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律制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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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戴建國工作單位：上海師范大學

宋代是一個十分重視法制的社會，在法律制定和公布方面構筑了較為完備的信息渠道，以保證立法活動正常進行及法律能適時公布于眾，使民眾知曉，充分發揮法律治理國家的職能。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除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詔令的傳布為中心》及黃純艷《宋代登聞鼓制度》略有涉及外，①尚未見有其他學者的成果發表。本文試就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作一探討。

一、宋代法律制定的信息渠道

宋代修定法律的一個重要程序是廣泛征集意見。宋人云：“自來先置局，然后許眾人建言，而刪定須待眾人議論，然后可以加功。故常置局多年，乃能成就。”[1]（刑法一之七）如朝外人士對法律有修改意見，以書面形式向所屬州軍等處投狀，再報申中書，等將來各地修改意見積累多了，由立法機構刪定編修。對于好的修改建議，如將來法典采錄施行，“則量事酬賞，隨材錄用”。建炎四年（1130年），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王依奏言：修敕舊例，關報刑部，遍下諸州軍等處，出榜曉示，諸色人等陳言編敕利害，于所在州縣投陳，入急腳遞，發赴都進奏院，本院赴部所投下，如看詳得委有可采，即保明申朝廷，乞與推恩。[1]（刑法一之三四）此奏言為朝廷采納。通常新編敕修定后，也有一段征求意見的過程。如天圣七年（1029年）《天圣編敕》修定進呈后，仁宗曾詔書曰：“見行編敕及續降宣敕其未便者，聽中外具利害以聞。”[2]（卷一○四天圣四年十月己亥）詳定編敕所回復說：“準詔，新定編敕且未雕印，令寫錄降下諸轉運、發運司看詳行用。如內有未便事件，限一年內逐旋具實封聞奏。當所已寫錄到海行編敕并目錄共三十卷。”[1]（刑法一之四）熙寧六年（1073年），《熙寧編敕》編纂完畢，提舉詳定編敕、宰臣王安石等言：“新修編敕，雖已經審刑、刑部、大理寺、殿前馬步軍司等看詳，尚慮事理未盡，欲更送中書、樞密院，再看詳簽貼，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學官吏等各具所見，申中書，送提舉詳定官看詳，如當改正，即改正刊印頒行。”[2]（卷二四七熙寧六年九月辛亥）在法律生效之前，宋政府積極鼓勵朝野內外對新修定的法律提出修改意見。上述做法，是一個廣泛征求修改意見的立法活動，它可以集思廣益，減少立法失誤，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法典法規公布后，在實踐中如發現有缺陷，軍民可通過各種途徑向朝廷奏陳法律得失，凡有上書言法之不便者，“令中書、樞密院送審刑院、刑部、大理寺詳議，仍照驗前后格敕，倘須至改革，即具聞奏，更委中書、樞密院詳酌施行”[2]（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官吏百姓“如見得見行條貫有未盡未便，合行更改，或別有利害，未經條約者，并許陳述”[2]（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癸酉）。除了已經修纂好的編敕外，對于編敕外陸續頒布的敕令（宋代謂之“續降”），天下官吏百姓亦可指陳得失。政和元年（1111年）修撰編敕，徽宗批準了宰相何執中的奏議，命各地“曉諭官吏諸色人，如有見得見行敕令、續（降）等條貫，有未盡未便合行更改，或別有利害，未經條約者，指揮到日，限兩月內具狀分明指說，實封，經所在投陳。隨處州軍附急遞至京，仰都進奏院直赴本所投下”[1]（刑法一之二四）。宋規定：“諸事應立法及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應改者，皆具利害申尚書省或樞密院。即面得旨若一時處分應著為法，或應沖改條制，及傳宣內降若須索及官司親承處分，或奏請得旨者，并申中書省或樞密院待報。即被旨急速須合供應，待報不及、非干他司者，聽隨處審奏，奉行訖，申尚書省或樞密院。”[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令》）哲宗曾下詔命令：“諸官司見行條制，文有未便，于事理應改者，并具其狀隨事申尚書省、樞密院。”[2]（卷三五四元豐八年四月辛未）此外中央登聞檢院設有檢匣，軍民“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并投檢匣，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2]（卷一○七天圣七年閏二月癸丑）。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軍民對法律的修改建議。中央朝廷設登聞檢院和鼓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資、改正過名，無例通進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為所抑，則詣檢院。并置局于闕門之前”[4]（卷一六一《職官志》）。登聞檢院和鼓院的設立，旨在保證國家法律和政治生活信息的通暢，使國家機器更好地運轉。趙升《朝野類要》卷四《進狀》載：“經檢院者，圓實封奏機密軍期事，朝政闕失利害及公私利濟并軍國重事。若經鼓院者，疊角實封，陳乞奏薦再任，已得指揮，恩澤除落過名，論訴抑屈事，本處不公及沈匿等事，在京官員不法等事，兩院狀封，皆長八寸。”宋政府還十分注意收集法律反饋信息。莊綽《雞肋篇》卷下載：“安鼎為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圣中，一歲二千三百余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天圣中期，一年中所判死刑多達二千三百人，如此高的死刑案引起了統治集團的重視，從而引發了修改法律的舉措。天圣七年，宋修改舊編敕，成《天圣編敕》十三卷，“視《祥符編敕》損百有余條”①。其卷數比起三十卷的《大中祥符編敕》，少了十七卷。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權同判尚書刑部李綖奏曰：“天下上刑部一歲之中死刑，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謀、斗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奸、亡命百有一十。夫風俗之薄，無甚于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于盜賊。今犯法者眾，豈刑罰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門列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仁宗批準了這一建議[2]（卷一九一嘉祐五年四月庚申）。這條措施有助于統治集團了解各地治安狀況，及時調整法律政策。元祐六年（1091年）刑部擬定了一條信息反饋措施，獲得通過，要求各府衙“決大辟，以刑名類聚，每半年于春秋季以聞，仍籍數至歲終，比前一年所斷多少，準式造冊，限次年春季投進”[2]（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閏八月己卯）。這對于監督各地司法審判，減少冤假錯案，及時了解全國的刑事案件發生率、治安狀況，調整國家法律政策，都有著積極意義。

二、法律公布傳達的信息渠道

在古代中國交通和通訊不發達的情況下，如何使國家制定的法律盡可能地讓各地大小官府知曉，使之得到貫徹執行，并在執行中能及時糾正法律失誤和彌補法律的不足，這是法律制定者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宋代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建立了相應的法律公布傳達的信息渠道。自唐發明雕版印刷術后，隨著雕版印刷的日益普及，宋代法典法規也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如宋代第一部法典《宋刑統》就是雕版印刷的，當時稱“模印”。法律原文經過仔細校勘后雕版印刷，既減少了因大量手抄謄寫產生的訛誤，又提高了法典法規編制速度。宋代法典起先是由國子監或崇文院模印頒行。后宋代設有提舉印造編敕所，專門負責編敕的印刷。熙寧六年，提舉印造編敕所奏言：“新敕刊本將畢，慮中書、樞密院更有合入條約及續降條約，乞候至來年頒降。”[2]（卷二四八熙寧六年十一月壬午）宋法律的頒布傳達渠道，最初有兩個，一是轉運司傳送渠道，另一為進奏院傳送渠道。元祐元年（1086年），京西提刑司奏：“省部條貫，除直下外，有諸州條貫，付轉運司押牒入遞，分送諸州，率多遲滯。欲乞應頒降新法，以所下轉運司印本移送進奏院，令本院坐省符連牒，發送諸州、諸路。”[2]（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己丑）這一建議要求即使是頒發給諸州的法律，也統一由進奏院遞送，以便以較快的速度傳達到地方。這一建議為朝廷采納遂成定制。進奏院“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札，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于諸路”。朝廷“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一司條法，則議定以覆奏，太常、考功謚議亦如之。季終，具賞罰勸懲事付進奏院，頒行于天下”[4]（卷一六一《職官志》）。為保證法律文書傳達速度，宋對于一些法律的翻錄謄抄期限也做了規定：“諸受制敕應翻錄行者，給書寫程，急速限當日，滿百紙，一日；二百紙以上，二日，每二百紙加一日；非急速，各加一日，余文書各加制敕限一日。所加雖多，制敕不得過五日，余文書，不得過十日。即軍務急速，不以紙數，皆限當日發出。”[3]（卷一六《詔制條制•文書令》）對于一些重要的刑法，宋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讓百姓大眾知曉，以起警示作用。政和五年（1115年），徽宗詔：“訪聞相州林攄（慮）縣，邢州龍崗縣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舍身臺，每歲春月，村民燒香，聞有僧行誘惑使人舍身者……仰本州縣當職官常切覺察，犯者以故殺論。仍令主僧賞命。許人告捕……仍版榜揭示二縣山路，監司、走馬失按劾者與同罪。仍著為令。”[1]（刑法二之六六）宋《雜令》：“諸私造銅、鍮石器物，若鉟銷、磨錯、剪鑿錢取銅以求利，及買販罪賞條禁，于要鬧處曉示。”[3]（卷二九《鉟鑿錢寶》）“諸被受手詔，士庶應合通知者，并依德音宣示于眾”[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令》）。對于一些允許人告捕的刑法，官府“并曉諭，三日外方許告捕”。又如，宋規定：“諸生子孫而殺或棄之罪賞條約，州縣鄉村粉壁曉示，每季舉行，監司巡歷常點檢。”[3]（卷七《監司巡歷•職制令》）李元弼《作邑自箴》載：“通知條法，大字楷書，榜要鬧處曉告民庶，鄉村粉壁如法謄寫。”[5]（卷一《處事》）紹興四年（1134年），高宗詔：“今后諸路有頒降詔令，并仰監司關報州縣，真書文字，鏤版印給于民間。”[1]（刑法二之一四八）隆興二年（1164年）戶部曾要求四川監司“遍牒所部州縣，置立粉壁”[1]（刑法二之五七）。粉壁猶如現在的公告欄，用于法律等官文書的公布告示。以便朝廷頒布的法令能及時讓民眾知曉。①摟鑰《攻媿集》記載說，南宋汪大猷出使金朝回國，途中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后犯強盜，并依祖宗舊法”[6]（卷八八《汪大猷行狀》）。所謂“印榜”，即縣張榜告示的皇帝詔令。對于一些適用的法令，朝廷要求內外官司“寫錄廳壁，朝夕看讀”[1]（刑法二之二○）。以提高辦事效率。

北宋及南宋前期，春秋兩季頒降的條貫，通常下到州軍，不及縣鎮。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刑部員外郎王資之言：“夫縣鎮于民為最近，裁決公事多致抵抵（牾），獄訟以此不息，良民受害不少。”要求政府把春秋頒降條貫下頒到縣鎮。獲得允準[1]（職官一五之二八）。頒布大赦詔書，也是件嚴肅的司法活動，有著很強的時效性，同時，大赦詔書量很大。唐代，“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天下”[7]（《近事會元》卷五）。宋代仁宗以前，赦書的文字也是以手工方式抄寫的，極易抄錯。《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天圣二年（1024年）八月辛巳條載，仁宗詔：“自今赦書，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刑部燕肅言：‘舊制，集書吏分錄，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至稽違，因請鏤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誤，則誤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遂著于法。”雕版摹印人印制法律文書期間皆鎖宿，不得回家，事畢方罷。赦書雕版摹印不失為一項多快好省的辦法。早在真宗時，寇準曾倡議實施，但遭眾人反對而止。赦書德音的起草由學士院負責。真宗以前起草赦書德音，不鎖院。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乃規定必須鎖院，以防漏泄消息。赦書印制后即以最快的速度頒布天下。宋《驛令》規定：“諸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里。”[3]（卷一六《赦降》）；[2]（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如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六日大赦詔書，進奏院七日即遞送到京東西路的曹州（今山東曹縣西北）[8]（卷四八《乞不貸強盜白札子》）。宋制：“三載一郊，國朝茂典，蓋所以報貺天地，致虔祖宗，盡欽翼之心，膺錫俾之福。”[9]（卷一二○《典禮五•天圣二年南郊赦天下制》）宋人呂大防曰：“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并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賜諸軍營賞給，遂以為常，亦不可廢。”[2]（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壬辰）南郊祀畢，必大赦天下。在京城通常要舉行大赦儀式，皇帝登明德門肆赦。李攸《宋朝事實》載：肆赦前一日，有司設文武百官、皇親及蕃國諸州朝貢使、僧道耆老位于明德門外，太常設宮縣，置鉦鼓。其日，刑部錄御史臺、開封府、京城系囚以俟。及車駕還。至明德門內，就幄次，改御常服，群臣就位，皇帝登樓，即御坐。樞密使副、宣徽使分侍立，仗衛如儀。通事舍人引群臣橫行再拜訖復位。侍臣宣曰“承旨”，通事舍人詣樓前。侍臣宣敕：“樹金雞”。通事舍人退詣班，宣付所司訖，太常擊鼓集囚，少府監樹雞竿于樓東南隅，竿木伎人四面緣繩爭上，取雞口所銜絳幡，獲者呼“萬歲”。樓上以朱繩貫木鶴，仙人乘之，捧制書循繩循下，至地，以循臺承鶴，有司取制書置循上，門使承旨引制循宣付中書門下，轉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群官再拜。宣赦訖，還授中書門下，轉付刑部侍刑，承制刑囚，群官刑刑，門使進詣樓前，承旨宣達訖，百官又再拜，蹈舞循退。[10]（卷四•郊赦）周密《武林舊事》卷一《登門肆赦》載：諸州進奏院各有遞鋪腰鈴黃旗者數人，俟宣赦訖，即先發太平州、萬州、壽春府，取“太平萬壽”之語，以次俱發，鈴聲滿道，都人競觀。宋代的肆赦禮儀所體現的是君權神授下的中央集權主義專制統治。皇帝大赦令到達地方以后，要進行廣泛宣傳，“沛然之澤，無所不滌”。宋規定：“諸被受赦降，應謄報者，謄訖，當職官校讀，仍具頒降、被受月日。行下民間通知者，所屬監司印給，榜要會處，仍每季檢舉。其赦書德音，州以黃紙印給縣鎮寨鄉村曉示。”[3]（卷一六《赦降•職制令》）使民眾知曉赦免范圍。例如宋文獻載，淮東提刑司所在州，“赦到，吏民會聽于州南門”[11]（卷二七《送靖檢法序》）。對于應到大赦文書，因多種原因而延誤未到者，則“牒比州即時謄寫，委官校勘畢報，州得報，準赦降行”[3]（卷一六《赦降•職制令》）。即先抄錄鄰州已到赦書，依赦執行。

宋代制定有嚴格的法律接收登錄和編集保管制度，以保證法律信息的暢通無阻。新法典制定頒布后，對于此后陸續頒發的散敕，朝廷要求“所在編錄二本，一長吏主之，一法司行用”[2]（卷六一景德二年八月戊子）。長官離任，須將其交接給繼任者。“諸路轉運使、諸州，除舊編敕外，所授宣敕并依次編錄。長吏以下職官受代日，遞相交付”[2]（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七月己巳）。洪邁在《容齋續筆》記載的一件事例中說：“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娶侄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12]（卷八《姑舅為婚》）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是宋代政府完善法律法規公布渠道的一件實例。北宋時期，各州縣建有敕書庫（樓），用來收藏和保管朝廷所頒布的詔敕。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令“諸州屬縣各置敕書庫”[2]（卷三建隆三年十一月丁巳）。太宗于淳化三年（992年）詔曰：“如聞近降指（‘指’字衍）制敕，遺逸頗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以至議法之司、治獄之吏，多稽緩而不決，致論報以后期，久系狴牢，有傷和氣。自今諸道州府軍監縣等，應前后所受詔敕，并藏敕書樓，咸著于籍。受代日，交以相付，仍于印紙、南（曹）歷子內批書。違者論其罪。”[1]（方域四之一一）南宋王栐曰：“令縣邑門樓，皆曰‘敕書樓’……則是敕書樓州縣皆有之也。今州郡不聞有敕書樓矣。”[13]（卷四）據王栐言，南宋時敕書樓制度未能保持下來。但據南宋寧宗時編修的《慶元條法事類》記載，地方官府置有別庫用來存放中央頒布的法令詔書。宋法：“諸條制，發運、監司及州縣并置庫，余官司于本廳封鎖，法司掌之”。并規定“州每半年具被受條目申監司”[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令》）。此庫稱為架閣庫，北宋時就有設置。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架閣庫，“諸一路、一州、一縣、一司條制，各置冊編寫，仍別錄，連粘元本架閣。其雖系一時指揮而遍行下者，準此”[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令》）。南宋時，架閣庫已取代原敕書樓的功能。各州縣架閣庫，專門存放朝廷所頒法令、詔書及官文書，并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宋《文書令》：諸架閣庫，州職官一員，縣令丞、簿掌之，應文書印縫，計張數，封題年月、事目，并簿歷之類，各以年月次序注籍，立號編排，仍置籍。遇借，監官立限批注交受，納日勾銷。按察及季點官點檢。[3]（卷一七《架閣》）令文規定架閣庫由專人掌管。《作邑自箴》卷二載：“諸架閣文字外封上題寫架閣人吏姓名，花字押，應點數。敕書逐一以案卷勘對，遂無漏落。”架閣庫檔案文書如有丟失或差錯，主管人將承擔刑事責任：“去失架閣文字，刑名不輕”。[5]（卷一《處事》）“當職官吏輒費用架閣庫文書及專管官吏散失架閣文書者，并依元豐法斷罪”23]（卷四九一紹圣四年九月癸亥）。架閣庫保存了案卷材料，可以備查解決一些司法問題。王铚《墨記》卷上記載了這樣一件案例，神宗時，王安石罷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借李逢和趙世居案大做文章，欲打擊范純仁等人。“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獄問：‘皇祐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以為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舉公案尚在。據其年月，則范公方在慶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申臺中乃止。”如果沒有架閣庫記錄在案的檔案材料，范純仁則無法洗刷罪名。各官府接收到朝廷頒布的法令及官文書，按規定必須做好登錄事宜，并歸類設檔，“州幕職官掌之，縣令佐通簽”[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敕》）。官府所受皇帝所下文書，以專用黃紙造冊編錄，連同續頒詔冊，鎖于長官廳文柜，由法司掌之。“遇有檢用，委官一員，監視出入”[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敕》）。各級官員如“應謄報編錄而不謄報編錄，及應注沖改而不注，若緣邊事應密行下而榜示者，各徒二年。即不應謄報而謄報，或編錄不如法若脫誤有害者，各減三等”[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敕》）。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命“諸處各條具修書以后凡經引用續降指揮，并行置冊編錄，供申刑部”，由朝廷委官參訂[1]（刑法一之五五）。

宋代法律接收登錄和編集保管制度還規定：諸被受手詔及寬恤事件若條制應謄報者，謄訖，當職官校讀，仍具頒降、被受月日行下。若有沖改者，錄事因、月日，注于舊條。事應民間通知者，所屬監司印給，榜要會處，仍每季檢舉。其手詔及寬恤事件，即榜監司、州縣門首。諸被受手詔及寬恤事件若條制并置歷供呈，當職官聚廳看詳，務通意義，其應行及沖改，即時批歷，次第簽書，遇官吏更代，仍對籍交受。諸條制先次行下者，置冊分門編錄，仍以所受月日次第連粘，候頒降到印冊，以先受者架閣，若續降詔條內有未到或已到循緣路損壞者，申尚書本部錄降，去京五百里外，仍先牒鄰州謄寫照用。[3]（卷一六《詔敕條制•職制令）這些規定頒降的法令詔敕，州接到后，注明接到時間，如屬應沖改法令原文者，注于應沖改法令原文下；如應告知百姓者，張榜公告。主管官員必須了解弄清法令文件的意義，于登記冊上注明并簽押。所受散敕分類編錄登記，待朝廷春秋兩季統一匯編的印冊頒布后，再送入架閣庫存檔。如地方因故未能及時收到散敕，則須申報朝廷，去朝廷遠者，牒鄰州抄錄。宋代從中央到地方，構筑起比較完備的法律、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這對于完善宋代的法制，強化專制主義統治，無疑有著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