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剩余勞動力范文10篇

一、中外剩余勞動力定義述評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資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由于農村產業領域的拓展速度與農村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形成反差，因而勞動力的過剩問題顯得尤其突出。據有關部門統計，現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已達2億左右。但是，目前城市下崗職工或失業人員，不能就業時，至少可得到政府的低保（或社會救助），而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旦找不到工作，連最基本的生活費都很難保證，生活的困難可想而知。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不但是我國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所面臨的一個極富現實性的問題，也直接關系到整個農村穩定、農村國民經濟發展和農民能否奔小康。要擺脫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所面臨的困境，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必須從下面幾個方面入手：

一、壓縮勞動力的供給，維護和擴大耕地面積，這是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矛盾的一項長遠的戰略性措施。

一是壓縮勞動力的供給。勞動力的增加是隨著人口增長而增加的，首先，必須有效地控制農村人口的增長。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過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歷史上的決策失誤所造成的人口基數過大和自然增長率過高。我們不可能糾正歷史上的決策失誤，也無法改變目前過大的人口基數，但我們可以抓緊當前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過快膨脹，以緩解農村勞動力不斷膨脹的問題。其次是讓非勞動年齡人口脫離勞動崗位（主要是指童工）。據專家估計，我國非勞動適齡人口參加勞動供給的比率，相當于全部供給人口的10％，若能讓這一部分人脫離勞動崗位，使之學成一至二種適應社會需要的技能后再進行就業，一方面可減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一方面又可提高勞動者的基本素質和競爭能力。

二是維護和擴大耕地面積。耕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耕地作為農業第一生產資料，是不可代替的。維護和擴大耕地面積，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是要提高全民節約用地和保護土地資源的意識。要使每個公民都懂得土地的寶貴，要求人們無論是城鎮建設，工礦建設，農業基本建設，還是農村住宅建設或其他基礎性建設，都要力求少占地。其次，是要充分利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切實加強土地資源的管理。同時還要提高土地資源的質量，逐步改善生態環境，使現有的土地資源免遭破壞。

二、廣開生產門路，拓展就業空間，開辟多渠道的轉移途徑，這是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出路

一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轉移。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牧業、漁業。農業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轉移，實際上就是種植業勞動力向林業、牧業、漁業的轉移。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字，從現實來看，我國農業內部就業天地是很廣闊的。我國目前待開發的農業資源前景十分可觀，有2/3的耕地屬于需要改造的中低產田，還有5億畝宜開發的荒地，18億畝宜林、宜草的荒坡，2000萬畝成海灘涂和3000萬畝可養殖的淡水水域，如果這些資源有1/3得到有效開發，可吸納的勞動力就要以數千萬來計。如果再進一步抓好農副產品的深度加工，實現農村集約化經營，則可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因此，在農業開發上，必須綜合開發和利用耕地、水面、空間資源，發展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的高效農業：在投資政策上，要進一步加強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業綜合開發資金投入，實行科技、資金、物資和政策綜合配套：在稅收政策上，對開發性農業要給以優惠。通過對農業的綜合開發，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

一、中外剩余勞動力定義述評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資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存在是一個普遍現象

我國人口眾多，以勞動力資源特別豐富而聞名于世。1988年底，我國勞動力總資源已達到6.6億，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到61.1％。另外，我國潛在的勞動力資源也極為豐富。據有關專家推測，從現在起到2010年，我國勞動力人口會一直呈上升趨勢，而且此間增長速度還會極快。又據199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及各種預測，勞動適齡人口增長速度比總人口的增長速度要高60％以上。2000年以前，我國勞動適齡人口已經以1.65％的速度增長。同時，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增長速度快于城市。從1987年到2000年，農村每年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為1800萬左右，而每年退出的人口卻不足700萬。這樣，每年就平均凈增1100萬農村勞動適齡人口。

誠然，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開辟了許多就業渠道，而且已有幾千萬剩余勞動力脫離了農業生產，轉向了非農產業。但由于農村勞動力眾多，到目前為止，農村勞動力仍占社會勞動者總數的70％左右，遠高于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人們飲食結構的進一步變化等等，將會有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釋放出來。

那么，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進城的情況如何呢？從輸入地看，據不完全統計，珠江三角洲3400萬、北京350萬、上海300萬、深圳150萬、天津80萬、蘇州50萬、無錫50萬，甚至連小小的石獅市、北海市和張家港市都分別有20萬、10萬和20萬等等。從輸出地看，據不完全統計，湖南500萬、河南300萬、吉林100萬、四川300萬、江西200萬、安徽300萬等等。總之，有將近1億左右的農民進城并從事著各種生產經營活動。

二、湖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

從我們調查的典型案例來看，湖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基本現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摘要：在新的歷史階段，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它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和諧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然而，近幾年農民收入增幅一降再降，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探求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并提出對策措施，以便從增加農民收入入手，解決三農問題。

關鍵詞：三農問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

“三農”問題就是對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總稱。具體的講，就是農業的增長與發展；農民現實的收入及其增長、未來的生活、職業等變化及由此帶來的問題；農村發展，包括農村經濟及社會的發展。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者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相連而難以分隔的。其中，農民從事生產活動，創造價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環境條件，建設新型的農村；農民將所得收入用于增加農業投入，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可見，在這三者關系中，農民是具有主動性的一方，而農業是農民獲取收入的源泉和進行勞動創造收入的對象之一，農村則是在農民通過勞動創造收入后進行改造、改變的對象。因此，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近年來，隨著農副產品價格的普遍下降，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困境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剩，農民就業不足。隨著我國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的進一步下降，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需要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增加。龐大的農業人口與有限的農業資源的尖銳矛盾，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

1.1農業人口過多至使農業效率低。

一、農民要切實轉變思想，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中起主導作用

1、農民要認真領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質，充分認識國家實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惠民政策，親身體驗外出務工帶來的好處和效益，充分認識我縣人多地少、山高地陡、投入大、產出少的實際情況，深刻體會只有跳出“農門”，轉移到其他行業就業，才能增加收入，才能早日實現脫貧致富、實現小康的愿望。2、農民要轉變戀家守土的思想，有勇敢走出去的勇氣。我縣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的根本原因就是農民的思想守舊，還沒有完全的轉變。部分農民不愿出去，存在著戀家守土的思想，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溫飽即安；部分農民不敢出去，存在著在家千般好，出門萬事難的思想，有畏懼心理，擔心上當受騙，害怕被人欺負；還有部分農民是不會出去，無一技之長，又不愿參加培訓，苦、臟、累活不愿干，技術活又干不了，只有長期呆在家里。3、農民要有學習的愿望，積極主動參加培訓。怕學、厭學在我縣的廣大農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多年來都是被迫學習。農民要逐漸養成愛學習的良好習慣，變被動為主動，要積極參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班，集訓與自學相結合，認真掌握培訓內容，破除為領補助或湊熱鬧而參加培訓的思想，要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學習當中。4、農民要加強操作技能的學習，掌握過硬的技能，有一技之長。沒有過硬技能技術本領，外出打工只有靠力氣掙錢，勞動技能低，勞動強度大，收入水平低，就業還不穩定。只有掌握一門過硬的技術，才能在轉移的大軍中有競爭優勢，才能有更好的經濟效益。5、農民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無論轉移到那個行業，到任何企業或工廠打工，都要干一行愛一行，要是一個遵章守紀的好員工，必須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二、培訓機構要規范培訓管理體制，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中起核心作用

1、強化培訓管理，建立規范化、模式化高標準的培訓管理體系。根據用工企業和勞務市場的需求，統籌教學資源，開設相關的專業，高標準、高質量的開展培訓，實行軍事化管理，強化學員的組織紀律觀念和職業意識，構建集團化的培訓輸出網絡。2、選好適合農民學習的培訓教材,開展技能型人才培訓。農民的個體文化素質差異較大，在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時，必須針對用工單位的需要，結合農民學得懂、感興趣的內容選擇適合的教材。按照“農民歡迎、適用易學、市場需要”的原則，圍繞就業市場的需要、企業用工需求，有針對性地設置技能型人才培訓。培訓工種考核鑒定要跟上，對學員一律進行職業資格鑒定，發放技能等級證書。3、培訓內容要豐富。即要加強技能培訓，又要培訓我縣主導產業技術：如魔芋種植技術、大河烏豬養殖技術、核桃栽培技術等，還要加強自主創業知識的培訓，盡量豐富培訓內容。讓出去的農民有就業競爭力，提高培訓轉移率，讓留在農村的農民靠科技發展農業、自主創業，才能達到增加農民收入的目的。4、加強實際操作能力培訓。理論教學是基礎，實際操作才是關鍵，用工單位注重的就是實際操作能力，我們要加強操作技能的培訓，讓學員把理論貫通到實際操作中，提高培訓效果，使用工單位招之及用。5、保證培訓時間和培訓質量。結合培訓群體的實際情況、用工單位需求、勞動力轉移培訓項目的培訓時間安排，勞動力轉移培訓只能是短期培訓班，這就要求我們合理安排、統籌兼顧，確保培訓時間，達到培訓質量。6、選好培訓對象。勞動力轉移培訓是針對貧困農民的一項政策性較強的惠民工程，選擇的培訓對象要符合扶貧部門的要求，具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壯年勞動力，還要均衡男女比例，擴大婦女就業，堅持由村委會推薦、培訓機構把關、扶貧部門審核、個人自愿的原則。7、加大投入。培訓機構要統籌資源，加大對勞動力轉移培訓項目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爭取社會各界的資金支持。

三、各級政府部門要高度重視，在勞動力轉移培訓中起關鍵性的作用

1、高度重視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重要性（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把農村剩余的勞動力由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對我縣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大力提高了農民收入。（2）、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能有力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促進了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鄉風文明程度進一步提高，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一方面，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讓農民從原來的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的思想，形成學科技用科技談科技的良好社會氛圍。另一方面，為廣大農民送去知識、送去黨和國家的好方針好政策，讓農民學科技，靠科技致富。2、完善就業政策，擴大轉移率。政府要注重政策引導，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徹底消除農民的后顧之憂，增強農民外出就業的積極性。3、搭建就業平臺，提高轉移率。在鄉鎮建立勞動力市場，抓好鄉鎮勞動保障機構建設，配備人員，明確職責，使農民在求職登記、職業指導、職業介紹等方面接受到就業服務。4、加強政策宣傳，增加財政投入。要組織人員大力宣傳勞動力轉移培訓項目政策，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納入政府的中心工作，增加宣傳、組織費用，建立獎懲機制，把勞動力培訓轉移情況納入年終考核。

1當前保定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多，比重大農村人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數過大，是我市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艱難的直接原因。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僅占總勞動力的6%以下，而我市2005年全市年末人口1092.2萬人，其中，農業人口838萬人，約占76.7%。2008年我市農業人口約900萬人，人均耕地面積1.12畝。遠遠低于全國人均4.2畝的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需要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巨大。

1.2未能實現真正的長期性的轉移我市現階段轉入非農產業的勞動力絕大部分不在遷入地永久性居住。這說明我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只是暫時性的，進城農民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外出務工只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一種手段。最終他們依然會回到土地上。因此，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市的農村、農民問題。

1.3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整體素質不高種種原因導致我市對農村教育投入較少，義務教育的基礎比較薄弱。并且，隨著教育成本的提高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讀書無用論”又有所抬頭，農村中小學生流失嚴重，很多孩子未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

1.4以青壯年為主。據《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載：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外出打工者的年齡趨于年輕化。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保定市經濟發展的影響

積極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現階段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加入WTO后，合川作為農村人口占80％的農業市，農業發展面臨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更為突出。研究新時期、新的形勢下我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途徑，不僅有利于合理利用、有效配置勞動力資源，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而且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收入的增加、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現代化的進程，從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安定團結。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形成與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人口政策、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等密切相關，轉移受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影響，核心動力是就業不充分。合川是農業市，農村人口達120多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重，壓力大。XX年農村實有勞動力XX萬人，其中非農產業吸納了XX萬人左右，占總勞力的36.1%，農業沉淀勞動力約47.2萬人。據測算，我市現階段農業生產需要的合理勞動力約X萬人左右，有X萬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新的就業門路。其實，這個數據只表明農村的顯性失業。從勞動力的增量看，隨著農村人口的增長、農村現代科技的普及推廣、土地的規模經營和集約化經營，每年新增的農村勞動力近X萬人。把顯性失業與增量加起來，則目前我市農村剩余勞動力達X萬人之多。可見，今后轉移我市農村剩余勞動力之重要。

目前，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以勞務輸出為主，以自發的跨區域流動為主，以從事簡單的非農行業為主。據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市外出務工勞力為X萬人，占農村勞動力X萬人的X%，上半年外出務工收入X萬元。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我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總結起來，有五方面的制約：

一、數量比重方面

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多，比重大。以2001年為例，云南省共有農村勞動力1971.0萬人，以目前農村一般生產能力衡量，按勞均負擔耕地4畝計算，全省4386.6萬畝耕地需要農村勞動力約1096.6萬人，農村剩余勞動力約有874.4萬人，無論是在全省總人口、農村人口還是在農村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均高于全國及西部同類指標。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全省總人口中的比重為20.39%，而全國及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分別為12.54%和12.35%，前者比后兩者分別高出7.85個和8.04個百分點。同樣，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人口中的比重，云南省為27.14%，高出全國（20.12%）及西部（16.02%）各7.02個和11.12個百分點；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云南省高達44.36%，均高于全國（33.18%）和西部（30.36%）同類指標，分別高出11.18個和14個百分點。

而且，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全國及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比重，均高于云南省總人口、農村人口及農村勞動力在全國及西部的比重。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中比重為5.47%，而云南省總人口、農村人口和農村勞動力在全國的比重分別為3.36%、4.05%和4.09%，前者比后三者分別高出2.11個、1.42個和1.38個百分點。同樣，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比重為19.43%，也高于云南省總人口、農村人口及農村勞動力在西部的比重，分別高出7.67個、7.96個和6.13個百分點。可見，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多，比重大。

二、產業分布方面

2001年，云南省第一產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21.7%，而第一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卻占就業勞動力總數的73.6%，這一比重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中是最高的；第二產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42.5%，而第二產業中就業勞動力比重只占9.0%，這一比重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中占倒數第二位，僅高于西藏（6.5%）；第三產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35.8%，而第三產業中就業勞動力比重卻只占17.4%，這一比重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中是最低的。可見，云南省產業結構的變動與勞動力轉移的關聯度不夠，二者未能實現協調并進。

近年來，云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行業分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轉移到第三產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轉移總數的比重呈上升趨勢，轉移到第二產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轉移后仍從事第一產業的比重較低（見表1）。

摘要：面對目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以及新農村建設的需要，怎樣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以四川自貢為例進行分析，從農村剩余勞動力利用的可行性，發展農業的措施，預計取得的成效來闡述農村剩余勞動力利用好了是能為農村帶來綜合效益的。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利用；特色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利用起來的可行性

第一，政府的支持。三農問題成為國家重點關注的問題后，政府開始花資本在新農村建設上。從勞動，土地，技術這三方面來看，勞動和土地是現有資源，技術能獲得政府的支持，技術的獲取也就簡單，可通過互聯網學習先進農業技術。

第二，農民自身愿意利用自己的勞動力來建設新農村。這既能為農民帶來收入，又能提高生活質量。

第三，農村需要建設的很多，交通運輸，農作物開發與種植，畜牧業的養殖等等，都需要剩余勞動力來分工合作提高效率，增加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