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類電視節目媒介推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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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類電視節目一方面結合媒介演變規律與影像記錄方式，延展出從宏觀到微觀的三維歷史譜系，為不同時代的家國情懷預留了廣泛的解釋性空間；另一方面并置出舞臺、故事與受眾相交織的多重虛實空間，為受眾帶來了沉浸式的空間體驗。同時，節目綜合不同媒介的冷、熱屬性，創新編排了文字、朗誦、影像等媒介內容，激發出大眾普泛的愛國情感，在國際傳播中彰顯出民族品格。

【關鍵詞】文化類電視節目；媒介融合；空間敘事；共情沉浸

作為重要的文藝傳播樣態，文化類電視節目秉持著現實折射與情感觀照的原則，“用獨到的思想啟迪、潤物無聲的藝術熏陶啟迪人的心靈，傳遞向善向上的價值觀”，①因此可結合戲劇、影視、綜藝的藝術表現形式，重新演繹經典故事和傳統文化，但區別于“真實空間直接或顛倒的完美形式”，②一些節目旨在打造異質性影像空間，這與“空間轉向”趨勢不謀而合。當下，關于空間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實在空間，以列斐伏爾、愛德華•蘇賈、福柯、霍米巴巴為代表的學者相繼提出差異空間（DifferentialSpaces）、異質空間（Heterotopias）、第三空間（TheThirdSpace）等相關理論，論述了“文化空間建設的過程中形成的爭論和倒置空間”，③強調人與空間之間的想象、認知、情結與回憶。本文圍繞文化類節目的議題規則，從時間與空間兩大維度洞悉該類節目的審美意蘊，理解冷、熱媒介在敘事建構與視覺呈現上的融合策略。

一、時間維度：切片歷史的融合

在數字化時代，信息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繁榮的關鍵性要素，但與此同時，人們又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諸多區別于以往的信息風險，其中，信息對人的裹挾間接導致了社會無歷史感的泛濫。鑒于此，文化類電視節目作為歷史傳承的流行文本，是建構集體性記憶、喚醒大眾民族意識的重要途徑，但其在復現宏大歷史的過程中，也受到海量故事樣本、媒介敘事邏輯等因素的制約。因此，諸多文化類節目嘗試在復現歷史的過程中，容納媒介歷史與影像歷史，促使節目突破自然的時間規則，在有限的節目時長內為大眾呈現更為廣泛的社會風貌。（一）譜系中的印象中國。為梳理龐雜的文本素材、全方位地觀照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國家寶藏》《故事里的中國》等文化類電視節目打亂了固化的線性時間序列，使“一切稍縱即逝的事件都保持在它們特有的散布狀態”。④這與福柯的譜系學理論相契合，因此，圍繞譜系歷史中“效用性、策略性與局部性”⑤三大特點，可考察文化類電視節目再媒介化的異質呈現路徑、洞悉節目引發大眾情感共鳴的原因。上述節目多選取戰國時期、漢代、解放戰爭、改革開放等中國歷史中的“高光時刻”，在解析晦澀歷史符碼、復現視聽影像中，重塑具有時代意義、飽含民族精神的影視作品，并通過打破時間界限的方式，為受眾描繪出過去與現在相連的、可感知的歷史環境。節目在回顧英雄光輝事跡、寶藏歷史價值的同時，對大眾的日常生活也予以了觀照，其中的時代情感被凝縮為典型的國家議題，平衡了電視文化中的家國情懷與娛樂取向，成為整合多種歷史、文明與情感的異質場。由此，切片式的歷史演繹完成了愛國情感抒發、傳統文化傳衍等創作目的，讓不同年齡的受眾得以突破代際界限與文化差異，真正實現熒屏內外的情感共鳴與認知同構。（二）融媒中的議題推演。如果說宏觀歷史是賦予節目深刻內涵的潛在邏輯，那么節目的時間編排則是引導受眾的顯性邏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節目的編排規則日趨復雜，除線性時間與內容層次等邏輯外，媒介歷史的發展也成為節目推演的重要參考之一。《故事里的中國》第二期節目聚焦“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之一的《平凡的世界》，作品中黑白的文字媒介凝固了流動的時間，成為作家思想延續的物質載體。作者路遙“以命搏文”，花費整整六年的時間著成了上百萬字的鴻篇巨著。正如主持人董卿所言：“一直到今天，30多年過去了，《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各大院校借閱量最大的圖書之一，很多人在這本書里找到了出路和未來。”然而，文字媒介的地域性、規定性與多義性特點限制了文學作品的傳播范圍與影響程度；而廣播從聲音的維度賦予了《平凡的世界》第二次生命，李野墨先生那極具代入感與氣息感的渾厚聲音，形象、生動地描繪出蒼涼土地上的大眾圖景，將平凡的故事傳遍中國的大街小巷，引發受眾無限的地域想象與普遍的情感共鳴。在當下，技術的發展致使單一的媒介呈現往往難以滿足受眾多元化的認知需求，因此，《詩意中國》《中華好故事》等文化類電視節目也嘗試將抽象的文字表達轉為實在的影像呈現，在大屏幕似真似幻的場景與主持人、嘉賓面對面的互動中，穿插書文展示、聲音朗讀與人物表演，繼而放大了節目時間的廣度，促使自然時間讓位于異質的媒介時間，建構起了別出心裁的節目議題規律。（三）故事中的歷史記錄。“在涉及技術的東西的文化中，任何東西都談不上什么持久性。”⑥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在電視畫面中調節瞬時媒介與恒久歷史之間的矛盾，使節目展現出厚重的中國、人類歷史以及虛構的未來歷史？《故事里的中國》嘗試建構中國“影像藝術博物館”，其從不斷演進的歷史資料中獲取豐富的創作素材，通過訪談當事人與相關人物，收集口述歷史，為電視受眾認知歷史真相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材料。節目對歷史影像的藝術化處理不僅豐富了節目的文化底蘊，還契合了受眾的認知需求，創造出一種兼具藝術價值與時代內涵的記錄方式。該節目遵循譜系歷史邏輯，從對物的反思與技術的觀照中，打破連續、宏觀的人類發展史，借助視聽影像重新編排中國故事，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交織中，建構起片段化、交錯化的敘事時間。

二、空間維度：沉浸化場景的并置

為充分發揮電視媒體的視聽優勢，滿足受眾沉浸式的媒介期待，文化類電視節目可從舞臺、故事與受眾三個維度復現實在的、厚重的歷史背景，減少受眾在集體性觀看中可能受到的事件與人物的干擾。（一）舞臺中的真實沖擊。舞臺空間作為文化類電視節目的物質基礎是呈現節目背景、建構議題規則的重要手段。首先，舞臺空間的塑造有助于激發受眾的情感想象。《兒行千里》采用半圓形的舞臺框架以模擬母親的雙臂，在環繞式的暖燈中喚醒、加深游子對家的思念；《詩書中華》則依托“曲水流觴”的舞臺，還原古代詩人的意趣風雅，為受眾營造意境悠遠的山水空間。區別于前二者的單維空間，《故事里的中國》打造出立體化的“1+N”空間模式，其通過“點和元素間鄰近關系的確定”，⑦將夸張的人物動作與逼真的場景效果相融合，完成了外在故事向內聚合與內在技術對外傳播的目的。其次，舞臺空間具有架構節目規則的功能。比賽類節目《世界聽我說》中所塑造的金字塔排位式空間有利于直觀反映節目比賽的激烈性；《中國詩詞大會》的空間以“盛開的花朵”作為設計原型，在隱喻詩詞之美的同時，凸顯以詩詞比賽為核心的節目議程。此外，《上新了，故宮》《遇見天壇》與《小鎮故事》等節目更將舞臺空間擴展至真實場景，使受眾在故宮樓閣、天壇穹宇與小鎮風光的轉換間，感受時空變遷中的歷史力量。（二）故事中的情景張力。作為建構多元故事背景的物質基礎，舞臺空間背后還潛藏著流動的、戲劇性的故事空間。由此，諸多文化類電視節目通過實在舞臺空間與虛擬故事空間的碰撞、糅合，在沖突性的表演與縮影式的情景展現出廣大的社會現實圖景。節目《一路書香》將受眾視角與節目人物相置換，使受眾與主持人、嘉賓一道重走路遙的“人生”軌跡，在一望無邊的黃沙、結著冰凌的洼窩、搖曳著枯草的鹽堿地中挖掘陜派文學的精髓，展現文學、文化、民俗的魅力。此外，跟、搖、升、旋轉等影視化運動鏡頭的處理也豐富了故事空間的敘事張力。在《故事里的中國》的《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旋轉的仰拍鏡頭對準了主人公李俠，這既反映出李俠陷入漩渦般難以擺脫的危險命運，又展現出英雄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提升了整個故事空間的審美意蘊與價值內涵，預示著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與人物的命運走向，為故事的展開預留了廣闊的想象空間。（三）熒屏上的受眾儀式。空間“既是現實生產的模式，也是生產現實的模式，它不僅外在地體現了一定的社會秩序與社會關系，而且集中表征了一定時代人們的意識觀念、思想情感等”。⑧《經典詠流傳》中表演結束后的詩詞簽名，《國家寶藏》里為守護者頒發守護印、宣讀保護誓言等節目儀式“正把我們從舊有的、功能逐漸消退的儀式場所之外重新拉到一起”。⑨此外，《信•中國》《圖鑒中國》等文化類電視節目在“全景敞視監獄”的基礎上，將監獄中的瞭望塔變為電視屏幕，從而構筑出全新的觀演關系，依托虛擬演播室，營造“虛實結合”的舞美空間，由此模糊了現實與夢境的邊界，使受眾恍如“走進歷史信件與照片”的真實場景之中，激發出其強烈的窺探欲與表演欲，這對喚醒受眾共通的民族意識、形成想象的情感共同體等具有重要意義。

三、異質電視空間：重生的歷史與共情的記憶

文化類綜藝節目作為記錄歷史的重要節目形式之一，亦難擺脫題材宏大、說教性強的局限。近年來，為突破節目的創作困境，文化類電視節目創作者們嘗試將經典與流行要素相結合來創新節目模式。書信類文化節目《信•中國》《見字如面》《朗讀者》與《閱讀•閱美》，在對歷史故事的講述中，用聲音還原了人物情狀、社會風物，重溫了書信里的記憶與時光；詩詞類文化節目《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詩詞大會》將緊張的比賽節奏與悠長的詩詞韻律對比組合，在真實與象征、靜止與運動中，傳遞中華文化之美，喚醒受眾對于傳統文學的關注與想象；寶藏類文化節目《國家寶藏》《上新了，故宮》通過人與物的相遇，穿越古今時空，講述中國歷史興衰變遷，洞悉空間的意蘊內涵，在儀式化的媒介呈現中，完成了文化歷史的傳承。不難發現，多數文化類電視節目均聚焦具體的形態或物象，旨在拉近大眾與高雅文化之間的距離。諸多文化類電視節目，如《中國故事大會》等，在宏觀命題中尋找微觀切口，為獲得更加廣泛的故事樣本而放棄物象形態，將整個“中國”作為節目的創作核心，在故事與故事、人物與人物的組合拼接中，使“每個人都能在此狀況下對之有所體會：一旦開始被這個主題糾纏，就會在閱讀過程中、在旅行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的異托邦經驗”。⑩無論是中國故事的鋪陳還是英雄人物的塑造，節目的最終目的都在于喚醒受眾的情感共鳴。其中，角色置換作為情感認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自我主體意識的再塑，推動了“自我”與“他我”間情感的融合，《百心百匠》《閱讀•閱美》《經典詠流傳》等文化類綜藝節目通過主持人、嘉賓、演員與受眾等主體嫁接起的復雜互動關系，即是引導受眾認知節目議題的關鍵。不同于多數節目主持人與嘉賓程式化、表演性的站立式交流，主持人趙屹鷗在與故事親歷者、見證人的交流中，通過“坐下”這一動作為《圖鑒中國》營造出平等的交流氛圍；《一路書香》將經典文藝作品的發生背景作為節目實景空間，通過主持人竇文濤與張星月的走訪，重溫歷史故事，觀照時代議題。由此，主持人與嘉賓之間的展演關系被對話方式取代，主持人作為受眾的縮影，為受眾重溫歷史故事、感知文學溫度提供了別樣的視角。在表演層面，《國家寶藏》《詩意中國》“強調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語言的、身體的、行為的活動在‘表演者’和‘觀眾’之間所建立的交流和對話意義”。⑪因此，演員作為敘事主體，其在傾聽故事的同時，也將自我置于故事之中，并逐步趨向于“客我”，繼而完成與故事主人公之間的“交流”。文化類電視節目通過平等對話與沉浸式表演，將舞臺之外的受眾納入故事之中，使不同歷史時期的情感、觀念浸入人心，轉變為普泛的社會共識，完成了人們對空間儀式的認同。

米歇爾•福柯認為，劇院與影院是異質的存在：“劇院把一個接一個的、一系列互不相關的地方搬上了長方形的舞臺；電影院則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矩形房間，人們將在二維屏幕上看到一個三維空間的投影。”⑫與之相似，文化類電視節目將電影、戲劇中的異質性特點融于電視媒介之中，節目從時間與空間出發，一方面編排了譜系、媒介與影像的切片歷史，另一方面并置了舞臺、故事與影像的立體空間，在故事講述中還原了真實、動人的歷史風貌。然而，節目中的異質性元素顯然不止于此：首先，媒介技術的融合發展為舞臺呈現、議題設置、人物表演的創新奠定了基礎，電視受眾在同一空間中得以享受文字、朗讀、電報、戲劇、影視等交織的藝術形式所帶來的情感張力，但各個媒介間的屬性差異與過度融合也易造成整個節目敘述邏輯的斷裂。麥克盧漢認為，不同媒介對人類感官比率的調節存在差異，但無論是何種媒介，其皆可歸于“冷、熱媒介”兩種屬性之中。這一理論的提出為人們認知媒介提供了新的參考，文化類電視節目中“冷媒介”在抵擋“熱媒介”信息壓迫的同時，又逐漸向“熱媒介”靠攏，綜合文字、朗讀的留白與影視、戲劇的繁復，在歷史進化與藝術升華的邏輯支持下，引導受眾完成了關于中國故事的媒介想象。其次，文化類電視節目不僅囊括了中國的歷史文化，還縫合了異國受眾的多樣文化需求，搭建起文化溝通的精神橋梁。電視通過打造歷史文化的異質性空間，在個體英雄敘事中融入國家儀式，使受眾真切地感受民族精神及其意義。

作者:湯天甜 溫曼露 閆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