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框架的文化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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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里的“框架”(fames)與“語境”(context)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語境”是事實的一種外在體現;“框架”指的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字面意義，它構成了我們觀察世界的一種圖式;因此，“框架”并不是“真實的”，就好似我們認識世界的圖式并不是實際區域環境真實、完整的再現［3］(P34)。例如:“Ihateyou”從表層意義上來看，是說話者在表達對聽者的厭惡之情，但是這句話的深層意義可以是“Iloveyou”;即表層意義“Ihateyou”是深層框架“Iloveyou”的戲謔之語，這種“框架”反映了表層意義(surfacemeaning)與深層意義(deepmeaning)之間的差距。除了對于真實世界的內在的心理再現，“框架”也包括人們心理預期的一種典型范例或原型(Prototype):它是人們自己理想化的、意中的一種具體形象，是抽象的具體化，是典型的反復出現的意象;為了交際的進行，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把自己的內在心理圖式與真實場景中的事物進行一定形式的匹配。不同的文化對于同一事物或概念會有不同的理想原型，即使處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區域的群體和個人，也會產生不同的心理預期。例如:當提到“鳥”時，美國成年人首先會聯想到“知更鳥(robin)”，但是十二歲左右的兒童則會想到“鸚鵡(Parrot)”，而我們中國人則想到“麻雀(sparrow)”。顯然，這種“框架”是由文化決定的(cultur-allydetermined)，也可以稱之為“文化框架”(culturalframes):即把文化視為一個框架體系，在這個框架內部，人們可以對外部事物進行理解和闡釋;所以，框架對于文化具有闡釋的輔助作用。Tannen［3］(P125)則從文化翻譯的視角，將其定義為“人們關于文本已有的知識、以及對該文本作出的概括和預期內容的集合體”。因此，文化翻譯者要特別注意的是:意義并不是內在固有的，而是不同的文化群體和個體經過自己的理解和闡釋而附加上去的;翻譯是不能過于強調字面表層意義，也不能過于強調內涵深層意義。(從認知學出發，“文化”被定義為一種共有的、觀察世界的心理模式或圖式(mentalmodelormapoftheworld);文化就是認知;認知不同，產生的文化也就不同。文化心理圖式是積淀著特定文化蘊涵的心理結構，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無意識;它影響著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體的思維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1.影響因素。Hofstede［3］(P88)列出了影響人類感知世界的“感知過濾器”(Perceptionfilters)———人類活動過程中特有的三個層次，從低層到高層依次是:人類本性(humannature)、文化(culture)和人格特征(Personality)。Katan［3］(P88－89)在此基礎之上，加入了“語言”因素，從而總結出了四個影響人類心理感知的因素。首先是“生理因素”(Physiological)，這與Hofstede的“人類本性”是相對應的，屬于最低層次。此時，我們與外界唯一的接觸，就是解讀自我感覺接收器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一方面，人類的感覺器官在進化領域內并不是最先進的，如我們的聽覺和觸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我們對于這種感官上的局限是無意識的。其次是“社會工程因素”(socialengineering)，即對應Hofstede的“文化”因素。人類通過神經能夠感知、觸及的世界是非常廣泛的，因此我們必須根據自我的“感覺性需求”(Perceivedneed)對聽覺、視覺、觸覺等不同方面進行選擇這種。選擇過程就是所謂的“社會工程”(socialengineering);它不僅因文化而異，也因人而異。再者是“個體因素”(individual)，對應Hofst-ede的“人格”因素。這種因素不僅取決于先天性的、個體獨有的基因結構，也受后天教化的影響。最高層次的就是“語言因素”(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與Sapir－Whorf假說相類似:一方面，語言影響著我們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語言在構建、反映事實的同時，也會有壓制和曲解。2.實現工具。既然真實世界(realworld)與人們感知的文化心理圖式不同，人們更傾向于文化心理圖式;而“文化心理模式”正是通過“元模式”(meta－model)這一工具在語言中加以應用。和地理結構圖式一樣，文化圖式也往往過于詳盡和繁瑣;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須對真實世界進行一定程度的概括(generalize)、曲解(distort)或刪減(delete)，使文化心理圖式得以簡化。這種起簡化作用的模式就是“元模式”。“元模式”是文化的集合模式，不僅明確了意義簡化模式的三種形式，也為我們的交際提供簡略的表達方式。第一種是概括(generalization)，是預知世界的最簡便、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人類才具有這種概括能力。第二種是刪減(deletion)，對于感知的事物，只能抓住其中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內容就要有意刪除;例如“雞尾酒會現象”(cock－tailpar-ty)就是與會者有意刪減不必要的東西，即使在如此嘈雜的環境下也能聽見對方所講話語。第三種是曲解(distortion)，它可以是有意、也可是無意的:有時為了更方便地把握事件內容，便會故意曲解，把明知不是的那些事物變作是的東西———這在翻譯中時很普遍的，“意譯”就是一種曲解;而有時曲解完全是由于人類經驗的有限造成的。

傳統的翻譯方法采用的是“解碼－編碼”(decoding/encoding):先在源語內部對文本進行解碼，從文本表層意義揭露其深層意義;然后通過語際轉換成目的語的深層意義，并以此為基礎，在目的語內部編碼成表層意義，最終形成目的語文本。但是這種局限于語言層面的翻譯方法，無法解決不同文化框架內部、不同文化心理圖式作用下的文化差異問題，無法對抗文化沖突。“解構”和“重構”作為一種文化對抗策略，已成為文化翻譯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因素。解構閱讀是一種揭露文本結構與其西方形上本質(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間差異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不能僅僅局限于被解讀成單一作者在傳達一個明顯的訊息，而應該被解讀為在某個文化或世界觀中各種沖突的體現。一個被解構的文本會顯示出許多同時存在的各種觀點，而這些觀點通常會彼此沖突。若將一個文本的解構閱讀與其傳統閱讀來相比較的話，也會發現源文本中有許多被壓抑與忽視的觀點。在語言文化差異甚至沖突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譯過程中，若沒有準確的語義文化詮釋，就談不上文本的解讀［5］。因此，傳統的語言層面上的文本解碼已遠遠不能滿足譯者與目的語讀者的期望和需求，這也就更加突顯出譯者“文化協調者”的身份與作用———在實際翻譯活動開展之前，必須首先在源語文化框架內部，對源語文本實行“文化框架解構”，全面分析源文本語言中的文化信息分布，為有效的文化翻譯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解構”源語文化框架，充分掌握源語中的文化信息及其體現的文化心理圖式，并輸入到目的語大背景下，接下來“文化協調者”的另一個關鍵任務就是在目的語文化中“重構”文化框架。“重構”(reconstruction)是指編碼后在不更改代碼的外部行為的前提下，通過更改代碼的內部結構來改進代碼的過程。顧名思義，廣義上的“文化重構”(culturalreconstruction)就是文化的重新構建，它包含兩個層次:低層次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自身的“重構”，即對于已有某個文化現象的再加工、再創造，也是人們對于已有文化現象的再認知，例如對經典影視作品的翻拍、或者將某一文學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都屬于重構;高層次的“重構”是跨文化交際視角下的“跨文化重構”(cross－culturalreconstruction)———即以保留再現源語文化功能為前提，在目的語文化框架內部對于某個已有的或缺省的文化現象的再加工、再創造，盡可能追求文化間的“留異存同”。在中國，“除夕”是農歷新年的前一個夜晚，而西方的“平安夜”(ChristmasEve)同樣也是西方新年“圣誕節”的前一夜;參照中西方在新年及新年前一夜這一文化現象上的共性，把中國的“除夕”譯為“ChineseNewYear’sEve”，既實現了“存同”———“eve”，又達到了“留異”———“Chi-neseNewYear”。而文化翻譯過程中的“文化框架重構”顯然隸屬于“跨文化重構”。鑒于文化差異性，必須關照目的語文化心理圖式，順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運用概括、刪減或曲解等一系列策略對新輸入的源語文化進行適當處理，以目的語讀者熟悉、可接受的語言方式，再現源語所承載的文化功能。縱觀整個文化翻譯過程，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步驟:文化框架解構、文化框架轉換、文化框架重構。從操作內容來看，“文化框架解構”(decon-structionofsourcecultureframes)是在在源語文化框架內部全面分析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分布，“文化框架轉換”(shiftingfromsourcecultureframestotargetcultureframes)是采用適當的策略方法加工源語文化信息使其順利進入目的語文化語境，“文化框架重構”(reconstructionoftargetcultureframes)則是在目的語文化框架內依據其獨特的文化心理圖式創造新的文本并成功再現源語所承載的文化功能。從過程本質來看，“文化框架解構”和“文化框架重構”都屬“語內轉換”(intralingualtransformations)，“文化框架轉換”則是“語際轉換”(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s)。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翻譯活動，必然涉及到文化框架的轉換，即從源文本解構后的框架到目的語文本重構前的框架，這就要求譯者必須熟知兩種文化各自的本質特征(包括文化框架和文化心理圖式)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總之，這一核心環節不僅是文化翻譯者作為文化協調者與傳統譯者之間的本質區別，而且譯者轉換文化框架的能力更是決定譯文成敗的關鍵。具體來說，框架轉換主要包括三種策略:歸納(generalization)、刪減(deletion)和曲解(distortion)。特別要強調的是，這里的三種翻譯策略雖然與元模式中的三種意義簡化形式名稱相同，但本質是不同的:在元模式中，這三者作為人們感知世界、認知世界的方法是抽象的、理論心理層面上的;而在翻譯過程中，作為處理文化異同現象的策略，是具體的、實踐操作層面的。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身處的環境、所經歷的事物，常常會通過語言對事物現象進行范疇化，即歸類:用某一上義詞(superordinate)來統領眾多的下義詞(hyponyms)，類似于“原型(Prototype)”理論;或者用已有的文化意識和觀念來引領對于未知事物和現象的觀點看法。這種歸納分類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它不僅受文化的影響、與文化密切相關，且通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同一文化大背景下的不同群體或個人，都可能會采用不同的歸納方式;有時這種歸納是不準確、以偏概全的，有時又包含了正反兩面觀點。總之，任何一種歸納法都只適用于特定場合下的目標群體，而非所有場合、所有對象［6］。這里“歸納”作為文化翻譯的一項策略，適用于文化不對等或文化缺省現象:即當源語文化框架中的某一文化現象，在目的語文化框架中不能夠找到與之對等的或近似的語言詞匯，就只能翻譯成語義范疇上更廣泛的詞匯———上義詞(superordi-nat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漢語文化中紛繁復雜的家族稱謂詞，如“爺爺”與“外公”，“奶奶”與“外婆”，“舅舅”、“伯父”、“姑父”、“叔叔”等等，在西方文化中沒有如此細化的上下義關系，因此可以歸納翻譯為“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等漢語中對應的上義詞。在某一文化框架內部，人們往往會把大眾普遍認知的、已成慣例的文化信息省去，或者說這已經成為了該文化群體共享的文化心理圖式，甚至是一種文化定勢。這種隱藏在文本內部、看似缺損的文化信息，是可以通過文本以外的“文化語境”(contextofculture)推導并重新獲得的，對于文化翻譯者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文化協調者”一方面要憑借自己的素養敏感地感知這些隱含信息(implicitinformation)，使之從文本中突顯出來，另一方面必須采用一定的策略手段對這些信息加以處理，最后傳遞給目標讀者。1.從隱性到顯性:增譯/補譯。在一定場合下，如果目標讀者缺乏源語讀者特有的那部分文化信息知識，就無法準確地體會原作者所要表達的內容或情感，更無法了解和體會外來文化，這就違背了文化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宗旨與意圖。這時就需要采用“增譯/補譯”(addition)的方法，將原文本隱含的信息完整地呈現，即目標文化的讀者(tar-getculturereader)也能感知源文化讀者(sourcelanguagereader)享有的文化框架。例如:…WhenIshutthelastlunchboxandhadthehousetomyself…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女性，從“shutthelastlunchbox”(蓋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可以看出文中的具體時間是在為家人準備好午餐后，因此是中午以前，即早上;“hadthehousetomyself”是指“我一個人獨居家中”，結合前半句“為家人準備午餐”及以此推斷出的時間信息，可以進一步推測出這里隱含了“送走丈夫和孩子”的前提條件。若按照原文直接譯成“在蓋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后，我獨居家中”，會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為什么準備好午餐后就一定是一個人在家呢?這里必須將作者隱含的其“家庭婦女”的身份信息加以交代:“蓋上最后一份午餐盒，送走丈夫上班和孩子們上學后，獨居家中時……”2.從隱性到刪去:減譯/刪譯。在其他場合下，隱含的信息不一定能增加目標讀者對于源文化思維、處事方式的知識儲備，反而會使目標讀者在理解源文化框架核心內容的道路上南轅北轍。所以說，最捷徑有效的方法就是刪去隱含的信息不譯，或者減譯更多內容。例如: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里隱含的源文化框架信息就是歷史人物諸葛亮，這在目標文化框架內是空缺的。如果直譯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ChukehLiang”，英語讀者根本不能明白這句諺語的內涵意義。但是，若將“諸葛亮”背后隱藏的信息補譯出來，那么譯句就會過于冗長，不像是諺語了。所以，完全可以大膽地采用“減譯/刪譯”方法，刪去“諸葛亮”和“臭皮匠”及其背后隱藏的信息，從而意譯為“Two/Manyheadsarebetterthanonehead”，這樣既短小精悍，又保留了原句所要傳達的“齊心協力、團結一致”的思想意圖。除了上述的文化缺省和空缺，對于文化差異現象，可以采用“曲解”(distortion)策略。這里的“曲解”是屬于中性詞匯，它是譯者把目標讀者導向說話人或作者所認為的重要內容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翻譯策略，目標讀者僅僅聚焦于某些方面，而忽視了整個大背景下的其他部分。其具體方法主要是意譯、替換等。1.詞匯－語法重心轉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語言會采用不同的詞匯－語法形式來表述同一個深層次意義或概念:不同的主語、不同的重心、以及不同的強調內容。例如:Althoughtheproductionofsuchtransgenicstrainsofanimalscarryingforeigngenesisnowarela-tivelyroutinetechniqueinmanylaboratories…盡管目前在許多實驗室里，培養這種攜帶異體基因的動物轉基因株是一種較常規的技術英語是一種“名詞優勢于動詞”(Preponder-anceofnounsoververbs)的語言，傾向于使用抽象名詞來代替動詞;漢語作為一種最缺乏屈折形態的語言，其語法結構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較強的象似性(iconicity)，即漢語“以動詞為中心”。英漢兩種語言文化在名詞化上表現的不同，又反映了兩種語言在意念、結構上的差異2.前景化。在文本翻譯中，譯者特別注重某些語言要素或句子成分并對此做特殊的處理，就能“突顯”(foregrounding)譯者認為的文本中的關鍵信息，并引起讀者的關注。例如:Ispentaninterruptedmorningwriting，whichIlove.我花了整個上午進行寫作，無人打攪———我非常喜歡寫作。譯者把“interrupted”一詞特別拎出來，放到譯句的最后，特別強調“不受人打攪”這一關鍵信息，并把它一下子突顯出來，瞬間抓住了目標讀者的眼球。3.操控。在大多數情況下，譯者的這種“操控”(manipulation)是有意識的、故意為之的，目的就是強調那些他認為重要的文化信息。例如:TocarrycoalstoNewcastle.運煤到紐卡索，多此一舉。紐卡索是英國的一個產煤中心地，如此煤礦豐富之地卻還把煤運往那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但若是直接將之譯成“運煤到紐卡索”可能會給讀者造成相當的閱讀困難，因為大部分中文讀者并不了解這一背景預設，因此譯者相應的增添了一條信息“多此一舉”，從而更加強調原文的深層關系。4.替換法。有時譯者為了加強原文中所要表達的情感、語氣，更加突出作者的目的、意圖，譯者將某些信息“替換”(translationshifts)為目的語文化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文化意象。例如:IfyouareexpectingthestorktovisityourhomethisyearandhehastocomebywayofRoycecit-y，hewillhavetobringacheck－booktopayhisbillbeforedelivery.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留產，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該句是德克薩斯州羅伊斯城兩位醫生所登的一則廣告，目的是為了預防經濟大蕭條年代的美國人產后賴帳。對原文的理解關鍵在于如何理解stork內涵。根據英國民間傳說，嬰孩是由鶴鶴stork帶來的，因此“expectingthestork”的表達意圖就是指“生孩子”，這是較正式的表達。在漢語文化中表達相同意義的正式說法就是“有喜”。因此，這種替換使得譯文與原文一樣符合特定的文本類型、具有相同的內涵作用。新形勢下的譯者必須重視文化翻譯，即通過文化輸入和文化建構，在目的語文化中再現源語所承載的文化功能。因此，譯者在文化翻譯過程中，與其說是翻譯者，不如說是一位“文化協調者”。不同的文化群體擁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圖式，因而也構建出不同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譯過程主要包含三個步驟:解構源文化框架，源文化與目的文化之間的框架轉換，重構目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譯的關鍵，一方面是全面、準確詮釋源語語文化，因為有效的文化翻譯，必須首先充分掌握源語中的文化信息，若沒有準確的語義文化詮釋，就談不上對文本的解讀，也就不會有成功的譯本產生;另一方面就是框架轉換，從源文化框架轉換到目的文化框架，這一過程主要通過歸納、刪減和曲解這三種策略進行。綜上所述，文化框架是文化翻譯的充要條件。如果把跨文化交際比作一棵參天大樹，文化翻譯是主桿，那么文化框架就是肥沃的土壤;主干必須根植于土壤中，源源不斷地從中吸取充足的養料，從而輸送到全樹的各個分支丫節。總之，只有根植于文化框架理念、基于文化框架解構、轉換和重構的文化翻譯，才能真正傳遞文化信息，在目的語中再現原語的文化負載功能。

本文作者：張鈞偉工作單位：浙江工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