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境范文10篇

論文摘要：艾特瑪托夫是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一個著名作家。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可以看做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即從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到90年代的形式主義批評，再到21世紀的文化批評；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亦即從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繼而走向內、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滲。

論文關鍵詞：艾特瑪托夫；俄蘇文學；文學批評

20世紀60年代，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開始走進中國，力岡先生翻譯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學》1961年第1期一經問世，即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后，其作品陸續被翻譯過來。1981年，石南征的《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百年)》(《外國文學動態》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學界有譯無評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關于艾特瑪托夫其人其作的評介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不斷涌現。因此，嚴格說來，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文擬對近30年來艾特瑪托夫的研究狀況作以系統的梳理。

一、啟蒙語境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80年代，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文藝理論家劉再復認為：“艾特瑪托夫的作品被熱烈傳誦的程度大約不亞于海明威。”…學者汪介之指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蘇聯作家莫過于艾特瑪托夫?！北姸嗝抑允①澃噩斖蟹?，是因為他的作品契合了國內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訴求?；凇啊狈此寂c改革開放的政治語境，現性啟蒙在當時的中國，逐漸成為思想主潮，“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公共話語，人的“主體性”也成為知識精英們關注的核心問題?！皠e求新聲于異邦”，此時期中國學界從蘇聯文學中找到了精神價值的高度認同感，俄蘇文學的譯介掀起了一個高潮。

艾特瑪托夫是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作品努力謳歌真誠美好的人性，批判踐踏人性的官僚主義。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不僅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強調社會對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艾特瑪托夫思考問題的辨證性和圓融社會主義人道價值觀的理解，契合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的普遍心態?！叭绻f50年代那批青年還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們從22年‘煉獄’，從極左路線與個人崇拜的災難中，重新返回文壇的時候，由于有了切膚之痛與情感體驗，他們重新閱讀《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瑪托夫的《扎米莉亞》、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連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滿腔熱忱地呼喚人性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歸!”學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瑪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內質，但是批評者并未剝離具體的政治歷史語境，對“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與社會現實密切結合起來思考。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探討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論文，如浦立民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談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點》(《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4期)、曹國維的《走向現實美與幻想美的結合——試論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色》(《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盡管當時國內學界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還存有爭議，但學者對艾特瑪托夫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總體上持褒揚態度，大多認為其作品飽含一份厚重的現實關懷和人文精神。這其中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沉痛反思與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渴求。

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已不再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而是怎樣正視和進行研究的問題?，F在學界似乎有兩種不可取的態度，一是一哄而上“擁抱”后主義，二是不分青紅皂白加以“棒殺”。這兩種態度或少了些學術的理性，或少了些寬容的精神。如何真正進入學術研究的界面，發現并解決當代最為急迫的問題，當是學者進入這一問題時必得把握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來，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在世紀末中國文化“場”的文化過濾和思想互動，必然發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問題變形。那種將諸種“主義”的術語到處亂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種非學術的態度，因為其特點是墜入了“主義的陷阱”，只注意到“主義”這一術語的范疇和闡釋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國的特殊情況和語境，沒有對這種闡釋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質疑。在這個意義上，對西方當代歷時態的多種“主義”共時態地照單全收或動輒全盤排斥，都不可能獲得知識的增長和價值的正當體認。

一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的播撒

當代中國知識界、學術界和藝術界確實出現了一種“后現象”，即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結構主義（甚至有人提出后當代、后革命、后東方主義）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動，而影響最大的當是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進入中國語境后問題不是變簡單了，而是變得更為復雜。這倒不是因為中國屬于前現代或在時間斷裂中走向現代，而是傳統、現代、后現代、東方和西方、后殖民話語一下子擱上工作平臺，使得問題的當代處理變得相當棘手。這一狀況促使我們必得弄清后現代的范疇及其基本精神，因為其與當代中國形象的塑形和基本問題的解答，有著非此不可的關系。

（一）后現代在中國的文化癥候。

“后現代主義在中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研究日深，進入問題日深，問題與困惑就越大。進入“主義”的陷阱，必然遭致“闡釋”的失效，不僅是用“后”理論對西方的闡釋失效，用這一理論對當代中國問題的闡釋也同樣可能失效。換言之，中國處于一種“雜糅語境”中，任何單一的方法想透徹分析這一現象及其意義都必然落空。在后現論的盲點上，也許后殖民主義理論可以從另一角度補充，使得對中國“后學”問題的理解具有某種新角度。

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受激于西方法律與文學運動的影響，在繼受西方法律與文學相關理論與模型的同時卻保有自身的發展形態和理論特色。中國語境下法律與文學的發展特征形成于精英理論與本土資源錯位的內在因由，缺乏與西方一致的發展元動力，加之特殊的國情與社會現狀型塑了“法律與文學”發展的中國道路。當今中國法律與文學研究的元問題是精英理論的本土化與精英理論的世俗化，它牽扯到當今中國語境下對法律與文學的基本認識與理解。

一、中國語境下法律與文學的發展現狀

對于法律與文學的探討離不開對于法律經濟學的認識?！胺膳c文學這個交叉學科的出現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對抗法律經濟學的一個堡壘，是要用文學的‘想象’來抵抗經濟學的‘分析’，抵制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對法律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學科的進一步蠶食?！保?］(P109)法律與文學研究所形成的四個分支:法律中的文學、作為法律的文學、通過文學的法律以及有關文學的法律在這種對抗中均得到了長足的進步。雖然它沒有真正地改變美國的司法和法律，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法律的認識與理解，同時也引發了國內學者對于法律與文學的關注與思考。在中國，法律和文學相互交織的現象自古代就有。但是這些現象的出現具有偶發性和無意識性的特點。緣起于西方“法律與文學”運動的沖擊，中國法學界和文學界對于“法律與文學”現象在中國的發展狀況給予更多的回應和關注。

(一)法學領域的發展

受西方“法律與文學”運動的啟發，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法學界已經有一些法律學者以不同的進路和方法觸及法律與文學的領域。其中，蘇力在其專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展開了對電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爺》的法律分析，可以說開中國“法律與文學”研究之先河。［2］(P102－117)蘇力力求通過對“法律與文學”的譯介與探索，拓展傳統的法學研究領域，“在中國思考法律與文學”。徐忠明的博士論文《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以及專著《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法學與文學之間》，都遵循了“以文證史”、“詩文互證”的基本研究思路，提出:“中國傳統文學作品當中有著極為豐富和多姿多彩的法律文化史研究資料可資利用。這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法律文化有著無比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保?］梁治平的《法意與人情》比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簡單提出和闡發一些法律的問題。賀衛方則更加關注古代的司法判詞，注重司法文本的探討。［4］劉星擅長從各種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學意義的問題。強世功的研究具有濃重的中外法律比較的色彩，其與西方法律與文學研究的方法和新視角有異曲同工之處。［5］馮象先生著力于“自覺地”去尋覓“法律”與“文學”二者的契合與趨同。主張要跨出法學的門檻“送法下鄉”，“通過美國的案例教學法普法，通過案例向普通讀者普法”。

(二)文學領域的推進

【摘要】我國證據科學的出現既是英美證據法學知識傳統發展演變的結果，也是回應國內司法證明領域轉型的一個重要發展。證據科學的本質是司法證明領域諸多學科之間在應對新的時代問題所作出的一系列變動和整合，而變動和整合的方向則取決于社會需求和司法證明領域多學科之間的競爭。我國司法證明領域的轉型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為司法證明領域諸多學科的互動提供了最基本的動力。中國證據科學應該以這些問題為核心，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中國證據科學的基本格局。

【關鍵詞】證據法；證據科學；司法證明；學科

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推進和證據立法運動的興起，證據法學在中國似乎正在成為一門顯學。這種顯學的標志便是與證據問題相關的諸多學科紛紛進入證據法領域。這些學科不僅包括本來與證據法具有天然聯系的程序法，連一些關聯度相對較小的實體法（比如民法、刑法）也都紛紛開始關注證據問題。加上與證據問題相關的社會科學（如認識論、邏輯學、心理學等）和自然科學（如法醫學），證據領域的研究呈現出群雄并起的格局。這一格局一方面反映了證據問題本身已經成為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域，但另一方面也為證據問題研究力量的有效整合提出了挑戰。換言之，如此之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證據問題領域中。如何才能使其得到有效的產出而不是陷入重復勞動甚至惡性競爭之中？對這一問題的疑問形成了本文最初的問題意識，但對于一個正處于形成階段的知識領域來說，本文并不打算作出全面的回答，而是希望通過在我國當前證據研究領域已經作出反思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和推進。并且在西方證據科學研究發展進程的背景參照下，結合我國當前的轉型社會背景，進一步提出我國證據研究的具體定位的相關建議。為此，我們首先需要一個基礎性分析框架。

一、一個基礎性分析框架

盡管有如此之多的學科從不同的面向和視角對證據問題做出了研究，但是這些學科的研究往往限于自身的視角和關注點，而對證據問題的整體領域缺乏一種宏觀的鳥瞰，因而呈現出一種似乎各自為政的局面。從宏觀角度來看，這些學科都是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角度關注同一個領域即司法證明過程。這一個問題域并非如這些學科所顯現出來的那樣天然如一盤散沙，許多法學家都曾經試圖用相對融貫的分析框架將其呈現出來。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證據法學家塞耶便已經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相關性、可采性以及分量”四要素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主要集中針對的是司法證明過程的審判階段。威格莫爾在塞耶基礎上對于證據法所涉及的問題進一步精致化。盡管塞耶和威格莫爾的框架主要是集中針對審判領域，但對我們當前的證據研究領域依然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本文將以塞耶框架為基礎，為我國當前的證據研究領域提供一個基礎性分析框架。我們先從審判階段談起再往前逆推至審前階段。

司法證明過程領域問題大體上涵蓋了以下八大問題。

一、中國語境下“規劃指引”的內涵思辨與概念

1.“不限于此”—作為政策工具的結構位置結構位置也就是“規劃指引”在城市規劃體系乃至整個行業活動中的位置和與其他相關影響要素的關系，根本上是由政府體制和規劃主管部門的職權所限定的。英國的“規劃指引”是中央政府關于城市發展和規劃“最主要”的政策文件。雖然中國的法定規劃含有大量發展內容，但規劃實施、規劃行政權和職能通常難以涵蓋規劃文本的全部要求，而主要是指“空間資源配置”。但即使是“空間資源配置”，也受到非規劃系統(如黨政文件的決定、建議、意見、規劃)、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如發展改革、國土、環保、交通、旅游)、政府派出機構(如開發區等的法律法規、技術規范及專項(行業)規劃、規定、意向項目)等的影響，且影響具有決定性，以致于出現重疊、不合理和矛盾之處，造成規劃和其他政府職能部門的體制性“政策競爭”的現象。顯然，在中國語境下，“規劃指引”難以占據城市規劃體系“最主要”地位，不能或難以排斥其他規劃或非規劃領域的眾多政策、決策等的影響，“不限于此”正是其規劃內部、規劃外部政策工具中的結構性特征。同時，相對于具體規劃編制而言，“規劃指引”更為理性、中立、靈活，更易取得共識，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規劃編制工具的最好補充。當然，無論是從政府還是規劃政策等角度出發，“不限于此”都應該向“主要的”方向演進。

2.各方應當遵守—法律效力英國的“規劃指引”屬于城市規劃體系中一種非法定的補充性規劃文件和可以充分參考的實質性依據。在中國，“規劃指引”被認為可以成為規劃設計評審和開發管理中必須考慮的因素，政府通過行政審批來約束有關規劃行為。作為規范性文件，“規劃指引”是一種準立法行為，具有較低但確定的法律效力，是規劃活動過程中“應當遵守”的文件。筆者認為在中國語境下非常有必要強調的是，“規劃指引”是一種規范行政行為，中國式揮之不去的規制思維導致政策文件制定的出發點通常是行政審批或行政許可，但卻在評審過程中充滿著行政責任主體隨意性發揮的現象，類似行政決策如果算是判例式的話，顯然也是一種“隨意化的判例式”。因此，通過“規劃指引”的具體化，規范行政行為也為未來的規劃問責、社會監督打下基礎，發揮“規劃指引”的“法律效力”。“應當遵守”，在中國式語境下應突出“決策者和社會均應當遵守”的共同規則性。

3.城鄉空間優化、規劃建設準則、規劃運作和服務—內容構成英國“規劃指引”的內容較為廣泛，跨界較多、專題性較強。在中國，“規劃指引”對傳統規劃編制和實施，以及地方原有格式化政策文件或規劃編制文件已有所超越，如廣東的綠道、廣場及其附件的“技術資料”的具體內容中的建設管制、審批、管理和維護等內容。在中國語境下，筆者認為應注意到英國的“基于服務理念的規劃建議”與“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執行其法定職責中應當實現的具體目標”，前者如提供實際案例則能起到行動指南的作用，后者也要盡量明確制發機關的自身職責和目標，防止政策多變、無法取信于社會之舉?？傮w上，其內容可以在“引導性政策和技術要求”或編制和實施(或“管理”)等基礎上強調和突出空間目的、技術準則及運作服務之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3點。(1)城鄉空間優化。具體做法是除傳統法定、專項規劃編制類型外，“規劃指引”從多類型、小主題、中微觀層面切入，細化、具體化規劃內容，彌補空白，如現狀建成區、城鎮人口界定，土地使用兼容，工業區隔離帶設置，公益性、交通、環衛等各類設施的選址，保障性住房選址、配套和指標，住房出租管理，歷史建筑認定、保護和利用，村莊規劃建設中的歷史保護，村校保留和撤并，地塊容積率確定等，從總體上明確規劃目標，并倡導地方性和地方創新。(2)規劃建設準則?！耙巹澲敢钡膬热菹鄬芸?、剛性政策和管理性內容，應更多地突出引導性、彈性、技術性和服務性的內容，并通過圖文結合、案例化，少一些絕對化、唯一性規定，多一些可選擇、建議性及例外情形應對條款，使其更有實用性和社會參與性。(3)規劃運作和服務?！耙巹澲敢狈沼谝巹?、建設、管理全過程，如規劃設計階段的規劃評審意見、會議紀要編寫內容深度、公眾參與、利益相關人意見征集等，同時起到規范規劃管理和行政行為及有關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

4.中國語境下“規劃指引”的概念筆者擬定的“規劃指引”的中國式概念為：各級城鄉規劃主管部門制發的以城鄉空間優化、規劃建設準則、規劃運作和服務為主要內容，決策者和社會均應當遵守但不限于此的序列化規范性文件。不過相比概念，以上的思辨及蘊含其中的張力才是“規劃指引”的實質。

二、“規劃指引”的制度性難點、解釋和建議

摘　要：詞匯是語言的三要素之一，是語言學習的基礎。目前，高職非英語專業學生英語水平普遍較低，而詞匯量的缺乏是制約學生英語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語塊的定義及分類為出發點，分析語塊理論在高職英語詞匯教學中的優勢及應用，旨在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指導。

關鍵詞：語塊理論；高職英語；詞匯教學

隨著世界各國間的交流與合作日益頻繁，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能向國外介紹我國的本土文化，又能熟悉外國的文化歷史。由于我國教學觀念上的一些偏見，在進行英語教學的過程中，過分強調英語單詞的學習，而忽視了英語詞匯的學習，造成大部分高職學生的英語詞匯掌握量較少，影響了高職學生在英語學習中的興趣，嚴重阻礙了我國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戰略目標的實現，故研究語塊理論下高職英語詞匯教學是英語教學工作的迫切任務。

一、語塊的定義

語塊是一種固定的結構，對于這些固定結構，不同的學者使用了不同的術語。Lewis將這些固定結構稱之為lexicalchunks（使用語塊），Nattinger稱之為lexicalphrases（詞匯語塊）等。盡管這些學者對其稱呼不同，但其本身的特征特性是一致的。這些固定結構以整體形式被人們記憶儲存，可被人們頻繁使用，這些固定結構兼具了詞匯與語法特征，具有特定的語法功能。固定結構還具有使用方便的特性。在使用過程中，不需要經過處理加工，可直接整體提取使用。這些就是“語塊”。例如，本國人在交流時，語句流暢，這是由于他們的詞匯是以語塊的形式存儲在記憶中，而不是單個的單詞形式，保證在使用的過程中，能被整體提取出來，保證資源信息處理順利進行。研究表明，熟練語言使用者其話語輸出中含有的語塊一般都比較多，這同樣適用于翻譯實踐。

二、語塊的分類

一、中西語言哲學不同的發展過程與特征

聲勢浩大、人物眾多的先秦語言哲學分為三個主要流派：第一，孔子代表的德行派。第二，老莊代表的本體派。第三，墨家、辯者、荀子和韓非組成的邏輯派。然而，這種顯赫輝煌卻沒有堅持到底，魏晉之后漸漸淡出哲學視野，在南北朝隋唐乃至宋元明清都了無蹤跡。時至今日，引起我們再次關注的語言哲學卻是伴隨著西方分析哲學進入中國的西方語言哲學。進入21世紀后，經過對西方語言哲學的深入了解，中國的哲學家們開始注意到漢語形態對哲學表達的重要價值。

二、中國語言哲學研究的主要進路

1.由于中國語言象形文字具有的特殊性質，我們的研究不能望文生義，而是要全面了解文本的上下脈絡，通過對文本的邏輯關系的考察和推敲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義?！跋笏季S”是中國語言文化的一種表象，唯有揭示這種表象背后的邏輯根據，才能真正把握中國語言所展現的哲學意蘊。2.語言研究與思想研究結合，才是中國語言哲學研究的必經之路。語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完全從語言現象出發，并根據語言現象尋求語言自身的規律。只有結合語言研究和思想研究，我們才能在語言哲學領域中得到收獲。

三、中國語言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

當代中國語言哲學研究由于其學科的特殊性，因而主要采用了三種不同的研究法。1.邏輯分析的方法：即通過對文本脈絡邏輯關系的梳理，揭示隱藏于文本之中的邏輯結構。2.概念分析的方法：即通過闡述哲學概念在所出現的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說明文本的思想內涵。3.語境分析的方法：即通過辨別文本或話語出現的場景，說明該文本或話語在這個具體場景中的意義。

關于跨文化交際中的禮貌原則，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萊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則”。他把說話者和聽話者在會話中共同遵守的原則概括為量的準則、質的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20世紀80年代，英國語言學家利奇在格萊斯“合作原則”的基礎上，從修辭學、語體學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著名的“禮貌原則”，其中包括得體準則、慷慨準則、贊譽準則、謙虛準則、一致準則和同情準則，其核心內容為：盡量使自己吃虧，而使別人獲利，以取得對方的好感，從而使交際順利進行，并使自己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禮貌原則”和“合作原則”相輔相成地運用于人們的日常交際中，對語言的使用有很廣泛的描述力，是人們在會話中盡力遵守和維持的策略。禮貌既是一種普遍現象，為各社會群體所共有，又是一種個性化的交際原則，受制于不同語言群體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禮貌原則”在跨文化交際中具有靈活性和多樣性。在跨文化交際中，如果說話者與聽話者的文化價值觀有很大差異，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禮貌的話語可能傷害對方，從而導致交際失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際中，雙文化比雙語言更加重要，因為，詞只有在它們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義。

中西方兩種文化有著不同的禮貌評判標準和實現方略。漢文化重視謙遜準則，而西方文化則突出得體準則。謙遜準則要求人們盡量減少對自己的表揚，盡量貶低自己。西方文化則認為欣然接受對方的贊揚可以避免損害對方的面子，因而是禮貌的。因此，西方人對恭維往往表現出高興與感謝，采取一種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顯露出與恭維者不一致，令人難堪。中國人則大都習慣否認，提倡“謙虛”和“卑己尊人”，但這種做法卻會給西方人帶來面子威脅。漢文化中的“禮貌”植根于儒家“禮”的傳統，強調“貶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謙虛；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傳統的影響，強調個體和個人價值，提倡個人的自信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禮貌方式影響到英漢兩種語言的跨文化交際。如果把一些漢文化認為極禮貌、極客氣的詞語帶入英語會話，如：“請光臨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語為母語的受話人感到莫名其妙。這樣做雖然遵守了謙遜準則，但卻會影響交際的順利進行。

此外，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獨立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具有相對獨立和固定的內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際中注重個人隱私和獨立，總是從個體主義立場出發，強調個人的面子。而中國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沒有相對穩定的內核，他人和自我的關系相對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內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關系而定，只有當自我被放在適當的社會關系中才會有意義，才會變得完整，因此，漢文化人非常重視參與以及個體與團體的關系，注重集體榮譽感；在交際中，他們往往從集體主義文化觀出發，強調群體的面子。中國文化自我觀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家族血緣為尺度，在交際中遵守近親準則。例如，中國人在交際時喜歡問人私事，或毫無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因為按中國的禮貌傳統，了解私事是交際一方為了縮短和對方的橫向距離而做出的一種勢力，表示把對方定位在一個離交際主體相對較近的位置。

語境是語言運用的條件，自然也是“禮貌原則”貫徹執行的條件。在一定的語境中顯得禮貌的話，在另一語境中可能顯得不夠禮貌；反之亦然。語境，尤其是語境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如權勢、社會距離等，對“禮貌原則”的制約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沒有權勢的人與擁有權勢的人說話，其禮貌程度要比擁有權勢的人與沒有權勢的說話時的高。而社會距離同樣影響語言禮貌的程度，社會距離越大，交際雙方說話時的禮貌程度越大，反之則越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失誤的根源主要是交際雙方沒有取得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共識與認可，是人類對自然認知的升華，是支配人類行為的思想準則和價值取向。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認同是相互的，人類需要這種相互的文化認同，以便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礙。文化認同原則可以被認為是指導跨文化交際的語用原則。在將來越來越多的跨文化交際當中，我們必須注意禮貌原則的文化習俗性，處理好禮貌原則中各項準則與交際距離之間的關系，努力達成不同文化間的認同，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和保持一定的交際距離，以達到所期望的交際效果。

【摘要】隱喻是一種人類認知和思維的方式，是語言交際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在外語教學中，外語教師要盡可能讓學生多接觸所學語言的文化和真實語境。在課堂上教師應多講授隱喻的內涵，發展學生的隱喻思維，培養隱喻能力。外語教師要盡可能多的創設真實語境，讓學生在視覺，聽覺，觸覺和行為上獲得直觀的生活體驗，深入理解和準確解讀隱喻。當然在培養學生的隱喻能力當中，應避免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避免文化負遷移，避免產生錯誤的隱喻認識和錯誤的語言表達。培養學生良好的隱喻解讀能力有利于學生真正掌握外語。

【關鍵詞】外語教學;隱喻;隱喻思維;隱喻解讀能力

在外語教學中，外語教師要盡可能培養學生良好的隱喻解讀能力。深入理解和準確使用隱喻。俗話說“UNDERSTANDINGISSEEING”(理解就是看見)；“THINKINGINGISSEEING”(思考就是看見)。隱喻是人在體驗的基礎上進行認知加工的結果。正確解讀隱喻，避免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制約，避免文化負遷移。從而產生錯誤的隱喻認識和錯誤的語言表達。比如在翻譯課上教師要求學生翻譯“美猴王難逃如來佛手掌心”這句話時，就要指導學生用隱喻來思維。通常大部分學生會翻譯成“unabletorunawayfromhispalm”。因為中文所理解的“難逃掌控”應該是“PowerisinPalm”。這時教師就應該指導學生使用隱喻，避免文化負遷移。因為按照英文理解，“操控”概念事實上應該說成“PowerisinHand”。面對隱喻，學生在翻譯時不能套用母語文化，盡管隱喻在語言上具有跨文化的共性，但也會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制約。同一種概念在不同的語言當中所表達出來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因此“美猴王難逃如來佛手掌心”正確的翻譯應該是“unabletorunawayfromhishand”。

另外，在教學中，會發現學生對隱喻解讀常常把握不準。其實隱喻式所體現的是語言內在的靈活度?！癐t’slikelyThomasknows”這里是顯性客觀隱喻。再比如“Thomaswillknow”這也是一句隱喻，這種隱喻是隱性的，叫隱性隱喻，也叫隱性主觀隱喻。隱性含義是說話人意圖傳遞的子集合。同樣“Thomasprobablyknows”也是隱性隱喻，但是叫隱性客觀隱喻。不同的語氣體現的人際隱喻強化的程度不盡相同。在命令式中，也會用到隱喻。比如“Iwouldlikeyoutopassmethebook”這是一句由陳述語氣和疑問語氣來體現命令的句子。是隱喻式。是一種人際隱喻。而“Wouldyoumindpassingmethebook?”這句話的隱喻程度就更高。

從語氣的本質來看，陳述句比疑問句更貼近祈使語氣。語氣肯定的程度越強，隱喻式程度就越強。隱喻式體現的是語言內在的靈活度。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良好的隱喻解讀能力非常重要。隱喻可以將抽象的概念化為具體的情景。在教學中要讓學生知道課文里有些作者或者詩人會借助大自然的容易感知的東西表達隱喻中的內涵。比如在閱讀課上有EleanorFarjeon的詩“Poetry”，詩中有這樣的句子：Whatispoetry?Whoknows?Notarose,butthescentoftherose。Notthesky,butthelightinthesky。Notthefly,butthegleamofthefly。Notthesea,butthesoundofthesea。Notmyself,butwhatmakesme。See,hear,andfeelsomethingthatprose。Cannotandwhatitis,whoknows?外語教師這時就要通過隱喻解讀，幫助學生充分理解EleanorFarjeon是借助了大自然的東西來表達隱喻中的詩的內涵：thescentoftherose；thelightinthesky；thegleamofthefly；thesoundofthesea。通過隱喻解讀幫助學生理解難于理解的抽象概念。這樣就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綜上所述，隱喻是語言交際中的一種常見現象。作為外語教師，要盡可能讓學生多接觸所學語言的文化和真實語境，發展隱喻思維，培養隱喻解讀能力。通過隱喻解讀幫助學生理解難于理解的抽象概念。這樣就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作者:周小英 單位:南昌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摘要：播音主持語言是廣播電視向大眾傳播信息和價值觀的主要工具。播音主持人的語言風格、語言內涵以及語言的影響力已經成為廣播電視的主要符號之一，因此我們需要十分重視播音主持語言藝術的生成。在當下以“接受主體”為主導意識的現代社會，我們需要切實轉變思路，研究消費文化語境下播音主持的語言藝術特征。

關鍵詞：播音主持；語言藝術；接受主體

目前學術界關于播音主持語言藝術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國播音學》為中心進行延伸和拓展，主要集中于傳統中國語言藝術的審美訓練以及語言意識的實踐性總結，很少結合當下的社會環境進行實證分析。鑒于此，筆者基于語言學家維特根斯坦提出的“語境-意義”這一語言學理論，重新分析和解讀播音主持的語言藝術生成，從而突破了以往播音主持語言藝術研究的局限性。

一、消費文化語境下的播音主持語言藝術分析

鮑德里亞基于生產與消費的經濟行為的視角來研究當代的大眾傳媒文化，提出現代的電視廣播是以“接受主體”為中心的消費文化，其中“文化、審美觀點以及市場文化、商品交易進行了隱形的交織，發展成為現在大眾傳媒中的消費文化”。大眾傳媒行業的消費主義以市場和商業模式為基本的邏輯基礎，以滿足“接受主體”的需求為基本原則。語言學家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語境—意義”這一語言學理論。該理論認為，語言的意義是在具體語言環境以及時代環境下生成的，語境的不同也決定了語言所代表的意義的不同，只有將語言詞匯置于特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環境中才能展示出其內涵和意義。根據上述邏輯，播音主持的語言內涵以及語言詞匯是時代的代表以及精神價值的集中體現。每個時代都會根據其特定的社會現狀以及經濟發展情況而具有特定方向的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而這種思潮無形當中通過播音主持的有聲語言進行傳播。雖然隨著現代傳媒技術以及計算機圖像處理技術的發展，圖片的直觀化展示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播音主持的有聲語言解讀，但是這并不影響播音主持有聲語言傳播的主要地位。播音主持的有聲語言作為精神和價值觀傳播的工具，承載著現實的使命以及政治走向，因此播音主持要想不落后于時代，就必須深刻了解當前的語言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現實。

二、消費文化語境下的播音主持語言藝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