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農觀點及處理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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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其一生都對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給予了深切的關注,特別是他在中國革命時期形成的對農態度及政策體現了他對待農民問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遠見卓識的戰略眼光。尊重農民、引導農民、組織農民、聯合農民、依靠農民的根本態度及減輕農民負擔、解放農民的各項政策,不僅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也給我們今天研究三農問題,明晰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與對策以有益的啟示。

(一)調查研究三農問題的真實情況,剖析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先決條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P109)。在《農村調查》序言一文中,再次強調調查是研究農村問題的重要方法。要想形成正確的對農態度和政策就必須了解農村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這種社會調查的方法給我們研究三農問題以有益的啟示。

三農問題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問題,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但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面對這種狀態,必須反思我們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正確。多年來,我們研究問題、出臺政策多依賴于官方的統計數據,缺乏實地社會調查。而中國現有的干部考核選拔制度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官方統計的不真實性。遠離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是造成政策不切實際、軟化無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3月,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一封《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揭露了大量縣、鄉鎮政府的謊言,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更讓我們意識到眼睛向下進行實地社會調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大量的實地調查展現了中國農民、農業、農村的實際現狀:(1)農業生產已經進入大面積、多品種、長期性的生產過剩階段,在國際農產品的價格普遍低于國內價格的大形勢下,農業增產不增收。因此,不能簡單用短缺經濟時代的思路解決農民問題。為了實現增收,政府出臺了調整農業結構的政策。但自上而下近乎強制性的指導調整由于缺乏周密的調查研究,不僅侵犯了農民自主生產的權利,而且使農民承擔了過多的風險和損失。(2)農民負擔日益沉重,農業生產微利甚至虧損,農業經濟增長緩慢,農村社會相對日益走向貧困化和邊緣化。這些問題在中西部農村更加嚴重。這種情況下,再進行一刀切的稅費改革,不顧農業利潤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的實際盲目推廣農業產業化,不顧中西部農村的現狀盲目發展鄉鎮企業,將會給農民帶來更大的傷害。(3)鄉鎮一級政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加劇,基層政府的合法性、權威性受到懷疑和挑戰。為了加強對農村社會的控制,產生了龐大的鄉鎮官僚體制,導致農民的稅費負擔逐漸加重。出現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是現有的體制所造成的。政府的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卻收效甚微,關鍵是改革沒有農民的聲音,沒有真正落實農民的民主。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研究三農問題如果離開了農民這個視野,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必須從農民的生存現狀、行為反映中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事關三農問題的政策出臺和制度創新必須以農民問題為契入點,以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為核心。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喚起農民自救的自覺意識;因此,不能武斷、強制地推行政策,只能做宏觀的指導。

(二)立足三農問題的根本,尊重農民的自由選

擇,解除農民的束縛,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內容在中國革命早期,黨內存在著對待農民態度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二是以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的“左”傾機會主義傾向。針對這兩種傾向,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的這種切合當時形勢的正確認識形成了其在中國革命時期始終尊重農民、聯合農民、團結農民的根本態度和減輕農民負擔、解放農民的相關政策。歷史已經證明,中國革命沒有農民的參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同樣,沒有農民的小康,希求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也只能是空談。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8億農民的社會現實不容忽視。一切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必須立足于三農問題的根本———農民的生存問題,必須以尊重農民的自由選擇,解放農民為核心內容。

尊重農民的自由選擇,必須保障農民的基本生存條件,賦予農民作為市場主體應有的資格和權利。(1)取消對農民休耕的限制,取消市場準入的壁壘,賦予農民生產自主權。目前,我國農民的生產自主權是不全面的。一方面農民只有選擇生產的自由,沒有選擇不生產和休耕的自由。農民不生產仍要交稅,甚至有些地區對撂荒還加收資源閑置費。另一方面,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只有產中的有限自主權,沒有產前與產后的自主權。由于大量農資的供應和大部分農副產品的銷售都存在既有的利益集團,農民很難進入利潤豐厚的產前與產后市場。這實際上剝奪了農民的獲利機會。(2)取消農民自由選擇職業的限制,賦予農民遷徙權。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應該從觀念上改變農民是一種固定身份的看法,農民只是一種職業。每個人都有選擇職業的自由,農民的這種自由也應受到法律的保護。當農業生產無利,農業勞動力大量過剩,農民在城市有了理想的獲利機會時,應當允許農民自由遷徙。因此,必須破除中國自秦朝以來形成的“編戶齊民”的戶籍管理傳統,取消農民離鄉進城的一切行政限制。(3)取消體制上對農民的歧視,賦予農民國民待遇。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在體制上滋生了對農民的歧視性待遇。農民在勞動報酬和安全保障、醫療保障、社會保障、享受公共物品的服務、納稅義務的承擔等各方面的待遇得不到正常的保障。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農民對中國社會作出的巨大貢獻不相符,一定程度上會引起農民的不滿和反抗。因此,要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必須從法律制度上保障農民生存的基本權利。有兩項制度安排是至關重要的。首先,必須強化農民對土地的私人財產權,農民的土地權利可以自由流轉和繼承,可以對抗土地所有人的任意干涉;其次,必須建立適合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承包土地承擔社會保障的機制,真正發揮土地的財產功能。只有首先從制度上確定了這兩點,才能保障農民生產和擇業自主權的實現。

解放農民,必須以回報農民為重點逐步取消農民的各項稅費負擔,而不單純是進行稅費改革。首先,這是保障農民再生產的需要。農業生產是一個循環積累的過程,沉重的稅費負擔不僅將農民有限的收入剝奪殆盡,甚至使一些農民債臺高筑,農民喪失了再生產的能力。再加上農民沒有不生產的自由,不得不舉債生產,導致農業生產陷入惡性循環。其次,這是農民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入世之后,中國的農業發展必須加入到世界農業發展的大環境中。農民必須參與國際競爭。世界上的農業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大都取消了農民的負擔,對農業生產進行補貼。在沉重的稅費負擔下,我國農民將會喪失競爭力。最后,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我國從建國后就確立了農業為工業服務的經濟建設方針。幾十年來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的分配方式,從農民手里拿走了大量的資源。農業已為工業發展和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大量貢獻。現在中國應當進入以工補農的發展階段,全社會都應當為三農問題的解決作出應有的回報。

(三)適當地引導和組織農民,相信農民的智慧,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佳路徑1927年,為了答復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1](P13)必須承認農民革命的力量是壓抑不住,是不容忽視的。正確的態度是支持、引導和組織農民;相信農民可以依靠自己的組織———農會解決事關農民利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中國目前面臨的三農問題是嚴峻的。它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面對中國局部地區出現的農民與基層政府大規模的對抗事件,是責難壓制,還是疏通、引導;是置農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顧,還是正確對待農民的反抗,支持組織農民進行自下而上的社會改良運動。在解決三農的問題上沒有救世主,只能依靠農民。

相信并依靠農民進行社會改良運動,必須建立起農民利益的政治表達機制。首先,改變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實行鄉村自治。國家應當撤銷以控制和管理農民為目的的鄉鎮一級政府的設置。恢復市民社會的自治傳統。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是對立的。大政府小社會只能形成龐大官僚體制下的強權與強制,不可能滋生民主、自由、平等的觀念。而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農村社會的文明進步都依賴于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基礎。撤銷鄉鎮設置,還權于民,使農民真正可以通過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機關,表達自己的意志,管理自己的事務。其次,建立以縣為主的農民協會和各種專業性協會。一方面,各種專業協會可以幫助農民獲取農業生產的各種市場信息,指導和組織農民的生產和銷售;通過行業預警和行業自律防止農業經營風險的發生,滿足農業生產市場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建立農民協會和各專業協會將會提高農民組織化的程度,增強農民與政府、企業集團和壟斷行業對話的能力。

選擇依靠農民的路徑解決三農問題并不意味著政府推卸責任,知識精英袖手旁觀。必須承認農民本身處于離散狀態。正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描述的: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之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農民這種原子化的生存狀態很難自發地形成各種組織。所以,我們需要政府組織大量有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的知識精英像當年那樣深入到農村社會,引導和組織農民,使農民的改良運動憑借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規模化、秩序化地進行。農民的改良運動能否順利地進行還依賴于國家農業制度的進一步創新,依賴于政府依法為農民的改良運動提供各項政策支持。總之,解決三農問題要依靠農民這支主力軍,但同時也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