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文化類節目發展歷史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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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詠流傳》《中國詩詞大會》和《朗讀者》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電視文化類節目一經播出，便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成為“現象級”的節目。在泛娛樂化的電視屏幕上，文化節目像一股清流，不僅滿足了電視觀眾對于原創優質內容的渴望，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眾的文化焦慮?？v觀中國電視發展的歷史，文化類節目并非新風景，最早可以追溯到1961年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創辦的文化專題類節目《文化生活》。近六十年來，電視文化節目不斷地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和發展。電視文化節目既承擔著文化傳承的使命，又承受著現實的各種壓力。本文試圖通過對電視文化節目的歷史梳理，描繪出近六十年來我國電視文化節目的發展脈絡，以探究我國電視文化生態的歷史變遷。

理論與方法

近六十年來，電視文化類節目作為中國電視媒介環境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乃至中國文化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地位、形態和功能伴隨著外部環境而改變，并在與其他節目類型的碰撞交融中“進化更新”。電視文化節目如何在變化的媒介生態中得到生存和發展值得探討。關于文化類節目的界定，廣義上來說，所有的電視節目都具有文化屬性，都是凝結著智慧結晶的文化產品。狹義上看，文化類節目是“以文化教育為宗旨、以電視傳播為手段，以傳播知識為目標的電視節目”①。本文所論述的文化節目便屬于此類。具體而言，本研究力圖以電視文化類節目這樣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節目形態為典型個案，通過對其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外部場域之間的互動關系的考察，對我國電視文化節目的歷史與現狀進行梳理與反思，理解社會歷史變遷背景下電視的社會文化功能。

初創時期：1961年—1977年

1958年5月1日，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開播。1960年5月，電視主管部門在北京電視臺新聞部設立社會教育部，主要負責社會教育類節目的制作。這一時期出現了《生活知識》《文化生活》《國際知識》等文化類電視節目。②其中《文化生活》欄目可以被視作國內電視文化類節目的開山鼻祖。這檔節目創辦于1961年，每個月播出兩三次，節目內容與文化生活息息相關，比如《介紹我國古代十大畫家》《郭蘭英的演唱風格》《張瑞芳談“李雙雙”》《臧克家談的詠雪詞》等。該節目還會推薦新書，舉辦與文化知識相關的講座。因為其文化品位，《文化生活》在當時受到了觀眾的好評。這一時期中國電視從無到有，各類節目形態都在探索當中。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非常匱乏的背景下，電視文化類節目扮演了文化啟蒙者的角色。但是，當時電視并未普及，1960年全北京只有5000多臺電視機③，電視觀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電視觀看的方式是集體收看，受眾非常有限。當時的電視節目形態包含了電視新聞、電視劇等，電視文化節目的影響不大。但是非常難得的是，在節目形態比較單一的初創時期，在電視屏幕上出現了文化類節目?！啊遍_始后，文化類節目遭到停播。1977年5月，《文化生活》在“”中被長期禁播后得到恢復。

第一個黃金時期：20世紀80-90年代

改革開放以后，在經濟和技術的雙重助力下，電視機迅速普及。1982年底，全國只有2761萬臺電視機，而到了1988年這個數字達到1.4億。④電視機大規模的普及使電視開始真正成為大眾媒體，進入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當之無愧的“第一媒介”。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之后，整個社會掀起了一股“文化熱”。1985年前后，社會“美學熱”發展起來，精英化的文化導向直接影響了電視這一媒介的文化品位，不論是電視從業者還是電視受眾，都對電視節目有了比較高的審美要求。電視文化類節目正好順應了這一要求，因此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迎來了黃金發展期。這一時期涌現了一大批文化類節目，并實現了節目的固定播出。1986年底，《文化生活》等專題類欄目整合為大型綜合性欄目《九州方圓》。1988年初，《九州方圓》停辦后，所含文化類節目仍定名為《文化生活》恢復播出。1992年9月，《文化生活》欄目改版，改名為《文化園林》⑤。1993年，中央電視臺重點建設第三套文藝節目頻道，中央電視臺涌現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欄目，如《與你同行》中的《文化廣場》板塊及改版后的“社會文化”版，美術欄目《書壇畫苑》，讀書欄目《讀書時間》，1996年開辦《文化視點：倪萍訪談錄》，后又改為文藝專題樣式的《文化視點》。到1996年，中央電視臺總共開辦文藝專題欄目47個⑥，綜合性的欄目包括《東西南北中》《文藝廣角》，專業類的有《九州戲苑》《電視書場》《中國音樂電視》。1996年在中央電視臺開播的《讀書時間》是國內第一檔讀書節目，以介紹書籍、讀書人為主題。這檔節目的出現，帶動了地方臺讀書類電視節目的井噴式發展，較有代表性的有中國教育電視臺的《書苑漫步》、北京電視臺的《東方書苑》、鳳凰衛視中文臺的《開卷有益》等。以《讀書時間》為代表的文化類節目在這一時期能順利發展，一方面得益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則主要迎合了全社會的“文化熱”，體現了大眾對于文化和知識生活的強烈渴求。

市場化沖擊下“文化”遇冷：2000年-2013年

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改革的深入和不斷對外開放，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各級電視臺的體制也悄然發生變化，電視臺的經濟來源由國家財政支持轉向以市場為主。廣告成為電視臺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了贏得廠商的青睞就要吸引更多的受眾。這就直接導致了電視對收視率的依賴，開始追逐商業利益。2002年9月，中央電視臺開始正式實施《欄目警示及末位淘汰條例》，這是全國范圍內最為嚴格的一套基于收視率考核的末位淘汰制度。按照該條例，在考核期間收視率排在最末位的欄目，以及綜合評價指數下滑趨勢比較明顯的欄目，會被給予警示；而一年內一個欄目若被警示三次，則將面臨停播⑦。大批收視率長期偏低的文化類節目如《外國文藝》《讀書時間》《文化周刊》《電視書場》等因此遭到淘汰。以讀書節目為代表的文化類欄目不像新聞節目那樣承擔著直接傳播信息和宣傳的任務，也不像綜藝娛樂節目一樣能夠吸引大量受眾。在收視率考核的高壓之下，中央電視臺文藝節目的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市場化”生存開始成為文藝節目持續成長所必須化解的難題，幸存的欄目和新創辦的欄目不得不進行商品化改造。《讀書時間》欄目內部的改版和調整并未抵抗住收視率的壓力，2004年9月13日，《讀書時間》正式被新欄目《記憶》更替?！蹲x書時間》的停播可以說代表了這一階段在市場化沖擊下整個文化類節目難逃的命運。

第二個黃金時期：2013年至今

由于市場化造成電視媒介被過度開發利用，電視節目娛樂化、低俗化等問題日益突出。這一現象引起了國家主管部門的重視，并開始采取措施進行調整。2011年10月24日，國家廣電總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通過對娛樂節目播出的控制，防止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傾向；同時“鼓勵制作和諧、健康的主旋律節目，如文化藝術鑒賞類、歷史地理天文類、公益類節目等”⑧。2013年10月20日，廣電總局又下發文件，限制娛樂節目播出的時間和數量，規定每家衛視每年新引進版權模式節目不得超一個，衛視歌唱類節目黃金檔最多保留4檔。⑨這兩道“限娛令”的推出對電視節目的娛樂化趨勢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化節目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契機。2013年，中央電視臺原創文化節目《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獲得了異常的成功，無論在節目收視還是社會影響上都取得了突破。這檔節目的成功引起了廣泛關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2013年底下發了《關于積極開辦原創文化節目弘揚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通知》，號召上星綜合頻道學習借鑒《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節目的經驗，積極開辦以弘揚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為主旨的原創文化節目，并加大了對此類節目的支持和保障力度。⑩在政策的直接引導下，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原創文化類節目，河南衛視的《成語英雄》、黑龍江衛視的《見字如面》、浙江衛視的《中華好故事》、安徽衛視的《中華百家姓》等節目相繼推出。《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經典詠流傳》等“現象級”電視文化節目體現了這一時期文化類節目的特征。首先是原創性，文化類節目大都是央視、地方衛視或者網絡平臺自主研發的，跟一些引進的節目形態相比，原創節目的成功顯得格外難能可貴。其次是節目形態上的創新，借鑒了綜藝節目的特點，例如《朗讀者》采取“訪談+朗讀”的模式；《中國詩詞大會》采用了競技比賽的模式，第二季中還引入了詩詞游戲“飛花令”。節目形式的創新成功吸引了受眾并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再次是節目傳播更趨于網絡化和多元化，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實現了線上和線下的傳播。例如通過開通節目的官方網站，與知名的視頻平臺進行合作，建立節目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與受眾互動，利用網絡社交媒體來引發話題，擴大傳播效果，成功實現了傳統文化節目的“跨界”。

結論與討論

由以上歷史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電視文化類節目自1961年在電視屏幕上出現以來，發展之路并非一帆風順。文化類節目經歷了初創時期稚嫩的探索，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曾一度繁榮綻放。但是好景不長，進入新世紀以后，文化類節目遭遇了市場化和娛樂化的雙重壓力。在唯收視率的“末位淘汰制”的壓力之下，文化類節目頻頻遭遇停播，成為重災區。但是2013年以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節目的成功引起了社會和相關主管部門的關注，在“限娛令”和其他政策的影響下，電視文化類節目又獲得新的黃金發展時期，這一發展期一直持續發酵。電視文化類節目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節目形態，歷史的書寫并未停止。電視文化節目作為一種特殊的節目類型，在整個電視生態中一直不處于核心地位。不少關于電視的歷史書寫中，文化節目甚至不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文化類節目在2013年之前甚至沒有被作為一個單獨的節目形態，時而被劃入文教節目，時而在綜藝節目中被一筆帶過，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影響力上遠遠不及電視新聞、電視劇和娛樂類綜藝節目。電視文化節目跌宕曲折的發展之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窺探整個電視文化生態的視角，在整個電視生態之中，文化類節目時而受到大眾的追捧，時而默默退回小眾領域，在多重因素影響下近年來又成功引領了電視文化的新景觀。在電視行業發展的背后，經濟、政治、技術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力此消彼長，具體到文化類電視節目，政治、技術和文化三者的逐力則更為明顯。電視跟媒介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傳媒技術的每一次變遷，可以說都催生了電視業的巨大變革。得益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文化類節目從小眾的傳播范圍進入更大眾的視野，真正實現了跨界傳播。國家宏觀政策的制定則直接影響了電視文化類節目的命運。一方面是行政主管部門明確地限制電視“娛樂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又不斷彰顯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可以說既從客觀上為文化節目掃清了“娛樂化”這一障礙，又從內容上確立了明確的文化方向。從中央電視臺到地方各級電視臺都迅速地推出一大批原創的弘揚傳統文化的電視節目。宏觀政策制定的背后是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多元發展的一種平衡。電視在中國發展的六十年間，社會面臨著飛速的發展和巨大的轉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程度，重塑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帶來了更多元的價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傳統文化的式微、人文精神的弱化和倫理道德水準的下滑現象。電視不僅承擔著監視環境、信息傳播、娛樂和經濟的功能，還肩負著傳承文化的使命。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文化需要傳承，用以滋養人心、安頓精神并形成一種維系社會的內生力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道上，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弘揚和發展傳統文化，這正反映了全社會對精神文化的渴求。當下，電視文化節目的發展背后正隱藏著全社會的精神渴求，而政策的調整正是回應了這種文化追求。

電視在新中國誕生之初，并未普及，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技術的發展，電視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真正成為一種大眾媒體。主流的精英文化對待電視這種媒介的態度一直很微妙，不可否認的是，精英文化一直以更高的姿態在審視大眾文化。文化精英并沒有完全拋棄大眾文化，從20世紀80年代電視“泛審美化”，到2005年前后紅極一時的《百家講壇》造就了一批學術明星，再到近年來重新回暖的《朗讀者》《經典詠流傳》等節目都說明這一點。通過原創的節目內容、創新節目形式、借助互聯網思維，電視文化類節目取得了受眾和市場的認可，能否真正實現文化上的成功，這似乎還需要歷史給出答案。如何回應社會的文化焦慮，如何傳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不單單是文化類電視節目所能解決的問題。電視文化類節目屬于電視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彰顯了電視的文化品位和整個社會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承載著期待和責任，回應著受眾的情感寄托和文化期望。在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和媒介生態之中，文化類節目的堅守與探索，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

作者:畢琳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媒體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