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理想范文10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題。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必須把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擺在重要位置。

社會主義理想對中國的意義是歷史決定的

社會發展是內含價值理想的歷史過程，正確的社會理想反映著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現實可能性，反映著社會成員的長遠利益和奮斗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這一概念，突出強調了個人理想和社會理想的統一性。就主體而言，個人信仰和社會理想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是相對的。個人需求的自我性與滿足需求途徑的社會性的矛盾，是人類價值追求中永恒的矛盾。就個人需求的滿足以社會為中介而言，個人的價值理想既是自己的，又是對他人和社會的；正確的個人價值理想，不僅可以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而且會對社會發展作出貢獻。衡量任何社會理想的價值尺度，歸根到底是看它對個體生存和發展的意義。依據科學的社會理想來樹立個人的人生信念，是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社會和政治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的奮斗綱領，是中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是中華民族自覺選擇的發展道路。

社會主義理想是對人類歷史上一切合理價值理念自覺繼承的結晶。作為社會歷史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緊密結合我國實際的合乎邏輯的產物。

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最初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產生的，是伴隨勞動群眾不斷反抗資本的統治而得到傳播和發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這一理想由空想變成了科學。馬克思用畢生精力闡明了從商品到資本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內在矛盾，揭示了以資本為本位的社會形態的歷史局限性，從根本上解構了資本主義社會，開啟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發展道路并存的新時代。

社會主義作為價值理想傳入中國并生根結果，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選擇，而是中華民族長期探索并最終選擇的結果。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中國人民不斷探索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道路的歷史，努力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歷史。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表明，封建主義清王朝的統治者既不能完成內部的根本變革、實現社會轉型，也不能堅決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實現民族獨立。和辛亥革命的失敗，最終證明了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所追求的資本主義強國之路也無法實現。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提出并踐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引導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使中華民族實現了獨立、民主、富強的百年夙愿。最初，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是一起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通過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而逐步實現的。救亡圖存和振興發展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解決振興發展這一歷史主題的現實選擇和社會理想的統一。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把“引導人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列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整個過程中思想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決議》還強調指出，“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要幫助青少年樹立遠大理想，培養優良品德”。《決議》的這些要求，向我們提出了加強青少年社會理想教育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們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行為規范教育方面頗有成效，但如何把青少年基本品德的教育引導到高層次的社會理想教育上來，有針對性地解決青少年思想政治上深層次的問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仍是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認真解決的課題。我們要站在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歷史高度來深刻認識社會理想教育的重要意義，努力探索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青少年社會理想形成與教育的客觀規律，切實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工作。

一、全面地把握社會理想的構成，樹立科學的社會理想教育觀

社會理想的概念十分廣泛。它涉及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多學科領域。人們對社會理想的理解歧義頗多，莫衷一是。我們認為，對社會理想的正確認識和宏觀把握應圍繞著這樣一個基本核心，即社會理想是一定社會或階級對未來社會發展圖景的總體設計，和社會成員對此設計的奮斗目標的共同追求。社會理想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從理想所屬的對象（主體）來看，可分為社會的理想和個人的社會理想。

社會的理想對個人來說，是前進的奮斗目標，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對社會來說，則是對未來發展前景的設計，是民族凝聚力的體現。它們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離開了未來社會的理想，個體的理想追求就會偏離社會發展的軌道；離開了個體的理想追求，社會的理想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因此，社會理想是社會的設計與個體的追求的統一，亦即社會的理想與個人的社會理想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人的社會理想仍屬于個人理想的范疇，它與個人的生活理想、職業理想、道德理想是并列的關系。那種把個人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割裂開來甚至絕對地對立起來的觀點，是一種機械的觀點。個人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它們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社會理想無論是社會的設計，還是個體的追求都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化的、道德的等方面的理想。而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理想卻往往僅指政治理想這一方面，這顯然是不夠的。還有的把道德理想僅僅看成屬于個人理想的范疇，這也是一種片面的觀點。當然，我們并不否認政治理想在社會理想中具有核心地位和決定性作用，也不否認道德理想在社會理想中的重要意義，但我們畢竟不能以偏概全，以部分等同整體。

我們探討社會理想的構成，是為了確立全面的科學的社會理想觀。科學的社會理想觀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其一是社會理想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宏觀規律和時代的要求，具有客觀必然性；其二是社會理想必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夠成為一定社會、階級、集團成員的共識并為之奮斗的目標，使其具有現實的可行性。一定社會、階級的絕大多數成員對社會設計的認同和對奮斗目標的追求，就凝結成為一種共同的理想。我們今天所說的對青少年的社會理想教育就是特指現階段的共同理想教育。

［摘要］長期以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對于陶淵明社會理想或理想社會的研究，但多數是從文學角度對其進行解釋。本文作者試圖用歷史及社會學觀點從社會經濟結構、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分層、家庭結構、生活習俗結構等方面來闡釋陶淵明的理想社會，希望發現其以后社會的變遷和美好田園生活所到起的積極作用，增強其參考價值和研究意義。

［關鍵詞］陶淵明；社會理想；“自然”社會模式構成

Abstract:Overalongperiodoftime,expertshaveattachedagreatimportancetothestudyof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butmostofthemexplainitfromaliteratureangle.Theauthorinthispaper,fromthestructureofsocialeconomy,politicalsuperstructure,thesocialestateandfamilystructureandbyusingthestandpointofhistoryandsociology,triestoexplain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Wehopethatinthiswaywecoulddiscoverthechangeofsocietyandthiswillplayanactivepartinruralityandincreaseitsreferencevalueandstudyvalue.

Keywords:TaoYuan-ming;idealcommunity;patternofnaturalsociety

陶淵明（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淵明二十九歲那年，因“親老家貧”，“耕織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缸無儲粟”（《歸去來辭序》），于是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幾度出仕，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官。最后一次是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澤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蕭統《陶淵明傳》）從此遠離官場，退隱田園。后陶淵明以滿腔政治熱情和遠大理想抱負作膾炙人口的《歸去來兮辭》，晚年寫了《桃花源詩并記》，以真實的人生來對抗時代的虛偽，以新穎的“自然”來抵御社會的渾濁。通過所描繪的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自得其樂的人間樂園——“桃花源”社會，逐漸構筑出他“桃花源”式的社會理想，希翼寄托其對社會政治積極參與的強烈愿望，展現一種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抱負，更是對晉宋易代的悲憤和感嘆。而其所架構的“桃花源”對其以后社會的變遷和美好田園生活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較高參考價值和研究意義。

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模式——介于“大同”與“小國寡民”間的“自然”社會理想

文學反映的是整體性的社會生活，即便是出自文學幻想的藝術形象和故事情節，仍然離不開現實生活，它們也是以作者對社會現實所掌握的見聞材料和對社會生活的感受理解作為創作基礎的。《西游記》…這樣的神魔小說，也不可能不在它的故事情節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者的某些生活經歷和情感態度。盡管經過作者頭腦的藝術發酵以后，這些經歷已經變形，但是只要認真考察總還會發現作者有意無意所留下的蛛絲馬跡。無論是在群眾集體創作西游故事的過程當中，還是作者取熔傳說獨創偉篇的個人創作過程當中，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某些思想的影響和支配。這些觀念既是時代的反映，也是作者個人觀念(或集體觀念)的沉淀。《西游記》成書于明代中葉，其作者目前尚有爭論，一般認為是吳承恩，本文從此說。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人，生活年代約在1504至1582年間。他出身于一個由小官僚降為小商販的家庭，屢試不中，仕途坎坷，做過一年的縣丞，隨即被人誣陷下獄，這些使他徹底看透了那個黑暗的社會。家庭環境和個人經歷造就了吳承恩“迂疏漫浪，不比數于時人”的性格。吳承恩長期生活在社會的下層，他熟悉下層人民的生活，懂得他們的心理，理解他們的感情。明代中葉幾位皇帝長期不理朝政，政治日益腐敗，宦官專權，權臣攻訐，統治階級日益腐朽，農民起義連綿不斷，統治危機全面暴露。

作者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雖滿腹經綸卻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只有把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改革社會的理想凝聚筆端，寄寓于自己所刻畫的藝術形象中。《西游記》中唐僧雖是欽定的取經者，但小說的實際主角卻是孫悟空。作者通過對孫悟空的刻畫，寫活了這個魔、神、人三位一體的藝術形象。孫悟空是魔，是因為猴子的生物屬性真實而又生動地體現在他的身上，他的外形是孤拐面、凹臉尖嘴、兩腮無肉、羅圈腿、拐子步、活脫脫的-N猴子相。這種以獨特外形的魔的形象出現的孫悟空，才真正是引起讀者閱讀期待的原因之一，試想如果孫悟空沒有猴子的外形，他還能如此強烈地激起讀者的閱讀期待嗎?孫悟空又是神，他有“降龍伏虎，踢天弄井”的手段，他有七十二般變化，他會駕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云，他會使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重達一萬三千八百斤重的如意金箍棒。這種神的形象便于作者寄托社會理想，如果孫悟空缺少這樣的神通，他就無法讓讀者產生美好的藝術想象。同時孫悟空也是人，人的喜怒哀樂的心理狀態，樂觀詼諧的性格，以及好勝好名、好戴高帽的特征他一概具有。正是具有人的特征才使孫悟空的形象顯得如此地真實，更加有利于作者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試想如果沒有人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這一藝術形象還能如此強烈地引起我們的共鳴，在我們的腦海如此長久地延留下去嗎?無疑孫悟空這個富于幻想的藝術形象包含著我們所能理解的社會內容，寄托了作者的社會理想，那么在這個藝術形象當中寄托了作者什么樣的社會理想呢?

一、惟才是用的治國理想

《西游記》以前七回為界，大體上分為兩個部分，前七回著重寫孫悟空與神佛的矛盾斗爭，從第九回起著重寫孫悟空保護唐僧勇斗妖魔鬼怪的取經故事。在前七回孫悟空是一個勇于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出世那時就曾“目運金光，射沖斗牛”，后來經過泛海學藝，習得驚天本領，大鬧龍宮、地府后引起了天界的注意，玉帝才在太白金星的勸導下招他上天為官。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孫悟空是個英雄，但他首先是個有才能的人。他憑借敢于冒險的精神，發現了水簾洞，為眾猴造福，才被推舉為猴王。他憑借廣大的神通，大鬧龍宮，取得如意金箍棒；大鬧冥府，勾除了猴類的生死單；大鬧天宮，打得“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大天王無影無蹤”(第7回)。有人認為前七回孫悟空的形象反映了明代農民起義的反抗精神，筆者對此卻不敢茍同。孫悟空大鬧龍宮是為了取得趁手的兵器，換句話說是為了取得適合他才能的武器裝備。即使孫悟空不取這金箍棒，它放在龍宮中也是塊廢鐵。更何況孫悟空和龍王是鄰居關系而不是被統治和統治之間的關系，怎么能說是反映了農民起義的反抗精神呢?在生死關系上孫悟空和閻王雖有被統治和統治的關系，但長生不老的權利是任何神佛都有的，為什么擁有不低于神佛神通的孫悟空卻不能享有這一權利呢?孫悟空和玉帝倒是有被統治和統治的上下級關系，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原因是“玉帝輕賢”，沒有尊重他這個“天生圣人”。第一次請他上天，只安排他作了個未入流的“弼馬溫”，他自然不服：“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為何教我替他養馬?(第4回)”第二次請他上天，依著他給了個“齊天大圣”的空銜，卻“有官無祿”，不讓他參加蟠桃大會，他才偷酒盜丹，反出天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孫悟空不僅從來就沒有從制度上否定天界神佛的統治，甚至還一直向往“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寶篥中”(第3回)。因此前七回中孫悟空所反對的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也不是統治階級，而是玉帝的“甚不用賢”，他所追求的僅是與自己才能相稱的社會地位，即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在現實社會中實現自我的價值。小說第九回以后則描寫孫悟空保護唐僧西天取經的艱難過程。在取經路上，孫悟空繼承了鬧天宮的精神，和各種各樣的妖魔鬼怪作了頑強的斗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如果沒有孫悟空的得力保護唐僧是無論如何也到不了西天的。他仍然是一個“才人”。在這里孫悟空是一個“才人”形象，而唐僧則是一個有目的、有理想的潔身自好的“賢君”形象，“才臣賢君”正是到西天取得“真經”的原因。孫悟空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作者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滿腹詩書的“才人”，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卻無施展的空間，于是就把懷才不遇的孤憤之情都內化到孫悟空這一藝術形象中了，通過孫悟空的通天神通寄托了自己和邪惡勢力作斗爭，改造現實社會的崇高理想，把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做到的事情都淋漓盡致地宣泄到小說中。

二、渴望政治清明的社會理想

西游記所描寫的天界和人界，實際上沒有一塊干凈的“樂土”。天宮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武，其實卻在神圣威武的外衣下，隱藏著腐敗和丑惡。就連最高領導也難免其中：玉帝不明事情原由就罪及鳳仙郡百姓，三年滴雨未下；佛祖身邊的親娘舅大鵬怪下界為妖。取經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大部分都是有來頭，有后臺的。文殊菩薩的青毛獅子，菩賢菩薩的白象，觀音菩薩的金鯉魚，彌勒佛的黃眉童子，太上老君的司爐童子……都是取經路上的攔路者。更甚者，佛祖還要替自己的妖怪舅舅說話，唐僧在獅駝嶺遇難時太白金星就對孫悟空說：“那妖怪一封書到靈山，五百阿羅都來迎接。一紙簡上到天宮，十一個大曜個個相欽。四海龍王曾與他為友，八洞仙長與他作客。十代閻羅以兄弟相稱，社會城隍以賓朋相愛。(第74回)”雖然孫悟空和這些妖魔鬼怪進行了堅決地斗爭，但每當這些有后臺的妖魔鬼怪束手就擒，或是死到臨頭時，他們的后臺就會降臨現場進行庇護。或是輕描淡寫地僅僅說是自己的疏忽大意；或是委過于人，說是某某神仙的指使；或是把問題轉嫁到取經者的身上，說“你們師徒的磨難未完，應該受難”。孫悟空對神佛的這種行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如孫悟空就對太上老君這位道教的最高神圣縱手下下界作亂進行諷刺：“你這老官，著實無理，縱放家屬為邪，該問個管束不嚴的罪名。(第35回)”即便是對自己的最高領導一如來佛祖也不忘諷刺他是妖怪的外甥。妖魔鬼怪及其后臺一一神或佛這些幻想的藝術形象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當時社會那種官官相護、徇情枉法、貪贓行賄的黑暗腐敗現象的反映。西游記盡情地嘲弄了天界神佛的昏庸腐敗，批判了人間統治者的殘暴荒淫，這實際上也是對現實世界統治者的嘲弄和批判。隨著明代前期清平政治的結束，國力的衰弱，統治者為了更多的貪欲，往往利用幫兇爪牙肆意壓迫剝削勞動人民，這也是明代中葉宦官專權、奸臣當道的原因。當然《西游記》在集體創作的過程中也肯定加入了宋元下層人民的一些感情色彩，但無論何朝何代勞動人民反對邪惡勢力、反對腐敗的愿望卻是一致的。孫悟空對這些妖魔鬼怪的斗爭以及對神佛的諷刺反映了作者對邪惡勢力的強烈不滿。諷刺是因為不滿，而不滿腐敗行為就是要求統治者對自身的行為有所反省，對現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腐敗行為進行整治，達到政治清明的目的。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清明可以從唐僧取經的目的探知，唐僧取經的目的用他自己對唐太宗的話說是：“貧僧不才，愿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求我王江山永固。(第l2回)”這里的“江山永固”，指社會穩定、政治修明、經濟發展的社會狀態。這種理想的政治狀態正是作者在作品中隱含的寫作目的。

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必須確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價值追求目標。核心價值體系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奮斗目標，以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為精神支撐，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道德準則。文學批評是對文學價值進行評價的一種精神活動及評價行為，是人類精神文明和人文價值的重要載體，擔負著塑造人的心靈、凈化人的靈魂、提升人的素質、推動社會進步的重任，承載著人類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奮斗目標和堅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古今中外文學史和批評史證明，文學是人類社會基于對現實生存發展需要和理想追求及其精神探索而產生的。文學是人類理想的結晶和觀照，也是人類理想的提振和升華。人類社會發展在理想追求中不斷超越現實而發展，同時也在文學的理想世界中獲得精神自由而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理想目標的具體內容雖有所變化和更新，但其基本內涵和終極價值意義始終未變。由此可以說，文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對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文學批評對文學的闡釋和評價就是在更大范圍和更大程度上發掘和弘揚文學對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現階段，中國當代文學所追求的理想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這是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的時代選擇，也是當下社會和人民群眾的需求，從而形成文學批評的評價取向，構建了文學批評的核心價值體系。

一、文學批評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實質就是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過程，也是人類精神世界不斷擴大、不斷發展、不斷自覺的過程。人類社會發展主要基于現實與理想的對立統一辯證關系，依托現實而觀照理想，才會產生改造現實以實現理想的動力；依托理想而觀照現實，才會使現實呈現出理想的光輝，現實才具有價值和意義。現實有了理想引導才能不斷發展，理想有了現實基礎才會成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會具有追求和創造的價值和意義。這說明現實與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對而存在和發展的。文學也是人類立足現實、追尋理想的必然結果。同時，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的結晶，更是不滿足現狀，是超越現實、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實現愿望的心靈產物。從這一角度而言，文學是人類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學批評通過文學評價行為事實上已擴大到對人類社會活動的評價，確立評價的共同理想價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第一，人類活動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和主體性。人類從自然界分離出來后就具有人性、人類性及其類本質、類特性，從而使人類活動與動物活動有本質差異。

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1]顯然，人類活動具有三個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動之前就已設定目的，使動機與效果統一、過程與結果統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一種基于現實而追求理想的表現方式；二是自覺性，目的在實現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觀念意識中存在，并指導和支配人類的行為與活動，從而表現出人類意識活動與現實活動的自覺性；三是主體性，人類無論作為意識活動主體還是現實活動主體都具有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現實或基于現實而實現理想，人類主體性發揮不會像動物那樣僅僅依賴于自然和現實的饋贈，以滿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圖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現實、改造對象以滿足人類生存、存在、發展的需求。馬克思指出：“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則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2]馬克思在此集中討論到人與動物生產的不同特征為：“全面的”生產、“真正的生產”、“再生產”、“自由的”生產、“任何一個種的尺度”的生產、“內在尺度”生產、“美的規律”的生產，突出了人類活動的目的性、自覺性和主體性。第二，人類活動具有對象化、人化特性。人類意識觀念中的目的性，通過人類活動與行為在其目的實現中對象化在結果上，從而使結果帶有人的本質、本質力量以及人的意識、觀念的目的性對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馬克思指出：“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只有當對象的人說來成為社會的對象，人本身對自己說來成為社會的存在物，而社會在這個對象中對人說來成為本質的時候，這個情況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對象化”也好，人的意識觀念及其理想目的對象化體現出人類活動的本質和特征。人類在改造對象從而使其“人化”與“對象化”的同時，也使人類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對象的同時也改造人類自身，不斷提升人類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類改造現實、追求理想的意識和能力。馬克思指出：“一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顯然，人類活動的結果不僅是在對象身上體現目的性，而且也在作為活動主體的人類自身上體現目的性，也就是說人類自身的提升、完善、發展也是人類活動的目的。因此，人類社會才會不斷發展，人類也才會不斷完善和提升。這實際上表明從現實到理想、從理想實現到回歸現實，形成現實—理想—改造現實—提升理想的循環的螺旋式上升發展態勢，由此不斷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目標。第三，人類活動的人文精神特性。人類活動主要分為物質生產活動與精神生產活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來看，在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的同時，意識和精神對存在、物質具有反作用和獨立性。同時，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階段，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渾然一體、不可分割；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和社會分工需要，精神生產才分離、獨立出來，形成兩種不同的生產活動方式。但毫無疑問，這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不僅存在兩者相間和界線模糊的生產活動形式，而且也存在著兩者之間的兼容、包容和互滲。因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包含著意識、觀念、精神、思維等因素，也都與生產力、生產工具、科學技術、物質載體相關，因而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協調辯證關系應是人類活動特性的重要支點。文學藝術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緣起和發生，并隨著分工而分離、獨立為精神活動形式，精神性應是其本質規定，也決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馬克思主義將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藝術生產”形式，突出其文學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指出文學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文學與現實之間的“懸浮”性，文學與資本主義生產的“敵對”性，等等，突出文學的形象性、典型性、審美性特征；提出批評的“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突出文學評價的真、善、美價值取向；提出“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突出文學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繼前蘇聯文學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后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主張，在強化文學的政治性、階級性、傾向性的同時也凸顯了文學的理想性。鄧小平在新時期糾正“文學為政治服務”偏頗的同時，強調“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

對于中國文學發展而言，也需要有馬克思主義指導和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目標。這并非僅僅從政治上、思想上對文學提出要求。文學歷來都是人類理想追求、信仰支撐、精神支柱的重要載體，是人類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國當代文學應義不容辭地肩負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奮斗目標。文學批評的人類共同理想評價取向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

新農村金融政策與金融包容的理想

2006年以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村金融發展的政策，即新農金政策。該政策意圖是扭轉城鄉金融發展失衡的態勢并努力促成金融包容社會的實現。新農金政策對于農村金融服務市場準入的調整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新政放寬投資農村金融機構的資本限制，為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資本進入農村金融服務領域開綠燈。另一方面，新政下調注冊資本門檻，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設立提供綠色通道。按照金融法律規定，在中國境內設立銀行類機構，如果是全國性的商業銀行最低注冊資本為10億元，而城市商業銀行為1億元。即使是農村商業銀行，現行法律規定也需要最低5000萬元人民幣的注冊資本。相比之下，新農金政策對于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注冊資本門檻大大降低，設立村鎮銀行，在縣(市)不低于300萬元，在鄉(鎮)不低于100萬元;而信用合作組織，鄉(鎮)不低于30萬元，行政村不低于10萬元;農村合作銀行不低于1000萬元。低門檻政策并沒有降低機構監管，新農金政策規定，設立村鎮銀行必須至少要有一家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主要或者唯一發起人，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另外，新農金政策也對單一自然人、單一其他非銀行企業及其關聯方持有新農金機構股份比例作出了上限規定，即前者不得超過10%，后者不得超過20%。針對20世紀90年代國有銀行紛紛撤離農村造成三農金融進一步失衡的情況，這次新農金政策在金融業發展與監管方面引入了掛鉤制度。為了打破金融業發展上存在的一些地區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金融失衡狀態，銀監會［2009］72號文件提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設置的掛鉤制度。掛鉤政策的初衷是，發起人在經濟發達地區設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也需要同時到欠發達或者落后的國定貧困縣等地方設立相應的新農金機構。由此可以極大解決中西部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鄉鎮金融機構空白的緊迫問題。農村金融機構準入門檻降低是一種制度創新，但僅有這種制度創新還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金融失衡與發展嚴重不足這一瓶頸問題。所以，中國中央銀行及其他金融監管部門大力助推涉農金融服務的創新，尤其是金融產品與服務模式的創新，如金融監管部門推進農產品期貨交易的金融工具、農村各類小額信用貸款及微型金融等產品創新。為了促進農村金融服務創新，金融監管部門在機構并購重組、支付體系、農村信用體系建設、貨幣政策等多個方面協調配合，多方合力助推新農金創新。所有這些創新及政策配套都是為了解決三農金融服務空白與金融機構空白的問題。所以新農金創新不僅是金融業為了自身發展與追逐利潤的自發行為，也是落實國家新農金政策的根本保障。有鑒于涉農尤其是農村金融存在高風險的實際，為了實現新農金的預期目標，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多項財稅優惠政策。具體優惠體現在以下方面:涉農信貸年度增長達到一定程度，國家依照新農金機構上一年度貸款平均余額的2%給予補貼;對于縣域金融機構或涉農貸款利息收入免征營業稅，所得稅以90%計入;新農金貸款撥備的預提準備金允許在金融機構計算所得稅前予以扣除。這些補貼與優惠目的是為了給初創時期的新農金機構提供支持。

新農金政策的實踐與中國金融包容的現實

新農金政策帶來了三農金融服務的新天地并產生了積極效果。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共有新農金機構網點911個，其中村鎮銀行850個，貸款公司16個，農村資金互助社45個，這種發展態勢自從2009年銀監會出臺三年發展規劃以來尤為顯著。新農金政策使得廣大農村地區完全沒有基礎金融服務以及鄉鎮金融機構空白問題得到大大緩解。根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國金融機構空白鄉鎮從啟動時(2009年10月)的2945個減少到1696個，實現鄉鎮金融機構和鄉鎮基礎金融服務雙覆蓋的省份(含計劃單列市)從2009年10月的9個增加到24個。鄉鎮基礎金融服務2010年底就已經覆蓋全國。上述成績顯然是21世紀初金融改革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新農金在整個銀行類金融體系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2011年新農金從業人員占整個銀行類從業人員的0.37%，新農金資產占銀行類資產的0.21%。同時，即使新農金的分布也跟正統金融業一樣呈現出地區差異大、中西部嚴重失衡的態勢。2011年底北京等東部11個省份平均擁有30家新農金網點，而山西等8個中部省份擁有35個網點，新農金網點平均最少的西部12個省份平均只有23家網點，西藏地區截至2011年底沒有一家新農金機構。2009年中國銀監會向外公布了新農金三年發展藍圖。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31個省份只有吉林等7個省份完成了新農金機構開設計劃，實際執行結果與計劃相差甚遠的有河北、河南、山東、云南及新疆等省份(見圖1)。從新農金整體數量而言，原計劃2009—2011年新增1294家(含村鎮銀行1027家、貸款公司106家、農村資金互助社161家)，實際情況是截至2011年年底只有635家村鎮銀行、10家貸款公司和46家農村資金互助社，總計691家。村鎮銀行、貸款公司以及農村資金互助社三年藍圖完成率分別為51.7%、1.9%、22.4%*。30多年來，尤其是銀監會成立的10年來，中國銀行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2011年比2003年銀行業資產規模增長4倍，年均增長近20%。資產增長的同時銀行業資產質量更得到了極大提升。2005年銀行業不良資產率為8.6%，2011年底已經降為1%。銀行業的良好發展態勢在全球銀行業排名中得到體現，2012年中國銀行業首次有4家銀行同時進入全球10大銀行之列，而全國有104家銀行進入全球1000家大銀行之列①。這表明中國銀行業整體實力得到極大提高，金融體系已經進入較快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中國還有較大差距。事實上，在主要金融包容指標方面，中國與收入水平處于高中級組的國家平均水平相差不遠，甚至很多指標比同屬于金磚五國的其他四個國家要好，但是與發達國家即高收入組的國家相比就要遜色許多。如使用ATM機方面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金磚五國中的巴西、俄羅斯、南非等，而且也落后于高中級收入組國家的平均水平*。顯然，表1數據反映出來的金融包容性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驚人成就相比嚴重不匹配。總之，金融包容社會在中國還沒有完全實現，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及最近6年的新農金政策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中國三農金融滯后的狀態。我國政府及金融監管部門的新政與理想與現實經濟與金融發展存在較大偏差。

理想與現實差異的根源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初期各種金融機構在全國鋪設網點，90年代伴隨著企業化經營，主要銀行紛紛離開農村并向城市集中。2006年出臺的新農金政策既是對90年代金融改革開放的矯正回爐，又是適應新農村建設的時代需要。當然，這種矯正著力點顯然在于探索建立符合三農實際的新金融體系。因而，新農金政策應該具有極強的導向性。三大因素造成新農金政策理想與實現脫節。市場需求是最好的發展導向器，新農金機構要在中國生存就必須滿足新時代三農尤其是農戶的金融需求。筆者調查發現，由于自身以及監管等原因，新農金機構如村鎮銀行提供的業務非常簡單，僅是存取及貸款，僅僅開辦這些業務并不比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有優勢。現在農戶最需要的農村金融服務是投資理財，在被調查者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他們的投資理財服務沒有得到滿足。此外，結算與貸款也是受訪者認為沒有得到滿足的主要金融服務。事實上，金融監管部門已經認識到三農金融服務不但需要放寬市場準入門檻，而且要打好金融基礎設施，鼓勵包括新農金在內的涉農金融服務企業創新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模式。但是，囿于新農金機構自身特點，它們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模式遠遠滯后于三農金融需求。沒有切實滿足農戶的金融需要，新農金生存空間就非常狹小。反過來又會對準備進入新農金機構與市場的投資者造成負面影響，從而降低投資激情與愿望。由此不難看出，為何金融監管及國家財稅部門出臺了大量的優惠政策，但新農金機構的“三年規劃”落實卻大大低于預期。盡管新農金政策已經推出6年，新農金機構發展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在廣大農戶意識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認可。根據調查，對新農金機構非常了解的受訪者只有一成，一點不了解的比例高達34.78%。同樣，對于2006年以來國家及金融主管部門的新農金政策，完全了解的人數比例也只有13.86%，而一點不了解的比例達到22.77%。這表明新農金政策以及新農金機構雖然已經推進6年多，但還沒有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金融力量。由于新農金政策及新農金機構沒有得到廣泛認知，所以新農金的出現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三農金融失衡的局面，或者說政府致力于構建與新農村建設吻合的金融包容社會還有較長的路要走。事實上，這種“被認識”的新農金也反映出其對農戶經濟福利作用甚微上:在接受新農金服務的受訪者中，13%的人認為新農金貸款沒有對其家庭的經濟福利產生顯著影響，66%認為影響不大。新農金政策設計者的初衷以為，只要政府放寬新農金市場準入門檻就會向政策制定者預期方向發展。然而政策出臺3年后卻發現，解決農村金融服務問題的任務依然艱巨，新農金機構在三農金融服務體系中作用不顯著。為了進一步發揮新農金政策的作用，切實提高農村地區尤其是中西部邊遠地區及國定貧困地區金融服務水平，真正解決金融服務或者機構空白問題，銀監會再次出臺新農金重要政策，引入“東西掛鉤、城鄉掛鉤、發達與欠發達掛鉤”等金融監管措施*。“三掛鉤”的政策意圖在于確保金融業發展更趨于均衡、消除三農尤其是落后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空白。然而這一政策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即在推動中國走向更加包容的金融社會過程中對經濟價值規律或者說市場機制的作用關注不夠。20世紀90年代國內大銀行紛紛撤離農村地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三農金融服務成本大，經營壓力更大，甚至很多縣以下基層網點連年虧損。縱觀過去30年金融業發展歷程及經驗，中國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現在，金融監管者又通過行政措施要求金融業在推動新農金政策落實上貫徹“三掛鉤”，這無疑與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與市場機制相違背。“三掛鉤”側重于宏觀與政策意圖，但是對經濟與市場機制關注不夠。最終的結果是國內主要銀行缺乏參與新農金機構設立的興趣，而“三年規劃”也就難以落實。總之，政策雖有利于金融包容，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影響到金融業改革的方向并不利于銀行業做強做大，中國銀行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會陷入兩難境地:要么他們不申請在發達地區設立分支機構以及新農金機構，這樣會消弱其發展潛力;要么他們按照“三掛鉤”要求設立機構，而其在落后地區設立的新農金機構則可能重回過去裁撤機構的老路*。

社會主義因為自由民主制度的擴張終結了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組織形式嗎？社會主義相對于自由資本主義的科學性體現在哪里？這是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認清和回答的問題

冷戰結束后，自由資本主義者把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看成是共產主義的終結，他們斷定由于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的基本實現以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勝利，人類政治和歷史已經終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后、最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

面對全球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擴張，面對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我們不得不反思：社會主義因為自由民主制度的擴張終結了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組織形式嗎？社會主義相對于自由資本主義的科學性體現在哪里？這是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認清和回答的問題。

自由民主制并沒有給人類帶來福音

160年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宣告了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共產主義“幽靈”：“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主義為所有社會組織形式提供了終極價值理念，也是所有社會制度是否具有科學性的最終衡量標準。

以個人自由為基點建立的“自由主義主張”，決定了自由民主制度仍然局限于一定范圍和界限之內，是以事實上不民主和不平等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面臨著“共產主義幽靈”不可解構的正義的對抗和威脅。共產主義的正義和人類解放理想是與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現存世界秩序直接對立的另一種真正的民主和正義。在今天的政治現實中，自由資本主義選舉式民主和政治代議制危機、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經濟戰、貧富國家之間的貿易矛盾、貧富分化、戰爭、失業、軍事霸權等問題，充分說明自由民主制度并沒有給人類帶來福音，也沒有終結政治和歷史。正如馬克思所闡述的，現代社會的政治解放還不是人的解放，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的真正自由平等，而是以人的現實奴役和現實的不平等為前提的。只有在階級和國家消亡基礎上理解的共產主義“自由個人的聯合體”，才為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關系提供了可能。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結構危機依然存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歷史的分裂，資本主義社會人的虛幻性生存狀態，都說明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為人的真正自由解放提供觀念和制度保障。馬克思關于歷史發展的規律，揭示了自由資本主義必然會被以實現人類解放和正義為終極理念的社會主義制度所否定和取代。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把“引導人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列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整個過程中思想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決議》還強調指出，“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要幫助青少年樹立遠大理想，培養優良品德”。《決議》的這些要求，向我們提出了加強青少年社會理想教育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們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行為規范教育方面頗有成效，但如何把青少年基本品德的教育引導到高層次的社會理想教育上來，有針對性地解決青少年思想政治上深層次的問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仍是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認真解決的課題。我們要站在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歷史高度來深刻認識社會理想教育的重要意義，努力探索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青少年社會理想形成與教育的客觀規律，切實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工作。

一、全面地把握社會理想的構成，樹立科學的社會理想教育觀

社會理想的概念十分廣泛。它涉及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多學科領域。人們對社會理想的理解歧義頗多，莫衷一是。我們認為，對社會理想的正確認識和宏觀把握應圍繞著這樣一個基本核心，即社會理想是一定社會或階級對未來社會發展圖景的總體設計，和社會成員對此設計的奮斗目標的共同追求。社會理想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從理想所屬的對象（主體）來看，可分為社會的理想和個人的社會理想。

社會的理想對個人來說，是前進的奮斗目標，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對社會來說，則是對未來發展前景的設計，是民族凝聚力的體現。它們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離開了未來社會的理想，個體的理想追求就會偏離社會發展的軌道；離開了個體的理想追求，社會的理想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因此，社會理想是社會的設計與個體的追求的統一，亦即社會的理想與個人的社會理想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人的社會理想仍屬于個人理想的范疇，它與個人的生活理想、職業理想、道德理想是并列的關系。那種把個人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割裂開來甚至絕對地對立起來的觀點，是一種機械的觀點。個人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它們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社會理想無論是社會的設計，還是個體的追求都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化的、道德的等方面的理想。而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理想卻往往僅指政治理想這一方面，這顯然是不夠的。還有的把道德理想僅僅看成屬于個人理想的范疇，這也是一種片面的觀點。當然，我們并不否認政治理想在社會理想中具有核心地位和決定性作用，也不否認道德理想在社會理想中的重要意義，但我們畢竟不能以偏概全，以部分等同整體。

我們探討社會理想的構成，是為了確立全面的科學的社會理想觀。科學的社會理想觀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其一是社會理想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宏觀規律和時代的要求，具有客觀必然性；其二是社會理想必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夠成為一定社會、階級、集團成員的共識并為之奮斗的目標，使

1公共檔案館的社會理想

公共檔案館的社會理想是指人們對于作為一個事業整體的公共檔案館在社會生活中的性質、地位及作用等作出的合乎理性和邏輯的預期和展望,作為檔案館哲學研究的一個前沿話題,公共檔案館社會理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外在因素和內在緣由的,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結果。從外在因素層面看,它意味著對公共檔案館傳統藏用思想的反省,表明當代公共檔案館人由于人類面臨的信息困境而轉向對信息價值和利用者信息權利的關注:從內在層面看,它體現著檔案館人以哲學方式對自身行為及其效應的自覺檢討與自我批判。

如果說在古代中國作為政治附庸的“檔房”的社會理想尚處于一種內向封閉、自我滿足的狀態,而近代中國檔案運動也只是尚具人文主義啟蒙的色彩。那么歷史發展到今天,公共檔案館的社會理想則進入到了一個積極外向、多元開放的全新階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完成了由“以藏為本”到“以用為本”的轉變,形成了以人本主義為核心的信息公平、制度公正、利用自由的社會理想。隨手翻檢當代檔案學者的論著,如馮惠玲的《開放:公共檔案館的發展之路》、郭紅解的《開放親民文化服務——未來城市檔案館的發展方向》,“開放”、“權利”、“自由”、“公平”、“制度”、“保障”等語詞隨處可見。蔡娜等人更是用“公民信息權的基本保障”這一概念來描繪公共檔案館,認為公共檔案館既是社會公共管理機構和信息保障體系,也是為了實現人類信息共享與信息保障而作出的一項社會制度安排。目的是讓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所有形式的所有開放了的檔案信息資源,這就是我們公共檔案館的最高社會理想。

2當代公共檔案館社會理想面臨的現實困境

2.1社會認同存在巨大反差

對公共檔案館社會理想的頌揚和贊譽大都來自檔案館界本身,而社會對檔案館事業的認同與檔案館界對自己的職業認同存在著巨大反差。現實社會對檔案館工作人員及檔案職業的認同程度,絕對難讓檔案館員自豪起來。而更令人尷尬的是,在檔案館界內部對檔案館社會理想的認同也存在較大的分歧,主要是檔案館學理論界與決策層之間的分歧。理論學家提出的理想雖然合理,但在決策層看來卻不切合實際,難以應用,理論成果往往被束之高閣。同時,理論學家又認為官員無視理論,致使公共檔案館事業缺乏邏輯,違背理論規律和原則,而且,檔案館社會理想在實踐層也難以得到認同。因此,理論界高舉信息自由、信息公平的大旗對實踐層不斷進行批判:而另一方面,實踐層還在為自己的生存苦苦掙扎,認為理論界是在隔岸觀火,站著說話不腰疼。可見,公共檔案館社會理想的光芒頂多只是閃耀在理論的象牙塔的塔尖,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還有待考量。

構建和諧社會是古代志士仁人的崇高社會理想，是鼓舞人們為之奮進、為之探索追求的寶貴精神力量。他們所構建的和諧圖景至今仍有一定借鑒意義。

和諧者，和睦協調也。在儒家看來，和諧社會應當是由家庭發端的，由家庭和諧推廣發展為社會和諧。在儒家看來，家國一理，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社會和諧為家庭和諧奠立基本的環境條件。孔子主張：“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這是將家庭和諧與社會和諧高度統一的精辟論斷，他將家庭和諧推廣為社會、國家、文明之間的和諧共長、相輔相成。為形成和諧社會，孔子提出四種辦法和途徑。一是全社會倡行忠恕之道；二是倡行中庸之道，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推崇一個“和”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為貴”，社會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三是任人唯賢，“選賢與能”；四是加強教育，有教無類，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形成一個和諧、有秩序的安定社會環境。

孔子關于社會和諧的主張被儒家和歷代仁人志士繼承并發揚光大。在中國古代史上，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設計過和諧社會的方案。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儒家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在這個載于《禮記•禮運》篇的和諧社會圖畫中，人與人之間重誠信、講仁愛、求友善、修和睦、選賢能、富庶安康，形成財產公有、共同努力、舍棄自我、人人平等、安寧、和諧、祥順的社會風氣，構建了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沒有陰謀和奸詐，沒有戰爭和流血的理想社會。這一和諧社會理想對后世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孟子在此基礎上勾畫出一幅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藍圖，設計出一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圖景。

與《禮記》的“大同”社會理想相似，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設計出一個令廣大農民心馳神往的和諧社會藍圖：“務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但是，這個美麗的空想并沒有實現。

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為寫了《大同書》，提出建立一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諸子百家中其他各家，也曾設計過類似的和諧社會圖景。比如主張“兼相愛”的墨子設計了一個“愛無差等”的和諧社會理想。老子設計出一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和諧社會藍圖。莊子設計了一個“同心”、“同德”，平等自由的和諧社會藍圖。由于階級壓迫和剝削是當時的經濟政治基礎，在“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的社會基礎上，種種構建和諧社會的理想主張只能是空想。構建和諧社會只能停留在人們的頭腦中。在階級社會里只有社會的不和諧，只是不同時期不和諧的程度有所不同罷了。在這個問題上，宋元之際的思想家鄧牧有較清醒的認識，他也曾描述出“至德之世”的和諧社會藍圖，但是他清醒地認識到，他的和諧社會短時間內實現不了，“三千年后”才有望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