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范文10篇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當前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著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著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目前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后，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從現在看來，目前中國應在解放剩余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農村問題，目前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目前，各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借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農民問題，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農民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據統計，截至2000年底中國義務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蓋率達到85％，在普九未能覆蓋人口中，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錯誤觀念指導下形成的便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民如何與強國競爭？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富民強國的重要舉措。公務員之家:

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減負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再三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個別地方“令不行禁不止”——農民負擔照原樣，引發農民抗交國稅和集體上訪等事件發生。農民負擔重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負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夠，目前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飯的人不少”。因此，減輕農民負擔首先應該考慮加大力度進行機構調整，減員增效，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有9億，占全國人口70％；農業人口達7億人，占產業總人口的50．1％。“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考慮農業自身的體系化發展，還必須考慮三大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三農”問題的解決關系重大，不僅是農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黨和政府的大事。

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最后。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現在農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還必須自己組織起來。農民組織的發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主張首先應該鼓勵農民成立一些行業組織、專業協會，比如農產品銷售合作社、農業技術協會等，這方面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或稅收政策予以扶持。

目前社會上不應該用過激的言論，解決或緩解“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強調一點。也不能用過激的辦法來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由歷史造成的并在歷次體制變動中不斷累計起來。面對這些問題，企圖想讓一屆或兩屆政府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過急，只能重點突破，如果社會上一些人總用一些偏激的言論、并提出一些異想天開的解決辦法，對解決三農問題毫無益處。最近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使政權退出農村，認為這是一種極為幼稚的想法。因為在市場經濟情況下，農民是弱勢群體，如果我政權退出農村，這些弱勢的群體誰來保護，農村的公共品由誰來提供，農村貧困問題由誰來解決。從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保護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民，并向農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農村的責任。很顯然，如果讓政府退出農村，這些能產生很大外部效益的公共事業會立即出現供給缺位。另外，還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主要在三農之外”覺得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為他把三農的長遠問題和近期的問題混淆在一起了不能把寄托于長遠的戰略手段放到現在來解決三農問題。所以最后我結論是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也要在三農之內，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長期。

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解決：認為在三農之外”解決“三農”問題。

將來我解決三農問題的目標是要把城市和農村、政治和社會納入一體化的進程。為了這個目標，首先“三農之外”改革和政策目標是什么？覺得核心是要實行向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過渡。無論是長期還是近期關鍵是要解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人口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財稅政策（包括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點是農村稅費，目前的農村稅費改革不是最終目標，一種過渡方案，最終應該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稅收制度”目標，所以盡管目前農村的稅費改革有進步，但是稅制結構設計還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種歧視性的政策，這種歧視性政策從長遠看是要消除的

一級市場由國家控制，第二是土地市場開放問題。現在土地基本上沒有市場而言。二級市場農民不許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剝奪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后，國為什么會發展這么快，發展成本也這么低，關鍵就在于農民有一塊地。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穩定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之所以在就業不充分的條件下，還能穩定在農村，就是因為農民還有一小塊土地。今后，如果說土地市場還不開放，還是由國家用低價強制購買土地，農民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最終會造反的這會直接干擾我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為什么？一是現有的城市發展是關起門來搞城市化”把農民關在城外，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目前我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條不符合中國的道路。自己在城內搞現代化，這是為城市“錦上添花”而不是搞農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強調大力發展小城鎮，因為“小城鎮，大戰略”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問題。這是一種錯誤的戰略選擇和過時觀念，實際上這是一種“離土不離鄉”傳統觀念的延續，實質上就是不愿意讓農民進大中城市，不許他分享大中城市積累的文明成果。從國情來看，中國若要遍地都去搞小城鎮，總有一天我國會沒有土地可耕，國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的土地資源要比我國豐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學習，土地稀缺、人口密集，國應該與日本一樣，走“資源密集型”城市化道路，這樣可以節約土地和水資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設施。

三農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產業出現的幾個重要問題：農民、農村、農業問題。這三個問題的統稱即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最早由經濟管理學博士溫鐵軍于1996年正式提出。中國共產黨于2003年正式將“三農問題”引入正式工作報告，并隨之迅速成為中國政府需要解決的頭號問題。

農民：是指中國共產黨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后,與城市居民形成對稱的二元國民的弱勢群體。占我國總人口近70%。非指自然意義上居住在農村，并從事種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植、養殖業的農業勞動者。其劃分的標準并非產業，而是以父母的戶籍為唯一標準劃分的群體。

農業：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場、山林為主要生產資料的產業群的總稱。與其它產業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其生產過程受自然資源制約，具有天然的弱質性。二是產業鏈條中斷，農業只指其中間的生產環節，產前、產后環節則不屬農業范疇。它是二、三次產業的基礎產業，居民生存的原產業，農民的主產業，20世紀末，其創造的GDP占整體國民生產總值的15%以下。

農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區以外的廣大國土地域。即人口集居遠低于城鎮的鄉村，國土承載的公共產品價值量極低的地域。問題：是指系統中不相匹配的環節或子系統。即與其它環節和子系統在運動中不相匹配的外在表現。或者說是系統中某一環節或子系統存在狀態與其他子系統或環節差距的描述。

三農問題：獨立地描述是指廣大鄉村區域，只能以種植、養殖生產業為主，身份為農民的大部分國民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問題。系統的描述是指21世紀的中國，歷史形成二元社會中，城市現代化，二、三產業發展，城市居民的殷實，受制于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后的問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三農問題實質是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同步問題，結構不協調問題。

三農問題，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它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任何工業化國家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問題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國人口基數大，解決起來規模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單方面獨進，三農問題積攢的時間長，解決起來難度大；新中國建國50年，許多城市政策設計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比較效益短時間內凸顯，解決起來更加復雜罷了。

一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十六大報告對三農問題給與了特別的關注。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幾年來，中央逐年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支持力度，特別是農業稅的減免，使中國農民進入了一個無稅時代。但是，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的落后面貌遠沒有根本改變。根據有關資料，我國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農村，有占近5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占15％。從進出口來看，2004年農產品進出口額為514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總額11548億美元的比重為4.5%，而其凈出口額為-46億美元，對農村GDP的貢獻率為負數。經濟的落后導致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問題更加嚴重，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問題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經提出過“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并把發展的次序規定為“農輕重”，也就是說，要把農業的發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一方針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是從農村開始的，但農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二十多年來沒有大的進展。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法實現規模化的經營，作用極其有限。所以農村的發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際上是把發展的重點放在了城市。無論是國家的財政投入，還是社會投資，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農村和城市的差別不但沒有縮小，而且有擴大之勢。統計資料表明，1978年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農村改革開始后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點1．82：1，隨后城鄉收入差距又有擴大，到1990年城鄉收入比為2．2：1，1995年為2．71：1，2004年，則達到3.2：1的歷史最高水平。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數國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發展農村，迅速改變我國農村和農業的落后面貌，已經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而且成了一個必須盡快迅速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果不能迅速扭轉這種情況，不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將受到影響，而且有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這一著名論斷至今仍然沒有過時。今天我們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三農問題。沒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業和農村的崛起，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崛起。

二

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透視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增長曲線始終處于強幅波動之中。由于中國還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對農業的調節還很不到位，因此，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不是主要由供求關系等市場力量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為的不良偏好所決定的。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采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減產。前年全國糧食總產僅4億3千萬噸，糧食安全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去年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總產達到4億6千9百多萬噸，但能否鞏固住這一趨勢還很難說。中國糧食一旦出現較大缺口，由于人口眾多和交通不便的緣故，靠國際市場調節是沒有保證的。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基本立足點應放在國內市場上。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于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向農地投資。現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于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何謂“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的總稱。1996年以來，農業步入一個困難時期，農民收入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平在給上總理書中列舉了農村中觸目驚心的危機：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李昌平的上書通過媒體震動了全國，“三農問題”的危機暴露在公眾面前。

為何“三農”問題成為關注熱點

影響社會穩定

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290余人。嚴重超編的吃飯人頭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壓力，一部分政府機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入不敷出，而這種財政狀況正是農村濫收費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增幅過快，也遠遠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關鍵是看“三農”問題能否得到很好解決。

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農村發展形勢的惡化，誘發的農民反抗時間逐漸增多，規模逐漸加大，出現了反抗形式逐漸升級，出現暴力化趨向。“三農”問題不解決，長期來看，不利于社會穩定；從短期來看，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引言

盡管農村是掀起中國改革的先鋒，但隨后長期的忽視已導致農村改革還處于初始階段。隨著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場機制的基本建立，所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又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是導致目前內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目光投向了這一領域。我們這里將近期學術界對解決三農問題的相關討論作一綜述，以對目前三農問題的解決思路作一梳理。

1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統稱為“三農問題”，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農民是經濟的主體，具有主觀能動性，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村的發展水平，農業是農民經營的產業，農業發展的如何，及其結構分配直接關系到農民的收入，影響到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的穩定性。農村是農業和農民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某種程度上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

“三農問題”一直以來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瓶頸[2]，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函數當中的重要變量。在“以農補工”和“一國兩策，城鄉分治”的狀態下，農村越來越被置于邊緣化境地；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困局中，農民于市場經濟語境中表現得越來越失語。如此，以土地為生存技術和生活保障的農民只有選擇外出逐利謀生，同時也把更多的夢想和希望留給了他們的下一代。在廣大農村，父母雙雙出去打工，16歲以下的“留守兒童”已經愈來愈多。實際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為他們的子女積攢學費而“投資未來”不斷流動的。可是，這些“留守兒童”又成了當下中國基礎教育的盲點他們小小年紀便得不到父母的關愛，家庭教育處于空白，一些學生養成了許多不良習氣甚至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惡性事件來，一些家庭“投資未來”的理想也隨之破滅。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不斷提出對“三農”問題解決措施，并且指出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國務院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我們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強農業，支持農業，保護農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要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等等。2005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表示，必須繼續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整個經濟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農政策，改善生產條件，穩定涉農價格以及拓寬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8]：“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攻堅，力爭進一步突破。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進程的深入，改革的難度在增加。有些改革進展緩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處淺層；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缺乏協調和平衡，整個社會缺乏改革的協調機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經濟社會各方面，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于改革的中心環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另外，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同億萬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應該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推進民生類制度的創新。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出口大幅增加，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成為穩定國際經濟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外資在出口中所占比例過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利用外資過程中在產業素質、資源、環境、勞工權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較多問題。鑒于存在的問題，必須“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要引導各地由追求引資數量與速度轉到更加注重引資質量與效益。“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和諧社會，關鍵在落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一五”期間社會發展的一個新課題。建立和諧社會，包括擴大就業、社會保障、調節分配以及文化體制、醫療衛生、安全生產等。

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其一生都對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給予了深切的關注,特別是他在中國革命時期形成的對農態度及政策體現了他對待農民問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遠見卓識的戰略眼光。尊重農民、引導農民、組織農民、聯合農民、依靠農民的根本態度及減輕農民負擔、解放農民的各項政策,不僅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也給我們今天研究三農問題,明晰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與對策以有益的啟示。

(一)調查研究三農問題的真實情況,剖析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先決條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P109)。在《農村調查》序言一文中,再次強調調查是研究農村問題的重要方法。要想形成正確的對農態度和政策就必須了解農村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這種社會調查的方法給我們研究三農問題以有益的啟示。

三農問題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問題,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但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面對這種狀態,必須反思我們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正確。多年來,我們研究問題、出臺政策多依賴于官方的統計數據,缺乏實地社會調查。而中國現有的干部考核選拔制度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官方統計的不真實性。遠離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是造成政策不切實際、軟化無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3月,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一封《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揭露了大量縣、鄉鎮政府的謊言,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更讓我們意識到眼睛向下進行實地社會調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大量的實地調查展現了中國農民、農業、農村的實際現狀:(1)農業生產已經進入大面積、多品種、長期性的生產過剩階段,在國際農產品的價格普遍低于國內價格的大形勢下,農業增產不增收。因此,不能簡單用短缺經濟時代的思路解決農民問題。為了實現增收,政府出臺了調整農業結構的政策。但自上而下近乎強制性的指導調整由于缺乏周密的調查研究,不僅侵犯了農民自主生產的權利,而且使農民承擔了過多的風險和損失。(2)農民負擔日益沉重,農業生產微利甚至虧損,農業經濟增長緩慢,農村社會相對日益走向貧困化和邊緣化。這些問題在中西部農村更加嚴重。這種情況下,再進行一刀切的稅費改革,不顧農業利潤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的實際盲目推廣農業產業化,不顧中西部農村的現狀盲目發展鄉鎮企業,將會給農民帶來更大的傷害。(3)鄉鎮一級政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加劇,基層政府的合法性、權威性受到懷疑和挑戰。為了加強對農村社會的控制,產生了龐大的鄉鎮官僚體制,導致農民的稅費負擔逐漸加重。出現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是現有的體制所造成的。政府的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卻收效甚微,關鍵是改革沒有農民的聲音,沒有真正落實農民的民主。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研究三農問題如果離開了農民這個視野,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必須從農民的生存現狀、行為反映中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事關三農問題的政策出臺和制度創新必須以農民問題為契入點,以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為核心。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喚起農民自救的自覺意識;因此,不能武斷、強制地推行政策,只能做宏觀的指導。

(二)立足三農問題的根本,尊重農民的自由選

擇,解除農民的束縛,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內容在中國革命早期,黨內存在著對待農民態度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二是以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的“左”傾機會主義傾向。針對這兩種傾向,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的這種切合當時形勢的正確認識形成了其在中國革命時期始終尊重農民、聯合農民、團結農民的根本態度和減輕農民負擔、解放農民的相關政策。歷史已經證明,中國革命沒有農民的參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同樣,沒有農民的小康,希求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也只能是空談。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8億農民的社會現實不容忽視。一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必須立足于三農問題的根本———農民的生存問題,必須以尊重農民的自由選擇,解放農民為核心內容。

1問題的提出和基本概念界定

1.1問題的提出:農民、農業和農村為什么總是放在一起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部門,農民、農業和農村幾乎總是被聯在一起進行觀察和研究,但工業、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極罕見的時候才聯在一起進行觀察和研究,“三農”和“三農問題”這些概念即是這一現象的集中反映。我們的農業經濟學,不僅研究農業,也研究農民和農村;我們的農業部門不僅管農業的事情,也管農民和農村的事情。“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其解決的辦法,在當前的理論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個基本的思路:在三農中解決三農問題,通過三農解決三農問題。這實際上也是農民、農業和農村始終合并提為三農的一個主要原因。但發展的現實告訴我們,農業的現代化發展遲緩,農村的落后狀況并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農民的收入增長問題越來越制約內需的增長。企圖通過三農內部來解決三農問題,被實踐證明是難以實現的。對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瓶頸的三農問題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戰略思路。討論三農問題不能就三農而言三農,而是要跳出狹隘的三農領域[1]。必須跳出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三農”思維定勢[2]。

傳統解決思路是基于農民、農業和農村的關聯性:農業發展了,農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夠改善;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業的投資就可以增加,從而農業也就發展了;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改善,農業也能夠發展,農民的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這些現象并沒有如我們所愿而出現。傳統解決思路過分關注于三者的關聯性,而沒有注意到三者之間其實還存在著根本的獨立性,這需要我們對三者的內涵進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農民、農業和農村的一般屬性和特殊屬性(1)農民作為一類經濟主體具有一般經濟主體的共同屬性,同時在現階段也具有從事農業活動和居住在農村的特殊屬性。按照經濟學的觀點,經濟主體是在一定約束條件下,按照最優化進行決策的行動者,其同時或分別扮演三類角色:企業家、要素供給者(土地、資本、勞動)和消費者。在這一點上,農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獨立判斷和決策能力的公民沒有任何區別。但由于主要或長期從事農業這種特殊的經濟活動,以及主要或長期居住在農村這種特殊的地理區域,農民在具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現為:①農民所掌握的資源主要是土地;②農民所擁有的技能主要是農業活動的技能;③基于傳統農業生產的特點,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低;④基于農業的生產特點,農民以分散居住為主。

(2)農業作為一類經濟活動具有一般經濟活動的共同屬性,同時在現階段也具有由農民主導和在農村進行的特殊屬性。經濟活動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其產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種類、數量、結構和質量決定的。在這一點上,農業與其他經濟活動沒有區別。但基于農業自身經營對象的特點,并由農民這一特殊的經濟主體主導,以及在農村這一特殊的區域進行,農業在具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種類、數量、結構和質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現為:①農業生產的基礎性和分散性形成了農業活動的封閉性;②農業活動的封閉性降低了農民對發展技能的需求,反過來制約了農業活動的技術進步;③農民生活的封閉性降低了農民增加農業投入的興趣,從而制約了農業規模的擴大;④農村相對落后的生產生活設施提高了農業活動的成本。

(3)農村作為一類生產生活地理區域具有一般生產生活地理區域的共同屬性,同時在現階段也具有主要承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特殊屬性。生產生活地理區域主要以資源、生產生活設施、經濟活動密度和人口密度為基本要素。在這一點上,農村與其他生產生活地理區域沒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載農業活動和農民生活,農村在具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現為:①為了適應農業的土地密集型特點,農村在區域面積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制約了農村經濟活動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載農業活動,農業活動的剩余制約了農村生產基礎設施的發展;④由于主要承載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收入制約了農村生活設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