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教育本土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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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一體化，崇洋已成為中國的主流。認為說英語、吃西餐是一種時髦，聽音樂會是一種高雅的表現。中國人越來越多的去學習西方文化，這對我國傳統文化有一個巨大的沖擊作用。而老師在教學中只停留在英語教材上的知識，忽略了英語教育方面的實際運用，忽略了英語教育本土化的重要性，忽略了英語與我國文化相融合。

二、英語教育本土化的必要性

什么是“本土化”？就是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又或者一個國家所具有自己獨有的語言、文化、民族習俗、地域風貌。所以，若到了一個地方，首先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化、民族習俗，觀察他們的地域風貌，只有這樣才能融入其中。所以要想培養學生對英語的運用，就得把我們的文化融入到英語當中，這也是英語教育融合本土化的一個必然。更要把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我認為文化有一種很強的融合性。從我國歷史就可以看出，在朝代交替過中，傳承文化的同時也不斷有新的文化，又與以前文化相互碰撞，直到相互融合。而今天的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也是這樣的一種過程，直至達到互相融合的一種平衡狀態。

三、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教育

（一）觀念本土化

學習英語的目的，就是運用它來學習西方文化和先進技術，同時要傳播弘揚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跨文化交際是指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所進行的文化交流。影響跨文化交際的原因，往往就是對自己本國文化知識的不了解，導致的。因此要樹立英語教育本土化的觀念，不斷在教學中與學生互動，培養學生對本國傳統文化的興趣，自主學習本國文化，并可以用英語表達出來，這才是實際教學中的目的[2]。英語教育本土化的過程就是學習西方語言文化，同時要傳播弘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過程并與時俱進的過程。

（二）編寫具有本土化的英語教材

英語教材作為教學的基礎，學生學習英語的主要方式，現在我國英語教材是知識難還有涉及的內容比較老舊，缺少本土文化方面的英語教材，會使學生在學習英語的同時，單方面了解學習西方文化，沒有主動去傳播弘揚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基于教材對英語教學的重要性，就必須要編寫具有本土化的英語教材。也可以融入一些其他國家的文化不要僅限在西方，這對學生文化培養有著重要的作用。

（三）教學理論本土化

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改變方式，不再是老師講、學生聽。更要讓學生參與，比如，老師可以提前把一周的學習計劃布置好，以提高同學自主學習能力。在教學過程中穿插一些中西方知識，文化的載體是語言，而學習的內容是文化。而只局限在教科書上的內容作為課堂教學，是有些乏味枯燥了，現在科技發達，信息更新速度快，而只學習在書本中知識，就有些落后于當代社會[5]。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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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的首要教學目標就是幫助學生認識自我、悅納自己，學會自我調節、自我教育。而利用鄉土課程資源使青少年更準確地認識自我，觀照自己的內心，因為只有自己所處的環境和熟悉的情境與經驗才能反映自己的行為。同時，要培養青少年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無論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都應以引導青少年正確認識自己為前提。

二、提高學生學習需求和動機

鄉土課程資源的開發能幫助學生在肯定自己直接經驗的基礎上更加有熱情地去探索未知的知識，幫助學生學會良好的學習態度、習慣和思維可通過正確的開發鄉土資源。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為教育最終的目標不是累計增加兒童的客觀知識，而是為兒童營造一個充滿新奇的環境，讓兒童學會自己去發現、去探索、去主動地學習經驗和知識。戴爾的經驗塔理論也認為學生用其感官親身參與的直接經驗，能夠激發學生的虛席興趣和動機，能促使學生學會用自己所習得的經驗繼續發現問題，繼續發展其學習。

1．引導學生在大自然中自己探索和發現在心理健康課程的定位更多是以體驗性學習為主，教師要教會學生在生活中自己通過體驗和感受來對生命的認識、對自我的認識、對自然和社會的真實認識。因為學生可以通過直接感受和生活經歷來獲取鄉土知識與經驗，因此學校教育課程中增加鄉土課程知識和經驗，可以達到激發學生求知探索的樂趣，當學生將所學知識和現實實際環境聯系起來時，會更利于知識的吸收，同時也會更好地激發學生對知識的認同度，也能更大限度地開發學生求知的潛能。

2．知識要密切聯系實際缺乏鄉土知識是目前許多學校傳統的教學課程所共存的缺陷，將生活體驗與具體的學習經驗相割裂甚至是相背離，不利于學生鍛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中要更多地融入實際生活中存在的經驗和問題，教會學生如何運用系統知識解決復雜的動態的真實的情境。

三、通過知識和情感影響學生認知

只學習書本知識的學生，最終沒有學習的主體性，沒有主體經驗的存在，也更沒有根據主體經驗去實踐的經驗，那么學生所獲得的經驗都是間接客觀的，難以被學生內化。重視主體經驗對于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內容應該回歸知識的本來面目，讓知識真正符合現實中人與世界語自然真實的互動，而非疏離于人主體經驗和客觀世界之外的籠統概念。教會學生如何愛護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導學生切實參與到保護環境的行動中。例如在當地成立定點定期廢品回收站，教會學生學會回收和分類各類廢品資源，同時也增強了學生廢品回收、分類整理、集中處理的意識和能力，養成良好的回收習慣。義賣還能教育學生樹立公民意識，做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人，提高愛護自然、保護環境的意識。另外，通過教會學生利用回收的廢品進行義賣也能教會學生遵守市場規則。學生可以通過對生活的體驗，初步形成市場經濟意識和勞動價值，提高自己的交際、表達能力以及增強個人理財能力。在課程中融入本土文化能幫助學生獲得一種歸屬感，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中要多設計鄉土文化，以培養學生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健康的發展志向。如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動課程中帶領學生多領略本土自然的美好，多介紹本土自然引以為豪的地方，多去了解和感受本土特色文化，來增強學生對本土的認同感。

四、提高學生的民族榮譽感

自己所屬民族的文化內涵可以通過課程教學內容來得以實現，通過課程內容教學來傳承自己民族屬性，也能達到提高學生的民族榮譽感的作用和效果。一個民族經久不衰，其原因就是在于該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民族大眾的認同。各個地方的本土文化非常值得學校和家庭教育將之納入對學生的教育環節中去，時刻在教育中滲透宣傳這些本土精神，讓學生對本土文化更加認同，形成積極進取、愛國愛家的正確價值觀。

五、通過隱性文化滲透心理健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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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其先民在千百年的摸索、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保護、傳承和弘揚“三少民族”傳統文化，對于“三少民族”自身以及人類社會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學校作為傳播人類文明知識的殿堂，也應當擔當傳承民族文化的責任，將民族文化傳承給少年兒童。學校利用音樂教學資源開展民族文化傳承教育，是實現“三少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傳承的必要途徑之一。讓少年兒童接觸少數民族音樂，對少兒的成長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意義。

一、增加少年兒童熱愛家鄉的情感

在學校教育中，音樂無疑是最容易讓學生接受的活動。著名音樂教育家柯達伊曾有這樣的理論，他認為：兒童唱歌與說話都同樣的自然，通過唱歌這一人人都能從事的活動，能夠使孩子們的歌喉日臻完美。而在眾多歌曲作品中只有美好的民族藝術才會讓孩子們真正感到這里是家鄉，并產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柯達伊的“要讓音樂屬于每個人的愿望”，要使傳統民族音樂活在人民的生活之中，給予他們一種文化認同感，而這一切又必須從小培養。兒童從幼年起，通過大量民間兒童歌曲，培養了興趣，也熟悉、積累了民族的音樂語言、旋律音調，并逐步感受到音樂與語言的完美結合。

在不同的音樂活動中，學生欣賞著、想象著、感染著、參與著、發現著少數民族的活力與魅力，向往著近距離了解這些民族的生活，更生發出對不同音樂的濃厚興趣，熱愛家鄉的情感油然而生，為家鄉擁有這樣美好的民族音樂而自豪！

音樂的魅力正在于無需更多言語就能達到心靈相通、精神引領的效果。因此，如果說，音樂是“心靈雞湯”一點不為過！

二、萌發少年兒童對“三少”民族民間音樂、民族風俗習慣、傳統藝術文化的尊重意識

音樂是偉大的心靈藝術。通過“三少民族”民歌音樂乃至內蒙古草原、山林、漁獵等文化可以看到音樂的內涵與其藝術形式自是相互關聯，這無疑對孩子們音樂欣賞趣味的形成確起到了熏陶默化的鑄就作用。“三少”民歌內容多為講究溫厚、質樸、和諧的文化氛圍，其民歌逐漸形成了一種豪放、寬容、樸實、詼諧的整體性格特征。

五彩呼倫貝爾合唱團的出現得到了公眾及社會的認可絕不是偶然的，是有利于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發展的。可以說，草原文明不僅具有傳承性且極具開放性。孩子們的演唱不僅僅保留和延續了草原文化之傳統，是沒有年齡與經歷、沒有專業與業余之間的界限的，是古老民族純凈生活的反映。孩子們給人們以藝術靈感的童謠，蕩滌著世人的心靈，也給予了現今人們以青春的活力！

受地域、文化差異影響，不同的民族有著各自不同的風俗習慣。在授課前，我將三少民族的風俗習慣為學生做了個簡單的介紹。例如，三少民族的服飾、居住、飲食文化以及他們的歌曲風格、舞蹈特點等。并且觀看了五彩呼倫貝爾兒童合唱團的演出視頻，聆聽了《勇敢的鄂倫春》、《鄂呼蘭，德呼蘭》、《夢中的額吉》等歌曲，欣賞了達翰爾族舞蹈《魯日格勒》，讓學生深刻感受到少數民族文化的美好。音樂是最易于為兒童所接受的語言。少數民族音樂更是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通過音樂的感召，我們可以讓學生走近少數民族音樂、感受少數民族音樂、喜歡少數民族音樂，從而消除對少數民族生活習慣的歧視，萌發兒童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傳統藝術文化的尊重意識。

三、豐富音樂認知、擴大少年兒童的想象空間

在藝術世界里，音樂是最善于表達、激感的藝術，它可以消除緊張情緒，獲得情感的平衡。通過廣泛接觸表現不同情感、內容的音樂，學生的情感世界將逐漸變得豐富、充實。

音樂教育可以發展兒童的基本音樂能力。通過音樂語言理解那些通過日常語言所不能理解的細節和微妙之處，使孩子的“感性和理性得以融洽、升華”。少兒階段是各種感官發育最迅速的時期，是聽力培養最重要的時期，這個時期的音樂學習是通過多種感官體驗音樂的要素，通過體驗形成經驗。少兒階段通過音樂的母語獲得的音調積累，對繼承民族音樂文化、發展音樂的創造性能力具有深遠意義，使其獲得音樂能力。

少數民族音樂認識對兒童的想象力拓展有著巨大的推動。我們引導學生了解少數民族音樂，等同于為學生打開了另一扇想象之門。少數民族音樂作品背后往往有著美麗神秘的

轉貼于

傳說故事，在故事鋪墊下，學生對音樂的體會更加深入，對音樂作品的想象力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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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我國當下的音樂教育存在本土化音樂教育體制欠完善、音樂教育理論與觀念整體滯后等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就是要確立中國音樂學派思想，充分認知中國本土音樂文化的獨特價值和核心價值，構建和完善中國本土音樂教育體系。 

自從20 世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新成就。音樂學院從過去的不到10 家發展到目前有各類音樂學院名稱的學院三、四百家。音樂教育事業有了前所未有的起色和發展。像譚盾、郎朗、宋祖英等活躍在世界舞臺上的中國音樂藝術家的身影也逐漸增多。出國留學深造音樂，以及與各種國際音樂文化交流活動也都十分頻繁。音樂基礎教育也在新課程標準的引領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音樂教育教學改革。青少年業余音樂文化生活的熱情也在空前高漲。

然而，像我們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文明和歷史的偉大國家，卻沒有自己的核心音樂教育理論，不能說不是遺憾的、或者說是悲劇性的。換句話說，中國沒有自己原創的、獨立的音樂教育理論是既制約了音樂教育的發展，又阻礙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本土音樂教育理論”，不僅是指中國民間音樂教育及其理論，而應是指具有中華民族主體性格和民族音樂智慧的音樂教育之理性主張與系統思想。

中國本土音樂教育理論即中國全部音樂教育智慧的系統集成。因此，決定當下與未來中國音樂教育能否有效快速生長的關鍵，是看能否探究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思想。探究中國性格的音樂教育理論，是目前與未來中國音樂教育學術的重要任務，是中國音樂教育持續生長的保障。那么，如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挖掘和建設中國本土音樂教育理論呢?

一、要確立中國音樂教育學派的思想。

如果缺失探究構建中國音樂教育學派的意識和觀念，必將影響人們主動探究中國音樂教育理論的行為。只有當有了構建中國音樂教育學派思想的引領，才有可能積極主動地研究和構建起中國音樂教育的系列學理。

中國音樂教育體系應該以“生活世界”為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國各地域各民族音樂文化的生活形式和生活世界，而“體系音樂學”也要放到工業化和理性化時期的生活世界來評價，正如胡塞爾講科學世界也要放到生活世界來評價是一個道理。今天，人類已經處于后工業社會生活以及生態文明的生活世界，我們需要重新評價工業文明時代音樂生活世界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重新建構后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時期的音樂生活世界。在此基礎之上，構建中國音樂教育學派思想體系。

二、充分認知中國本土音樂文化的獨特價值

如果想要真正構建中國音樂教育的理論，當然是千萬不可忽視中國本土音樂文化的價值。音樂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標志，是一個國家形象的象征。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音樂總是會呈現出具有這個民族和國家特色的音樂文化印記和共同特征。中國音樂是中國人民的精神文化產品。中國本土音樂文化是隨著中國人民求生存求幸福歷史演進發展的結果，展現出了中國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說，中國本土音樂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傳統的表征，也是中國本土音樂教育理論形成與實踐的基礎。所以，在謀求中國當下與未來音樂教育和新生長點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和發掘中華民族的音樂智慧和已有成果。這樣才能避免構建中國音樂教育理論的無根行為出現。

三、全方位構建中國音樂教育理論

現在的社會是一個更加注重多元文化價值的時期，謀求中國音樂教育理論，還應該有廣博的視野和心胸。也就是說，要在多元文化視野下，充分理解和尊重人類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形式和內涵，比較和吸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音樂文化財富，為我所用地促進中國音樂教育理論的完善形成。我們強調探究建構中國本土音樂教育理論，不是排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而是要在保護與發展本土音樂文化的前提下，在多元開放的文化視野下形成本土音樂文化特色、形成本土音樂教育理論，這樣的理論才是兼容博大的，才是更具生命力與指導意義的。

四、構建和完善中國本土化音樂教育體系

探究構建中國本土化音樂教育理論的目的，是要完善構建中國本土化音樂教育系統。因此，在研究構建本土化音樂教育理論的基礎上，還必須花大力氣探索和構建中國本土化音樂教育體系和模式，這樣才能真正促進中國音樂教育的有效生長。

把本土音樂文化引入實踐教學環節，有利于發揮本土音樂文化的教化引導作用。本土音樂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當地人民的生活狀況、生產勞動經驗、情感變化和審美價值，對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文化活動具有很強烈的示范教育作用，引導著人們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良好的風俗習慣和正確的審美趣味。

本土音樂文化引入實踐環節具有很強的現實利用價值。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本土音樂文化的社會價值被重新認識，呈現出其頑強的生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因此，高校學生必須走出課堂，走進廣闊的本土音樂文化的環境中去，讓學生在本土的音樂文化中思想得到提高，審美得到健全，傳統的道德觀念得到鞏固和強化。

總之，挖掘和建設中國本土化音樂教育理論，就是確立中國音樂教育學派思想，認知和突出音樂教育的本土音樂文化的特色，突出中國本土音樂教育的文化內涵，這是我國現在與未來音樂教育生長的系列關鍵要素點。發現和找準中國音樂教育在當下和未來的核心生長點，是促成完善建設具有中國學派的中國音樂教育體系，迎接未來音樂教育更大發展的必由之策。

參考文獻：

1．王耀華,杜亞雄.中國傳統音樂概論[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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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當前我國教育研究創新乏力的情況下，確立一種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將成為我國教育研究創新的突破口。鑒于我國教育研究者對研究范式重視不夠，對科學實證研究范式過于迷信和信仰等問題，又由于當代社會主流思維方式轉換、教育過程的本性和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確立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義取向。以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作為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須重視本土化問題，為此，應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外來與本土、本研究范式與其他研究范式的關系。

一、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現實問題

從總體上講，目前我國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對研究范式缺乏應有的重視，很多研究者尚無明確的研究范式意識。有學者以某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2004年教育學博士學位論文為文本，分析了這些論文中所體現的教育研究范式。結果發現，“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論的自覺意識，甚至有些研究者還沒有這方面的意識”［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覺、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當然，過于模糊、寬泛、松散，許多結論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習慣性和自發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議論和輿論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種研究者個人觀點和感受的闡發，通常結合社會當下的時弊和需要對有關問題進行論說或提出建議”［2］。教育理論中充斥著“正確的廢話”，這樣的教育研究，難以在學術界獲得應有的地位，難以為教育實踐工作者關注，更談不上教育研究的創新發展。

另一方面，人們對科學實證研究范式又過于迷信和信仰。當代教育研究籠罩著纏綿悱惻的經驗主義的情趣。許多人認為，運用觀察和實驗等所謂科學的手段與方法就能確保經驗事實不斷得到積累，如能對不斷得到的豐富的經驗事實加以歸納、總結，就能自動產生科學理論。狹隘的經驗主義使教育科學研究第一線的實踐工作者非常蔑視思想和理論，尤其蔑視哲學。在不少人眼里，所謂教育研究不過是搞幾張問卷或量表去調查，或在某個范圍內進行種種測試或實驗。這種單憑經驗或經驗至上的情緒，使教育研究實際走到了極端缺乏思想和理論的地步。

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作為崛起于20世紀中期的一種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資料為主，通過詮釋和移情的途徑來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內部意義的研究范式，雖自20世紀90年代已引入我國教育研究領域，但之后并未獲得正常發展。它對我國教育研究創新的引導作用也就沒能發揮出來。

二、確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義取向的理由

從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現實問題出發，實現我國教育研究的創新，就必須從教育研究的生產方式上進行變革，也就是說，我們須深刻認識人文主義研究范式在當前教育研究中的意義與價值。確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義取向，其理由如下：

1.當代社會主流思維方式轉換使然

影響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種歷史的因素時刻與教育研究的每一個環節相關，它就是一定時代的主流的思維方式。

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當代社會思維方式的變革在于轉換了一種模式，即從主體與客體對立的、以實證科學為楷模的認識模式，轉向以主體間性和互動建構為主的認識模式。這種轉變不僅表現在認識的目的、真理、知識的性質等問題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認識模式本身的解釋上。也就是說，認識不再被看做是在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之間產生的表象與本質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種解釋的活動。這種解釋活動依賴于解釋者生活于其中的語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釋所產生的意義是一個過程，且永遠沒有窮盡。

人文思維邏輯與科學思維邏輯作為兩種不同的思維工具有著各自的用途與適用范圍，并隨對象的不同特性與需要而決定取舍。當世界經濟表現為一體化趨勢的時候，科學思維的邏輯就派上了用場，而在當今這個文化多元和追求差異的社會里，追求多樣性的人文思維邏輯就占據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過程中也必將注重人文思維邏輯的運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將轉向人文主義的研究范式，這是適應哲學思維方式轉換潮流的必然選擇。

2.教育過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過程是教育研究的重點，其本質屬性決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應然取向。

首先，教育過程是一系列對立范疇的辯證統一體，即物質的與精神的、事實的與價值的、外求的與內省的、存在的與意義的、物化的與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動或教育實踐并不是在兩極之間搖擺的，而是有層次的。教育的完整意義具有一個“核心”，在一系列對立的兩極之間，筆者堅信，教育的“核心”是內隱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動的本性在于精神的、價值的、人文的和意義的—面。

我們可以說，沒有校舍、沒有課本，就沒有正規教育；沒有了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知識準備，教育活動就很難達到它應有的效率。但不能說，有了校舍，有了課本，有了掌握心理學和生理學知識的教師，所發生的教育活動就是有意義的和有價值的。有這樣的情況，即一個現代化設備的課堂，傳遞的卻是非科學的知識，這是一種異化的教育，一種負教育。校舍、桌椅、課本和知識等，雖然是教育活動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動的核心。教育活動的核心是教育活動所欲表達的人類對真、善、美等價值的追求以及對意義的關懷與尋覓。因此，教育活動具有極強的人文性，它內在地與“理解”、“體驗”、“價值”、“意義”等范疇聯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動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為我們無法將全部教育問題的意蘊客觀化，無法從純粹客觀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動和教育實踐。教育過程無法還原為一個實體或得到嚴格控制的操作過程。教育活動中較高層面的內涵并非在歸納推理或統計規律的意義上由低層面的內涵推演而來。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歷史地生成的，同時也是依據個體的智慧與覺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說，不同見識、不同修養的個體所見到(悟到)的教育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歷史和人格個性的參與，所以它本質上是約定的，而不是外在規定的。因為其約定性，人類理解或說明教育的歷史是一種互為主體性或主體間性的歷程，教育活動就具有了很強的獨特性和個體性。由上述可知，教育過程深刻的人文性決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義的取向。

3.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當時當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首先，從我國傳統教育的內在意蘊來看，我國傳統強調為學貴在覺悟。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認為，“學”為“覺悟”。為學的根本意義在于覺悟，這一點決定了我國一切學術的根本路向。中國人為學的目的，是致力于學問的探討，不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義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義的生成，強調教育研究的主題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現象背后的意義。人文主義研究范式追求意義的建構，這與我國傳統為學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歸之妙。

其次，我國傳統教育研究講求道理，道理是開創性思想家的洞見慧識，是以其學養、智慧和覺悟作鋪墊的，脫離不了主體性的肯認或體認。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強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質上是建立在相互主體性脈絡意義的合情合理與共認共識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強制性，共認共識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著相互主體的可體認性與可接受性［3］。人文主義研究范式強調研究主體和客體的互動和融合，走向“主體間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體和客體達到“視域融合”式的理解。這與我國傳統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體的相互可體認性與可接受性不謀而合。

最后，我國傳統教育探究所達成的是學問，是覺悟，這決定了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內省而不是外求；是體驗(體悟)，而非經驗(感知)。一句話，它是為求“心”，而非為證“物”。心的覺悟或者說生命的體驗是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的法門。人文主義研究范式強調研究者的重新體驗和表達，這與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國傳統教育探究的理趣與人文主義研究范式的種種暗合為其在我國的生長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義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作為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須重視其本土化問題。為此，應處理好以下幾方面的關系：

1.要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做到“古為今用”

要使外來理論在我國生根發展，不僅要研究中國教育的實際問題，更要透過表面現象，去把握教育文化傳統的內在血脈。因為我們始終處在傳統中，而且傳統始終是我們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失去了本國文化傳統的支撐，再好的理論和方法也難免走樣。教育研究必須對本國的教育傳統進行應有的提煉和升華，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進中得以弘揚。人文主義研究范式要實現本土化，無論如何都應以我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這就意味著我們在進行教育研究時，不能人為地割斷現代教育研究與其歷史之間的聯系，否則，我們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殼，而沒有生命活力。

2.恰當解決外來與本土的關系，做到“洋為中用”

眾所周知，實踐總是特定時空中的實踐，懸離于特定文化與社會境脈之外的教育實踐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構建過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與社會境脈中進行的，因此，盡管特定文化與社會境脈可能具有某種類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類文化與社會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體現或蘊涵著特定文化與社會的屬性，反映著特定文化與社會的價值訴求。正是這些具體的文化與社會意蘊，正是這些背后的東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應的話語特征［4］。就人文主義教育研究范式的引進而言，它生長于西方特定的文化與社會境脈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社會的話語特征。要想確立對中國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導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文化與社會境脈，并使其最終帶有“中國話語”的特征。也就是說，我們在吸收外來優秀成果之后，還要有一個“外來思想的本土化”過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經過這樣一個基于本土實踐的再賦義、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來的理論，而成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與其他研究范式的關系

實際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間并不是一個簡單替代和否定的過程。迄今為止，任何一種單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體上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釋。各種研究范式都有其長處和短處，這說明每種研究范式都有其價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對的。筆者認為，當前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義取向是基于我國教育研究范式的現實問題而補偏救弊所做出的選擇。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決教育中的問題，教育研究需要各種范式的“和平共處”，以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論范式與方法的反思［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5(1)．

［2］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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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國法經濟學現今的學術產出在數量上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但以質量而論，仍停留在“幼稚”階段。“本土化”是中國法經濟學的可能性，是其成長和發展的客觀現實基礎。“意識流”是當代中國法經濟學發展的限度，超越這個限度，需要“知識流”的進路。

關鍵詞：中國法經濟學 可能性 限度 本土化 意識流

對中國法經濟學的簡單考察

（一）緣起

在世界范圍內，現代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法經濟學起源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即學界普遍所指的法經濟學第二次浪潮時期（黃立君，2004），歷史并不長。“一般認為，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1960）的發表，開辟了法律經濟學的新時代；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1972）的出版，則標志著法律經濟學進入蓬勃發展期”（周林彬、黃建梅，2004）。至于中國，內涵和外延基本相同定義下的法經濟學的出現時間就更晚一些，學界一般所公認的是，中國法經濟學萌芽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在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初正式實踐的大背景之下，形式上契合“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的命題并能夠分析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立法問題的法經濟學被引入到國內，并開始迅速成長起來。在此之后，中國法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重心逐漸從經濟體制改革領域轉入純粹法律領域，從單純追求立法轉而注重包括執法、司法和守法在內的整體法律環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法經濟學還進行了擺脫西方研究范式的嘗試，和學術上的很多“舶來品”一樣，“本土化”成為了檢驗中國法經濟學理論品質的關鍵詞。

（二）現狀

形式上的繁榮并不能等同于實質上的質量。應該說，和西方法經濟學研究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法經濟學的研究水平在整體上有著質的差距：“一是研究成果仍停留在西方法經濟學的翻譯或編譯層面，至今未提出一個符合中國實際的法經濟學理論框架；二是研究成果至今依然停留在法經濟學理論著述層面，至今未提出一個中國法律實務界所接受的法經濟學實踐方案”（周林彬、魏建，2008）。這樣的一種現狀，預示了中國法經濟學于“本土化”仍然相去甚遠，甚至在筆者看來，由于沒有起碼的研究范式，還可能是一種漸行漸遠之勢。中國法經濟學顯然不能為了“本土化”就追求所謂的創新，從而拍腦袋地開展“實務性研究”―那不僅是價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更有悖于學術理論美學的本質，但“本土化”―卻也的確真切的是“這個時代向我們扔下的白手套”（蘇力，2004）。

中國法經濟學的可能性：“本土化”的言說

（一）為什么“本土化”

“本土化的界定是實現法經濟學本土化研究的前提”（殷繼國，2010），這種界定，不僅是概念的共同信守，更意味著因果的深層叩問。并不能認為，“本土化”就一定代表了中國法學界甚至是整個人文社科學術界某種更為先進的潮流或者說應然的導向―“本土化”最著名代表人物蘇力的被狂熱追逐，其實更多的是知識社會學視野下學界人物個人人格魅力的爆發，在這種爆發中，學術文字載體的美感被異化為了學術理論品性的升華。抽離具體的部門法知識而只就普適性法理而言，“本土化”其實是一個價值無涉的命題，但置身于具體的部門法知識中，其便產生了應該明顯而不是模糊的價值判斷。一般而言，一個部門法領域如果天然地帶有更多的“地方性知識”，那么其“本土化”的色彩就較為濃厚，或者說“本土化”的可能性就較大；反之，如果“地方性知識”堆積不足，“本土化”就很有可能只是一個偽命題。比如，在民商法的大范圍內，民法基本上是本土化的，不僅兩大法系之間的鴻溝難以逾越―英美法系根本就沒有學科意義上的民法概念，而且即便是在以民法思維構建起來的大陸法系，因“本土化”的客觀存在而難以移植外部知識的現象同樣廣泛存在―一個例證是，物權行為理論至今在不同的大陸法國家都仍然存在著巨大爭議，“爭議”正說明了“本土化”的強大。而對于商法，“公共知識”的范圍較大，如現代公司和資本市場法律制度，在不同法系、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甚至是不同意識形態國家和地區之間并沒有演繹出根本理論的背離，而只是存在具體知識發育程度和制度建構水平的不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當代中國民法的立法難度整體上要比商法大得多―這并非法典化的需求誘導存在程度差異，也不是前者本身結構就比后者復雜，根本上最有可能來源于上述邏輯。

理論上來說，現代法經濟學有能力且事實上也正在對所有以制度狀態而存在的元素進行全面的法經濟學分析，事實上，它提供的是我們過去的注釋法學和文化解釋法學所不能提供的知識梳理和學術產出工具―它使法學更接近“科學”而不是“玄學”―現代法經濟學的理論品質，已經滲透到法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諸多的分析對象中，必然存在“本土化”強勢的領域，關注和尊重分析對象的“本土化”，是中國法經濟學成長和發展的現實基礎―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更關系到學術反作用的制度設計。

（二）什么樣的“本土化”

然而，以上的分析存在著學術邏輯和學術經驗上隱喻的難以自我歸宿的問題。問題可能在于，現代法經濟學本質是一種方法論性質的理論形態，它并不是無法普適性的部門法知識，恰恰相反，“交易成本”的概念，“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隨著“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在其所進入的法學（法律）領域，已經具有相當的普適性，那么，法經濟學在中國研究對象的“本土化”，顯然并不是一個“中國問題”，而是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會遇到并有可能受到注重的問題―我們將研究對象的“本土化”等同于法經濟學自身的“本土化”，顯然有邏輯偷換的嫌疑。但是，是不是據此就可以認為所謂中國法經濟學的本土化是一個“偽命題”呢？并非如此―普適性的理論形態當然不可能“本土化”―改變普適性的理論形態，絕大多數時候不是“當下”這個時空語境中所能看到的現象。不過，普適性的理論形態卻可以在具體的時空維度下去追求以至形成符合這種具體時空維度的建構。在筆者看來，中國法經濟學的“本土化”，事實上是一個從“英美法研究”到“大陸法”研究的轉化過程。站在法系的視野，法經濟學最早產生于英美法國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法經濟學是美國芝加哥學派勃興的產物），它最初是作為英美法國家的“地方性知識”而生成的，對英美法于整體上的“路徑依賴”，使得原教旨主義的法經濟學總是傾向于假定英美法的法院體制、法律程序，并且主要是遵循美國的法律傳統―這成為了限制法經濟學學者對大陸法系制度安排進行原創性和建設性研究的最客觀的原因。一般而言，依學科的內部邏輯（也可能只是語義考量），我們把法學和經濟學的交叉研究分為三類（汪軍民，2009），在很多學者看來，法經濟學只是其中的一類，但無論如何，是英美法的制度建構催生了法經濟學并且為其發展提供了最主要的素材，這應該成為不爭的事實。當我們強烈批判以波斯納為代表的現代主流法經濟學時，不恰好隱喻了現代主流法經濟學走不出的英美法背景嗎？（參見李晗，楊瑩瑩《法經濟學的批判與生成―對以波斯納為代表的現代主流法經濟學的反思》一文，載《求索》2009年第7期）不僅從源流及過往來看是如此，就當代而言，美國仍然是法經濟學研究的“大本營”，英美法系依舊是法經濟學研究的“重鎮”―一個例證是，法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法和金融學”與“行為法經濟學”的勃興（劉渝峽、李樹，2010），仍然主要是依托美國知識來完成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法經濟學研究的困境在于：移植過來的法經濟學理論形態，其進路是英美法的，而我們則是大陸法的傳統，至少從目前來看，我們還沒有找到兩者有效結合的范式和這種有效結合的例證―中國目前絕大部分的法經濟學學術產出，依舊帶有濃重的英美法的痕跡。比如蘇力的《“海瑞定理”的經濟學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雖然是中國的元素，但它的探討卻是英美法式的。整體而言，中國當前的法經濟學研究，受英美法的強大影響，一般都偏好從個案切入甚至將個案作為重心，缺乏大陸法應有的規范性的整體考量，因此所得結論往往有虛空之勢。這并不是說不要個案研究，但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大陸法的傳統，只有當法經濟學英美法的理論形態在大陸法傳統中“收放自如”的時候，我們才具備了中國法經濟學的可能性。

中國法經濟學的限度：“意識流”和“知識流”的解釋

（一）“意識流”的現實困境

“法律經濟學自產生之日起就孜孜于尋求法學與經濟學兩門學科在‘現實主義’精神方面的契合點”（張建偉，2005）。我們容易忽視卻又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法經濟學作為一個交叉學科，在其內部，法學的“知識面積”和經濟學的“知識面積”并非平均分配―從量上來說，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后者應當多于前者；而在質的方面，經濟學的知識含金量也顯然要高于法學。因此，盡管在中國當代法經濟學研究中廣泛地存在著“非法學化”問題（周林彬，2007），卻也是合乎知識規律和學術邏輯的。同樣學術能力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相比，前者要進行法經濟學的交叉研究，他（她）事實上只需要補充的是一些法學（法律）常識，而后者要進行同等水平的研究（如果有可能達到這種同等水平的話），則必須具備深厚的經濟學知識積淀―這需要相當的成本。然而，就中國法經濟學當前的學術現實來考察，進行法經濟學研究的法學學者數量，卻未必比進行法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學學者數量少―甚至是更多。這似乎有悖于我們上述正常的邏輯推理―作為學界中人，也逃不開“理性人”的假設，他們理應在“試錯”中驗證現實，從而在成本與產出之間追求最佳的學術產出效益。一個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目前的主流經濟學家，盡管有知識上的優勢，但由于種種原因，未必愿意進入嚴格意義的法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國當代的法經濟學研究，主要是依靠法學學者進行的。由于這些法學學者絕大多數沒有受過規范的經濟學知識訓練，因此，他們的法經濟學的相關學術產出，主要是借助于一種意識，即精神上的注意與認識而得以完成的。對于主要在法學范圍內活動的學者，對法學（法律）問題展開經濟學分析，從定性到定量，首當其沖的一個難點就是“意識流”，目前進行法經濟學研究的這些法學學者，基本上都較好地具備了這種“意識流”。這雖然和美國過去的路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一致，但卻也正是中國法經濟學學術產出質量不高的根本原因―目前所正在進行和發生甚或生成導向的，并不是這個學術市場上最好的資源配置。當然，筆者并非是一味非難目前的現狀，事實上，從前述可以看出，它是學術市場在現階段自身發展的結果―雖然并不是最好的結果。但是，這種“意識流”的學術方法更甚學術進路，卻在承擔歷史必然的邏輯下造就了中國法經濟學研究當前的現實困境。

（二）“知識流”的未來進路

如前所述，“意識流”正是當代中國法經濟學發展的限度，超越這個限度，需要“知識流”的進路。以“意識流”構成的學術產出，固然能夠降低學術產出的成本，并在相當程度上契合了當前國內學術市場的現實需求，但長遠來看，犧牲的卻是學術品性和發展希望。“意識流”的蔓延，容易流變為單純的國外學術產品的推介―這顯然是和“本土化”的努力相悖的―限度在這里阻卻了可能性。

“知識流”的進路，固然和學者的個人天分和個人努力有很大關系，在并非優質的學術環境當中，也有人可能借此就達到較好的學術產出。但是，于整體意義上，個人天分和個人努力卻并不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對象。我們的著眼點，應是當代中國法經濟學通過怎樣的學術安排去達到這樣一種進路。首先，關于研究人才的培養問題。從培養成本考慮，如前所述，經濟學知識準入難度要明顯高于法學知識準入難度，因此，在經濟學學科中培養法經濟學的專門研究人才，培養成本理論上應當小于在法學學科中培養法經濟學的專門研究人才，但我認為，學術建構中的人才培養應是一項具有高度歷史責任感的事業，不能急功近利，當代中國的變革，是一個制度確認的過程，本應信奉“制度決定經濟”的法經濟學，如果讓經濟學學者來主宰，容易架空制度而成為單純的對策研究，所以長遠來看，還是要以法學學者作為法經濟學研究的主干力量。法學本身知識準入難度的不高，并不意味著學科的界限和分工已經被打破，而且，當代中國法經濟學在“本土化”的可能性下，將是一種實踐邏輯，而不單是理論形態，這就需要特別考慮不同學科的學術偏好和學術行動導致的實際貢獻問題。但必須強調的是，無論哪一種培養模式，都必須保證法經濟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專門化，在此基礎上，才能去談諸如課程設置、教授方法等更進一步的細節問題。其次，理念問題。一個非常“中國特色”的現象是，法經濟學在當代中國似乎是以邊緣學科的形態而存在的，這顯然和國際現狀不一致，要知道在法經濟學研究最為發達的美國，法經濟學已是美國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流派，美國幾乎所有著名法學院都重點開設了法經濟學課程，而運用法經濟學方法的法學論文在所有主要法學評論論文中引用率是最高的（Cooter & Ulen，2004）。法經濟學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經濟學卻是萬萬不能的，當代中國法經濟學的“本土化”，應是研究范式和研究內容的本土化，而決不是學科地位的“本土化”―我們目前法經濟學研究缺少“知識”的現狀，不能說和“邊緣學科”的錯誤認識沒有很大的關系，因為在當前中國的教育體制和學術培養環境下，如果一個學科被視為邊緣學科，那么它就會不是特別注重知識的規范培養。改變這種現狀，需要理念轉變的前置，這種理念轉變，不過是尊重國際實踐的客觀，而非主觀的杜撰。第三，學術產出的模式問題。當代中國法經濟學的學術產出，從模式上看主要是以教科書形式而存在，專業化的論文較少，而非教科書的專著更是寥寥無幾。就國外來看，其實相對于論文和專著，教科書的理論品性往往更高，一般只有較為成熟的理論和知識才進入教科書，但至少在當前中國的學術環境下，我們所面對的，完全是一種相反的態勢―在當代中國，教科書的理論品性在整體上是所有學術產出模式中最低的，甚至很多可謂粗制濫造之品。具體到法經濟學，由于其“邊緣”的擬制特質，更容易不幸地成為教科書生產者喜好的對象。這種生產，它可能是“意識”的，但卻不是“知識”的―將國外業已成熟的理論進行簡單的推介，而沒有針對中國現實進行“本土化”的研究，在當代中國，無法造就知識增量。當代中國法經濟學，最需要的不是從國外復制過來的教科書，而是探討當代中國制度問題的論文和專著―以“知識”的學術研究貢獻于真實的制度建構，這才是法經濟學可能也應當為當代中國作出的貢獻，也才能帶動中國法學真正實現社會科學的轉型，而不僅僅是其他社會科學對法學的“包裝”（成凡，2005）。

參考文獻：

1.黃立君.法經濟學歷史發展概述[J].制度經濟學研究，2004（3）

2.周林彬，黃建梅.行為法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聚焦經濟理性[J].學術研究，2004（12）

3.周林彬，魏建.法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4.蘇力.道路通向城市―轉型中國的法治[M].法律出版社，2004

5.殷繼國.中國法經濟學研究本土化探析[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

6.汪軍民.國外法經濟學研究述評[J].國外社會科學，2009（5）

7.劉渝峽，李樹.經濟學語境下的法律問題―法經濟學的新發展[J].東南學術，2010（3）

8.張建偉.主流范式的危機：法律經濟學理論的反思與重整[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4）

篇7

我園于2006年開展了《利用家鄉本土資源，促進幼兒園課程園本化發展的實踐研究》的課題，將本土資源融入原有課程并進行整合、創新，以拓展幼兒園課程的內容。

一、開展“本土化”的探究與實踐，擴展幼兒的活動空間

發掘與優化利用本地鄉土資源，使幼兒園課程進一步貼近社會現實、貼近生活、貼近大自然，讓幼兒在受到情感陶冶的同時增強對社會與自然的感知與了解。例如：我們充分利用本地山清水秀、花果飄香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創設各種機會――“看看豐收的果園、比比枝頭果樹的多少與大小；找一找、量一量最粗最細的樹干：爬爬陡峭的山路、挖挖田野中的野菜……”大自然處處都是幼兒玩耍的空間、學習的場所、生活的樂園；在幼兒園附近的山上建立幼兒教育基地，聘請有經驗的農民指導幼兒參與果樹種植與管理，包括松土、除蟲、澆水、施肥等過程管理。一系列本地特有的實踐活動，使幼兒充分體驗到了各種特產的來之不易及作為東山人的自豪感。

二、生成“本土化”的主題活動，充實原有的課程內容

農村幼兒園擁有戶外廣闊的自然環境，我們經常利用自然環境中的有利條件將適宜的內容充實到健康課程中。例如：利用雨花臺的大草坪進行不同方式跑、跳、爬的游戲，發展幼兒手腳動作的協調性：通過太湖水、污水和井水、自來水的對比來讓幼兒明白衛生和環保的重要性：在小池塘里觀察青蛙黑黑的圓圓的卵是怎樣慢慢變成蝌蚪的，蝌蚪又是怎樣變成小青蛙的，讓幼兒學會堅持長時間細致地觀察，并在觀察中學會記錄；選擇幼兒熟悉的話題來進行講述活動，比如“我家的小動物”、“說說家鄉的小巷”這樣的話題孩子們百講不厭，發展了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

三、引進多樣化的民間游戲，豐富了幼兒的在園活動

許多民間游戲能促進幼兒走、跑、跳、鉆等大肌肉動作，例如：“跳繩”、“腳尖腳跟腳尖踢”、“揪尾巴”等，還有一部分民間游戲能發展手的小肌肉群和手眼的配合協調，例如：“挑花線”、“抓七子”、“彈蠶豆”等。用民間游戲這種幼兒感興趣的方式發展基本動作，既提高了動作的協調性、靈活性，又培養了幼兒堅強勇敢、不怕困難的意志品質和主動、樂觀、合作的態度。

篇8

在講究軟實力較量的國際傳播競爭中，研究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遺憾的是，目前國內的相關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圍、研究深度等諸方面還存在著一些明顯的不足，如：（1）運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實證性的論述少；（2）一般性介紹多，有分量的著作少；（3）我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跨學科研究不夠，限制了研究的深入；（4）研究中美之間跨文化傳播的多，研究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跨文化傳播的少；（5）國際間跨文化傳播問題研究的多，國內跨文化傳播問題研究的少。

[2]且至今國內尚無關于跨文化傳播學的專門學術刊物，本土學者的論述專著也為數甚少。《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一書的面世可謂是改善此局面的強有力舉措。

本書編譯者J.Z.愛門森教授是美籍華人，為復旦大學、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在周游世界、長期考察研究中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引進國外教學模式，集中精力在浙江大學等國內名校開設用雙語教學的《跨文化傳播》、《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與交流》等課程。同時，編譯者還是國際發行的英文學術季刊《中國傳媒研究》的創辦人兼主編（該刊系國際上第一家全英文版的專注于中國傳媒研究的刊物，匯集了國內外眾多該領域的學術精英）。在教學和創編工作中，愛門森教授深感國內跨文化傳播學科資料的匱乏與研究的薄弱現狀，是以精心節選編譯本書。書中選取了美國跨文化傳播領域權威學者、東亞教育者和實踐者、華人學者及非裔美國傳播學教授的著述與采訪實錄，新見迭出，視野宏闊。書中所選文章各成體系而又具內在的邏輯連貫性，在東西方學術對話中建構起跨文化傳播學科的批評理念，豐富了跨文化傳播學的理論內涵，打破了歐美跨文化傳播獨霸學壇的局面，展現了自由、開放、多元的學術氣象。這對于中國跨文化傳播學科的理論建構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具有莫大的借鑒作用，且在與國際接軌和如何保持本土化風格上尤為顯貴。

一、研究視角糾偏

在這個全球“范式”發生更替的時期，與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中的大多數研究領域一樣，當代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有效性與等同性越來越多地在學術上受到敏感的非西方，尤其是東亞學者、教育者和實踐者的質疑與批評。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由于歐美等國在經濟上的霸主地位，籠罩在后殖民語境陰影下的東方文化一直被動地接受著西方世界單向度的文化輸出，北美中心的跨文化傳播研究也一直被視為是泛文化的、具普適性的特征而被單向地、不經批判地加以推廣。但時至今日，美國的本土學者也對此進行了反思：“作為一門研究領域，在美國和其他文化中建構和檢驗理論是跨文化傳播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自始至終，我都堅信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視角，包括從不同的文化視角，來建立各種跨文化傳播的理論。”[3]在《美國跨文化傳播理論綜述》（一）、（二）兩篇中，古迪孔斯特闡述了美國跨文化傳播理論的歷史演變，考察了跨文化傳播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梳理回顧了跨文化傳播的各種理論，如傳播中的文化變異性理論、側重跨群體/跨文化有效傳播的理論以及側重身份協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論等，提出未來跨文化傳播理論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并著重強調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方法應植根于具體的文化中”[4]，“理論一旦建立，就應該將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檢驗，采用與本土文化相應的方法”。[5]

其實，國內也已有學者敏銳地意識到這一研究局限，姜飛在其所著的《跨文化傳播的后殖民語境》一文中就曾提出“跨文化傳播學發展的合適方向就是首先要對由殖民主義時期以來的奠基于西方人類學基礎上的思維方式進行批判，在全面檢索跨文化傳播學到目前為止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機制的前提下把跨文化傳播引導到良性的、客觀的發展軌道上來，使人類文化的發展重新回歸到自我積淀機制和跨文化傳播雙重作用、協調互動的軌道上來”[6]，但缺乏進一步提煉模式和創造新說的能力。

與此相對，在《用東亞社會文化的視角與實踐完善當代跨文化傳播研究》、《人類傳播研究的亞洲方法：回顧與展望》和《建立亞洲背景的文化與傳播理論：一個假設性基礎》三文中，東亞學者批判性地回顧了歐美中心傳播學研究的不足（如過于強調以實踐經驗為依據的研究、缺乏歷時的或者說歷史的視角和方法），并對亞洲傳播學研究方法進行了整理和重新描述，較之以歐美為中心的傳播學術研究，闡明了亞洲中心傳播學術研究的涵義，形成亞洲中心傳播理論范式的三套哲學假設，用東亞社會文化的視角與實踐來完善當代以歐美為中心的跨文化傳播研究。

中國有著五千年璀璨光輝的歷史文化，華夏文明是炎黃子孫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智慧源泉。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強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尋求富有中國特色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概念、視角和預設是至關重要的。編譯者的專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突破歐美中心共時研究的局限，以歷時的角度、歷史的方法挖掘跨文化傳播的價值與重要性，從廣袤的中華傳統文化中追本溯源，廓定“工而自然”的概念范疇和歷史生成，并結合實際強調“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現代意義。這一本土化的新穎創見在當下迷茫無序的業界研究中實為振聾發聵之音，具有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和奠基作用。

二、中觀剖析與微觀實例的結合

《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在宏觀理論建樹的文章之外，也有中觀剖析與微觀實踐，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有助于拓寬學術視野和研究視閾。舉凡高語境中的菲律賓文化到歐美等低語境中的媒介產業以及國際社會關注的艾滋、煙草等領域，均有涉獵，勾畫出一幅世界范圍內跨文化交流的宏闊版圖，印證了跨文化傳播的崎嶇溝壑與艱難險阻。

《全球對話中的菲律賓的Kapwa：一種不同的與“他者”共處的政見》是中觀剖析的范例，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種非簡化的知識建構。該文在演示有關Kapwa（意即一種自我和他著“互惠”的存在）的歷史演變之時，強調它在菲律賓文化政治和傳播互動中的意義，呼吁國際學界批判地審視這種知識建構的道德規范和政治見解。盡管菲律賓文化在世界上并不引人注目，在全球文化選擇與文化互動的過程中，尚且存在著嚴重的交流媒介編碼失誤和交流媒介解碼誤讀的問題。但從文化闡釋學的角度來講，跨文化交流就是采用己方文化視角去審視異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國文化的基礎上反觀自身的文化。換言之，“與異域文化的接觸過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懷陶冶

自我的過程，是認識己方文化和異域文化的相互依賴性以及了解異域文化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7]的過程。眾所周知，“每個人的自身認同都具有文化性，不同的文化有著各自不同的視野，文化的不同性應該得到尊重。”[8]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另一種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或許該文能提醒我們注意他者傳播的權益。

《網絡廣告之現狀》、《美國電視網爭取受眾和廣告主的策略》、《抗爭艾滋以備抗爭煙草殺手：媒體訊息、宣導及更多》這三篇可說是微觀實例的體現。其研究方法是典型北美式的，注重量化分析和實證研究。《網絡廣告之現狀》、《美國電視網爭取受眾和廣告主的策略》等文中的大量數據均來自美國廣電行業第一線，作者也是資深的業界人士，觀點鮮明針對性強，其中的建議具備較強的現實可行性；《抗爭艾滋以備抗爭煙草殺手：媒體訊息、宣導及更多》屬于健康傳播的范疇，該文抓住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結合中國的具體狀況寫就，強調媒體宣導在預防艾滋病傳染上的影響力，并極力主張亞洲的相關媒體宣導運動需要超越美國式的個體型研究范式。

反觀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據學者調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集中于十大議題：翻譯中的跨文化、商業中的跨文化、跨文化交際、文學作品中的跨文化、旅游與體育中的跨文化、教育中的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間的比較、跨文化傳播、藝術中的跨文化傳播。[9]近年來，又增添了一些新議題，如城鄉跨文化傳播問題、信息研究、東西方媒體跨文化傳播障礙分析、跨文化傳播的文化倫理等。相對來說，國內的研究現狀大多集中在以文化、教育、交際為主的范疇內，大致以揭示表層現象、提出對策性建議為主要論述模式，理論建樹方面乏善可陳，鮮有新見。事實上，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進展一直敏銳地捕捉著時代變遷的敏感問題，觀照現實正是其學術生命得以延續并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推進力。在這方面，《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用的啟示。

三、強調本土化的跨文化傳播教學

跨文化傳播現今已然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顯學，而在中國則剛處于始溫階段。體察各國研究現狀，可以發現基本都以歐美的理論模型與范式研究為主。這一方面是因為鮮有東方理論和東方模式可供教育者使用，另外也是因為大部分東方學者接受的是西方式傳播學教育，研讀的是西方學術體系中衍生的論著，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在教學、科研中引進、應用和模仿西方第二語言習得的理論、方式和方法。為了更好地推進跨文化傳播本土化，在人才培養模式和傳播知識體系上進行積極探索，應當說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方式之一。

該文選有針對性地采訪了美國兩位教育專家――密西根州立大學傳播科學與藝術學院院長和霍華德大學約翰遜傳播學院院長，兩所院校在跨文化傳播專業的教育形式上各有側重：密西根州立大學傳播科學與藝術學院以學術研究為長，尤其在健康傳播、信息技術和大眾傳播等前沿領域內領先；約翰遜傳播學院致力于教育和培訓合格的非裔美國人及其他有色人種從事傳播事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特色化教學方式。學院舍棄美國主流教材，根據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教學計劃自編教材，著力培養非裔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這一教改舉措成效顯著，教材匯編所成《分裂的形象：大眾傳媒中的非洲裔美國人》一書于1995年被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評為20世紀35本最有影響力的大眾傳播書之一。同時，訪談還涉及辦學理念、學生就業、課程設置、師資配比等多方面問題，聚焦于特色化、本土化的教學思路及產、學、研相結合的辦學方針。反觀國內，當下新聞學、傳播學的學科建設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學科點越建越多、從業教師隊伍日漸膨脹、學生人數急速擴張。然而掩藏在這虛假繁榮表象下的真實情景卻是專業教育同質化現象嚴重、教材西化、本土特色模糊甚至缺失，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警醒。

四、體例編排特色

《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雖由各自獨立的15篇文章組成，相互之間看似毫無關聯，實則鉤聯繁復，具有內在的邏輯連貫性。整部文選的編排思路恰如開篇《世界文化和文化紛呈中的傳播策略――一個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計劃》所倡導的世界文化課程內容的具體設置一樣，在局部精巧細致而整體兼容并蓄的基礎上，構建起一套立體、交叉、開放的理論話語，并由此形成一個互文參照、前后應和、學養豐厚的思想場域。

編譯者在精選優秀論文，架構體例的同時，始終以本土化理念統領全局。無論是理論話語抑或訪談實錄，皆或隱或顯本土化這一意旨，編譯者意欲為中國跨文化傳播學科貢獻一己之力的拳拳之心可見一斑。跨文化傳播涵蓋領域深廣，涉及眾多學科，且極易滑入話語霸權、媒介帝國主義、后殖民等先在理論的誤區，導致偏狹種族主義的論戰。編譯者在篩選過程中跨越意識形態和文化語境的鴻溝，以公正、客觀、包容的姿態使“西學”東漸，以“對話”的形式應對西方顯學的強勢，以便最大程度地還原跨文化傳播學科的內在文化視景。研讀本文選，從背景介紹、書目注解直至某個細小概念的譯法，編譯者都力求還原真實并遍訪名家。在國內眾多的傳播學譯著中，該文選或許沒有介紹系統的理論言說和名家流派，但它卻涵蓋了大量原創性的學術見解，理論思辯色彩濃厚，而且在具體的教學實踐與辦學理念上也頗多新穎創見。

荷蘭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皮爾森預言，21世紀“將是一個有許多個經濟中心、科學中心，以及更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多元性世界”[10]，進入這個文化中心的前提條件是我們能否在傳統文化中窺見一些與全球化趨勢共融的的質素，并通過現代化手段使之發揚光大。同時，堅持“和而不同”的傳播策略，凸顯本土化特色，因為本土化就是最好的國際化！要達至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理想狀態，應如編譯者在扉頁上的題語：地球就象一葉扁舟，在廣袤無垠的太空中運行。坐在這小船上的人們只有學會相互接納、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共存、同舟共濟，這小小的宇宙船才能逍遙遨游于無限之中！

注釋：

[ 1 ][美] 拉里•薩姆瓦等主編，麻爭旗等譯：《文化模式與傳播方式》，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 2 ]關世杰：《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十年回顧與反思》，《對外大傳播》2006年第12期。

[ 3 ]J.Z.愛門森編譯：《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 4 ]J.Z.愛門森編譯：《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頁。

[ 5 ]J.Z.愛門森編譯：《國際跨文化傳播精華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頁。

[ 6 ]姜飛：《跨文化傳播的后殖民語境》，《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年第1期。

[ 7 ]梁鏞、劉德章：《跨文化的外語教學與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

[ 8 ]梁鏞、劉德章：《跨文化的外語教學與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

篇9

潘先生不僅始終立足本土，以開放的姿態、謙虛的態度，主動借鑒地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切先進成果，他還身體力行，大力推廣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潘先生認為，國際化的題中之意還在于中國研究者參與世界高等教育事務的話語權。通過平等對話、溝通理解，不僅介紹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問題，而且探討世界高等教育的規律與趨勢。可見，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潘先生先后到過日本、菲律賓、泰國、英國、新加坡、尼泊爾、科威特、美國、俄羅斯、荷蘭、挪威、立陶宛等多個國家以及港澳臺地區，將中國的高等教育成果積極向境外推廣，促進高等教育的學術交流。他特別注重在高等教育研究領域開展合作，并與人合作編了一些英文高等教育著作，如《Legislation:TheGuaranteeofDevelopmentofPrivateHigherEdu-cation》(《PrivateHigherEducationinAsiaandthePacific》，UNESCO，PROAPBamkok，1996)、《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StudyinChina》(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1997)、《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Past，PresentandProspect，Chance－TransformationinEducation》(Syd-ney:TheUniversityofSydneyPublishingHouse，2002)等。這些英文著作在溝通中外高等教育學術理解、推廣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方面發揮了積極的助力作用。此外，潘先生還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應積極參與國際高等教育課題研究，促進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交流和學術的普及。正是由于潘先生不斷踐行著其“走出去”的國際化理念，國外學者開始關注潘先生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的許美德、美國的白杰瑞、挪威的阿里•謝沃。其中，挪威學者阿里•謝沃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創始人》(PanMaoyuan:AFoundingFatherofChineseHighEducationResearch)于2005年7月在挪威科技大學教育學院正式出版，該書集中介紹了潘懋元先生創建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建設歷程并展示了中國高等教育在21世紀的發展和研究趨勢。這對于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理念走向世界意義重大。2007年，國際權威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SSCI)收錄的、在美國出版的國際著名學術刊物《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在第3期發表了潘懋元先生7篇學術論文。這7篇論文構成一個專輯，題為“潘懋元和中國高等教育”，涵蓋了潘先生創建高等教育學科和各個時期關于中國高等教育問題最主要的學術思想。該專輯的內容主要有“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芻議”“教育基本規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與實踐中的運用”“走向21世紀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轉變”“關于民辦高等教育體制的探討”“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之路”等。據悉，以專輯的形式在《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上出版個人系列論文還是史無前例的。潘先生系列論文的國際發表，表明了世界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認可，對進一步擴大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世界影響意義深遠。

二、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的特點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重要倡導者與踐行者，潘先生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如何實現”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了強烈的本土意識、廣闊的國際視閾以及高度的責任擔當，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國際化道路。

(一)強烈的本土意識，主動借鑒而非被動依附“如何引”是“引進來”的關鍵所在。在引進高等教育先進理論成果時，潘先生是“主動借鑒”地引進而非“被動依附”地引進。選擇借鑒與選擇依附，二者有本質的區別。借鑒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以他國為鏡，對照自己，吸取有益的經驗;而依附是不顧本國具體國情，對發達國家的先進成果照單全收、盲目套用現成模式。可見，借鑒的立足點是“本我”，而依附的立足點是“他者”。不少研究者不顧具體國情，迷失于“與國際化接軌”的口號，認為凡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方法就是正確的、科學的，自覺不自覺地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研究理論，導致研究成果缺乏原創性與創新性，結果出現“越‘國際化’‘現代化’也越‘邊緣化’的情形”。潘先生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歷史、特色、國際地位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有客觀的認識與理性的評價，始終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秉承“有沒有借鑒之處”與“可不可以借鑒”的原則，實現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創新發展。“有沒有借鑒之處”解決的是國外研究成果先進與否的問題;而“可不可以借鑒”處理的是與具體國情適合與否的問題。任何國家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受其文化傳統、歷史條件、價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其高等教育的理論成果在當時當地或許具有成功的解釋效力，但應用于別國別時則可能出現理論誤導實踐的情況。因此，“拿來主義”“生搬硬套”不可能是真正地“引進來”，只能是陷入“某國化”的被動依附與寄生局面。

(二)廣闊的國際視閾，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并重“從哪引”和“走向哪”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國際視閾的廣度，同時也影響著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發展深度。潘先生不僅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成果，更關注發展中國家，是“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并重”地“引進來”，同時也是“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并重”地“走出去”。從整體上講，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無論在研究成果還是辦學實踐都表現出了強烈的優越感。美國著名學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就曾指出，美國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范例。換言之，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與經驗是最值得借鑒的。這種論斷難免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視閾產生誤導———盲目排斥對非美國或非發達國家的研究。但是，潘先生并不迷信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圣經”，其研究視野沒有僅僅局限于發達國家，而是從一開始就關注、研究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成功經驗以及失敗教訓。他充分打開國際化的研究視野，海納百川、博采眾長，不僅從發展中國家“引進”，主動學習借鑒，同時還“走向”發展中國家，將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而廣之、互通有無。可見，潘先生跳出了“發展中到發達”的單線學習借鑒，變為“發展中到發達”“發展中到發展中”的多線學習交流，由“單向引進”向“雙向交流”發展。

(三)高度的責任擔當，自信力與使命感兼具“走出去”的目的是讓世界了解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進展與成果，并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國學者應有的貢獻。“能否走出”以及“走出去的程度”與高等教育研究者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力與使命感密切相關。信心缺失，難以“走出去”，即使勉強“走出去”，也難以“走遠”。當“學科取向”的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遭遇“領域取向”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時，部分研究者自覺本國高等教育理論成果“土氣”，缺乏“走出去”的信心與勇氣，不敢與國際高等教育研究同行一較高下，影響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國際化進程。潘先生不僅懷揣著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堅定信心，同時還秉承著將其推而廣之的使命意識，通過編著高等教育英文著作，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上等形式，身體力行地積極“走出”，力圖突破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語言文化隔閡，擴大交流途徑，溝通學術理解，將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國學者更大的貢獻。種種踐行，體現了潘先生“大社會”的責任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分享不應局限于國內，而應走出國門，實現國內外同行的互通與共享。

三、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思想的啟示

篇10

(一)醞釀階段

1979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當時我國的行政體制的弊端日漸凸顯，為了解決行政管理體制的不適應性以及時展中復雜的政治與行政管理問題，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逐漸被提上日程。I982年是我國于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年，同年行政管理科學得以恢復。縱觀這一時期，由于學科本土化的意識還比較差，公共管理還沒有形成完善的框架體系。大多數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管理及公共管理一般理論性研究，并且公共管理的學科主要偏向研究政府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管理理論的研究[1]。

(二）恢復和積淀階段

經過改革開放后一段時間的發展，我國的公共管理學科教育已經進入恢復階段。1S>86年，我國的高校開始將行政學作為政治學的二級學科進行本科教育，其中部分高校還設立了行政管理的碩士教學點。1987年公務員制度的建立也為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以及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并且在1988年中國行政管理學會開始在北京成立。至此，我國的公共管理開始形成體系，大量的行政學論文及專著開始涌現。

(三）突破和發展階段

1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方針。為了順應時代的發展，中國原有的行政體制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并分別于13年3月和8月決定進行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和公務員制度改革。而后于1994年我國的國家行政學院正式成立。這些都為公共管理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機遇，之后各地方政府開始成立地方行政學院，這一時期很多的公共管理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公共管理理論和經典著作，我國公共管理的研究視野由此打開。

(四）轉型騰飛的新階段

I"8年《普通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對公關管理分散的專業和理論性的教學模式做出調整，并正式將公共管理設立為管理學下屬門類，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國土資源管理五個專業。這一階段主要是針對市場的需求，注重培養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在學科體系方面，中國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基本形成。公共管理的研究任務也從政府行政為導向轉為以公共問題為導向。

二、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發展問題分析

綜上所述，公共管理在我國的發展也僅僅只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但是發展速度確實驚人和令人欣喜的。但是我們應當可以清晰的看到，作為一門學科的公共管理，其在中國的發展還是存在一系列的問題亟待解決。

(一）公共管理理論研究方面本土化不足

我國的公共管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革以及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由于發展時間較短，長期奉行西方經典理論，并且缺乏實踐發展經驗，忽視了中國具體國情問題的研究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和管理模式是萬能的，更何況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著典型的制度差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各國在政治上聯系曰益密切，中國在21世紀面臨著更大的挑戰與機遇。因此，如何在國際舞臺上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構建適應我國發展的公共管理理論迫在眉睫。

(二）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不足

定量研究是指研究者事先設定假設成立，并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然后用一些檢測工具測量和分析這些變量，從而驗證人員預先設定的假設一般而言，公共管理方面的定量研究是指將運用統計技術運用到公共管理研究領域。

在我國公共管理定量研究的這一問題上，相關學者總結了七本我國主流行政管理刊物，根據其對2729篇論文的統計結果顯示，我國的公共管理論文規范研究占到了總數的94.5%,處于理論研究的論文占到了總數的96%,而論文中沒有涉及到數據分析的則占到了論文總發表數量的94%。也就是說，當前我國關于公共管理的研究大多數還是處于理論研究和問題分析階段，而對公共管理的定量研究卻是少之又少。

(三）在學科教育上公共管理理論研究與實踐脫節，導致發展乏力

公共管理在我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發展，適應中國國情的公共管理的理論結構初步建立，同時我國公共管理學者也充分吸收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共管理理論研究成果。但是在我國的高校教育體系中，無論是公共管理的理論知識還是教學模式都比較陳舊，主要表現為：教師主要以理論講述為主，就理論講理論很難能夠使學生更好的理解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其次由于忽略引領學生參與教學實踐，很難培養學生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最后，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在公共管理實踐部門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是遠遠不足的。就目前而言，實際部門所做出的努力遠遠達不到學界的需要。

三、公共管理學的未來發展任務

(一)借鑒西方的管理理論與立足中國本土化研究相結合

借鑒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理論與著作的本意也是為了促進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但是這種全盤照搬西方公共管理理論分析中國公共管理的事實，完全不考慮國情的研究方法顯然是不正確也是不可取的。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必須在借鑒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結合中國實際，切實分析我國的具體國情，從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共管理研究。個人認為公共管理學科研究的本土化，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借鑒國外的管理實踐，中國的學者可以運用國外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解決中國管理實踐中的現實問題。通過研究分析國外的管理實踐，了解國外學者如何從管理實踐中提出問題，如何通過具體的研究工作建立相關的管理理論同時必須分析國外公共管理理論是如何在管理實踐的推動下不斷演迸和發展的。第二，考慮中國的具體國情，公共管理學者必須以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為依據，通過選擇中國政府、學校、企業以及其他各類社會組織的各種管理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在研究中建立起適應中國國情的公共管理理論。

(二）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雖然定量研究方法存在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但這也是公共管理學科科學化的方向。所以我們必須從實證經驗出發，借助相關的技術和數理分析模型，這對公共管理研究者準確有效的分析現實情況具有

其實&性研°究方法與定量研究方法并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國情，要求我們在研究方法上要做到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相互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源上避免因為單純的依靠理論研究而不切合中國實際的情況發生；同時又可以避免單純追求技術手段而忽視真實嚴謹的定性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完美結合才能更加真實且生動的反映中國公共管理現狀。

(三）改進高校公共管理教學方法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公共管理并不是一門純理論性的學科，它與當前我國國情以及政治、經濟發展現狀聯系緊密。因此在對其研究與教學方法上，完全依靠理論教學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公共管理的教學方向上，我們建議高校能夠將當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現狀與公共管理的現實需要向結合，而當前對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以高校的科研為主，所以加強對高校公共管理專業的學科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公共管理的教學模式既不同于一般的學科教育，也不同于在職培訓。所以公共管理的教學方法應是有利于引導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全面提高教師和學生的專業素質，即在課堂中可以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諸如案例分析法、開放式教學發、情景模擬和經驗交流等。這些方法要求老師必須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同時又要求學生掌握社會實際問題。這些教學舉措上的改進對于提高公共管理研究人員的素質和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爭取公共管理的國際話語權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的逐步加快以及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中國公共管理的國際化發展路徑將成為大勢所趨。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用全球化的眼光來審視當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體系建設。這就要求我國學者認真總結我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經驗，運用中國特色的理論基礎建設我國公共管理模，并充分繼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全球公共管理氛圍之下形成中國特色，從而在推動全社會的發展上貢獻自己的力量，已達到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目的。從另一方面來看，通過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來推動國家治理的水平，也是中國公共管理朝國際化邁進的重要步驟。

四、結語

伴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政府治理模式將越來越受到普通民眾的關注，公共管理必將會成為擁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學科，這也怡好順應了國際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們要在充分吸收國外先進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之上，結合我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經驗，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從而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輸送公共管理學科專業人才，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奠定相應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