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現代經濟學為何缺乏方法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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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前言

對任何科學的理論研究來說，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每當一個理論體系和一門學科遇到現實意識和理論意識的挑戰之時，就有待于方法論的突破，從而最終導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現。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較為明確而合理的方法論，那么所謂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觀點的陳述，或者只是作些機械的數據處理工作。這樣，所謂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論層次，而只會落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之中，從而必然無法全面地認識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另一方面，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不同學科會因其研究對象的差異而呈現出迥異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顯然，關注“人”的經濟學與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就應該存在很大不同，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者，社會現象總是在不斷變化的，其影響因素也隨歷史、文化而不斷改變。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相同的條件往往只有在一個惟一的時期之內出現，而人工隔離則往往會消除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類社會中存在強烈的俄狄普斯效應和自我反饋效應，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條件必定會受到以前已經進行過的實驗的影響，即現在的狀態往往被過去的事件所規定。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看似重復出現的事件的經驗與原來事件的經驗是不同的，而重復往往是產生新的、習慣性的條件，每一個被觀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拓寬，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闡明一些諸如需求定律、生產要素邊際分配凈盡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納什均衡以及阿羅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這些原理的論據；相反，要真正理解一個經濟理論，必須能夠理解科學共同體內隱含的共同價值觀，必須能夠明白理論提出者在提出理論時的基本思維、價值理念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以及這種理論潛含的其他效應。

其實，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是同一個理論或學說，其隱含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學者看來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現代主流經濟學中那些被視為一般性結論的東西，往往就不能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激進主義學者、制度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學者乃至奧地利學派學者等所認同。因此，豪斯曼強調，“與學習任何科學一樣，學習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理解諸如需求規律一樣的概括性命題。在人們享有價值、語言和觀點的同時，人們也在了解事實、命題和方法，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顯然，正是出于對主流的凱恩斯一新古典綜合之失敗的一種反應，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降，學者們就開始重新尋找經濟學與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系，從而涌現出了像霍奇遜、哈奇森、布勞格、羅森伯格、考德威爾、巴克豪斯、豪斯曼、博蘭、克蘭特、勞丹、勞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漢茲、雷德曼、馬奇、溫特勞布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經濟學方法論專家；同時，另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從方法論上對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批判，這包括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者、制度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女性主義者，甚至出現超邊際學派等等。與此相對應，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思想觀點、論文數量等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劇增趨勢，并出現了《經濟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經濟學和哲學》以及《方法》等討論方法論的刊物，以致“現在可以把經濟學方法論看作是經濟學領域內可以清晰識別的一個分支學科”。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成為方法論批判的對象已有了30多年歷史，但它依然沒有對這些批判做出回應，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跡象；即使那些開始關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往往幾乎都是將其精力用于經濟學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進行反思。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現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統分析。

二、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自經濟學從其他社會學科獨立出來以降，方法論就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大師們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如古典經濟學家配第、斯密、李嘉圖、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穆勒父子、麥克庫洛赫、凱爾恩斯，歷史學派學者西斯蒙第、瓊斯、繆勒、李斯特、施穆勒、韋伯、桑巴特、凡勃倫、康芒斯、加爾布雷思，邊際效用學派先驅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克拉克、馬歇爾、威克塞爾，以及現代經濟學家羅賓斯、米塞斯、哈耶克、馬克盧普、庫普斯曼、羅賓遜夫人、弗里德曼、盧卡斯、森等等?；羝孢d指出，“在大約100年的時間里，(方法論)這一問題占據了科學研究中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的頭腦，而且這一問題是多數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分析的中心?！倍?，每當經濟學范式面臨轉換之時，方法論上的爭論就尤顯激烈，例如，經濟學從古典主義向新古典主義過渡時期的方法論之爭表現為：歷史學派對古典學派的挑戰、邊際學派對歷史學派的挑戰、制度學派對邊際學派的挑戰。同樣，當今經濟學的理論發展，諸如凱恩斯革命、凱恩斯綜合、理性預期革命、新凱恩斯綜合等等，以及各種流派的出現，無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論上出現反思和革新，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革命、凱恩斯內部左右兩派的爭論、理性預期的反革命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說發展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經濟學方法論變換史。

一方面，每一次經濟思想的重大創新和發展都是伴隨著方法論的變革，經濟學學術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綜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論轉化的基礎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義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對歷史和現實的觀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提升到了演繹科學的殿堂，從而構建了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學說體系；而針對后來李嘉圖、薩伊、西尼爾等人把演繹法極端化以及將經濟學孤立于其他學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將歸納法和演繹法結合了起來，并將社會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都引進到經濟學之中，從而形成了古典經濟學的綜合。再如古典經濟學后期的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經濟學從勞動的分析角度探討財富增長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著重研究消費(需求)、分配(流通)、價格(競爭)、市場機制以及個體經濟等微觀經濟理論，并再一次拋棄了歸納法而強化了抽象的演繹分析，從而掀起了邊際革命；而馬歇爾則把古典經濟學從客觀成本分析的思路和邊際效用學派從主觀需求分析的思路結合起來，構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歸納分析的基本思路，廣泛運用生物學的原理如有機體組織、進化論、生存競爭等解釋經濟現象，從而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綜合。因此，正如門格爾指出科學的創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鉆研科學方法的人們所推動的，即使他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使用正確的方法，或者沒有轉過去研究這些方法，但他們的成功仍可以歸結為正確方法的運用。

另一方面，任何經濟學流派的研究方法都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適應，這也已經為經濟學說發展史所證明：無論是歷史學派、制度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或者是理性預期學派都形成了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的研究路線。譬如，當經濟學從古典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之時，由于研究對象發生了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化，相應地也就產生了從平均主義到邊際主義的方法論革新。顯然，通過重新審視經濟學的演化以及現代經濟學的特征，我們可以更好地發現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趨勢，并對現代經濟學方法論進行反思。事實上，按照新古典主義的正統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都是由個體最優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決定的，但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卻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為此，凱恩斯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這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見，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論，而在于他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否定；同樣，凱恩斯之后，無數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這些都是凱恩斯經濟學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當然，這些彌補主要體現在邏輯推理和假設前提上，而這些是方法論的較低層次；相反，在方法論較高層次的研究思維上，卻依舊承襲古典主義后期就不斷凸顯的自然主義思維。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義思維，著眼于微觀分析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解釋性的而非預測性的。而且，這種解釋的視角是以均衡為參照系，從而并不能發現和解決現實問題。正是出于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這種解釋性學說的反對，凱恩斯提出了其宏觀經濟學以對總體經濟變量進行分析和預測。不過，凱恩斯經濟學也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一者，它作為應對短期蕭條經濟的應用政策經濟學而出現，從而無法滿足歷史的經驗檢驗和預測未來經濟發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實踐的挑戰；二者，它的宏觀經濟理論過分強調預測性而疏于解釋性，從而無法滿足邏輯推理上的一致性檢驗，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觀學派的挑戰。與此相對應，新古典經濟學確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邏輯往往顯得更為嚴密和系統，從而更容易為追求科學性和客觀性的學者所接受；為此，在經歷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宏觀沖擊之后，20世紀70年代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又主張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來構建宏觀經濟學的分析基礎，并重新占據主導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學的經驗分析和微觀經濟學的理性推理結合起來，從而引入并壯大了邏輯實證主義；同時，由于新古典宏觀學派以“假設的現實無關性”為理論指導思想，從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數理模型和細枝末節的實證分析。于是，以數理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就確立了。任何問題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關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轉化為可量化的指標；同時，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性行為的基礎上，一切不確定都被轉化成理性選擇問題。

當然，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確立也經歷了三次大的爭論和變革：一是19世紀70年代在門格爾和施穆勒之間爆發的那場影響深遠的方法論之爭，它最終確立了抽象演繹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紀初在J，內維爾，凱恩斯、羅賓斯以及哈奇森之間爆發了一場經濟學方法論大戰，他們分別發表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以及《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前提》而對方法論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觀點，并開始把波普爾思想引入到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三是二戰之后薩繆爾森、弗里德曼以及盧卡斯等對經濟學方法論提出了系統的意見，特別是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最終成為經濟學難以撼動的方法論基礎。當然，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僅僅是強化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思維，或者發展和補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思維的強化，自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被引入進經濟學以后，經濟學就日益把物理學視為榜樣而試圖構建一般性的理論；結果經濟學越來越關注細枝末節的技術工具，而越來越不關注理論研究的哲學思維，以致方法論的探究日漸式微。而且，正因為現代經濟學把經濟學當作一門自然科學來對待，并極力模仿自然科學的單一研究方法，導致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紀50、60年代就出現了波普爾、庫恩以及拉卡托斯這樣的方法論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領的邏輯實證主義在經濟學領域卻占有牢不可破的統治地位。

可見，經濟學的發展本身就伴隨著方法論的轉換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曉經濟學的方法論思維，才可以更好明白經濟學的發展軌跡，才會產生真正的問題意識，并發現理論和實踐中的癥結。一般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則源自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課題，而既然社會發展呈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規律，經濟學的研究路線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實上，正是基于這種規律，自從其他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開始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算起，經濟學的發展就已經經歷了四次危機、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綜合。不幸的是，盡管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如此重要，但隨著經濟學中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強化，涉足經濟學方法論領域的人就越來越少，方法論問題也越來越引不起經濟學研究的興趣，絕大多數人熱衷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以數據來為最大化的理性行為提供一些注解。因此，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越來越不討論方法論問題，但流行研究幾乎都內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維：數理模型的構建和計量檢驗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維為前提，這個思維就是自然科學的導向。沙克爾寫道：“數學家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機械來研究。對于機械，我們總是有可能(有時實際也是如此)對其進行抽象的討論，從而可以不顧過去與未來之間存在的差異，可以設計一個系統，在其中，‘大部分’的影響不會超過它對重力作用的影響，把所有對象都視為確定的、預先設計好的、司計算的?！?/p>

三、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困境

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強調基于形式邏輯的數理建模和基于計量實證的量化分析，從而將現代數學工具大肆應用到經濟問題的研究中，但顯然，注重計量和數理的研究思維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日益拓展的經濟學內容。究其原因，現代經濟學越來越涉及到社會生活領域，不僅生活領域中人類行為所根基的是心理邏輯而不是數理邏輯，而且絕大多數社會因素都是無法量化的，更不要說社會經濟現象本身還在不斷變動；而“數學所能夠探討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隱含地表達的含義，要么是已經給定的含義。社會的經濟事務方面的數學模型可以把社會成員視為穩定地或逐漸地獲得知識的個模型無法將我們所說的創新包含在內。”然而，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降的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但數理化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卻沒有發生相應的修正，相反還以一往直前的擴展沖動不斷滲入到其他傳統上的非經濟領域；結果現代主流經濟學盡管滿足于形式邏輯的日益精致化，卻元法滿足理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性檢驗。顯然，這也正是現代經濟學的危機根源?；羝孢d寫道：“今天(有關一般性與特性、統一性和差異性的方法論討論)這一問題卻被大多數人忽略了。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都沒有察覺這一問題。而且教科書中這一問題也被忽略了。不論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還是后凱恩斯的經濟學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雖然較早的理論學家，如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這一問題，但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制度主義者卻很少關注這一問題?！币虼耍覀兙捅仨殞α餍械臄道砘洕鷮W取向進行反思。

其實，正是由于迷信于數學對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作用，結果不但使得為這些學者提供純粹智力體驗和展示的假設前提變得日益不現實，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結論與現實實踐越來越相脫節?；羝孢d寫道：“主流大學經濟學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沒有集中在當今世界的緊要問題上，他們通常并不培養對現實經濟過程、體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資源雖然沒有完全浪費，但卻嚴重配置不當”，“即使建模者對新古典理論的標準假設提出了挑戰(偶爾出現的關于相互依賴的偏好關系、粘性價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這些挑戰常常也是以智力難題的形式而不是對現實現象的考察提出來的?！痹谀撤N意義上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兩大流派——凱恩斯主義流派和新古典經濟學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觀學派，都存在理論上的嚴重缺陷。有人就詼諧地說，“在20世紀末，經濟學被分為宏觀經濟學家和微觀經濟學家，前者觀察不能夠解釋的現象，后者解釋不能觀察的現象?！庇绕涫?，隨著資本內涵的變化和外延拓寬以及人類需求的變化，經濟學所涉獵的領域越來越寬，而當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客觀性”和“科學性”而極力將數理模型化分析應用到這些新領域時，往往就會產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結論。

盡管現代經濟學的數量化已經暴露出了嚴重問題，但是，這種發展的步伐不但沒有稍作停頓，反而有加速的趨勢。為此，羅賓遜夫人1977年在《問題是什么》一文中就質疑道：正統經濟學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識形態錯誤地驅使?這種狀況為什么能夠一直持續下去?是否因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變化太過頻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則”才一直沒有獲得承認?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在社會生活中的歷史性時刻起到適當的作用?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么或作為一個富足的社會我們希望實現什么?為什么那么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是理所當然的?經濟學解釋的發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對(不)適當的方法的“選擇”，如選擇數學而不是參與者的行為學?顯然，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更大的挑戰：不僅關乎社會現實問題的變化，如近年的次貸危機就顯示了這一點；而且關乎人類社會的文化、心理和思維問題，如當前社會中暴露出來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機。麥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歷史上發生的經濟學危機和革命與這一次危機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機，也沒有產生什么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決當前經濟學的理論危機，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術語、主要分析思維乃至整個邏輯體系都需要重新進行審視。一般地，當前經濟學危機的深層原因在于：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裂變導致了科學主義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西方社會所產生的整個社會科學都是科學主義的產物；正是基于這種思維，盡管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迄今還很不成熟，但人們相信，它們終歸有一天會像自然科學一樣成熟起來，因而主流經濟學不斷將其自然主義思維拓展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另一方面，經濟學數量化趨勢的盛行也是20世紀上半葉整個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當時全球的物質資源非常稀缺，因而經濟學主要關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這些稀缺性資源這一根本性課題；正是由于當時經濟學所處理的對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將自然主義思維加以拓展，人類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確實在對人與物之間關系上取得一些重大發展，這包括線性規劃、投入產出等等。然而，在經濟學研究內容已經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舊在這種科學至上主義引領下局限于經濟學的數理化一途，就會帶來完全適得其反的結果。

不幸的是，盡管理論與現實已經越來越相脫節，但現代主流經濟學并不努力改進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發現和解決問題，相反，在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學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卻逐漸發生了蛻變：主流經濟學家不再把經濟學研究與實用主義掛鉤起來，而是把經濟學研究作為展示其智力的一項活動，并從基于各種假設變換而推演出的各種具有啟發性意義的結論中獲得樂趣，但這并不能提供具體的應用而只能鍛煉人類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維方式?；羝孢d寫道：“經濟學越來越成為應用數學的一部分，在這里，經濟學的目標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經濟世界的真實過程和結果，而是為了自身的興趣去探索數學技巧?！洕鷮W因此成了一種數學游戲，一種用自己的語言來玩的游戲，游戲的規則是由那些帶著玩游戲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參照現實這些問題的限制?！笔聦嵣?，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取向一般有兩種：一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藝術科學，在象牙塔里基于邏輯推理而享受樂趣；二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思維科學，從基于不同視角對具體現象進行思辯的過程中獲得認知的增進。顯然，由于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自然科學而熱衷于建立經濟模型，而這種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難取得成就的，因而經濟學越來越成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專門領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戰樂趣的數理經濟學家們往往樂于維護自己的這一領地，而方法論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視。正如勞森寫道的：“在當代經濟學家中，尤其是主流經濟學中，對詳盡的方法論的分析和評論普遍表示不贊同，……對方法論研究的有力阻撓……明顯地表現在主流雜志不愿發表許多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既發表了關于方法論的文章，……又經常參加當地方法論的辯論”，但他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為主流經濟學的公開方法論進行辯護，“他的公開的立場長期以來一直是反對學習和研究這類問題的?！谄渫诵輹r，哈恩以忠告年輕經濟學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思包括建議年輕經濟學家應‘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討論“經濟學中的數學”’，至于方法論，根本就不要去想?！毙蜓允聦嵣希?0世紀整個50到7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少量的方法論文章也主要是圍繞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而展開，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其他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獻；博蘭寫道：“有關方法論的論述方面，能夠算得上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任何論述，都被羅列在大多數中級理論教科書的開篇中，人們除非在這方面有所增添，否則就沒有更多可說的。所有的教科書都可以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教科書提到弗里德曼。……另一類則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論的教科書。”

既然經濟學研究已經越來越成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戲，那么，絕大多數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樣一什么呢?一般地，他們只能在這些經濟學大師所制定的游戲規則下作一些機械地模仿，盡管從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碼的樂趣，但在學術研究和教師都日益世俗化的情況下，卻可因更易而獲得一些教職以安身立命。博蘭寫道：“一些主要的雜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論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數字描繪的研究。其原因是明顯的。無論是對研究人員或審稿人來說，用數字描繪來得安全，不會出問題”，結果，盡管科學研究的特點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針對建立模型的方法，則批判就成為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倘若你想討論人們在開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該方法論思想(比如人們假定決策者會采用何種學說理論?)，你將會面對這樣的審稿人，他將要求你提供一個模型以討論模型的建立!這種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經濟學的方法中，但不允許任何人對此加以批評”；顯然，正因為“雜志編輯也不愿意拓寬經濟學問題的思路”，因而“倘如聰明而有學識的研究生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學院的經濟學家而不得不面對什么主題的話，我敢肯定許多人都將選擇(方法論)另外的課題。”

可見，盡管作為深化認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題，方法論探討往往比撰寫那些以數理模型為基礎的冗長乏味的論文更有意義，從而也應該更能夠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但是，由于當前學術界強盛的主流化現象以及自以為是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心態，以致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者對方法論問題往往都持不屑一顧的態度。博蘭認為，這種態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對待性問題一樣，主流經濟學也把方法論視為思想領域中的色情文學，視為因很少有露面的機會而得以嘩眾取寵但缺乏實質內容的東西；因此，它們對待方法論的態度往往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方式：“對不起，請免談方法論，我們是經濟學家?！倍?，正是這些數學出身并控制了學術取向的經濟學大師始作俑，導致了越來越少青年學子能夠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對社會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論現象往往也是熟視無睹，或者千方百計地將這些現象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進行解釋，而很少去發現和解決問題。這樣，經過二、三代的強化效應，現代學術界中的大部分經濟學者對注重數量化的主流經濟學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當前經濟學研究內容的變動取向都喪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學術界的功利主義也令他們毫不關心，相反，為了追求所謂的科學和“實用”而不斷地推動經濟學在數字游戲之路上不斷畸形膨脹。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20世紀70、80年代，“經濟學危機”之類的詞匯還經常出現在各種出版物上，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危機”的提法就似乎已經過時，整個經濟學界日益單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聲音則日漸消逝。

四、現代經濟學忽視方法論反思的原因

經濟學說史告訴我們，每當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學遇到巨大的現實問題沖擊后，一些經濟學大師就會重新去關注方法論、尋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使得凱恩斯、希克斯以及羅賓遜夫人等重新審視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而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又促使弗里德曼、盧卡斯以及哈耶克等關注凱恩斯經濟學的邏輯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繆爾達爾以及森等也都對經濟學方法論提出了獨特的貢獻。同時，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斷更迭的主流經濟學在預測甚至解釋社會經濟現象上都接連碰壁，因此，歐美學術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領下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也大有復興的趨勢。豪斯曼就寫道：“我們的上一代人對經濟學的哲學和經濟學方法論又重拾興趣。這種興趣的基礎廣泛。哲學家、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家以及普通民眾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經濟學，了解它是怎樣的一種專業科學，了解它所宣稱的那一套在何種意義上可信”，“對經濟學興趣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們不像以前表現得那么好了?！瓕χ髁鹘洕鷮W的信任在60年代達到頂峰”，“現在不但一般大眾懷疑經濟學家，就連經濟學家自己也在懷疑自己。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經濟學家轉向方法論的反思絕不會令人驚訝，它們希翼著能夠找到以往經濟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積極一點兒，希望找到新方法來更好地指導將來的研究”。在豪斯曼看來，有三個重要的理論原因使得現在比以前更關注經濟學方法論：(一)“不但許多經濟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政治科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受經濟學家影響的社會學家近來都在主張‘經濟學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類行為研究方法?！鼈冎鲝?，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必須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許多經濟學家對它們的理論充滿疑慮之時，某些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不斷對經濟學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經濟學方法對于人類行為研究十分適用’這類說法正在被炮制出來的時候，受認知心理學工作傳統深刻影響的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正在用嚴格的心理學方法來檢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結論。它們的結果現在看來仍不明確，但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很多結論存在著問題”；(三)“科學哲學家們對于科學史以及當代科學的發展狀況進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統和細致的研究。雖然大多數此類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學方面，但對于經濟學的哲學關注也在增加，因為對于哲學家而言經濟學實際上是一門很有趣的科學。”事實上，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紀80年代以后方法論已經在經濟學領域登堂入室了。不僅出現了布勞格、博蘭、考德威爾、羅森伯格、科蘭德、勞森、豪斯曼、克蘭特、麥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爾特、豪利斯、內爾等經濟學方法論專家，而且整個20世紀80年代相關的經濟學方法論文章以及論著不斷出現。

盡管如此，直到20世紀90年代，方法論問題卻依然沒有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且，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對方法論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論對于經濟學實踐沒有任何影響，方法論只是諸多哲學論題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實踐科學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經濟理論必須用經濟證據而不是外部的證據來評價，因而方法論企圖以一種一般的理論化說明來統治特定的經濟理論是不可能的。同樣，培森也認為，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研究沒有什么意義，他說：“對經濟學方法論與認識論及其與哲學關系的研究可能對閱讀與寫作是有益的，但這些研究不能使經濟學研究與教學更為科學。如果說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話，它對經濟學的科學性程度也只能有負面效果”；…’其理由是，這種研究已經創造了一個自身不同的問題——全神貫注于哲學而不是科學，科學實踐自身很少依靠科學哲學。問題是，盡管主流經濟學家指責經濟學方法論的評價是經濟學共同體之外的“哲學”評價，但這個指責是毫無道理的；究其原因，盡管存在不同的話語共同體，但并不存在一個共同體的觀念不應該被另一個共同體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為什么經濟學方法論的反思之聲如此微弱、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如此頑固呢?

一般地，可從這樣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它們由于沒有形成建構型思想而無法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實質性幫助；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本身已經陷入了教條主義窠臼，而且，它可以獲取主流化現象所產生的所有收益，從而不愿接受新的東西。就前者而言，博蘭歸納了當前方法論文章的三種類型：一是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學家，他們撰寫的是關于已故經濟學家的方法論觀點；二是經濟學哲學家，他們為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而擔憂；三是傳統的經濟學方法論者，他們爭論假設是否永遠都必須是現實的，如果不是，那么應該如何選擇采用非現實假設的最佳理論。而且，這三個群體都具有一個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對其他觀點不寬容，他們往往舉辦大型研討會，卻往往只邀請那些與其觀點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經濟思想史的歷史學家最喜歡與這樣的方法論者相處，他們談論的是：在經濟學中是否曾有進展，如果有進展，那又是什么。正因為經濟學方法論者所發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論者才會感興趣，因此，關心現實問題解決的主流經濟學對這些文章就缺乏興趣。就后者而言，隨著經濟學理論在實際經濟領域中的作用逐漸淡化，它主要成為解釋而不是預測的學問，更不是用于改造社會的學問；結果，當前經濟學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約下逐漸形成了不同的解釋共同體，它們往往依據特定的術語和邏輯體系進行邏輯上的詮釋，而共同體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顧。正如溫特勞布寫道的：“事實上，人們不可能用一個方法論的命題駁斥或否定一個經濟學的主張。經濟論斷，就像對通貨膨脹的解釋，總是要在經濟學范圍被評估。不存在獨立的評估基礎：哲學不可能構建通貨膨脹理論。”

其實，現代經濟學主要為美國的一些主要大學和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所把持，他們把自己的學生派遣到各個高校，并壟斷了主要的學術刊物以及各種學術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美國的學者在追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也模仿美國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經濟學界的“主流”意識得到不斷的強化，而反思和批判聲音則日漸微弱，其最終結果使得經濟學危機日益深重。事實上，正是在這種排斥異己、拒絕兼容并包的體制中，現代經濟學“已經變成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更像一種宗教，而不是一門科學?！憋@然，上面所列舉的導致方法論批判缺乏效率的兩方面因素在國內經濟學界也普遍存在，甚至還更為嚴重，這里也分兩方面加以說明。

就前者而言，國內經濟學存在嚴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團化的傾向，一些團體往往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著一些資源，并進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討論：他們熱衷的是對其他宗派觀點或方法的批判和對自身觀點或方法的維護和宣揚，而根本不愿認認真真地以對方的批判來審視自己的觀點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擊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處。正因如此，在國內經濟學界，崇尚自由主義和演化理性的學者可以圍繞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圍而專門闡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盧卡斯推為宗師而相互應和，崇尚產權私有化的學者則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礎上把芝加哥學派視為自己的思想來源，熱衷于企業和組織問題的學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熱衷于社會制度理論問題的一群人往往會圍繞在凡勃倫——康芒斯——諾斯的思維路線上，偏愛公共事物治理實踐的一群人則又往往圍繞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以及印第安納學派所發表的著作周圍。在方法論問題上更是如此：搞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論事地闡發經典大師的方法論主張，而至于如何為當代經濟學所借鑒則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則主要是在闡發西方的一些前沿觀點，而究竟如何修正當前的中國經濟學范式則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經濟學與其它學科交叉的少數學人也形成一個小團體，熱衷于宣揚其他學科中的一些最近發現，如基因經濟學、神經元科學等等。

就后者而言，國內經濟學界截然分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個派別，兩者除了在一些具體觀點(次要的是方法論)上相互攻擊外，平時基本上在各自感興趣的問題上自我思考：不僅不理會對方究竟如何展開研究、在研究什么問題，而且不參加對方的任何學術活動，甚至也不允許對方參加自己的學術活動。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往往熱衷于馬克思本人已經著手研究的那些領域，尤其是那些曾經引起爭議或西方學者批判的幾個理論問題，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單線上作“完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探索；相反，西方經濟學則很少關心事物的本質問題，也不關心現實中的異化和剝削問題，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來對現狀進行描述，特別是熱衷于基于細枝末節的實證來印證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盡管這兩大派別都在努力地掌控影響社會改革的話語權，盡管兩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異：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立國的指導思想來影響上層政府的決策，而西方經濟學家則通過教材和輿論來影響青年學子和基層政府的行為。正因為兩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學術的、社會的資源，從而呈現出一種相對均衡的態勢；同時，兩者對其他獨立學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態度，以致獨立的創新很難有生存的空間。

當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在國內經濟學界逐漸占據了支配地位，它們不但逐漸排除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闡發西方社會中的“非主流”經濟學派。因此，盡管國內確實已經存在了一些自得其樂的小型學術團體，但基本取向則是一如既往地抱著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熱衷于數學建模和計量分析。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它的數量化取向在國內學者的盲信跟風下已經成了一種拜物教。麥克洛斯基指出，“對客觀證據、定量檢驗、實證分析以及其他賦予信念之物的熱誠，在現代主義那里充分展現出來，并被一再重復，于是這些東西也帶上了魔咒似的光環?，F代主義在經濟學當中極富影響力，但并不是因為它的前提經過了仔細考察并被發現是正確的。它是一種天啟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币虼耍趪鴥冉洕鷮W界，除了傳統的兩大經濟學分支——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還周而復始地進行方法論的爭論外，已經越來越少有學者尤其是青年學子對方法論感興趣，更不愿就方法論展開深入而實質的爭論；相應地，雜志上發表的真正對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見，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論文章也大多是對西方學者相關爭論的介紹。

可見，經濟學的數量化僅僅體現了特定群體的方法論或工具選擇偏好，它并非是最適合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方式，而且，這種不適合性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擴展而日益顯現。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極力排斥方法論的探討，更不容忍對其主流地位的挑戰。顯然，這根本上與當前功利主義的學術風氣密切相關，也反映出經濟學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傾向：在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與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對非主流的任何挑戰采取漠視的態度。究其原因，主流經濟學家本身已經控制了經濟學領域的主要雜志和大學，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對其地位的挑戰，即使自身也看到了這種缺陷，也會力圖掩蓋它而不是提請公開討論。因為他們擔心，方法論的探究會證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無物的，要么是浪費時間的，從而喪失自身的學術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往往刻意避免與方法論者探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該論文將回答或解決什么問題?為什么它是一個令人感興趣并值得討論的問題?正如休謨寫道：“與那些固執于自己原則的人的爭論，較之于一切其他爭論是最令人厭煩的；或許只有與那些全無誠意的人的爭論除外，那些人其實并不相信他們所維護的觀點，他們之所以參與爭辯乃是出于裝模作樣，出于一種對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種炫耀其機趣和技巧比其余人類高超的欲望。在這兩種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們對自己的論爭的同樣盲目的堅持、對他們的對手的同樣輕蔑和對堅持詭辯和謬誤的同樣強烈的熱心。由于推理不是這兩種爭論者各自導出他們的信條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邏輯將使他們接受更健全的原則都是白費心思?！憋@然，這種學術風氣也對國內經濟學的研究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簡短結語

方法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盡管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為經濟學方法論專家，但是，每位從事理論經濟學探究以及打算將經濟學理論應用于實踐的人至少對經濟學的研究思維有一定的了解。博蘭曾指出，當人們建立經濟學模型時，他們必須作出方法論決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須思考他們將如何把經濟理論模型化；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這樣的一個困境：當他們開始從事模型建立時，他們必須是有關建立模型的方法論方面的專家，但他們在上崗前，卻又必須從未討論過方法論問題。顯然，如果我們對經濟學方法論作一探究，就會很容易發現現代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內在缺陷，從而會對數學的濫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該與其研究內容保持一致，研究內容發生了變動，研究方法也應作相應地調整；新古典經濟學以最大化和均衡為目標的數理化路線就適應于物質資源配置的傳統經濟領域，并茁壯于建構理性主義膨脹的計劃經濟時代。然而，隨著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經濟學理論越來越呈現出這樣兩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特征：一是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因為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從而首先必須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探究；二是具有濃郁的規范性，因為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對現實進行改造，從而必須具有一種社會理念或理想。顯然，就復雜多樣的經濟現象而言，形式化數學模型往往會窒息思想的豐富性，從而永遠不能代替文字或圖表等形式所具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似乎不愿對方法論問題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一度興起的方法論思潮很快就湮息了，國內經濟學界更是如此。其實，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維護的并非是堅定的學術信念，而是其自身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上說，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得現代主流經濟學蛻化成一種“偽科學”。這一點也為所博蘭所認同，他寫道，“因為波普爾說，‘科學’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態度，而新古典經濟學家似乎不愿意接受方法論及其固有的對新古典理論的方法論批判。要證明新古典經濟學家乃是懦夫，簡直易如反掌。但是從我的蘇格拉底一波普爾視角來看，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寬容方法論批判，也許只不過證明了新古典經濟學是‘非科學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之所以會采取無動于衷的行為，還在于它的研究對象以及核心假設，正是經濟人這一假設為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提供的理論和信仰支持。博蘭寫道：“哪種學者對新古典經濟學家產生好感呢?很明顯，認定了自私自利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那些人，將發現新古典經濟學為他們的自私自利提供了一項強有力的辯護。這不是說，贊成主流經濟學家的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這只是說，我們非常易于識別那樣一些同事，他們非常善于利用他們的新古典解釋來避開對他們自私自利追求的挑戰”；因此，“假定可以說，倘若新古典經濟學吸引了占絕大多數的有自私自利傾向的人，則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有力批判置之不理，是符合他們的一己私利的。倘若新古典經濟學被駁倒了，我認為對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來說，將會出現一場嚴重的誠信悖論?！?/p>

當然，正如加爾布雷斯指出的，思想觀念天生就是保守的，它不會屈從于其他思想觀念的攻擊；但是，它卻會屈服于形勢的劇變。面對形勢變遷，思想觀念顯得無能為力。顯然，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迫使我們重新反思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思維，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一個明顯的“女王難題”：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為此，英國一些經濟學家雪拉·唐、彼得·厄爾斯蒂、約翰·福斯特、杰弗里·哈科特、杰弗里·霍奇森等就聯合上書指出：“經濟學家的受訓面太窄，只關注數學技術和建構不依賴經驗的形式模型，這是我們這一職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許多主流經濟學學術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為數學而數學的研究追求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缺陷”，正是“這一不大關注現實世界的對數學技術的偏好，讓許多經濟學家偏離了至關重要的整體性觀察的軌道。這導致經濟學家們無法對經濟學分支領域的過度專業化及進一步探討損害大局觀念形成的原因之動力進行反思”；盡管“模型和技術是重要的。但考慮到全球經濟的復雜性，我們需要范圍更寬廣的模型和技術，它們應當更注重事物的本質，關注歷史的、制度的、心理學的和其他高度相關的因素”，而“我們缺乏一種將心理學、制度構架以及歷史先例的豐富知識都蘊含其中的專業智慧。這種缺失在那些給政府、銀行、商家和政策機構提供咨詢意見的經濟學家身上顯露無疑。否則，他們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不穩定性那些非量化警告早就該予以更多的注意”。2009年9月2日，克魯格曼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僅有很少幾個經濟學家預見到了這場危機的來臨，而且，這種預測的失敗還只是該領域的所有問題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究其原因，“經濟學科的迷途在于，經濟學家作為一個整體誤將優美——套上外表華麗的數學外衣——當作了真理。……經濟學科失敗的核心原因則在于對那種追求無所不包的智力優雅的研究方式的企望”。為此，霍奇遜等發起了支持克魯格曼文章的簽名運動，迄今為止已有2000多名經濟學人簽了名，包括諾思、青木昌彥、布萊爾、布勞格、布羅姆利、克萊默、麥克洛斯基、納爾森、溫特、盧瑟福、盧茲等人。不過，學生僅占簽名者的3％左右，這顯示出，在個人利益原則的主導下，當前的青年學子更傾向于模仿現有規則而缺乏批判的能力和勇氣?？梢?，經濟學的發展還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