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對產業集聚的干擾

導語：跨國公司對產業集聚的干擾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1、問題的提出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逐步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去,國際化程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連續多年成為發展中國家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跨國公司對我國直接投資正在大幅增加。如表1所示：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成為我國經濟領域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這從跨國公司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中可以看出。如表2所示：

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給我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等等,推動了我國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我國就業問題。近年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不斷遞增。截止到2001年底,已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90484戶,合同外資金額達74590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395469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占據重要地位。但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具有非常明顯的地域性。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上，東部地區遠遠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如表3所示：

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的同時，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也變成了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年來，無論從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機構的規模，還是設立的速度都遠遠超過以前任何時期。截至2002年，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R&D研發機構如表4所示。

例如,摩托羅拉、通用汽車、朗訊、三星、IBM、杜邦、寶潔、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都瞄準中國投資研發項目。2000年,在華外商投資企業高技術產品出口高達298億美元,占全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1%。幾年前,摩托羅拉就在中國建立18家研發中心,均引進了母公司的先進技術設備和一流產品,為中國生產出世界一流產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地研發最成功的例子當屬該公司研制和生產的天拓A6188手機。摩托羅拉今后在中國的研發中心將增至25個,在研發領域的投資也將增加到1.8億美元。

截至2002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情況如表5所示：

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來看，主要以第二產業為主，第三產業次之，第一產業最少。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以制造業為主。在截止到2002年外商投資合同金額中，投資于制造業的比重達63.32％。資金、技術密集型企業明顯增加，對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水平提高產生重大影響。

我們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大規模進入，通過促進資本形成與集聚、技術外溢、產業結構升級和人力資本形成等途徑，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反過來東部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將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擴大市場需求，提高要素生產率，改善外部環境，降低成本，產生集聚經濟效應，從而進一步提高和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

2、跨國公司、產業集聚、產業升級：理論綜述

（一）集聚效應的描述和界定

韋伯在1909年《工業區位論》中第一個提出集聚和集聚效應這個概念的。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的核心是“成本決定論”。韋伯理論的核心是通過交通、勞動力和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計算，找出工業產品生產成本最低的點作為工業企業布點的理想區位，探討工業區位選擇的基本原則和工業區位移動規律。所謂集聚效應，是指某些工業部門向某地域集中所產生的一種大于所追加的運費或勞動力費用，從而使產品成本降低的效果。韋伯的集聚效應只考察了成本節約，因而只是產生于廠商內部的一種規模經濟。

馬歇爾在1920年《經濟學原理》中提出外部經濟的概念，馬歇爾在韋伯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表明行業內廠商的集中產生外部性，可以降低該行業的成本，帶來整個行業的優勢。馬歇爾認為行業集聚的外部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形成中間投入品市場、勞動力池共享和產生知識外溢。

俄林在1933年《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中是第一個將貿易和產業布局理論聯系起來的經濟學家。俄林認為國際貿易理論只是產業布局理論的一小部分，它充分討論了運輸成本和規模經濟對于作為貿易替代品之要素流動的重要性，以及對于影響區際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經濟活動布局的重要性。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一個地方的運輸成本決定了該地方的產業布局，但是生產活動集中的趨勢之大，可以使布局從遵循運輸條件的軌道上偏離。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集聚效應是產業布局的一個重要原因。

克魯格曼的空間經濟理論強調歷史和偶然事件在經濟活動的區位決定方面的重要作用。空間經濟理論認為在初始稟賦條件相類似的地方之間，產業分布得不均衡是由于積累循環因果關系和路徑依賴所導致的。克魯格曼進一步發揮了俄林的思想，認為不僅是運輸成本和規模經濟，市場潛力也是集聚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以上可以看出，本文所界定的集聚是指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在空間的集中，大量的集中形成集聚；而集聚效應也就是指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大規模集中所引致的對地區增長和發展的綜合效果。

（二）產業升級的描述和界定

所謂產業升級，主要是一個國家產業結構根據經濟發展的歷史和邏輯序列順向演進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和層次。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1）在整個產業中有第一次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第二、第三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2）產業結構中有勞動密集型，特別是處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過程；（3）產業結構中制造初級產品的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制造中間產品、最終產品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從近代各國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結構高度也就越高，產業升級越快。

迄今為止，有關跨國公司與東道國產業升級之間的關系的論述主要有：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提出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Paradigm），該模式認為，已過產業成長經歷了進口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等幾個階段，而產業結構升級依次分為勞動和資源密集、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三個階梯。隨著外資的進入及一國工業化的發展，某一產業會逐漸衰落，并將轉移到低一個梯級的國家和地區，通過產業替代，推動產業升級。

美國經濟學家弗農(Vernon)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把客觀存在的產品生命周期分為產品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為了更好地解釋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撫弄由中心發展了他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即以“創新為基礎的寡占”、“成熟的寡占”、和“老化的寡占”替代原來的劃分標準。

日本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小島清（Kojima）提出了邊際產業轉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亦可稱為邊際產業依次進行。（1978）

這些理論都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都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條件下東道國產業升級的限度是由跨國公司主導下的國家生產和國際分工所決定的，其產業升級的高度必須服從于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因此這些理論均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直接投資實現產業升級的局限性。

所以發展中國家要想從引進外資的過程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必須依賴于自身的條件和引進外資的戰略。

（三）理論綜述

關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集聚效應的研究主要是從投資的區位及其影響來展開的。GlickmanandWoodward（1988）通過對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定位的模式和決定因素中研究發現，外國的制造商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的產業定位主要是從區域市場來考慮的。Barrell,R.andPain,N.(1999)研究了美國制造業自1978-1994年在6個歐洲國家的跨國經營活動和投資，研究發現勞動成本并不像以往那樣在跨國公司區位決定中起中心作用，尤其是那些采取高科技生產技術的跨國公司；與主要的生產和研發中心接近到是重要的區位決定因素由此形成空間集聚。Head,RisesandSwenson(1994年)通過對日本制造業在美國投資的分布狀況進行相關與回歸計算表明了，日本投資選址模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產業的集聚效應，而不是基于自然稟賦或勞動力、基礎設施等州際差異。Hanson,G.H.(1998年)對墨西哥從一個封閉經濟轉向開放經濟的一系列變化進行了計量分析，分析發現，隨著貿易成本的降低集聚中心正在向墨西哥和美國的邊境轉移，美國和墨西哥的市場關聯明顯加強。Coughlin等（1991）發現，外國直接生產企業（在州水平上）的數量與更大的土地面積、較低的工資、更高的個人收入、更高的失業、運輸基礎設施、較高的制造業密度等因素有關。WheelerandMody（1992）將集聚經濟定義為基礎設施質量、工業化水平和利用外資水平等的函數，并發現集聚經濟和市場規模決定了美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區位選擇。SmithandFlorida(1994)發現，空間群集是日本制造業企業在美國定位的重要特征，在美國的日汽車裝配企業和與汽車相關的產業包括汽車零部件、鋼鐵生產、精加工和處理橡膠和輪胎制造業群集在一起。SmithandFlorida(1994)發現，空間群集是日本制造業企業在美國定位的重要特征，在美國的日汽車裝配企業和與汽車相關的產業包括汽車零部件、鋼鐵生產、精加工和處理橡膠和輪胎制造業群集在一起。Guimaraer（2000）通過對葡萄牙外國直接投資的定位研究發現，由于仿效其他的外國公司的決策以降低不確定性，外國投資者可能被吸引到外國公司集中的區域。賀燦飛和魏后凱（2001）認為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取決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經濟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

關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術進步的研究主要包括：SingerandBallence(1982)認為，在勞動力轉移過程并未完成，大量的非熟練勞動力稟賦存在的情況下，主張國際直接投資的技術不應當是資本密集型的，而是一種能與廉價勞動力相結合的技術。Mansfield(1974)認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直接投資中轉移技術的適宜性，應該與東道國技術吸收能力和選擇能力結合起來考察，認為發展中國家缺乏一種技術能力能夠對適應技術產生影響。Ahiakpor(1990)認為，只有那種能夠從其使用中獲利的技術，才可能持續地用在東道國的其他要素上，從這過程創造的利潤方可產生更多的再投資，并將有助于東道國最為豐富的資源的開發和利用。Katrak(1991)的研究表明，在準工業化或半工業化的東道國，政府對市場人為的干預、市場競爭和市場進入壁壘三個方面可能是導致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使用資本密集型技術的重要原因。金泳鎬（1986，1987）認為，發展中國家國內技術儲備越低，越難彌補所接受的技術和國內技術的差距，在技術接受方面的吸收能力差，技術上的差距就越大，發展中國家受制于技術差距的危險就越大。Chen(1990)認為，在技術吸收能力差的情況下，技術進步不會發生。VeblenandA.Gerschenkron(1962)通過對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工業化和發展水平趨同的研究結果說明，跨國公司分公司和當地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大，技術溢出效應就越大。Cantwell(1992)認為，企業內的技術發展是一個累積的過程，技術進步是逐步累積的，是過去技術積累的反應，東道國企業自身技術發展水平與獲得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和轉移之間是一種正相關的關系。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產業升級的影響主要有：MEier(1989)指出，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創造產業升級效應，客觀上要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投資項目具有“發動機單位”的職能。Hirschman（1958）把關聯效應視為外國直接投資在經濟部門之間創造較強外部經濟的一種有效地產業帶動方式。Radetxki(1977),Girvan(1987)認為，對于資源稟賦較為豐富的東道國，外國直接投資的作用就是與東道國原料的開發和加工以及與外部經濟發生垂直聯系的關聯效應。Kojima(1993)認為，在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化戰略選擇中，一國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以及外國直接投資對該國工業化的推動作用與東道國資源稟賦狀況直接相關。Sachs(1980)認為，借助國際直接投資所實現的東道國的工業發展可能是“扭曲”或是“不正常”。Lall(1980)在研究印度卡車制造業時發現跨國公司與當地企業通過后向聯系（backwardlinkage）可以產生技術外溢。Brash(1966)的研究發現，通用汽車公司對澳大利亞當地供應商質量上的嚴格控制對供應商生產水平的提高具有特殊的意義。Lester(1981)發現，美國在馬來西亞出口加工區的子公司的一般管理技巧已經基本上轉移給了當地雇員。

關于產業集聚和產業升級之間關系的文獻不多，主要有：EdmundR.Thompson(2002)認為集群內技術轉移和產業創新筆集群外更加顯著。Krugman(1993)認為，產業集群此起彼伏，有些產業高度集聚區會因為技術的進步，集聚程度下降甚至消失。如果集聚的產業對專門的中間投入品和信息、技術外溢的依賴程度減少，也會出現產業集聚衰退。Porter(2002,2003)則從發揮集聚效應的角度，指出了政府促進產業集聚的三個作用：（1）本地競爭的密集程度，（2）本地培養新事業的環境，（3）將產業集群內部成員聚合起來的正式或非正式機制的效能。

3、模型分析

跨國公司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垂直跨國公司（verticalmultinationalenterprises），另一種是水平跨國公司（horizontalmultinationalenterprises）。水平跨國公司是指在國外開辦工廠生產與國內工廠同樣的產品。而垂直跨國公司是指生產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國家進行。“垂直專業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主要是指各國企業間中間品貿易不斷增加，跨越多個國家的垂直貿易鏈不斷延長，每個國家只在商品生產的特定階段中進行專業化生產的現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近年來各個國家的制度發展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垂直專業化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化運作的新趨勢。許多跨國公司紛紛收縮戰線，只保留核心業務，而把大量的其他業務交付給外部企業甚至是海外企業，進行垂直產業鏈的專業化生產。跨國公司垂直專業化的發展，不僅對跨國公司母國產生多方面的效應，而且對與跨國公司進行垂直專業化協作的東道國也會在產業集聚、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等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垂直專業化生產將會對我國產業產生多方面的關聯效應，推動我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從跨國公司利潤最大化角度來考察

4、幾點補充

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跨國公司選擇在中國直接投資的目的是由于中國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然而如果我們也天真地認為直接坐守這種勞動力優勢和中國廣闊的市場我們就能獲得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道國產業集聚、技術升級和經濟增長那就錯了。

首先，中國的勞動力太便宜，那么外商就不愿投資更新技術、提高工人的勞動效率。因為新技術雖然節省勞動力，但是卻需要投資。如果勞動力太便宜，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還不如多雇傭幾個勞動工人合算。因此中國有可能就此陷入一個低技術的陷阱。

其次，由于中國認準了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的稟賦優勢，因此對勞動工人的應該享有的權利就存在著嚴重的忽視。中國的民工能夠按時拿到自己的工資對他們來講都是一種奢望。近25年來，中國經濟的起飛，制造業工人立下了首功。而且在中國認定要把自己建設成21世紀的“世界工廠”的過程中，制造業仍然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根本。因此制造業工人才是中國正日益培養的“中間階層”。如果民工連工資都拿不到，那么中國培養真正的“中間階層”的愿望就會落空。只有這一階層達到“小康”，才能創造健康的消費品市場。

只有中國有了真正健康的消費市場，中國經濟才能夠真正健康的發展，才能夠對外商形成吸引力，引致跨國公司前來投資；只有中國的藍領階層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夠的經濟和教育資源，外商才會把好的技術帶到中國，促進中國的制造進行產業升級。

5、結論

本文主要是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產業集聚和產業升級的影響作了介紹。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受我國對外開放區域政策的影響，形成了由東到西，由沿海到內的梯度推進性格局。現階段，東部地區擁有較好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使其在吸收和擁有FDI上仍具有絕對優勢，使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部集聚。因此，通過利用外資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尤其是落后地區經濟增長，就要求我國實行向落后地區傾斜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同時，加強中西部地區投資的“硬”、“軟”環境建設，以擴大吸引外資，使廣大中西部地區得以加速發展。

（2）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垂直專業化生產貿易模式時，一大批中間產品供應商往往會大批跟進，這就產生了“產業集聚”現象。跨國公司的生產和產業轉移，一般都具有系統性和關聯性。例如：目前在中國華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一東莞、深圳惠州和珠海為中心的計算機外設計好菜生產基地，特別是東莞聚集了計算機信息產業廠商2800多家，在深圳僅為計算機配套的企業就有2000多家，生產的產品涉及磁頭、鍵盤、驅動器、顯示器、數碼相機和掃描儀等，而以上海—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正成為臺灣信息產業投資的新熱點。其中蘇州已經形成以明基電腦、全友電腦和華宇電腦為核心的IT產業群，建立起鼠標、彩顯、液晶顯示器、超微半導體等多個大規模生產基地。①

（3）跨國公司垂直專業化生產貿易模式使東道國企業有了向跨國公司學習與合作的機會，從簡單的組裝裝配、零部件制造等一些簡單的為跨國公司配套的中間產品向系統化、搞加工度、高技術含量的方向轉變，有的企業在為跨國公司做產業配套的過程中通過不斷的學習和不斷地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已經能夠生產出當今最先進的高新技術產品。例如：日本的東芝公司最初在中國投資的是電子零部件項目，東芝公司在2001年3月做出決定，為加強在彩色電視市場的競爭力，將終止國內普通電子管彩電的生產，并于4月把包括數碼電視在內的電視機生產移往中國大連。并將投資240萬美元更新大連工廠的設備。這樣，他們就可以降低勞動成本、配件成本。這些年以來，中國生產的電視機配件的質量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東芝駐中國總代表平田信正稱，東芝已將中國作為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東芝在華投資已由以往及集中于家電、機電、能源領域轉向信息技術及軟件、IT等領域，在液晶技術和半導體方面也將大量投資。

（4）一個國家要想利用國際直接投資促進本國產業技術升級還需要東道國有一定的工業發展基礎。產業升級意味著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但是在基本密集型產業中，原材料的種類、零部件、維修設備和勞動技能與資本密集型程度低的生產技術所要求的是不同的，而且更加專業化。沒有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不能產生為各部門所需要的所有的那些互補性要素。②“缺乏互補性投入，反映在生產函數和技術進步的性質之中……因為缺乏互補性投入而造成不能采用的生產技術，將不會出現在生產函數曲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