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范文10篇

提要：近年來國內知識界某些人提出的“公正至上”，是一種不切實際、且甚為有害的激進口號。本文認為，重要的問題并不是何黨、何派或何人能夠為全社會確立起一種絕對的社會公正標準；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種與當代政治新思維相一致的方式。按照這種方式，所謂社會公正可以在政府主導和相關利益群體的共同參與下，通過旨在“雙贏”、即兼顧各方利益的協商、對話和談判來達成。這種社會公正自然是相對的；但也唯其如此，它才是現實的。正是在這一點上，荷蘭創造的“泡勒德爾模式”對中國可能具有某種啟發和借鑒的意義。

“社會不公”并不是處于轉型期的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現象，今天西方發達國家也面臨著不少與社會公正有關的難題。但是，由于前者擁有一份為後者不可能擁有的龐大的社會主義遺產，這便使得前一類國家在其轉型過程中叢生蔓延的社會不公，無論在內容或規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亦不同于東亞諸國。那種認為在中國大陸的轉型過程中，應當照搬所謂東亞模式或西方古典資本主義的模式，而可以暫置“社會公正”于不顧，以便盡快實現經濟現代化的觀點，顯然是忽視了這種巨大的差別，同時也低估了“社會公正”對于原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平穩轉型的重大意義。

可惜，至少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社會公正問題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想來那大概是出于對改革的“愛護”，同時也是因為不少人都比較相信“補課論”，即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後發展的國家，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原始積累”那一課不得不補。事實上，由不公正的改革引發革命，或因嚴重的社會不公而導致改革流產，這在中外歷史上都不少見。前者如沙俄時代的斯托雷平改革1，後者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都是很典型的例證。如果我們把歷史的鏡頭再拉近一點，則顯而易見，“社會不公”不唯是引發1989年那場大規模政治風波的重要原因，甚且也是促成俄國近期政治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2這些歷史事實提示我們，即使不考慮改革的價值目標、而僅從其成敗著眼，也不能不把“社會公正”問題列入改革的重要議事日程。

有人以為，目前中國出現的社會不公現象之所以如此嚴重，蓋因沒有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似乎只要進行了民主化改革，社會不公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國的私有化過程中，社會不公同樣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3足見在解決社會不公正的問題時，假如僅僅寄希望于政治改革，那顯然是把社會公正問題過分簡單化了。

有鑒于以上所說，本文將以“如何對待和處理社會主義的遺產”為中心，首先探討社會公正原則的基本含義；繼而分析社會公正借以實現的條件和方式；接著考察中國自改革以來所出現的嚴重社會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將依據近年來在國際上廣受贊譽的“荷蘭奇跡”的經驗，就如何借鑒社會民主主義的經驗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提出若干建議。

一、“公正”與“社會公正”的基本含義

一市民社會發展的歷史

市民社會(civilsociety)在歐洲最早出現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城邦和羅馬帝國，在這兩各地方普遍維持著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這種理想城市中，產生了自由民。他們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國家的市民，是屬于謀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們是特定國家的公民，不屬于他自己而屬于國家，是一個“公人”，必須在必要時犧牲自己的利益去維護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紀的城市運動使商人成為城市市民的主體，形成了與封建主的領地、城堡相區別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會。在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藝人為主，他們盡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獲得了同樣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權（袁祖社，2003：16）。公民對城市事務的參與首先是通過行會和兄弟會等市民自治組織和機構，以保護自身利益為目的。市政議會的權利來自公民群體，并受到市民大會的監督。中世紀的市民社會同政府的分離，而且表現在“它對政府，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影響和參與。但是，中世紀城市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特別是到了同業公會時期，這種排他性嚴重違反了現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會的形成是公元18世紀到19世紀。在戰勝各種市場經濟發展的危機過程中，人們開始對社會秩序的原則進行反思，開始越來越把視角轉向社會內部，從社會自身的運作來解釋社會秩序的存在（亞當·塞利格曼，1992，轉引自亞歷山大、鄧正來2002：51）。近代市民社會開始逐漸獨立于政治國家，反對專制制度，明確地劃分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產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會。1767年亞當·福格森將他的《市民社會史論》(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國愛丁堡，他認為市民社會就是擁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會，是公民自治自決的社會。在市民社會中，每個公民都自覺關心社會的公共利益，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認，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發展，公民們喪失了公共精神，他們把政治和軍事問題交給官僚處理，這就在無意中為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體現了近代市民社會的轉型。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是在19世紀，托克維爾(Tocqueville)認為“一個多元的且獨立于國家之外的自組織的市民社會是民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并且認為制約專制政治的方式必須通過處于國家機構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團的成長和發展（約瀚·基恩，1988，轉引自亞歷山大、鄧正來，2002:117-120）。

從市民社會演進的歷史可以看出，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是國家與社會逐步分離的產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會結構形態。市民社會的形成對于制衡政治國家的權力，推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有著重要的意義。馬克思(KarlMarx)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科學地闡述了市民社會概念的內涵，闡明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統一辨證關系。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產生和消亡看作是階級社會的歷史范疇，是階級利益之分化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產物，隨著階級社會的消失，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也一道消失（轉引自袁祖社，2003：41）。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不但包含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為政治國家的公民和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個人的同一性，還包含了人的全面發展和人類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據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反復涉及到的規則與資源，行動者和結構二者的構成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既定現象系列，即某種二元論，而是體現著一種二重性。在結構二重性觀點來看，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又是投入社會實踐再生產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形態，它既是國家與社會分離的產物，又是進一步建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基礎。如果沒有市民社會的制衡，或者說市民社會發揮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一種情況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國家來統治，這就必然出現專制政治；另一種情況就可能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現混亂，彼此沒有清晰的界限，干預過多、秩序混亂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會是否能夠發揮這種制衡作用，取決于它本身的建構機制和運作機制，正是這種建構機制和運作機制才使它對于形塑健康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二政治學的視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政治學的視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框架下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間力量的均衡。其理論主要有三個取向：洛克(Locke)的“社會先于或外于國家”的理論、黑格爾(G.W.F.Hegel)的“國家高于市民社會”理論和馬克思(KarlMarx)關于市民社會的思想。這三大理論分別從政治國家的基礎、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控制，以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歷史辨證關系來闡述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辨證統一關系。

摘要：社會主義現象是社會主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聯系，是社會主義本質在各方面的表現。社會主義現象和社會主義本質，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在實踐中，我們既要透過社會主義的現象抓住其本質，加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又要大力營造、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現象，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讓人民群眾從切身感受中更加擁護社會主義。

關鍵詞：社會主義；現象；本質

現象與本質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對范疇，二者既對立又統一，有本質，必有現象。遵循這一思路，我在學習、研究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時候，常常想到社會主義現象這個問題。但社會主義現象該如何概括，它與社會主義本質又有什么樣的關系，這類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見，本文試就這一問題作些探討。

一、社會主義現象

現象是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聯系，是事物的本質在各方面的表現。依據這一唯物辯證法原理，我們可以認定：社會主義現象是社會主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聯系，是社會主義本質在各方面的表現。

如何概括社會主義現象？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想，我們大致可以從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兩個方面來把握社會主義現象。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這樣鄭重地強調社會和諧，把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問題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任務的確定，預示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取得戰略性推進，也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和發揮作用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社會學，作為研究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學科，與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有著內在的關系。社會學及其各個分支學科，都能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

從理論上說，和諧社會就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表達就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從這一視角看，也可以說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學科。這是從正向說的。從反向來說，社會學則是研究如何減少不和諧因素，把不和諧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和限度之內的學問。

從實踐上說，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從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結構，即個人、群體、社會等方面來研究具體的條件和機制。就人際關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諧的人際環境，就必須加速和諧社會的主體培育。這主要是通過人的社會化機制，把社會成員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通過不斷的繼續社會化，使社會成員能夠恰當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勞動從社會獲取應得的一份利益，從而能夠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通過社會化的主要手段，把社會成員培養成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人員，以適應現代學習型社會的要求。就資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過社會階層體系這一社會激勵機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會差別的基礎上，激發社會活力，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盡可能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個社會成員；通過社會流動機制，使社會成員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從較低的階層上升為較高的階層。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社會成員能夠多贏互利，使社會利益關系得到協調處理。就社會結構方面看，合理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例如，構建現代職業體系，使至今尚游離在現代職業體系之外的農民逐步進入現代職業體系，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途徑。

從由來上說，社會和諧的提出與社會學的重建，都植根于現代性從舊式向新型的轉變。這里，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控制自然資源、爭奪自然資源為中心，社會和自然不和諧，使自然和社會都付出代價的現代性。上世紀與本世紀的轉折之際，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與自然雙贏、人與社會雙贏，兩者關系協調和諧，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當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變化，進一步推動了對舊式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現代性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潮流和趨向。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目標和任務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對新型現代性的日益自覺。社會學直接產生于現代性。現代性面臨重大轉折之日，必定也是社會重構、個人重塑、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重建發生之時，社會學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視野調整、理論重建的過程。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學必須適應時代的要求，在理論研究和具體運用上不斷開拓新的空間、探索新的途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

維護公平正義，實現社會公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的理想追求，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我們所構建的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除了要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快發展生產力外，另一個主要區別就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當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公正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成為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我們要通過突出公正價值，追求社會公正，推動社會進步和繁榮。

社會公正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力量。一個社會公正狀況如何，對生產力發展具有巨大反作用。分配的不公正，機會的不平等，會嚴重挫傷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只有實現和維護社會公正，使上層建筑適應生產力的狀況，才能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巨大推動作用，效率是公正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公正為效率提供社會保障。犧牲公正的效率，不是長久的效率；犧牲效率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制度應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再分配注重公正，保持社會協調穩定。

社會公正是凝聚人心、整合社會力量的重要源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社會主體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社會。公正作為社會廣大成員普遍接受的價值目標，會形成社會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社會公正是基本權利的保證，機會的平等，按貢獻進行分配和社會再調劑。社會成員能夠接受具有差異性的競爭結果。我們黨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只有遵循公平正義的原則，才能凝聚人心，使廣大人民群眾看到希望，并自覺自愿地為之奮斗和獻身。

一、可控性與“風險”

由于變革是一種人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為變革發動者的關注中心：他們總是希望變革的過程有最大的可控性，這樣才能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當然，變革者必定認為期望中的變革后社會狀況比變革前的社會狀況更可取，不然他們就沒有理由實行變革了。于是，我們似乎可以對社會變革的合理性問題進行如下的理論簡化。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會狀況被視為最壞的情況下，變革才可以被接受。這時，因為事情似乎不可能變得更遭，任何變化都只能被當作是向好一些的狀況移動，對過程的控制雖然是所希望的，但卻不是絕對必要的。如果過程完全不可控，變革向好壞兩個方向移動的概率看似相等，發動變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說來，如果變革過程基本不可控，發動變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當前的社會狀態沒被視為達到了可能達到的最佳狀態，變革的實施就有必要。這時，因為變革的方向可以準確地被操縱，而社會現實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變革就意味著社會向變革發動者所期望的最佳狀態接近。在完全可控與完全不可控之間，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個連續統。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實施變革之前，沒有可靠的方法可用來測量變革的可控程度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什么位置上。這樣，我們就可以引入變革的“風險”概念，并在兩個層次上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按某種方法對變革可控程度進行估計，這個估計是對變革風險程度進行直接衡量的嘗試，得到的結果是對可控程度在連續統中的定位。過程越可控，風險度越小，這是在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但是由于不存在對變革風險進行估計的可靠方法，我們又有了第二層次的風險，那就是我們在第一層次所做的“風險度”估計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說，原來以為基本可控的過程有可能實際操作起來是基本不可控。這里涉及的是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度的可信度問題，而這種可信度就更是沒有可行的測試方法了。不過，至少從理論上講，我們如果能把以上兩個層次的風險降低到某種程度，我們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實行社會變革了。可不是嗎？

但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雖然以上勾勒的風險概念可以為研究社會變革過程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但是如果把這個框架當作理解社會變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風險”問題當作社會變革的中心問題，是誤入歧途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因為這種思路只把社會變革當作一個純粹的工程項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價值底線問題---置之不顧、完全忽略。

二、目標與過程

在本學期暑假中，我們進行了一次以北京市衛生和環境狀況為主題的社會實踐。通過這次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走訪了相關的單位和部門，搜集到了我們自己認為較為真實的資料。這不僅僅對于社會實踐活動有一定的幫助，對于我們自己來說也是收益非淺。這次活動之中，雖然我們竭盡全力的搜集我們所能找的的資料，但是對于這次的活動也僅僅是讓我們基本滿意。

這次社會實踐活動的小組成員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學組成，當然人員是很有限的，也就對我們的社會實踐調查有一定的限制，原創：我們所調查的一些資料基本上僅限于我們的居住地，延慶縣和海淀區和豐臺區，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們的數據和資料是親力親為的相信可以彌補這些缺陷的。

本次社會調查實踐活動內容主要有三項內容：

一北京市衛生建設調查

二公民綜合衛生素質調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報告第一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作了全面闡述，是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對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這個根本問題的再一次莊嚴宣告。

在創立和實踐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形成了社會主義的三個“公式”

回顧歷史，自****年托馬斯·莫爾出版《烏托邦》、****年11月“社會主義”一詞在英國歐文主義的定期刊物《合作雜志》中第一次出現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爭論就綿延不絕。在創立和實踐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不同歷史階段，也都曾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作出過探索和回答，這些探索成果可以概括為關于社會主義的三個“公式”:

第一個“公式”: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生產的計劃調節＋按勞分配＋無產階級專政＋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是馬恩關于未來社會面貌的大致設想，這個“公式”主要是從“特征”的角度對未來社會作出描述、是以英法德等西方國家為藍本的，而且是以“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6頁)即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為條件的。但是，后來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革命并未首先發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成功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中國等非西方國家，這就使得馬恩的設想與實際、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但可貴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當時提供了一個認識和思考未來社會面貌的方法論原則，這就是必須從“經常變化和改革”的角度、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來認識社會主義，而不能寄望于“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

第二個“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這是****年列寧在探討蘇維埃俄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系時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的一個著名公式(見《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頁)。到了1920年底實施新經濟政策前夕，列寧進一步把建設社會主義與發展大工業聯系起來，以更加簡明的語言提出了“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公式(《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頁)。列寧的公式包含三大要義:一是強調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國家政權；二是強調社會主義共和國與世界資本主義發生積極的經濟聯系；三是強調發展高度的社會生產力。這三大要義在后來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都有進一步的豐富和展開。但遺憾的是，隨著列寧的過早去世，這些探索未能繼續深入下去。

第三個“公式”，即斯大林的公式:社會主義＝單一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經濟＋高度集權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元化意識形態。繼列寧之后，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或稱“蘇聯模式”)。這個模式，既有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理解、合理發揮和創造性運用，也有對馬恩個別論斷的教條主義的曲解、附加和形而上學的片面性。作為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一度成為社會主義的“樣板”，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衰成敗產生了深遠影響。

摘要：社區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生活單元，在當代社會的功能日益凸顯，因此構成了創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點，而其中，社區社會資本的培育又構成了主要的創建內容。本文試從社會工作的意義上對和諧社區的概念進行分析，然后以“社會資本”為切入點，運用社區工作的理論、方法及技巧，試圖論述社區社會資本的培育及對和諧社區構建的最終促進。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區社會資本；和諧社區；平安社區

近來，和諧社會引起了廣泛關注，社會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各個學科都在論述和諧社會及其構建，從各個層面對和諧社會的內涵及構成要素進行深入分析。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系統工程，它包括經濟與社會的和諧、政治和諧、文化與社會的和諧、自然與人的和諧、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等，而提及和諧社會，就不得不提到和諧社區的構建，因為，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只有每一個基層社區都是和諧的，整個社會的和諧才能實現。如果基層社區不和諧，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整個社會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社區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在和諧社區的構建過程中，社區工作所發揮的作用不能忽視，從某種角度來看，和諧社區的構建過程其實是社區工作的開展過程，在此過程中，隨著和諧社區的構建，中國社區工作的本土化也將得到促進。

一、和諧社區

要想給和諧下個確切的定義很困難，大致來分析，和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同時也可以這樣理解，和諧包括生物性和社會性的和諧，生物性的和諧主要集中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與自然的和諧，也即科學發展觀角度的“和諧”，社會性的和諧主要集中于社會層面，包括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各系統如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等各層面的和諧。

具體來談，“和諧社區”是具有歸屬感和認同感的社會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社區民眾相互尊重、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和諧相處。在社會工作的意義上，和諧社區的創建過程其實是一種共處情誼的培育過程，共處情誼是一種人際協調相處、友好往來、互幫互助的理想共處狀態，是社會工作致力達到的理想目標，無論是個案工作、小組工作還是社區工作，都是從“人在情境中”出發，在利他主義理念的指引下，“助人自助”，解決個人、家庭、團體及社區遇到的各種問題，最終實現“共處情誼”。

[摘要]擅長議會道路的瑞典社會，本質上是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盡管它對資本主義進行了若干改良，但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瑞典社會的性質。其執政時期形成的以“高稅收、高福利”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客觀上確實有縮小貧富差距和緩和兩極分化的作用，但其實質是壟斷資產階級為緩和國內矛盾、維護自身統治而被迫實行的，同時也是瑞典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結果。瑞典的經驗有值得我們借鑒之處，但其基本制度決不能成為我國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標。

[關鍵詞]瑞典社會；瑞典模式；民主；福利

一段時間以來，瑞典模式或瑞典經驗隨著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升溫，在國內備受一些人的青睞。他們推崇瑞典模式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認為瑞典模式獲得了成功的實踐。他們認為，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樣板的瑞典經驗具有普適價值，它既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又拋棄了傳統社會主義，是介于兩者之間而又超越它們的第三條道路，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有人甚至還斷言，我國改革開放后走的就是一條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瑞典模式很值得中國效仿。因此，正確看待瑞典模式或瑞典經驗，澄清是非，對于我們領會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一、瑞典社會實質上是改良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

瑞典社會是個具有百年歷史的老黨，始建于1889年。黨的創始人亞爾馬·布蘭亭早年受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總體上屬于改良主義，并熱衷于議會道路。1896年，他為該黨贏得了第一個議席。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的任務》一書出版，修正主義在第二國際內部呈泛濫之勢。同年6月，法國機會主義者亞歷山大·米勒蘭加入了資產階級反動政府。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布蘭亭把爭取普選權和議席作為黨的主要任務。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黨的影響的擴大，社會在議會中的席位增加。1905年，該黨與自由黨聯盟取得下議院的多數席位。1917年的大選贏得31%的選票和86個議席，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并與保守的人民黨聯合執政。1920年聯合政府倒臺，布蘭亭出任首相，由此拉開了社會執政的序幕。在20世紀20年代，瑞典社會有過三次短暫的組閣，但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執政地位趨于穩定。1932年到2006年這74年間共執政65年，尤以1932年至1976年連續執政44年為最長，成為世界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社會。因此，社會作為曾擁有100多萬黨員的瑞典第一大黨，在國內民眾中影響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受世人矚目，成為西方社會吹捧的典范。盡管如此，從本質上講，擅長于議會道路的瑞典社會，仍然屬于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這在該黨于2001年11月第34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第八份黨綱中有鮮明的體現。新黨綱的某些理論觀點與政治主張雖不同于舊黨綱，但其基本主張沿襲了過去的精神，沒有原則性的變化。

黨綱的前言部分開宗明義地提出，該黨要致力于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即要建立一個以自由、平等和團結為目標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理想來自先輩的文化遺產，經過后代人經驗的改造，它已成為該黨當前和未來政治斗爭中的推動力。自由、平等和團結是瑞典社會人的價值觀。所謂自由，包括不受外界的強制和壓迫，免受饑餓、無知和對未來的恐懼的侵擾，也包括有共同參與、共同決策和個人發展的自由，有生活在安全的群體中、有控制自己生活和選擇自己未來的自由；所謂平等，是對人的價值等同、尊嚴和權利等同的思想的表述，平等意味著每個人有著平等權利來控制自己生活，來影響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對所有人來說，團結都是爭取保障以及與周圍社會和諧的前提，團結要求人們各盡所能地為社會和勞動生活做出貢獻并承擔責任。自由、平等和團結一起構成了民主社會的基礎。同時只有民主社會才能使自由、平等和團結成為現實。民主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觀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