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敘事與現代革命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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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創作于1943年。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使爭取民族獨立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命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在解放戰爭中擴大為解放區)的文藝運動主要以革命救亡為主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趙樹理以一對青年農民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為題材的《小二黑結婚》顯然遠離了時代主題。因此，當1943年《小二黑結婚》出版后，盡管在讀者中的反響空前熱烈，但文藝界的同行卻敏感地發現了小說與時代主題的疏離。“在《新化日報》(華北版)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批評道：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抗日，寫男女戀愛，有什么意義。””當時，趙樹理僅是出于“問題小說”的立場，為配合邊區《妨害婚姻治罪法》寫作，并非像文學史所定論的是他“實踐了文藝方向的結果，是同志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他沒有自覺接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也無意將其寫成文藝“方向”的范本。

通過細讀《小二黑結婚》，其敘事立場與政治權力話語的差距也十分明顯。在趙樹理所處的時代，中國欲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農民則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國家的主體。在民族危機中，政治權力話語對他們進行現代政治啟蒙顯得異常迫切，農村敘事便具有了特殊意義。如何展開農村敘事?由于民族獨立與國家現代化的渴望，導致國家話語對農村進行現代政治啟蒙的“焦點始終是革命人的理想化與革命的理想化”[3]。“中國農村革命究竟是一場傳統性質的革命，還是現代性的革命，農民問題是一塊重要的試金石。”。所謂“現代”是人造出來的，現代本質的實現也只能通過人的成長來完成。現代農村敘事話語必須打破中國農民的千年傳統夢想，組織起嶄新的農民本質，組織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結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無疑離這一要求較遠。這篇小說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著古代才子佳人痕跡，故事深層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現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這個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們的愛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屬于包辦婚姻，還受到父母反對；再次，他們的愛情往往有“小人”破壞，但最后因得到貴人相助而獲得大團圓結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6，而且長得帥氣，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則明顯屬于“女貌”模式。二諸葛和三仙姑顯然是代表封建勢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則屬于“小人”，而區長的干預則是扮演了“貴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戀愛遭受到的阻礙之所以得到解決，多是外力作用的結果，在他們身上并沒有新型革命農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時，現代農村敘事話語必須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賦予革命以合法性，論證從傳統的農村到現代革命是歷史前進的標志。《小二黑結婚》也沒能充分論證這一點。他的小說有兩大主題，即農村封建落后意識與基層政權問題，前者造就了農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損害了農民的現實物質利益。對于前者，由于趙樹理長期在農村生活，對此司空見慣，他熟知二諸葛的“神課”代表了一種農民的舊意識形態；對三仙姑的前后轉變雖有嘲諷，但更多的是批評她違反了為人妻、為人母的日常家庭倫理。對農村的封建落后意識問題，趙樹理沒有把它提升到階級對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諷、促人自醒的溫和態度講述。至于金旺兄弟與小二黑和小芹之間的迫害、反迫害斗爭，也是民間社會善與惡的道德較量。《小二黑結婚》詼諧、幽默的敘述近乎把革命講述成才子佳人的傳奇、善與惡的道德較量。作品運用的是民間道德倫理譜系，表現的是民間通俗活潑、熱鬧的審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現代性敘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獲得了國家話語如此高的評價呢?這與當時的抗戰背景有關。趙樹理的小說缺乏革命的現代性敘述，可他利用民間通俗的文藝形式，在反對封建意識形態方面與20世紀40年代的主流話語非常合拍。他的創作與主流話語盡管在革命性方面有著細微的差異，但不影響反封建的時代意識。戰爭文化環境所造成的相對寬容的話語氛圍，主流話語對革命陣線的廣泛性要求，延安講話對文藝大眾化形式的強調等，使趙樹理的小說在當時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也遮蔽了其話語立場與主流意識的錯位。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熱烈向往是現代文學觀念產生與發展的基本依據，“五四”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最先以啟蒙和救亡打開了缺口，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有了建構一種新型文學的構想，并將其初步概括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學。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這種新型文學命名為“工農兵文學”，它實際上是為新中國構建的與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同步的新興文學。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之所以獲得了國家話語較高的評價，是因為它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最早而且是成功地為新型文學找到了話語起點的作家。“趙樹理方向”的意義是用農民聽得懂的話給他們講故事。這是建立中國農民的現代本質繼而完成中國敘事的基礎。隨著意識形態的變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話語類型也在不斷演變，從敘事到抒情再到象征。而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中提供了民族形式這一中國敘事的話語起點后，沒有新的發展。此后的創作沒能塑造出成功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并通過這一主體的認同承認“社會主義”是現代中國的真正本質，進而達到現代性敘事的“典型化”標準。因此，一直“落后于”時代的現代性的飛速發展。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基本話語類型從敘事不斷進展轉換為抒情話語、象征話語時，他仍然堅持早期的“未成熟”的敘事立場，這是趙樹理一生創作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