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范文10篇

[摘要]肖生玉泛指一般動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馬、玉熊、玉龍、孔雀、鸚鵡、玉辟邪而不是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我國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個永恒的題材，為人民大眾所喜愛。宋代肖生玉器在繼承前代玉器發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創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興形式，它的突出特點表現為世俗性。

[關鍵詞]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動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馬、玉熊、玉龍、孔雀、鸚鵡、玉辟邪而不是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我國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個永恒的題材，為人民大眾所喜愛。表現手法也從簡單的反映動物的特征、習性，到對動物的整體刻畫，以及賦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簡到繁，自淺至深，生動傳神。宋代肖生玉在繼承前代玉器發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創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興形式，它的突出特點表現為世俗性。

在一定的歷史時間內，人們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會生活、文化氣氛和時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約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歷史階段賦予它不同的社會功能，表現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飾中大量出現，主要以寫實動物玉器為主，商代玉器，賦予禮儀功能，象征著王令。造型極寫實，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則刻上一些由卜兆紋組合而成的怪獸、圖騰圖案，大多用的是人獸復合紋，用上了臣字眼紋，大部分是扁平狀線雕或浮雕，圓雕較少。而春秋戰國時期，鐵器出現，玉制生產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為：禮器減少，佩飾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氣韻生動、形象夸張，玉器完全在雕塑繪畫藝術的氣氛與法理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于藝壇上。器皿呈現高貴氣，肖生玉發出神韻和體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大眾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歡玉器，于是玉器向細巧、世俗方向演變。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轉折期，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會上廣泛追求豪華、歡樂、奢侈和享受，對世俗生活的興趣日益濃厚。宋初結束了五代戰亂局面，社會趨于穩定，文化藝術十分發達。這一時期宗教藝術日益世俗化，同樣，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點也體現在它的世俗化特點。宋代處于政治弱勢，文化繁榮的環境，其玉雕作品更為清矍，含蓄，端莊，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為普通大眾所非常喜愛的一門藝術形式。

【內容提要】宋代美學在中國美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鮮明的時代審美理想、完整的主體審美意識、繁博的審美形態、獨特的風韻格調，彬蔚大備，郁郁乎文哉。它既承緒于前代，又改變了前代，給后代的美學史以深刻影響。宋人富于原創精神，獲得了創新性美學成就，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審美形式和美學理念。宋代社會與宋美學、宋學與宋美學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表征著中國美學史的發展規律。宋人的文化—審美心態和思維機制、宋人所創造的審美形態和由此所形成的審美風貌，構成了一軸燦然瑰麗的畫卷，成為后人所神往的美學世界。

【英文摘要】Having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aesthetichistory,aestheticsoftheSongDynastyhadabrilliantaestheticcauseatthattime,intactaestheticconsciousness,andvariousaestheticformswithrichpatterns.Howperfectandabundantitis!Itinheritedaswellasalteredthelegacyofthepredecessors,soastocastaprofoundinfluenceonthefollowingaesthetics.TheSongPeoplewereveryinventiveandoriginalandachievedgreatlyinaesthetics,providinguswithunprecedentedaestheticformsandideals.Thecloseinter-relationsbetweenSongsocietyandSongaesthetics,betweenSongstudiesandSongaesthetics,theseembodythelawofdevelopmentofChineseaesthetichistory.Theculture--aestheticmentalityandthinkingmodesofpeopleinSongDynasty,andalsotheaestheticformscreatedbythem,arenotonlyrichandvariedbutalsouniqueandoriginal.Theyturntobeasplendidpicturescroll,showingusanattractiveaestheticworld.

【關鍵詞】宋代美學/宋代社會/宋學/審美心態/審美形態

Songaesthetics/theSongsociety/Songstudies/aestheticmentality/aestheticforms

宋代文化以及文學、藝術已引起研究界的廣泛注意，并已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優質成果。如何從一個新的視界即美學的視界對其加以觀照，從美學史的層面予以整合，便成為一項新的研究課題。本文試圖從美學史的縱向與橫向的結合、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結合上對宋代美學的生成、特征、內外部關系等問題加以把握和說明。

一、宋代美學與唐代美學

[摘要]肖生玉泛指一般動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馬、玉熊、玉龍、孔雀、鸚鵡、玉辟邪而不是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我國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個永恒的題材，為人民大眾所喜愛。宋代肖生玉器在繼承前代玉器發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創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興形式，它的突出特點表現為世俗性。

[關鍵詞]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動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馬、玉熊、玉龍、孔雀、鸚鵡、玉辟邪而不是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我國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個永恒的題材，為人民大眾所喜愛。表現手法也從簡單的反映動物的特征、習性，到對動物的整體刻畫，以及賦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簡到繁，自淺至深，生動傳神。宋代肖生玉在繼承前代玉器發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創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興形式，它的突出特點表現為世俗性。

在一定的歷史時間內，人們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會生活、文化氣氛和時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約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歷史階段賦予它不同的社會功能，表現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飾中大量出現，主要以寫實動物玉器為主，商代玉器，賦予禮儀功能，象征著王令。造型極寫實，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則刻上一些由卜兆紋組合而成的怪獸、圖騰圖案，大多用的是人獸復合紋，用上了臣字眼紋，大部分是扁平狀線雕或浮雕，圓雕較少。而春秋戰國時期，鐵器出現，玉制生產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為：禮器減少，佩飾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氣韻生動、形象夸張，玉器完全在雕塑繪畫藝術的氣氛與法理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于藝壇上。器皿呈現高貴氣，肖生玉發出神韻和體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大眾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歡玉器，于是玉器向細巧、世俗方向演變。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轉折期，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會上廣泛追求豪華、歡樂、奢侈和享受，對世俗生活的興趣日益濃厚。宋初結束了五代戰亂局面，社會趨于穩定，文化藝術十分發達。這一時期宗教藝術日益世俗化，同樣，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點也體現在它的世俗化特點。宋代處于政治弱勢，文化繁榮的環境，其玉雕作品更為清矍，含蓄，端莊，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為普通大眾所非常喜愛的一門藝術形式。

摘要：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提出“宋無罰金之刑”的論斷不妥。宋代有罰金之刑，且適用于司法、教育、人才選拔等方面，所罰數量從6斤、8斤、10斤到100斤不等，適用罪名有失職瀆職罪、擅權罪及欺詐罪等。而普遍存在于宋代的“罰銅”其實是廣義層面的罰金刑，其處罰等級約有1斤、2斤、120斤等18個等級，適用范圍也很廣。

關鍵詞：宋代刑法；罰金之刑；罰銅之刑

一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之刑法分考十二“罰金”條有如下記載：

(1)“北朝魏及齊周并有贖而無罰金，隋唐承之，于是罰金之名無復有用之者。”

(2)《宋志》：“仁宗時，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

兩宋道教處于轉折、復興階段，又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堅實的信仰基礎，道教文化取得長足進展。此期道教文學，隨著內丹道的興起、新道派的迭出，張伯端、白玉蟾等眾多高道大德創作大量道教文學作品，成就了一代宗教文學的特殊風貌和鮮明特征。

一、宋代文學史與宋代道教文學史

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文化，在整個古代社會中光輝燦爛。朱熹有言，“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王國維、陳寅恪、鄧廣銘等更有宋代文化“造極”與“空前絕后”之語，這樣的評價雖有絕對或夸大之嫌，但幾位真正“大師級”學者的直覺感悟和深層把握，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近年又有論者提出宋代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也不是簡單的“積貧積弱”可以概括的，兩宋的歷史地位和文化成就有待重新審視。文學作為宋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征、地位和發展脈絡，自近代學術展開以來就不乏系統關注。柯敦伯1934年出版了《宋文學史》［2］，這是第一部宋代文學專史，宋散文、詩、詞、四六、小說、戲曲都在論述之列，基本奠定了后世宋文學史撰寫的框架和范圍。建國后，宋代文學專史著作有程千帆、吳新雷撰寫的《兩宋文學史》，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張毅著《宋代文學思想史》，王水照、熊海英著《南宋文學史》，曾棗莊、吳洪澤編的四巨冊《宋代文學編年史》等，再加上數十種的中國文學通史、體裁史對宋代文學的描述，一代文學的風貌已經從藝術思想、創作水平、存世文獻、歷史編年等多個維度日益豐滿而靈動。比如新近出版的《南宋文學史》對南宋文學特征及其在整個文學史上的承啟作用所作的描述，都相當精準恰切。但是，完整的文學發展史離不開宗教文學史的撰寫。一個時代的文學史應該是三維立體的，除了“世俗文學”，還應該包括僧人、道士等教內信徒創作的大量具有文學性的作品———“宗教文學”。如從信仰角度劃分，完整的文學樣態應由世俗文學和宗教文學共同組成，而宗教文學，尤其道教文學研究的力度尚有不逮。近年道教文學研究雖取得一些成績，但總體來看，水平參差不一，廣度和深度尚未達到成熟意義上的學術范型的標準。兩宋道教文學史的撰寫概始于《道教文學史》［3］。詹石窗先生習慣從宗教學立場把握道教文學個性，揭示其獨特的表達空間、觀照方式和演變歷程，體現了宗教史與文學史結合的研究路數。該書從道教雛形時期的漢起，直至北宋的道教碑志與道教傳奇，南宋以后均未涉及，可謂“半部”道教文學史。2001年詹石窗先生出版了《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此書雖未以“史”名之，卻進一步拓展了道教文學縱深發展的歷史脈絡［4］，兩部書合二為一，一部完整的宋代道教文學史也基本成型，但詹先生似有意區別北宋與南宋道教文學史的特征與內在理路。兩宋道教文學有一己自足的內在聯系和宗教藝術特征。詹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及“隋唐五代北宋”是道教文學的“豐富期”，南宋為“完善期”，南宋因新道派迭出，道教理論更為倫理化，在道教文學創作上也有深刻體現［5］。文學如何體現“豐富”與“完善”，二者有何區別?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兩宋分開來寫，南宋與遼金元一并探討，照顧了歷史時、空的同一而忽視了內在的文化區別。南宋避居一隅，與金元對峙，但賡續北宋，仍以中原文化為主線。道教是典型的中原漢文化，南宋內丹派、符箓派、凈明道的興起與北宋道教一脈相承，道教文學自然也密切相連。另外，《唐宋道家道教文學研究》一書中的宋代部分從文學出發，注重分析涉道文人及其作品的深刻蘊涵［6］，但這畢竟不是“文學史”，對宋代道教文學獨特的發展脈絡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論述。《道教文學史論稿》也涉及兩宋部分，以詩、詞、傳記、宮觀名山志為類別，分別論述總結教內道徒和教外文人的道教文學成就［7］。最近出版的《唐宋道教文學思想史》則從文學思想角度對宋代內丹理論與文學養性的通融，道教隱語系統與文學隱喻的關系及內丹南宗的文學觀念等重要理論問題作了深入開掘［8］，值得關注。回顧兩宋道教文學研究，還有兩篇文章不得不提，即《宋代文學與宗教》［9］和《宋代道教文學芻論》［10］。兩文發表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距今已一二十年，但翔實而富有識見，對兩宋道教文學的存世文獻與藝術特征，都有相當深切的把握。綜括以上宋代文學史及道教文學史研究，我們可以形成這樣的印象:前人做過很大努力，有開拓之功，搭建了基本框架，提供了大量線索，但也存在一些毋庸置疑的問題。就宋代道教文學來說，有些著作限于全書體例，論述相對簡略，面對浩瀚的宋代道教文學資料和復雜的宗教文學現象，未作系統關照。如兩宋青詞、步虛詞的創作數量相當龐大，但少有論著對這部分內容作過系統分析。另外，有些論著雖名之曰“文學史”，但更像一部道教文學資料集，缺乏針對道教文學自身發展和演變形態的深入分析。道教文學史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專史。克羅齊反對社會學式的文學史和借由文學藝術了解風俗習慣、哲學思想、道德風尚、思維方式等，強調藝術和藝術家的獨特精神與天才創造［11］。這一觀點值得思考，文學藝術史的書寫不必勉強尋找藝術之間的某種聯系。兩宋道教文學史的撰寫，會著重作家作品的深入解讀，盡量避免“非美學研究”，努力呈現宗教文學的固有特征和自足性的一面。但這樣的文學史，也絕不是作家作品的資料編年。道教文學作者的創造與想象，離不開他們所處的時代、從屬的道派和所反映的教義思想，他們與道教史、社會史、世俗文學史的發展演變存在更為密切的聯系。所以，兩宋道教文學史的撰寫，在紛繁的頭緒面前，還需作縱深的理論探索。

二、宋代道教文學文獻的體量與規模

宋代道教不及佛教興盛，道士、女冠人數比不上僧尼人數，宮觀規模與數量也遠不如寺廟，但官方對道教的重視程度卻不遜于佛教，帶有若干官方色彩［12］。從道教史上看，道教在兩宋仍處于上升階段，上自皇族宗室，下至庶民百姓，崇信道教、利用道教，有宋三百多年雖有消長，但基本處在一種復興與滋衍的繁榮狀態。道教文學兼具宗教與文學的雙重特質。考察兩宋道教文學，除了對此期道教發展的總體趨勢要有準確的把握，還需要對此期文學形態特征、創作水平等有深入的了解。兩宋文學作為“宋型”文化的體現之一，在唐代文學盛極而變的趨勢下重建了文學輝煌。宋代各體文學，尤其宋詞的數量和質量成就了堪稱“一代所勝”的文學代表。宋代詩、文也不遜色，兩宋詩、詞、文俱善的大家，歐陽修、蘇軾、陸游等不勝枚舉。而此期話本、志怪、傳奇、筆記類創作，也頗有可觀者。據統計現存宋人筆記約500余種。兩宋道教與文學在各自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綜括二者的道教文學，其特征與地位，并非簡單的“加法”可以推論。“道教文學”在兩宋道教與文學繁榮發展過程中，如何參與其中，又如何成就一己自足的文學史意義?這需要從兩宋道教文學寫作主體的確認、作品的區分、數量的統計等角度加以明晰。“中國宗教文學史”對“宗教文學”如此界定:“宗教文學史就是宗教徒創作的文學的歷史，就是宗教實踐活動中產生的文學的歷史……從宗教實踐這個角度出發，一些雖非宗教徒創作或無法判定作品著作權但卻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實踐場合的作品也應當包括在內。這部分作品可以分成兩大類別:一類是宗教神話宗教圣傳宗教靈驗記，一類是宗教儀式作品。”［13］以此，道教徒的作品容易區隔劃分，但非宗教徒創作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實踐場合的作品，則需要在大量別集、總集、類書等文獻中檢尋和鑒別。《道藏》中大量具有文學性的作品都可以算作“宗教徒創作的文學”。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第七部“文學類”統計詩文集有11部，詩詞集36部，文集8部，戲劇表演類153種，神話類49種;第九部“歷史類”中的歷史資料、仙傳部分，多為古代小說文獻，也屬于文學類作品;第十部地理類中的道教宮觀、仙山志中也蘊藏著大量文學資料［14］。《道藏》中的文學性文獻，兩宋編撰者概有70余人，作品上百部，大致具有以下兩個特征:1．兩宋道教文學的作品形式涵蓋了詩歌、詞、小說、文賦、戲曲等傳統文學題材與文獻類別，并以仙歌、仙傳為主，有非常鮮明的宗教文學色彩。2．《道藏》中的70余位兩宋時期的道教文學作者，縱向比較并不算少。如張伯端、白玉蟾等部分作者在道教文學創作上卓然有成，引領一代宗教文學風尚，在道教文學史上彪炳千秋。《道藏》失收的道教文學文獻不在少數，有待進一步發掘探索，如《宋人總集敘錄》卷十考錄的《洞霄詩集》，明《道藏》未收。該書十四卷，編撰者孟宗寶，宋末元初道士，所編《洞霄詩集》據宋紹定刊本刪補而成，一般歸入宋人文集。是集所收詩歌，卷二至卷五為宋人題詠，卷六為“宋高道”，卷七為“宋本山高道”作品，收了陳堯佐、王欽若、葉紹翁等人的詩作。“非宗教徒創作或無法判定作品著作權但卻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實踐場合的作品”大多見于教外文獻，如《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全宋筆記》。《全宋文》中的道教文學作品，主要由道教齋醮章表、祝文、青詞、宮觀碑銘等文體組成。其中青詞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青詞作者，大多為文人，道士反而很少。《全宋詩》是今人編輯的大型斷代詩歌總集，全編72冊，3785卷，再加上近年各種補苴文章和《全宋詩訂補》［15］，詩人和篇什數量還有增加。其中道教詩歌數量很大，但真正為道士創作者并不算多，而且兩宋編纂的科儀類文獻中的經咒作品，《全宋詩》所收甚少。陳尚君教授的《全唐詩補編》曾收大量齋醮經咒，這類作品自有其存在的文化價值，如南宋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呂元素《道門定制》、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等科儀文獻中的經咒、贊頌、步虛詞等，《全宋詩》訂補者均應予以注意。《全宋詞》中的道士詞作主要有張伯端等人的作品。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多個始于兩宋的詞牌與道教關系密切，如《聒龍謠》始自朱敦儒游仙詞《聒龍謠》，《明月斜》始于呂洞賓《題于景德寺》詞，《鵲橋仙》始自歐陽修詠牛郎織女，《法駕導引》始于宋代神仙故事，《步虛子令》始于宋賜高麗樂曲［16］，等等。道教小說是一個成熟的文體類別，《道教小說略論》對此有過較系統的論述，指出《新唐書•藝文志》等各種書目子部大多列“道家”、“神仙類”，宋代羅燁《醉翁談錄》將小說分為八目，其中就有“神仙”目。兩宋道教小說文獻，主要見于各種道經、類書、叢書及筆記、話本類作品。張君房《云笈七籤》是《大宋天宮寶藏》縮編，時雜北宋道教故事;李昉《太平廣記》卷一至卷八十多為神仙、方士故事;《太平御覽•道部》仙傳、筆記類作品也有部分載錄。曾慥曾纂《道樞》、《集仙傳》等，所纂《類說》一書中的道教小說文獻亦夥。另有類書《窮神記》、《分門古今類事》、《紺珠集》，內中道教小說也相當豐富。宋代佛道信仰與小說出現世俗化傾向，說話藝術漸趨發達。林辰參考《寶文堂書目》及胡士瑩先生的考證，指出兩宋話本體神怪小說有19種，其中神仙類有《種瓜張老》、《藍橋記》、《水月仙》、《郭瀚遇仙》、《孫真人》、《劉阮仙記》等六種［17］。另外，緣起于仙歌道曲的道情，在宋代也開始出現。《道教與戲劇》第八章《道情彈詞與傳奇戲曲》指出，宋代不僅道情流傳于民間，而且受到宮廷的歡迎［18］，惜存留的宋代道情文本很少。道情與話本體道教小說，數量雖然有限，但作為宋代新出現的文體，豐富了兩宋道教小說的體式與內容，有特殊的宗教文學史意義。兩宋時期的齋醮科儀文獻非常豐富，如孫夷中輯錄的《三洞修道儀》、賈善翔編輯的《太上出家傳道儀》、張商英重撰的《金籙齋三洞贊詠儀》、金允中的《上清靈寶大法》等。這些科儀文獻蘊涵著多個文學品類，有著豐富的文學因素。如齋醮儀節強調儀式與服飾的象征意義，把文學藝術象征與宗教象征統一起來［19］，對文學創作本身有極大啟示意義;齋醮科儀各個儀節之間變換、角色的擔當，又有豐富的戲劇表演元素。另外，隨著時代演進，道教新神不斷出現，新神話的建構就是在道教儀式中最直接、最有效地完成;音樂文學在道教科儀中也有體現，宋徽宗在修齋設醮時，就創作了大量“樂歌”類作品，這類典型的道教文學文獻對于認識宗教文學本身的特質具有重要價值。總之，兩宋道教文學文獻是一個體量龐大、內容駁雜的特殊的文獻類別。撰寫兩宋道教文學史，全面考察這類文獻的數量、種類、形式與內容，是必備的基礎工作，但絕非一兩篇文章可以解決。以上所論，僅為這類文獻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范圍，尚有不斷充實和完善的空間。

三、兩宋道教文學作者的教派歸屬與空間分布

內容摘要：宋代是一個理學集大成的時期，作為文化一部分的繪畫藝術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學的一些影響，宋代對“理”的認可，一方面造就了繪畫寫實主義的頂峰，另一方面又拉開了寫意畫的序幕，而由寫實的形似到寫意的神似的過渡，同樣也是依據“理”來凝縮物象本質特征的過程。

關鍵詞：理學繪畫藝術文人畫

一、理學之興

宋代最高統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雖未達到預期的文治效果，但卻造就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文化時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學的發展是宋代文化的一個亮點，雖不能肯定地說理學肇始于宋代，但卻是集大成于這個時期。宋以前，宗教極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來的符箓、丹鼎二派發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師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現；為了與佛、道抗衡，儒學兼取南北經學流派，并進一步發掘傳統儒學中深層次的東西，促使孔子儒學發展到了一個更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學把自然規律主體化、倫理道德本體化，構建了以自然、社會、人生為一體，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的哲學體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養方式發生了變化，理學逐漸興盛，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瑗、石介認為“明體達用”，開理學之先聲。其中影響更大的理學代表人物周敦頤、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學，又將宋初處于轉變中的佛、道修養方式、目的、對象移入新儒學。隨后理學經二程、朱熹、陸九淵等人的發展，得以大成，“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理學貫穿了宇宙論與倫理學，又因其“在世間”的地位區別于佛、道，故理學對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傳·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宋學家們認為必須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達到心性的自我認識。從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堅信只要對事物進行精深透徹的研究，就能夠達到對于宇宙原理的了解，這就是理學中“格物致知”的原則。這一原則介入繪畫領域成就了宋代繪畫極端寫實主義的高峰，同時由蘇軾所倡導的寫意文人畫也受北宋理學的影響，其思想之中產生出了諸多富于哲學意味的理論。而理學在其后的發展，無論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也無論是后來兩派互相滲透而出現的朱陸合流的趨勢，都支持了蘇軾所倡導的文人畫的藝術思想。

二、畫學之言“理”

摘要:在宋代,藥材種植業已成為農業經濟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其種植人群之多,種植規模之大、技術之精,商業化程度之高皆超過了前代。宋代醫學的進步,商業流通的發展,都促進了藥材種植業從農業中分離,成為獨立的商業化程度較高的種植行業。商業化的宋代藥材種植業打破了自然經濟在種植業中的獨霸地位,成為傳統農業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的標志,在中國藥材栽培發展史與藥材貿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關鍵詞:宋代;中藥材;種植;貿易

藥材種植,在我國歷史悠久。后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中,便記載了胡麻、紅花等藥材的種植方法[1]。隋代時出現了《種植藥法》《種神草》等藥材種植專著[2],中唐以后,藥材種植趨向于向商業化發展,但藥材種植業的真正興盛,在全國范圍內作為一個獨立的種植行業,則是宋代。如“藥戶”一詞,出現在唐代[3],然而作為專門以種植藥材、出賣藥材為生的農戶的特定稱謂,卻是在宋代[4]。宋代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使得社會對藥材需求日益增長,促使更多人群參與藥材種植活動;相當數量的藥材被生產出來,進入商品市場,又促進了藥材交易市場的發達。宋代的藥材種植與貿易,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5-9],對有關宋代藥材種植的史料進一步分析探討,更好地為今天提供歷史借鑒。

一、社會各階層積極參與藥材種植

宋代,藥材種植的發展,離不開藥戶這支主力軍。例如宋代首先大面積種植藥材的四川綿州彰明縣,其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四鄉共有田520頃,其中的104頃種植了附子,占四鄉總田數的20%,“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10],四鄉所收附子達16萬宋斤以上[5]162-163。彰明縣大面積種植附子數據表明,當地有相當數量的專業附子種植戶。兩浙路“地狹而人眾”[11],藥材種植便成為在固定土地上獲得更大收益的較佳選擇。在商業利益驅動下,藥材種植業成為繼桑蠶業、種蔗業、種花業之后,農戶的又一“生業”[12]。如陸游所居山陰縣,藥園很多[12]1523。宋代“達則愿為卿相,窮則愿為良醫”[13]的觀念,也促使更多的士人參與藥材種植活動:“百藥吾誰辨,農皇舊有經。傾金購善種,按譜驗真形。”[14]熙寧六年(1073年),司馬光致仕后居洛陽,買田二十宋畝,“辟以為園”“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塒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植竹于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采藥圃”[15]。司馬光在“采藥圃”“治地惟種藥。栽培親荷鍤,購買屢傾槖。縱橫百余區,所識恨不博。”[16]李復體弱,“兩歲苦病暍”“飽聞食罌粟,能滌胃中熱”。恰逢好友贈種子,李復“堂下開新畦,布萟自區別”,高興地將罌粟種下,詳細記錄了罌粟的種植、生長過程[17]。南宋人陸游在紹興府鏡湖附近居住時,辟“小園五畝”,其中即種有藥材[12]642,1124。陸游“逢人乞藥栽,郁郁遂滿園。玉芝來天姥,黃精出云門”[12]687。天旱時,陸游“引泉澆藥圃”[12]1803;小雨時,“荷鋤分藥品”[12]1820,“泥融幽徑藥苗肥”[12]1143。在陸游和家人精心侍弄下,藥苗長勢良好,夕陽映照下滿園蔥郁。據載,宋理宗時朱繼芳在福建山種植藥材,“春到寒荄總向榮,藥苗旋種亦初成”“種藥千畦手自鋤,年來漸喜識人踈”[18]。宋代醫僧很多,種藥材的僧人亦不少。北宋睦州僧人思允“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當地人為思允增修了“靈香閣”五間,閣中“藥欄、花圃,前后相望”[19]。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江南東路的績溪縣天旱不雨,僧人元立在縣治東北三十宋里的石金山“禱雨”后,“乃作室于山之左脅,力田種藥,奉香火焉”[20]。宋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年),致仕居杭州的薛昂,“以花藥圃施吉祥慧觀大師”,便于種藥[21]。正因為宋代寺院種植藥材現象普遍,故當有僧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潞州淥水和尚便回答:“還見庭前華藥欄么?”[22]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陸游任福建提點刑獄時,游覽洞宮山天慶觀(今福建省政和縣楊源鄉洞宮村),記載了道觀種藥之事:“道士晝閑丹灶冷,山童曉出藥苗肥”[12]10,“種藥滿山巔”[23]。如深受宋太宗優待的陳摶,在華山隱居時,便“種藥茅庭畔”[24]。因為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都參與藥材種植,故宋代城鄉皆有藥材種植。城市“陋巷”中“荒畦整藥欄”[25],山村則“月轉藥欄陰”[26]。山澗前,“瀑布濺珠過藥欄”[27];江溪岸,“風雨藥欄西,殘紅落錦溪”[28],“晚向江頭看藥欄,花前一笑聊開顏”[29]。這些詩句都反映了宋代藥材種植地域的廣泛性。

二、發達的中藥材貿易市場

摘要：宋代是一個理學集大成的時期，作為文化一部分的繪畫藝術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學的一些影響，宋代對“理”的認可，一方面造就了繪畫寫實主義的頂峰，另一方面又拉開了寫意畫的序幕，而由寫實的形似到寫意的神似的過渡，同樣也是依據“理”來凝縮物象本質特征的過程。

關鍵詞：理學繪畫藝術文人畫

一、理學之興

宋代最高統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雖未達到預期的文治效果，但卻造就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文化時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學的發展是宋代文化的一個亮點，雖不能肯定地說理學肇始于宋代，但卻是集大成于這個時期。宋以前，宗教極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來的符箓、丹鼎二派發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師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現；為了與佛、道抗衡，儒學兼取南北經學流派，并進一步發掘傳統儒學中深層次的東西，促使孔子儒學發展到了一個更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學把自然規律主體化、倫理道德本體化，構建了以自然、社會、人生為一體，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的哲學體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養方式發生了變化，理學逐漸興盛，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瑗、石介認為“明體達用”，開理學之先聲。其中影響更大的理學代表人物周敦頤、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學，又將宋初處于轉變中的佛、道修養方式、目的、對象移入新儒學。隨后理學經二程、朱熹、陸九淵等人的發展，得以大成，“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理學貫穿了宇宙論與倫理學，又因其“在世間”的地位區別于佛、道，故理學對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傳·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宋學家們認為必須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達到心性的自我認識。從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堅信只要對事物進行精深透徹的研究，就能夠達到對于宇宙原理的了解，這就是理學中“格物致知”的原則。這一原則介入繪畫領域成就了宋代繪畫極端寫實主義的高峰，同時由蘇軾所倡導的寫意文人畫也受北宋理學的影響，其思想之中產生出了諸多富于哲學意味的理論。而理學在其后的發展，無論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也無論是后來兩派互相滲透而出現的朱陸合流的趨勢，都支持了蘇軾所倡導的文人畫的藝術思想。

二、畫學之言“理”

內容摘要：宋代陶模作為宗教民俗器物，具有信仰性與禮教性的雙重結構。儒釋道等多種文化觀念，借助陶模獨特的藝術語言、教化與傳播方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發展、社會的道德規范與受眾的審美意識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宋代陶模儒釋道文化教化

一、多元文化傳播中伴生的藝術

宋代文化是中國近代文化的開端，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陶模藝術作為宋代民俗文化的載體，是佛教文化與本土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到唐宋時期逐漸演化成“乞夕”節所供奉的偶像。金盈之在《醉翁談錄》中描述：“京師是日多博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摩睺羅。小大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于華奢者，南人目為巧兒。”摩睺羅的民俗文化內涵：一是用于“七夕”的乞巧；二是為祈生男孩，有“宜男”和保佑吉祥安樂之意。《夢粱錄》記載：“市井兒童，手執新荷葉，效摩睺羅之狀。”蘇漢臣的風俗畫、宋代陶瓷與雕刻作品亦常見與此風俗相關的造型。可見摩睺羅是佛教神本土化后，伴隨著宋代民俗信仰與民俗事象應運而生的生殖崇拜偶像。隨著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宋代文化藝術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的態勢。加之傳播地域與受傳人群的擴大，宋代陶模的地域性與異文現象明顯，摩睺羅被賦予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其題材內容上除仍然延續隋唐以來傳統的摩睺羅等神像造型外，更加關注當時的世俗文化生活，造型紋飾上開始出現多種變體與異化現象。其功能也由生殖崇拜逐漸向多神與娛神化、啟蒙與教化、生活與商品化上轉變，功能日趨多元化。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文化傳播與娛樂的需要，部分原來用于生產摩睺羅的工具——模范，經過形態與功能上的改進，逐步演化成為教化性、審美性、娛樂性強且傳播面廣的民俗玩具，深受少年兒童的喜愛，并逐漸形成一種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的民俗文化現象。

二、宋代陶模藝術體現的傳統文化精神

宋代陶模作為物質民俗，受儒文化的影響，其特征是以物化的形態及造型體現敬鬼神的觀念。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因此，儒學認為，天人并非對立，人神可以互通，人神互通的紐帶是血緣關系。儒學將其祖先圣賢的人格倫理上升為神格化，其所崇拜的神靈，既立足于當世血親人情，又超出于日常世界，因而，所產生的信仰觀念就帶有世俗性與此岸性。從陶模造型中可見到從中華始祖神的伏羲、女媧，到歷代帝王圣賢像。由此，不難看出宋人對圣賢的崇拜是以靈魂不滅并以敬鬼神的觀念為基礎。其造型雖然表現為對圣賢的神化，但受人神統一的觀念影響，陶模中圣賢、鬼神的造型又極富人情意味。另外，對“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與“仁者愛人”的道德觀念又決定了陶模藝術的禮教性，并呈現注重教化的另一面。儒文化是以禮、仁為核心的，即儒文化起源于禮，并且將禮視為人的最根本的行為規范；仁，是儒文化的本質，也是規范人的社會行為的靈魂。在儒文化這一大背景下，關羽被歷代視為“重言諾，講信義”的典范。不僅如此，關羽因其仁、義、禮、智、信集于一身，還被視為民間生活中人倫的崇高表現，具有“萬古著綱常，海邦砥中柱”的精神象征。陶模作為物態文化，所塑造的關羽形象，造型豐富，寫實感人，雖少了些廟堂氣，卻給人一種正氣凜然的視覺沖擊。由此可見，陶模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有意識地將關羽等歷史圣賢當成傳播仁、義、禮、智、信的榜樣，并加以直觀形象的藝術化表現，其教化性顯而易見。

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但許多學者主要關心的是明清時期的情況，專就宋代白銀流向進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①。而《宋史》和《宋會要輯稿》在記載宋代市舶貿易時，白銀都僅僅列名于宋人博買舶貨的物資②。似乎宋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動，始終以輸出為主。筆者在李埏先生指導下，以《宋代白銀貨幣"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時，曾檢到一些對外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史料，深感對白銀的流向有分期考證的必要。但由于這一問題已超出了貨幣化問題所能涵蓋的范圍，故論文中亦未能涉及。本文擬在搜集整理宋代有關史料的基礎上，按時間順序分期梳理、考證宋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以期對深化宋代外貿史、古代白銀流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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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國外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當數日本學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944年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中譯本)中，第8章以唐宋時期為中心，集中對白銀的輸出與輸出進行了探討。近年日本學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漢譯本《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論及。國內的研究分別來自貨幣史和外貿史兩個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漢昇《明中葉后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史語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冊），陳高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陳高華、吳泰、郭松義《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1994年10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黃純燕《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見《宋史》，卷186《食貨》下八(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北平圖書館影印稿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豐以前的白銀輸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開國，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繼位，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的歷程。在歷時一百多年的時間中，宋朝的海外貿易獲得了較大發展，對外貿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銀就廣泛地出現在各種貿易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