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方法論范文10篇

1經濟學方法論內涵及范疇

經濟學方法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經濟學方法論指論證經濟學理論正確的某種原則,廣義上則包含著什么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理論創新的方法論。具體來講,西方學者研究經濟學方法論主要圍繞對一個核心問題的回答,即如何衡量與選擇經濟理論。換句話講,有無一套標準來區別開“科學的”與“非科學的”理論?如果有,用什么標準?或者如何從所有理論中鑒別出哪種是“最好”的。現實意義上,這套標準就成為經濟學家在建立與發展理論時必須遵守的方法規則。

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是經濟學家面對經濟理論難以消解的現實,試圖提出自己的嘗試性解釋,也是作者的主觀認識對客觀現實的一種認識和把握。經濟學方法論在其發展過程中深受西方科學哲學的影響。亓學太認為,經濟學方法論屬于哲學的認識論范疇,主要探討經濟學知識的性質、認識論地位以及獲得途徑等問題。嚴格意義上講,方法論屬于哲學的范疇,經濟學方法論為經濟理論構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學觀,即方法論哲學。張五常認為,“經濟學方法論”應叫“科學的方法”,“因為科學方法論在經濟方面與其他科學是相同的,所以要籠統地說一說,不應該分門別類”,“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因而適用于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均適用于經濟學研究。

2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階段劃分以及主要思想

針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階段劃分的問題,國內學者并無統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學方法論的內在邏輯將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分為四個階段,即前實證主義階段、實證主義階段、證偽主義階段和歷史主義階段。亓學太則以20世紀70年代為界,將經濟學方法論劃分為兩個時期,即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方法論研究的興起與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繁榮時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階段劃分法來了解各時期的主要經濟學方法論思想。

2.1前實證主義階段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討論了經濟學方法論中科學研究的邏輯；規范與實證；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溯因、歸納與演繹以及長期與短期等方面的基本問題。

【提綱】

小序

一、科學研究的邏輯

二、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

三、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學習了方法論課程，覺得很有意思，對很多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就以下兩個方面談一點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共性與個性”的問題

“究竟個性重要還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個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礎是什么？”在課堂上曾經就這些問題做過一些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認識。

共性的問題，深究起來應該是客觀性與真理性的問題，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才能用于確定共性的問題。共性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可以找到絕對客觀的依據和絕對正確的理論（真理）。按照證偽主義的觀點，所有的理論都不是絕對正確的，都會在不斷的發展中被證偽，絕對真理不能達到，只能無限接近。而索羅斯則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必然存在偏差（徹底的可錯性），人所認識的不是絕對的客觀。絕對的共性意味著絕對的正確，但是由于沒有絕對客觀的基礎，絕對共性難以達到。從這一層次上說，絕對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現實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東西，比如兩人對同一類問題有著同樣的看法，兩個國家選擇同樣的社會制度，對同樣的社會問題選擇同樣的政策。這種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種弱化的共性，因為它們產生的基礎并不完全是一樣的。在這里，只能說個體從各自的認識基礎（對事物的理解）出發，得到了相同的觀點。由于這種基礎根本上來說并不是客觀的，所以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義并不是很大。但是隨著這種基礎的不斷客觀化，這種相同存在的基礎越來越牢固，越來越有意義。

一般的說，我們還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礎是我們認為我們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識，比如自然科學理論（尚未被證偽的），社會科學知識（尚未被證偽的），歷史、地理事實，道德倫理觀等。雖然這些基礎嚴格說來并不算是絕對客觀，但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似乎沒有必要追求過于苛刻的絕對客觀。過于苛刻的追求會讓我們陷入不可知論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態度應該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盡管這種共性并非絕對真實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認識到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并非絕對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摘要：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提要]米塞斯經濟學方法論歷來被作為先驗論的極端表現而不受重視。本文把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區分為兩個相互聯系的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即先驗性的演繹方法；二是關于什么才能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實質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理論。米塞斯經濟學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她揭示了社會科學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之間的互動。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變，經濟學和哲學已經分化成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尤其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往往以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為依據，標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學一般的經驗描述和預測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與哲學毫不相干。但是，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仍然是經濟學與哲學相互溝通和相互影響的一座橋梁。有一些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則直接經過這座橋梁，自覺地涉足于哲學的領域，對于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等哲學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作出自己的回答，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方哲學界也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回應。有鑒于此，我國哲學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大量傳人的今天，把海爾布隆納稱之為"世界性哲學家"的經濟學大家的經濟哲學思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關于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以求正于學界方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稱他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鴻、托克維爾和穆勒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作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米塞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這種立場使他的學說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受到人們的冷淡。但是，隨著過度的國家干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逐漸暴露，米塞斯的學說在西方社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70年代開始的所謂"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危機"中，新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是從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發掘"挽救和重建"經濟學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學中，在約翰·羅爾斯之后，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據[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3]。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5]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接下來，我們詳細分析這兩個層次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

一、從科斯《社會成本問題》看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特色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理性選擇模型基礎上的以案例研究為主的實證經驗分析。在此文中科斯運用了“某工廠的煙塵給鄰近的財產所有者帶來的有害影響”、“走失的牛損失鄰近土地谷物”、“斯特奇斯訴布里奇曼”案、“庫克訴福布斯”案、“布賴恩特訴勒菲弗”案、“巴斯訴格雷戈”案等多個案例，其中有些案例已成為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典范。通過對案例的實證分析和精確的演繹，科斯從多個角度反復論證一個問題，即后來被斯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的東西。現實經濟世界及其中包括的制度的復雜程度是經濟學家所公認的，正是由于這種復雜性使得關于制度在經濟中的作用要么像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不得不假定制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響績效，要么像馬克思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經濟學分析那樣假定制度可以無成本地運用，或者沒有專門分析制度運行成本。而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開創性地用以案例研究為主的實證分析向人們揭示了制度在經濟中的作用，科斯之所以采用案例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實際經濟過程的復雜性，這導致制度研究必然從細節入手，從講故事中解釋制度對現實經濟世界的重要作用。自科斯以來，以案例研究為主的實證經驗分析已經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最突出的方法論特色。

二、案例研究對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對于現實經濟關系的復雜性從來就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否認過，之所以羅賓遜夫人、弗里德曼以及科斯本人關于經濟學的前提假設的論述聞名于世的最直接動因就是現實經濟世界的復雜性。現實經濟關系中錯綜復雜的各種因素都是難以完全用數量關系來精確計量和完整描述的，至少是在人類現階段所掌握的知識所無法完成的，現實經濟世界復雜到了經濟學研究即使放棄假設前提條件的真實性也要使假設前提條件易于處理的地步。而案例研究是對經濟問題和經濟決策的再現和描述，或者叫做講故事，這種方法能夠對經濟過程及其復雜的情景進行深入刻畫和分析，而不會產生因假設前提條件問題所產生的因素遺漏。換言之，案例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真實性，是真實經濟世界具體再現，雖然個案不是全部的經濟世界而只是真實經濟世界中的一點，但僅就這一點而言，案例包含了它所代表真實經濟世界中這一點的全部的信息，它向人們展示了這一點所包含的真實問題、矛盾和困境，人們可以從這種豐富的信息中得到和發現新的知識。對于實證經濟學研究來說，案例研究為何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從《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找到答案。一是發現意義。科斯通過對一系列案例的連續性展示，發現了如果產權能夠界定：能夠自由轉讓且產權的轉讓交易成本為零，那么，資源的使用配置并不依賴這種權利的初始界定（除了影響雙方之間財富分配可能發生的差別之外），即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產權的初始界定無關。也就是說，如果產權的初始界定可能導致不利于資源配置的結果時，可以通過一個自愿合約自動地轉讓使資源配置最優。因為，合約的實施是沒有成本的，而且雙方都可以從合約的轉讓中獲得利益。二是檢驗意義。就是對已有的假設和命題進行檢驗，提供一個證明或否證。科斯從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出發，通過精致的案例分析得出了與現實經濟世界不相同的矛盾，從而否證了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由于現實世界交易成本不為零，因而經濟制度結構，包括不同形式的合約及其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才有必要。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于節約交易成本，并努力使其成本最小。

三、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及其辯護

案例研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較少，在國內經濟學研究中應用得就更少，其主要原因來自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關于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問題，必須從著名的“歸納問題”說起。自從休謨以來，哲學家們一直為“歸納問題”感到憂慮，因為從特定的事例歸納到普遍的規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種非邏輯的跳躍，這是極有可能從真的前提導出假的結論的額外因素。如人們從太陽在早晨升起這個過去的經驗中推斷出太陽總是在早上升起這個一般規律；然而，從真的前提一定包含著真的結論這個意義上看，這在邏輯上并不是一個結論性的推斷，因為根本不可能保證我們迄今所經歷過的必然會和將來的保持一致。休謨并不否認我們不斷地把個別的事例一般化從而得出習慣，不否認思想上的自發聯系，但他否認這種推斷在邏輯上可證明是正確的。“歸納問題”至今是邏輯無解問題，以至有人說：“歸納法是自然科學的勝利，卻是哲學的恥辱。”!可以說，休謨的困境就是人類的困境。實證經濟學常用的兩種研究方法計量分析和案例研究都無法回避休謨的詰難，但我認為，一方面人類作為茫茫宇宙的一個嬰孩，要認知這個世界無論從本體論還是認識論的角度來說，歸納是人類必須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認知策略。換句話說，我們也許無法證明歸納的正確性，但通過歸納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認知這個世界，向真理無限逼近。特別是對經濟學來說，認知這個世界，增進全人類的福利比獲得經濟學的真理更為重要。另一方面，案例研究雖然有歸納的成分，但并不完全是歸納，如《社會成本問題》中的案例研究運用更多的是精致的演繹。案例研究在發現新問題、認知世界方面完全不受“歸納問題”的限制，在這方面案例研究與計量分析相比有著明顯優勢。計量分析是一種均衡分析，其前提是必須構造一個普適性的假設，通過對樣本的數學處理，得到一種事物發展的統計規律。因此，無論計量分析的模型多么復雜，相對于更為復雜的現實經濟世界來說都過于簡單，從而計量分析也就難逃“歸納問題”的詰難。但案例研究就完全不同，應用案例研究當然可以進行歸納研究，但我認為案例研究最主要的作用還在于通過案例包含的真實而豐富的信息認知世界、發現問題，案例研究還可以檢驗一個命題及其假設，雖然案例研究并不能完全證偽什么，但通過案例研究我們至少能從中發現現實經濟世界與我們現有經濟理論中不一致的地方，從而對我們有

所啟示。因此，從認知世界、發現問題和證偽的意義上來說，案例研究并不受“歸納問題”問題的限制。我認為上述原因就是科斯沒有采用計量經濟學模型，而是選擇了個案，通過個案的連續性展示發現后來的所謂科斯定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