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境的艾特瑪托夫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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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艾特瑪托夫是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一個著名作家。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可以看做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即從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到90年代的形式主義批評，再到21世紀的文化批評；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亦即從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繼而走向內、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滲。

論文關鍵詞：艾特瑪托夫；俄蘇文學；文學批評

20世紀60年代，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開始走進中國，力岡先生翻譯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學》1961年第1期一經問世，即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后，其作品陸續被翻譯過來。1981年，石南征的《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百年)》(《外國文學動態》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學界有譯無評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關于艾特瑪托夫其人其作的評介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不斷涌現。因此，嚴格說來，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文擬對近30年來艾特瑪托夫的研究狀況作以系統的梳理。

一、啟蒙語境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80年代，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文藝理論家劉再復認為：“艾特瑪托夫的作品被熱烈傳誦的程度大約不亞于海明威。”…學者汪介之指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蘇聯作家莫過于艾特瑪托夫。”眾多名家之所以盛贊艾特瑪托夫，是因為他的作品契合了國內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訴求。基于“”反思與改革開放的政治語境，現性啟蒙在當時的中國，逐漸成為思想主潮，“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公共話語，人的“主體性”也成為知識精英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別求新聲于異邦”，此時期中國學界從蘇聯文學中找到了精神價值的高度認同感，俄蘇文學的譯介掀起了一個高潮。

艾特瑪托夫是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作品努力謳歌真誠美好的人性，批判踐踏人性的官僚主義。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不僅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強調社會對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艾特瑪托夫思考問題的辨證性和圓融社會主義人道價值觀的理解，契合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的普遍心態。“如果說50年代那批青年還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們從22年‘煉獄’，從極左路線與個人崇拜的災難中，重新返回文壇的時候，由于有了切膚之痛與情感體驗，他們重新閱讀《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瑪托夫的《扎米莉亞》、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連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滿腔熱忱地呼喚人性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歸!”學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瑪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內質，但是批評者并未剝離具體的政治歷史語境，對“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與社會現實密切結合起來思考。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探討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論文，如浦立民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談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點》(《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4期)、曹國維的《走向現實美與幻想美的結合——試論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色》(《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盡管當時國內學界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還存有爭議，但學者對艾特瑪托夫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總體上持褒揚態度，大多認為其作品飽含一份厚重的現實關懷和人文精神。這其中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沉痛反思與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渴求。

二、形式主義文論視野下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上個十年形成的艾特瑪托夫研究熱已降溫。對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檢索發現，從1990年到1999年，關于艾特瑪托夫的研究論文僅有68篇，其中關注小說藝術形式的論文24篇，超過研究成果的l／3，出現了“形式的轉向”。有學者運用結構主義方法去研究艾特瑪托夫小說的形式技巧，其中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關注小說故事的敘述結構以及敘述視角。孫兆恒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歸納出艾特瑪托夫不同時期小說的結構方式有三個基本特征：內聚焦為主的視點結構、輻射型的情節結構和隱喻型的意象結構。其二，探討小說中的神話功能和結構規律。此時期部分學者注意到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花狗崖》《一日長手百年》和《斷頭臺》等作品中包含神話傳說元素。他們運用弗萊的神話原型批評方法，挖掘小說中神話模式的原型意義，進而呈作者對人類的現代處境及其悲劇性命運的獨特思考，如何云波的《論艾特瑪托夫小說的神話模式》(《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4期)。

中國學者運用結構主義方法研究艾特瑪托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結構主義理論的原初形態，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色彩。有學者通過借鑒和改造原有的結構主義模式，建構新的結構主義理論框架，來評析艾特瑪托夫的創作。閻保平在《論艾特瑪托夫小說的“星系結構》中認為，“世界”是艾特瑪托夫小說的基本要素，小說的結構特征是眾多各自獨立的世界構成的“星系結構”。還有學者將結構主義分析與其他形式分析結合起來，對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采取一種綜合性的闡釋方式。孫兆恒《也談艾特瑪托夫小說的結構特征》一文運用結構主義敘述學理論，指出艾特瑪托夫的小說具有內聚焦為主的視點結構；又借鑒俄國形式派對作品情節與情節分布的討論，指出艾特瑪托夫的小說具有輻射型的情節結構；同時運用神話原型批評，得出小說具有隱喻型的意象結構的結論。可以說，中國學者對形式文論的創造性運用，使得艾特瑪托夫作品的形式研究呈現出靈活多變的特點，從而豐富了人們對艾特瑪托夫文學作品形式與意義的認識。這些研究成果共同推動著艾特瑪托夫研究朝著現代學術的多元化方向發展。

三、文化批評視域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重新活躍。據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統計，2000—2008年關于艾特瑪托夫的研究論文有77篇，僅2002年就有20篇。據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統計，2000—2008年，關于艾特瑪托夫的碩士論文有11篇。此時期還出現了兩部研究專著：韓捷進的《艾特瑪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錦秀的《艾特瑪托夫在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這一時期，學者主要運用文化批評理論去分析艾特瑪托夫小說中的民族性、宗教意識、女性意識和生態意識等。有學者從生態主義的視角評價艾特瑪托夫。楊素梅認為：“自20世紀70年后，艾特瑪托夫創作了一系列生態題材的作品，凸顯了具有時代性的生態倫理觀。”有學者從后現代的視角去剖析艾特瑪托夫的宗教觀。劉偉鋒運用互文性理論去闡釋《死刑臺》，認為小說大量地借鑒了《大師與瑪格麗特》以及《圣經》有關彼拉多的內容，從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說。有學者從后殖民主義的視角切入，如韋建國認為艾特瑪托夫“站在更高的層次、在更廣的范圍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蘭文化、新母語民族的東正教文化與世界其它文化的關系”。從方法論層面看，文化批評的視角既吸收了形式主義文論的文本分析之長，又兼顧了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的復雜關聯。

總的來說，21世紀以來，學者們從“全球化”和“多元化”的雙重視域出發，開拓了艾特瑪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評空間。在寬宏的文化研究視域，艾特瑪托夫獨特的民族身份與作品的文化意義得到了多維詮釋，他在俄語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地位由此得到彰顯。學界普遍認為，艾特瑪托夫以其個性化的寫作方式，將個體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層機制之中，將吉爾吉斯與俄羅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視野中進行通觀，以此表達對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獨到見解。

四、問題與反思

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整個歷程相當于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在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中，還有一些問題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瑪托夫的宗教觀問題。國內學者對艾特瑪托夫的宗教觀存有爭議。任光宣認為，艾特瑪托夫“從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道德倫理觀念以及宗教對社會發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動作用”。…陳慧君則措辭嚴厲地批評艾特瑪托夫的宗教觀：“《斷頭臺》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濟世’，是荒誕的，是有害的，必須給予批判。”很顯然，這種“大帽子扣人”的批評方式和結論，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論者對俄羅斯悠久復雜的宗教文化歷史認知不足，另一方面則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懷，從而無法對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其二，作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對艾特瑪托夫創作的影響。艾特瑪托夫前后分別屬于蘇聯和吉爾吉斯國的公民，還曾擔任過駐外大使、總統顧問和公正黨主席等重要的政治角色。對于評價具有雙重身份的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有學者認為“總統委員會成員和蘇聯駐外大使的政壇職務已經嚴重地影響了艾特瑪托夫的文學創作”。顯然，這其中牽涉到艾特瑪托夫個人的文學與政治的復雜糾葛，也隱含著作家與政治家的身份轉換的難題。

其三，族群文化與國家文化對艾特瑪托夫創作的影響。艾特瑪托夫作為一個能夠熟練使用雙語寫作的作家，吉爾吉斯與俄羅斯兩種語言文化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國內學者對此早有關注。研究者注意到了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民族性書寫，但未深入透析其創作中族群文化與主流文化、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絞纏關系。這些問題的探討，對如何正確處理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識”與中國文化的統一性和整合性關系不無啟發。此外，國內艾特瑪托夫研究還存有一些空白點：絕筆之作《崩塌的山岳》雖已譯成中文(谷興亞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7月版)，但尚未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艾特瑪托夫與日本宗教領袖池田大作的對話錄——《偉大心靈的詩》，國內尚未有人提及。要理解一個完整的艾特瑪托夫(尤其是蘇聯解體后的艾特瑪托夫)，這兩部作品都無法繞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