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范文10篇

一個城市的歷史遺跡、文化古跡、人文底蘊，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最近，廣西出臺的《關于在城鄉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具有壯鄉特色的城鄉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活化利用經驗，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工作融入城鄉建設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全面建成系統完整的廣西城鄉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打造一批凸顯桂風壯韻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街區，保護傳承工作全面融入城鄉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歷史文化保護成效顯著

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近年來，自治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等有關部門不斷加大工作力度，不斷挖掘和豐富我區歷史文化資源，進一步提升保護和利用水平。目前，全區共有3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7個廣西歷史文化名鎮、51個廣西歷史文化名村，其中有9個名鎮入選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錄、29個名村入選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名錄；已公布36片自治區級歷史文化街區、678處歷史建筑，其中有1片街區被列為全國30片“中國歷史文化街區”之一；分四批公布自治區級傳統村落770個，其中有280個村落先后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總量排名全國第10位；有世界文化遺產1處、不可移動文物10599處，包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1處、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465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595處。然而，我區歷史文化保護工作底子依然薄弱，地方和公眾對歷史文化保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存在法規政策體系不健全，保護體制機制不完善，保護人才和資金缺乏等問題。《意見》的出臺，將進一步促進在城鄉建設中系統性地對全區歷史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利用和傳承。

多措并舉守好文化根脈

在加快城鄉建設中全面保護好廣西古代、近現代歷史文化遺產和當代重要建設成果，積極構建具有廣西特色的新時代城鄉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我區要建立歷史文化資源調查評估長效機制，持續開展全域全要素歷史文化資源調查、評估和認定，注重對代表性歷史文化遺產的挖掘，加快形成自治區、市、縣三級各類保護對象的“一圖一表”，編制好自治區、市、縣三級保護規劃，多措并舉守護好文化根脈。首先，明確保護重點。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傳統格局、歷史風貌，保護歷史文化街區、歷史地段的街巷肌理、空間尺度和景觀環境；保護和劃定地下文物埋藏區，大力實施原址保護，加強預防性保護、日常保養和保護修繕；保護不同時期和不同類型的歷史建筑，保護和激發工業遺產、農業文化遺產、灌溉工程遺產、地名文化遺產、老字號等的活力。其次，嚴格拆除管理。未開展歷史文化資源調查評估、未完成歷史文化街區劃定和歷史建筑確定工作的區域，不應實施城市更新。在城市更新中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亂真，對于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存在安全隱患不得不拆除的，應進行評估論證，廣泛聽取相關部門和公眾意見。第三，實施活化利用。實施紅色文化資源保護利用工程，重點落實如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湘江戰役等紅色文化資源保護要求，保護好沿線紅色遺址、遺跡等價值載體。實施歷史建筑和工業遺產活化利用工程，鼓勵采取適當方式向公眾開放歷史建筑和工業遺產。實施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工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利用工程，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生產生活。彰顯歷史文化時代內涵歷史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只有更好地保護、傳承和利用，才能讓歷史文化遺產“活起來”“火起來”，實現古為今用、發揚光大。為充分發掘歷史遺產新價值，彰顯歷史文化新內涵，《意見》明確，充分將挖掘凝練的歷史文化和民族地域特色元素融入城市設計、建筑設計、景觀設計、雕塑設計、文創設計等工作中，加強城市整體空間和重點地段建設管控，保護傳承好傳統文化基因，彰顯八桂城市風貌特色，避免“千城一面、萬樓一貌”。將歷史文化的時代內涵融入城鄉建設，我區將按照留改拆并舉、保留保護為主原則，采用“繡花”“織補”等微改造方式，增加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街區和歷史地段的公共開放空間，打造一批彰顯桂風壯韻的特色村莊。同時，持續挖掘歷史故事、文化價值、精神內涵，尤其是進一步挖掘湘桂走廊、瀟賀古道、西江黃金水道、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以及革命老區、沿邊地區等的歷史文化遺產價值，在城鄉建設中彰顯城市精神和鄉村文明。此外，我區將強化監督考核，將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工作納入文明城市測評體系，把保護成效和領導干部的考核、任免、獎懲掛鉤。對列入保護名錄但因保護不力造成歷史文化價值受到嚴重影響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街區和歷史建筑、歷史地段，限期進行整改，整改不合格的退出保護名錄。

作者：王凌云

家譜是表達某一家族世代繁衍及記述重要人物事件的圖書，它以血緣關系為主體，產生于上古時期，完善于封建時代。家譜類文獻的名稱有：譜、譜牒、族譜等，是記錄某個家族歷史文化的一種符號，它的產生、發展、演變都有極其復雜的歷史原因。泉州的譜牒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是福建乃至中國傳統家族制度最為興盛和完善的地區之一。泉州的族姓多來自北方，尤以河南人為最，很多泉州族譜記載的姓氏郡望或堂號都來自于北方，如“穎水流芳”、“清河衍派”、“上谷傳芳”等。泉州譜牒文化隨著大批泉州人向外移居而播遷臺灣及東南亞各地，見證了泉州與臺灣同胞及東南亞僑胞的一祖同源關系。

1泉州人口遷移與譜牒文化的形成發展

泉州歷史上是閩越族人的聚居之地，早在新石器時代，以蛇為圖騰崇拜的閩族已在泉州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漁獵為生。當時，南安獅子山下的豐州平原地處江口，隨著江河的淤積及海岸線的變遷，逐漸向東海延伸，形成今天的泉州平原。當時的泉州也以蛇為圖騰，現今南安詩山還有蛇王廟存在。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后，設置了閩中郡，但其時泉州基本上仍由閩越土著統治，中央政府只是名義上的行政統治，不過，此時中原漢人已開始進入泉州。秦始皇曾派屠睢、任囂、趙佗平定百越，派軍徙吏隨帶家眷奴婢遷往嶺南。秦末天下大亂，一些秦兵及百姓逃到福建漳州、泉州一帶居住。隨后，漢王朝為加強中央集權，開始加強對福建地區的統治，漢昭帝在泉州設縣，其戶口不及一萬，成分主要還是閩越遺民。中原漢人大規模移居泉州始于西晉，其時北方大亂，晉人衣冠南渡，泉州由于遠離中原，無戰亂之苦，故吸引了不少北方士族遷入，在西晉永嘉年間出現了第一個高潮。中原漢人移居泉州時，把中原文化帶到泉州。據《南安縣志》記載：“延福寺，在縣西九日山下，晉太康時建，去山二里許。”這表明，西晉時候已有不少中原漢人在泉定居，開發晉江兩岸，此時晉江下游沿岸已形成相當規模的漢人社會，并具有較為發達的經濟。唐代，漢人繼續大規模入泉。據《潁川開漳族譜》云，朝廷命陳政的兩個長兄陳敏、陳敷領兵南下，這兩支軍隊約有萬人左右，他們最終在漳州落籍定居下來，陳政、陳元光父子被尊為開漳始祖。這批南來的北方漢人及其后裔，也有不少后來遷徙到泉州一帶居住。泉州不少著名的姓氏，就是在唐代入遷的。唐代末年至五代，王潮、王審邽、王審知帶領大批中原士民入泉，形成了又一個移民高潮。王氏兄弟父子相繼主政泉州前后達40多年，對泉州地區的開發，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家族文化的形成發生了巨大的作用[1]。中州士民徙泉的最后一次高潮是在南宋。趙氏定都杭州，緊鄰浙江的福建境內安寧，無戰亂之苦。宋南渡后，宋宗室貴族和中原地主官僚，以及不甘受異族壓迫的中原人民大批南移，流入泉州亦復不少。宋元以來，泉州科舉發達、經濟繁榮，家族文化觀念深重，家族文化的種種形態結構如家族組織、祠堂、祭祖、族譜等非常完備。這一時期，泉州的譜牒歷史文化取得了很大進展，它的一整套觀念如輩分觀念、家族觀念、祖宗崇拜以及其他一系列禮俗觀念，早已成為泉州人的抹不掉的深刻烙印。明清以后，隨著泉州各家族人口持續不斷向海外大規模移民，泉州成了臺灣漢族同胞最主要的祖籍地，也成了中國最著名的僑鄉之一。至今臺灣同胞中來自舊泉州府所屬各縣的移民占了四成以上，足見其人數之多[2]。而分布于東南亞及世界各國的泉州籍移民及其后代，也有幾百萬之多。泉州人廣泛移民海外的史實被充分反映在各姓族譜的記錄中。中國其他地方的譜牒，很難能夠看到如此豐富的海外移民資料，這正是泉州族譜最大的特色和價值所在。

2泉州譜牒歷史文化特點

根據2015年的統計數據，泉州800多萬人口中有1057個姓，泉州市常住人口排在前三位的姓為陳、黃、林，分別為88.8萬人、59.84萬人、59.80萬人，此后依次為王、吳、李、張、蘇、蔡、鄭。無論是大姓還是小姓，泉州各姓氏的宗族觀念都很強，幾乎所有家族都熱衷于修譜。明清以來，泉州族譜內容更加豐富、體例更加完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體例完備、內容充實。族譜體例一般都包括譜序、凡例、譜論、圖像贊、恩榮錄、源流考、世系圖表、祠堂、族產、墳塋，族規、家規、字輩譜等多項名目，資料非常全面，基本將該家族的所有史料搜羅在列。如南安遷臺裔孫所編《埔頭紫云黃氏旅臺宗支錄》，不僅編制了旅臺族人的名錄、輩分、生卒年月等，而且還加進了祖地族譜的不少資料，如埔頭祖像、家訓、題詞、昭穆、譜序等，該譜還特地繪制南安地圖、羅東埔頭地圖，使旅臺埔頭裔孫對故鄉有更具體的認識。（2）修譜者一般都較為嚴謹務實，特別是在追溯祖先、梳理世系源流的時候都會詳加勘察、考訂史料，辨別真偽。如福建省安溪縣榜頭《白氏族譜》在考訂其姓氏源流就頗為嚴謹：“白氏遠祖，世居陜晉，旋徙豫贛一帶，至元代有一系由江西遷入福建，自明代永樂22年（公元1424年）逸宇公從福建同安遷至安溪榜頭，于明清之際有一部分族人遷往浙江溫州，主要聚居于平陽、蒼南等地，后又陸續向浙北、蘇南、閩東、閩北等地擴散。目前，全世界各地的榜頭白氏后裔已達12萬余人。”（3）明清以后，譜牒從官修轉向私修，民間修譜風氣極為盛行，帶有一定的政治教化目的。如泉州《南外天源趙氏續譜》就在譜牒中一再強調自己是趙宋皇室血脈，門第高尚：“今泉尚存八九房而已，考之皆是南渡入泉子孫，如西郭族兄克讓，寺后族兄明吉，學前族弟廣彰，皆出于燕懿王德昭公房，乃其第四子舒國公惟忠之后。”《南外天源趙氏續譜》一再強調族人的皇氏血脈關系，無非是為了炫耀門楣，張顯其高人一等的地位，暗中也助滋長了泉州的崇尚門第之風。

3泉州譜牒歷史文化價值

“文化線路”是最近幾年，為切實滿足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工作實踐需求而形成和涌現的全新學理概念，其本身在具體組織開展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研究工作，以及保護工作過程中，占據和發揮著影響深遠且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代表和揭示了世界文化遺產研究工作，以及保護工作在特定歷史實踐發展階段的最新動向。“文化線路”的基本具體內涵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形成的，同時引入融合物質性文化遺產要素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素，且同時具備跨時空特點、跨文化的特點，以及跨學科特點的人類文化遺產群組。鑒于此，本文將會對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進行簡要闡釋。

一、“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關系

1994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主導召開的馬德里文化線路世界文化遺產專家會議過程中，參會者在圍繞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相關研究問題展開討論和表述實踐的過程中，最早提及和闡釋了關于“文化線路”的基本概念，并且在該次會議結束后具體形成的《專家報告》文本中明確引入了關于“文化線路”的有關理論表述，并且在此基礎上具體針對“文化線路”的基本定義展開了全面且系統的分析。文獻性研究資料梳理總結成果顯示，也有部分學者將“文化線路”的最早形成時點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世界遺產報告”運動實踐行為。從1972年開始，全世界范圍內的多個國家接連簽訂和執行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1998，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以官方主導的方式，建設了具備專門性工作職能的“文化線路國際科學委員會”（CIIC），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彰顯了“文化線路”學理概念，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實踐領域所獲取到的廣泛接納和確認，并且逐步發展演化為當前歷史發展階段背景下，世界文化保護事業領域的全新工作方向和全新工作范圍。2001年，“文化線路國際科學委員會”（CIIC）組織編寫并公開出版的獨立著作《無形遺產與文化線路的多元性》一書，明確針對“文化線路”的基本理論學說、基本事業發展原則、基礎性研究工作指導理念，以及相關性科學研究項目，展開了全面且系統的研究分析，為世界各國學者切實實現對“文化線路”相關問題基礎性理論研究現狀的全面認識，構筑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條件。在2002年12月4日制定生成并且通過的《馬德里宣言》官方性指導文件，明確闡釋了關于“文化線路”學理概念的官方性定義，并且在針對“文化線路”的基礎性學理研究問題展開系統化分論述背景之下，明確闡釋了關于“文化線路”問題的三個認知共識：第一，“文化線路”學理概念在具體發展演化過程中，全面且充分地揭示和彰顯了文化遺產項目本身具備的、非物質的且極富生機的動態性屬性表現特征，因而在根本性觀念認知層次上，超越和突破了文化遺產項目原本具備的物質性內容層次；第二，“文化線路”通常會長期處于動態生成和極富生機的歷史性發展演化背景下，其基礎性的動態特質和歷史文脈通常都會展現出較為完整的表現形式，且在未來發展演化過程中，將會不可避免地繼續形成和展現出更多的文化要素；第三，在具體理解“文化線路”的基本內涵過程中，不應當將其單純認定或者是理解為具備“線性特征”，或者是“非線性特征”的文化遺產項目形態。

二、關于中國苗族（蚩尤）的歷史文化線路

苗族是我國現存的55個少數民族之一，我國苗族民眾在綿延五千余年的古典文明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本身經歷過多次大規模的空間遷徙，在古典文獻和神話傳說故事中留下了較大數量規模的有據可查的檔案文獻記載分析資料。從宏觀性學習分析視角展開闡釋，現階段，我國苗族民眾主要集中居住在我國中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云南、貴州、四川和湖南等省區，以及上述省區的空間地域性交界地帶。從族源分析角度展開具體闡釋，我國現有苗族民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具備極其悠久的歷史性發展演進傳承的三苗、九黎及蚩尤。在針對我國苗族民眾群體中已經發展形成的神話傳說、信仰觀念認知結構、古代歷史文化分析資料、文物古跡實物，以及考古學研究論述成果，展開全面且系統的梳理分析的背景下，通常能夠基于物質性歷史文化元素遺存，以及非物質性歷史文化元素遺存等，實現對我國苗族基礎性歷史文化發展演進路徑的全面、充分的認識。《戰國策•魏策二》中曾經明確記載：“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記•吳起列傳》曾經記載：“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韓詩外傳》第三卷中曾經記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從上述基礎性歷史文獻記載的信息可以知道，我國古典文明歷史時期曾經出現過的三苗族和三苗國，其大致活躍的空間地帶應分布在現今洞庭湖和鄱陽湖之間的空間地域。我國當代歷史學者俞偉超先生曾經明確闡釋，遵照對中國苗民族歷史發展演進路徑的梳理分析，通常應當將以江漢平原空間地域為中心而發展形成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具體劃歸到三苗文化的歷史發展體系之中。針對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研究，本文擇取“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苗族（蚩尤）的歷史文化線路兩個方面展開簡要分析論述，旨在為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提供參考借鑒。

作者:胥思省 單位:遵義師范學院

摘要：歷史文化保護事業，對于我國來說，是新時代初生的新鮮事物，而對于世界而言，則是已經擁有數百年歷史沉淀的成熟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形式日漸增多，歷史文化資源不再是孤芳自賞的陽春白雪，而更成為能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生機的一種力量。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新時代，習特別重視歷史文化的保護工作，我國所崇尚的“積極保護，整體創造”的理論也將開辟出一條適宜國情的獨特而嶄新的中國道路。

關鍵詞：歷史文化保護;歷史名城;市政規劃

近年來，我國特別重視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無論從落實黨中央精神、文化傳承的意義，還是從實際應用價值出發，保護歷史文化資源都已經成為當下熱點。對于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問題的研究，國內而言，近二十年來，學術界有著大量研究成果誕生，從歷史文化的傳承、立法、文物管理與保護、市政規劃、歷史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等角度進行了研究分析。在學術層面，吳良鏞先生提出對歷史名城“積極保護，整體創造”的理論，成為現代中國城市保護歷史文化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周嵐，作為江蘇省住房與城鄉建設廳廳長，在江蘇省二十年的工作實踐中解讀了該理論，進一步拓展為“八論”，即城市發展論、歷史資源論、科學保護論、漸進更新論、整體設計論、文化傳承論、發展協調論、社會支撐論，為歷史文化保護提供理論支撐。

城市發展論旨在打破靜態化的歷史文化認識，城市在發展，在創造新的歷史，保護歷史文化，不是泥古不化，而應當符合時代的要求。歷史資源論旨在破除狹隘的認識，更多注意到歷史文化是一種寶貴的資源，既可以成為當代人精神上的寶貴財富，也可以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在適宜的物質利益刺激下，歷史文化的保護水平也會提升。科學保護論旨在強調對歷史文化的“全面保護”“整體保護”“多元保護”，不僅是對歷史文物，還應當對許多非法定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遺產進行保護，要有宏觀的戰略布局，不應孤立地保護少數文保單位，而應當將這些單位結合為一個更大的整體，在布局上協調一致。同時，在保護過程中，應當結合每一個文保單位的特點，因地制宜地制訂保護計劃，從科學的調查研究出發，應當以科學的態度與理論、實干的作風與行動進行歷史文化保護工作。漸進更新論旨在將歷史文化保護工作與城市的經濟建設、具體地方的社會狀況、人民生活的狀況相結合，處理好文保地域的產權制度引發的問題尤為重要，應當在小尺度范圍內漸進工作，在漸進理念的指導下，用試點——總結——完善再實踐的工作方法不斷完善歷史文化保護的工作。切忌“一刀切”，貪大求全的不良作風。整體設計論旨在在具體的歷史文化保護中，要有整體意識，整體布局，整體規劃，整體設計。歷史文化不能成為現代化城市的孤島，歷史地段、歷史建筑物要與城市融為一體，不可突兀。要有新老空間的聯動，在歷史城區中形成可以深入感受歷史文化氣息的環境，建設經過精心設計，串聯整個城市歷史地標點的歷史文化廊道等。文化傳承論旨在推動人工建造與自然環境互動關系的建立、歷史空間的繼承和文化的包容發展、重要空間的設計和場所的塑造、繼承并弘揚整體城市規劃設計的營建傳統。

發展協調論旨在進行歷史文化保護工作時，必須與本城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地理區位條件相協調，不能做超出經濟、社會承受限度的保護與開發行為。社會支撐論可以說內容最為豐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因為這種理論是基于對傳統保護工作問題的反思，傳統歷史文化保護工作的主要問題是把保護工作視為專門人士的一項技術工作，而忽略其社會屬性和公共政策屬性。到目前為止，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大體上是在國家的保護體系的基礎之上，主要還是由少量專家和單位來推動的，保護工作過于專業化和缺乏群眾基礎，就必然會影響到保護工作的社會實效，現實中完全依賴專家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在這種理論支持下，作為主導力量的政府首要就是加強法制規范的建設，要推動地方相應法規的制定；要按照制訂的規定，積極推動重要歷史建筑名錄的分期分批公布；要針對歷史文化保護工作的不同環節、層面工作推進制度化、規范化；更應當制定更具體切實的歷史文化保護技術規范，歷史文化街區內不應簡單機械地照搬現有的各種標準，而應該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區的技術標準和規范來進行規劃設計和實施管理。在地區交通組織、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術要求應結合本地歷史文化保護的實際要求與實際情況來制定。為了提供相應工作的資金保障，政府完全可以嘗試建立和創新歷史文化保護的財政扶持機制：建立起一種歷史文化保護專項基金，每年可從地方財政當中投入一部分資金作為資本金注入該基金，該基金重點資助歷史文化保護的項目。同時逐步健全社會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出臺適應歷史文化保護地區人民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確舊城改造后市民的回遷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等問題。借鑒先進經驗，在城市更新與改造過程中，在服務設施、教育設施等方面盡可能保持原有結構。關于保護行動的計劃，保護規劃的實施，應該分時序、分區、有重點地在政府主導下，以項目形式逐年加以推進。政府相應需建立并明確年度實施的制度體系。以上便是國內學術界對于歷史文化保護的一些代表性觀點。從保護還原歷史原貌，到積極開發已經消逝的歷史文化遺跡，二十年間，中國上百座古城都進行了適宜自身的規劃與改革。在當下已經有著相對完善的保護模式。中國的歷史文化保護，是一個從弱到強，從接受他國經驗與援助到開辟自己道路的過程。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發展，人民意識的提高，學術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歷史文化保護在中國是有著光明前景的。

歐美發達國家特別重視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與保護，進入21世紀后，不僅在國家立法等宏觀層面予以支持，尤其鼓勵普通市民與NGO參與歷史文化的保護，從法規的強制到自覺的行為，經歷漫長但切實的進步。美國的聯邦與地方立法相互配合，聯邦政府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護激勵機制，州與地方政府則有著較大的自主權，結合本地特色與實際，靈活立法保護。美國的經驗是基于其歷史文物多為個人私有的國情，然而其靈活全面，調動社會各界的歷史文化保護運行機制，有效克服了效率低下、資金不足、缺乏科學指導、盲目開發造成遺跡損害等其他國家常見的文物保護問題，確實值得借鑒。美國重視民間力量，日本亦然，同時日本更有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的特點，通過政策與經濟的扶持，培養高質量的民間修復技術人員，建立了官督民營，官助民辦的民間工坊體系，保障了文物修復與保護技術的高水平。

1問題的提出

歷史文化村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植所在，體現著最自然、最淳樸的鄉土生活，蘊含著寶貴的歷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內涵。2012年，浙江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加強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的若干意見》，率先在全省范圍內開展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和利用。2016年6月，在黃巖召開的全省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工作現場會上，省委副書記王輝忠強調，要以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積極探索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的有效途徑，實現“保護促利用、利用強保護”的良性循環。在浙江黃巖，20多個歷史悠久的古村落散落在中西部山區。這其中既有被列為中國傳統文化村落的富山鄉半山村和嶼頭鄉布袋坑村，也有被列為浙江省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重點村的寧溪鎮烏巖頭村和北洋鎮潮濟村，還有作為同濟大學“美麗鄉村規劃教學實踐基地”和“中德鄉村人居環境規劃聯合研究中心”落戶村的嶼頭鄉沙灘村。黃巖的這些古村落普遍是依托山水資源巧妙衍生的自然村落，它們承載著幾百年來當地人民休養生息的歷史文化，充分展示出符合黃巖山水氣候特點，并巧妙利用當地資源的民居特色和建筑形態，是浙江東南山區古民居的一個重要縮影。伴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古村落的歷史遺存正面臨銷蝕，亟需保護和傳承。如何把它們保護好、傳承好，推動其活態再生，是當前迫切而現實的問題，更是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2黃巖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和利用面臨的困境

近年來，浙江黃巖在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上做了許多探索，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得到上級部門和當地人民的肯定，但也要看到古村落的保護和開發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目前的現狀距離美麗鄉村建設的要求差距還較大。2.1保護意識薄弱。隨著宣傳力度的加大和保護開發進度的推進，人們開始已轉變觀念認識到古村落的寶貴價值，但仍然有許多人特別是生活在其中的村民對古村落保護價值認知不足。一方面，在歷史變遷中一些古村落的環境遭到破壞，原有的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另一方面，對現代生活的追求讓許多村民選擇搬離、改造或重建傳統建筑，導致古村落原有歷史風貌和歷史價值喪失。認識偏差導致保護意識薄弱是當前眾多歷史文化村落面臨的共同困境，這突出的表現為古村落“空心化”現象嚴重。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一點在一些古村落中表現的尤為突出，發展動力不足、古建筑廢棄破損成為許多古村落眼下的真實寫照。2.2基礎設施改建困難。眾所周知，制約絕大多數古村落活態再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與現代生活標準難以匹配。誠然，規劃者在保護和利用規劃中對此已有考慮，但在實施中仍然會出現許多問題。如街道排水溝渠、消防水池系統等道路水利基礎設施都會涉及，但是適應現代人的需要的基礎設施——完善的給排水系統，現代的供電、衛生、消防、通訊，便利的交通工具和設施以及交流信息的空間等等在還是比較缺乏的。還有一點較為突出的是施工的技術問題，如在保證不對原來的建筑設計機理和空間結構造成破壞的前提下，如何在古建筑中相對雜亂的建筑空間和狹窄的過道空間中進行科學合理的施工，目前還沒有一套成熟安全的改造方法。2.3資金短缺現象嚴重。自2012年，國家有關部門開始著手對傳統村落進行保護發展起，過去3年中央財政集中投入超過100億元推動傳統村落保護工作，對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每個村撥付300萬元左右的補貼資金。浙江省從2013年起，每年啟動43個重點歷史文化村落和217個一般歷史文化村落，其中給予重點村700萬元、一般村300萬元或30萬元的資金補貼，目前各級投入資金已累計達30億元。但要看到，公共財政補貼一般主要用于村落基礎設施建設，而村內古建筑的修繕、整體環境優化等工程資金缺口明顯。同時要看到，重點村和一般村的資金投入差別相差很大，相比較重點村，一般村支持經費過少，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亟需建立多元投入機制。2.4專門管理機構缺失。歷史文化古村落的保護和利用過程中，各級政府占據著主導地位。綜合來看，目前多數的歷史文化村落實行的是縱向的專業管理部門與橫向的地方政府部門相結合的多元化、多層次的管理體制。這種俗稱的“多頭管理”模式，往往涉及建設、農林、環保、旅游、文化等多個部門或單位，優勢是保護和利用過程中能調動各方面的資源。但缺點也很明顯，就是沒有能為歷史文化名村負主要責任的機構，容易出現不同部門依據不同法律法規，管理工作效率較低，利益相爭嚴重的現象。縱觀目前比較成功的案例會發現，正確引導開發商、地方政府和村民三方的“積極性”，平衡協調各方的利益訴求對于古村落保護開發非常重要。大量事實告訴我們，由于缺乏專門的管理機構，各方利益的角逐成為影響歷史文化村落持續發展的重要不穩定因素。2.5公眾參與力度不夠。公開的資料顯示，目前在我國古村落中絕大多數古建筑民居的產權屬于農民個人所有，只有極少一部分古民居（如名門望族祖屋、名人故居等）為宗族共有、村集體所有或被社會各類企業收購。正是由于古村落的主要建筑物多為村民個人所有，同時村民本身也是歷史文化村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古村落的保護和利用中必須充分考慮到村民的參與。目前在古村落的保護和利用過程中，村民參與的形式一般局限于通過與一些專家學者溝通交談或通過調查問卷來反映自己的訴求，而對村落整體保護規劃和古建筑民居的保護措施等并不了解，更不用說參與編制與決策。這種層次較低的村民參與離公眾參與的原本目標相差甚遠，因此也就難以發揮實質性的作用。

3推動歷史文化村落活態再生的應對策略

當前我們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加速推進階段，歷史文化遺失、傳統記憶斷層正成為轉型時期我們面臨的危機。歷史文化村落承載著中華民族故土的情感，是我們追尋歷史、感觸過去的現實載體。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和新農村建設深入的背景下，如何真正實現歷史文化村落產業經濟、社會文化和空間環境“三位一體”協同發展，讓歷史文化村落活態再現，這既是一個重要目標同時也是一個重大挑戰。3.1增強保護意識、引導原住民回流。近年來，隨著各級部門和全社會對傳統文化、歷史文化遺產的不斷重視，一大批古村落、古民居得到保護開發，重新散發歷史的光芒。但要看到，保護和利用古村落不只是簡單的修繕古建筑、改善生態環境，更應該重視引導原住民的扎根、回流，激發其自覺性、主動性和積極性，只有這樣才是活態的古村落。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輿論引導、宣傳普及歷史文化知識，提升村民對古村落重大歷史價值的認識，增強保護意識，努力形成全員參與、人人受惠的氛圍。同時，從村民實際出發，改善古村落的基礎設施建設，滿足居民基本現代生活需求，提升居民生活質量，引導原住民居住并生活在古村落中。3.2建立保護利用的專門管理機構。國內外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明確權利與責任，才能推動古村落保護利用的可持續。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和利用，涉及多個方面，包括村落整體規劃的制定、古建筑的保存修繕、基礎設施的改善、生態景觀的修復等。建議將建設規劃部門作為歷史文化村落的主管部門，設立直屬于區（縣）人民政府的專門保護利用管理機構，由黨委政府相關領導擔任主要負責人，其他相關部門如國土、農辦、旅游、鄉鎮（街道）等積極配合建設規劃部門的保護利用工作開展，盡量減少職能交叉環節，進而提高行政效率。同時要制定嚴格的行政責任追究制度，確保歷史文化村落保護規劃的編制、管理實施等落到實處。3.3倡導共同保護、加大公眾參與力度。在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實踐中，所謂的“公眾參與”其實質就是一種村民能夠參與到古村落保護和利用的規劃、決策、管理、實施過程中的途徑和方法。當前，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和利用需要得到全社會的支持與參與，必須變政府“主導保護”為全社會“共同保護”，政府、社會和公眾都是不可或缺的相關責任方。因此，要加大宣傳，對村民骨干進行培訓、教育，增強村民的保護責任意識并掌握基本的保護技能；建立古村落保護規劃及的村民參與制度，在公開、公正、民主的原則下，讓公眾及時了解規劃目標、參與規劃實施；同時，應指導村民制定鄉規民約，讓子孫后代參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并對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和利用進行監督。3.4建立合理的旅游支撐保護模式。旅游開發在帶動古村落經濟發展，傳播和弘揚歷史文化，展現古村落風采等方面意義非凡。在加強旅游服務設施建設的基礎上，將生態旅游、文化旅游和休閑觀光進行有機的結合，在展現物質文化遺產風貌的同時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和傳播，是古村落旅游開發應重點遵循的原則。但同時要特別注意，旅游開發是把雙刃劍，在為古村落帶來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同時，也隱藏著嚴重的負面影響，如為適應旅游開發而對古建筑的強行改擴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等。因此，堅持“保護為主、旅游開發為輔”的基本原則，建立科學合理的旅游開發模式對于歷史文化村落的保護和利用異常重要。高水平的開發方案、服務設施的建設、旅游容量的預測和限定、歷史特色的展現等便成為旅游開發過程中重點要考慮的問題。3.5建立建設項目審批、監督和驗收機制。為保護歷史原貌、維護歷史價值，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和利用過程中，管理機構必須加強項目管理。對于涉及村落內古建筑的任何項目維修或改造，都必須提交申請由專家團隊評估是否準許。管理機構應嚴格按照保護規劃的要求進行評估，切忌隨意的變通。對于準許維修或改造的建設項目，管理機構應在施工過程中旅行積極的監督職責，并對項目完工情況按照規劃標準進行驗收。同時，要加強對歷史文化村落保護規劃的后續管理，在建立保護規劃監察的日常管理制度的同時，管理機構應定期對古建筑、生態環境等進行檢查，以求及時發現情況、提出彌補建議。對歷史文化村落內的違法、違章建設以嚴厲打擊，不給任何可乘之機，避免對整體保護規劃造成破壞。

一、序言

本文梳理《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規定》的法制內容與特征，掌握實際保護工程上出現的問題，探討法制上需修補的部分。

二、《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規定》以下相關法制內容及特征

《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規定》與《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準則》一起公布于“十五時期”，即2001-2005年。規定目的為完善保護規劃、綜合考慮城市系統。這兩種法制在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史上的實際開端，設定保護相關細則的范圍。1990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25個歷史文化保護區以來，對這些保護區未有改動。至1999年8月，為良好地保護中國首都歷史風貌而定《北京舊城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和控制范圍規劃》。規定所內容為編制規定的依據與目的、劃定原則、保護區特色、保護層次、保護原則、實施。第三條所闡的對象分布為舊皇城內14街區、舊皇城外7街區、外城4街區。大致是元明清時期的商業區、宮或廟之類的標志性建筑所在地、景觀區域，但清后多留為居民地區。以下歷史文化保護規定原則為包括街道都含良好的歷史風貌、與現代開發區不同的明確的特殊性。但在第四條把保護層次分為兩層：重點保護區、建設控制區，調節歷史保護區與城市現代開發區之間發生的沖突。從兩層面積比例來看，重點保護區占559公頃，建設控制區占398公頃，1.4:1的比例表示過度空間具有視覺上的保障、空間認識上的穩定性。表1：北京市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在第五條提到“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整治與控制的原則”，只要保持街區整體風貌，能夠適當地修繕單體建筑并提高生活環境條件。如第六條所闡，此規定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北京市區中心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工作之下實施，總體來看此規定制定目的為確保北京整個城市規劃上的歷史保護區范圍。至2002年2月，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編制《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并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下來。基本框架與《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規定》相似，最大的區別在于調整人口密度、關注單體建筑質量、交通規劃。對于這三點的關注與精細化，由民居面積占全歷史保護區的40%、交通道路面積占20%的比例引起。歷史保護區由古代院落來組成，此規定從每院落具有的生活特征入手，把人口密度高的院落人口將要遷出。由于需分散的人口比例占人口總數的41%，規定實施前提為公眾參與、認同。另外按照歷史文化背景、建筑格局、形式、風貌等標準來判斷建筑價值并分為五類，還按照建筑質量來分五類。通過這兩種評價來看，因為風貌不協調、建筑損害嚴重而需修建的建筑占接近一半。另外道路方面，按道路寬度來分五類，掌握道路用途及往后變通可能性。參加2000年召開的“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方案專家評審會”的專家建議，選擇一塊重點文化保護區而作為保護規劃試點，還追求此規定引導文化保護法制化，這意見反映法制堅定初步階段的需求。

三、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實例

《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管理規定》與《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頒布后過了18年，本章通過梳理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修建過程與管理現狀，探討規定實施效果及改善點。所舉的實例為皇城內的南池子、皇城外的什剎海地區、外城的大柵欄。按《北京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方法初探》一文的定性分類來看，南池子地區屬于皇室建筑保護區，什剎海地區屬于風景名勝綜合保護區，大柵欄地區屬于傳統商業保護區。南池子地區偏于舊皇城內東南角，面積有34.5公頃。北起東華門大街，西側面臨南池子大街，南至長安街，東面臨巷、胡同。90個院落內有1447人口，居住用地面積有19.92公頃。此地區評為危改地區，2002年開始改造項目。拆遷面積達到全地區的70%，17710平方米，新建了二層帶院落的封閉式住房，還保留31座四合院，修復17座四合院。規劃原則以《歷史文化保護區危舊房修繕和改建若干規定》為主，準《南池子歷史文化保護區規劃試點方案》來做整體保護、合理保存、適度更新、延續文脈；整治環境、調整功能、改善市政、梳理交通的指標。規劃原則強調融合性、妥當性，并在功能上追求現代化、旅游地區化。其中顯目的部分為對交通方面的關注。交通不僅給居住人民提高生活條件，而且給旅客帶來方便，這點對旅游地區化的目標相合。地下停車場入口位于普渡寺門口旁，為施工停車場而覆土，也利于埋設污水管道。南池子區的歷史文化重點成為便利設施的交匯點。什剎海地區位于舊皇城的西北角部，地區包括前海、后悔、西海，北側面鐘鼓樓，東南西側面大街，《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公布的第一批保護對象當中面積最大，即301.57公頃，人口有6.36萬人。因為元代什剎海為京杭大運河的北終點，至今留下橋、寺、樓、閘等的景觀建筑。2004年拆除總面積的60%并處理環境整治。2006年進行環湖拆違整治工作，拆除了酒吧等的92棟建筑。2011年對從橋連接的景區進行開發旅游線路。2013年拆除違章建筑241棟，啟動“居民住房與環境改善項目”，對296個院落的3567人口進行疏散，同時增設停車場而解決停車難題。此時德勝門治理完成，并對其一帶進行歷史遺產分類。因歷代文獻中出現的景點具歷史價值、豐厚的人文氣味，按文獻內容，沿湖邊選五個重點而開發為歷史風貌區，積極表現風景名勝綜合保護區的性格。大柵欄地區西南北側面臨街，東側接前門大街，呈正方形平面有1.3平方公里，區內有114條街巷。根據《北京大柵欄地區保護、整治與發展規劃》地區分為四個部分：歷史風貌重點保護區、歷史風貌控制區、歷史風貌延續區、歷史風貌協調區。中北部偏于居住功能，東部為商業功能小區，南部以茶室為主，地區功能多樣。居住地區由清代小四合院來組成，商業樓留著清末民初的中西混合形式，具有歷史價值。但一半建筑質量較差或屬非歷史遺產建筑，因此進行修改。大柵欄更新從2010年開始，成立開放工作平臺，讓各行業專家提出更新建議。對地區人口之35%進行疏散，其外跟居民與商家找出合作改造方式，盡量提高傳統商業保護區的性格。地區熱管道充足，能夠用電力、燃氣等方式來供暖。另外由“一縱四橫”道路形成，道路窄小不易于安排水管線。因此分道路寬度，在3米寬的道路下安排消防供水管道，比其窄的道路下安排生活用水管道。交通方面跟南池子區一樣形成地下停車場，確保開敞空間，增加綠地。

一、徐州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的概況

1．儒佛道文化。漢代以來，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傳統文化長期在儒道釋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發展。由于得益于獨具優勢的人文地理和傳播條件，徐州地域與儒道釋三家文化源流有著特殊的不解之緣。立足傳統文化源頭，研究儒道釋思想形成、傳播和發展與徐州的關系，揭示徐州地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對于區域文化史乃至傳統文化研究均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兩漢時期徐地歷代楚王、彭城王和下邳王及有關守相，大都能夠承傳發揚儒家學術，形成徐地蔚為大觀的封國儒學文化，在學術人才、流派和水準上，都與齊魯儒學區域逐漸融為一體。這種繁盛局面持續400年之久，占了中古史的1／5時段。道家創始人是老子，在老子思想體系中，楚文化是孕育其道家思想的重要背景，并對道家具有主干的影響。然而，老子又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精華，其中主要有周文化、包括了徐沛之地的宋文化乃至整個東方的東夷文化。大約在西漢后期，佛教流傳到大月氏向西域的安息大夏康居，并且隨著絲綢之路的溝通，開始傳向于闐龜茲等國。至兩漢之際，佛僧入華傳教譯經，佛教逐漸在中原地區傳播，并且沿著國內主要交通線向東部擴散，一直深入到徐州地域。

2．山水文化。徐州城四面山阜環繞，山文化積淀亦十分豐厚。徐州位于江蘇西北部，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的黃淮沖積平原。徐州四周為海拔100－250米的山丘環繞，自然圍合城市空間，構成一個祥和安定且景色宜人的生活環境；同時徐州水體豐沛，其地古有汴、泗水交流，后有黃河故道與京杭運河穿越，今天新建的云龍湖與整治后的黃河故道，更如明珠玉帶，為古城增色。山水環抱的徐州區域格局，正是中國古代人們追求城市與自然和諧的觀念體現與實踐結晶，更加暗合了極具特色的“風水”營建思想。云龍湖十八景：桃霞煙柳、杏花春雨、荷風漁歌、蘇公塔影、石壁留蹤、臨湖嘗鮮、兒童稚趣、寒波飛鴻、長堤雪月、別有洞天、果樹盆藝、水上世界、萬人游波、湖濱垂釣、沙島渡閑、云湖泛舟、湖光燈影、索道滑道。

3．戰爭文化。自古以來，發生在徐州的戰爭，僅有記載的就多達400余次。兵家為何必爭徐州？這是因為，徐州的地理位置，在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徐州，史稱“北國鎖鑰”，“南國重鎮”，在南方軍事家眼里，占領了徐州，就等于拿到了打開北方大門之鎖的一把鑰匙；而在北方軍事家眼里，奪下了徐州，就等于占領了向南方進軍的橋頭堡。徐州東近黃海，西連中原，北倚魯南山地，南瞻江淮平原。它像一位巨人，立于一個制高點上，虎視眈眈，可督蘇魯豫皖四省。由此向東西南北挺進，都如高山流水勢不可擋。有人形象地比喻，徐州是中國東部的“腰眼”，是中國南北的“咽喉”，均屬要害位置，適宜兩軍決戰。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曾這樣評價徐州的戰略地位：“南不得此，無以圖冀東，北不得此，無以窺江東。是勝負轉戰之地。”數千年來頻繁的戰事，在徐州積淀了豐富的戰爭文化資源。這是一筆巨大的寶貴財富，具有極為廣闊的開發前景，只要認真開發利用，一定會為徐州的經濟建設和子孫后代帶來無量福祉。徐州是中國最早的九州之一，距今己經有兩千六百多年的建城史，比本省的蘇州、南京都要早，而且歷來為軍事和交通重鎮，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徐州被定為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創造這些文化的先人足以自豪，我們這些站在前人肩膀、前世文明平臺上的現代人，應倍加珍惜這些歷經千百年歲月淘洗磨礪而延續下來的文化遺存，傳承光大徐州的文脈。文化競爭力位居全國地市級城市前列的徐州，擁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資源：徐州剪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極具地方特色的徐州梆子、江蘇柳琴戲、徐州琴書、徐州香包、邳州年畫、豐縣糖人貢、邳州跑竹馬等8個項目先后入選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一批國家級文化擴展項目名錄。此外，還有沛縣武術、邳州紙塑獅子頭、沛縣泥模、睢寧落子舞等省級文化遺產。不論是源遠流長的邳州大墩子文化，還是新沂的花廳文化以及光輝燦爛的兩漢文化，還有血脈一樣構成徐州歷史文化長河的，都有其獨到的個性和非同尋常的價值。

二、當前徐州歷史文化保護的現狀

（一）保護歷史文化的原因

一、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與城市歷史文化

1.城市孕育多元、豐富的歷史文化城市的歷史文化是城市形象中鮮明、突出的部分，是城市的靈魂，它植根于城市的地理環境和城市自身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反映了城市的區域特色。看城市的歷史發展過程即可找到這座城市歷史文化特色的成因。過去自然地理環境的明顯地域分化導致的地域文化差異性一直在影響城市形象，同樣，遍布城市地下空間的地鐵軌道交通也基于共同的區域性歷史文化因子，受其影響，城市一般依托典型的地域文化塑造差異性和個性。此外，城市歷史文化內涵是城市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這種底蘊所形成的地方精神有利于當地居民素質的提高，對后代乃至城市的未來影響深遠。根據受眾的感官和精神層面，可以把城市豐富、多元的歷史文化涵蓋領域區分為有形和無形兩種形態呈現類型。有形文化形態呈現類型真實、具體，有較高的觀賞性，包括城市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格局、傳統風貌、歷史文物、古建筑遺址、古文化遺址、園林名勝、特色植物、零星分布的特色風物等。無形文化形態呈現類型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在物質上的間接呈現，具有潛移默化的精神指導作用，包括宗教信仰、歷史文獻、價值觀念、思想體系、語言文字、城市傳統民風民俗、傳統曲藝民謠、城市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城市現代都市文化精神風貌等。2.歷史文化展示與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的互動機制（1）地域歷史文化是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的基石文化是在歷史發展中建構和積累下來的，文化可以區別民族，同樣可以區別城市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筆者調研那些能夠被人們記住和稱道的城市公共裝飾藝術時發現，它們大都是城市現代化和歷史文化的產物，凸顯了一座城市藝術景觀形象的文化建設工程。同樣，很多一、二線城市在迅速發展地鐵軌道交通的同時，正致力于依托地域文化，擇優打造能夠彰顯城市特定歷史文化形象的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這些裝飾藝術形式主要是壁畫和墻畫。但這些公共符號如果只停留于表現悠久歷史、人文風景、物產豐富的一般表象描述上，便會趨于雷同，流于表面。（2）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是對城市歷史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李建盛在《公共藝術與城市文化》一書中指出，公共藝術總是一種歷史性地傳承、表現和建構城市文化的藝術。他指出，北京城市雕塑60年的建設基于北京城市文化的目標定位，社會成員的歸宿感、共同體驗的積淀都和城市的文化形式相聯系。如果在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構建中拋開城市的歷史文化遺存，孤立在現代城市空間中，人們只能遠觀不能近察，難以觸碰，就談不上凸顯特色。因此，在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構建中，要深入認識城市文化特色的內涵，清晰定位城市歷史文化形象設計主題，這樣才能讓受眾從單純的視覺刺激轉為與包含城市歷史文化內涵的時代精神產生共鳴。這是公共裝飾藝術從業者肩負的歷史責任，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將地域文化盤活，使其重新煥發生機。

二、基于城市歷史文化的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構建特點

1.歷史文化主題引導下的裝飾風格的多樣性歷史文化主題引導下的裝飾風格的多樣性，指的是城市歷史文化主題豐富而深厚，使城市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構建通過多層文化疊加、古今文化連貫、主導文化凸顯的方式，秉承諸如巴蜀、荊楚、嶺南、吳越、秦漢文化所形成的城市文化張力，貫通現代經濟、社會、人文、建筑等領域，體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和諧發展。內容豐滿的地鐵空間主題文化引導下的公共裝飾藝術風格多樣性呈現出具象、抽象、創意、寓意表現，可以輕易地使人們融入城市文化，根據不同主題應用不同的材質構成不同的藝術風格，塑造深刻的文化印象。在加工裝飾藝術中，所用的材料非常多，而且材質的形狀、紋理、質感等都有所區別，不同的材質可以渲染不同的氛圍。2.城市文化與藝術創新并重以文化為基礎的公共裝飾藝術的創新應該注重審美創新、美感設計和內涵表達。藝術是城市文化的核心表現，體現人的心靈世界和價值追求。《考工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藝術永遠是求新的，創造藝術的源泉就是創新精神。文化創新就是以踐行藝術創新為內在動力，推動城市特色、風格和價值增值與內涵提升，是對城市形象的重建。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創作首先要滿足大眾的審美和文化需求，其次要提升全民的審美水平。多元、包容、綜合、創新是地鐵空間公共裝飾藝術未來的發展方向。

三、寓城市歷史文化于地鐵空間的公共裝飾藝術樣本分析

物質形態歷史文化展示類主題的裝飾樣本以寫實具象再現、敘事性重現居多，刻畫真實，注重渲染氛圍、感召受眾。相對于物，非物質形態歷史文化精神氣質的表達具有隱蔽性，注重以寓意和創意激發人們思考。南京是四大古都之一，“天下財富出于東南”讓南京的歷史文化底蘊名揚天下，奠定了南京豐富、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南京地鐵中華門站的《明朝遺韻》、南京站的《金陵攬勝》、中勝站的《云彩地錦》是讓人流連忘返、贊不絕口的物質形態觀賞型公共裝飾藝術。《金陵攬勝》在公共裝飾藝術的構建中通過散點式構圖、青花青釉瓷板畫工藝展現了南京的自然景色、名勝古跡；“月圓月缺”“漣漪波紋”“窗花殘荷”是優美的玄武湖自然之景的典型特征，堆漆技法表現出色。中勝站墻畫上飛舞的蛟龍圖案，襯托出通透繁冗、華麗富貴的氣韻，將云錦歷史文化形象植入人心。東莞地鐵空間的公共裝飾藝術美融入了嶺南的歷史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從東莞美食和老字號招牌的綜合材料拼貼壁畫，到千角燈打散重構的壁畫，水鄉賽龍舟的鑲嵌壁畫，“僧人沿山種茶”壁畫，引入自然的東莞市花白蘭花的壁畫，虎門銷煙和現代社會發展相結合的鍛銅壁畫，諸如此類的歷史人文和現代社會交相輝映的例子數不勝數，它們共同構成了昨日光輝和今日繁華的城市形象。

一、上海歷史文化景觀孤島形成

上海地區擁有千年文明，百年滄桑。18世紀中葉上海逐步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工商業城市和重要港口。同時，城市的開放和經濟的發展，隨之引來歐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占，英，法，美，日和公共租界的劃定，這種分割的統治造成了上海整個城市沒有統一的城市規劃。而各個租界內留下的有歷史價值的造型各異，風格不一的建筑從空間布置規劃上和風格上都很難達到統一。1990年上海加速發展以來至2005年，建設總面積相當于上海開埠到1990年建設的總和。而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上海地域文化的符號和語言，其已經處于城市化發展的肌理之中，互補相連，孤立而立，成孤島狀態。這些歷史文化景觀孤島之中最近的達10米到200米，已經被現代化的城市肌理分隔開來，歷史文化保護單位被所謂的新區，和新的地塊所分割，所以造成現在有歷史價值的地塊被分割開來，形成所謂的歷史景觀孤島。上海歷史景觀孤島形成基本可以歸納為四種。第一種為歷史文化保護單位本身沒有得到較好的保護，遺址本體處于淡化及半消失狀態，交通可達性弱，基本被周邊現代化的環境完全侵蝕，顯得孤立無援，形成歷史景觀孤島。第二種為歷史文化保護單位保護較為良好，文物保護單位本體處于封閉狀態，不對外開放，也沒有突出的指引性標志，并且與周邊環境顯得不相協調，形成孤島狀態。第三種為歷史文化保護單位本身保護很好，文保單位在保護的同時，內部景觀元素也顯得很為協調，與周邊環境的使用功能有所不同，如文保單位緊鄰商業，住宅，其他等建筑，文保單位與周邊建筑沒有足夠的景觀過渡空間，顯得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形成歷史景觀孤島。第四種為歷史文化保護單位保護良好，但被交通因素干擾，或出現交通可達性較低的狀況，或緊鄰主干道及被高樓現代風格的建筑物所包圍，被分割開來，形成孤島。

二、上海歷史景觀孤島的分布

上海歷史文化景觀孤島，從密度來講，大部分孤島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區，特別黃浦區，靜安區尤為集中，浦西較為集中。老城區集中布置的地塊，其集中在靠外灘這一側。沿外灘風景區北起浦江飯店，南至董家渡天主教堂。老城區沿著黃浦江有分布。即分布呈現中心城區較為密集，而郊區城區分布較為稀疏。且表現出各個新城區內部歷史景觀孤島集中，距其他郊區城區的景觀孤島距離較為遠。上海歷史景觀孤島分布的區域性較為密集，特別是集中于黃浦區，靜安區等上海老城區。而新，老城區間孤島分布又較為疏離。從密度來講，集中于老城區，靜安區，黃浦區，虹口區。老城區集中布置的地塊，主要集中在靠外灘這一側。老城區沿著黃浦江有分布。在老城區的分布呈T形結構。上海歷史景觀孤島在中心城區主要形成“帶和點”組合的分布結構。由黃浦區為中心，向虹口區、閘北區、靜安區、浦東新區承放射性帶狀分布，形成三支樹杈形，周邊以點狀分散布局。從黃浦區東起外灘，歷史景觀孤島承帶狀向靜安區擴散。同時，以黃浦區由吳淞路開始承線狀向虹口區分布（如圖1）。中心城區文物保護單位很為集中，而郊區城區歷史景觀孤島相對分散。老城區是中心，四周新城區成眾星拱月之勢。在郊區城鎮主要以青浦區，嘉定區，寶山區比較集中。新城區主要呈現整體分散，局部集中的結構特征。各個新城區內呈簇團態，而該區域內的各個組團之間也較為分散。

三、上海歷史景觀孤島的保護現狀

在上海城市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于歷史，人文，政治等各種原因，這些歷史景觀孤島的保護狀態各不統一。在這些研究對象中，其現有的保護狀態，有的保護良好，有的保護欠佳，有的幾乎被忽略。有的為場地內部保護良好，整體保護較為完整，但周邊環境和交通可達性比較差，而有的是場地內文物本體保護力度不足且周邊環境保護的也比較差。根據實地調研，本文對景觀孤島研究對象進行歷史資料查閱，平面圖繪制，空間結構整體，建筑形態分析等大量工作，可以粗略地將上海歷史景觀孤島按照歷史文化屬性分為九種，紅色革命類歷史景觀孤島，古塔經幢類歷史景觀孤島，寺廟教堂類歷史景觀孤島，海派文化建筑類，名人故居類，公寓里弄類，歷史文化遺址類，紀念性建筑類，進行保護現狀的研究。（一）紅色革命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上海是中國近代史上紅色的光榮之城。上海城市的繁華中也包含中國革命史上的進程演變，紅色革命是上海的不可磨滅的紅色記憶。上海歷史景觀孤島中屬于上海近代革命時期遺留下來的，具有紅色革命歷史意義的文保單位，本文中統稱為紅色革命類歷史景觀孤島。這些紅色革命類歷史景觀孤島記錄了上海的紅色革命足跡，見證了上海從這座城市在革命中的成長。目前，這類紅色革命歷史景觀孤島的保護狀況大概可以分為4類：1．目前仍為居民居住所用，不公開對外開放。與周邊里弄建筑從外觀渾然一體，大部分無明確的標識性歷史主題。其歷史價值較為弱化，被周邊建筑所淹沒，侵蝕，形成景觀孤島狀態。這類紅色革命歷史景觀孤島周邊多無景觀建設，缺少歷史主題的加強，只是保留其原有的建筑風貌。如：中共“六大”以后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等。2．整體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而且其歷史文化意義也得到了宣揚。或獨立建設其展覽館，或將其歷史文化意義強調，又改為他用。這類孤島多有一定規模的占地面積，綠化，廣場，標識系統也較為健全。也為大多數人參觀，熟知，但或周邊的環境從使用性質上有所不同，形成視覺上的孤立狀態；或孤島存在交通可達性不夠便利的狀況，形成孤島。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三山會館，《中國青年》編輯部舊址，周公館等。3．原遺址本體已經毀壞，或拆除，在舊遺址上另建其他建筑，只豎標牌作為紀念。如：上海工商學聯合會遺址，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等。4．在原有場所性歷史文化遺址，現在該場所建遺址公園，或在某個文化性公共場所內設置紀念碑。這類孤島為本身保護較為完整，有獨立景觀襯托，綠化豐富。但與周邊環境無明顯景觀過渡，及延伸，顯得格外孤立。如：吳淞炮臺抗日遺址，金山衛城侵華日軍登陸地點，羅紅店十字紀念碑等。（二）遠古遺址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遠古遺址承載著上海先民時期的文化遺物，是上海文明最早開始發展的起源。上海遠古遺址類景觀孤島中保護現狀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根據原有遺址發掘的基礎上，進行保護舊址，建設遺址公園。如：福泉山遺址，亭林古文化遺址及正在建設的廣富林文化遺址等。第二類是原有遺址僅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簡單的保護，不對外開放，如老寶山城遺址等。最后一類為在遠古遺址處未經過任何保護，尚保持原有最為簡單的狀況。僅立碑標記。如湯廟村古文化遺址，戚家墩古文化遺址，平原村古文化遺址等。（三）古塔經幢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上海作為一座擁有豐富歷史文化城市，自唐代至明代有多座古塔經幢，共有12處古塔經幢類歷史景觀孤島。古塔中年代悠久的主要有：南翔雙塔、天馬斜塔、永安塔、興圣教寺塔、青龍塔、松江清真寺塔、嘉定法華塔等。松江唐經幢則是上海現存最早的地面文物，也是全國保存最為完整高大的。在上海歷史景觀孤島中，古塔經幢類文物本體現狀都保護較為良好，基本已經都進行了復原，修復。有些文保單位已經建成公園，旅游，參觀區域等，而有些還沒有其獨立的歷史信息場所。（四）寺廟教堂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寺廟教堂，上海5000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發展，中國各個朝代對宗教的信仰和膜拜，為上海留下了大量寶貴的祠廟建筑。共擁有10處寺廟教堂類歷史景觀孤島。如真如寺，龍華寺，東林寺，上海城隍廟等都是上海歷史文化發展中留下的寶貴遺產。而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以教堂的形式也在這座城市留下符號。無論是佘山天主教堂，還是圣三一基督教堂等，其精湛的建筑外觀及獨特的建筑風格都形成了城市中最美的風景線。而中國傳統寺廟建筑與西方教堂建筑的并存與對話也再次證明了上海海納百川的文化遺產。（五）名人故居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名人故居，上海是文化藝術繁榮發展，革命運動轟轟烈烈的重要城市之一，它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決定了其幾百年來產生了無數名人政客。而名人故居也成了上海歷史文化的重要一部分，這些故居在建筑上為城市的發展留下了記號，也為后人留下了記憶。如陳云故居，劉曉故居，路易。艾斯故居，等等。（六）公寓里弄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上海作為中國最具有“都市氣派”的城市，建筑是超前，時尚的，但伴隨著上海歷史發展的軌跡，公寓里弄類建筑已經成為上海城市建筑的一大風采。在上海一百多年的城市建設所形成的特色風貌中，石庫門里弄建筑是兼容并蓄的代表。隨著近幾十年上海房地產的迅猛開發，大片里弄舊公寓被夷為平地，留下的文保單位則大多數因建筑和設施陳舊而成為繁華都市中心的邊緣地帶，形成孤島狀。（七）歷史文化遺跡類歷史景觀孤島保護現狀。歷史文化遺跡景觀孤島共有8處，上海歷史文化的發展留下了其獨特的歷史文化遺跡，如豫園是清代原址的后期重建，是中國私家園林造園藝術的典范之一。其精美的建筑造型，園內移步換景的絕美景色，是我國重要的歷史文化景觀，再如方塔園是清代回復重建的，內有興圣教寺塔及磚刻照壁。朱家角鎮的普濟橋，放生橋，再現了江南水鄉的特有風情。

摘要：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在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中的運用有利于突出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政治引導，有利于實現思政課實踐教學的知識拓展，有利于增強思政課實踐教學的能力塑造。通過朗誦抗戰詩詞、演唱抗戰歌曲、講解抗戰故事、表演情景劇目、參觀抗戰遺址和紀念館、創造抗戰文藝作品、撰寫研究成果等方式來開展課內外、校內外實踐環節。思政課教師應通過加強對抗戰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和整理，做好課內外、校內外實踐教學環節設計，加強對學生參與實踐教學的管理和評價來保障實踐教學的有效實施。

關鍵詞：抗戰歷史文化資源；思政課；實踐教學

一、地方抗戰歷史文化資源運用到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中的主要價值

地方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內容豐富多彩，是高校思政課開展實踐教學的寶貴資源。將其運用到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之中，具有突出的價值。

（一）有利于突出思政課實踐教學的政治引導

政治引導是思政課的基本功能[1]17。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對于突出思政課教學的政治引導，尤其是體現其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來說具有突出作用。一方面，高校思政課教學利用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對學生開展深入、持久的愛國主義教育，使學生不斷領悟愛國之理、厚植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2]。另一方面，抗戰歷史文化資源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豐功偉績，這對于幫助大學生理解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中流砥柱地位具有重要引導作用，進而使學生知史愛黨，自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