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失業的因素探討

導語：目前中國失業的因素探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摘要：目前我國的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其發展的潛在趨勢不容樂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但為什么失業問題如此嚴峻？原因究竟在哪里？人口、結構、發展、周期、體制因素都是我國失業的成因，而我認為體制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文用翔實的數據，客觀的態度，從人口、體制、結構、發展、周期等方面，對失業的成因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失業人口體制經濟結構勞動力

一、我國失業問題的現狀和特征

（一）我國失業問題的現狀

失業和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是長期以來困擾世界各國政府的一個重要問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就業是指在一定年齡階段內的人們從事的為獲取報酬或為賺取利潤所進行的活動。如果勞動者達到或超過某一特定年齡，并且在某一特定時期里符合：（1）沒有工作：沒有受雇或自我雇傭；（2）目前可以工作：根據某些條件，特定時間里可獲得受雇或自我雇傭機會；（3）正在尋找工作：在最近某一特定時間里通過登記、申請等特定方式正在尋求受雇或自我雇傭三個條件的，這部分人口即為失業人口。這種現象即為失業。

就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重要問題。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型不斷加快，我國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從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和失業率的數字來看，近年來我國的城鎮公開失業狀況正逐漸惡化。具體數字見下表。

表1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失業人數及失業率

年份城鎮失業人數(萬人)失業率(％)

1990383.22.5

1991352.22.3

1992363.92.3

1993420.12.6

1994476.42.8

1995519.62.9

1996552.83.0

19976003.1

資料來源：《中國勞動年鑒》1991～1997年

從上表可以看出，我國的失業人口從1990年的383.2萬增加到1997年的600萬人，失業率從1990年的2.5％上升到1997年的3.1％。總的看來我國失業率是不斷提高的。如果從世界范圍來講，3％左右的失業率應該說是極低的，而600萬失業人口對于一個12億人口大國來說也無大礙。之所以這個數字與我們的切身感受有較大差別，是因為官方公布的失業人數僅限于城鎮登記的公開失業者，這樣就起碼漏掉了兩大塊失業群體：一是城鎮中的企業富余人員和下崗人員，二是農村隱性失業者。我國農村還存在大約1.2億左右的剩余勞動力急需轉移安置。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過程中“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工作的不斷開展和深入，我國傳統就業體制下所掩蓋的隱性失業人員顯性化、社會化的壓力也不斷增加，就業矛盾更趨尖銳。在宏觀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后，如何妥善安置日益增長的勞動力資源和消化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富余人員，不僅直接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能否實現快速、持續、穩定地增長，關系到國有企業能否通過深化改革實現脫困目標，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社會穩定。經濟轉軌、轉型過程中的就業再就業問題已成為我國跨世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

建國以來，中國曾經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全國性的就業問題。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時由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城鎮失業人數曾經達到400萬人。但由于當時正處于三年經濟恢復和“一五”建設時期，工農業生產發展迅速，政府通過對失業者采取以工代賑、移民墾荒、介紹就業與鼓勵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到1957年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由于50年代末“”盲目追求高速度，導致城鎮就業人口急劇增加。1958－1960年，職工人數凈增2868萬人，增長近一倍多，其中城鎮新增勞動力中75％以上來自農村。60年代初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整頓經濟，在全國范圍精簡多余職工、壓縮城市人口。精簡后，大約有近2000萬勞動力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第三次是在70年代末期。由于“”期間下鄉知識青年陸續返城，加上城鎮積累的大量待業人員和新成長勞動力，70年代又吸收了近1300萬農民進城，我國城鎮出現了空前嚴重的待業問題。進入80年代，國家調整所有制和產業結構，搞活經濟，廣開就業門路，安置待業青年。1979－1987年間，共安置7000萬人次實現就業，基本緩解了這次就業壓力。

（二）我國失業問題的特征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加快，以漸進式改革為特征的市場化取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機制在勞動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不斷加強。特別是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現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之后，我國就業問題的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現為：

1.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嚴重

由于農村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和農業科技投入的不斷增加，大大降低了農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同時，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而且和城市實行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所以農村具有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

2.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失業人數逐年上升

從我國城鎮就業問題來看，由于近年來大多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經濟效益持續滑坡，大批企業陷入虧損、停產和半停產甚至破產的困境，城鎮失業問題和職工就業不足、下崗現象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1992年為2.3％，1993年為2.6％，1994年為2.8％，1995和1996年分別為2.9％、3.0％，失業人數也從1992年的363.9萬上升到1996年的552.8萬，1997年的失業率更是達到3.1％，呈明顯上升趨勢，具體數字參見表1。

3.下崗職工生活困難

1993年，全國城鎮下崗職工人數僅300萬，1996年上升到891萬，而到1997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分流及下崗職工總計1274萬人，占國有企業職工總數的17％。1998年第一季度，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總數進一步達到655.7萬，比1997年年末增加21.7萬人。到1996年底，全國下崗人員的再就業比例下降到僅為26％，領取社會保障救濟金的僅1.8％，職工人均年生活費為925元，平均每月領取生活費77元，其中國有企業90元，城鎮集體經濟單位47元，人均生活費最低的黑龍江、內蒙古、遼寧和吉林等地區人均生活費收入僅為26元、31元、45元和44元。全國共有22個地區人均生活費低于100元。

4.勞動力中長期就業計劃壓力巨大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又碰上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高峰期，整個“九五”期間勞動力資源供給從“八五”時期的年均1870萬增加到2030萬，相當于兩個海南省的總人口。而且我國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冗員現象嚴重。聯合國勞工組織和原勞動部在1995年聯合進行的調查顯示，我國城鎮各類企業的綜合隱蔽失業率約為18.8％。隨著經濟轉軌轉型的不斷加速，國有企業冗員釋放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分流將成為未來勞動力長期計劃中最主要的壓力。

二、失業的成因分析

西方發達國家自1973年石油危機打破了五六十年代創造的充分就業之夢以后，開始把失業現象歸結為一些非經濟過程內產生的外在因素，如勞動力供給的異常增加、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脫節以及技術進步等。中國當前失業人數和下崗職工不斷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人口總量和勞動力供給人口相對過剩

一國就業狀況的好壞最終取決于勞動力供給和勞動力需求的平衡情況，勞動力供給又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勞動力參與率等。對于勞動力供給人口，國際上通常用15～64歲人口為勞動年齡人口統計（我國通常用男性16～59歲，女性16～54歲）。按照這一指標，1982年我國勞動力供給人口為61,901萬人，占總人口的61.66％；1990年，這一部分人口上升為75,552萬，比1982年增長22.05％，約占總人口的66.83％；1995年，這一部分人口進一步上升到80,629萬人，占總人口的66.57％；1996年超過67％，成逐年上升趨勢。雖然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實行會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1997年保持了自1987年以來連續10年下降的趨勢，分別為16.57‰和10.06‰），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會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數過大，新增勞動力絕對數仍將大幅度增加。我國勞動力供給人口總量和這部分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大大高于其他國家，形成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持續性的巨大就業壓力。

從勞動力參與率的狀況來看，由于我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片面強調生產資料社會所有，每個公民對生產資料有無差別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方式就是每個公民都具有使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的權利。同時，由于在社會主義階段，勞動仍然是人們謀生的一種手段，客觀上也要求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勞動的權利轉變為勞動者獲取生活資料的一種福利，形成社會主義國家獨具特色的權利－－福利型就業，勞動力參與率極高。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1995年各國勞動力參與率數據，我國15～64歲的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96％，女性為80％，而同一指標在美國分別為86％和60％，德國分別為87％和57％，印度為90％、31％，日本為84％、53％等。如果考察各國10～19歲青少年年齡人口勞動力參與率，相比之下我國更高。我國青少年人口勞動參與率男性為45％，女性43％，而美國為27％和24％，日本僅為10％和10％，經濟發展水平和我國相近的印度也只有30％和16％。有資料統計，我國總體勞動力參與率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要高出近13％。勞動力供給人口總量過大和勞動力參與率過高形成我國勞動力供給的雙重壓力。

在我國勞動力供給居高不下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派生的勞動力需求嚴重不足。由于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乏力，企業經濟效益不斷降低，企業對勞動力需求減少。工業化過程中經濟增長

方式向集約經營轉變、生產過剩與嚴重買方市場也導致勞動要素不斷為資本、技術要素所替代。據統計，1991年我國國有企業虧損面僅為29.7％，1994年國有企業虧損面增加到44％，虧損額達486億元，到1996年，全國國有工業企業首次出現凈虧損，預算內國有工業企業虧損面達到49.7％，比上年增長11.9％，凈虧損額累計達462億元。虧損最嚴重的紡織、機械、輕工、軍工、化工和煤炭等六大行業虧損額均超過21億元，合計253億元。企業因資不抵債而破產倒閉案例不斷增加。1991～1995年，國有企業破產案例全部僅1,520例，到1996年，破產案例猛增至6,443例，破產企業資產負債比例高達250％～360％。停工、停產和生產能力利用不足企業也大幅度增加。以上種種原因，直接導致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嚴重需求不足。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量矛盾是形成我國當前嚴峻就業問題的背景和前提。

（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大量體制性冗員釋放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

1.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大量體制性冗員釋放

我國勞動力總量供過于求、勞動者的素質較差，是導致體制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的一個原因。眾所周知，我國人口基數龐大，勞動力人口增長較快。就拿城鎮居民來說，每年新增大量勞動力，而城鎮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勞動力又相對過剩，使新增的這一部分勞動力無法順利安置。另外，我國的勞動力素質普遍較差。據統計，我國企業現有職工隊伍中，初中文化以下者高達68％，全國700萬青年職工中達高級工者僅占3％。經濟發展居全國前列的廣東省也不例外。廣東省的高級技術工人不足60萬，占工人總人數10％左右。如此看來，職工的大量失業就在所難免了。

另外，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對勞動力資源配置和使用實行統一招收、統一調配、統一使用和統一管理，企業只能作為國家機關的一級派出機構執行上級勞動部門的勞動計劃，沒有任何用工自主權，也不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企業效率低下的責任。由于國家實行權利－福利型就業制度，低工資、高就業，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吃，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國家通過下達勞動計劃指標把大量勞動力向企業安置，造成許多單位人浮于事，生產效率低下。而企業行為本身的非經濟化也助長了企業大量富裕職工的存在。在這種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大工廠的一個車間，只是國家機關的一個派出機構，能否全面完成國家計劃下達的產值、產量和勞動等指標，是評價和衡量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最主要標準，企業領導人的升遷也和企業的生產規模、職工人數、計劃完成程度等密切相關，企業領導人有著增加職工人數、擴大企業規模的外在壓力和內在沖動。職工吃企業大鍋飯，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嚴重妨礙了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阻礙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參見中國國有企業的冗員狀況表）。

表2中國國有企業的冗員狀況

冗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占全部企業的比重(％)

30～408.9

20～3019.2

10～2026.5

0～1036.706.2

資料來源：陳紅愛《對目前及“九五”期間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分析與預測綜覽》，《社科信息》1997年第3期

為了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高度集中統一的弊病，充分調動企業從事生產經營積極性，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出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要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切實解決我國經濟體制運行的深層次矛盾。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和推廣，一方面使許多破產企業職工、瀕臨破產企業職工和關停企業精簡職工以及勞動合同正常解聘職工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據調查，四川省1993年有破產企業職工2,530人，占失業職工總數的10.5％，瀕臨破產企業法定整頓期間被精簡的職工4,829人，占失業職工總人數的20.1％，關停企業被精簡職工2,506人，占失業職工人數的10.1％。全國總工會有關部門調查資料也表明，除社會大量失業人員以外，全國各地停工停產企業職工長期在職無業現象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由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企業市場競爭主體地位的確立，最根本的任務是保障企業用工自主權的落實，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和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使國有企業對長期以來行政手段安置到企業的大量富裕人員進行必要的排擠和釋放，直接加劇了當前我國城鎮就業問題。

特別是199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走出困境”的中期改革目標，提出“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實行“投改貸”，優化企業資本結構，培育資本市場，鼓勵資本運營，促進要素優化重組，資本等物的要素不斷從原有統包統配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勞動用工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冗員、債務和企業承擔大量社會職能成為制約企業深化改革的最主要體制性包袱，減人增效成為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國當前失業和下崗職工之所以不斷增加，從根本上來講是長期以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總爆發和總釋放，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客觀要求調整人的要素與企業關系，客觀要求企業內部隱性失業顯性化、公開化和社會化的必然結果。

再有，理論指導的失誤，是導致體制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的主觀原因。在“斗爭哲學”充斥理論界的

年代里，政治斗爭理論幾乎占領了理論研究的所有領域，“管理理論”被視為“禁區”，對于社會再生產理論的研究，十分薄弱。撥亂反正后，理論界開始了對社會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但卻側重于生產資料再生產的研究，僅有的對于勞動力再生產的研究也幾乎局限于人口理論的范圍，對于勞動力的智力再生產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近年來，對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移植和研究，雖有一定進展，但仍沒有上升到社會再生產理論的高度。這樣，缺乏科學性、系統性的理論指導，體制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遲早會顯現出來，職工的大量失業就不難理解了。

2.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客觀上要求勞動力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之間流動，實現勞動力資源優化組合。勞動力流動時滯和流動風險客觀上要求建立健全養老、失業、醫療和住房等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失業減震系統，解除勞動力流動后顧之憂，這不僅是近現代經濟社會的普遍法則，也是近現代工業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但就我國而言，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的嚴重滯后，社會保障覆蓋面太窄，社會化程度低，社會保障功能分散于各企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內部，企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對所有職工的生活從養老、住房、醫療、食堂、子女入托上學到職工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下來，各單位都辦成一個獨立的“小社會”，既浪費了資源，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同時，社會保障的企業化和單位化使我國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國家機關就業具有很大的社會福利性質，沒有就業單位也就喪失了社會福利，形成單位和個人之間割不斷的“父子關系”，勞動力流動、特別是向非國有經濟成分流動的積極性差，阻礙了勞動者就業崗位的順利轉移。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劉易斯人口流動模式的基礎上，從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失業這一事實出發，認為勞動者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決定除城鄉實際收入差異外，還必須考慮一定時期在城市現代工業部門找到高報酬工作的就業機會或就業概率。由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不僅表現在城鄉之間，也突出表現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國有和非國有經濟成分之間的差別上，托達羅模式對我國城鎮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流動決策同樣適用。但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而言，由于流動本身一方面沒有減少農業產出或收入（或者由于農村勞動力是農閑季節短期流動，或者由于人多地少，流動并未影響農業產出），或者減少很少，相反，流動所獲收入還可增加農業投入，流動機會成本低；同時農村土地使用制度使農民流動風險小，有土地資源收入保障；城市工業部門就業崗位相對農業較輕松，農民還可感受現代都市文明氣息，開闊視野，有較高非經濟收益，流動傾向極強。而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由于經濟體制特別是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嚴重滯后，小工資、大補貼的福利分配形式，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狹窄，社會化程度低，使得國有經濟成分職工在放棄國有經濟成分身份的同時，必須放棄國有企業職工養老、失業、工傷、醫療保險，甚至戶籍、福利分配住房等其他各種隱性收入，流動機會成本極大，最后形成我國當前大量農村勞動力入城務工和城鎮大量下崗職工并存，大量下崗職工不能實現再就業和許多部門發展不足并存。

資料顯示，1995年，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達5,000人，占職工總數的30％，而當年下崗職工僅400多萬人，加上失業人數520萬人，不到1,000萬人。外來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勞動力不愿進入的自我雇傭、私人、集體和三資企業，在國有企業中就業的也主要是一些苦、臟、累、險的崗位。北京市全市下崗職工約10萬，政府為此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去安置，但同期卻有近300萬左右文化素質、技能水平都不如這些職工的農民工就業。許多下崗職工寧可拿著廠里的最低生活費，保持一個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關系而不愿再就業，影響其就業行為選擇的關鍵問題，則是由體制原因造成的利益關系障礙。

（三）經濟結構調整產生大量結構性失業、下崗人員

一國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實現經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工業化不僅體現在工業產值及其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的單純的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演變和升級。經濟結構的演變和升級是工業化的實質性進展，也是評價和衡量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最重要標志。經過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長足發展，我國逐步形成了一個基礎比較雄厚、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國內市場環境的不斷發展變化，我國工業體系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產品供求結構失衡，部分行業生產能力利用不足，企業組織結構相對落后，專業分工協作水平低，大企業在主導行業發展方向、推動產業技術進步、廣泛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方面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同時產業總體技術水平較低，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不足，各地區、各企業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現象嚴重，這就給職工的失業埋下了伏筆。而且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企業生產產品不能適應市場變化，生產經營難以繼續，經濟效益低下，虧損額、虧損面居高不下且逐年上升。再加上國民經濟實現快速協調持續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競爭的不斷加劇，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職工就業崗位轉移時滯和部分職工技術技能相對落后，使得結構性失業人數急劇增加，就業問題日趨嚴重。伴隨著我國所有制結構的不斷調整，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成分相比相對蕭條，1996～1997年已經連續出現總體性虧損，舊的吸納城鎮新增勞動力的主渠道的就業容量不斷下降，新的就業增長點尚未形成，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也推動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推動企業依靠質量、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品牌、集中化與高市場份額、售后服務的非價格手段參與競爭，資金、技術、管理對勞動要素替代愈來愈大。而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業技術結構調整更成為

我國當前就業問題產生的最主要原因。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經歷過幾次產業結構調整。但由于歷次調整力度不夠，重基建、輕技改，從總體上看，結構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發展不足，生產能力擴張、產業規模擴大始終是我國產業政策的主要導向。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一些產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狀況開始出現，國民經濟逐步從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產業縮減和產業優化升級成為我國產業政策的新目標。新的產業結構調整必然使新的支柱產業不斷涌現，老的產業不斷被淘汰，職工就業轉移時滯和部分職工技術技能相對落后，使結構性失業人數不斷增加。

從下崗職工的行業構成來看，多數集中在傳統產業部門。以天津市為例，1995年全部下崗職工中，輕工業占27.1％，其次為機械工業，占16.3％，化工業占14％。從紡織行業來看，由于長期以來重復建設嚴重，造成我國紡織行業生產總量嚴重過剩。1981～1991年10年間，我國棉紡錠從1,894萬錠增加到4,192萬錠，且相當部分是落后棉紗錠，大大超過了市場需求。企業生產總量過剩和過度競爭，使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在原料、人工成本等各項費用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完全喪失了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加上紡織行業國有企業歷史包袱嚴重，人員過多（據對3,059戶國有紡織企業分析，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占25％，低于50％的僅占5％，平均為82％；中心城市紡織企業離退休職工與在職職工比例為1∶1，有的甚至達2∶1；國際上先進水平棉紡織企業每萬錠用人100多人，我國卻高達600多人），紡織行業成為我國目前國有工業企業中困難最大、虧損最嚴重的行業。自1993年以來，我國國有紡織行業已連續5年虧損，1996年全行業凈虧損106億元，虧損額居全國工業企業之首。虧損企業1,031戶，涉及職工108萬人，分別占全國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的17.5％和19.6％。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得不提出把紡織行業深化改革作為實現國有企業三年擺脫困境的突破口，提出紡織行業壓錠、減人、增效，用三年時間壓錠1,000萬，減員120萬，由此導致紡織工業集中區域的失業與下崗現象特別突出。到1997年年末，上海原有60萬紡織職工中，有近2／3職工跨行業轉崗；重慶市紡織行業下崗職工比重高達70％。因此，我國當前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不斷增加的原因，不是投資總量不足，主要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結構變動。

（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不斷加大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人口合理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和不斷城鎮化，既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同時也是我國跨世紀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因此，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我國采取就地實行職業轉換的方式實現農村人口流動，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安置，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但從80年代后期開始，鄉鎮企業發展速度不斷降低，進入調整時期，就業容量不斷下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異地轉移和流動，加劇了城鎮已經存在的失業問題的嚴重性。1992年與1988年相比，全國鄉鎮企業產值翻了一番，而同期就業人員僅增長了10.9，就業彈性系數從0.35下降到0.13，鄉村兩級集體企業的固定資產平均每年增長18.4％，而每萬元固定資產吸收的就業人數從3.1人下降到1991年的1.8人，下降了42％。1984～1988年，鄉鎮企業平均每年吸收農村勞動力1,260萬人，而1989～1992年平均每年只吸收了260萬人。盡管從1997年開始，許多地方出臺了一些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帶有歧視性的限制政策，如征收地方性就業基金、規定限制雇傭農民的行業等，但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中主要從事于苦、臟、累、險的重體力勞動和服務、小商品流通業等，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崗位呈明顯的崗位分流；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還依靠其特有的能吃苦耐勞、不挑挑揀揀、沒有城鎮居民的優越感、好管理等競爭優勢占有了大量城鎮就業崗位。

（五）經濟周期性波動所帶來的失業

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基本上劃分為收縮、低谷、回升、高漲四個階段。在收縮、低谷階段，國民經濟相對蕭條，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消費需求均有下降，導致勞動力需求減少，失業增加。而在回升、高漲階段，國民經濟快速增長，企業投資擴大，居民消費增加，從而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失業減少。如果按從谷底到谷底計算，在1951～1991年間共發生了6次周期性波動；如果將同期各年失業率與其作對比，我們就會發現，我國城鎮失業率的高低與經濟的周期波動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雖然我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數字不包括農村隱性失業，但已從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城鎮的失業狀況。下面我們考察一下1982～1989年這個經濟周期中各個年份的失業率情況。在這個經濟周期中，1984和1985兩年是峰頂，增長率分別為13.6％和13.5％，到1985年，工業增長率高達1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8.8％，銀行貸款增長21.4％。而這兩年的城鎮失業率分別為1.9％和1.8％，恰恰是這個經濟周期中失業率最低的兩個年份；1989和1990是谷底，經濟發展進入冷運行，諸多指標接近零增長，經濟處于不景氣狀態，其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3％和4.8％，這兩年的城鎮失業率分別為2.6％和2.5％，是這9年中失業率最高的兩個年份。

最近的一個經濟周期從1990年開始，在1992年達到高峰后開始下落，GDP增長率從1992年的14.2％逐漸降為1998年的7.8％，至于1998年是否為這個周期中的低谷，那還要看今后幾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表列出了在這個周

期中各個年份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我們不難發現：從1992年到1998年，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失業率在總體上是逐漸上升的；在這個周期的峰頂1992年失業率最低，為2.3％。

表3國民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的比較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GDP增長率（%）3.89.214.213.512.710.59.68.87.8

失業率（%2.52.32.32.62.82.93.03.13.1

資料來源：《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有關部分。

我國GNP增長率與失業率的反相關關系決非偶然。高增長是高投資帶動起來的，這時市場需求旺盛，企業生產任務充足，企業中不僅隱性失業會減少，而且還會擴招正式工以及臨時工，這樣待業、失業人員就會減少，失業率下降；但在經濟蕭條階段，由于市場需求疲軟，銀根緊縮，投資下降，企業產品積壓直至裁減工人，導致失業人數增加，失業率上升。對于這類失業可以通過刺激需求等凱恩斯式的反周期需求管理來進行治理。

三、簡要的總結

綜上所述，在現階段，我國城鎮失業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體制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人口因素和發展因素。這些因素中，體制性因素又是現階段我國城鎮失業最為主要的原因。具體理由如下：第一，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對城鎮失業的影響不容忽視，然而為什么由產業結構問題引起的失業與下崗職工找不到新的工作崗位就業呢？摩擦性和結構性因素固然存在，但是在我國現階段，更主要的是由于社會保障失衡這一體制性障礙的存在，阻礙了失業和下崗職工到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非公有經濟部門就業。第二，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確會影響就業崗位的提供，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即使在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90年代前期和中期，城鎮失業問題也未見有明顯緩解，相反，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迅速上升。可見，周期性因素只不過加重了目前城鎮失業，而并非其主因。第三，發展性因素對城鎮失業的影響主要是間接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與失業和下崗職工在一些崗位上展開激烈競爭，這不會直接導致城鎮失業率的上升，只是加大了城鎮就業壓力。至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找不到工作而滯留在城市，形成事實上的失業，由于現有統計方法與指標尚未將其納入，無法作更具體的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群體不會有太大的規模，不構成城鎮失業的主體。因此，體制性因素是我國現階段城鎮失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體制轉軌使得傳統就業體制下形成的大量隱性失業顯性化，造成城鎮失業人口的激增。另一方面，現有社會保障失衡形成了阻礙失業與下崗職工到非公有經濟部門就業的體制性障礙，使得城鎮失業不能得到有效緩解。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對現階段城鎮失業問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畢竟不是主要原因。

參考資料

1.辜勝阻《中國跨世紀的改革與發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

2.袁志剛著《失業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3.王承英《中國再就業》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4.趙莉《我國失業的成因分析與政策建議》《新視野》1991年第1期

5.張華朱智文《現階段我國城鎮失業問題原因分析》《開發研究》2000年第5期

6.楊宜勇《失業沖擊波》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

7.李永周等著《中國再就業工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周天勇《勞動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9.張左偉《再就業工程》中國審計出版社1998年

10.解龍德《論體制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及對策》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

11.陶文達主編《發展經濟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和春雷《體制型失業與再就業》《經濟管理》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