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社會理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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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長期以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對于陶淵明社會理想或理想社會的研究，但多數是從文學角度對其進行解釋。本文作者試圖用歷史及社會學觀點從社會經濟結構、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分層、家庭結構、生活習俗結構等方面來闡釋陶淵明的理想社會，希望發現其以后社會的變遷和美好田園生活所到起的積極作用，增強其參考價值和研究意義。

［關鍵詞］陶淵明；社會理想；“自然”社會模式構成

Abstract:Overalongperiodoftime,expertshaveattachedagreatimportancetothestudyof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butmostofthemexplainitfromaliteratureangle.Theauthorinthispaper,fromthestructureofsocialeconomy,politicalsuperstructure,thesocialestateandfamilystructureandbyusingthestandpointofhistoryandsociology,triestoexplainTaoYuanming’sidealcommunity.Wehopethatinthiswaywecoulddiscoverthechangeofsocietyandthiswillplayanactivepartinruralityandincreaseitsreferencevalueandstudyvalue.

Keywords:TaoYuan-ming;idealcommunity;patternofnaturalsociety

陶淵明（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淵明二十九歲那年，因“親老家貧”，“耕織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缸無儲粟”（《歸去來辭序》），于是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幾度出仕，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官。最后一次是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澤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蕭統《陶淵明傳》）從此遠離官場，退隱田園。后陶淵明以滿腔政治熱情和遠大理想抱負作膾炙人口的《歸去來兮辭》，晚年寫了《桃花源詩并記》，以真實的人生來對抗時代的虛偽，以新穎的“自然”來抵御社會的渾濁。通過所描繪的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自得其樂的人間樂園——“桃花源”社會，逐漸構筑出他“桃花源”式的社會理想，希翼寄托其對社會政治積極參與的強烈愿望，展現一種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抱負，更是對晉宋易代的悲憤和感嘆。而其所架構的“桃花源”對其以后社會的變遷和美好田園生活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較高參考價值和研究意義。

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模式——介于“大同”與“小國寡民”間的“自然”社會理想

《老子》曾經描繪了一種社會結構理想：“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民不遠徙；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禮記·禮運篇》則描繪了另一種“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陶淵明則取舍“大同”、“小國寡民”調和而形成一種特殊的“自然”社會。這種“自然”的社會，是陶淵明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并把它作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理想世界來歌頌。關于此，可以從陶淵明的田園詩及桃源詩作來看他的這一社會理想：

尚賢尊圣黃帝唐堯虞舜的遠古社會,是陶淵明所景仰的。《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黃唐”指傳說中的黃帝、唐堯，據說他們統治的遠古時代，社會太平，人心淳樸。陶淵明在此點明意在對這種“賢人社會”完美境界的向往。《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羲謂伏羲，農謂神農，皆傳說中的上古帝王，也以此感嘆上古社會這樣一種政治理想。

和諧田園如《勸農》詩中“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熙熙令音，猗猗原陸……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農夫野宿。”這實際上呈現出一幅和平寧靜的農作圖，是陶淵明把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村封閉式的特質加以美化而成的結果。《和劉柴桑》詩：“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再次表達自耕自織以求暖衣足食的愿景。《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颶開我襟。”也描寫了陶淵明所向往的夏日鄉居的淳樸、悠閑生活，使人進入了寧靜、清幽的村莊，領略繁木林蔭下涼風吹襟的愜意，描繪了小康和諧的農家樂趣。《歸園田居》組詩中也再次描述了理想田園社會的居住情況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田園社會的飲食情況是“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陶淵明不僅描述了田園生活，并身體力行倡導人人都來參加生產勞動。《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以此來歌頌體力勞動的艱苦和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同樣在《歸園田居》之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也再次揭示陶淵明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上都是在詠歌描繪自己的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的愉悅心情。

世外桃源陶淵明辭官歸隱故里之后，一直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由于對現實的失望，迫使其回到詩歌中去構筑一個理想的社會，而《桃花源詩并記》也正是以文學形式表達其理想，展示其烏托邦社會模式的。陶淵明在《桃花源詩并記》里進一步描繪了與田園生活休戚相關的另一個社會圖景：“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這是一種和平寧靜，安居樂業的生活。“往來種作”突出人人辛勤勞作，“怡然自樂”可以看出“豐衣足食”的愉快，對土地，房屋，雞犬的描繪則曲婉地表現出社會安定。而桃源人“設酒殺雞作食”，“各復延至其家”則又表明桃花源民風的淳樸。“詩”中的“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同樣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和平安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雞犬互鳴，童叟歡愉。沒有戰亂，沒有貧窮，沒有壓迫，沒有官場的丑惡，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是那么的和諧統一；人人過著自食其力，康樂幸福的生活，形成一個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

綜上，這里設想出了一個“尚賢尊圣”、“和諧田園”、“世外桃源”等的完美“自然”社會理想及烏托邦模式。表現了陶淵明對現存社會制度的徹底否定與對理想世界的無限追慕和向往。也反映陶淵明希望人們用共同勞動和平共處來創造和諧安寧、幸福美好生活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

二、陶淵明理想社會模式構成及形成

（一）陶淵明理想社會模式構成

關于陶淵明的理想社會模式，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看其構成：

1.在社會經濟方面，描繪了以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經濟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桃花源記》）人們有良田，種植桑樹、養魚植竹，按照四季輪換，種植五谷等作物。“春蠶收長絲，秋收靡王稅”，春收蠶絲，秋收糧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棉矣”，“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古人的理想在這里都實現了。

2.在社會政治方面，極力否定魏晉以來的君主制度，努力架構一個“無君”社會。在《桃花源記》中，“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展示一個與秦漢魏晉等封建主義社會相對立的理想社會。“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揭示了生活在“桃花源”中的人們都是反對君主專制的“賢者”，以其自由自在的生活常態，否定君主制度的存在性。這里沒有君主、國家和各級官吏機構的存在，排除了壓榨和剝削。

社會分層理論認為，根據一定具有社會意義的屬性，一個社會的成員被區分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級、層次的過程與現象，即社會分層［1］。陶淵明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中人人參加勞動：“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希望是一個“秋收靡王稅”的沒有剝削勞動所得完全歸己所有的社會。在他的理想王國中，沒有嚴格意義的社會等級區分和階級、階層分化對立，沒有體現社會的不平等。

3.在家庭社會關系方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桃花源詩并記》）這里，人們以家為單位，相互勉勵，努力耕種，他們日出而作，日落各歸所居休息。自然和諧，和平安靜，安居樂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桃花源記》）有人的地方，就有社會關系，在這個“自然”社會里，人們沒有憂傷，和睦相處，人與人之間沒有社會地位等級差別。這些在其作品中多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方面，更多地表現了友情、親情、人情，富有濃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氣息，反映了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如：“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歸田園居》節選）

4.在生活習俗結構方面，“男女衣著，悉如外人”［2］，人們互相認識，如有來人，便一眼認出外來的人。“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詢。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來了外人，便爭相邀請去家里做客，以殺雞斟酒招待，表露出“自然”社會中的人們熱情與好客。“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雖說荒草掩路，但是阻隔的實際上是“自然”社會與外界的交通聯系，而在“自然”社會中，“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人與人之間經常往來，交情淳厚，老少和睦相處。“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禮器，衣裳則是“自然”社會中人們穿的服裝。禮法、服制猶保存著古風，顯示“自然”社會中的民俗文化特質。

（二）陶淵明社會理想模式形成

陶淵明社會理想模式形成，除了受傳統農業社會和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族聚居觀念的影響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1.陶淵明社會理想產生的現實依據

社會學認為，社會變遷中的理想目標，是社會思想家或者個人在社會變動或者變革背景下，按照自己預先設計的或希望出現的社會變遷的方向和目標。那么按照這個認識，社會變遷，特別是社會環境，對思想家及其社會理想的產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當時正值晉宋易代的前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動亂的時期之一。中原戰亂后，北方士族紛紛南下。東晉王朝失陷了中原、偏安江左，腐朽的統治階層不顧人民的死活，仍在進行著激烈的內部爭權奪利，使人民長期處于動亂不安之中。兵役、勞役、水災、旱災、賦稅，民不聊生，社會矛盾尖銳，人民四處逃亡。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一文中說“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與上述情況十分相似［3］。

社會變遷導致社會轉型，新的社會統治模式的不確定性，往往使社會產生了不同的認知，希望出現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新思潮，而社會個體與此同時產生了社會批判思想——自己的社會理想模式。

陶淵明處在東晉的分裂崩亡時期和晉末的社會轉型之際，政治腐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大小軍閥為了爭奪權力，互相攻殺，兵禍連年不絕。加之，他對東晉的黑暗政府現實產生了強烈不滿，于是堅決地否定自己所處的社會，不斷地構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圖景。那么，以反映人民群眾對于和平寧靜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社會——“桃花源”式的“自然”社會模式便應運而生。

2.傳統思想及同時代思想家的影響

“桃花源”式的“自然”社會模式的設計，不僅有現實的生活基礎而且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論基石。

陶淵明自幼受到儒家經典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另，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所描述的“恒產”理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陶淵明也對其也進行了借鑒與吸收，這主要體現在其所描繪桃花源理想的生活場面中。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源理想社會的設計與孔孟思想是有一定聯系的。

另外，《老子》第十八章提出的“小國寡民”的設想，為陶淵明桃花源理想社會模式的架構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如“黃綺之商山”，“賢者避其世”也和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相像；“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這些在陶淵明桃花源理想社會中的社會生活描寫，可以說是對《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繼承與闡釋。

一定的思想源自于一定的時代。陶淵明的社會理想，產生于東晉南初那個特定的時代，當時魏晉玄學之風盛行。陶淵明受到魏晉玄學思想的影響，表現在他生活及各個方面：崇尚自然并以自然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樸真誠、淡泊致遠、幽美的田園生活。而崇尚自然，則是魏晉玄學的重要思想特征。關于此，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也著重談了這點。

同時代阮籍、嵇康、鮑敬言的“無君論”思想，陶淵明也對其吸收應用。

總之，受傳統及同時代思想的影響，并由于“政治社會化是人們習得其政治取向、意識形態或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4］，因而使得陶淵明在自覺或者不自覺中成為政治社會化中的一員。于是，陶淵明以自己已有的農民平均思想為內動力,借助于其所面對的黑暗現實生活的推動,編織設計了自己的社會理想——“桃花源”式的“自然”社會模式。

3.陶淵明個人人格魅力及其田園經歷

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他常用“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晉書·陶侃傳》）的話來激勵后輩，鼓勵大家要不斷上進。陶淵明的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從《命子》詩中“直方二臺、惠和千里”，“寄跡風云，冥茲慍喜”的話來看，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正直有為、胸襟坦蕩的人。加上少年時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這樣，陶淵明養成了積極進取和直率的品質。

從二十九歲起，陶淵明因“親老家貧”，任江州祭酒。期間，幾度出仕，最后一次是四十一歲（405年）時出任彭澤令，后自免去職，遂作《歸去來兮辭》。在這十三年中，雖有“猛志逸四海”，“大濟于蒼生”的宏圖，鑒于東晉內亂，社會黑暗，官場腐敗，世風偽詐，遍野哀鴻。再加上當時西晉時的門閥制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說法。“門閥制度森嚴，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最終“有志不獲騁”（《雜詩》之二）。這之中，除了天性酷愛自由、率直的個性原因外，更主要受到“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污濁而黑暗的現實所迫，后便隱居潯陽，開始了躬耕田園生活。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也揭示出陶淵明真誠率直的本性，其本性與淳樸的鄉村、寧靜的自然，似乎有一種內在的共通之處，所以“愛丘山”。“開荒南野際……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勾勒了一幅恬靜幽美、清新喜人的生活畫卷，這種田園風光與世外桃源所描繪的生活圖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酒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桃花源記》）是一致的，這里沒有競爭、沒有邪詐、沒有強加的禮儀束縛，人人自耕自食。同時，也無不浸透著陶淵明對社會人生的苦苦求索［5］。

綜上所述，由于“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再加上自幼養成的直率品質及厭惡官場的爾虞我詐和辭官歸田園的實踐生活經歷，這些都為其理想社會模式構筑提供了生產、生活實踐基礎。而這種“自然”社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生活模式，一種理想的人格，那就是他的桃源夢境［6］。

三、陶淵明理想社會的分析評價

陶淵明對其社會理想進行了大量的描繪與設計，這主要反映在其田園詩作及為后人津津樂道的《桃花源詩并記》一文中。為了進一步探求這種理想社會的社會存在價值與深刻含義，應對其作進一步的分析：

《桃花源詩并記》描繪了一個沒有君主、沒有剝削、人人勞動、平等自由的理想社會。那么其究竟是仙境還是人境？多年來，許多研究者認為，東晉末年的現實社會與桃花源的理想社會相比較,發現二者相差甚遠,社會理想與現實生活圖景產生劇烈的撞擊與矛盾反差,無法合理解釋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之后，便草率地把桃花源視為一個遙不可望也不可及的仙境。其實,桃花源理想王國是陶淵明對當時黑暗社會現實不滿的另一種發泄，是其所處客觀現實的一幅“映射”，是對當時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的矛盾的曲折反映。

此外，從時間與空間上來看，陶淵明的這種理想社會，它是遠離塵世,在時間和空間上完全與外部世界隔絕。時間上的隔絕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離開外部世界的久遠“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其二,不采用外部現實世界的歷法紀時,“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空間上的間隔，表現在桃花源的相對獨立性上。獨立性是其存在的基礎，“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桃花源帶有其神秘色彩：武陵漁人偶然才發現了這一世外桃源，“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尤其是漁人驚詫于世外桃源的生活情景，欲將這一世外桃源告之天下，在回來的路上做了記號，“便扶向路，處處志之”。但回來后,復去尋找,卻再也找不到桃源。這些描述撲朔迷離,虛幻玄妙,往往成為持“桃花源是仙境”觀點的人的依據。其實桃花源的神秘性恰恰是它能夠長久與外界隔絕的條件,也是構成桃花源人因避亂世所形成的現實世界過渡到飄逸的理想世界的內在聯系。現實世界已沒有一塊安寧之地,人們只有在理想中才能追求這種完全與世隔絕的理想社會。唯有如此,這一世外桃源才真實可信,才能不斷打動后人,成為后人苦苦尋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世界。

另外，陶淵明設想桃花源固然是想象的虛構，卻也并非是毫無現實作基礎的設計。陳寅恪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里，就以史學家的眼光來考究史料，推論陶淵明所寫的桃園在歷史上實有所據，考出“真實之桃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而且桃源中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不過真實的桃源與虛構有寓意之桃源并不互相沖突，意識本來就是客觀存在的反映。當然其主要意義在于其所表現的社會理想，即所寄托的烏托邦之寓意；而這寓意之產生，又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

我們肯定陶淵明的理想社會，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性。在他的理想社會中“桃花源不只是隱士的天地，也是當時千萬農民的樂土”。陶淵明設計的“桃花源”這個空想社會，本身就是對當時晉代社會政治的徹底否定。我們不能因為它的空想性，就否定它的主要的社會批判傾向。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于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內取得自由的”［7］。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東晉末期戰亂頻繁的環境，使其對廣大農民的經濟生活、農村的現實有更深的了解，對人民的愿望有更切身的體會，再加上其對農耕田園生活實踐的經驗，通過社會理想與社會實踐相的結合，為人們設計出一個既可向往又可實踐的理想王國。

談到這個理想社會,對于當時的農民來說,他們一定是非常向往的,卻是不可能實現的。他把這種理想社會方案表現為一種“避世”形式,可能受了當時盛行的玄談和隱逸之風影響,也和魏晉時期中國的社會不統一有關,也才有可能出現一個這樣被割裂的地方偏安一時。例如，他描述道：“林盡水源，便得一山……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這是其理想中的和諧社會，顯然，這種超脫雖有對美好生活的超然向往，而更多地透露了人們被世事所累時的逃避與解脫。

古希臘“七賢”之一泰勒斯曾經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陶淵明是那個時代駐足現實，著眼未來的人，把個人的命運同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成為那個時代“仰望天空”的引領者。

當然，肯定陶淵明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陶淵明畢竟是一個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詩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許多安貧樂命、及時行樂、消極避世的東西，這些具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東漢魏晉之際，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處于尖銳復雜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受當時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產生的“無君論”思想影響。陶淵明理想社會的設計里因此也就有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是值得肯定的。同時，也應當看出這些也深深地打上了他出身士族及前半生在統治階層生活的烙印。

在陶淵明所設計的“自然”社會中，給出了一幅人人自耕自食、真誠和諧相處、甚至無君無臣、自由自在和平安樂的社會圖景。但是，上古之世，悠想難求，世外桃源，亦無處可尋。陶淵明也只能把淳樸的鄉間田園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而這種社會理想的實現性則是十分有限的，缺乏現實基礎，是不可能實現的一種空想，只是讓動蕩不安、飽受滄桑、社會轉型中的人們活的時候還不至于完全絕望。而陶淵明的終極關懷卻是現實社會，這一點，陶淵明本人也深有認識“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未果，尋病終，后遂無人問津”，最終回到了社會現實。

陶淵明通過描繪他的“自然”社會，使這一人間仙境與污濁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清楚地表明其對戰爭頻繁、爾虞我詐、殘酷黑暗現實社會的否定，也反映了歷經戰亂的人們對幸福寧靜生活的向往，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及中下階層的強烈愿望，有它積極的一面。但由于其具有很大的不可實現性，因而這種理想社會模式也終成泡影。

四、陶淵明理想社會對后世的影響

盡管陶淵明的社會理想具有很大的不可實現性，事實上，陶淵明所設計理想社會圖景對后世的影響還是很積極的、很強烈的。他的“秋熟靡王稅”的大膽設想，對后人創作揭露封建剝削、賦稅征徭的作品很有啟發。如，唐代大詩人王維在《桃源行》中寫道：“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辯仙源何處尋。”劉禹錫寫道：“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筵羞石髓勸客餐”（《桃源行》）。清初黃宗羲提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主張為了全體人民的福利，取消君位，這種思想和陶淵明的思想是相通的。

此外，陶淵明的桃花源理想給豐子愷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豐子愷一生都在追求、倡導這樣的一種“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理想社會。但是他又清楚地明白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虛構的，是烏托邦的，喜歡讀，是因為它能使人暫時脫離塵世。他認為，桃花源是暫時脫離塵世的彼岸世界，是人們所喜愛向往的一切真善美集中組合的幻想存在，是對未來理想生活的合理設計。豐子愷的淡泊與超脫塵俗，都是在追求“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共樂其生活”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

如此等等，世人歌頌陶淵明的理想社會，歌頌世外桃源，想從世外桃源中尋找帶一個逃避現實社會的美夢。從而使得陶淵明的烏托邦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綿長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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