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貌原則和跨文化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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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跨文化交際中的禮貌原則，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萊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則”。他把說話者和聽話者在會話中共同遵守的原則概括為量的準則、質的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20世紀80年代，英國語言學家利奇在格萊斯“合作原則”的基礎上，從修辭學、語體學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著名的“禮貌原則”，其中包括得體準則、慷慨準則、贊譽準則、謙虛準則、一致準則和同情準則，其核心內容為：盡量使自己吃虧，而使別人獲利，以取得對方的好感，從而使交際順利進行，并使自己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禮貌原則”和“合作原則”相輔相成地運用于人們的日常交際中，對語言的使用有很廣泛的描述力，是人們在會話中盡力遵守和維持的策略。禮貌既是一種普遍現象，為各社會群體所共有，又是一種個性化的交際原則，受制于不同語言群體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禮貌原則”在跨文化交際中具有靈活性和多樣性。在跨文化交際中，如果說話者與聽話者的文化價值觀有很大差異，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禮貌的話語可能傷害對方，從而導致交際失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際中，雙文化比雙語言更加重要，因為，詞只有在它們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義。

中西方兩種文化有著不同的禮貌評判標準和實現方略。漢文化重視謙遜準則，而西方文化則突出得體準則。謙遜準則要求人們盡量減少對自己的表揚，盡量貶低自己。西方文化則認為欣然接受對方的贊揚可以避免損害對方的面子，因而是禮貌的。因此，西方人對恭維往往表現出高興與感謝，采取一種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顯露出與恭維者不一致，令人難堪。中國人則大都習慣否認，提倡“謙虛”和“卑己尊人”，但這種做法卻會給西方人帶來面子威脅。漢文化中的“禮貌”植根于儒家“禮”的傳統，強調“貶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謙虛；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傳統的影響，強調個體和個人價值，提倡個人的自信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禮貌方式影響到英漢兩種語言的跨文化交際。如果把一些漢文化認為極禮貌、極客氣的詞語帶入英語會話，如：“請光臨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語為母語的受話人感到莫名其妙。這樣做雖然遵守了謙遜準則，但卻會影響交際的順利進行。

此外，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獨立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具有相對獨立和固定的內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際中注重個人隱私和獨立，總是從個體主義立場出發，強調個人的面子。而中國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沒有相對穩定的內核，他人和自我的關系相對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內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關系而定，只有當自我被放在適當的社會關系中才會有意義，才會變得完整，因此，漢文化人非常重視參與以及個體與團體的關系，注重集體榮譽感；在交際中，他們往往從集體主義文化觀出發，強調群體的面子。中國文化自我觀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家族血緣為尺度，在交際中遵守近親準則。例如，中國人在交際時喜歡問人私事，或毫無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因為按中國的禮貌傳統，了解私事是交際一方為了縮短和對方的橫向距離而做出的一種勢力，表示把對方定位在一個離交際主體相對較近的位置。

語境是語言運用的條件，自然也是“禮貌原則”貫徹執行的條件。在一定的語境中顯得禮貌的話，在另一語境中可能顯得不夠禮貌；反之亦然。語境，尤其是語境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如權勢、社會距離等，對“禮貌原則”的制約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沒有權勢的人與擁有權勢的人說話，其禮貌程度要比擁有權勢的人與沒有權勢的說話時的高。而社會距離同樣影響語言禮貌的程度，社會距離越大，交際雙方說話時的禮貌程度越大，反之則越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失誤的根源主要是交際雙方沒有取得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共識與認可，是人類對自然認知的升華，是支配人類行為的思想準則和價值取向。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認同是相互的，人類需要這種相互的文化認同，以便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礙。文化認同原則可以被認為是指導跨文化交際的語用原則。在將來越來越多的跨文化交際當中，我們必須注意禮貌原則的文化習俗性，處理好禮貌原則中各項準則與交際距離之間的關系，努力達成不同文化間的認同，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和保持一定的交際距離，以達到所期望的交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