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債務范文10篇

為避免債權人通過訴訟（仲裁）、強制執行等剛性手段來解決債務爭端，實踐中，負債企業一般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方式：其一是申請破產。其二就是債務重組。債務重組在理論上可以分為持續經營條件下的債務重組和非持續經營條件上下的債務重組兩種。本文中的債力重組是指前者，其目的是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成化企業的資本結構。在實踐中比較成熟的債務重組方式有以下幾種：

（1）債轉股。也稱債務資本化。債務資本化是指債務人將所負債務轉化為企業資本，同時，債權人將對企業的債權轉化為對負債企業的股權的情況。目前，我國行政法規中規定的債轉股僅限于金融機構與國有大型企來之間發生的債權轉股權，即所謂的政策性債轉股，但法律并沒有明文禁止其他企業之間的債轉股，而且，企業間債轉股作為一種緩解企業資金緊缺的新手段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2）債務轉移。所謂債務轉移是指負債企業將其對債權人的負債轉給第三方承擔的行為。

（3）債務豁免。債務豁免是指負債企業以低于債務帳面價值的現金清償債務，即債權人豁免負債企業的部分債務，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負債企業的負擔。豁免部分債務帶來的損失，應記入債權人當期營業外支出，但負債企業不宜確認債務重組收益。

（4）債務抵消或債的混同。債務抵消分為法定抵消和約定抵消兩類。《合同法》第99條規定，當事人互負到期債務，該債務的標的物種類、品質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將自己的債務與對方的債務抵銷，但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質不得抵銷的除外。當事人主張抵銷的，應當通知對方。法定抵消不得附有條件或者期限。所謂約定抵消就是當事人互負債務，但標的物種類、品質甚至數量均不相同的，經雙方協商一致，進行的抵銷。債務抵銷一方面可以免去雙方交互給付的麻煩，節省清償債務的費用；另一方面可確保債權的效力，以免先為清償者有蒙受損害的危險，特別是在破產程序中，破產人對于債權人有反對債權時，其債權人得以抵消，免除自己的債務，從而使自己處于優先清償的地位。此外，《合同法》第83條規定，債務人接到債權轉讓通知時，債務人對讓與人享有債權，并且債務人的債權先于轉到期或者同時到期的，債務人可以向受讓人主張抵銷。因此，在債務重組實踐中，債務抵銷與第三方債權轉讓配套運用也較為常見。

（5）直接融資增資減債。直接融資增資減債原則上不屬于直接的債務重組的范疇，但有異曲同工之效。主要是負債企業在資本市場中吸引其他資金注入，改善資金緊缺的狀況，使經營活動順利進行，通過贏利來償還債務。直接融資一般有兩種方法，一是利用股票市場，即企業通過在境內外發行股票籌得資金，從而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二是發行可轉換債券。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1負債籌資概述

1、1負債籌資風險的概念

負債籌資風險是指由于資金供需市場、宏觀環境的變化，以及期限結構等因素的影響給企業財務成果帶來的不確定性。它一般表現為企業所有者權益下降，喪失償債能力、發生財務困難甚至面臨破產的風險。

1、2負債籌資的財務效應分析

1、2、1負債融資的正面效應分析

（1）利息抵稅效應。

債務期限結構與企業價值研究綜述

關于債務期限結構與企業價值的關系，國外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包括成本理論、信號傳遞理論、稅收理論、期限匹配理論等。國內學者在國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針對各種理論和我國實際進行了不少實證檢驗。（一）債務期限結構理論檢驗楊興全、呂琚以部分行業為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負債融資期限結構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支持期限匹配理論，部分支持成本，信號傳遞理論與稅收理論并未得到實證結論的支持。［7］肖作平采用混合回歸、橫截面回歸和固定效應回歸等技術，研究了上市公司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因素，發現擁有大量自由現金流量的公司使用更多的短期債務以降低伴隨自由現金流量的成本，支持理論。［8］匡海波等選擇2003年～2004年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債務期限結構與公司收益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短期負債所占比例與公司收益呈顯著負相關關系，短期負債所占比例越低，公司收益越高。這為債務期限結構的稅收理論提供了證據支持，而與理論相悖。［9］（二）債務期限結構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認為短期債務與企業績效正相關的有：田美玉、孫敏以2002年12月31日前在滬深兩市上市的A股公司為原始樣本。選取2005～2008年數據為研究對象，得出長期債務融資率與公司績效顯著負相關，短期債務在增加公司績效方面的積極作用。資產負債率與公司績效顯著負相關。［10］陳國欣、張梅玉、張昶利用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數據，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期限結構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債務期限與公司業績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并且二者相互影響，但是債務期限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更為顯著。［11］姜濤、湯穎梅、王懷明以2001～2006年度農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系統研究了農業上市公司負債總體水平、債務期限結構與農業上市公司企業價值間的相關關系。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農業上市公司總體負債水平能有效提高企業市場價值；在債務期限結構方面，短期借款能顯著提高企業價值。［12］陶安通過對上海證券交易所733家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以2004年橫截面數據為基礎，檢驗了債務期限結構與公司價值之間的經驗關系，得出債務總體上具有強化公司治理機制、減少公司自由現金流、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和增加公司價值的積極作用。［13］進一步發現，短期財務杠桿具有更強的管理激勵功能，能夠更有效地迫使管理者改善經營效率和提升公司價值。檢驗結果認為短期債務與企業績效負相關的有：袁衛秋以2000年12月31日前在滬深兩地上市的905家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了債務期限結構對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狀況。研究結果表明，債務期限結構對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短期債務并沒有如理論預期的那樣———能夠提高公司的投資效率，從而最終提高公司的經營業績。［14］勝、張順葆選取滬深證交所2003～2006年上市的制造業公司為樣本，研究了負債期限結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短期負債比率與公司績效顯著負相關，長期債務比率與公司績效顯著正相關。［15］王曉紅、邊林麗利用我國A股農業上市公司2003年到2008年的數據，對債務期限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債務期限結構對企業價值有正效應，但流動負債的增加更容易對企業價值產生不利影響，長期債務的增加有利于企業價值的提升。［16］

資產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研究綜述

關于資產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兩者間關系的研究，國內外幾乎是空白，沒有人進行直接的研究。只有在研究影響債務期限結構的因素時作為公司特征的一個變量被提及，即資產質量是反映公司特征的一個重要因素。Schiantarelli和Sriwastava（1996）使用印度私有化公司面板數據經驗檢查公司債務期限結構影響因素且檢查了公司債務期限結構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司債務期限結構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是資產的構成，具有較高固定資產比例的公司支持較高的債務期限，更長的債務期限與隨后更高盈利性、銷售增長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資產構成是影響資產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實證研究結果也可以為資產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提供一定的經驗數據支持。譚小平選取A股上市公司1996～2003年的數據對公司特征與債務期限結構進行實證檢驗時用主營業務收入與總資產之比的自然對數作為衡量公司資產質量的替代變量，提出假設主營業務收入越多的公司就會有使用更多短期債務的趨勢，以充分利用短期債務的好處。通過回歸分析得出主營業務收入與總資產之比的自然對數的回歸系數為負數，表明每單位資產所帶來的主營業務收入越多的公司，就越傾向于使用較多的短期債務，資產特征假設得到了驗證。［17］張靜采用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對資產專用性與債務期限結構的關系進行探索性研究，得出：資產專用性與債務期限結構負相關，即隨著資產專用性的提高，企業應該使用更多的短期負債融資。［18］上述研究分別從資產的構成、資產的收益性和資產的專用性方面研究了資產質量對債務期限結構有何影響，但這些研究僅涉及資產質量的一個特征或方面，不能全面反映資產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的關系，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資產質量、債務期限結構與企業價值研究綜述

甘麗凝、張鳴選取我國2001～2005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對資產質量、債務融資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得出：在國有控制公司中，高資產質量公司的債務融資與企業價值為正相關關系；低資產質量公司的債務融資與企業價值為負相關關系。在非國有控制公司中，這種關系并不顯著。并得出資產質量與企業價值正相關。基于此提出影響企業價值的是資產質量，而不是債務融資，債務融資只不過是一種中間表現形式。［19］甘麗凝的研究只局限于資產質量、債務融資比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對債務期限結構并未提及。關于資產質量與債務融資比例之間是什么關系，她認為資產質量是影響企業價值的最終因素，債務融資是一種中間表現形式。

內生性供給理論認為，貨幣供給是由社會經濟活動本身決定的，取決于貨幣需求。在早期內生性供給理論中，繆爾達爾認為物價水平決定著支付手段的數量;馬克思認為金屬貨幣時代商品和黃金的內在價值決定了商品的價格，進而決定了社會的“必要的貨幣量”;托賓認為各經濟主體根據收入、利息率、風險等選擇資產結構的結果是貨幣需求增加，同時利率增加，銀行便會供給更多的貨幣;格利與肖認為經濟主體發行“初級證券”，引起金融中介機構提供類似通貨的“間接證券”，同時貨幣當局會通過購買初級證券增加貨幣投放，最終的貨幣供給將取決于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的共同行為;后凱恩斯主義的內生性理論家從名義工資的增長、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出發論述了信用貨幣供給的非獨立性，例如溫特勞布、卡爾多、莫爾等認為中央銀行不得不遷就市場的需要而使貨幣有所增加。顯然，內生性供給理論認為通過供給型貨幣政策模式來調節宏觀經濟將是無效的，此時，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只能是利率，通過利率來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貨幣供給。外生性供給理論認為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模式是有效的。凱恩斯是典型的貨幣外生論者，他認為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影響貨幣供給，進而影響利率水平，同時可以影響人們對政策的預期;費里德曼則通過假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存款通貨比率”的穩定變化，強調了基礎貨幣變化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顯然，外生性供給理論認為一國的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以使之適應貨幣需求，從而調控經濟活動［4］。之后的爭議則體現于對貨幣中性和政策傳導機制的不同認識。然而學者們一致的看法是:在貨幣政策變化時，各種市場摩擦使市場無法出清，導致政策具有非中性效用，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貨幣學派、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推崇者及新凱恩斯主義者均認為短期內貨幣是非中性的。財富、資產收益及人口等因素對貨幣的需求將引起貨幣供給對產出的影響;再如，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提高人們的財產水平，相應儲蓄水平的提升會引起投資的增加;此外，由于價格和工資黏性的存在，貨幣供給變化并不能夠使價格迅速調整，無法實現市場出清，最終影響到經濟主體的決策。與費雪方程和劍橋方程所解釋的貨幣中性不同，這些觀點表明貨幣并非中性，一定量的貨幣供應變動并非只引起相同水平的一般物價水平變動，相對價格和實際利率水平會發生改變，實際經濟變量將發生調整。對于政策傳導機制的不同認識則集中體現在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的差異［5］。凱恩斯、希克斯、弗里德曼、莫迪格里尼、托賓等人認為，貨幣供應量的改變會引起利率、收入、個人財富、企業價值的變化，進一步導致投資、消費的變化;然而Roosa、Stiglitz和Weiss、Bernanke和Gertler等人從市場摩擦角度考察了銀行資產業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例如銀行貸款渠道對信用供給量的強調，資產負債表渠道對信用風險的分析，均體現了貨幣供給量對銀行和企業的資產與流動性的影響所導致的企業信貸的可得性變化［6-8］。Romer等人提供了有關貨幣渠道的證據。他們通過閱讀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紀要識別了政策的緊縮期，并考察了M1、銀行信貸、GNP之間的變動次序，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M1的下降速度快于銀行信貸，其中，銀行信貸增長率最快至6個月后才下降，同期GNP增長下降，他們認為銀行信貸的變化是由需求引起，并非是貨幣政策變化的后果［9］。Bernanke和Blinder對類似證據給出了信用渠道的解釋。他們采用聯邦基金利率變動來定義外生的貨幣政策變化，取得了與Romer一樣的證據，他們認為銀行信貸相對貨幣供給的滯后變化反而表明了銀行信貸的特殊性，由于存貨、防范企業破產等融資需要，銀行不會立即減少信貸，且銀行會通過證券銷售以應對部分存款的下降;借款人從銀行債務轉向公共市場債務時存在著成本，會產生對銀行的依賴［10］。Gertler和Gilchrist認為區分前述兩種論點的困難在于貨幣和信貸變動的供求分析，如果信貸增長由信貸需求引起，且信貸變動滯后于產出，則表明信貸觀不成立，如果信貸變動并不滯后于產出，也不能否定貨幣觀［11］。顯然，他們認同Bernanke和Blinder對證據的解釋。Kashyap、Stein和Wilcox通過分析信貸的構成變化證明了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流的影響。他們認為如果是投資需求影響了信用活動，那么短期商業貸款中銀行信貸與商業票據的總變動應該同步，如果是貨幣供給影響了信用活動，那么兩者的比例將發生變化，于是銀行貸款占比的下降可能反映了銀行信貸供給的緊縮。同時，他們分析了企業投資隨融資結構變化而變化的情況。他們認為，在控制利率等因素時，如果貨幣政策影響下的企業投資受到融資結構影響，則表明企業所面對的信貸市場摩擦在發揮作用。最后，通過變量滯后回歸模型，他們考察了融資結構與票據利差對總量業務預測的有效性，發現隨著金融深化票據利差的預測能力下降而融資結構的預測能力增強［12］。Gertler和Gilchrist考察了政策變化與企業融資方式調整之間的關系，他們采用向量自回歸技術分析總量數據后發現，大、小企業制造業針對政策緊縮會采用不同的信用調整方式，證據表明信貸市場摩擦會擴大貨幣政策的效應［11］。之后，Gertler和Gilchrist進一步分析了小制造企業相對大制造業存貨非對稱調整的原因，他們認為信貸市場的摩擦造成了緊縮貨幣政策下小企業在不同商業周期的不同表現，經驗證據表明經濟形勢較差時小企業的反應更加強烈，財務狀況會顯著影響小企業的存貨需求，而對大企業影響較小［13］。依據上述經驗研究文獻，我們可以將貨幣政策變化時企業信貸選擇變動的理論解釋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關注央行政策工具變量、商業銀行業務變量與產出變量變動的次序和時滯，如Romer、Ber-nanker和Blinder提供的證據;二是分析貨幣政策變化時銀行信貸的變化，如Kashyap、Stein和Wilcox提供的證據;三是考察貨幣政策變化時市場摩擦對不同企業融資決策的影響，如Gertler和Gilchrist提供的證據。在考察貨幣政策影響企業融資決策的國內研究中①，陸正飛等采用銀行家緊縮指數作為緊縮政策的變量，重點考察了緊縮期(2004年度)信貸資金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間的配置，經驗證據表明民營企業受到信貸歧視，成長性較高但獲取的信貸資金較少［14-15］。曾海艦和蘇冬蔚采用雙重差分估計法考察1998年信貸擴張與2004年信貸緊縮對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他們發現，1998年信貸擴張后，規模小、民營化程度高及擔保能力弱的公司獲得了較多的銀行資金，其負債水平顯著上升;而2004年信貸緊縮后，上述三類公司的有息負債率顯著下降，同時，為彌補信貸資金的減少，公司應付款項顯著增加［16］。以上證據表明，貨幣政策影響著融資決策，而且呈現為不同方式。然而，比較國內外研究我們發現，國外早期經驗研究的目的在于對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檢驗，關注融資環節對實體經濟產出的影響，而國內研究似乎存在先入為主的假定，認為不同產權屬性的企業應該存在不同的授信待遇，且缺乏對不同樣本財務特征的系統分析。此外，國內針對上市公司的研究對于貨幣政策變量及其滯后期的選擇值得商榷，例如，與國外采用總量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不同，國內大多數相關研究靜態地選取政策變量，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可能會導致經驗結論偏誤。這些正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問題，我們將借鑒國外研究以總量數據為基礎采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基本面分析。

企業在不同商業周期下存在不同的資金需求，然而相關的需求并未得以滿足，根本的原因在于資金供給不足。葉康濤和祝繼高提供的經驗證據顯示，高成長性企業在信貸緊縮時獲得的資金反而較少［15］;陸正飛等的研究表明，較有活力的民營企業同樣面臨信貸的歧視［14］。這些證據表明，企業的融資決策不僅基于自身的資金需求，還依賴于外部的資金供給。按照國外理論分析，貨幣政策變化與企業債務水平或結構變化的關聯緣于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存在。依據早期凱恩斯等的分析，當存在價格剛性時貨幣供給變化會引起短期利率的變動，而短期真實利率變化將進一步影響總需求。然而，Bernanke和Blinder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異常的事實觀察。例如，市場利率變動較小時，存貨調整反應滯后，而對長期真實利率反應敏感的住宅投資卻較早變化［10］。基于我國的現實情況，學者們對利率管制背景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表明，貨幣渠道運轉并不順暢［17-23］。以上事實表明，傳統的貨幣渠道理論難以完整地解釋與投資相伴的融資現象。依據Bernanke等人的分析，市場摩擦的存在會導致外部融資成本與內部資金的機會成本出現差異。這一差額源于貸款者與借款者委托問題引起的兩類成本:一是貸款者評估借款者信用度、監督合約執行、清收貸款等預期要支付的成本;二是由于存在借款者的道德風險，貸款者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就需要設計各種限制性合約條款，例如，違反合約后如何訴訟、要求抵押或擔保，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于是，理論上便存在由市場摩擦引起的外部融資額外成本。國外經驗研究提供了在貨幣政策變化時市場摩擦存在的證據，而且存在兩種解釋市場摩擦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即銀行貸款渠道理論和資產負債表渠道理論。在銀行貸款渠道理論中銀行處于中心地位，銀行不能完全彈性地管理資產與債務［12］;而資產負債表渠道理論強調企業抵押價值的作用［11，13］。在我國，近期的經驗研究表明，貨幣政策變化時企業確實會因對銀行的依賴程度不同而發生不同的債務或資本調整行為［16］①。銀行貸款渠道理論指出，貨幣政策對企業的債務融資具有普遍性的直接影響。在央行動用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之后，金融體系內的貨幣量變化不僅如傳統理論所言會引起短期利率的變動，而且會對銀行業的資產、負債業務產生沖擊。因為銀行體系中存在摩擦，即銀行不能完全彈性地管理資產與債務———不能及時地通過發行新的債務或回收已有的投資去滿足現有合約中的企業信貸資金需求，在貨幣政策發生變化進而銀行體系內資金出現余缺時，銀行只能調整其資產業務———企業貸款，即調整貸款利率或貸款數量。這便導致貨幣政策變化之后，企業獲得的銀行債務資金將出現變動。但是，由于銀企合約的剛性，這一變動將存在一定的時滯。同時，貨幣政策將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擴大不同類型企業外部融資額外成本的差異，引起貨幣政策變化后企業融資決策的新一輪變化。一方面，利率上升，現有債務的成本上升，企業現金流下降，同時，貨幣緊縮引起的購買支出減少將導致企業的收入下降，而固定成本短期無法調整，于是企業將出現“財務缺口”;另一方面，利率上升，資產價格下降，企業抵押價值下降。因此，當貨幣政策變化時，企業的財務狀況和被授信可能性將隨之變化。在此，若將財務狀況和被授信可能性視作決定融資約束水平的關鍵變量，對于融資約束水平不同的企業，當它需要尋找新的貸款者并建立信用關系時，支付的額外成本將存在差異。最終，這些額外成本的差異將導致在貨幣政策變化時不同的企業具有不同的債務融資結構。基于以上證據和分析，我們進一步做出貨幣政策與融資決策相關聯的如下假設。假設1: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銀行貸款將同向變動，而且隨著政策影響的持續，銀行貸款將替代銀行組合投資。假設2: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企業的財務狀況將較早出現變動，隨后銀行短期債務融資將同向變動。假設3: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融資約束水平不同企業的債務結構將存在差異。

模型設定與樣本選擇

考察貨幣突然變化之后宏觀經濟總量的動態變化過程，采用的計算方法是向量自回歸技術(VAR)。向量自回歸包括一組回歸計算的聯立方程組，其中每個變量的回歸計算，皆同時以該變量和其他所有變量的滯后值(滯后期的數值)作為自變量。初始的兩變量VAR模型如下:Xt=a1xt－1+a2xt－2+b1zt－1+b2zt－2+ε1tZt=c1xt－1+c2xt－2+d1zt－1+d2zt－2+ε2t其中，ai、bi、ci、di是參數，擾動項為vt=(ε1t，ε2t)。參照戈特勒和吉爾克力斯特的模型設定，本文擴展后的模型將包含四個變量:經濟的增長(GDP對數值)、通貨膨脹水平(CPI同比增幅)、與企業債務融資決策相關的財務變量、貨幣政策變量。基于估算出的聯立回歸方程組，我們模擬其中變量隨時間動態變化的過程。在估算聯立回歸方程組時，考察各個變量的平穩性采用單位根(ADF)檢驗，并針對非平穩的水平值進行協整(Johansen)檢驗。由于發現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我們將直接使用變量的水平值進行VAR模型估計①。參照前期研究，本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確定為2［21］。參照Bernanke等人的研究，我們擬將M1或利率變化視為貨幣政策變化的變量，當聯立方程組中M1或利率方程出現擾動時，我們就認為貨幣政策發生改變，那么方程組中其他變量跟隨M1或利率出現的變化，就是各個被觀察變量在貨幣政策緊縮之后隨之而來的結構性動態變化。本文最終確定將M1作為貨幣政策變化的變量。這是因為基于已經建立的VAR模型，使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結果顯示，GDP是M1的格蘭杰原因(p=0．04)，且M1在較高的棄真可能性下是GDP的格蘭杰原因(p=0．11)②。這表明了我國貨幣具有內生性特點，同時我國貨幣一定程度上是非中性的，貨幣供給量這一中介變量有助于解釋GDP的變動③。我們考察了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一年期貸款利率與GDP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利率與GDP并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明利率無法解釋GDP的變動，這也與我國利率管制現狀相一致。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利率幾乎不具有資源配置的調節功能，基本是一種成本核算工具，加上為了鼓勵生產、促進投資，我國一直人為壓低利率。如果綜合考慮顯性和隱性的通貨膨脹，當時長期實際負利率是一個常態。199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利率市場化的基本設想，2003年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思路形成，即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機制是利率市場化的配套機制，1998年之后央行停止信貸規模控制，采用準備金率、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操作作為調控手段，2000年之后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但是，貨幣當局目前仍然關注貨幣供給和信貸總量，除人民幣協議存款、外幣大額存款與貸款利率、貨幣市場利率、企業債之外的債券利率，或多或少地存在利率管制［24］73-74。因此，下文考察貨幣政策與信貸決策時將重點關注M1變化帶來的影響。根據理論分析部分和模型的討論，結合我國貨幣政策變量的效應，本文主要變量界定如表1所示。需要特別指出，我們將規模作為融資約束水平變量的基本理由在于兩點:第一，規模雖然不是影響企業融資的直接因素，但是它與那些發揮作用的初始因素相關。與信息摩擦相關的外部融資成本、企業特定的財務風險水平、企業的抵押價值，這些影響融資程度的變量均與企業的規模相關。第二，規模大小也與外部融資的方式相關。證據表明小企業主要依賴間接融資，而大企業則傾向于股權、公司債、商業票據等直接融資［13］。此外，選擇規模作為融資約束水平變量可以將我們的研究與前期的研究結論進行有效比較。其他非財務因素同樣可以解釋兩類企業的融資差異。以銷售為例，大企業可以在經濟繁榮時通過向小企業外包以滿足增長的需求，在緊縮時通過內部生產來滿足需要，而小企業則無法通過此類方式實現資金余缺的調劑，于是，在下文分類考察時將對銷售規模的影響進行控制。此外，行業因素也可能會導致規模不同的企業融資存在差異，然而，經驗證據表明行業差異并不能有效解釋大小企業的周期性融資差異［13］。1997年以后，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擴大了貨幣供給量的統計范圍，各商業銀行所屬的房地產信貸部、國際業務部和信用卡部等部門與機構數據也計算在貨幣供應量中，由此導致1997年前后的貨幣供應量涵蓋范圍不同。在此之后，1999年至2009年為我國第一個市場化的商業周期，經濟制度已由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25］，同時，貨幣政策執行已經從利用“綜合信貸計劃”、“貸款規模限額”、“現金發行計劃”等直接調控手段轉向“票據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調整儲備比率”等間接手段。對這一期間進行的研究中，有分析表明:在1998年至2002年間，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似乎更多是擴展貨幣供應量，而在2003年以來的投資高增長和潛在物價水平上升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似乎更依賴于控制金融體系的信貸供給量［26］。考慮到銀行資產、負債數據獲取的可行性，下文實證第一部分的樣本區間為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鑒于季度財務數據的可獲得性，涉及公司債務融資決策的樣本觀測起止時間確定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數據，GDP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M1、利率、銀行存款、銀行證券組合投資、銀行貸款來自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網站。鑒于國家統計局、財政部企業司等部門的企業總量數據，要么僅為國有大中型企業，要么缺少本文所關注的指標，我們采用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公司層面指標的總量分析，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具體數據處理中，為了避免公司樣本極值對統計分析的影響，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方法對離群值進行處理，對所有小于1%分位數(大于99%分位數)的變量，令其值分別等于1%分位數(99%分位數)。為了消除季節變動的影響，我們使用“X－11”法對總量數據進行季節調整，所謂季節調整，就是一個從時間序列中估計和剔除季節影響的過程，目的是更好地揭示季度的特征或基本趨勢。部分調整后的數據取自然對數，以消除時間序列存在的異方差。筆者對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債務結構數據進行分類比較，結果如表2所示。我們發現，近8年來樣本公司的貿易應付款占比并未明顯變化，而應付債券占比大幅上升，由1%增加至19%，同時長期借款和短期債務占比大幅下降，其中短期債務下降近13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企業融資方式的多樣化程度加大。按規模分組進行債務結構比較，我們發現小企業的短期債務和長期借款占比均下降，特別是長期借款下降近12個百分點，同時貿易應付款占比大幅上升，接近19個百分點;大企業的短期債務和長期借款占比同樣下降，但是短期債務大幅下降的同時應付債券占比大幅上升。這一狀況表明，隨著債券市場的發展，大企業更多地采用了替代性債務融資方式，而小企業只能通過商業信用方式替代銀行債務資金(特別是針對長期借款)，即大企業享受到了更多的金融創新的好處，受到的流動性約束較小。這與本文假設3的預測基本一致。

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我國，銀行是金融中介機構的主體，貨幣政策變化引起銀行信用(貨幣)總量變化時，銀行的資產結構是否會發生相應的調整?依據模型設定，本部分重點關注的變量分別為銀行資產中的貸款及組合投資、銀行負債中的存款。圖1銀行資產、負債指標對M1一個信息沖擊的反應圖1是銀行資產、負債指標對貨幣政策變量M1一個標準差偏離的脈沖響應函數，它描述了貨幣政策對銀行資產與負債的動態影響。圖中的實線表示相應的脈沖響應函數，虛線則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的偏離帶，下文同此。圖1表明，Loans、Deposits和Investments三者共同決定了M1的供給。第二列的三幅圖顯示了我國貨幣派生的基本路徑:貸款對貨幣的影響滯后于存款2個季度，存款與貸款的同向變化對M1產生正向影響，且滯后至第4季度時達到最大，同時銀行的投資組合對M1的影響呈負相關，且滯后至第5個季度時才發揮作用。此系列的變化說明，我國貨幣供給的短期變化，如2個季度或1年，更多地與銀行的存貸業務相關聯。至于Loans、Deposits和Investments受到的影響，第一列的三幅圖顯示:在M1變動后銀行投資組合變動在第1個季度內并不顯著，貸款與存款的變動在1年內同步達到最大，且在第2季度至第5個季度內投資組合的金額下降到最小。這表明貨幣政策變化時，銀行的資產負債呈現出一致性的正向變化，一年內所受到的影響達到最大，且在后半期貸款會對組合投資產生替代效應，這一結果與假設1相一致。Kashyap，Stein和Wilcox對商業票據與基準利率之差和商業票據在債務中的占比進行了分析，認為銀行貸款下降和銀行票據發行的增加是政策緊縮時銀行貸款渠道存在的證據，發現銀行貸款增速在緊縮期之后兩年明顯下降，同時信貸占比在之后第一個年度內顯著下降［12］，顯然，我們的證據與國外學者的這一結論相一致。該結論也與索彥峰等人早期的研究結果一致。本文的觀察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銀行貸款渠道發揮作用的條件之一，即銀行的資產、負債會受到貨幣政策變化的影響。在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銀行的放貸會受銀行自身狀況變化的影響，這預示著，銀行貸款渠道可能會對企業的銀行債務融資產生影響。在我國，銀行是金融中介的主體①，當貨幣政策變化時，與銀行信貸相關的企業的財務狀況及債務結構是否隨之發生變化?參照Gertler和Gilchrist以及Bernanke和Gertler的研究［8，13］，本文進一步考察企業利潤、短期借款及利息的變動。關于貨幣政策與企業財務狀況、短期借款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如圖2所示。圖2中，Coverrate與M1之間的關系意味著:在貨幣政策寬松時，企業的財務狀況迅速好轉。結合Return、Sdebt和Fee的變化，筆者發現，利潤1個季度后的大幅上升，短期借款和財務費用2個季度之后的同向變動，共同導致了貨幣政策寬松時2個季度內企業財務狀況達到最佳，2個季度之后隨圖2企業財務狀況及現金流指標對M1一個信息沖擊的反應著債務和財務費用的增大企業的財務狀況出現反轉。這一狀況表明，貨幣政策變化導致的最終需求上升，可能引起利潤上升;同時，為了增加存貨，短期借款上升，利息增加，但存在滯后性;加之，利率下降，利息支出一定程度減少，這些共同導致了覆蓋比率的下降。反之，貨幣政策緊縮將會在短期內惡化財務狀況。圖2的證據與假設2(當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企業的財務狀況將較早出現變動，隨后銀行短期債務融資將同向變動)相符。該證據也與Bernanke和Gertler的結論一致，他們研究表明:利率上升，利息支付增加、利潤下降，引起現金流下降;利率上升，毛收入下降快于員工收入的下降，利潤自然下降，影響到現金流，這些因素共同導致財務狀況惡化。為進一步關注信貸市場摩擦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我們以下主要考察不同類別借款人債務融資結構上的差異。按照企業規模分類，我們具體分析大、小企業的銀行債(定義為長短期借款)與非銀行債(定義為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與貿易應付款)變化。圖3大企業、小企業長(短)期債務、債券融資現金流和貿易應付款對M1一個信息沖擊的反應如圖3①，筆者對大企業、小企業的Ldebt、Sdebt和Tc進行分類比較。結果是大企業的長、短期債在政策變化后相對小企業均有較快的同向變化。對融資結構中的貿易應付款項進行考察，證據顯示，與大企業不同，小企業的TC隨M1在前兩個季度反向而動，這表明小企業在政策緊縮時可以通過貿易應付款彌補短期的資金缺口。該結論與Kashyap等的研究結果不一致，他們認為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是商業票據而不是貿易應付款替代了銀行貸款［12］，顯然，由于企業商業票據業務的有限，在我國真正產生替代的是貿易應付款。對于Cash_bond的變動，圖3中的證據顯示，在貨幣政策變化之后，小企業會在短期內(之后兩個季度)出現對債券發行的正向依賴，但大企業受到的影響則相對平穩。這表明，在緊縮時期小企業將不能通過債券發行持續性地替代銀行債務融資②。這一結論與Kashyap等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對以上證據的判斷是在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因為抵押價值和財務風險的不同，不同企業來自銀行的債務融資存在差異，而且貿易應付款占用和債券融資水平對銀行債務融資的替代存在差異，這與假設3(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融資約束水平不同的企業其債務結構將存在差異)一致。

國有企業運轉之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既是資金，財務管理是進行資金管理的重要舉措，在企業的經濟之中必不可缺，而在企業的財務管理之中，債權債務是重要的組成之一。在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之中，當出現不良的債券時，會對企業的經營運轉帶來負面的影響。隨著時代的變革，國有企業債權債務管理方式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得多樣化，隨著互聯網興起和普及之后，不僅給企業的資金管理帶來了方便，同時也使資金的風險增強。由此可見，債權債務管理在國有企業管理中十分重要，強化對國有企業債權債務的管理，可以使企業獲得更高的營業額和更高的利潤。

一、債權債務管理在國有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國有企業資金的良好運作。國有企業運營過程中，通常會有較多的債務關系。實際上，債權債務既是企業對外的負債，同時也是企業經營運轉的成本來源。因此，對債務進行管理相當于對企業的資金進行管理。只有合理的運用企業的資金，才能有助于保障企業的良好運作，進而為企業創造出較為豐厚的利潤。在國有企業的經營運轉之中，會涉及到多種類型的資產，如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等。其中，債權債務屬于流動資產。流動資產等流通情況對企業的整體經營有著很重要的影響，當債權債務的流通速度越快時，企業的效益往往越高。由此可見，債權債務管理在國有企業管理中十分重要。（二）有利于防范不良債權的產生。在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之中，當出現不良的債券時，會對企業的經營運轉帶來負面的影響。隨著時代的變革，國有企業債權債務管理方式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得多樣化，尤其是在互聯網興起和普及之后，支付寶微信等多種在線支付方式的出現，不僅給企業的資金管理帶來了方便，同時也使資金的風險增強。當資金出現風險時，就需要對其進行合理的管控。反之，如果管控力度不足，很容易造成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券的產生。因此，在資金的流通過程之中，應該對流通交易的細節做好把控和監管，以便及時發現風險，合理避免風險，并第一時間解決風險問題，盡量避免不良債券的不良影響。（三）為決策層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國有企業運轉之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既是資金，財務管理是進行資金管理的重要舉措，在企業的經濟之中必不可缺。而同時，國有企業有許多項目計劃需要領導階層來安排，為了制定更適合企業發展的項目決策，企業高層應該充分了解企業的經營現狀，而了解企業的財務管理就是其中必要的內容，而在企業的財務管理之中，債權債務是重要的組成之一。由此可見，強化對國有企業債權債務的管理，對企業高層的經營決策十分重要，當管理進行的科學而合理時，有利于國有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并且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二、國有企業債權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存在的問題

（一）債權債務的防范意識不強。國有企業的經營運轉之中，存在許多的經營風險，同時也面臨著和其他企業之間的競爭。因為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較為激烈的競爭，部分國有企業為了獲得表面上的高利益，往往冒著很大的風險。通常，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防范意識不強。國有企業在資金流通，尤其是在收款之前應該進行充分的評估，確定付款人是否有能力并且能夠償還債務，只有有條件償還債務的付款人，才可以對其采取賒賬。反之，如果評估表明付款人無條件償還債務，國有企業則不應該予以其賒賬。然而，國有企業為了賬面的高營業額，會忽略評估的重要性，而使不具備賒賬資格的人賒賬，也因此造成企業經營中許多資金無法收回，對企業的經營造成較大的損失。（二）債權債務的防范水平有待提升。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的防范意識不強，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的防范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國有企業，雖然已經能夠具有一定的防范意識，但是整體防范意識仍舊比較落后，而且防范的方式也較為落后。國有企業存在較多的債權債務，國有企業有專人負責追討債權債務，要想成狗追討債務需要有適當的方法，并且在適當的時間成功的幾率越大。當前，部分國有企業為了顧及債務人的面子，也擔心破壞客戶關系，直到最后一刻才開始追債。而且，有時候在合適的時間，也因為各方面的理由錯過了追債，由此一來，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問題日積月累越來越嚴重。（三）債權債務的防范機制不健全。國有企業的經營涉及到的環節較多，債權債務作為重要的環節之一，國有企業應該對此建立健全的防范機制，嚴抓每一步的管理，才能做好完整的債權債務財務風險防范。然而，實際上，當前多數國有企業，在防范機制的建立上有許多需要提高之處。部分國有企業，建立了防范機制，也設立了防范部門，但是在管理上不到位，使防范機制和防范部門無法發揮出應用的作用。部分國有企業，甚至尚未建立防范機制和防范部門，平時對風險不予考慮，直到面臨風險時才開始想舉措。并且，互聯網在當今支付中越來越重要，也需要越來越多的維護，而國有企業對此的維護力度也尚不足夠。

三、提升國有企業債權債務財務風險防范水平的措施

一、企業債務融資的涵義

企業債務融資風險產生于企業的債務融資行為。企業債務融資是指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商業信用等方式籌集企業所需資金的行為。

債務融資是一把雙刃劍，對于企業來說有利有弊。債務融資給企業帶來的好處主要包括：（1）有效降低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主要體現在債務融資率的資金成本低于權益資本籌資的資金成本,以及企業通過債務融資可以使實際負擔的債務利息低于其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2）給投資者帶來“財務杠桿效應”。即當企業資產總收益率大于債務融資利率時，債務融資可以提高投資者的收益率。（3）可以迅速籌集資金，彌補企業內部資金不足。債務融資相對于其它融資方式來說，手續較為簡單，資金到位也比較快，可以迅速解決企業資金困難。（4）有利于企業控制權的保持。債務融資不具有股權稀釋的作用，通常債務人無權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決策，對企業經營活動不具有表決權，也無對企業利潤和留存收益的享有權，有利于保持現有股東控制企業的能力。

債務融資的缺點主要包括：（1）增加企業的支付風險。企業進行債務融資必須保證投資收益高于資金成本，否則，將出現收不抵支甚至會發生虧損。（2）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影響資金的周轉。表現在企業債務融資的利息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同時，如果債務融資還款期限比較集中的話,短期內企業必須籌集巨額資金還債,這會影響當期企業資金的周轉和使用。（3）過度負債會降低企業的再籌資能力，甚至會危及到企業的生存能力。企業一旦債務過度，會使籌資風險急劇增大，任何一個企業經營上的問題，都會導致企業進行債務清償，甚至破產倒閉。（4）長期債務融資一般具有使用和時間上的限制。在長期借款的籌資方式下，銀行為保證貸款的安全性，對借款的使用附加了很多約束性條款，這些條款在一定意義上限制了企業自主調配與運用資金的功能。

二、企業債務融資風險的成因分析

債務融資風險主要是指由于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使得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所遇到的風險，以及企業在日后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償付風險。債務融資風險產生于企業債務融資行為，其成因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資產負債率（LEV）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0.519997和0.527493，達五成以上，說明債務是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擴張的主要來源之一；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是2.250755和0.017494，說明不同公司運用財務杠桿的程度及其相應的財務風險存在巨大差異。公司規模（SIZE）的平均值是21.77132。成長性（GROWTH）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0.378466和0.150626，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平均收入處于較快的增長期；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是39.10352和-0.999824，說明有些公司的收入出現非正常萎縮，而有些公司卻出現了巨幅增長，不同公司的成長性存在巨大差異。總資產報酬率（ROA）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0.025962和0.01675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是1.756313和-0.494586，說明有些公司的資產盈利能力很強，有些公司則很差，不同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存在較大差異。資產期限（AM）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0.266569和0.231027，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總資產中平均四分之一為固定資產；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924089和0.000000，不同公司的固定資產比重差異較為明顯，有的公司幾乎全部資產均為固定資產，有的公司未進行固定資產投資，這可能與行業特征有關。經營性現金流量（CF）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024057和0.01768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489803和-0.406093，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自由現金流量充裕度差異也較大。對利率（RATE）而言，在不同時期，央行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制定不同的基準利率。2008年宏觀經濟因金融危機爆發遇冷，為刺激經濟發展，采取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也降到5.31%并維持了近兩年的時間；其余時期的利率政策則偏緊。貨幣供應量（M1-M0）的增長情況，除了2008年度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負增長，其余時期波動較為穩定，2009年四季度出現了相對顯著的正增長。可見貨幣供應增速與利率變化情況是一致的。通貨膨脹率（CPI）的變化情況與利率（RATE）的變化情況類似。

1.面板數據回歸分析

本文選用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因素進行檢驗，表3報告了企業債務融資回歸結果。本文選取的所有變量均通過了單位根檢驗，原始序列為平穩序列。模型1在沒有引入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因素的情況下，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通常認為，大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與問題相對較低，同時，大企業通常需要較多的剩余資金；另一方面，小企業管理者通常持有較高比例的股份，由此產生的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問題更為嚴重，同時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經營風險較大、失敗的概率較高，運用債務融資更為困難且成本較高，因而，一般認為債務融資比率與企業規模正相關。回歸結果與理論分析一致。對于資產的期限結構（AM），固定資產所占比重越大，一方面意味著企業的長期投資的比例越高，流動性相對較弱，債務融資成本較大，會降低債務融資率；另一方面企業長期投資所占用的資金較多，易出現資金短缺的狀況，因而有進行融資的動力，因此，企業資產期限與其債務融資率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取決于作用方向不同的兩方面因素的凈影響。模型1資產期限（AM）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該凈影響為正，說明固定資產所占比重越高，企業運用債務融資的比例越高。通常認為，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通常會隨著經營現金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對債務的需求會相應降低，因而經營現金流量與企業債務融資率負相關。而模型1顯示經營性現金流（CF）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企業自由現金流越充裕進行債務融資的比重反而越高，這可能是由于企業經營狀況良好而較少地考慮破產成本，利用利息的稅前支付以期達到降低稅負的目的。根據“先內后外、先債后股”的融資優序理論，企業籌資的第一選擇是內部盈余，因而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強，其債務融資比率越低，二者負相關。企業盈利能力（ROA）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盈利能力越強的企業越不傾向于債務融資，與理論分析一致。企業成長性（GROWTH）與其資金需求量一般成正比，同時，高成長性的上市公司在籌資方面的規劃可能滯后于其成長帶來的資金需求，因而不得不依靠融資速度較快的債務融資來滿足其資金需求，因此，一般認為企業成長性與其債務融資比率正相關。企業的成長性（GROWTH）的回歸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且其絕對值較小，表明模型1中企業成長性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不大。調整后的樣本決定系數達0.958379，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以貨幣供應量來衡量貨幣政策的回歸中（模型2），M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M1-M0）增速越快、貨幣政策越寬松，企業債務融資比例反而下降；在該模型中，CPI的回歸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且其絕對值也較小，表明企業債務融資的比例受通貨膨脹影響不大。其余企業自身變量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水平與模型1中差異不大。模型3以利率（RATE）作為衡量貨幣政策的指標進行回歸分析，RATE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利率越高、貨幣政策越趨緊，企業的債務融資比例反而上升；CP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且其絕對值較模型2中上升了一個數量級，說明隨著通貨膨脹的上升，企業傾向于降低財務杠桿以降低財務風險，這與預期的假設相吻合。其余有關企業特征的變量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水平與模型1、模型2中類似。模型4中同時引入了貨幣供應量（M）和利率（RATE）作為衡量貨幣政策的指標，結果顯示，M的系數顯著為負，且其絕對值較模型2中小了千分之一；RATE的系數顯著為正，與模型3中的大小相當。說明貨幣供應量減少、利率上升，即貨幣政策趨緊時，企業更傾向于債務融資，債務融資比例越高。CPI的系數顯著為負，其絕對數值大小與模型3中差異不大，說明通貨膨脹越高，企業的財務政策將更為謹慎，將縮小自身債務融資的規模以降低應對未來不確定經濟環境的可能風險。其他各項指標的回歸結果與模型1、2、3類似。所有模型調整后的樣本決定系數均超過0.95，表明模型擬合優度較高。

2.結論與展望

文章通過對2007~2011年335家在我國滬市上市的A股公司為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考察宏觀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對企業債務融資比例的影響。研究發現：（1）無論是站在貨幣供應量的角度還是站在利率角度，二者都顯示貨幣政策趨緊時，企業債務融資的比例有上升趨勢，這與理論假設完全相反。這可能是由于貨幣政策作為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的工具，趨緊的貨幣政策意味著當期的經濟運行有過熱的趨勢，而權衡理論認為，在經濟上行期，公司盈利增加且經營風險降低，負債所帶來的預期破產成本減小，因此公司愿意提高財務杠桿以獲取稅收利益；而當宏觀經濟衰退時，公司可能陷入財務困境，甚至遭遇破產，因此將盡量減少負債。可見，權衡理論認為資本結構應該呈順周期的方向變化。盡管權衡理論認為債務融資比例應該呈順經濟周期變化，但這并不能掩蓋貨幣政策可能存在時滯、缺乏有效性等問題。（2）通貨膨脹會降低企業的債務融資，這與理論假設相符；但這種影響在僅考慮貨幣供應量這一貨幣政策指標時并不顯著，而在引入利率指標后這種影響變得尤為顯著，故有理由相信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

作者：李卉魏安琪馬莉莉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

一、明確企業債權債務的管理原則

在企業改制過程中，就要按照“分類處理、區別對待”的原則對企業債務的主體關系進行合理分類，以此為企業債權債務提供有利支撐。而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就要對債權債務進行嚴格規定，確保相關工作人員能夠嚴格按照相關原則展開實際工作，有效確保企業債權債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規范企業債權債務的會計核算

在進行企業債權債務管理過程中，企業應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做好會計核算工作，根據交流類型進行會計分類，以便在工作過程中能夠及時根據會計登記信息做好相關權利和義務的履行，比如查閱會計信息及時了解企業所擁有的債權，并及時行使收款權利，避免在企業債權債務管理中出現疏漏問題造成債權失效等不良現象。而企業在進行企業債權債務管理工作的時候，也要做好債權債務的清產核算工作，對于擔保資產進行詳細清查，如其擔保時間、擔保金額等相關信息，避免在債務履行過程中違反了相關事項。同時也要嚴格按照合同信息進行債權債務的會計核算，嚴格規范相關合同的內容，使企業債權債務管理工作的質量得到有效保障。此外，會計核算對企業的戰略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作用，若是會計核算不具備規范性就很難正確處理債權債務之間的關系，為此就必須要不斷加強債權債務的會計核算工作，使企業資金的使用結構得到有效調整，為企業的經營發展營造健康有利的環境。

三、完善企業債權債務管理機制

完善的企業債權債務管理機制對企業債權債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有著極其重要的的指導作用。為此，企業在債權債務管理過程中，首先，應積極建立企業債權債務責任制，根據企業債權債務的規模構建相應的管理機制，比如建立專門的債權債務處理機構，配置專業的人員負責企業債權債務工作，確保相關權利和義務得到有效執行，有效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其次，企業在建立相關機構之后，也要及時明確各個機構的職責和權限，不斷強化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使企業債權債務的履行由被動轉向主動，促進企業債權債務管理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為了促進企業債權債務管理工作整體水平的提高，企業自身也應當充分發揮領導作用，并根據企業債權債務的實際情況，制定科學有效的對應措施。最后，還應當根據企業債權債務的實際情況，構建系統化的債務債權管理系統，并根據債權債務的往來情況，對不同性質的債權債務進行分類，及時的確定相應處理措施，使企業債權債務管理中的問題得到及時解決。

一、企業間債務的一般原理

1．1企業間正常信用關系的經濟基礎：最終產品銷售前景

從基本理論層次上說，企業之間的債務，無論是怎樣發生的，屬于社會總流通手段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現代經濟中最經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由政府貨幣當局發放的貨幣。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發行的，信用手段也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國家信用。從歷史上看，紙幣的最初形態是私人之間的信用票據以？quot；銀行券；而另一方面，商業票據，也就是企業之間的債務憑證，至今仍然是中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而廣泛使用的一種交易手段。在企業之間交易中，賣方根據對買方產品銷售前景的信任（這是信用的基礎），對其實行一定時間內的“賒銷”，買方則在一定時間之后再支付貨款，在市場經濟下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

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取決于對債務方產品銷售前景的預期與信任，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的存在，取決于對最終產品（投資物品、消費物品以及出口產品）的銷售前景的預期。在現實中，多數企業之間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間物品”；多數企業生產的也并非最終產品，或者（如鋼材）并不用作最終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間物品（鋼材并非用作投資的目的，建設廠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從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來看，只有最終產品的購買能夠由貨幣實現，中間產品的價值才能夠以貨幣形式實現；假定最終產品的購買是必須用貨幣實現的，①中間產品的價值也就可以最終由貨幣來實現支付，實現只不過需要一定的時間間隔。因此，企業事實上是以最終產品的銷售前景為信用保證，賒？quot；中間產品“。

由此可以看出：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問題，企業之間的正常的信用規模，取決于”最終產品“的市場需求規模；一切對總需求（最終產品需求）產生影響的因素，都會影響到企業正常信用的規模。這也就意味著，企業間債務狀況，與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是密切相關的。這些基本關系在我們分析企業間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問題時十分重要。

1債權債務管理在國有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

企業的債權債務是企業在日常交易、事項中形成的一種權力義務。債權債務的發生一般直接與資金相關，企業的債權債務的變法直接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影響資產使用率，與企業的可持續經營息息相關。隨著企業債權債務在企業資產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債權債務的管理在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中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重要。1.1有利于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首先，國有企業加強對債權的管理，有利于企業盡快地把流動債權變成貨幣資金，從而保證了企業有足夠的貨幣資金用于企業的持續經營。另外企業加強對債權的管理，對債權進行信用期內和超信用期的債權分別管理，在對信用期內的債權正常催收，著重加強對超信用期的債權的管理，對拖欠時間較長的客戶，要加強對其運營情況的跟蹤了解，必要的時候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追回債權，可以減少壞賬的發生，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其次，債務是預期會導致經濟利益流出企業的現時義務，加強對債務的管理，能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資產的使用效率。債務分為有息債務和無息債務。對有息債務，是一次借入還是分期多次借入，對利息支出的影響比較大。對無息債務，如果企業償還債務的信用期限時間越長，企業就能利用資金進行更多的經濟活動，提高資金的利用率，降低企業自身的融資成本，但也并不絕對是企業履行應付債務的時間越長，就越有益，如購買信用期內折扣銷售的商品，如一個企業的銷售政策為“2/10，1/2，n/30”，企業選擇第10天付款的話，則相當把這筆債務做了期限20天，年利率為36%的短期投資。因此為了給企業帶來更多經濟收益，就必須做好債務管理工作，從而保證企業資金效益發揮的最大化。1.2真實準確反映企業經營狀況。規范的債權債務管理可以真實準確地反映企業的現狀，能夠規范企業的經營活動。規范的債權債務管理可以防止企業通過債權債務的調整來達到虛增或隱去經營業績，達到調節利潤的目的。如有的企業在完成當年的利潤考核目標后，對超過部分的收入不再當年確認收入，而是通過往來賬款來核算，以達到預期的利潤目標。規范的債權債務管理能夠真實、完整地反映業務，方便企業利益相關者真實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企業通過加強對債權債務業務活動形成的監督和管理，對債權債務業務活動的時間、金額、具體內容詳細記錄，特別是合同和借據等資料，一定要雙方蓋章簽字的原件附在憑證后，以防日后對方賴賬時可以作為有效證據。詳細完整的債權債務信息記錄，方便企業及時對債權債務的收回和支出，避免違約事件的發生。1.3為決策層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國有企業的重大項目決策是需要領導來決策的，為了制定適合企業發展的項目決策，就必須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研究，在項目的可行性進行研究時，就必須對項目的現金流進行預測，尤其是在項目初期，如果自身現金不足以支付，就必須考慮籌資結構、規模、方式和融資成本等內容，就必須加強對債務的管理，以提供項目的資金支持，為決策層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

2國有企業債權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存在的問題

2.1企業債權債務的發生規模在不斷上升。第一，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之間的交易越來越多，債權債務的發生額越來越大。第二，債權債務的關系更加復雜，三角債甚至多角債的關系普遍存在。第三，債權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債權主要以應收賬款為主，為銷售產品而發生的。筆者對監管企業2017年度的統計報表中債權結構進行分析，發現2016年末其他應收款占債權總額超過50%的有6家，其中比例最高的達90%。2017年末其他應收款占債權總額超過50%的有5家，其中比例最高的達82%。第四，企業之間債權債務發生的時間越來越長。很多企業的債權債務賬齡超過3年以上，一些企業的債權債務已成為壞賬、死賬。2.2企業管理者對債權債務的重視程度不夠。造成企業債權債務金額過大、賬齡過長的直接原因是管理者對債權債務的重視程度不夠，對企業的債權債務沒有指派專人負責。以國有企業為例，企業的經濟效益是政府部門對國有企業管理者評價的一個主要是指標，因此企業的管理者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就會采取賒銷的方式來擴大產品的銷售量，達到目標利潤，這樣就會產生大量的債權。再者，由于對債權債務的管理沒有納入績效評價，所以國有企業管理者也就不會過分的重視企業的債權債務問題，沒有指派專人對債權及時進行監督和管理，進而導致國有企業的債權賬齡也就越來越長，發生不良債權的風險越來越高，造成資產周轉率低下，資產利用率不高，嚴重影響了國有企業的正常發展。2.3企業內部控制工作有待完善。(1)信用制度管理不完善。企業為擴大銷售，采用賒銷方式銷售商品，但對客戶信用檔案管理不完善，對重要客戶的資信變動情況沒有及時掌握，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對信用等級下降的客戶仍按以前信用條件。對新開發客戶，沒有對客戶的信用做詳細的了解，沒有建立信用保證制度，給企業的債權帶來很大風險。(2)部門間責任劃分不明確。對部門的考核中，對銷售部門，銷售收入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考核指標，對債權的問題不作為考核指標，因此銷售部門認為自己只要負責銷售，而對債權的催收等則是財務部門的事情。而財務部門認為債權是因銷售產品而發生的，因此需要銷售部門進行監督、催收管理，這樣部門之間的相互推脫必然會影響企業債權管理工作，企業對債權的控制工作也沒有落到實處，沒有指定具體的部門專人負責債權的工作，定期與客戶核對往來賬款。(3)重大債務籌資方案籌資規模不合理。企業在進行重大項目投資時，債務籌資方案不夠合理，沒有根據項目規劃，擬訂詳細的債務籌資方案，明確籌資規模和方式等相關內容。在監管的國有企業中，就有企業在借入大額長期借款后，利用資金購買保本型短期理財產品，理財產品利率小于長期借款利率，如果企業能根據籌資目標和規劃，合理安排籌資規模和籌資時間，就可以避免資金閑置，就能節省企業的融資成本。

3提升國有企業債權債務財務風險防范水平的措施

企業的債權債務管理直接影響著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和質量，甚至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當前市場競爭條件下，企業管理者必須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債權債務的管理工作，加強對債權債務管理的內控制度的完善，以提高資產使用效率，避免債權債務財務風險，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3.1企業管理者高度重視債權債務管理工作。企業債權債務管理是企業財務管理中極為重要的內容，加強對企業債權債務的管理有利于提高企業資金利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市場競爭力。因此，企業管理者必須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債權債務管理工作，從源頭上對債權債務的發生嚴格把關，對債權債務的過程加強管理，努力做好債權債務管理工作，防范債權債務帶來的財務風險。3.2重視會計核算基礎工作。企業會計基礎核算工作在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很重要，必須嚴格規范財會部門的相關工作。財會部門應為企業債權債務管理工作的正常開展奠定基礎，確保企業債權債務核算準確，對債權債務相關注意事項進行規范記錄。財會部門的會計基礎核算工作對企業債權債務的完善和管理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計基礎核算工作做好了，有利于企業便捷、精準地調度與使用資金，可以有效避免債務違約現象。因此，企業必須重視會計核算基礎工作。3.3完善企業的內部控制工作。企業要做好財務債權債務工作必須要有良好的內部控制制度，通過構建完善的內部控制可以使得企業在日常業務活動中有制度可依，形成有制度必執行的良好氛圍，完善的內部控制可以提高資產使用率，降低壞賬發生率。首先，對債權的發生從源頭抓起，在銷售業務中，企業要加強對客戶信用檔案的管理，及時更新重要客戶信用變動情況，采取相應措施，防范信用風險。對信用不好的客戶必須現金交易，不給惡意拖欠的機會。另外，從監管國有企業的債權結構來看，其他應收款在債權占有的比例比較高，2016年有的企業高達90%，2017年有的企業高達82%，因此企業應加強對其他應收款相關制度的完善。其次，在做好會計核算的基礎上，企業要完善對債權債務的后續管理相關制度，把對債權債務的催收償還情況納入部門考核，制定相關獎懲制度。指定部門專人負責債權的催收，財會部門負責辦理資金結算監督債權回收，財會部門應定期與負責債權催收的專人核對債權情況，企業每年最少與客戶對賬一次。部門間加強協調溝通，保證債權按時收回，提高資產使用率，避免壞賬發生，保證企業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對投資籌資決策的內部控制，避免籌資不當企業承擔過高債務，無法償付的風險。企業的重大投資項目，除了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研究外，企業還應當對重大的籌資方案進行科學認證，形成可行性研究報告，全面反映風險評估情況。制訂重大籌資方案實行集體決策或者聯簽制度，避免個別領導激進籌資決策，引發資本結構不合理，可能導致企業債務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