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中國變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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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之變

2000年前后，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干群關系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于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范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從向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干群關系。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基礎結構之變

到了世紀之交，鄉村治理的宏觀背景和微觀基礎都發生了巨變。世紀之交的農村巨變，當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變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變化，真正的巨變在于農村社會基礎結構的變化。

農村社會的基礎結構，是指構成鄉村治理和社會秩序基礎的農村內生結構，或者我們所說村莊社會關聯的狀況。舉例來說，最近20多年，農村的家庭結構和婦女地位，就發生了巨變。最近20年來，農村家庭結構和代際關系發生了巨變，典型的是父子分家。傳統的深度交換基礎上的代際關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頗高、代際交換較少的關系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地位有極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婦女管錢管物。婦女當家成為全國農村的普遍現象。

再舉例來說，傳統社會中，構成村莊內生秩序基礎的是各種超家庭的結構性力量，包括我們所尤其關注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如傳統的宗族、村社組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某些農村地區出現了宗族的復興，但絕大多數地區的宗族組織都已解體，宗族力量大為削弱，甚至宗族意識也不復存在。

以上基礎結構的變化，又與農民收入和就業的多元化有關。幾乎所有被調查村，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多地依賴非農收入，這些非農收入尤其以“離土又離鄉”的外出務工收入為多。正是農民的外出務工，使得傳統的通婚圈被徹底打破，傳統家庭結構更加難以維持。農民收入和就業的多元化，進一步導致農村社會的陌生化和疏離化，依托于熟人社會的鄉土邏輯解體，市場倫理和市場邏輯正在替代傳統的鄉土倫理和鄉土邏輯。農村社區越來越喪失內生獲得秩序的能力。

農村基礎結構的變化，是較鄉村治理變化更為根本的變化，又是影響乃至決定鄉村治理狀況及鄉村治理制度安排的變化。農村社會基礎結構的變化，是當前鄉村中國巨變圖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顯著的方面，但不是最為根本的方面。價值之變

當前中國農村巨變最為根本的方面，是社會基礎結構得以維系的價值的巨變。就是說，在世紀之交，中國農村發生了一場以農民關于人生意義定義的變化為基礎的價值之變。不理解農民價值的變化，就不能理解當前農村巨變的實質。

在傳統時代，強烈的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理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終極價值關懷，構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和最為深沉的生活動力，構成了農民的生命意義，最終構成了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到世紀之交，“傳宗接代”的“落后”觀念被拋棄了，“現在人們只關心自己活得好不好”（農民語）。與“落后”觀念一同被拋棄的是農民一直以來得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基礎。

我們將農民價值分為三個層面，即本體性價值、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數千年來，中國農民本體性價值的核心是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強調個人權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進村，包括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在內的現代觀念的沖擊，農民流動和農民收入與就業的多元化，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和地方信仰逐步與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負面價值劃上等號，人生有意義的事情只是“個人奮斗”、“及時行樂”。但是，“個人奮斗”、“及時行樂”解決不了有限生命與無限意義的關系問題，終極價值出現缺位。更重要的是，當前農民被消費主義所裹脅，他們有限的收入與無限的消費欲望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終極價值缺位所帶來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終極價值缺位，致使當前農村出現了各種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喪事上表演脫衣舞、喪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六合彩的泛濫、地下邪教的傳播，等等。

中國農村的巨變，可以看作包括經濟發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現代的觀念在內的各種現代性因素持續作用于農村，首先改變村莊的基礎性結構，并最終改變了村莊中人們的內在行為目標的過程。這一巨變，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巨變，是鄉村治理方式及其背景的巨變，是農村人口雖會逐步減少但仍將長期保持高位數量基礎上的巨變，是九億農民從外在生活方式到內在生命意義的巨變。這種巨變，是人際關系的巨變，是傳統道德的巨變，是生活預期的巨變，是關于生命價值定義的巨變。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這種巨變對于農民生活，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對于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究竟是喜是憂，現在還難以判定。

而首先，我們有責任將這一巨變過程記錄下來。我們要住到農戶家中，在不同地區，用同樣的框架，來記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這一巨變，來描繪巨變中的鄉村中國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