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治理的概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務治理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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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開源節流，創造效益的理念

隨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原有的一部分事業單位正在實行改制，這些事業單位體制已經從原來的事業單位改制為面向市場的企業性的經營組織。改制事業單位面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較，其生存與發展的狀況也發生了許多變化。（1）從外部環境看，改制單位所從事的服務性的工作，也已不再由國家實行統一的計劃管理和調控，改制事業單位，其工作的狀況與效益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市場變化的影響和市場競爭的沖擊。（2）從單位內部的財務運行與管理的角度看，改制事業單位可能部分項目費用繼續由國家財政予以支持；但是現在全部靠國家已經不可能了。首先，從思想上，必須改變以前那種大事小事靠國家，有錢沒錢靠撥款傳統思想。其次，改制事業單位要形成不要懼怕市場，敢于面向市場，要從市場要效益的思想。（3）面向市場，實行市場化的運作機制，參與市場競爭，改制事業單位要自主開展與本單位工作性質和職能相一致的業務活動，并在這種業務活動中創造經濟效益，用以改善單位職工福利待遇和促進單位事業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事業單位財務運行與管理樹立面向市場，建立開源節流、創造效益的理念。

改制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人員要自覺地把面向市場，開源節流、創造效益的觀念貫穿于單位財務管理的全過程，改制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要從兩個方面去做，努力在實踐中提高自身的財務管理的能力。

第一，建立開源節流的理念。

對于任何一個改制事業單位來說，首先是開源問題：籌集足夠的事業發展資金仍然是事業單位理財的頭等大事。改制事業單位必須在現有的國家財力狀況下，面對單位的運行與發展資金基本上不可能再依賴國家，等、靠、要基本上不可能的現實情況下，對于開源方面，改制事業單位的現在的財務管理人員要改變像過去那種只是被動地呆在財務崗位上，做一些資金收付的工作。財務管理更要建立面向市場開源的理念，要主動參與單位的各項管理和業務工作，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廣泛提供有償服務，幫助單位從市場中廣開財源，逐步壯大單位的經濟實力。其次是節流問題：改制事業單位要敢于從市場中廣開財源的同時，更要通過單位的各項管理和業務做好節流的工作，現在財務管理人員要建立面向市場開源的理念，主動參與單位的各項管理和業務工作，如何從財務管理和業務工作發展角度，更好的做好單位的費用管控工作，加強單位的節流工作。

第二，瞄準市場調整資金配置。

在新的形勢下，改制事業單位要借助自身具有人才優勢、信息優勢和科技優勢，設法讓這些優勢轉變成資本，轉化為單位服務效益。善于圍繞市場辦事業，依托市場求發展，瞄準市場調整資金配置。要時刻關注市場需求，并根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市場需求，發展與市場需求聯系更緊密的那些服務事業，以達到促進事業發展和追求資金使用綜合效益的目的。在這方面，改制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人員要轉變觀念，樹立和逐步強化市場意識和服務意識，積極拓展事業單位服務領域和范圍，瞄準市場調整資金配置，做好相關方面的財務工作。

二、依法理財的觀念

黨和政府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方略，市場經濟必須依靠法制才能很好的發展。面對市場經濟的規律及其對事業單位帶來的變化和沖擊，改制事業單位的財務部門要逐步培養和牢固樹立依法理財的新觀念。對于改制事業單位來說，依照市場經濟法律進行依法理財必須要處理好兩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方面，改制事業單位要依法處理單位與外部因素之間的財務關系，包括與其他往來單位和服務對象之間的財務關系。要切實解決好事業單位對外財務管理的問題，關鍵是要做到依法、依規收費和公開、規范收費程序。所謂依法、依規收費，就是事業單位服務收費一定要有政策依據，同時要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不能僅僅依據單位自己的意愿隨意收費，也不能越過物價部門擅自收費。所謂公開、規范收費程序，就是要將服務收費項目向服務對象公開，使他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能夠明明白白，心服口服。事業單位服務收費涉及到千家萬戶，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何切實堅持依法理財，合理收費，關系到事業單位生存與發展的大計。

第二方面，改制事業單位要依法處理本單位內部的財務關系，在單位內部依法理財，同樣是要體現公開、民主、規范的原則，做到公開理財、民主理財、規范理財。公開理財、民主理財，就是財務部門要增大單位內部資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注意聽取單位內部干部和職工的意見，自覺接受他們的監督；規范理財就是嚴格按法定程序和單位內部制度辦事，堅決杜絕資金使用和財務分配中的隨意現象。

三、建立風險管理的理念

針對現階段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改制事業單位的財務風險主要表現為：（1）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2）政策機制變化帶來的風險；（3）資金使用和管理中的風險。這些風險管理對改制事業單位是非常重要，因此，對這些風險管理管控的好壞就決定改制事業單位的發展。

但是長期以來捧著鐵飯碗的事業單位缺少競爭意識，長期與市場脫節，導致對市場的敏銳性不強，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事業單位的運行與發展競爭性不強。現在改制事業單位財務收支受到市場的影響，一是來自市場需求的變化，二是來自行業內部的競爭。這兩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導致事業單位在資金使用和管理方面產生一定的風險。例如改制事業單位一旦用于事業發展的資金投入過大而不能收到相應的經濟回報時，單位經濟利益就會受到影響，單位的事業發展也會出現嚴重問題。這樣一類的事實和現象是屢見不鮮。

對于政策機制帶來風險管理對改制企業尤為重要。政策機構導致風險就是指政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根據客觀實際不斷調整政策方針，以保證宏觀領域協調發展。這必然給微觀領域中各行業帶來利益變動，這種利益的不可測性就是風險。對于改制事業單位運行與發展的過程中，這種政策風險也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所謂資金使用和管理中的風險，是指事業單位在資金投放使用和管理過程中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可能帶來的風險。事業單位的建設與發展通常總會呈現出某些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資金的需求和投放也往往會各有不同，一旦關鍵的時刻資金需求不到位就有可能給單位事業的運行與發展造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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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治理評述

對于財務治理的內涵，我國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楊淑娥（2002）認為，公司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謂公司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黃菊波（2002）認為，財務治理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子系統，從屬并取決于公司治理結構的根本性質，是公司財務決策權、財務執行權和財務監督權的劃分與配置；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申書海，李連清（2006）認為，財務治理是指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公司長遠目標，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用以平衡各方財務權、責、利的關系，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和約束機制等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機制。

財務治理理論源于公司治理理論。從概念上看，公司治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公司治理解決的是因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而產生的問題，它要處理的是公司股東與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的關系問題，即股東治理模式。廣義的公司治理可以理解為關于企業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利益分配的一系列法律、機構、文化和制度安排，它界定的不僅僅是企業與其所有者之間的關系，而且包括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即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實際上，按照企業契約理論，企業可以看作是企業各類參與者之間達成的一系列的實際與隱含契約，這些契約規定了他們在各種情況下的權利、責任以及報酬。為了實現效率和價值的最大化，必須把他們的利益協調起來。簡言之，公司治理要解決的是涉及公司成敗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如何保證投資者（股東）的投資回報，即協調股東與企業的利益關系；二是企業內外各利益集團的關系協調。建立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整個公司的效率，保護投資者權益，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服務于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只有公司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與企業長期、穩定發展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因此，只有能夠提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才是合理的。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財務治理亦可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來理解。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筆者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財務治理。所謂財務治理，就是指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將企業剩余索取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分配，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因此而產生的責、權、利關系。圍繞剩余索取權的配置，財務治理包含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二是企業內部各利益階層的關系。財務治理就是要以有效率的方式來處理好企業內外利益相關者因剩余索取權配置而產生的責、權、利關系。

二、財務治理效率：從成本的視角

要考察公司財務治理的效率，就不得不聯系到財務治理的成本。因為效率與成本是矛盾的兩面，它們之間是不可分割的對立統一的整體。

國內外公司治理研究較多地使用了公司治理效率這個概念，盡管沒有給予其明確的定義，但一般認為公司治理效率與公司治理費用和公司治理收益相聯系；一項公司治理政策或機制的效率就等于其給公司帶來的收益改善與公司治理費用之差；李維安、武立東較早地提出了治理成本的概念（呂斐適，勝2006）。嚴若森（2005）將公司治理效率的最優化問題定義為：在其它條件既定之下的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公司治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公司治理成本即公司治理發生的成本，其主要內容包括交易成本、成本、第二類成本、組織成本、市場治理成本、服從成本、政府治理成本和制度摩擦成本。

借鑒國內外有關公司治理成本的研究以及前面對財務治理關系的闡述，筆者認為，所謂財務治理成本，是指公司財務治理框架在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相關各種成本的總和，而財務治理效率則是使這種治理過程中發生的成本總和最小化。具體來說，財務治理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成本

1.第一類成本即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的成本。成本方面主要由詹森與麥克林在1976年首先提出來的，他們將成本定義為委托人的監督成本、人的保證成本和剩余損失的總和。2.第二類成本即投資者之間的成本。該類成本是投資者之間利益沖突所產生的成本。該成本主要是由于各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而引起的。3.第三類成本即企業與股東同債權人之間的成本。對財務治理框架而言，債權人治理成本是外部市場治理成本中屬于財務治理成本的直接內容。鑒于我國企業資本結構中，尤其是國有企業，債務資本所占比例較高和銀行借款等債務融資具有公司治理效應的現實，在財務治理成本中必須重視債權人治理成本。當然，它也是一種成本。

（二）財務制度成本

它相當于企業財務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所發生的制度成本， 是投入生產要素以外的成本。1.財務組織成本。公司治理結構中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與管理層以及職工代表組織等之間，關于企業剩余索取權的責權利劃分的機構化設置與確認，財務治理結構的組織成本即為財務治理組織機構設置與確認以及確保這些權力機關得以正常運轉所必須耗費的成本。2.財務執行成本。即公司為制定和執行財務規章制度而與有關財權法律條文與程序等所發生的成本，包括公司必須保存重要文件資料與檔案、制作股票或股權證明、按規定格式分類制作賬表、聘請外部審計機構、在官方指定的媒體上按時各類財務信息以及向政府出示必要的匯報等活動中產生的成本。該成本需由治理主體與治理組織機構承擔。

（三）其它成本

其它未包括在上述兩大類成本之內的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用經濟學的方法，將公司財務治理的成本與效率的關系表示如下：

Y=Ci（Xj）（i=1，2，3……，n；j=1，2，3……m）

其中，Y表示財務治理效率，C表示各類治理成本，X表示財務治理環境中的各種影響因子。在既定的公司財務治理環境中，財務治理效率最優化其實就是財務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一般說來，財務治理效率越高，財務治理成本就越小，它們之間成反比例關系，其關系如圖1所示：

這樣，在環境條件和治理效益目標一定的條件下，財務治理效率就是邊際治理成本與邊際治理收益的比較即Vy=Vc。當邊際成本趨于零時，其極限存在。也就是說，當dy/dx=0，滿足收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此時Vy=Vc，根據上述分析，此時財務治理收益最大，治理效率最優。

但是，僅僅從治理成本的角度還不足以說明財務治理的效率，筆者在此引入一個概念，即財務治理強度。所謂治理強度主要指公司董事會對管理層實施的激勵與約束的程度，它取決于人實際行為的結果與出資人要求的收益最大化情況下理想的管理層行為之間的差距（劇錦文，2006）。顯然，當財務治理強度增加時，成本會隨著治理強度的增強而減少，但財務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卻會隨著治理強度的增強而增加。當成本的下降大于財務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的增加時，總成本將呈現下降趨勢；反之，總成本則會呈現上升趨勢。因此，總成本與治理強度表現出U形曲線關系。筆者設成本為C1，財務制度成本和其它成本之和為C2，則C=C1+C2。C、C1、C2同治理收益的關系如下：

如果C1大于Q，這時C1會隨著治理強度的增強而下降，C2則隨著治理強度的增強而增加。由于C1下降的速率大于C2上升的速率，故總成本趨于下降，直到C1=C2=Q達到均衡。在這點上，總成本C最小，邊際治理效益等于邊際治理成本，財務治理效率達到最優；當繼續增加治理強度，這時C1下降的速率小于C2上升的速率，總成本增加，盡管總的治理效益也在增加，但邊際治理效益卻呈遞減之勢，從而使治理效率下降。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財務治理過程中，并不是治理強度越高越好，成本越小越好，而是在成本與財務制度成本、其它成本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平衡關系。因此，在公司財務治理中存在著最佳的治理結構和運作方式，而這種最佳的治理結構和運作方式，將導致財務治理效率的最優化或財務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三、提高公司財務治理效率：從降低財務治理成本入手

（一）降低控股股東與廣大中小股東之間的成本，是目前提高財務治理效率的關鍵

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表明，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存在倒“U”形關系（王克敏等，2006）。就國有控股公司普遍存在的“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現象，筆者認為，降低財務成本應主要從保護中小股東利益，減少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成本著手。為此，應該加大國有股減持力度，進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切實保護中小股東利益，從而降低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成本，提高公司財務治理效率。

（二）應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引入債權人相機治理機制，以降低第三類成本，提高財務治理效率，防范財務風險

在我國公司制企業中，由于破產機制和退出機制尚未真正地建立起來，因而導致成本的提高。針對我國資本結構中債務資本較高及債權人治理效應較低的現狀，就必須在破產機制和退出機制正常而有效地發揮作用的基礎上，強化債權人的相機性控制，確定債權人在虧損公司破產、清算、暫停和終止上市、重組中的優先與先導地位。因為在此情形下，與股東控制相比，由債權人控制的優勢如下：1.由于企業的商貿結算和貸款都是由銀行進行的，所以債權人對企業資產負債信息的掌握比股東更多、更準確。2.債權人對企業的控制通常是通過受法律保護的破產程序來進行的。因此，債權人控制比股東控制更加有力，把債權人（尤其是銀行）的“相機性控制”機制引入企業的治理結構中，有利于提高財務治理的效率，控制和防范財務風險。3.負債融資能夠抑制控股股東的過度投資行為，尤其是來自與控股股東具有很強談判能力的債權人的融資，可以有效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降低第二類成本，提高財務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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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國財務學的融資決策研究中，既使用資本成本概念，又使用資金成本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令人莫衷一是，造成了我國財務理論研究的混亂，并在資本市場的實踐中引發了不良影響。本文將分析它們的根本區別并探討兩者混淆所帶來的危害，希望能夠引起理論界的關注。

一、我國財務理論中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

關于資本成本，目前最權威的定義是《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給出的：“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第一卷第470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7月）”。可見，按照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解釋，資本成本既是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預期收益率，同時又是有條件約束的資金使用者的融資成本。

而資金成本，屬于我國財務理論研究有的范疇。“所謂資金成本，是指資金使用者為籌措和占用資金而支付的各種籌資費和各種形式的占用費等，是將盈利和資金的一部分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體現著資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劉恩祿、湯谷良：《高級財務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頁）”。從資金成本的這一定義看，是單純從資金使用者角度考慮融資成本。

兩者的計算方法也完全不同：以普通股為例，資本成本的計算通常采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折現現金流量模型以及債券收益加風險報酬法；而在我國財務學界，資金成本=每年的用資費用/（籌資數額-籌資費用）（湯谷良、王化成：《企業財務管理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從上述我國資金成本的定義出發，還有一種經常被引用、直接以定義計算普通股資金成本的方法，即把股票投資股利（率）和股權融資交易費用（率）簡單相加的結果作為普通股資金成本。

二、從定價理論看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根本區別

從定義上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都是企業發行融資工具的代價，也即決定企業融資決策的價格指標。這一共同點啟發我們應該到定價理論中去探討它們的根本區別。

（一）從是否應考慮風險因素看

在金融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定價理論一直作為貫徹其中的軸心，推動著整個金融理論的發展。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定價理論的軌跡正是沿著商品價格-資金價格（利率）-貨幣資產價格-資本資產價格這樣的路線向前發展。與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資產最大的特點是收益具有不確定性，而且資本資產的風險性遠遠大于貨幣資產。因此對金融資產定價時，其風險就成為人們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其中，貨幣資產由于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風險，直接以籌集費和占用費來定價。但資本資產的定價就必須考慮其風險的大小。西方公司企業在融資決策中就主要使用風險定價的資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國理論界過去一直都忽視資本定價中的風險因素，在我國理論界缺乏風險意識的背景下，企業融資時側重使用建立在籌集費和占用費基礎上的資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從是否體現出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看

委托理論認為，在公司企業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們個人收益的最大化，而這種個人收益最大化卻可能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發展沖突。因此，必須設計相應的公司治理機制以保護股東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下，投資者就能夠保護自己的投資利益，對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約束。一旦公司大肆進行股權融資，而其實際支付的資金成本（籌集費與占用費）達不到具有同等經營風險公司的資本成本時，就會出現原股東回報率下降的情況，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約束機制制約管理者的行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東大會上否決該再融資提案或撤換管理層，或者“用腳投票”，撤資轉向其他的投資項目造成該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從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敵意收購，以此形成投資者對公司管理者的硬約束。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資決策時必須支付一個最低的風險報酬率。這時股權資金成本將被迫等于股權資本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就會趨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投資者就無法約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資決策。在這種軟約束機制下，公司股權融資的實際資金成本（籌集費與占用費）就會小于其股權資本成本（投資者要求獲得的必要收益率），甚至可以為零，從而嚴重侵害投資者的利益。這時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就會成為完全脫節的兩個概念。

鑒于我國公司治理機制還很不健全的現實，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資本成本的理念體現了現代企業制度中保護投資者的公司治理機制，而資金成本則體現了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的特征。

三、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在我國混淆的原因及其危害

（一）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原因

1.我國設立資本市場時只注重資本市場架構的建設而忽視了相應財務理念的引入。

我們出于為國企解困的目的引進了資本市場架構和投資學體系，但卻忽視了與之配套的現代財務管理思想，包括資本成本理念的更新。我國資本市場的迅速建立，實現了低端信用的債權融資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權融資制度的迅速切換。然而，正是這種忽視市場內在發展邏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造成了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并存與混淆。

2.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初期的指導思想存在一定失誤。

資本成本是現代公司制的產物，因此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考慮資本/投資者的必要報酬。

1992年以前，我國國有企業實行的都是資金平衡表體系，沒有資本、凈資產等概念。1992—1995年間，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國有企業普遍展開了按照重置成本法進行評估計價的清產核資工作。在此基礎上，國有企業開始實行資產負債表體系，也就有了第一筆凈資產。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第一筆凈資產即資本是1992年以后才問世的。我國財務界接觸資本概念才不過10余年的歷史，對于代表資本所有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由于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考慮向企業下放經營權，因此存在削弱股東權利和作用的傾向。因此，在這一歷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資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遲遲不能正位，資金成本和資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難免了。

（二）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所產生的危害

在現代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是公司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的交匯和依據所在。而資金成本只能反映企業單方面的融資成本。在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情況下，如果將資金成本用于企業投融資決策，就會帶來嚴重失誤。

1.如果企業在融資決策時使用資金成本，就會出現股權資金成本遠遠小于債權資金成本的現象。

據《2003年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在深滬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實施現金分紅的668家公司中，現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現金分紅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達184家之多。這樣，以該年證券市場平均市盈率40倍來計算，流通股投資者的平均回報率只有0.95％，還不到同期國債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權融資交易費用，流通股的股權資金成本也奇低，遠遠小于債權資金成本。許多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袁國良、鄭江淮、胡志乾：《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和融資能力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仇彥英：《企業過度偏好股票融資有副作用》，《上海證券報》2001年5月29日）（黃少安、張崗：《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

2.由于企業融資的資金成本遠遠小于資本成本，如果將資金成本混同于資本成本，在實踐中就有可能誤作投資項目決策中的折現率，從而高估項目的凈現值，導致投資過度和資本浪費的后果。我國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資過熱現象不能不說與資本成本意識淡漠有密切關系。

3.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還給我國資本市場建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例如，本來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與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經營風險等級，因而都應該具有相同的資本成本。但按資金成本計算，則溢價的流通股資金成本就遠遠小于非流通股的資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資金成本作為股票定價的折現率，就會高估股票的理論價格，使國有股減持在定價方面遲遲不能取得進展。

再如，由于資金成本并不考慮投資人的回報，國有股股東就缺乏對公司管理者的約束動力。在資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國有股的產權代表是政府機構或其授權的國有持股公司，其具體人在法律上并不擁有剩余索取權，因此他們雖然有權力選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和經理，但不必為資本收益承擔任何后果。這也是我國公司治理結構難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與國際接軌，摒棄資金成本概念是我國財務理論界的緊迫任務

資本成本體現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對資本風險報酬的尊重。而資金成本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財務概念，在其誕生及之后的一個時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資本市場的出現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企業的價值就不再與歷史成本有關，而是取決于未來現金流的折現。這時，與風險程度相匹配的資本成本就應該取代資金成本成為投融資理論中的核心概念。面對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昆淆帶來的危害，財務理論界也應該盡早摒棄資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資本成本理念。

[參考文獻]

1.汪平，《財務理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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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創新 利益相關者 財務控制權 成本管理

知識經濟時代正在來臨,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傳播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形成并發展于工業經濟時代的公司財務在許多方面顯示其不適應性,因而必須考慮其創新與發展問題。

一、財務觀念的創新

1.泛財務資源觀念。傳統財務學中的資源概念通常指的是資本,基本上屬于硬資源的范疇。知識經濟對企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企業的資源結構,并豐富了資源的內容。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企業必須確立新的“泛資源”財務觀念,并以此拓寬理財的范圍。

2.融智比融資更重要觀念。從一般意義上說,軟資源對硬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決定性作用,這個作用的結果又反饋于整個泛資源系統。硬資源是被動的,軟資源是主動的,人往往利用軟資源來開發和利用硬資源。軟硬資源的這個關系在知識經濟時代表現得更加明顯。

3.人本財務觀念。“人本管理”是與“以物為中心”管理相對應的概念,它要求把人作為“社會人”或“文化人”而不是“經濟人”來看待,要理解人、尊重人,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人本管理是知識經濟的客觀要求。企業的每一項財務活動均由人發起、操作和控制的,其成效如何也主要取決于人的知識和智慧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財務上貫徹以人為本的觀念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

二、財務目標的創新

普遍的觀點認為,公司財務的目標是“股東財富最大化”。從“產值最大化”和“利潤最化”到“股東財富最大化”,無疑是認識上的一大迸步,但仍存在缺失。首先,股東財富最大化的觀點僅考慮了硬資源而忽視了軟資源問題;其次,在資源分配問題上存在“狹隘主義”觀點,在資源配置上僅考慮了股東而忽視了企業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正常需要以及非人類的資源分享主體的需要,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再次,股東財富最大化的觀點所追求的是單純的“經濟效率”,當企業資源配置有利于股東財富增長時,就被認為是優化的,否則就認為是非優化,照此目標運行,難免不會導致資源環境的破壞。

三、財務治理結構的創新

企業治理的核心是財務治理,公司法所規定的公司治理權配置的核心是財務治理權的配置。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企業財務治理結構也應當進行相應的變革與創新。其要點是:

1.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財務治理。利益相關者對企業不僅有財務利益要求,而且也都應有參與企業財務治理的資格和權利。這個原則在實踐中的貫徹方法,就是利益相關者共同組成企業財務治理結構,尤其是讓員工、債權人等第一級利益相關者進入財務治理結構。財務是分層管理的,同時,財務還是分權治理的,財務決策權、財務監督權與財務執行權分而治之,分屬于三個彼此相獨立的財務治理機構。

2.人力資本最大者擁有最重要的財務控制權。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企業財務治理,并不等于控制權要平均分配,主要的財務控制權總是由經營者掌握。這與湯谷良博士提出的“經營者財務處于財務管理的核心地位”的觀點是一致的。歷史地看,企業經營者經歷了一個從“財務資本最大者”向“人力資本最大者”的演進過程,并且這一過程與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過程是相吻合的。

3.工財務相機治理。人力資本主導企業財務治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經營者治理財務無效時,財務控制權就會向非人力資本或財務資本所有者轉移。財務資本所有者主導控制的選擇依據,是對企業貢獻和風險的大小,這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是有差別的。在股權分散的公司或銀行資金占主導的公司里,貢獻和風險承擔最大者通常是銀行,因此財務相機治理的含義通常也被解釋為一種在有銀行舉債條件下的控制權配置。

4.知識和信息專家參與財務治理。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財務治理結構尤其是作為財務決策機構的董事會,應當是知識型的。做到這一點,董事會成員中除各類利益相關者代表外,還應吸納外部的知識和信息專家參加,這些專家的職能是參謀型而不是控制型的。

四、財務內容的創新

資本通常被理解為財務的起點和對象,財務學的核心是“研究資本的生產力問題”。工業經濟時代的戰略性資本是財務資本,因此形成于這個時代的財務學也是研究財務資本的財務學,其核心問題是解決財務資本的合理籌集與配置。

1.將知識資本納入財務學范圍。主要研究知識資本的構成、知識資本的培育、籌措、分配、運營及效率評價指標體系等問題。企業要把知識資本作為對未來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戰略資本來培育,需要財務的有效配合。一方面,企業應把培育知識資本作為理財工作的內生性要素來看待;另一方面,財務在運作資金時要有利于知識資本的培育,并將其作為最重要的理財戰略。財務所籌措的資本,應當既有財務資本,又有知識資本,應盡可能多地吸收外部知識資本來改。

2.建立利益相關者財務學體系。主要研究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的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財務要求、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財務權利及行使方式、企業對利益相關者財務要求的回應等問題。以此來拓寬財務學的視野,將現有的“股東財務學”和“股東一經營者一財務經理”三位一體式財務學,拓展為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服務的“社會財務學”和“可持續發展財務學”。

3.改革成本管理的內容與方法。知識經濟對企業傳統的生產工藝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信息及時反饋系統”、“作業流程電腦化”、“特別作業班組制度”、“靈活制造”、“零倉儲(JIT)管理”及“網絡經營”等一系列新的生產和經營管理制度和技術的出現,都要求研究和建立相適應的新型成本管理制度如作業成本管理等。

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建立良好的財務治理是樹立市場信心、鼓勵更加穩定的長期資本流入的一項重要手段。認識到財務治理結構的發展而變化,進而通過財務管理活動在企業價值的增長中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對于保持我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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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司治理 環境財務會計

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近年來在我國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關注。在本世紀初,環境會計的研究一度成為理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如(耿建新、劉長翠, 2003;牛文元, 2002;孫興華、王兆蕊, 2002;肖序, 2003;徐瑜青等, 2002;張百玲, 2002)。盡管如此,環境會計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前沿介紹性質的表面層次,少有具體深入的分析。

順應目前國內理論界對會計學的劃分,環境會計也大致可分為兩個分支,環境財務會計與環境管理會計(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或簡稱EMA)。由于法律環境的薄弱,環境成本大多仍然體現為社會的外部性。EMA的引入并不存在足夠的市場動力,到目前為止,國內真正意義上的EMA研究可以說還未出現。而在對環境財務會計的研究中,不少學者秉承著原有財務概念框架的思路,按會計目標、要素等等一系列概念的順序,一一給環境財務會計對號入座,如(陳檢生、賀廣宇, 2007;耿建新、焦若靜, 2002;牛文元, 2002;孫興華、王維平, 2000;孫興華、王兆蕊, 2002;唐興莉, 2003;王紅娟, 2005;肖序, 2003;許家林、王昌銳, 2006;張思純、孫興華, 2008),進行構想分析。盡管在某些研究的潛在設定中,國有企業的行政公司治理生態被默認為前提假定,但總體來說,幾乎沒有人對現代財務會計學的起點――公司治理――進行專門的探討,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

在資本市場高度發展的經濟體中,解決所有人與控制人之間的問題,這既有可能表現為傳統的股東與管理層間(Holmstrom, B, 1979;Jensen, M C and Meckling, W H, 1976),也可能表現為控制性的大股東與一般的小股東間(Claessens, S, Djankov, S and Lang, L H, et al., 2000;Johnson, S, La Porta, R and Lopez-de-silanes, F, et al., 2000),賦予了財務會計學這個概念全新的意義。解決委托雙方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一系列后果,是會計信息這種工具被廣泛使用的主要意義。因此了解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現狀,從而分析設定環境財務會計的需求與構成,是更合乎邏輯的研究思路。

根據Wind數據庫的統計,截止至2008年6月,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實質控制人為國家性質的公司數占59.92%,而其中實質控制人為地方政府的又占69.95%;此外即使在民營企業中,也大多與地方政府有著較為緊密的關系(Fan, J P, Wong, T J and Zhang, T, et al., 2007)。由于我國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制性股東,公司治理中的問題也就集中表現為大小股東間的關系,環境財務會計的需求也就取決于其是否能夠降低控制性股東與小股東間的成本。

由之前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出,中央及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有較大的參與度,而目前國內企業環境行為的成本主要來自于政府相應的法規監管(李建發、, 2002),這種監管一般由中央政府推動,而由地方政府執行。此時不論是以中央政府為實際控制人的行政機制,或者是地方政府扮演重要作用的其他企業,企業的環境行為的經濟后果自始至終來自同一作用主體,而對企業價值來說,成為一個接近于內生性的變量。這時環境財務會計信息的披露,很難帶來成本的下降,因此也就不存在披露的需求。

在(李建發、, 2002)所做的問卷式調查研究中,也驗證了本文的這一推斷。根據該研究,大部分企業對環境信息披露的理解片面狹隘,且熱情不高。但該文隨后提出的建議仍然囿于準則的建立及政府的監管,我們認為這未必是真正能夠問題的辦法,要改變這種情況,應當考慮改善企業的公司治理,降低目前一股獨大的程度,實質控制人過于強勢,以及退出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干預。

由于股權集中度較高以及政府在實際控制中參與度較大等企業公司治理的特點,原本應當屬于外生性的環境行為經濟后果,成了實質控制人自身的博弈,從而使得這種信息的披露從邏輯上分析無助于降低企業的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價值,從而也無法獲得企業的支持。這是本文將公司治理與環境財務會計結合,而推斷出的結論,對將來進一步的研究應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們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分析目前國內企業對環境財務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與企業控制鏈中政府參與的程度兩者間的關系,這樣的研究結果將進一步推動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參考文獻:

[1]陳檢生,賀廣宇.試論環境資產與環境負債的計量. 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

[2]耿建新,焦若靜.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初探. 會計研究, 2002;1

[3]耿建新,劉長翠.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及其相關問題探討[J]. 審計研究, 2003

[4]李建發,.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現狀、需求與未來. 會計研究, 2002.;4

[5]牛文元. “綠色GDP”與中國環境會計制度.會計研究, 2002.;1

[6]孫興華,王維平.關于在中國實行綠色會計的探討. 會計研究, 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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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財務治理的概念

目前，學術界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研究并不多，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處于初級階段。在此引用衣龍新博士在其著作《公司財務治理論》中對財務治理的涵義的概括來闡述財務治理的概念：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等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衣龍新博士進一步指出，財務治理是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的交融領域，財務治理理論研究既加強了公司治理的應用性又完善了公司財務理論體系。

二、企業財務治理的重要性

企業財務治理是企業治理的核心部分，能夠綜合反映生產經營活動的過程和結果，控制和監督各種經濟活動，并對企業各項經營活動具有導向性作用，是企業治理現實、集中以及根本的展現，增強了企業治理的明晰性和應用性。它還是一種企業財權的安排機制，通過這種財權機制來實現企業內部財務激勵與約束機制。公司財務治理實質上是通過財務機制及其制衡作用進行的，公司財務治理中的制度安排包括對財務信息生成程序、生成質量以及呈報機制等的規范，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權的配置和再配置，以及激勵制度等。只有進行有效的財權配置，才能提高財務活動的效率，確保最大財富的實現。

三、企業財務治理的主體與客體

公司財務治理中的利益主體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依賴公司內部財務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體。所謂公司內部財務治理，是指限于公司組織邊界以內的財務治理，是通過在公司內部合理安排財務權力實現的，公司內部財務治理對公司財務信息的生成和呈報機制起著直接的影響，也是第一類利益主體尋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第二類是依賴公司外部財務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體。公司外部財務治理，是指公司組織邊界以外的財務治理，主要是通過簽署一系列合約的方式實現的，其目的是保證企業的運行不會降低社會效率。

財務治理客體，也即財務治理的對象。財權體現為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的對稱分布，如何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合理分配是財務治理的客體。衣龍新博士（2004）認為，財務治理的客體是主體共同指向的對象。財務治理客體具有兩種表現形式，治理框架下具體體現的是“財權”，財務范疇之內總體體現為“本金”。

四、鄉鎮企業財務治理現狀分析

鄉鎮企業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農民投資為主，在鄉鎮（包括所轄村）舉辦的承擔支援農業義務的各類企業。鄉鎮企業是中國鄉鎮地區多形式、多層次、多門類、多渠道的合作企業和個體企業的統稱，包括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農民聯營的合作企業、其他形式的合作企業和個體企業五級。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各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繁榮，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隊伍中的主力軍，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鄉鎮企業經濟的發展壯大，不但關系到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關系到農村社會的穩定。但通過對江陰市鄉鎮企業的調查研究，我們發現許多企業在財務治理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

（一）財會人員素質不高

財會人員是企業財務治理之本。財會人員必須熟悉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遵守財經紀律和制度，遵守職業道德規范，有良好的專業素養。這是企業招聘財會人員的基本要求。但通過調查發現許多鄉鎮企業因為是私人辦廠，對財會人員的招聘大多依賴血緣親友關系，對專業素質的要求較低。甚至有許多人是沒有會計從業資格證書的。財會人員專業素質的不足使得在財務治理上力不從心。

（二）財務信息失真

企業各種財務資料是企業加強財務管理的重要工具。由于信息傳遞不及時和偽造變造財務信息等行為使許多鄉鎮企業財務報告普遍存在著可信度較低和信息不對稱現象，嚴重影響財務治理的有效性的發揮。

（三）財權配置不衡

財權的合理配置是指財權尤其是財務決策權在財務治理主體尤其是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之間的合理劃分。只有各財務主體之間各司其職，并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才能進行有效的財務治理，以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許多鄉鎮企業經營者將財務決策權、財務執行權和部分財務監督權集于一身，財權配置嚴重失衡，致使企業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導致財務治理無法有效進行。

（四）財務制度陳舊，更新不及時

企業會計管理制度是進行會計管理工作的基本規則和約束，也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在鄉鎮企業中會計管理制度雖然建立，卻很不完善，基本沒有形成科學、完整、系統、合理的管理制度。鄉鎮企業由于自身制度的不健全，出現財務控制薄弱的現象，對資金使用缺乏科學安排，造成資金閑置或不足。應收賬款周轉緩慢，造成資金回收困難。由于鄉鎮企業沒有建立嚴格的賒銷政策，缺乏有力的催收措施，導致很多應收賬款不能及時收回，形成呆賬或壞賬，更加劇了鄉鎮企業資金緊張的局面。

五、完善鄉鎮企業財務治理措施

（一）提高財會人員的素質

財會人員的素質是鄉鎮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證，因此必須加強會計人員的思想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和法紀法規教育，使財會人員嚴格按照財務制度辦事，敬業愛崗、誠實守信、做好本職工作。如一定要重視財會人員的業務培訓，嚴格執行有關的財會人員繼續教育制度，對于不參加繼續教育的人員要嚴肅處理。廣泛普及會計電算化操作，提高會計人員掌握和應用計算機的能力。同時，在用人方面還應打破任人唯親的家族式用人界限，唯賢而舉，在各個崗位實行競爭上崗，能者居之，完善加強自身的管理機制和管理隊伍管理。同時對在職財會人員，除了精神激勵和支持外，在物質上要做到獎罰分明，獎勵不同會計崗位上的職業能手，對于干不好的人員，查明原因，幫助其糾正錯誤，不改者給予處罰。

（二）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努力完善鄉財政內控約束機制。按照財政部門的要求，鄉鎮使用的各種賬薄，都要實行建賬監管，在縣財政局統一辦理，領取賬薄、表冊；要建立資金、現金管理制度，票據購銷、領用管理制度，財產物資管理制度。要做到按規定建賬、設置會計科目、記賬，賬目做到日清月結；會計、出納取得的原始發票必須符合規定；要嚴格做到會計、出納分設，會計管賬不管錢，出納管錢不管賬，印章分管，各盡其責。從而通過這些措施強化票證管理，建立起一整套嚴格的內控制度，使鄉鎮財政、財務管理水平提檔升級，使財政管理工作盡快走向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加強審計監督。

（三）建立有效的財權配置機制

建立有效的財權配置機制，其核心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與約束相融的財務制度或財務機制。只有這樣財權配置才會得到制度保障，并使財權配置落到實處，最終使企業財務治理結構得以建立和完善。企業還可以推行股份合作制，這樣可以明晰產權關系，建立較為有效的監督機制，也可以擴大財源，形成新的積累能力。

（四）建立有效財務評價體系

合理的財務評價體系能夠保證激勵約束機制真正發揮作用，在對經營層進行物質報酬等措施激勵的同時，一個有效的財務評價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財務評價體系的有效性在于對企業的經營業績能夠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結合其他激勵約束措施，正確地引導經營層的財務決策行為，使經營層的財務決策行為不再具有短期性，從而與所有者的長期利益相一致。當然，財務評價指標的設計要順應組織要求，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特征及戰略要求“量體裁衣”訂制。財務評價指標的設計還要注意與非財務指標相結合，要有綜合性，其設置既要反映當期業績的指標，也要反映對企業未來發展有貢獻的指標。要通過對財務考核指標的設置達到出資者預期的約束激勵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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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企業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我們可以通過幾個渠道找到：CIMA的網站上有關于企業治理的研究報告英文版的完整下載，《新理財》雜志2005年9月、10月刊上連載了報告框架的中文版。讀了這個報告，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關鍵詞：戰略、業績和平衡。當然，僅僅讀幾篇關于企業治理的文章也許并不能讓您對它有清晰全面的了解，但是我們希望中國企業的CFO關注這幾個關鍵詞。因為這幾個關鍵詞可以提醒人們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而中國企業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短期行為嚴重。

在談到合規和業績的平衡時，一位教授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清朝的科舉制度，這個制度讓中國文化綿延幾千年保留了下來，但到清朝末期卻發展成了一種扼殺創造性、內部滋生腐敗的制度；另一個是比爾?蓋茨，如果美國的IT監管部門提出做IT行業的領導必須要有什么什么證，那么就沒有現在的比爾?蓋茨，因為他連大學都沒有畢業。所以不管什么制度都不能絕對化，制度也要把握好一個“度”，要在制度和最終結果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

這里我想用IFAC和CIMA報告結尾的一段話來說明我們的用心：“我們并不奢望給企業提供確保成功的模型或公式，但是，案例研究中發現的一些顯著的、不斷發生的關鍵因素決定著企業的成功與失敗，而明確這些關鍵因素是非常有價值的。”

新理財（以下簡稱“新”）：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公司治理最新發展”，許多人也是在講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而您演講的主題是企業治理和CIMA戰略記分卡（Enterprise Governance and the CIMA Strategic Scorecard）。您能否為讀者介紹一下企業治理這個概念，它與公司治理的關系。對于企業而言，這個概念有什么更深層次的意義？

Charles Tilley（以下稱“Charles”）：企業治理這個概念包括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運營治理(Business Governance)兩部分，即既包括企業的架構和合規、規范的管理，還包括企業業績的管理，因為我們認為只有將這兩者完美結合才能使公司成功。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企業在公司治理方面是花了大量的精力、時間和金錢，但往往有一個弊端，就是它會使整個制度繁文縟節、條塊分割，這樣一來就容易滋生等不良習氣，降低了效率。在論壇上也有教授講到為了符合薩班斯法案，在確保公司合規這方面就需要一百多人，所以對于他們來說整個公司的效率就會大大降低，也就是說他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確保公司治理是符合所有的法律法規的，即合規性管理。所以我們不能有失偏頗，不能只看公司的治理，還要看公司的效率。

公司在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是非常難的，就像我在論壇上談到的那樣。公司治理和公司業績是息息相關的，那么公司的業績怎么體現出來？你首先要制定合適、高明的戰略，然后進行合適、高明的實施，然后才可以獲得所希望的績效。CIMA的戰略計分卡就是幫助大家來分析你的環境，制定正確的戰略，幫助公司進行風險管理來成功實施戰略。

當然，企業的成功不僅要追求業績，還要建立一個問責制度，就是責權明確。如果公司比較官僚化，問責制度沒有相應跟上，企業也是不能成功運營的。企業治理能夠起到監督和監管的作用。

新：您說過CIMA的戰略計分卡適用于任何企業，那么，企業在什么階段用比較合適呢？

Charles：我充分地相信這個戰略計分卡對所有公司，從最小的公司到最大的公司都是適用的。它是一種用來評估你這個企業的情況的工具，非常靈活。當然每個公司遇到的問題是不同的，所以說你應該用最恰當的方法來使用這個工具。比如像CIMA每年的收入大概是1500多萬英鎊，在這樣的企業中，也一直在用戰略計分卡。

戰略計分卡能夠從兩個方面給企業以幫助，首先這個戰略計分卡能使企業把他們的重心放在發展業務這個方面，這就有利于企業的成長；另一方面，由于它涉及到很多戰略方面的問題，而戰略問題是必須和投資方進行溝通的，所以它能夠幫助企業與投資者、股東進行很好的溝通。從這個角度來說，戰略貫穿于企業生存的始終，又在變動的，戰略計分卡可以幫助戰略這種無形的東西轉化為有形的行動。

新：企業在運用戰略計分卡的時候，是僅僅涉及高層還是涉及到企業從上到下的全體人員，具體應由哪個部門負責？

Charles：戰略計分卡是一個非常靈活的工具，既可以在高層、中層，也可以在整個企業中運行。我們和許多企業都在合作使用戰略計分卡，有的公司就在很廣泛的范圍中應用，比如公司整個運營模式、客戶需求等方面，而有的公司應用面就很窄，比如有一家美國的投資銀行，就只在財務這一塊使用。

戰略計分卡是幫助董事會管理公司，使公司不斷發展的。至于誰對其中的具體工作負責，這完全取決于這個公司內部的環境。譬如說，涉及到市場競爭方面時，由市場部門的人負責；當公司的關鍵是風險管理時，負責風險管理的人應該對其進行具體的負責；財務部門的人則應該具體負責財務。但是我想說的是戰略計分卡是針對戰略的總體來使用的，并不是說只對某一個職能部門起作用，因此管理層應該對總體進行關注。在CIMA，我的管理層在計分卡的工作方面花了很多精力，我們實際上是要在公司內部、組織內部對計分卡的所有目標確定一致，以保證公司作為一個團隊來進行運作，而這個團隊當中的某些部門對某些要素進行負責。所以戰略計分卡是使整個公司的整體為股東創造價值。

當然在使用的過程中一定要結合企業的具體情況，因為盡管是同樣的要素和部門，各個公司的側重點也是不同的。

新：您在1979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今年也就是2005年第二次來，中間隔了不短的時間，而且也是中國發展和變化最大的一段時間，您對于現在的中國企業有什么感受嗎？

Charles：對，我25年前來過中國，其實算起來已經26年了，那個時候我是在香港工作。這一次來到上海，它的變化真的讓我很震驚，上海機場、高速公路、整個城市……但讓我更感到有興趣、有意思的不是硬件方面的變化，而是軟件方面的變化。隨著人們觀念不斷的開放，企業越來越愿意談談他們自己的公司，談他們的業務發展，提高了透明度。然后我發現企業更愿意評價自己的公司，做出更多的自我評價，也愿意放下身段來學習別的企業更好的經驗，讓自己的公司有所提高、有所發展，這種互動的機制是非常好。當然從英國的層面上說，我們也愿意在這邊學習中國本土一些好的企業的有益的經驗。

新：CIMA是2003年進入中國的，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有了飛速的發展，為什么會選擇在2003年進入中國？

Charles：我們都知道，中國現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無論是企業，還是整個國家，都發展得非常成功。就像我在論壇上講的那樣，這25年來，每一年中國都會有不同的變化或故事。我們相信在這個時候，無論是對整個中國經濟，還是對企業個體來說，都非常需要好的管理會計。那么，CIMA到中國來做這樣的合作，就像我們在世界各國一樣，來支持這些公司，為它們提供先進的管理會計技術和經驗。當然現在更多地是跟中國的跨國企業合作。

新：CIMA能為中國本土的CFO帶來什么？提供什么樣的服務?

Charles：從企業層面來說，CIMA可以幫助企業增加效益，提高業績，增加持股人的利益，這也是公司一直追求的。對于CFO個人來說，CIMA可以通過培訓幫助他們提高業務水平，而且在畢業成為我們的會員后，我們還會為他們提供一生的、持續不斷的幫助，不斷地擴充和更新他們的知識；CIMA也很注重財務人員在道德準則和職業操守方面的素質，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也會給他們很多幫助。

CIMA的培訓不僅僅著眼于財務、會計等專業知識這一塊，我們培訓的方向是培養學員如何將這些財務知識融慣到企業的發展中去，所以，我們培訓的財務人員不是只能根據財務數據記錄公司的經營狀況，只看到對過去歷史的記錄，他們更側重于用這些數據，以發展的眼光來看企業的發展，為企業提供一個業務層面之上的一個戰略戰術上的幫助。所以我們的財務人員會跟企業管理人員緊密地合作在一起，是企業高層經營管理者的一個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管理人員的工具。

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解這樣一個機構，愿意來參加我們的培訓計劃，畢竟它所提供的培訓計劃還是非常獨特的。

新：您以前在很多公司做過CFO，您覺得CFO在公司中的角色是什么？有什么感受？

Charles：我在很多企業做過CFO，我很愿意通過《新理財》雜志與讀者分享我的感受。一個企業在經營的時候，最根本的是要非常清楚自己公司的財務狀況，除此之外還要有一個完善的內部控制系統，基于這兩點我們才能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立足的地方是什么。在這個基礎上對外有一個發展計劃，以此來訂立公司在市場這個大環境中的地位，來審視我們的競爭對手。CFO要清晰了解企業目前的財務狀況，對企業有一個良好的控制計劃，對企業的財務走向有良好預測，這是CFO在企業中最基本的職責；第二個職責就是作為一個財務方面的專業人員，還要處理好與銀行、稅務之間的關系，比如可以在企業融資時取得貸款等；第三個職責也是更高層次上的，就是為總裁、首席執行官提供相關的建議，為企業的戰略、經營提供一定的幫助。這是CFO在公司里三個層面上的工作。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在我很多年前剛做CFO的時候，我的前輩就告訴我，做CFO，你首先要贏取別人的尊敬，你做的事要公正、合理。你不可能做一個好好先生――每個人來了，你都答應他們。也許這樣做會得罪很多人，不會在企業中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但是你首先要做的還是要堅持自己的原則――一定要堅持對的才去做，盡管這個原則和你受歡迎的程度可能會比較沖突。

在大部分企業當中，CFO可能是除了CEO以外唯一一個對公司所有的業務和流程都有機會完整了解的人士。要正確地做好他的工作，CFO必須對企業的業務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同時也要了解市場的環境，因為他的一個最主要的角色就是他是這個組織內或者說這個企業內的財務專家。要成為一個高質量、高素質的財務專家你必須要對業務和市場有深入的了解。

作為CFO，你不僅要知道自己服務的企業在市場這個大環境中所處的地位，由于你是和CEO一起工作的，所以還要對公司經營的理念、經營策略和企業的走向非常清楚，這樣才能協助CEO或者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帶領企業走向既定的目標。這樣的話，如何知道企業發展的方向，并且運用這么一個大的概念來分析我們的財務數據，并對財務狀況作出預測呢？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常跟CEO交流，問問“成功”對你的CEO意味著什么，他是怎樣理解“成功”這個概念的，交流后的合作會更加緊密、高效。我曾經擔任過CFO，我在擔任這個角色之后，很快我的總裁就告訴我：你是我們這個公司里面最重要的一個人物，也是最廣為人知的一個人物，是公司離不開的人。

我還想提到的一點就是，CFO如果具有能夠在戰略這個更高層面上引導企業發展、提出建議的能力，也是基于他對自己公司財務狀況的透徹了解，就是說他自己的那塊財務工作已經做得非常好了。如果你的本職工作都沒有做好的話，就談不上在更高層次上對企業提出良好的建議。

新：您覺得作為CFO，最應該具備的素質是什么？

Charles Tilley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想籠統地說一下公司治理的問題。我覺得其實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是非常難的，不是說一點點難，而是非常的難。那么你建立了這樣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的確可以預防或者是阻止你的資產流失以及其他一些風險，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公司治理的制度不能太僵化、太嚴格，因為這樣會扼殺人們的自由和創造性，影響他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所以在建立公司治理制度的時候也要重視充分地授權，也就是說你應該調動這個公司上上下下每一個員工的能動性，但是同時你也要對他們的工作進行有效的監控和考核。如果公司治理制度好的話，他們往往可以給大家帶來很多的好處和利益。

回到你的問題，我覺得職業道德方面的素質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我們所有的教育活動中，很少會提到一個人的品質道德操守問題。其實在這里我們講到的公司治理，還有像公司績效等等，其實所有這些問題的基石就是人的品行問題。如果人的品行不好的話，那么所有的東西都不會好、所有的制度都會被扭曲，所以我想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中應該大力宣傳這一點，就是重視人的品行道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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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審計本質 審計目標 審計假設 審計概念

一、準則出臺的背景

注冊會計師與被審計單位治理層進行溝通是注冊會計師審計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貫穿于審計工作全過程。為了規范注冊會計師與被審計單位治理層的溝通，財政部于1999年2月4日頒布了《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24號――與管理當局的溝通》。2005年財政部對該準則進行了修改，2006年2月15日頒布了修改后的準則，即《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l號――治理層的溝通》。2009年末，中注協為了保持與國際準則的持續全面趨同，進一步規范注冊會計師執業行為，提高執業質量，維護社會公眾利益，針對國際審計準則的新變化以及我國審計實務需要解決的新問題，中注協正在對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進行全面修訂。其中第1151號就是全面修訂的準則之一。

二、審計理論要素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應用分析

審計理論是人們在審計過程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經過分析、綜合、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對審計活動規律性的認識，它是對已被審計實踐活動檢驗證明是正確的，并且應當用來指導實踐的理論；審計準則是規定審計人員應有素質和專業資格，規定和指導其工作行為，衡量和評價其工作質量的標準。從某種角度看，它是一種條文化的審計理論或者是法規化的審計理論。因此，審計準則只有得到審計理論的有力支持，才能保證審計準則對審計實踐的指導意義。那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中審計理論是如何體現的呢？

（一）審計本質觀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中的應用

審計本質是對審計固有的本質屬性的概括性說明，是審計得以與其他學科區別開來的根本特征和內在屬性。根據審計本質觀里的論，認為審計是一種有助于促進股東和企業管理人員的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活動。精明的管理人員具有主動聘請審計人員對其業績報告的真實性進行簽證，以顯示其良好的經營績效的動機。因此該準則便應運而生，審計人員與治理層以及管理層的溝通成了審計活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審計免疫系統論認為：在經濟社會運行中，審計發揮的是預防、揭示和抵御經濟社會運行中的障礙、矛盾、風險的功能。審計功能的發揮，是為了維護經濟社會運行的健康和安全。這個免疫系統有責任更早感受到風險，有責任更準確發現問題，有責任提出抵御“災害”的建議，有責任在促使其健全機能、改進機制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就必須使得注冊會計師和治理層充分溝通，以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的作用。診斷是對“當前實踐的評價”， 治療方法是“需要一些改進措施”。于是與治理層溝通就顯得尤為重要，溝通不好，也許就會導致審計失敗。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該準則就有了它獨一無二的作用。

（二）審計目標觀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中的應用

審計目標就是審計行為活動意欲達到的理想境地或狀態，研究審計目標就是要探索審計行為活動意欲達到的理想境地或狀態是什么以及怎樣達到。考慮到審計人員的主要業務是會計報表審計，發表意見的對象是會計報表，而會計報表的使用者希望審計人員為會計報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做出鑒證，以幫助他們做出有關判斷或決策，對合法性和公允性發表意見成為審計總目標。

審計目標制約著審計準則，該準則第三章第十一條明確規定了注冊會計師與治理層溝通時的目標。

該準則第十七條規定了注冊會計師應當與治理層溝通的內容，這些內容正是注冊會計師實現審計目標的一個途徑。治理層與注冊會計師之間的溝通，了解公司的運營情況，對管理層的業績進行監督。同時注冊會計師有必要與治理層溝通，向他們獲取相關信息以驗證財務報表的真實公允，并且及時向治理層通報審計中發現的與治理層監督財務報告過程的責任相關的重大事項，以達到揭弊查錯的目標。

這是審計理論要素中的審計目標在該準則中的最直觀體現和應用。該準則的制定，使得與治理層以及管理層溝通成為審計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程序。

（三）審計假設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中的應用

審計假設是人們從長期的審計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目前還無法對其從邏輯上加以證明的對某些審計事項的理性認識，包括實施審計應具備的前提條件以及對被審計事項作出判斷的依據。

1961年莫茨和夏拉夫第一次系統研究審計假設問題，他們提出8條臨時性的審計假設，構浩了一個完整的審計假設體系。其中第二條假設：審計人員和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之間沒有必然的厲害沖突。其含義是：審計人員在對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提供的財務報表和財務資料進行驗證的過程中能保持超然的獨立地位，與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不存在必然的利害沖突。否認這條假設則意味著管理當局處處作假，提供的報表、帳簿和憑證的內容均是不真實的。審計人員處于這種情況，根本無法完成自己的任務，實現審計目標，為實現審計目標、規范審計行為所制定的審計準則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因此，這是開展審汁工作的環境條件假設。

（四）審計概念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中的應用

審計準則與審計理論結構的概念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莫茨和夏拉夫認為審計概念包括證據、應有的審計關注、公允表達、獨立性和道德行為。

（1）證據。審計證據是指注冊會計師在執行審計業務過程中，為形成審計意見所獲取的證據。關于證據，該準則第二十三條規定，注冊會計師應當評價其與治理層之間的雙向溝通是否足以實現審計目標。如果認為不足以實現審計目標，注冊會計師應當評價其對重大錯報風險評估以及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的能力的影響，并采取適當措施。

（2）應有的審計關注。在準則中第四章第二節中，注冊會計師與治理層溝通時著重問一些自己職業關注的事項。通過這些事項的溝通，更好地完成審計任務。

（3）公允表達。這與審計目標有類似之處，公允性發表意見成為審計總目標之一。該準則中第三章第十一條第三部分“及時向治理層通報審計中發現的與治理層監督財務報告過程的責任相關的重大事項”便要求注冊會計師公允表達意見，這也要求了注冊會計師必須保持獨立性。

（4）獨立性。獨立性是注冊會計師提供專業服務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該準則明確規定了，注冊會計師與治理層進行溝通時，往往會遇到影響注冊會計師保持獨立形象的情形，注冊會計師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損害其聲譽，還可能導致審計失敗。注冊會計師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更不能變溝通為串通，喪失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原則，與治理層串通舞弊，粉飾會計報表、逃稅等。

（5）道德行為。審計的道德行為就是一般道德行為觀念在審計領域中的應用。道德行為包括注冊會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應有的職業謹慎與技術規范、保密等。因此在該準則第八條就注冊會計師在與治理層溝通過程中的保密行為做了規定。

三、結論與建議

總之，審計理論要素中的審計本質觀、審計目標觀、審計假設、審計概念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151號――與治理層的溝通》準則中充分得到了應用。

由此可見，審計理論為審計準則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其中審計本質是對審計固有的本質屬性的概括性說明，是審計得以與其他學科區別開來的根本特征和內在屬性，而審計目標制約著審計準則。審計準則的制定離不開審計假設，審計約定、審計計劃、審計證據和審計報告準則都離不開判斷假設、證據假設和標準假設。審計準則與審計理論結構的概念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審計準則是建立在審計理論概念的基礎之上的，是聯系審計理論與實務的紐帶。任何國家、任何審計組織要制定自己的審計準則，都應考慮這些基本審計概念，這樣制定出的審計準則才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才能接受住時間的考驗。同時審計理論這幾個要素之間也是互相聯系、互相發展的。

希望在審計理論的指引下，審計準則能夠越趨于完善，更好地指導注冊會計師完成審計工作，同時推助整個審計行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邱學文，郭化林.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闡釋與應用[M].立信會計出版社，2006.

[2]劉華.審計理論與案例[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3]劉明輝.獨立審計準則研究[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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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受托責任”與“決策有用”

 

“受托責任”，指資源的管理者對資源的所有者承擔的對資源所有者交付的資源進行有效經營和管理的責任。它最早出現于宗教用語中，后延伸至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主和管家之間最早出現的明確、穩定的委托責任關系中。“受托責任”一般要求委托關系明確才能夠得到明確的履行[1]。在受托責任觀下，投資者更關心的是資本保值增值，以及反映管理業績和現金股利的金額及其發放時間安排和相關不確定性等;使用者關注的是資本保全，以及經營業績和現金流量等信息。投資者通過財務報告提供的信息進行決策，追求投資增值和回報的最大化[2]。

 

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采納的是“決策有用”觀。“決策有用”觀主要強調財務會計目標應等同于財務報表目標，認為財務報告必須提供有利于現有和潛在投資者進行投資和信貸決策的有用信息，必須有助于現有和潛在投資者、債權人以及相關財務報告使用者評估不確定信息，必須提供有關企業經濟資源及其要求權以及發生變動的有關信息。它認為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得到的有關企業利潤的信息，比之單純依靠現金收付說明的財務情況，更可明確作為指標，以說明企業獲得現金流量現時和持久的能力。財務報告具有通用性。現在的投資人和潛在的投資人、債權人、供應商、職工、管理人員、董事、客戶、證券分析師、稅務部門、主管部門、立法機構、工會、新聞媒體等，根據他們對企業的經濟利害關系和需要了解的企業情況而做出各自的經濟決策，他們都是財務報告的使用者。在“決策有用”觀主導下，財務報告信息被投資人、債權人、職工、政府有關部門等作為重要的決策依據@]。

 

理論界對財務會計目標的兩種觀點的研究已久。一般認為，從誰需要會計信息的角度來看，“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幾乎沒有什么差別;但從會計信息的用途而言，“受托責任”觀強調財務報告反映受托人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它不太關心委托人如何利用財務報表;而“決策有用”觀不僅關注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還關注財務報表中反映的信息對會計信息使用者進行各種決策的參考意義。

 

決策可以分為內部決策和外部決策，內部決策者較外部決策者總是會擁有更多的信息，所以一般來說，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決策會被強調得更多。在眾多的外部決策者當中，主要決策集中在兩權分離狀態下投資者的決策，原始的這種決策類型便特別強調受托責任。隨著資本市場的產生和發展，信息的外部使用者逐漸增多，委托關系也逐漸淡化，一些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更多地表現為投機者，他們不關心企業的未來盈利狀況，只關心企業的股價能否給自己帶來差價收益，或者他們即使關心企業的未來盈利狀況，也是為其短期投機目標服務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考查管理層的受托責任已經成為股東決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受托責任”已經開始隸屬于“決策有用”。由此看來，“受托責任”完全可以作為“決策有用”的一個子集來提，或者說作為解釋“決策有用”觀點的一個部分被提出來。國際上新出現的聯合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也證實了這一趨勢。

 

二、影響中國財務會計目標的因素

 

我國目前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當中仍然將“受托責任”與“決策有用”并提，而且理論界也普遍認為我國更強調受托責任。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總的來說，影響中國財務會計目標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

 

(1)市場需求。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不長，還不夠成熟，市場規范也不盡完善，市場上的決策需求不強。作為在轉軌過程中快速成長起來的新興市場，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和結構性矛盾。資本市場建立初期，由于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設計上存在的局限性，市場發育還很不健全，人們對資本市場發展規律的認識還有待深入。從本質上講，資本市場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只有在發展中才能逐步得到解決。

 

(2)公司治理水平。我國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如由于特殊的國情，我國自改革開放發展到現在，國有股在很多企業當中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國家是主要的信息使用者。

 

(3)文化因素。我國的集體主義文化強調，信息主要是為國家服務的。其中文化作為一個民族價值觀層面的東西，它是潛在的。文化的規范力就在于：如果文化深入人心了，那么規章制度就可以相應地減少。文化作為一個引起差異的因素，并不會對財務會計目標日后的統一起阻礙作用;相反，有這樣一種文化深入人心，給我們略去“受托責任”觀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至于公司治理水平，它本身也是屬于資本市場范疇內的。因此，可以說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將最終決定會計目標的取向。

 

三、資本市場發展現狀與財務會計目標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股票市場初具規模，但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的要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我國的資本市場在規模和結構等方面與成熟市場以及一些新興市場相比，同樣還存在較大差距。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規模有待進一步發展。據中國證監會統計，2007年9月，中國資產總額占金融資產的比例為37%。美國、英國和日本，在2006年底該比例分別為82%、71%和62%。根據前文分析，“受托責任”觀更關注企業資源的保值增值，而“決策有用”觀則更側重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表現。因此，小規模的資本市場使得資本市場不能成為大多數企業籌資的主要場所，這導致市場上的決策需求不足，從而不能賦予“決策有用”的顯著特點。

 

(2)股票市場實際進入流通的股份比例偏低。截至2007年底，我國股票總市值達32.7萬億元，但實際進入流通的股份僅為上市公司總股本的28.4%。大部分股份不能實際進入流通，使得決策者的數量大大受到限制。也就是說，“決策有用”觀點適用的環境范圍受到限制。

 

(3)創業板剛剛起步。創業板市場能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直接融資平臺，它不同于深交所的中小企業板塊，它的上市標準較中小企業板更低。也就是說，創業板可以再進一步擴大中國上市公司的數量，即進一步擴大“決策有用”這一會計目標的適用范圍。

 

(4)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提高。國有股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現象等問題，使得“受托責任”仍不能不強調。根據2007年底的統計數字，滬、深兩市共1298家上市公司，完成或已進入股權分置改革的，占應改革公司的98%;未完成改革的上市公司僅33家。說明我國絕大多數上市公司在2007年已經完成了股權分置改革。股權分置改革使得中國資本市場在市場基礎制度層面上，與國際市場不再有本質的差別。

 

但是，我國的公司治理水平卻普通存在諸多問題，比如：部分國有上市公司代表缺位;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一些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缺乏多元股權制衡;“三會”運作流于形式;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對高管人員的激勵和約束都不足，等等。另外，外部監管不力，法律法規也不盡完善。這些使得“受托責任”的強調在我國仍然相當重要。

 

四、結語

 

中國證監會2008年的《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報告》，提出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戰略措施(2008~2020年)。其中包括：推進多層次股票市場體系建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促進公平和有效競爭格局的形成;推進對外開放，加強國際合作[5]。筆者認為，這些未來的舉措將使得“受托責任”進一步得到保證，同時將使我國的資本市場進一步向國際市場靠攏，邁向國際化、標準化，這也意味著“決策有用”觀將更適合于中國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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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部會計控制;理論基礎;目標定位;風險組合觀;風險偏好

二、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定位

在古典企業理論看來,企業追求的是在既定生產函數的技術約束,和既定的投入產出品價格的經濟約束,以及既定的需求函數的市場約束下的利潤最大化。古典企業理論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對信息的完全假設,以至它根本沒有必要去關注企業內部具體的結構及激勵問題,公司治理基本上不具有任何意義。現代企業理論是在對古典企業理論的反思和不滿中發展起來的,現代企業理論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企業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約的有機組合。契約理論之先河由科斯開辟,科斯依據交易和交易費用來闡釋企業的性質,認為企業是生產要素的交易,確切地說是勞動與資本的長期權威性的契約關系。契約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取得較大的發展,逐漸衍生出理論,理論又分為成本理論和委托—理論兩類。

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聯結,存在復雜的委托—關系,客觀上要求會計系統反映人的受托經管責任,從而形成了以受托責任為目標取向的會計目標—受托責任觀。有些學者用實證研究方法來解釋會計目標,認為會計是作為企業契約監督工具而產生,因此,會計目標就是降低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聯結—契約成本(包括簽約成本和監督成本等)。受托責任觀認為會計的目標就是以恰當的方式有效反映資源受托人的受托經管責任及其履行情況,會計人員從客觀的立場上參與到委托—關系之中,其行為不受資源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影響,只受會計準則的約束,強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

二、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定位

首先,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定位為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既能發揮會計工作的核算和監督職能,也能為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提供真實的會計信息,充分體現會計的管理職能,有利于會計控制向管理控制的有效過渡與結合。其次,這一目標定位是當前經濟環境下的可行目標,這并不意味著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一成不變。內部控制發展的國際趨勢是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不斷融合,隨著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內部會計控制或者說內部控制的目標也一定會隨之變化而不斷提升。再次,企業經營活動日趨復雜,產生了大量的財務信息和非財務信息,財務信息通過會計核算和控制能夠比較準確的提供給決策者,很多有價值的非財務信息會影響信息使用者的決策,但卻不能通過會計系統明確的反映出來,有些問題還在進一步探討中,如對商譽的確認和計量問題。

三、內部會計控制與公司治理結構的關系

1.公司治理結構是內部會計控制的環境和前提。企業是一種創造財富的有效機制,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都是這種有效機制的組成部分,兩者的結合構成了企業系統。作為內部控制核心的內部會計控制在公司制度安排中擔任內部管理監控的角色,成為公司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內部會計控制的基本目標之一是確保企業生成真實與公允的會計信息,使其符合公認會計準則的要求。但是,在現代企業的委托一關系中,最為突出的矛盾是雙方目標不一致和信息不對稱,委托人希望通過經營獲利使資產增值,但是他卻不能直接地進行管理和經營,只能通過會計信息間接控制;人直接控制企業的經營過程和會計信息的生成,他希望由此解脫受托經管責任并獲得期望報酬。

2.內部會計控制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司治理結構是現代公司制的核心。公司制使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在這種分離的基礎上,由于所有者和經營者之問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各相關利益主體地位的不對等。

內部會計控制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內部會計控制是正確處理企業利益相關方關系、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證。公司治理結構分為外部治理結構與內部治理結構。外部治理結構受資本市場、融資市場、經理人市場等因素的影響,內部治理結構受各利益相關方權力制衡的影響,良好的內部會計控制是這些權力制衡的重要手段。

四、企業內部會計控制的主要內容

1.內部會計控制的主體和對象。企業內部會計控制的主體是企業內部會計監管機構和會計人員,其控制原則是在會計機構及會計人員處理會計業務過程中貫徹進行的,其對象則涵蓋了企業的一切經濟活動。

2.內部會計控制最基本的原則——內部牽制:不相容職務之間的分離。不相容職務之間的分離是建立和實施內部會計控制的基本原則,也是內部會計控制的核心要素。其實質是根據不相容職務設置的要求,明確相關人員的職責權限,使其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相互交叉、制約,進而在各自授權范圍內行使職權和承擔責任,借以防止和發現經濟業務與會計處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差錯和舞弊行為。

3.內部會計控制體系包含的具體業務。(1)內部組織機構的控制制度。企業應健全和強化內部組織機構,它是企業經濟活動進行計劃、指揮和控制的組織基礎,其核心問題是合理的職責分工。(2)實物控制。實物資產內部控制的基本原則是:建立實物資產管理的崗位責任制度,對實物資產的驗收入庫、領用、發出、盤點、保管及處置等關鍵環節進行控制,防止各種實物資產被盜、毀損和流失。(3)銷售與收款控制。應當在制定商品或勞務等的定價原則、信用標準和條件、收款方式等銷售政策時,充分發揮會計機構和人員的作用,加強合同訂立、商品發出和賬款回收的會計控制,避免或減少壞賬損失。(4)采購與付款控制。應當合理設置采購與付款業務的機構和崗位,建立和完善采購與付款的會計控制程序,加強請購、審批、合同訂立、采購、驗收、付款等環節的會計控制,堵塞采購環節的漏洞,減少采購風險。(5)對其他重大財務事項的內部控制。企業融資方案、對外投資以及對外擔保等重大財務事項也應加強內部控制。對外投資業務必須合理分工,一項投資業務可分為授權、執行、記錄和保管等,應由不同部門的人員執行,對于重大事項應有單位領導集體審批。(6)成本費用控制。應當建立成本費用控制系統,做好成本費用管理的各項基礎工作,制定成本費用標準,分解成本費用指標,控制成本費用差異,考核成本費用指標的完成情況,落實獎罰措施,降低成本費用,提高經濟效益。

五、內部會計控制理最新發展——COSO理論對內部會計控制理論的影響

內部控制理論是在實踐中逐步產生、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自1992年以來,該內部控制框架已經被世界上許多企業所采用,但理論界和實務界紛紛對內部控制框架提出一些改進建議,強調內部控制框架的建立應與企業的風險管理相結合。新的企業風險管理框架就是在《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報告的基礎上,結合《薩班斯一奧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在報告方面的要求,進行擴展研究得到的。概括地說,相對于內部控制框架而言,新的COSO報告新增加了一個觀念、一個目標、兩個概念和三個要素,即“風險組合觀”、“戰略目標”、“風險偏好”和“風險容忍度”的概念以及“目標制定”、“事項識別”和“風險反應”要素。對應風險管理的需要,新框架還要求企業設立一個新的部門——風險管理部。

新的風險管理框架比起內部控制框架,無論在內容還是范圍上都有所擴大和提高,具體表現在:

1.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風險組合觀。企業風險管理要求企業管理者以風險組合的觀點看待風險,對相關的風險進行識別并采取措施使企業所承擔的風險在風險偏好的范圍內。對企業內的每個單位而言,其風險可能落在該單位的風險容忍度范圍內,但從企業總體來看,總風險可能超過企業總體的風險偏好范圍。因此,應從企業總體的風險組合的觀點看待風險。

2.增加了一類目標:戰略目標,并擴大了報告目標。企業風險管理框架也包含類似內部控制框架的經營、財務報告和合法性三個目標,但是財務報告目標的界定則有所區別。內部控制框架中的財務報告目標只與公開披露的財務報表的可靠性相關,而企業風險管理框架中的報告目標的范圍有很大的擴展,該目標覆蓋了企業編制的所有報告。此外,企業風險管理框架比內部控制框架增加了一個目標:戰略目標。該目標的層次比其他三個目標更高。企業的風險管理在應用于實現企業其他三類目標的過程中,也應用于企業的戰略制定階段。

3.針對風險度量提出了兩個新概念:風險偏好和風險容忍度。從廣義上看,風險偏好是指企業在實現其目標的過程中愿意接受的風險的數量。企業的風險偏好與企業的戰略直接相關,企業在制定戰略時,應考慮將該戰略的既定收益與企業的風險偏好結合起來,目的是要幫助企業的管理者在不同戰略間選擇與企業的風險偏好相一致的戰略。風險偏好的概念是建立在風險容忍度概念基礎上的。風險容忍度是指在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對差異的可接受程度,是企業在風險偏好的基礎上設定的對相關目標實現過程中所出現差異的可容忍限度。在確定各目標的風險容忍度時,企業應考慮相關目標的重要性,并將其與企業風險偏好聯系起來。

4.增加了三個風險管理要素,對其他要素的分析更加深入,范圍上也有所擴大。企業風險管理框架新增的三個風險管理要素,即“目標制定”、“事項識別”和“風險反應”。此外,針對企業將管理的重心移至風險管理,風險管理框架更加深入地闡述了其他要素的內涵,并擴大了相關要素的范圍。

參考文獻:

[1]儲稀梁.COSO內部控制整體框架:背景、內容、理論貢獻與啟示[J].金融會計,2004.

[2]楊有紅,胡燕.試論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的對接[J].會計研究,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