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貿易研究論文

導語：宋代海外貿易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但許多學者主要關心的是明清時期的情況，專就宋代白銀流向進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①。而《宋史》和《宋會要輯稿》在記載宋代市舶貿易時，白銀都僅僅列名于宋人博買舶貨的物資②。似乎宋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動，始終以輸出為主。筆者在李埏先生指導下，以《宋代白銀貨幣"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時，曾檢到一些對外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史料，深感對白銀的流向有分期考證的必要。但由于這一問題已超出了貨幣化問題所能涵蓋的范圍，故論文中亦未能涉及。本文擬在搜集整理宋代有關史料的基礎上，按時間順序分期梳理、考證宋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以期對深化宋代外貿史、古代白銀流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_________________

①國外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當數日本學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944年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中譯本)中，第8章以唐宋時期為中心，集中對白銀的輸出與輸出進行了探討。近年日本學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漢譯本《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論及。國內的研究分別來自貨幣史和外貿史兩個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漢昇《明中葉后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史語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冊），陳高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陳高華、吳泰、郭松義《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1994年10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黃純燕《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見《宋史》，卷186《食貨》下八(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北平圖書館影印稿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豐以前的白銀輸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開國，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繼位，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的歷程。在歷時一百多年的時間中，宋朝的海外貿易獲得了較大發展，對外貿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銀就廣泛地出現在各種貿易方式之中。

在貢賜貿易方面，宋代最早見于記載的貢賜貿易始于建隆元年(960年)。當年九月癸卯"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來貢方物"。而至遲在建隆三年(962年)貢賜貿易中即出現了用銀的明確記載。當年十一月丙子，三佛齊貢方物，宋廷"賜其使冠帶器幣。還，賜以錦彩銀器。"①白銀以銀器的形式付給了三佛齊來使。此后，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貢賜貿易的例子不絕于書，貢賜貿易中也常常少不了白銀。而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廷還曾"遣內侍八人，赍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②。8名內侍所赍金帛中，當然也少不了白銀③。

在市舶貿易方面，宋朝于開寶四年(971年)二月滅南漢后，立即于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廣州"④。宋廷直接管理的市舶貿易正式展開。而《宋史》在簡略記述了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況后稱："凡大食、古邏、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并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玳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烏樠、蘇木等物。"⑤顯然，宋朝與南海諸番間的市舶貿易中，也有不少白銀。

宋朝設立市舶司后，曾明確禁止貢賜貿易、市舶貿易之外的對外貿易，民間商人沒有自由地直接從事對外貿易的權利。對此，宋廷曾明令規定："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并詣兩浙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人其寶貨。"太平興國、淳化間又反復申嚴有關禁令⑥。但由于宋境海岸線很長，宋廷不可能完全控制沿海商人出海，外來番舶也不免因氣候、逃避市舶抽解、博買等原因在宋廷未置市舶的港口停靠。于是，在貢賜貿易、市舶貿易之外，零星存在著其他方式的對外貿易。而這類貿易方式中也出現了用銀的例子。如仁宗朝，監察御使朱諫上書指出："福州遞年常有舶船三兩只到鐘門海口，其郡縣官員，多令人將錢物、金銀，博買真珠、犀象、香藥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買。"⑦

細審宋代史料，我們看到，神宗朝以前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動，具有一系列突出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向我們表明，白銀的流動總體上呈現出流出多于流人的狀況。

首先，在貢賜貿易中，宋廷通過常賜、特賜、答賜等方式，向諸蕃來使回賜白銀，且為數不少。其中，常賜屬禮節性回賜。宋廷規定：凡"諸州、鎮、蕃國進奉牙校人從見辭，皆有賜"。其所賜錢物，"兩制以上有主錢銀，雖或數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數十千已上，各有常數"⑧。其中，對諸蕃進奉的常賜中通常含有銀器。如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回賜占城銀器、淳化四年(993年)回賜高麗銀器二百兩、天圣七年(1029年)四月回賜交州進奉使銀器等⑨。特賜有獎勵、慰勉性質，非常制。宋廷主要根據實際進奉情況，對諸蕃來使給予具有獎勵、慰勉性質的賜予，即史料中所云"特賜"、"優賜"、"厚賜"等，其中亦常含有白銀。如建隆二年(961年)"優賜"占城器幣⑩等。又如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占城使人貢還至太平州，因"江岸崩，

_______________

①《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二。

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

③關于宋代"金帛"與白銀的關系，筆者曾在《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書中作了較系統的考證，參見該書第126-131頁。

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⑤《宋史》卷186《食貨》下八。

⑥《宋史》卷186《食貨》下八。

⑦《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四。

⑧《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一七。

⑨《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六三。《宋史》卷487《外國三》。

⑩《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六三。

沉失行橐"，仁宗"詔廣州賜銀千兩"①。

宋廷的答賜是貢賜貿易的主體，一般以進奉物的價值為基礎，實行增價回賜。因海外諸國進貢數量較多，回賜中的白銀也為數不少。北宋有關史料中，明確記載答賜白銀超過千兩者不少。如咸平三年(1000年)賜大食舶主銀二千七百兩②等。尤為突出的是，由于占城等國人貢商品繁多，價值重大，宋廷回賜的白銀甚至突破了萬兩的大關。其中，天禧二年(1018年)回賜占城的白銀達到了四萬七千兩之多③。

與宋廷回賜中包含大量白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獻中關于諸蕃使臣進奉的各種商品的記載，卻大多沒有白銀。如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占城遣使"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箋香二百斤、別箋一劑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檳榔千五百斤來貢。"④所貢商品種類不少，卻無白銀在內。有關文獻中雖也有高麗、交趾、占城、大食等國為數不多的幾條進奉白銀、高麗答賜宋使白銀的事例，但人貢、答賜宋使的白銀數量一般不過數百兩。如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十月，交趾"江巨瑝、王紹祚以方物金銀器五百兩、通犀六株……來貢。"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錢、銀錢各千文來貢。"⑥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陳靖等出使高麗，高麗王亦"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⑦等。不僅如此，諸蕃在獲得宋廷的回賜之后，還有用回賜的錢物收購白銀帶出宋境的情況。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漢物金銀歸國，亦有旗幟之類。"⑧由此觀之，在宋廷與海外諸蕃之間的貢賜貿易中，宋廷的回賜當超過了諸蕃的進奉，白銀的流向當以流出為主。

與貢賜貿易中的情況類似，市舶貿易中白銀的流向似乎也以流出為主。北宋初置市舶司之際，通過市舶輸入、輸出的商品情況不甚明了。由于對外貿易初興，商品流通量不大，白銀即使有出有人，其量也為數不多。淳化二年(991年)后，宋廷放開了部分舶來品的經營權，規定在市舶司完成抽解和博買之后，商人可博買分銷部分舶貨，但抽解和博買所占比例亦不低。因此，包括抽解、博買在內的市舶收入，為我們考索白銀的輸人情況提供了重要線索。《宋史》在記"淳化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榷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之后，對廣州市舶的收人情況作了如下說明："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余萬斤、條、株、顆。"⑨所獲之物雖不甚明確，但從“斤、條、株、顆”的計量單位來看，應當沒有白銀。此后，天禧末全國財政總收人中雖有"銀八十八萬二千余兩"，但其來源"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皆在焉"⑩。應當說，嚴格意義上的互市是不包括市舶之利的。由此不妨推斷，由于市舶貿易中沒有或少有白銀輸入，故市舶之利與天禧末全國財政收入中的白銀并無直接關系。反之，當年財政總收人中有"香藥、真珠、犀、象七十余萬斤、條、片、顆"。結合這一時期市舶收入均在七十萬斤、條、片、顆以下的情況來看，這一數字當為市舶總收入。也就是說，如果市舶收入除這七十萬單位外，還有不少白銀按品類計入了總收入中的白銀類的話，市舶總收入的數字將顯得過大，超出了這一時期市舶收入所可能達到的量。此后仁宗、英宗兩朝，關于市舶收入的記載是："皇祐中，總歲人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萬。"從其計量單位來看，其中似乎也沒有白銀。由此觀之，神宗朝以前市舶收入中的白銀，只存在三種可能：一是根本沒有白銀；二是白銀為數很少，少到了史家認為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三是有一定量的白銀，但輸入量少于輸出量。輸入與輸出兩抵后，市舶純收人中已沒有了白銀。

——————————————————————

①《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七一。又見《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二九；《宋史》卷489《外國五》。

②《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一。

③《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六九。

④《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六九。

⑤《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二二。

⑥《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一。

⑦《宋史》卷487《外國三》。

⑧《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五。

⑨《宋史》卷186《食貨》下八。

⑩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7。

更進一步，從白銀輸出的角度看，宋朝通過市舶貿易輸出的白銀卻不少。淳化二年(991年)以前，宋廷完全壟斷市舶物資的博買，博買中不能排除參照貢賜貿易的方式，用白銀和其他物資博買蕃貨的可能。而淳化二年后，由于抽解、博買之余的蕃貨可售給宋朝民間商人，市舶司與民間商人博買蕃貨的商品當無太大差異。從前述仁宗朝福州郡縣官員"多令人將錢物、金銀，博買真珠、犀象、香藥等"的情況來看，市舶司和民間商人均用銀博買蕃貨當不會是例外。甚至天圣中，章獻太后為了于明州舶船求購摩婆石和無名異，不僅"內出銀三百兩為價"，而且規定："如不足，更許于州庫貼支。"①因此，大中祥符年間，當三司感到乏銀支用時，仁宗曾"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五千，今則增踴逾倍，何也?"王旦等明確指出："兩蕃、南海，歲來貿易，有去無還。"這正是銀價持續上漲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市舶貿易中的白銀輸出，已經到了足以推動宋朝銀價上漲的地步。

貢賜貿易中回賜白銀多于進奉白銀，而市舶貿易中下至普通商民，上至章獻太后，均用白銀與其他商品博買舶貨，甚至對外貿易中的白銀輸出足以推動宋朝銀價上漲。這意味著，熙豐以前的海外貿易中，白銀輸出量遠大于輸入量。白銀的流向總體上呈現出持續輸出的特點。二、熙豐至紹興間的白銀輸入與輸出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繼位，次年改元熙寧。延至南宋高宗紹興中葉，宋朝的歷史又過去了80多年。從海外貿易的發展情況來看，這一時期宋廷對發展海外貿易的熱情持續高漲，從神宗朝的大幅度降低抽解、博買比例，哲宗、徽宗時增設市舶、擴大對蕃商的開放范圍，到高宗時高官重金招誘蕃舶，鼓勵、支持和有利于海外貿易發展的措施步步推進。在這樣的條件下，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這一時期海外貿易中白銀流動的首要特點是，以熙寧年間市舶收人中出現有關白銀的記載為起點，通過市舶貿易輸入的白銀有較大增加。《宋會要輯稿．食貨》中，留下了關于宋廷礦課收入的記載。據王菱菱考證，該條資料的時間在熙寧七年(1074年)至十年(1077年)間③。尤為重要的是，這條關于熙寧間礦課收入的記載中，不僅分項記述了"租稅之人"、"山澤之人"、"諸路上供之數"，而且單列一項，具體記錄了白銀的"賦人之數"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七兩。其中，除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課稅、榷場收入，諸路茶稅、雜稅、買撲、酒曲及人中博糴買賣所得外，有來源于市舶的白銀"二千二百五十四兩"①。這一數字絕對值不多，在賦人之數中的比例也不足千分之二，但卻是筆者所見最早的市舶收人中出現白銀的例子。

——————————————

①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卷3，《摩婆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5。

③王菱菱：《宋代"山澤之人"礦課時間考》，《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又見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叢》，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不僅如此，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市舶收人中含有白銀的記載又一次出現。《文獻通考》載："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臍、只、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臍、只、粒。"②這條材料雖無從考證白銀收支的具體數字，也無法比較市舶貿易中白銀收支之間的差額，但至少表明，熙寧及其以后的市舶貿易中，有白銀輸入當不是偶然。

此后，市舶收人中出現白銀的記載已不難獲見，商人從海外販人白銀的情況亦時有發生。如哲宗時，泉州商人徐戩在杭州雕刻《夾注華嚴經》版2900余片，經海運獻于高麗，"受酬答銀三千兩"③。盡管徐戩的行為有違宋廷禁令，但白銀流人了宋境確是事實。特別是紹興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戶部言：勘會三路市舶除依條抽解外，蕃商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軍器之物，自當盡行博買。其余物貨，若不權宜立定所起發窠名，竊慮枉費腳乘。欲令三路市舶司將今來立定名色計置起發下項名件，欲令起發赴行在送納：金、銀、真珠、玉、乳香、牛皮、筋角、象牙、犀腦子、麝香……夾雜銀、石碌、白附子、銅器、銀口朱、苛子、南蕃蘇木……詔依。"④在宋廷明確規定須起發行在的諸色蕃貨中，同樣包含有白銀。顯然，神宗熙寧年間至高宗紹興年間，白銀輸入史料鳳毛麟角的情況有了改觀，而這正是輸入宋朝境的白銀有所增加的直觀反映。

市舶貿易之外，熙寧年間至紹興中葉，貢賜貿易中輸入宋境的白銀也有所增加。如神宗時，錢勰奉使高麗，高麗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⑤。盡管錢勰最終沒有將白銀帶回。但高麗所餉白銀的數量，已是淳化四年(993年)陳靖出使所得白銀的好幾倍。此后，海外諸國進奉白銀的絕對數量開始突破數百兩，出現了不少人貢千兩的記載。如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一日，交趾人貢有"金廝鑼五面，共重二百五十兩；銀廝鑼二十面，共重一千兩"⑥。紹興二年(1132年)"閏四月三日，高麗國王遣使朝散郎禮部員外郎賜紫催清、閤門祗侯沈起等一十七人，奉表貢純金器三事，共重一百兩；注子一副，盤盞二副，白銀器一十事，共重一千兩，……惟清、起各進奉白銀合四副，共重二百兩……"⑦高麗國王來使人貢的白銀加上來使本人帶來的白銀，總數已超過了千兩。不僅如此，熙寧后三佛齊人貢頻繁，而白銀則已成為三佛齊來使常備的人貢品。《宋史》載：元豐中，該國"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陸香備方物"。白銀通過貢賜貿易輸入宋朝，具有了經常化的特點。

——————————————————

①《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三之二七。

②《文獻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影印本)，卷20，《市糴考》一。但《宋史》卷186《互市舶法》將該條資料系于熙寧九年。汪圣鐸先生指出：《宋史》系于熙寧九年疑誤(見《兩宋財政史》下冊，第723頁，中華書局1995年7月版)。此從之。

③蘇軾：《乞禁商旅過外國狀》，《東坡全集》卷58《奏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七。

⑤《宋史》卷317《錢勰傳》。

⑥《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四五。

⑦《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四五。《宋史》卷487《外國三》記載略有不同，稱："(紹興)二年閏四月，(高麗王)楷遣其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祗侯沈起人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二百疋、人參五百斤，惟清所獻亦三之一。"

然而，市舶和貢賜貿易中白銀輸入的增加，是否意味著宋朝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發生了逆轉呢?情況似乎仍不容樂觀。細審有關史料，同一時期輸出的白銀，也在大幅度快速增長。

首先，隨著海外諸國人貢頻率的增強和人貢量的增加，宋廷回賜的白銀也創下了歷史新高。這一時期，除對海外諸蕃來使繼續給予常賜外，宋廷答賜、特賜大量白銀的記載進一步增加。就答賜而言，熙寧十年(1077年)注輦人貢，宋廷回賜的白銀即達到了五萬二千兩．創下了答賜量的新高。元豐二年(1079年)、元祐元年(1086年)，三佛齊、高麗人貢，宋廷答賜白銀也分別為一萬五百兩、五千三百兩①。

在特賜白銀方面，神宗、哲宗兩朝不僅賜予頻繁，而且所賜白銀為數不少。如熙寧五年(1072年)在回賜占城進奉之外，又特賜銀二千一百兩②，元豐六年(1083年)對層檀來使不僅"詔頒賚如故事"，而且又"加賜白金二千兩"③。對三佛齊的頻繁來貢，也"每優賜遣歸"④。至哲宗朝，又有元祐元年(1086年)特賜高麗國僧人銀器一千兩、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特賜高麗來使銀器五千兩⑤等。甚至靖康年間，宋廷已無遐自顧，但宋朝官員衛膚敏因奉詔迎接高麗來使，也不辱使命，在開封已經失陷的情況下，仍"以幣易銀帛，得六千匹兩，厚貺其使，而移文遣之"⑥。用銀絹對來使給予了厚賜。

至南宋紹興初，宋廷不僅對海外諸國人貢使臣給予獎勵性質的特賜，而且一度大力獎勵蕃商來華貿易。如紹興六年八月，宋廷認為大食蕃商"蒲羅辛造船一只，般載乳香投泉州市舶，計抽解價錢三十萬貫，委是勤勞，理當優異"。于是，宋高宗詔："蒲羅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仍開諭以朝廷存恤遠人，優異推賞之意。候回本國令說喻蕃商廣行般販乳香前來，如數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設外，更與支給銀彩。"⑦對大量販運乳香前來的蕃商特賜銀絹，已具有了制度化的意義。

此外，海外諸國來使在人貢白銀的同時，仍繼續從宋朝境內回購白銀，且回購數量不少。如熙豐間三佛齊來使雖"率以白金"等備方物人貢，但元豐二年(1079年)來使群陀畢羅也曾明確提出"乞買金帶、白金器物"的要求，宋廷則按照對待注輦國來使的方式，通過回賜滿足了其要求⑧。而紹興初年，大食國進奉使人蒲亞里則"將進貢回賜到錢，置大銀六百錠及金銀器物、疋帛"⑨。其中，所購置的六百錠白銀，按每錠50兩計算，總數已達到3萬兩之多。

————————————

①《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國五》；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9、卷364。

②《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七一。

③《宋史》卷490《外國六》。

④《宋史》卷489《外國五》。

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69、卷455。

⑥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四。

⑧《宋史》卷489《外國五》；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9。

⑨《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四。

同時，在市舶貿易方面，這一時期白銀的輸出情況也有明顯增長。前揭《文獻通考》關于元祐間三市舶司的年收支數中，支出錢、糧、銀、香藥等"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臍、只、粒"。其中，市舶司支出的白銀中，有相當一部分用于向蕃商博買市舶物資顯然屬于文中應有之意。這意味著白銀已開始成為市舶本錢的價值載體，正式由宋廷的市舶司向外輸出。而追溯元祐以前，熙寧二年九月制置條例司曾言："銀銅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費出諸路，故轉運使莫肯為，課人滋失。今既假發運司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辦。請令發運使副兼提舉九路銀銅錫冶坑市舶之事，條據利害以聞。"條例司的這一建議得到了神宗的認可，并詔令發運司正副使同時"兼都大提舉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①。宋廷從坑冶中獲得的白銀，也可能直接成為市舶司博買舶貨的手段。

此后的市舶貿易中，不僅抽解、博買之余的蕃貨仍在換取民間白銀輸出海外，而官府掌握的白銀，也有相當一部分直接用于博買，向海外輸出。這正是北宋末南宋初，各地市舶司均存有數量不等的白銀的重要原因。如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丙辰，南宋政權在不太穩定的情況下，曾一度"命福建市舶司悉載所儲金帛見錢白海道赴行在"②。所送納的金帛中自然包含一部分白銀③，且這些白銀就是市舶司用于博買蕃貨的本錢。相應地，紹興二年(1132年)八月六日，福建市舶司廢罷時，宋廷也沒忘記將"其本司銀器錢物并令起赴行在左藏庫送納"④。原準備用于輸出海外的白銀，因為宋廷的政策調整而暫時留在了宋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元豐四年(1081年)瓊管體量安撫朱初平等奏稱：在海南島，"自來泉、福、兩浙、湖廣來者，一色載金、銀、匹帛，所直或及萬余貫。自高化來者惟載米包瓦器牛畜之類，所直或不過一二百貫。"⑤也就是說，熙豐年間有大量內地商賈持續向海南販運白銀。奏書沒詳說所販白銀的用途，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用于博買南海舶來品的當為數不少。而其中用于博買舶來品的白銀，一旦由商人販運出境，則當然地構成了海外貿易中的白銀輸出。

因此，宋神宗至高宗朝，在海外貿易中白銀輸入有所增長的情況下，輸出也大幅度增長，白銀的流向總體上未發生全面逆轉。即使把熙寧間市舶收入白銀二千二百五十四兩全部作為抽解數，把抽解比例設定為熙寧間的最低值十五抽一，通過市舶輸入的白銀總量也不過33810兩。全年經市舶輸入的白銀，也僅相當于熙寧十年回賜注輦國白銀的65％。而《宋史》述及高宗紹興年間的情況時也稱："南渡，三路舶司歲人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⑥正因為如此，熙豐至紹興間，在錢荒不斷加劇、銅錢購買力較為穩定甚至有所增強的情況下，白銀與銅錢的比價仍從每兩1貫持續上漲至2-3貫⑦，白銀的繼續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仍舊推動著銀錢比價的不斷攀升。

——————————————————

①李燾著、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1。

③《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國五》；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9、卷364。

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五。

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0。

⑥《宋史》卷186《食貨》下八。

⑦參見拙著：《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第177-178頁、第198-1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