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學范文10篇

摘要：為了適應新的教育理念，培養合格的臨床醫學人才，本院結合國內外醫學教育主流的先進教育模式，自2013年開始進行基礎醫學課程教學改革，將解剖學（神經系統）、生理學、組織學課程整合，構建新課程體系“神經科學”模塊。通過整合課程的開設，提高了教師的授課質量和學生的學習效率，引導學生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結構，培養了學生臨床思維能力和科研能力，為以后的臨床醫學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神經科學；課程整合；教學改革；數字化教學

整合課程（integrationcurriculum）是針對學科課程存在的知識單一、片面和相互割裂的問題，從課程內容、資源、組織實施等方面將兩種或多種以上的學科課程內容融為整體，實現學科知識融通、提升綜合應用能力的一種課程形態[1]。課程整合是現代醫學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勢，通過整合，課程結構得到優化，便于學生理解和記憶。學生可以融合貫通和全面了解醫學的知識框架，方便快捷的構建知識體系，為未來的終身學習和主動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2]。現有的課程體系，基礎階段和臨床階段界限分明，割裂了醫學知識的整體性，使部分學生對醫學教育的模式和內容出現迷茫和誤解。同時，有限的學時與激增的專業知識之間的矛盾凸顯，學生難以保證充足的自主學習的時間，難以適應培養現代化高素質醫學人才的需要[3-4]。本院是民族院校中為數不多的開設有醫學專業的院校，多年來臨床醫學一直采用傳統的醫學院校教學模式，以學科為中心、大班說教式教學方法實施教學計劃。盡管這種教學模式使得學科知識的學習系統、獨立且完整，但卻忽略了醫學教育的人本性和學科間知識的關聯性、實踐性和實用性[5]。為了順應世界范圍的高等醫學教育發展趨勢，借鑒國內外先進的有益做法，配合國家卓越醫生計劃的實施，本院先后派出多名教師參加培訓和交流，同時醫學教育管理部、醫學院和臨床醫學院多個教研室進行多次交流，于2013年率先在臨床醫學教學改革班進行試點，改革課程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推進醫學基礎與臨床課程的整合。本院對部分醫學課程教學內容嘗試整合，制訂了醫學院課程整合方案，形成了8個教學課程整合模塊。分別是人體解剖學課程整合、神經科學課程整合、人體發生學與遺傳學課程整合、組織學與病理學課程整合、細胞的化學與生物學課程整合、病理生理學與內科學課程整合、病原生物學與免疫學課程整合以及實驗課程整合。本研究對神經科學課程整合做如下報道。

1神經科學課程整合改革

1．1教學團隊的組成及培養神經科學課程教學團隊由解剖學、生理學和組織學骨干教師組成，由課程負責人統一管理。教學團隊成員相對固定，以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為教學改革支柱，中青年教師為教學改革主力。為提高教學能力，授課教師定期集體備課，深入討論教學內容，做好不同章節之間的銜接及融合。這不僅使得團隊教師教學能力得到培養，而且增強了各教研室之間的管理。此外，學院還定期派團隊教師參加各種課程整合教學研討會，學習兄弟院校的整合經驗。1.2課程內容的融合傳統的臨床醫學專業教學模式是以學科為中心開展的，人體解剖學教學中，系統解剖學和局部解剖學作為單獨的兩門課程，分兩個學期講授，總計劃學時180學時。這種教學模式存在著教學周期過長、內容重復、效率低下等弊端。為此，對人體解剖學的教學模式進行改革，把系統解剖學和局部解剖學兩門課程的教學內容有機整合為一門課程，實行“大局解、小系解”教學模式。教學過程中將理論授課、中國數字人系統示教、標本和模型觀察與尸體解剖有機結合，使學生掌握人體解剖學綜合性學習思路，總計劃學時調整為174學時，課程在第二、第三學期完成。由于學生在第二學期開展的系統解剖學和組織學與胚胎學，以及第三學期開展的生理學課程之間存在教學內容的重復，加之知識的連貫性不夠，傳統教學模式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擔。我們又將組織學、系統解剖學、生理學、神經系統現代研究方法和神經系統疾病病例分析等5部分整合為神經科學，全面系統闡述神經科學的知識。1.3神經科學課程整合特點傳統的醫學教學課程中沒有神經科學課程，但神經科學向來是醫學教學中的難點。其結構、功能復雜，知識點分散在解剖學、組織學和生理學等多個傳統課程中，存在教學內容的重復[6]。神經科學課程整合思路是將神經科學從微觀到宏觀、從形態到機能、從基礎到臨床等層次進行整合。通過整合可將以往片段化、碎片化的神經科學知識，改變為整體的、綜合性的、系統化的知識學習體系，避免了授課過程中的知識重復及脫節的問題。整合后的神經科學課程，講授知識更加系統完整，有連續性。學生不僅在知識掌握上更加靈活和牢固，也能盡快利用所學基礎知識解決臨床問題。同時，學生可以融會貫通和全面了解醫學的知識框架，為未來的終身學習和自動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除此之外，這種教學模式大幅度減少了重復內容的學習，濃縮了理論授課學時。神經科學課程整合的思路符合臨床醫學醫師資格考試模式和現代醫學綜合考核及應用能力考核的需要，同時，也符合人類認知的習慣。知識整合框架是將形態與機能整合，基礎和臨床整合。除此之外，為了消除傳統醫學教材對課程整合的限制，教學團隊編寫了《神經科學》自編教材。授課內容增加了神經科學的現代研究方法，有利于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我們在《神經科學》自編教材中設置神經系統病例診斷分析章節，通過討論、分析等互助教學形式，培養學生的臨床思維的能力，符合現代臨床醫學培養的“早臨床、多臨床和反復臨床”的培養標準。神經科學課程整合避免了授課過程中的知識重復、脫節的問題。這種整合不僅節省了課時，還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整合課程的實踐部分是將神經科學形態觀察與機能操作相整合，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和綜合應用能力。1.4教學方法的改革《神經科學》總學時72學時，其中理論48學時，實驗24學時，于第二學期開課。授課方式上理論課采用多媒體教學，實驗課采用中國數字人系統示教、小組標本模型觀察、尸體解剖及動物實驗。節約出來的時間主要用于開展PBL教學，將講授式教學與討論式教學緊密結合，通過理論講授使學生掌握理論知識，通過PBL教學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獨立學習的能力，體現“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思想，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不僅可以鞏固知識，還能實現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的結合。利用網絡教育平臺和教務系統APP，加強師生互動，及時解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7]。1.5數字化技術在神經科學實驗教學中的應用數字化技術在實驗教學中的應用，可使抽象問題具體化，靜態事物動態化，復雜問題簡單化，使教學內容難度降低，教學效果明顯提高。如顱的組成和整體觀、內囊與背側丘腦等的位置關系、側腦室的位置與分布、中樞神經系統的傳導通路等，對這些內容許多學生不能形成立體的認識，要達到理解透、掌握好的程度就非常困難。而以三維立體的形式充分顯示人體某局部或器官的立體構象，增強學生的視覺效應，有助于在學生腦海中形成立體概念，進而對這些內容進行徹底的理解和掌握。同時還可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通過視聽兩種刺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幫助學生深刻理解知識重點和難點，幫助學生對組織器官、空間構象、器官毗鄰關系的理解，幫助學生形成立體思維的能力。除此之外，數字化技術的引入，打破了傳統的神經科學實驗教學的時空限制。以往學生的神經科學實驗課程只能在解剖學實驗室里進行，也只能在規定時間和場所使用解剖學實驗教學設備。這不僅限制了學生學習的自由度，也降低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和研究。而我校通過局域網建設，建立了網絡學習平臺，開放“數字人系統”資源，并通過預留模塊提供教學視頻和課件，供學生在課前預習或課后復習。學生可通過校園網進入系統進行自主學習，隨時觀看教學視頻和動畫演示。因此，在神經科學實驗教學過程中，配合中國數字人系統，將傳統的解剖實驗課和先進的數字虛擬人體技術相結合，可進行對人體結構進行虛擬與真實的對照，快速精準地掌握相關知識，并在課前或課后預習復習。數字化技術在神經科學實驗教學中的應用，給學生提供一種新穎的學習環境，不僅能夠節約不可再生資源，提高解剖效率，還優化了教學過程，提高了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2初步成效和存在的問題

1引言

從Berger(1929)發現腦電(electroencephalogram,EEG)開始[1]，腦電信號中有效信息的提取一直是困擾研究者的難題。傳統方法主要有腦電地形圖(EEGmapping)和譜分析(spectralanalysis)兩類。腦電地形圖只能粗略地描述人在認知加工過程中各腦區的激活程度。在腦電頻域和時域特征(frequencyandtimedomainfeatures)分析中，數字信號的線性處理方法已得到廣泛應用，如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potential,ERP)。然而實際記錄的腦波很難滿足線性分析方法的要求（如低信噪化、腦電信號平穩等）[2]，且認知神經科學通常采用的平均疊加法會導致有用信息的大量損失，因此線性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認知電位時空模式研究的發展。

大量研究表明人腦是一個結構和功能高度復雜的系統，而腦電信號是神經細胞生物電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非線性耦合[3]。從8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研究者用非線性混沌動力學理論發展了一些腦電信號復雜性測度的算法[4]，如分型維數(fractaldimension)和Lyapunov指數(L-exponential)等[5]。由于這些方法無需作鎖時(time-locked)和鎖相(phaselocked)處理，在早期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這些方法要求的數據量較大、對取樣信號的平穩度要求較高[5]，再者混沌動力學中討論的對象是混沌吸引子，并且不同的研究者在相似的實驗條件下所得到的結果變異較大，腦電信號是否具有低維混沌特性從而受到了質疑[6]，因此上述方法可能并不適合于人腦這種各向異性的空間擴展系統。

隨著非線性理論的發展，腦電復雜性測度分析方法進一步得到完善。目前常用的腦電復雜性測度算法主要有K[,c]復雜度（包括K[,c]復雜度及其各種改進算法和信息傳輸矩陣(InformationTransmissionMatrix,ITM)和近似熵(ApproximateEntropy,ApEn)。它們對腦電信號的取樣量及其平穩度的要求較低，且無需考慮其是否具有低維混沌特性，從而成為刻畫腦電信號非線性變化特征的有效手段[2]。本文就上述方法、特點及其應用作一簡要介紹。

2基于K[,c]復雜度的分析方法

Kolmogorov(1965)提出用產生給定0、1序列最少的計算機程序的比特數作為序列的復雜性度量，這種刻畫序列復雜性的方法稱為算法復雜性(Algorithmcomplexity)[2]。Lempel和Ziv以復制和添加兩個簡單操作為核心，對序列的復雜性作了進一步描述。他們定義的復雜性是一個時間序列隨其長度的增長出現新模式的速率，表現了序列接近隨機的程度，能反映一個動力學系統的動態特征[7]。在此基礎上Kaspar和Schuster發展了隨機序列復雜性測度的算法[8]，Wu等人(1991)則首先將這種算法引入腦電信號的分析中，作為反映大腦信息加工活動的有序程度的指標[9]。

本文作者：尤洋工作單位：山西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趨勢，是從關注大腦神經生物活動到關注大腦的高級認知功能;從關注部分層面到關注全腦層面;從關注腦活動與行為的關系開始到關注動態考察腦結構和功能的發育;從關注腦和外在行為開始到關注‘基因和環境———腦———行為’。”［2］因此，由于認知神經科學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復雜性，使得對其的哲學研究也從一開始表現出差異。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和神經科學哲學(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為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研究的兩類不同稱謂，而這個領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為關注焦點和研究興趣不同而被劃分至兩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經哲學，顧名思義，是以哲學的視野來審視神經科學學科內部的概念和主題，或者說對神經科學的研究內容給予哲學式的解讀和討論。按照這樣的理解，傳統的哲學研究方法和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滲透進這種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嘗試使用來自神經科學中的信息來探討寬泛的哲學問題，包括傳統上屬于心靈哲學研究視域下的身心(mind－body)問題等研究主題。另一方面，神經哲學研究范式的出現也從客觀上深化了哲學與神經科學二者研究之間的關聯。基于神經哲學中的理論往往建立在神經科學的發現基礎上，這些理論往往內在地表現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訴諸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去解釋感覺、知覺、記憶等精神現象以及語言的腦機制問題。通過肯定身體與行為的聯系就將思想、情感等精神現象與物理性質的身體連接起來，與此同時，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以及腦損傷研究方法等實證研究就進一步地將認識論中的傳統問題(如感覺、直覺、記憶、推理等)腦認知化，從而使神經哲學顯現出自然主義的研究態度。這樣一來，在研究基點上包括在觀點和立場上自然地對立于試圖依據心靈和思想去解釋精神的唯心論、二元論以及功能論中的部分理論。當然，神經哲學的關注點仍然在于傳統的主流哲學問題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質、什么是道德認知的神經基礎，類似這樣的問題依然構成了神經哲學的主要內容，但是毫無疑問，這些傳統的哲學問題被賦予了更多的有關神經科學的經驗發現，而且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受到了相關神經系統研究成果的支持與限制。神經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新興研究領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學哲學的嚴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釋神經科學的內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題和研究內容上相比神經哲學來說要更加集中和收斂。隨著神經科學最近20年來獲取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成就，特別是受到最近有關腦認知發現的顯著增加的鼓勵，神經科學哲學開始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研究領域在整個科學哲學研究當中凸顯出來，并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哲學家的關注和介入。這一情景出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過去的30年當中科學哲學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局域性，關注點從科學行為的一般特征轉換到具體的特定學科的概念、問題和難點上。”［3］另一方面，“認知和計算神經科學持續地關涉和影響了人文學科傳統上所強調的問題，包括意識的本質、行為、知識和規范性，特別是有關大腦結構和功能的經驗發現表明自然主義的方法可以在傳統的哲學命題上得到詳細的應用，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哲學思考”［3］，這就為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打開了大門。由此，盡管傳統的哲學包括心靈哲學的分析方法，相當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對精神和主體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興的神經科學哲學則更多地借鑒了來自于神經科學的實證研究，從而表征出了自然主義的研究特征，或者說是一種自然化的哲學研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神經科學哲學”與“神經哲學”之間的區分還可以由兩個范式內探討的問題加以區分。“如果說神經科學哲學關注了神經科學中的基本問題，那么神經哲學則關注了神經科學的概念對傳統哲學問題的應用。這樣，探索神經科學理論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適用范圍，而檢查神經邏輯綜合癥的應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體來看，與神經哲學主要關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認知的神經基礎相比，神經科學哲學則主要傾向于從有關神經科學內部提問傳統的哲學問題，并就這些問題進行形而上學的回答。這樣的問題就包括:什么是神經科學的發現與解釋?什么是神經科學的表征和解釋機制?對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規范的方式給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經科學哲學就演化為一種對認識機制的自然主義的說明，它將對傳統的心理學研究給予支撐;依照后者，神經科學哲學就過渡為一種認識論的替代，盡管并非所有的認識機理都能夠獲得有效的建構。綜上所述，當代神經科學與腦認知研究的蓬勃興起在回答和解決人類認知功能機制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充實和支持了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以神經元和腦組織結構為研究對象的神經科學就與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聯系起來，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前沿領域。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兩種范式盡管在研究方法和關注問題上存在差異，但是其研究的出發點和理論基點毫無疑問是相同的。從哲學特別是認識論的角度來看，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探討人類認識機制的必然過程，畢竟相較于傳統的拷問內心的心靈反思，認知神經科學哲學“使得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能夠直接看到大腦的認知活動，即大腦在進行各種認知加工時的功能定位和動態過程”［4］，而這顯然就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出現在哲學領域的直接推動力。這樣，以心理加工的神經機制研究為基礎、以思維和大腦結合的神經研究為目標、以心理和認知功能在大腦中實現為核心問題，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和繁盛就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關注問題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明顯受到了認知神經科學的鼓勵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現則源于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礎上，人類探索認知活動的腦機制成為可能。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對智能信息系統越來越高的需求，認知科學的諸多核心學科分支，如認知心理學、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經網絡的研究，都意識到在各自研究領域內出現的難點需要在統一的腦認知平臺上加以解決。由此誕生出的認知神經科學在充分汲取認知科學營養的同時，也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特問題和理論，而對這些理論的形而上學思考就構筑起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思考的主要問題。1．認知功能定位。認知功能定位理論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凸顯源自于最近20年來的神經影像技術的突飛猛進，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術。但是與此前的腦損傷研究相類似，神經影像研究同樣遇到了挑戰和質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腦皮層中有許多不同的細胞群負責和控制不同的肌體，然而無論是腦損傷還是神經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種假設，即存在著單一的皮層區域和細胞結構控制和負責了有機體的某一種構成性功能。但這一假設受到了諸多神經科學哲學家的質疑，認為其過分依賴于單一區域控制前提。他們認為腦處理過程行為應該是一個整體過程，大腦的絕大多數區域都涉及認知行為過程本身，而絕不僅僅只是局部區域，此前的定位理論不過是將功能與效果相混淆。應該說，這一解釋實際上是符合復雜論和整體論原則的，大腦的復雜認知過程絕不僅僅是各部位的簡單堆積和組合，因此從這一觀點來看，定位理論確實先在地表現出了還原論和物理主義的思想，但是鑒于大腦研究的特殊性，在實際研究中確實又需要將大腦進行適當的還原和定位，因此有關認知功能定位理論的爭論也將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中長期存在下去。2．意識解釋。意識問題是心靈哲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但最近開始頻繁出現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和腦認知研究中，特別是有關意識的本質以及意識等同理論。一些哲學家認為意識經驗是主觀的，永遠不可能等同于客觀的科學理解。但是這樣一來，意識就成為一種無法得到解釋的主觀現象，而這顯然就脫離了科學的討論范圍，甚至是哲學的。更多的哲學家則主張一種等同理論，即意識等同于一種可解釋的神經物理屬性，而心理狀態可以被視為特殊的物理狀態。但如此一來意識的大腦處理解釋將在大腦處理和意識經驗之間留下“解釋鴻溝(Ex-planatoryGap)”。也就是說，盡管心物相互作用問題得到解釋，但是將意識等同于物理狀態，并不能讓人理解為什么大腦皮層的處理過程能夠產生人的意識復雜性與意識經驗問題。由此，如何看待意識的本質?是否意識來源于大腦中細胞分子的神經機制?意識僅僅是人的心靈產物還是一種綜合神經反饋?類似這樣的問題就成為有關意識研究的重要議題并受到越來越多哲學家的關注。比如塞爾就指出，“意識問題研究首先需要探索與意識相關的神經活動，并去證實意識活動與神經事件間的必然因果關系，最后需要發展出包含若干法則的理論來說明神經活動與意識之間的因果轉化。”［5］3．大腦的計算與表征。有關將大腦與計算機對比聯系的思想實際上在神經科學研究當中早有出處，20世紀30年代起計算神經科學就與人工智能研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沃爾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倫•麥卡魯(WarrenMcChulloch)為代表的研究人員則發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皮茨和麥卡魯的工作建立在神經元可以執行解釋認知的邏輯計算的假設基礎上，并使用神經元發展出用于計算的邏輯門(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認知主義和聯結主義范式成為科學哲學家研究和反思的對象。最近，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對神經計算與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納了根據表征轉換來假定計算定義的方式。因此，大多數關注計算與表征的問題實際上都是有關表征分析與看待的問題。盡管在談論問題上有所區別，但是可以將這些問題的關涉內容劃分至三類:即，關注表征結構的問題、關注表征句法的問題以及關注表征語義的問題。具體來看，“關注表征結構的問題就是指一個具有句法和語義學的神經系統如何得到建構?關注表征句法的問題就是指該系統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以其形式為基礎各種表征如何相互作用?關注表征語義的問題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夠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內容及意義?”［6］4．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有關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問題目前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中逐漸引發了爭議。通常來說，這一解釋機制主要分為兩類:機械論與還原論。神經科學的機械論解釋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論述構成部分及其行為如何因果性地解釋了某一特定現象。與機械論的解釋機制相比，還原論的解釋機制就是神經科學中的另一個主要解釋模式。神經科學中的還原論主要體現在高低層次間的理論與實體解釋上，例如，用低層次理論解釋高層次理論，主張高層次的“實體”只不過是低層次實體的組合等等。與機械論的因果性相比，還原論則更加強調了層次性，特別是強調了在高層次與低層次之間的轉換與遞歸。但無論是機械論抑或是還原論，本質上都具有無法回避的缺陷，前者過分地強調了因果關系，因而忽視了導致行為的其他事實上的復雜性與非決定性，而后者則突出了層次性和決定性，忽視了高層次與低層次理論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是還原過程中的遺失現象，因此如何理解當代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如何定位機械論、還原論以及新興的動態系統理論，就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趨待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要論題。綜上所述，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對認知功能定位、意識解釋、大腦的計算與表征以及解釋機制等問題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討論，重點關注了包括感覺、知覺、記憶、語言、意識在內的一系列神經科學中的核心概念，相繼運用了諸多來自認知心理學、計算建模、動物實驗技術、腦損傷定位、神經病學中的實證方法，深入地分析了傳統認識論所回避的“大腦－心靈”的關系問題，因而在當代科學哲學研究中獲取了巨大的成功。當然，除了上面提到的關注問題之外，事實上還存在著其他的研究議題。比如，有關“解釋”所引發的問題(即什么樣的現象可以在神經科學中得到解釋?什么構成了神經科學的充分解釋?)、有關“理論結構”所引發的問題(神經科學理論的結構是什么?神經科學理論如何表征?)、有關計算、模擬與神經網絡問題(計算機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擬大腦?模擬和解釋之間的區別是什么?)，類似這樣的問題實際上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討論中不絕于耳，它們在豐富該學科的理論議題的同時也對學科的建構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建立在神經科學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承載的目標、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技術、解讀它建構理論所使用的推理與假設、思考它應用過程中面臨的限制和隱患、探索它在解讀心腦問題中使用的理論概念與背景。因此，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是對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哲學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現和發展就與神經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為后者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導。當然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學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經科學研究，為神經科學提出理論也并不是哲學的任務，“哲學只能在可以澄清心靈的概念以及與相關概念形成邏輯語法關聯網絡的意義上研究心靈的本質，這是哲學的領域。……神經科學只能在可以探究我們的心理和行為能力以及行使這些能力的神經基礎的意義上研究心靈的性質。哲學事業和神經科學事業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為前提，因為關于心靈的概念和相關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會妨礙對神經科學的問題和解決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具體來看，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將關注個體意識與行為現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個體在認知、情感上的差異將導致其意識與行為現象整合的差異，這些差異會反映在神經活動的功能－結構的關系解讀上。因此，在個體水平上揭示不同層次活動之間的意識與行為的對應和相互作用關系，將有助于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整體發展。具體來看，這種整合可以表現為:在意識層面上分析不同語境下的心理與行為;在認知層面上分析行為的信息加工機制;在神經層面上解讀信息加工的腦處理機制，從而最終構成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主題。其二，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將關注倫理與道德的研究。對神經倫理的思考目前已經出現在神經科學哲學研究領域內，并展現出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總體來看，神經倫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經科學的數據來理解道德認知，也存在使用道德倫理來規范神經科學的應用。比如，神經倫理學關注了神經邏輯損傷患者的治療和對待，關注了“讀心術”技術對心靈內容的解讀和傷害，關注了神經科學研究中動物實驗的倫理現狀。另一方面，神經倫理學則試圖擴大研究范圍，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兒童和老年人身上，試圖解讀兒童神經發育以及老年人神經衰退現象，試圖解釋遺傳與環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大腦的活動模式。其三，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與傳統社會科學的交叉。近來的認知成果表明，對大腦活動的研究絕不能是孤立地處于密閉容器中的缸中之腦式的研究，因此必須要將研究對象放置于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交織的社會環境中，只有這樣研究成果才是有意義和符合認知結果的。而處于社會環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規范的約束和限制，而對這些規范的認同和執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與意識基礎之上。很顯然，認知神經科學哲學顯現出的與傳統社會科學的交叉有助于我們在腦層面機制上認識人的社會特征及其本質。其四，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與計算神經科學的交叉。計算神經科學旨在探討心理過程的神經機制，也就是大腦的運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認知功能，因此有關計算模型的運用在計算神經科學的發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腦計算與模擬問題開始廣泛出現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論域中。根據認知理論和神經活動的相關知識來建立計算模型，通過對模型進行多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釋單神經元的建模、感觀處理以及行為網絡等神經現象，從而有助于回答結構－功能間的本質關系。綜上所述，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受到了神經科學的推動和支撐，同時也受到了心理學、社會科學、計算科學等相關學科的影響和關涉。因此，有關認知神經現象的實證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時出現在該領域內。一方面，神經科學的實證需求就要求神經科學哲學能夠確證相關神經系統結構和活動的事實，解釋感知覺、記憶、運動控制、語言、學習、情緒等功能的可能條件，這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來自神經科學的概念、術語和實證方法，從而表現出強烈的自然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來自神經科學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納了包括意識、解釋以及心靈感受問題等哲學命題，從而為哲學的形而上學思考鋪平了道路，并成為哲學的適宜領域，這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能夠解釋有關結構與功能、語言與思維等一系列傳統的哲學問題，進而回答心腦的關系問題。當然，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指出，無論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表征出的是自然主義的立場抑或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思考，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它的出現為人類解決長久以來的認識困境，揭示心靈與大腦的關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認知理由，而這顯然就是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出現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外醫學院在神經病學教育中采用美國“基于問題式學習”（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教學方法。PBL是一種以問題為中心，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方法，教師在教學開始時，列出學生對某一種疾病應該掌握和理解的一些基本臨床問題，通過學生自學、教師講授、小組討論等多種方式，圍繞這些問題進行各科知識的綜合學習，并最終掌握與這些問題有關的各科知識。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可以是在臨床工作中對PBL的一種踐行。PBL這種問題探索式的臨床教學方式，強調在臨床環境下對基礎醫學知識的臨床應用，強調在導師指導下的學生自學和主動思考，與臨床醫生需要培養終生學習習慣的理念一致，不僅幫助住院醫師在臨床學習中掌握正確、系統的臨床思維方式，摒棄孤立、片面的了解單個疾病，同時，這種探究也給枯燥的實際工作賦予了激情，這個過程更能發揮住院醫師的能動性。教師在PBL教學中的作用非常關鍵，決定PBL教學的成敗，因此，教師應加強神經病學專業知識和相關學科知識的掌握，并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提高PBL教學技巧，在神經病學教學中不斷地靈活應用PBL教學，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可以說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是住院醫師臨床訓練的基本環節之一。

1多學科、多中心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對神經病學專業繼續教育的貢獻

單中心、單學科的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可能會存在病種相對單一的缺陷，多中心、多學科的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可以極大地彌補這種缺憾，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歷史悠長，參與者眾，對我國神經病學人才培養影響深遠，是一個極好的神經病學繼續教育范例。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由我國著名神經病學及神經病理學家黃克維教授于60年代初親自倡導創辦，自1978年重新恢復。該臨床病理討論會的程序是：北京各大醫院相繼將自己寶貴的臨床疑難病例及病理資料與大家分享，近年來這種病源已經擴展到上海、山東等外地省市；與會的各大醫院均定期在與會前組織全科醫生集體討論，確定本科對該疾病臨床特點、定位診斷、定性診斷的意見，由本科室的年輕醫師進行匯總、查閱文獻、現場宣讀；臨床病理討論會會上各家醫院相繼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等待最后的病理結果報告；專家進一步分析病情、總結治療中的經驗教訓。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病理科樸月善、盧德宏認為，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對臨床醫學繼續教育的貢獻是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的：充分的會前準備、熱烈的與會討論、高質量的病例提供、每年一期匯編，這也是這種高質量的臨床病例討論會的保證。

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為北京市的臨床醫師尤其是年輕住院醫師和研究生提供了非常直觀的臨床診斷思路和非常震撼的學習機會，是一種多學科、多中心聯合的醫學教育形式。幾十年來，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內容涉及廣泛，囊括了神經病學幾乎所有的病種，很多在國內第一次報告的病例首先出現在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中，如Crow-Fukase綜合征、成人型Leigh綜合征、嗜酸性筋膜炎、艾滋病、CADASIL、血管內淋巴瘤病、正染性腦白質營養不良、中樞神經系統原發性淋巴瘤、阿米巴原蟲感染及路易包涵體性癡呆等，《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匯編》也已發行至全國，成為深受神經病學專業醫師喜愛的參考讀物。可以說，北京市神經科臨床病理討論會為北京市乃至全國神經病學整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也見證了一代又一代神經病學專業學人的成長歷練過程。類似的多中心、多學科臨床病例討論會在全國不同省市可能還有很多。這種多中心、多學科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還需要繼續堅持下去。

2國際醫學會議的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是神經病學繼續教育的一個重要平臺

現代醫學科學要求醫務工作者必須不斷學習新知識、認識新理論、掌握新技術、開拓新視野，才能順應時展的趨勢，參加神經病學專業的國際會議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繼續教育途徑。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神經病學專業的雙邊、多邊國際會議以各種形式的交流活動相繼在中國舉辦，除了國外著名專家的特邀演講、專題討論會、專家峰會、自由投稿發言及壁報展示外，神經科臨床病例討論會也是其中一種形式。如第25屆亞太眼科學會年會的神經眼科分會場就有“挑戰性神經眼科病例（ChallengingcasesinNeuro-ophthalmology）”分享，神經眼科學是一門廣泛涉及神經病學、眼科學、神經外科等的交叉學科，來自不同國家的一些神經眼科罕見病例或疑難病例，如散發性遺傳性視神經病（sporadichereditaryopticneuropathy）、副腫瘤性視神經病（paraneoplasticopticneuropathy）、放射性視神經病（radiationopticneuropathy）、外傷性視神經病（traumaticopticneuropathy）、激素在非動脈炎性前部缺血性視神經病的應用（Steroidworkinnonarteriticanteriorischemicopticneuropathy）、眼肌型重癥肌無力的激素早期應用（Earlyuseofsteroidforocularmyasthenicgravis）等，都在大會上作了病例報道與分析，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討論熱情，開闊了年輕醫生的視野，與會者可以從中汲取許多有益的知識。

摘要：大腦內部每個區域具有不同的功能，基于認知神經科學，依據人本身大腦審美器官區域的組織結構與功能發展特點，對其進行刺激，激活審美神經元，通過全腦開發學前兒童審美感知、審美經驗和審美創造來探尋學前兒童審美教育路徑，可以開闊審視審美教育新視野。

關鍵詞：認知神經科學；審美器官；全腦開發；學前兒童；審美教育

美是人類永恒的追求，不同的時代表現出不同的對美的詮釋，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代表了不同時代人們對美的各種期待。無論是從中國古代原始社會獸牙飾品的野性美到司母戊鼎、三星堆文化的青銅美，還是從詩經、唐詩宋詞的意境美與顏公柳體的結構美到新時期的思想美都展現了人們對美的訴求。即使是在國外，兩河流域文明也展示了他們的美。審美是主體在與美的事物進行交往中理智與情感、主觀與客觀的具體統一的追求真理、追求發展的創造意義過程，不同個體審美眼光不同，審美標準也會因人而異，主流審美會成為時代的價值觀。審美一詞最早來自于希臘詞語Aesthetica,最初的解釋是“對感官的感受”，即對感官帶來的愉悅的刺激。對美的探索體現了人的審美需求，學前兒童審美是學前兒童在欣賞美的事物時創造自己獨立的意義世界的過程。[1]以認知神經為基礎，從感覺、知覺、注意、想象、情感等諸多審美心理要素探究學前兒童審美能力發展，解讀腦認知審美機制的基本結構和功能，有利于實現對學前兒童基于腦神經認知的審美教育，幫助學前兒童產生對美和真正美感的認識。

一、對認知神經科學的期待

認知神經科學(CognitiveNeuroscience)這一學科名稱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由美國心理學家GeorgeMiller最先提出，該學科是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相互結合,于九十年代得到國際學術界公認的一門新興學科。[2]從目前的發展來看，認知神經科學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發展認知神經科學、社會認知神經科學、進化認知神經科學。認知神經科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推進了對感覺、學習、記憶、認知、言語、思維、情緒等大腦高級功能機制的探索，而且，認知神經科學與教育學的結合將學習研究帶入了一個新的領域，有助于學習者加深對自身的理解，加快教學工具和教學方法的變革。學習是腦信息加工和產生腦刺激反應以及大腦對信息感知、處理和整合的過程，強調從大腦層面的變化來解決學習機制的運行，換言之，大腦是整個學習機制的中心，要想把握好認知神經科學視域下的教育教學活動，必須緊緊圍繞大腦這一核心要素，厘清教育教學的發生基礎，從而真正在大腦調控下開展學前兒童審美教育教學。[3]1981年斯佩里教授根據割裂腦的研究發現人的左右半腦在功能上是有分工且不對稱的。[4]雖然大腦兩半球具有相同的大小和表面積，主要的腦葉在表面上看來也是對稱的，但大腦功能卻具有不對稱性特征。大腦的左半球在控制人的五官以及語言符號、分析判斷、邏輯推理、文字理解、數字計算等抽象思維功能上占主導地位。大腦右半球主要控制音樂、節奏韻律、情感、創造性能力，是對感性思維的加工。在中國傳統式教育觀的大背景下，為了適應當今中國應試教育模式，大多數人對左腦的開發較多，對右腦開發較少。學前兒童幼兒期感受周圍世界、學習語言溝通一直到上學之后的教師教學前兒童學習數學計算都是對學前兒童右腦的開發。而家長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在對學前兒童教育過程中也是過多注重學前兒童書寫和語言表達以及書本知識的學習，給孩子報課后輔導班似乎是家長之間約定俗成必辦事項。然而審美活動不僅需要運用左腦感受理解美，更加強調右腦創造美。事實證明，在藝術領域有較高天分的“天才學前兒童”以及有極高造詣的藝術大師大多是右腦開發度較高。學前兒童審美是學前兒童在與周圍環境互動中追求美的過程，需要學前兒童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這雙眼睛不僅指學前兒童在審美時感官系統的運用，也包括超越感官系統之產生的美的靈感。學前期是人一生中促進各方面發展最顯著時期，這個階段的學前兒童大腦潛力巨大。對這一時期的學前兒童應重視早期全腦教育，針對大腦皮質不同功能區對大腦進行刺激使大腦對外界各種信息進行處理加工，進而激活各區域皮質。根據學前兒童腦發育特征制定審美目標，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培養學前兒童審美能力，有益于促進大腦全面發展，尤其在促進學前兒童審美認知、審美經驗和審美創造能力的發展方面是非常有價值的。[5]同時，在有針對性對進行學前兒童審美教育的過程中需注重美育滲透性，通過審美教育促進學前兒童各面發展。

二、基于認知神經科學的學前兒童審美感知

神經解剖學是研究神經系統形態和結構的一門學科，屬于解剖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不僅是精神醫學的重要基礎理論，還是通向臨床實踐的橋梁，隨著現代精神疾病發病率的不斷上升，精神醫學專業的學生也應越發重視自己的專業知識強化。從國內外神經解剖學的教學現狀來看，歐美大部分醫學院校已在本科開設該課程多年[1]，國內長學制醫學教育大多也單獨開設了該課程，但五年制等短學制卻較少單獨開設，相關知識僅在系統解剖學或局部解剖學中略有涉及，課時較少[2-4]，僅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復旦大學醫學院、第四軍醫大學等少數醫學院校一直堅持單獨開設此課程[3]，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醫學院校認識到了神經解剖教學中的不足，提出了單獨開設此課程的建議[3-4]。湘雅醫學院也較早地認識到了神經解剖學是神經科學和臨床醫學的基礎，早在1920—1940年代即已開設此課程，但隨后因學科重組而將內容整合至系統解剖學教學中；根據精神醫學專業學生的專業需求，于1993年開始恢復對精神醫學專業的本科二年級學生開設，此課程為必修課，在前期系統解剖學開課（已講授神經系統內容）的基礎上授課，近5年課時均為78學時。為提高教學效果，順應目前國內外解剖學教改趨勢[5，6]，湘雅醫學院近幾年一直在改革探索最適合廣大精神醫學專業的解剖學教學思路與方法.為了解學生對教學改革的意見與想法，現對本校2014級（32人），2015級（32人），2016級（32人）精神醫學專業共計96人進行了調查，并隨改革內容逐一闡述。

1本校精神醫學專業神經解剖學教學改革內容與措施

1.1教學模式的進一步多元化改革。1.1.1多媒體輔助講座教學。對于神經解剖學這門課程來說，由于神經系統的專業性與復雜性，精神醫學專業本科生的培養方案以及經費、課時、場地等因素的限制，講座仍然是最主要的教學方式。利用多媒體輔助講座教學能將許多生動的圖片、視頻、音像引入課堂，把神經系統抽象、復雜的知識較具體的呈現在學生面前，配合老師的講解，能提高學生在神經解剖學學習中的積極性與效率。1.1.2實驗探索。為加深學生在理論課學習中對神經系統知識的掌握，并讓學生初步掌握神經解剖學和神經科學研究中的基本方法，神經解剖學教研室根據理論課內容選擇性地為學生開設了一系列實驗課，以自主觀察與探索為核心，以神經科學基礎研究技術為依據，具體包括人腦標本解剖、神經組織染色、顯微鏡下切片觀察、課后繪圖等。1.1.3結合臨床影像和顱腦斷層標本進行教學。由于精神科醫生未來需要大量閱讀患者的影像學資料，為加強神經解剖學與臨床的聯系，合理地運用學到的解剖學知識，從2016級學生開始，神經解剖學教研室聯系湘雅二醫院的精神科準備了一系列精神病患者的核磁共振結果圖，配上患者的臨床資料，在課堂上分發給學生，結合正常顱腦斷層標本與斷層圖進行觀察與討論，要求學生找出精神病患者腦結構中與正常人的不同之處，以及分析這些腦結構改變可能帶來的功能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既能早期接觸真實臨床資料，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又能對影像上的解剖學問題進行充分思考與挖掘。1.1.4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problembasedlearning，PBL）。為了以點帶面，激發學生學習的能動性，加深對基礎知識的融會貫通，并跟蹤書本外的學科新進展，保持神經科學研究的敏銳性，教研室采用了PBL這種以問題為核心，經誘導、探索、討論、整合，最后得出結論的教學方法來替代以往的病例分析。教研組選擇了與精神醫學密切相關的2個問題：情緒及其神經基礎，睡眠與大腦結構及功能，讓學生分組討論，通過講座的方式在全班進行展示。1.1.5文獻閱讀匯報為提高本科生的文獻檢索與閱讀能力，促進精神醫學專業的學生對神經生物學研究方法的進一步理解與運用，培養同學們的批判性思維，老師們將學生自主進行文獻匯報作為了教學內容的一部分。考慮到精神醫學專業的專業屬性，教研室選取了腦網絡研究主題，要求學生分組完成1份完整的文獻閱讀報告，以紙質的方式上交，并以講座匯報。1.2教學內容的改革。在2012級及之前的教學是以專題講座的形式介紹神經解剖學領域的研究進展組織教學內容的，學生反饋教學內容不明確，不系統，學起來負擔很重，學習效果也不是很好。經與湘雅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反復交流后，自2014級開始全面深化神經解剖學教學改革，精心整合教學內容，編寫配套講義，在上一學年系統解剖學的神經系統教學基礎上，在神經解剖學教學中著重于系統解剖學中神經系統授課時沒有涉及或涉及甚少的內容如網狀結構、大腦功能分區、不同種屬神經系統結構、感覺運動調控等，加入了神經解剖學的前沿研究如腦白質、腦側化的最新研究進展等。在這些解剖學基礎打牢之后，著重介紹了與精神醫學密切相關的有關腦高級功能的內容，如語言功能、認知行為、學習記憶和情感的解剖學基礎，在教學中聯系臨床，對相關解剖學改變之后造成的功能影響進行了介紹。此外，本次改革仍保留了之前多學科交叉教學的特色，為學生介紹了有關神經系統的發育生物學、神經生理學、認知行為學等相關學科的內容。由于精神醫學專業的特殊性，教研室的老師們所授課的內容多參考了多本書籍及專業文獻，如《神經解剖學》、《神經科學基礎》、《臨床神經解剖學ClinicalNeuroanatomy》、《Neuroanatomy-AtlasofStructures，Sections，Systems》、《AtlasofNeuroanatomyandNeurophysiology》等，故2016級以前神經解剖學這門課程在本校均無特定的講義，僅讓學生根據老師上課講的內容與幻燈片，自己查詢相關書籍進行復習，這也是國外很多課程的教學方式。但也許是長期習慣了1門課程1本書的教學方式，導致學生在復習的時候非常迷茫，覺得“無據可依”，也不清楚教學的重點，大大影響了學習效率，故有近90%的學生認為沒有講義是自己學習這門課程的最大的困難，所以自2016級起，教研室參考了上述權威書籍，根據精神醫學的專業特點，著重放在了腦的高級功能等方面，編寫了適合于精神醫學專業的講義，囊括了神經解剖學領域的核心內容。

2教學改革的效果及存在的問題

根據改革后學生反饋意見，顯示理論課-實驗課-討論課的教學模式，理論課和討論課教學的滿意度都在逐年提高（表1）。有66%的學生認為本課程中將正常人的顱腦斷層標本和斷層圖與臨床真實的核磁共振圖相結合學習的方式既有吸引力，又有實用性，使自己對解剖學知識的記憶很深刻。有63%的學生認為PBL教學方法很好，既緊密結合了課本，又了解了神經科學的最新進展，并使單純的知識輸入通過講座匯報轉為了輸出，使知識記憶更為深刻。66%的學生都對配套講義很滿意，認為其內容全面，最重要的是講義涵蓋了老師上課的內容，使學生復習時能專注于1本講義而不再感到無所適從。所以總的來說，這次改革得到了學生的初步認可，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模式上都有了豐富與深化，具有湘雅醫學院精神醫學特色，夯實了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但是，雖然學生的滿意度在逐步提高，最終的成績卻沒有飛躍式的上升，教改手段與效果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①有71%的學生認為實驗課仍需改進。由于經費不足，大體老師匱乏，場地不夠等原因，實驗課中的腦厚切片與大腦標本解剖都是以示教的方式進行，神經組織的染色也只有一部分學生親手參與，因此在最后的調查中，有84%學生認為自己動手的機會太少，只是被動接收知識而沒有親手運用，在實驗課上希望能增加動手取腦等實驗。雖然16級增加了影像觀察，引起了學生的良好反饋，但受限于實驗課課時、場地及經費等因素，學生實際動手機會很少，并不符合學生對實驗課的預期期望，所以這可能是2016級學生對實驗課滿意度下降的原因。②有63%的學生建議精簡內容，突出重點。這可能是由于多學科交叉教學讓沒有相關學科基礎的學生難以適應，加上本身就已經很復雜的神經系統解剖學知識，使得許多學生抓不住重點，最后復習時有種“貪多嚼不爛”的感覺。

3提高教學效果深化改革的思考

神經外科護理學是外科護理學的重要分支，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低年資護士由于在基本技能、搶救應急處理等臨床經驗方面還不夠成熟，崗位勝任力不能滿足神經外科患者病情重、病情變化快等需求［1］，通過強化培訓來提高低年資護士勝任力至關重要。模擬病例教學法屬于一種應用廣泛的教學模式，具有可重復、真實及科學的特點［2］，通過設計病例、模擬情景、角色扮演等方式，帶給新入職護士最接近臨床的感受［3－4］。2016年1月，我院將模擬病例教學法應用到神經外科低年資護士培訓中，取得了較好效果。

1研究對象

我院是一所以神經科為先導的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其中神經外科包括13個病區，床位數473，護理人員214人。本研究采用自身前后對照的方法，于2016年1－12月，對在我院神經外科工作3年以內的76名護士進行培訓。均為女性，年齡20～25歲，其中本科學歷22名，大專51名，中專3名。

2方法

2．1成立培訓小組。由神經外科教學護士長、教學干事、臨床帶教老師共4人組成培訓小組。2．2形成典型模擬病例。選擇合適的病例，并精心加工為教學所需要的臨床典型病例。臨床工作過程中遇到的實際病例，并不都具有典型的臨床表現，往往會出現很多干擾因素，直接將臨床病例應用于培訓很難收到好的效果。因此在此研究中，經過培訓專家的多次討論，最終根據神經外科專科特點以及對神經外科護士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綜合能力的要求，將臨床病例加工成模擬教學所需的典型模擬病例。2．3培訓方式與內容。2．3．1模擬病例理論教學集中授課與隨機課堂相結合。授課內容包括神經外科護理常規、神經外科常用搶救技能、神經外科護理應急預案等，以講授理論知識為主線，將理論知識與病例有機結合，緊扣核心知識。講授層次清晰，重點明確，增加認知與理解，強化營養護理促進疾病治愈與康復的理念。模擬病例舉例:第一部分(患者的初始狀態):某某，男，35歲，患者于9h前發生車禍后出現神志昏迷，鼻腔、外耳道出血，于當地醫院急診，頭部CT顯示“顱內腦出血，顱骨骨折”，胸部平片示“氣胸”，急診給予“左側胸腔閉式引流灌洗”，患者無明顯好轉，自主呼吸差。當地給予氣管插管，隨后急診救護車轉來我院。我院急診頭部CT顯示:“顱內多發挫裂傷，腦干出血，腦疝，顱內多發骨折，氣顱”，急診以“開放型顱腦損傷(特重型)”收入院。入院來，患者神志深昏迷，需呼吸機輔助呼吸。致傷原因:車禍。傷后意識:昏迷。傷后癥狀:眼眶腫脹，鼻腔外耳道溢血。光反射:消失。引導問題:患者目前存在哪些問題?哪個需要最優先處理?解決這個問題有哪些途徑?措施依據是什么?第二部分(給予措施1或2后患者的狀態變化)，引導問題:患者的問題是否得到解決?解決的具體表現是什么?目前還存在什么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有哪些途徑?措施依據是什么?2．3．2情景式操作技能培訓經過培訓小組深入探究，結合神經外科護理特點及低年資護士操作中的常見問題，同時根據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護理部制定的《臨床護理實踐指南》、《護理操作指南》及《臨床常見護理操作并發癥》的相關要求，將15項操作作為神經外科基本操作培訓內容，分別為:靜脈輸液、靜脈采血、口腔護理、男/女患者導尿、皮內注射、靜脈輸血、口鼻腔吸痰、肌肉注射、鼻飼技術、神志/瞳孔/生命體征的觀察、CPR/除顫技術、軸線翻身、肌力分級、GCS評分、約束法等。每月月初由培訓小組對低年資護士進行集中情景式示教培訓，2016年每月1期，全年共12期。要求事先設置情境，實現案例重現，由臨床經驗豐富的護士擔當標準化病人，從而提高低年資護士的分析能力、溝通能力及應急能力。情景式操作技能舉例(約束法培訓)患者病情設置:顱腦腫瘤切除術后，剛剛從手術室轉回病房，患者全身留有皮下引流管、氣管插管、尿管，同時患者煩躁不安，情緒異常激動。培訓內容:護士對患者病情及情緒狀態的觀察，約束方法的培訓。2．4教學效果及評價。培訓前對低年資護士的理論知識、操作技能及綜合技能進行初步測評，之后每月月末對低年資護士進行當月所學理論、操作技能及綜合技能的考核。連續培訓12個月后對所培訓的全部內容進行考核，考核內容為理論、操作技能及綜合技能，考官為神經科13個病區的護士長及神經外科科護士長。2．5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20．0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結果

【關鍵詞】腦梗塞

摘要:目的:探討腦梗塞（CI）患者血清促紅細胞生成素（EPO）水平與顱腦影像改變關系。方法:對40例腦梗塞患者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測定血清促紅細胞生成素，采用GE-2000型CT掃描機頭顱平掃，將腦梗塞患者按梗塞灶大小分組。結果:CI組患者EPO含量高于對照組（P<0.01）。相關分析發現，CI組患者血清EPO水平與腦梗塞組的影像測定梗塞面積呈明顯負相關（r=-0.640，P<0.05）。結論:EPO水平與影像測定的病損范圍大小，是評價腦梗塞患者的嚴重程度提供客觀依據。

關鍵詞:腦梗塞;促紅細胞生成素;CT

促紅細胞生成素（EPO）是1948年由Bonsdor和Jalsvistor首先發現，是機體內調節紅細胞生成的主要體液因子。Ber-naudin等［1］研究發現腦缺血模型中神經元細胞反星形膠質細胞內出現EPO受體（EPOR）及EPO的表達，EPO與神經系統的關系及其與腦血管病間的關系，也受到人們關注。為此，我們對40例CI患者測定EPO，以及CT測定腦梗塞病損范圍大小，并對其變化特點和與疾病的相關性進行探討。

1資料和方法

1.1研究對象

摘要:神經內分泌免疫超系統的相互作用對于進化、生態學和疾病易感性有重要意義。首都醫科大學開設的神經生物學課程超系統章節是特色內容，國內外教科書中鮮有系統概述。在概要復習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相關基礎內容和超系統概念的基礎上，參考相關文獻綜述和研究論文，重點講授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的解剖學基礎和生物活性物質、相互作用以及炎癥和應激狀態下神經內分泌與免疫的生理學改變。

關鍵詞:神經生物學;神經免疫內分泌網絡;教學方法

神經生物學作為神經科學的一個分支，是20世紀中后期才逐漸形成的一門學科。首都醫科大學是國內較早形成、建立神經生物學學科的醫科院校，形成了圍繞神經系統重大疾病、以轉化醫學為理念指導的神經科學研究特色。本校曾在20世紀90年代開設了針對五年制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專業和七年制(現“5+3”模式長學制)臨床醫學專業的神經生物學課程［1］，主要講授神經生理學為主的相關內容。2007年以來，在國家級教學名師徐群淵教授的帶領下，主要參考Neuroscience－ExploringtheBrain(現為2016年WoltersKluwer出版社的第四版)對本門課程的授課內容進行補充和完善，形成了涵蓋基礎神經科學重要內容的醫學神經生物學課程［2］，其中神經免疫內分泌網絡章(neuroimmuneendo-crinenetwork)節為本課程的特色內容。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都是作為典型的超系統(supersystem)進行發育和行使功能［3］，其相互作用對于進化、生態學和疾病易感性有重要意義［4］。神經免疫內分泌網絡教學重點講授三個系統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而這些內容在國內外神經生物學或神經科學的著作和教科書中鮮有系統概述。我們主要是參考相關文獻綜述和研究論文，再歸納和綜合后講授給學生進行學習和理解。

1超系統的概念

超系統是1997年日本學者Tada創造(coin)的術語，指高度整合了的生命系統如免疫系統，高等生物的神經系統和胚胎發育也可以被視為超系統［4］。Tada解釋了系統(system)和超系統的區別，認為:系統是由多種不同的組成部分或要素(compo-nentorelement)組成;其各組成部分之間有相互協調的關系，可以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系統的功能是為了特定的目的(particularpurpose)［4］。超系統則是由單個先祖細胞產生的不同組分組成;通過自適應(self－adaptation，即細胞適應其周圍環境細胞，若建立聯系則存活并分化，否則死亡)和共適應(co－adaptation，即周圍環境細胞也通過接受或發出信號來適應新分化細胞)而相互聯系自我組織產生的動態自我調節系統;其組分產生和功能運行沒有特定目標，是無目的地(purposelessly)適應早先形成的細胞環境過程中形成的［4］。我們給學生舉例簡要解釋了系統和超系統的概念。呼吸系統由上皮組織、平滑肌組織、結締組織和神經組織等多種組織組成，這些成分相互協調而發揮作用，主要是吸入氧氣排出二氧化碳這一特定目的。作為超系統的神經系統來源于神經干細胞即胚胎神經管上皮細胞，其在各種誘導因素作用下發育為各類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發揮機體的感覺功能和運動調節功能以及學習記憶、語言和情緒等高級腦活動。

2超系統的解剖學基礎和生物活性物質

論文關鍵詞語言障礙，認知神經心理學，評估，治療。

論文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揭示語言及其它認知的腦機制成為科學研究的前沿與熱點。研究各種腦損傷導致的特異性語言障礙，為探索語言和其它認知的結構、加工，及大腦不同部位在語言和其它認知活動中的功能增添了一條新的途徑。同時也對臨床失語癥的診斷與康復起了很多積極的作用。漢語在世界語言體系中具有其獨特性，對漢語的語言障礙及其腦機制的研究將為完善人類語義知識理論、語言的表征與加工模型有重要貢獻，也為發展漢語失語癥針對性的康復方案提供理論和實踐基礎。

1引言

腦血管疾病或者腦外傷等腦損傷會引起認知功能障礙，非常普遍的是語言障礙——失語癥。隨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語言功能的保存逐漸成為醫患關注的焦點。而對失語癥的有效康復只能建立在大腦加工語言正常系統和損傷機理有科學認識的基礎上。目前我國醫院系統對失語癥的診斷主要是以臨床經驗為基礎，診斷的準確性和康復效果不夠理想。

國際上的失語癥研究從19世紀中葉起始、二戰后開始蓬勃發展。在美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從神經科學、腦科學、神經醫學、心理學、語言學、語言康復學等學科領域開展了交叉研究。美國支持相關研究的政府機構包括美國衛生研究中心（NIH，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美國精神衛生研究中心（NIMH,NationalInstitutesofMentalHealth）等。

認知神經心理學是以認知能力異常者為研究對象、以認知加工模型為理論框架，通過患者特異性受損和保留的認知環節來進一步推知人類正常的認知結構和加工方式。它是神經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相互融合的產物。一方面，腦損傷認知障礙研究打開了研究人的認知過程的一扇窗戶，認知神經心理學透過這扇窗戶幫助研究者理解正常的認知加工和表征。另一方面，當前國際前沿的發展趨勢是關注在認知理論的指導下進行診療，使得診斷更細致，康復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