作，使那些停產和瀕臨倒閉的企業得以挽救，從而轉移了從業人員的就業。大家知道，與外商合資或合作的國內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有一定“問題”的企業。如果沒有外商的合資或合作，這些企業可能被市場淘汰，企業中的就業人員就可能轉變為失業人口。正是因為外商的合資或合作沒有使這些企業倒閉，從而使就業人員的就業機會得到了挽救。需要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資挽救的就業人數是原有企業就業人員的一種轉移，并不是新增加了這么多的就業人口。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總體評價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作用，而且也有破壞性作用。但長期以來，人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這種破壞性作用，以致于過高地估計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貢獻，甚至出現了要把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的設想。那么應如何看待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呢？

首先要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創造效應。改革開放20多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外商投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我國就業做出了更大的貢獻，這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在肯定這種積極作用的同時，要正確看待其就業創造效應的積極影響，不能高估，否則必然會形成誤導，并產生嚴重的后果。第一，正確看待官方公布的在外商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從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的就業存量（總量）來看，據商務部有關官員稱，到2003年在中國運營的外資企業達22萬家，就業人員超過2350萬人。但又有官員稱，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被大大高估，因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沒有剔除外商投資企業終止運營和撤資等情況。那么終止運營和撤資的外商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依然包括在就業存量之中，因此在外商投資企業的我國從業人數存量就有可能被高估。另外，在這個就業存量中，包不包括上面我們提到的合資和合作企業的從業人數，如果包括，那么這個就業存量就更被大大高估了。如果這種高估存在的話，那么把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因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不僅沒有吸納就業的能力，反而不斷向外排放失業人員，同時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單位由于發展中所面臨的困難，如融資困難，限制了其生產能力的提高，因而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但有潛力；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似乎略好一些）是非常危險的。第二，正確看待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從理論上講，間接就業創造效應是存在的，但在實踐中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在我國的外商投資項目，一是集中在見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項目上，二是集中在高技術領域。無論是投資在哪個項目上，這些投資在國內的產業關聯度都較低。因為外商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投資，由于處于全球戰略和利潤共享的考慮，機器設備及原材料的采購、服務提供等絕大多數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因此對我國的相關產業的拉動作用是有限的，所創造的間接就業機會也是極其有限的。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要正視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做出了積極貢獻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指出這種負面影響，并不是對其積極影響的否定，相反，缺乏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負面影響的深刻認識，只會對我國引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不利的影響。

盡管由于我國統計上的缺陷，無法通過一定的數據來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并購我國企業釋放出了多少失業人口，也無法通過一定的數據來說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國內企業減少了多少就業人員以及國內企業停產或倒閉排擠出了多少失業人口，但是這種釋放和排擠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數量也是較大的。根據官方統計，到2001年底國有單位的職工人數從2000年底的8100萬人減少到7640萬人，2002年上半年又減少了120萬人。2001年城鎮集體企業的職工人數減少了210萬，2002年上半年又減少了30萬。到目前為止，國有經濟單位和城鎮集體經濟單位的從業人員減少了6000多萬。盡管這6000多萬從業人口的減少不能完全說是由外商并購我國企業以及外商對我國企業的擠壓所造成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由外商并購我國企業以及外商對我國企業的擠壓所造成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它也遠遠大于目前在外資企業從業人數的2350萬人（這個數字還可能存在被高估的情況）。因此我們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產生的這種負面影響，必須正視這種情況。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總體影響來講，究竟是積極效應大，還是負面效應大，在統計數據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們難以從理論上做出一個定性的判斷。但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的實證分析，得出了一個總體結論，即對國際直接投資和我國就業量之間關系作了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對第一、二產業的就業起到了負面作用，而對第三產業起到了促進作用，而綜合影響為負。也就是說，歐、美、日等發達地區和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是負面影響大于積極影響。也許這種分析具有某種缺陷，但也的確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現在應該是我們正視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時候了。

四、調整優化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政府的選擇

從國家有關統計資料來看，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創造效應是比較明顯的，但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外商直接投資所吸納的我國從業人數的增幅卻大體呈下降的態勢。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增加的影響只是一種短期效應。從長期來講，今后在增加和擴大就業方面，最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資與內資之間的關系，確立外商直接投資與內資在增加和擴大就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要充分發揮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內資積累、強化內資增加就業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為輔助，以內資拉動就業為主渠道的就業模式。這應該是政府的第一選擇。政府的選擇對我國今后幾年緩解就業壓力具有舉足輕重和非常現實的意義。依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以及我國目前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建議搞好以下幾點政策調整。

1.堅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利用外資并重，以勞動密集型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優化就業結構的政策。近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引資政策似乎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大力倡導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投資。在這一政策的支持下，盡管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占較大比重，但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加。據統計，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陸中國。這些跨國公司的投資大多分布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而且對勞動者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但這對于優化我國就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從擴大就業角度來講，今后我國應繼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作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點。

2.鼓勵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采購和使用國內企業生產的投資品，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率，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從而擴大就業規模。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企業的內部購買投資品的原則，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率，對國內與之相關的產業的帶動作用極為有限，未能提供相當的就業機會。針對此種情況，我國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鼓勵和支持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和使用國內企業生產的投資品，進而拉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擴大就業規模。

3.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飽和市場，減輕對國內企業的競爭，以減少國內企業的失業排放量。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國內已經飽和的市場及與國內企業具有明顯競爭關系的領域，可以減輕對內資企業的競爭擠壓，降低對內資企業增加就業的負面影響。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和技術優勢，而且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相抗衡，國內企業不得不在資本和技術上進行追趕，從而不斷使國內企業資本和技術深化的步伐加快。國內企業資本和技術的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就是不斷向外釋放失業人口。更為嚴重的是，在飽和的市場中，無力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競爭的國內企業不得不被迫退出市場，從而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

4.真正落實國民待遇原則，充分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和內資所享有的不平等待遇，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公平競爭，使得國內企業只能采取不斷減少就業人口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這對于緩解我國就業壓力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我國應依據WTO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有關規則，對外商直接投資盡快落實國民待遇原則，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國內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加速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資本形成和積累能力，從而發揮國內企業就業的主渠道作用，擴大對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

參考文獻：

[1]張卓元。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2]牛勇平。國際直接投資與我國就業量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動態，2001（11）

[3]黃為民。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評論。2000（6）

篇8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吸引外資和對外貿易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種種新的經濟現象不斷出現，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這兩項不可分割的經濟活動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不僅為決策者提供了可靠合理和操作性強的對策建議，同時富有科學性、學術性、時代性，為該領域的學術研究開拓新的空間，提供新的素材。它的系統研究有以下特點：

第一，視角獨特，立論新穎。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會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盡述。該書選取并緊緊圍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這一主線，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作了深入探究。在理論層面上，作者深入研究了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競爭力提升、外貿方式轉變及其出口增長的作用機理；在實證層面上，分析驗證了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內資企業出口擴張、我國外貿競爭力和外貿方式優化之間的關聯度。

第二，邏輯清晰，表述系統。

首先，作者對國內外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基礎上明確該書的研究計劃。其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和我國對外貿易的特征進行了歸納，為后續研究作了鋪墊。接著作者重點研究了：（1）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內資企業的出口溢出效應。構建了外商投資企業影響我國內資企業出口傾向的計量模型，并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協整檢驗得出了基本結論，為長短期對策提供理論依據；（2）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包括我國外貿競爭力的現狀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影響的理論分析，以及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3）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方式的影響。通過計量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并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類型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得出比較結論。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政策建議，并指出今后有待研究的問題。

第三，方法多樣，科學嚴謹。

從宏觀角度上，該書采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具體方法上來講，該書最令人矚目的是大量采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工具進行實證研究，如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協整檢驗、面板數據模型等。空洞的理論往往不易讓人接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而計量方法的使用能顯著增強觀點的說服力，增強了科學性和實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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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是增加資本積累和提升技術進步。外商直接投資（FDI）正在以自身所蘊含的先進技術、科學管理、人力資本以及充裕資金等資源對東道國增加資本積累、實現技術創新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是一國經濟保持長期增長的強大動力，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通過自主創新提高技術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術提升自身技術水平，而后者則常常被視為能夠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技術差距且被積極選擇的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徑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資就是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來影響東道國的技術創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吸引外資流入，通過競爭效應、示范―模仿效應、人員培訓和流動效應以及前后相關聯效應的作用，[1]實現不斷提升本土技術創新能力的目標。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在“以市場換技術”的外資戰略背景下，希望通過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來獲得蘊含其中的國外先進技術。自1993年以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在發展中國家中一直處于領先地位。2003年，實際利用外資額達527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計利用外資總額已突破5 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對于推動東道國經濟增長，促進人力資本開發和利用、增加國際收支盈余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發揮了重要作用[2]。

近年來河北省經濟總量實現較快增長，經濟發展環境得到較大改善，經濟結構得到合理調整，外資引進速度和規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資流入為河北省發展經濟提供了資本支持，與此同時，也為本土企業技術進步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然而，從全國范圍來看，河北省引進外資的規模與經濟發達省份相比還有巨大差距（見表1）。例如，從2003年以來，江蘇省一直是我國引進外資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蘇省實際利用外資連續5年突破200億美元，協議利用外資連續5年突破500億美元；外資企業的GDP貢獻占全省經濟總量的一半。隨著我國外資流入量的急劇增加以及國家創新系統的建立，國內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也得到極大的提升。與此同時，許多學者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術創新的關系以及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并取得了眾多有價值的結論[3]。本文選取河北省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河北省實際利用外資情況的實踐考察并結合理論進行深入分析，檢驗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區域內技術創新是積極影響還是抑制影響，以及具體的影響程度大小。

二、文獻回顧

隨著中國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外資流入規模得以擴大、流入速度持續提升，然而東道國是否能夠獲得外資中所蘊含的先進技術，成為學者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并沒有將外資技術擴散與外資溢出效應區分開來，從而導致針對外資技術擴散與溢出效應的相關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張海洋（2005）[4]對于外資技術擴散和外資溢出效應給出了較為詳細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點是外資技術溢出以及對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Mac Dougall（1960）[5]首次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理論。學術界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內的外溢效應主要是通過示范效應、競爭效應以及跨國公司人員培訓和流動等渠道發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對東道國相關產業產生系統性的技術外溢效應。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外溢效應的顯著性和作用方向問題，目前學術界還有不同觀點。這些文獻大致分為兩類：一些學者已經從不同視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據不同層面數據進行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國外文獻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國內學者中，蔣殿春等（2006）[7]從行業特征?c外資技術溢出的關系出發，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中大部分行業產生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行業中那些學習吸收能力強，自身技術水平高的企業往往表現出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果非常顯著。吳靜芳（2011）[8]研究結果表明，在限定了區域性特征以及專利類型后，外資對我國東部地區的溢出效應具有顯著性，主要表現在“發明專利”技術創新活動領域。姚洋（1998）[9]利用計量分析方法，針對特定行業的外資技術溢出效應分析認為，溢出效應在省級層面上顯著。

另有一些學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與Robinson（2004）等[11]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抑制了東道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沒有對東道國的技術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王春法（2004）[12]與董書禮（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13]。潘文卿（2003）[14]則更為詳細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外溢效應不明顯的原因。他認為主要是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外溢存在著“門檻效應”，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處于外資起積極作用的“門檻”之外，因而外資的作用發揮的不顯著。何潔（2000） 通過對我國工業部門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的研究，較早地發現了外資對工業部門的技術外溢存在著“門檻效應”。王志鵬和李子奈（2004）[16]則從我國本土現有吸收機制不健全、缺乏較強的吸收能力方面驗證了存在“門檻效應”，因而使得外資對我國技術進步的溢出效應無法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

基于對以上國內外文獻的分析，筆者認為：學者們針對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對中國存在正向的溢出效應，即外商直接投資能否通過技術溢出促進本土企業技術創新還有很大爭議；相關研究中選取研究對象較為狹窄，影響了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國內學者較少在技術創新領域進行定量研究，從而使技術創新、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差異的綜合研究相對滯后。下面筆者將通過選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數據，設定回歸模型，對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技術創新與區域特征等變量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內技術創新的影響規律和特征。

三、模型設計與指標選定

（一）模型的設定、數據來源與說明

筆者根據面板數據模型的建模思想，將技術創新產出作為新知識產出，構建了與新知識產出相關的具體生產函數。在大多數文獻中指出，技術創新產出的過程離不開人力資本、資金投入以及物質資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們利用了Cobb-Douglas生產函數：

Y=f（L，K，A）

其中，Y作為技術創新產出量；L作為在科技研發過程中的技術人員數量，通常表示為人力資本投入；K作為科技研發活動中科研經費投入量，通常表示為科技資金投入；A表示為其他能夠影響技術創新產出的因素。

在確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目標后，筆者借鑒了已有計量模型設計思路（何潔，2000；冼國明等，2005；葉嬌等，2014），構建了如下具體經濟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隨機誤差項。PANi，t代表技術創新產出，Ki，t代表科研經費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員數量，FDIi，t代表實際利用外資額。Xt×FDIi，t中的X顯示的是一系列控制變量，其中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存量以及本地企業類型，這些變量與外商直接投資進行交乘綜合反映對河北省技術創新溢出效應的不同影響。通過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釋變量”來考察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存量以及本地企業類型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各種差異性表現[17]。由此，（1）式通過研究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探討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是否對本地技術創新產生影響，（2）式進而研究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資與相關條件的聯合效應狀況下的變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個地市的數據為樣本，統計數據來自各年度《河北經濟年鑒》《河北科技年鑒》《河北省知識產權年報》，部分數據為筆者根據數據庫公開數據計算獲得。通過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數據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全省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本文所有數據通過EXCEL以及STATA進行整理匯總，數據分析過程中，為了消除變量的異方差，對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從而使解釋變量的系數直接表示為彈性便于比較研究[18]。

為了提高模型估計過程中結果的精確度，我們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數據技術，這樣做的優點在于，既可以增大樣本量及自由度，還能夠減少解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本文前期計量檢驗過程中，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時，在系數估計結果上有一些差異，通過進行Hausman檢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較為穩健，但是截面相關、序列相關、異方差問題還會存在。

本文選取數據具有截面較大而時間序列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慮序列相關性條件下，采用stata.12軟件的“xtscc.fe”命令作為一個綜合的處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關以及異方差等問題。

（二）相關指標定義

被解釋變量：技術創新產出。在建立技術創新指?聳保?已有文獻中的選取方式有：采用新產品銷售額、專利授權量、專利申請量以及新產品項目開發數量來體現技術創新水平。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專利申請量更多地代表國家創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員通常會選擇申請專利來保護其知識產權，所以選擇專利申請量代表技術創新產出是比較合理的。

核心解釋變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發過程中的科技活動人員數量來衡量，這主要是因為科技活動人員是技術創新的核心技術人員，其數量和水平決定著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科技競爭力。（2）科技資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學事業經費支出衡量科技資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額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參與水平，將外資利用額以美元統計的原始數據，通過各年年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統計量來表示實際利用外資額。

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吸引資本的能力越強，技術創新的基礎條件越好，這也能說明在示范―模仿效應中，經濟發達地區往往能夠較快更好地進行技術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2）經濟結構模式。在我國制造業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地區第二產業的發展狀況往往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產生重大影響。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產業與地區生產總值比值作為代表經濟結構模式的重要指標。（3）基礎設施建設。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大、體系完備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并且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相關文獻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電總量、人均鋪裝道路面積、公共汽車客運總數、公共綠地面積等指標來衡量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在我國三次產業中第二產業相對于第一、三產業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較強，因此，能夠作為衡量地區基礎設施水平的指標本文選取人均鋪裝道路面積來表示。（4）人力資本存量。已有文獻中表明了評價影響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時，人力資本存量這一影響因素不能忽視。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是本土企業對技術外溢吸收能力的堅實后盾，是競爭效應、示范―模仿效應的基礎。目前我國還沒有較為權威的人力資本存量計算方法，葉嬌（2014）[19]采用了當地高校數量表示人力資本存量；李筱樂（2014）[20]認為選取教育經費支出來度量人力資本存量程度較為適宜；也有以在校中學生或在校大學生比例來表示[21]。本文采用地區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地區人力資本存量。（5）本地企業類型。企業類型在外資對當地企業的技術溢出過程中也是一個關鍵性要素，同時它也影響著外資企業對本土企業的技術狀況。一般來說，這種狀況的程度與內資企業、外商及中國港澳臺商投資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在當地的分布情況有關。基于對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與當地工業總產值的比值作為地區企業類型的指標。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時，要考慮適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還是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們通過Hausman檢驗來選擇。檢驗結果在5%水平上顯著，應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軟件的相關命令進行綜合處理解決了異方差問題。對表2的回歸檢驗結果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模型1檢驗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創新水平的關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存量、本地企業類型與外商直接投資的聯合效應對河北省技術創新的影響。經檢驗模型的DW檢驗值均在合理范圍以內，說明誤差項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數雖然整體不高，但是這樣的擬合值對于面板數據模型來說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給出的回歸檢驗結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結論。

1. 通過對科技人員、科研投入水平與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之間關系的研究，從第一個模型中給出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技術創新確實存在正溢出效應，而且這種效應在河北省表現出很強的顯著性。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在促進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過程中，相比較其他因素的貢獻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技術創新的貢獻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數與結果中的科技資金投入系數為0.47、人力投入系數為0.59相比較，結論非常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量還比較低，表1的數據顯示，河北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非常低，沒有較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和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就沒有優勢可言。外商直接投資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等因素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技術創新貢獻度較小。

2. 模型中加入經濟發展水平與外商直接投資的交互項之后，反映了經濟發展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兩者的交互項系數顯示為0.017，系數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從結果上看，聯合效應的系數值雖然降低了，但也能夠說明無論本土經濟發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外溢效應，只不過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這種外溢效應的作用越大[22]。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資對本土技術創新溢出效應產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經濟發展水平狀況下這種溢出效應發揮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雖然處于中國東部地區，但是與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為發達、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更強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對外資先進技術具有更強的吸收能力，也沒有為外資的溢出效應創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必要技術條件。

3. 模型中引入經濟結構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后，回歸結果表明雖然兩者的交互系數為正，但是系數值顯示為0.038，數值明顯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說明經濟結構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溢出并沒有提供更強的貢獻度。筆者認為，由于在模型設定中經濟結構的指標選取是采用第二產業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產業在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正向促進方面貢獻度較小。由此，經濟結構在外商投資技術創新中的促進作用的貢獻度較小。另外，企業類型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的結果表明，兩者的交互項系數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且結果并不顯著。本地企業類型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的溢出沒有?Ю唇銜?明顯的正溢出效應，說明在較高比重的國有控股企業水平下，本土企業技術更新緩慢、自身缺乏較強的吸收創新能力導致了外資技術溢出作用不明顯。葉嬌等（2014）[23]利用江蘇省面板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

4. 通過對“投資硬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兩者的交互項系數為0.067，系數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說明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和質量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起到正向促進作用，而且顯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應非常顯著，但貢獻度偏小。我們認為，兩者的聯合效應系數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資系數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區域性差異，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備。以上因素導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礎設施水平下，沒有形成吸引具有較高技術素質外商投資的優勢條件，也沒有提高外溢效應的質量和規模。

5. 通過對人力資本存量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檢驗，結論顯示本地人力資本存量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的溢出產生了正向效應。但交互系數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這說明河北省人力資本存量雖然發揮了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溢出的基礎性作用，但是依然沒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溢出的強大后盾。這一點模型結果給出了說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資本存量，技術創新水平僅提高0.059%。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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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地區結構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直接投資在2009年出現較大幅度下降，之后逐步回升。從世界來看，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直接外資流入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根據《2010年世界投資報告》，該比重已達到42.9%。在直接投資接受國中，中國已于2009年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呈現許多新的特點。

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雙缺口模型”，用來分析發展中國家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大于出口的經濟現象。錢納里指出，在發展中國家，儲蓄小于投資就會出現“儲蓄缺口”，因此應引進外資，彌補經濟增長所需的資金缺口，提高國民經濟增長率。“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的提出者納克斯有一句著名論斷：“一國窮是因為它窮。”可以看出，資金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由于資金缺乏，為吸引外資，給予外商投資企業優惠的稅收政策。隨著中國內外部經濟環境的改變，內外資雙稅制的弊端日益呈現，2008年起中國開始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近些年來，我國在進一步實行投資促進的同時加強了對外資的引導和監管。

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從1979年的181.87億美元到2010年的1088.21億美元，累計利用外資額達到12504.43億美元。我國外商投資主要來源香港、日本等亞洲國家和地區。

1.外商投資方式

金額單位：億美元

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企業主要包括合資、合作、獨資、股份制等形式。雖然我國支持外商與國內企業合資合作經營，使我國企業學到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但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外商投資主要為外商獨資，合資合作經營較少。

2.地區結構

正如全球直接投資在各地區分布參差不齊，中國地區FDI分布也存在較大差異。東部地區基礎設施較完善，交通便利，是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地區。由于中國地區發展差異較大，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因此應引導外資資源跨區域合理流動。

3.產業結構

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對我國行業進行的劃分，2010年我國第二產業吸收外資占總外商投資額的51%，服務業占總額的47%。回顧2000年，第三產業投資僅占比約22%，可見外資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也與我國鼓勵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產業政策相一致，流入第三產業的外資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4.外資來源地

我國外商投資的來源地較為集中。截止至2011年底，對華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依次為：香港（770.11億美元）、臺灣省（67.27億美元）、日本（63.48億美元）、新加坡（63.28億美元）、美國（29.95億美元）、韓國（25.51億美元）、英國（16.1億美元）、德國（11.36億美元）、法國（8.02億美元）和荷蘭（7.67億美元），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91.61%。

綜上所述，我國在利用外資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正確合理地利用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因此應確保國際與國內投資政策之間以及投資政策與其他政策之間的一致性，促使外商投資在我國產生積極的聯系效應和外溢效應。

參考文獻：

[1]王儉.東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問題與對策[J].金融理論與教學，2002（01）.

[2]黃日福.我國中部地區FDI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研究[D].中南大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