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陶模藝術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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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宋代陶模作為宗教民俗器物，具有信仰性與禮教性的雙重結構。儒釋道等多種文化觀念，借助陶模獨特的藝術語言、教化與傳播方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發展、社會的道德規范與受眾的審美意識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宋代陶模儒釋道文化教化

一、多元文化傳播中伴生的藝術

宋代文化是中國近代文化的開端，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陶模藝術作為宋代民俗文化的載體，是佛教文化與本土民俗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到唐宋時期逐漸演化成“乞夕”節所供奉的偶像。金盈之在《醉翁談錄》中描述：“京師是日多博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摩睺羅。小大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于華奢者，南人目為巧兒。”摩睺羅的民俗文化內涵：一是用于“七夕”的乞巧；二是為祈生男孩，有“宜男”和保佑吉祥安樂之意。《夢粱錄》記載：“市井兒童，手執新荷葉，效摩睺羅之狀。”蘇漢臣的風俗畫、宋代陶瓷與雕刻作品亦常見與此風俗相關的造型。可見摩睺羅是佛教神本土化后，伴隨著宋代民俗信仰與民俗事象應運而生的生殖崇拜偶像。隨著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宋代文化藝術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的態勢。加之傳播地域與受傳人群的擴大，宋代陶模的地域性與異文現象明顯，摩睺羅被賦予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其題材內容上除仍然延續隋唐以來傳統的摩睺羅等神像造型外，更加關注當時的世俗文化生活，造型紋飾上開始出現多種變體與異化現象。其功能也由生殖崇拜逐漸向多神與娛神化、啟蒙與教化、生活與商品化上轉變，功能日趨多元化。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文化傳播與娛樂的需要，部分原來用于生產摩睺羅的工具——模范，經過形態與功能上的改進，逐步演化成為教化性、審美性、娛樂性強且傳播面廣的民俗玩具，深受少年兒童的喜愛，并逐漸形成一種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的民俗文化現象。

二、宋代陶模藝術體現的傳統文化精神

宋代陶模作為物質民俗，受儒文化的影響，其特征是以物化的形態及造型體現敬鬼神的觀念。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因此，儒學認為，天人并非對立，人神可以互通，人神互通的紐帶是血緣關系。儒學將其祖先圣賢的人格倫理上升為神格化，其所崇拜的神靈，既立足于當世血親人情，又超出于日常世界，因而，所產生的信仰觀念就帶有世俗性與此岸性。從陶模造型中可見到從中華始祖神的伏羲、女媧，到歷代帝王圣賢像。由此，不難看出宋人對圣賢的崇拜是以靈魂不滅并以敬鬼神的觀念為基礎。其造型雖然表現為對圣賢的神化，但受人神統一的觀念影響，陶模中圣賢、鬼神的造型又極富人情意味。另外，對“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與“仁者愛人”的道德觀念又決定了陶模藝術的禮教性，并呈現注重教化的另一面。儒文化是以禮、仁為核心的，即儒文化起源于禮，并且將禮視為人的最根本的行為規范；仁，是儒文化的本質，也是規范人的社會行為的靈魂。在儒文化這一大背景下，關羽被歷代視為“重言諾，講信義”的典范。不僅如此，關羽因其仁、義、禮、智、信集于一身，還被視為民間生活中人倫的崇高表現，具有“萬古著綱常，海邦砥中柱”的精神象征。陶模作為物態文化，所塑造的關羽形象，造型豐富，寫實感人，雖少了些廟堂氣，卻給人一種正氣凜然的視覺沖擊。由此可見，陶模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有意識地將關羽等歷史圣賢當成傳播仁、義、禮、智、信的榜樣，并加以直觀形象的藝術化表現，其教化性顯而易見。

宋代陶模的審美取向，體現著道教文化的思想和生命觀。其蘊含的道教文化中“陰陽”相合萬物生的道理與宋人強烈的生命意識，在陶模造型中多以隱喻和象征及諧音等手法表現。如以陰陽結合隱喻“創生”的“童子戲繡球”、體現“重生貴和”“美善相樂”觀念的“四喜貴和”的陶模造型就滲透著兩兩相對、你中有我、靜中有動的陰陽八卦觀念，在陶模造型中較為常見并為世人所愛。它物態化的造型語言將“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的人生四喜表現得傳神而達意，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上的“天人合一”的理想，透露出以生為真實，以“長生”為宗旨的思想觀念，由此可見宋人對生命的尊重。宋代陶模民俗文化的傳播是一種社會需求、社會過程和社會現象。它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為德范功能、經濟功能和教化功能。首先，德范是包含了關于社會福利的、普遍的哲學和倫理內容的民俗，其哲學和倫理思想本來就蘊藏在其中。百姓常遵循約定俗成的傳統德范和習慣生活。陶模的題材、內容中包含著道教的德范觀念，如表現“紫氣東來”，老子著書“五千言”《道德經》騎青牛出關的“出關圖”，可見老子的睿智、灑脫和祥和。陶模這種有指向性的題材內容，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宋人的道德與價值觀念。

宋代陶模的問世與佛教東漸有著較深的淵源。從摩睺羅到陶模玩具的演化過程足以證明，陶模藝術是傳播宗教的最有效的載體之一。它的造型多是姿態多樣的佛、菩薩、羅漢造像與佛傳故事，其中佛藝術造像精美華麗、端莊慈祥、千姿百態。其直觀、富有人情意味的造型最容易喚起受眾對佛的崇敬及對“西方樂土”的向往，從濟度眾生的釋迦牟尼那眉目修長、雙眼微睜的神態中，讓人感悟“眾善奉行，諸惡莫做，是謂佛教”的佛教義；從法樂無邊的布袋僧那常開的笑口與能容天下大事的腹中，理解“觀空智慧”的人生哲理，感受到“以善為本”的神的魅力。

歷史證實，一種外傳宗教及文化的傳播，必須善于適應彼時彼地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并附會一定的本土民俗文化觀念方能傳播發展。佛教與傳統的儒、道文化互相滲透、相互交融，并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特質。三教合一的信仰觀使民眾心理中錯雜糅合了三者的意識及倫理道德觀念，并通過官學、私學與民間文學藝術等多種民眾喜聞樂見的教化形式，影響人們的社會意識、精神生活等諸多方面，從而，對規范道德、穩定社會、發展經濟與文化，起著關鍵的作用。另外，宋代城市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生市民階層的形成，逐漸轉變了人們的生存觀念和社會意識。人們開始關注理性的現實生活，并對傳統的等級差序規范提出異議，“等貴賤”的觀念，逐漸被社會認同并成為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陶模中就有一定數量的體現平等、自由思想的造型，如伏龍圖、馬上猴圖和蕉石鴛鴦圖等。此類題材的造型多關注百姓生活，造型手法自由、新穎，有向宮廷、文人美術借鑒的傾向。因此，陶模造型中所體現出的等貴賤的道德觀、自由享樂的生活觀、雅致的審美取向，對后世影響較大，其文化的精神力量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寓教于樂的啟蒙教化功能

宋代陶模藝術作為精神文化，同時作為用于文化交流傳播的工具，有著鮮明的民族性與教化性。盡管宋代陶模在藝術表層上，多關注與市民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信仰、禮儀、風尚、娛樂等民俗事象，但在一定的社會意識支配下，其文化的認知與教化、文化與傳播功能是明顯的；其目的性與指向性是倡導“天人合一”“導民為善”，并倡導恪守道德和立志成仁的蒙學觀。宋代是我國古代蒙學發展的重要階段，這時期的蒙學教育在內容上包括了初步的道德行為培養和基本的文化知識技能學習。宋代蒙學注重兒童的心理特征。程頤主張“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的觀點，可見宋代蒙學不僅重視其教育內容，更注重靈活多樣的方法。陶模作為民間啟蒙教育的有效的載體，既是可以觸知、視知的物質實體，也是適合兒童心理、生理發展，且具教化功能的圖式版的百科全書。它凝聚著宋人的智慧，體現著宋人的德范意識與價值觀，代表宋人生存的需求和能力。宋代陶模的認知功能是從口傳心授及人與物互動的看圖識事過程中體現的。其直觀的圖視形態多是體現信仰、再現民俗事象、貼近生活的常識等，此類造型直觀生動，生活氣息濃厚，便于眾多的市民階層喜愛并接受。陶模的教化功能表現為：通過陶模制作的互動環境，將社會的行為規范、道德的認知能力，巧妙地寓教化于娛樂之中，并在人與物互動、人與人口傳心授交流的基礎上，借助陶模直觀的圖視形象，通過啟迪與接受、理解與感悟的過程，使原本高深的人生哲理、德范與價值觀，轉換成通俗易懂的人生道理。它從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制約人們的認識與行為，進而不同程度地培育并養成人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價值觀念、審美取向并使之社會化，以保持社會系統的穩定與平衡。

錢鐘書先生指出：“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是一向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得數到宋代。”在如此深厚的文化沃土中，口傳心授的宋代陶模民俗文化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一。這是因為，一方面，它以物態化形式保存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然形態，它與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相互關聯、相互滲透依存，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另一方面，它獨特的藝術形態、廣泛的傳播地域與眾多的受眾，對中華民族的道德涵養、審美意識的形成以及對中華文明的傳播與發展都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最難得的是，宋代陶模藝術能自覺地將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與民族情感蘊含在陶模藝術造型中，并用直觀生動的藝術語言將原本高深的文化精神，詮釋為易于民眾理解并接受的人生道理。這種文化現象，與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宋代重視蒙教的環境和陶模藝術創造者的文化良知密切相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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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自牧.夢粱錄[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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