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范文
時間：2023-12-14 17:49:4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雙減政策帶來的變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2月12日，中國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實現這一“雙碳”目標，可謂“壓力山大”。
因為中國碳排放體量大、任務重，且完成這一目標的時間很緊張。此外，中國能源結構不合理、高碳化石能源占比過高，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耗偏高，都對目標的完成造成阻礙。
因此，中國按照之前按部就班地推進碳減排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
一、增加與碳減排相關的資金投入
“雙碳”目標提出后，勢必將通過目標任務分解和細化到各地。地方政府成為能否實現目標的關鍵所在和必要條件。
中國自2010年以來陸續開展了低碳城市試點工作，期間遇到的最大難題是資金支持力度不足，資金缺口較大，地方積極性不高。
研究結果顯示，2030年實現“碳達峰”，每年資金需求約為3.1萬-3.6萬億元。目前每年資金供給規模僅為5256億元，缺口超過2.5萬億元/年。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需要在可再生能源發電、先進儲能、綠色零碳建筑等領域的新增投資將超過139萬億元，資金需求量巨大。
但從中國政府財政資金來看，除了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的國家收入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外，目前沒有直接與此相關的公共資金收入。
因此，未來中國需要不斷完善與碳減排相關的投融資體制機制，增加資金來源和對地方的財政投入，助推地方“碳達峰”和“碳中和”。
二、設立低碳轉型或“雙碳”相關基金
推進能源轉型，實現“雙碳”目標是有成本和代價的。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產業結構、資源稟賦不一樣，不同的地方、行業、企業將面臨不同的約束與挑戰。
例如，低碳轉型會加速“去煤化”，就會有大量的職工要從煤炭等高碳產業鏈中轉移出來，這對于山西、內蒙古等傳統的煤炭富集、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來說，影響大，成本高，轉型陣痛更為明顯。
這就需要借鑒歐盟的公平轉型機制，由國家設立低碳轉型或“雙碳”相關基金，通過專項資金，對這些地方、群體進行傾斜，幫助和支持這些地區傳統能源產業工人的培訓和轉崗，盡量避免出現因低碳轉型而導致貧困化等社會問題和不利影響。
三、降低單位GDP碳排放強度
橫向對比，中國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水平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歐盟的6倍多。人均碳排放也要超過部分發達經濟體。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單位GDP碳排放強度下降的速度高于GDP年均增長速度，才能使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從而實現“碳達峰”，并為實現“碳中和”奠定基礎。
預計未來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4.73%以上，屆時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年下降率要達到5%左右才能抵消能源消費增長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從而實現“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標。
如果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話，未來40年中國單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9%左右，比2005-2019年年均下降4.6%的降幅要高出約1倍。
四、降低煤炭直接消費
2019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比為57.7%，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消費水平（30%）。
要實現“雙碳”目標，必須大幅削減煤炭直接消費，特別是散煤消費，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逐步擺脫對煤炭的高度依賴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電力是中國碳排放主要來源，其中火電占比最高。因此，在電力供給側，未來需合理控制燃煤電廠的總規模，提升清潔電力在總發電量中占比。在消費側，則要持續推進交通、供暖、工業、建筑等領域的電能替代工程。
五、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能源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性投入之一，能源成本、價格的變化對經濟、居民生活造成影響。
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是有代價的。在與低碳能源體系相耦合的新技術、新業態尚未成熟甚至尚未明朗的情況下，如果不計“外部性成本”，傳統能源的高效減排以及清潔低碳能源的利用，勢必會導致整個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
此外，“碳排放權”市場的建立意味著傳統能源類企業將面臨高昂的成本，能源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傳導到能源品價格中去。
因此，實現“雙碳”目標一定要算經濟賬，通過加強清潔能源技術創新，加快能源體制改革，提高能源效率，設計有益于提升清潔能源企業競爭力的政策等方式，努力實現低碳能源規?；?，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六、推動能源科技進步和創新
能源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推動能源革命和轉型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驅動力和必然選擇。
國內主要研究機構模型預測結果顯示，如果延續當前政策、投資和碳減排目標，現有低碳、脫碳技術是無法支撐中國實現“雙碳”目標。
因此，必須要有革命性先進技術的突破和創新來支撐，并加快成熟低碳技術的推廣與應用。
例如，加速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推廣；重點發展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加強儲能和智能電網等技術研發和擴大示范規模；加快新能源乘用車和氫燃料電池汽車的部署；研究重點區域、行業非CO2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形成全口徑溫室氣體管控技術方案，等等。
七、推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
碳排放和產業結構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產業結構升級能夠減少碳排放、提升碳排放績效，同時碳排放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推動作用。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和制造業大國，工業產業既是傳統用能大戶，能源消費占總終端能源消費的2/3，又是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領域，占全國總排放量的80%左右。
工業產業中，鋼鐵、化工和石化、水泥和石灰以及電解鋁等四個傳統產業的能源密集、碳排放相對較高。
因此，實現“雙碳”目標，需要嚴格控制上述幾大傳統高耗能、重化行業新增產能，優化存量產能，推動其進行節能改造，調整產品和產業結構。
此外，還要加快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產業增長，促進傳統產業的低碳轉型，大力發展新型綠色低碳經濟，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降低工業產業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逐步實現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
八、推動傳統化石能源企業轉型
目前中國有近10家能源央企，數百家從事煤炭、油氣為主要業務的國有大型化石能源企業。“雙碳”目標的提出，將倒逼這些傳統化石能源企業進行深度變革，加快轉型步。
一是將碳排放納入到績效考核、投資決策、資產配置等公司運營的方方面面，實現生產運營過程各個環節的低碳化。
二是加速調整企業未來經營戰略，加快布局發展氫能、風能、太陽能等零碳新能源，努力將自己打造成能源技術服務的提供商，而不是能源資源的提供方，實現提供能源產品服務的低碳化。
三是以數字化和低碳化相結合，充分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等先進技術手段，以創新來推動傳統化石能源企業轉型，適應與引領“雙碳”目標的實現。
九、深化電力與碳交易兩大市場建設
“雙碳”目標將推動風能、太陽能等零碳新能源發電進入規模化“倍速”發展。新能源發電的規模化發展又依賴于兩大市場建設。
一是電力市場建設。受體制改革不到位、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化程度低等影響，中國新能源發電一直存在限電、棄電等消納難問題。
因此，未來應繼續深化能源電力體制改革，加快建設電力中長期電力市場、電力現貨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和可能的容量市場等，使各種電力資源都能市場交易中實現其經濟價值，以促進新能源在更大范圍、全電量市場化消納。
二是碳交易市場建設。碳交易市場作為一種低成本減排的市場化政策工具，已在全球范圍內廣泛運用。它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激勵功能，即激勵新能源產業或非化石能源產業，以解決減排的正外部性問題；二是約束功能，即約束抑制化石能源產業，解決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問題，從而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改變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治理環境污染。
應在總結此前碳交易試點工作經驗基礎上，構建全國統一的交易市場，在碳排放配額、企業參與范圍、產品定價機制等作出系統性的安排，以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管理氣候風險、發現排放價格，從而低成本、高效率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十、樹立新能源安全觀
目前中國能源安全風險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源供給風險，主要是指石油、天然氣因對外依存度較高，對自然災害、國際金融危機、地緣政治等外部環境風險更為突出和敏感。
二是技術層面風險，尤其是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風險。
隨著“雙碳”目標的推進，由于零碳新能源大規模、大比例進入能源電力系統，所面臨的能源安全問題將發生重大變化，即能源安全從擔心國外供給轉為擔心國內供給，從能源供給風險轉為技術層面風險。
一方面，新能源大規模應用后，油氣占比將有所降低，其對外依存度過高所帶來的外部風險將逐步降低，能源供給從油氣過高依賴國外進口轉化為能源自主供給比例加大。
另一方面，新能源發電具有很強的波動性、不穩定性、隨機性，新能源大比例的發展和進入將對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造成巨大影響，一旦出現大面積、持續性長時間的陰天、雨天、靜風天，發生大面積電力系統崩潰風險的概率增大。
十一、避免出臺激進措施
“雙碳”目標尤其是“碳中和”是一個遠景目標。因中國地區發展差異很大，不同地區應有不同的“碳達峰”與“碳中和”時間表。
有些地區的民生還依賴于高碳能源的生產與消費，在壓減高碳能源的同時，各地要有配套的社會政策，避免這些人群陷入困境。
此外，還要防止各地為早日實現“雙碳”目標出臺激進的、不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碳減排措施，互相攀比，搞碳減排競賽，大幅度減少煤炭、油氣等化石能源的產量與消費，導致出現因能源轉型力度過大、化石能源投資不足而帶來的能源短缺，損害經濟的發展。
對此，國內外都有過經驗教訓。
國外，2020年夏天美國加州分區輪流停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該州在大幅提高新能源發電比例、推進能源轉型的同時沒有實現正確的能源組合，最終導致缺乏充足的電力資源。國內，2020年為完成當年能源“雙控”目標和“減煤”工作任務，浙江義烏市、溫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條件下限制機關單位、公共場所、部分企業等用電。
十二、堅持系統思維，打破壁壘和藩籬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工程，這要求堅持系統思維，打破各種壁壘和藩籬。
一是打破能源企業、種類之間的壁壘。傳統能源體系下，煤電油氣核等各類能源相互割裂、各自為戰，能源體系整體布局還停留在單一、少數能源種類上，造成能源綜合效率低下。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和國情現狀決定未來不可能發展單一能源，需要進行多能互補，實現各類能源融合發展，提高全社會能源整體利用效率。
二是打破能源與其它行業之間的壁壘。能源行業雖然CO2排放量最多的行業，但建筑業、工業、交通等排放量也不少。所以實現“雙碳”目標不僅是能源一個行業部門的事，而是包含其它眾多行業在內的事。不僅是行業生產領域的事，也是行業消費領域的事。
三是打破中央與地方、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壁壘。立足全局，統一謀劃，統籌處理好局部與全局利益關系，突破區域壁壘，形成“全國一盤棋”，讓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發揮市場主體作用。
篇2
【關鍵詞】“營改增” 交通運輸業 稅負增加
一、背景
我國自2012 年從上海開始，在部分行業部分地區進行“營改增”試點。具體稅率為：在現行增值稅17%和13%兩檔稅率的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盃I改增”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減輕企業稅負提高企業效益。但是，在試點過程中，出現了部分企業稅負增加的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總隊對91家試點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有超過40%的交通運輸企業一般納稅人稅負增加。這一現象引起了其他服務業企業對“營改增”推行前景的擔憂。
二、“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理論模型
“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分為兩種。第一，通過實施“營改增“可以實現實現進項抵扣，減少重復征稅，從而實現減稅，在此稱之為抵扣效應。第二，實行“營改增”的企業適用的稅率也會進行調整，稅率升高會增稅，反之會減稅，在此稱之為稅率增（減）效應。因此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綜合結果，在此稱之為減稅凈效應=抵扣效應-稅率增（減）效應。
以下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對稅稅率增（）稅效應和抵扣效應進行分析，以探究“營改增”使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增加的原因。
設某個交通運輸業企業的營業收入為R，“營改增”前適用的營業稅稅率為t0，則在“營改增“前，該企業應繳納的營業稅額為Rt0。“營改增”后，設該企業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1，那么企業的增值稅銷項稅額為Rt1。設企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第i種外購商品的價格為Pi，其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i，則此企業的進項抵扣額為∑Piti，因此“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為（Rt1-∑Piti），稅負變化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稅率增（減）效應，-∑Piti是抵扣效應。
以下著重分析抵扣效應。為了體現產業分工的專業化水平和進項稅抵扣全鏈條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即中間投入①占總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進項平均稅率 ，使 ∑Pi=∑Piti，∑Pi為企業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商品總價格。設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為P，則-∑Piti=-∑Pi=-P其中，表示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①企業中間投入指企業生產經營中所消耗的外購物質產品和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體原因分析
（1）企業新適用的增值稅稅率t1過高。交通運輸業的營業稅稅率為3%，但實施“營改增”后交通運輸業一般納稅人適用11%的稅率，比較“營改增”政策實施前后，稅率提高了8%，幅度過大，稅率的增稅效應明顯。
（2）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 較小。在增值稅抵扣全鏈條沒有打通的情況下，
（3）企業中間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運輸企業的中間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產資料為汽車飛機輪船等，雖然當期購入設備進項稅額可以抵扣，但是這些設備使用壽命較長，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購進，日常成本主要以維修費和燃料費為主，因此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導致企業稅負增加。
四、建議
（1）建立健全財政補貼機制。在“營改增”政策實施的過渡期，對因稅改造成稅負增加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以彌補增值稅全鏈條打通前企業的進項抵扣不足和稅率提高帶來的損失。但是在實際實行中一定要落實，透明化運作，簡化行政手續，確保企業可以獲得補貼資金。
（2）調整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但從長遠來看，也應對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促進行業稅負的優化。不同行業的成本結構和中間投入的比率即特點上存在差異，交通運輸業的成本結構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不能實現進項稅抵扣，同時其固定資產更新周期長，會導致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但是，目前其適用11%的增值稅，相比原來的營業稅率大幅上升，為此，可以適當增加幾檔增值稅稅率，但也不能設置過多的稅率檔次，否則會給稅收的征收征管帶來困難。
（3）解決增值稅發票取得困難的問題。對企業財務部門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結合“營改增”政策進行相應的稅務籌劃調整。做好企業增值稅發票的歸集和管理工作，盡量選擇可以開具專用增值稅發票的客戶。另外，為了解決開票據繁瑣的問題，可以采取集中采購分散適用的措施，例如企業為了取得燃油費的增值稅發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同意集中購買油卡，再發放給駕駛員使用。
（4）加快“營改增”的雙擴圍。雙擴圍一是從地域上，向全國擴圍。另一個擴圍是從行業上，將更多行業納入“營改增”的范圍，這有利于打通增值稅的全鏈條，增加進項抵扣效應，減輕企業稅負，同時可以促進行業的專業化分工和結構調整，實現“營改增”的最終目的。但在雙擴圍的同時要注意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特殊性，進行相應的調整，切勿簡單復制、一刀切。
篇3
【關鍵詞】碳金融；中介市場；機制創新
引言
當前，隨著全球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環保產業與金融市場雙向互動，產生了環境金融領域。環境金融已成為優化配置環保資源、促進環保產業發展、提高環保企業效益的有效手段。
所謂碳金融，是指可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動，包括直接投資融資、碳指標交易和銀行貸款等。隨著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商品屬性不斷加強，碳金融市場也不斷成熟。與傳統金融不同的是，環境金融是金融業根據環境保護相關產業的需求而進行的金融創新，是對傳統金融的延伸和升華。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權交易所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成為國內首個運行的強制碳市場。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愈發嚴重的資源與環境約束下，開展碳金融的相關研究和探討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我國碳金融發展現狀及特征
碳金融的興起源自國際氣候政策的變化，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兩個國際公約框架下開展。目前，我國碳金融市場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市場巨大。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我國的碳金融市場潛力巨大。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也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之一，自2010年起每年碳交易量超過2億噸。由于目前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的最主要類型是基于項目的交易，因此，我國的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CDM（清潔發展機制）的金融活動。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積極參與碳交易活動，中國的碳金融市場將存在更多商機。
二是成本低廉。在發達國家，能源結構的調整、高耗能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及設備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在100美元/噸以上，而若在中國進行CDM活動，減排成本可大大降低。由于巨大碳減排成本差異的存在，促使發達國家企業積極進入我國尋找合作項目。
三是前景廣闊。據專家測算，到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將接近100億噸，約占世界排放總量的33%。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今天，“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長”的集約型發展模式亟待建立。我國政府歷來重視碳減排責任與義務，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政府鄭重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依照這一目標，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和碳金融將有巨大的發展前景，這也為我國在積極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的同時，完善國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我國碳金融發展存在問題
盡管我國碳金融發展有諸多優勢，但仍存在較多的現實約束，其主要問題如下：
一是中介市場不完善。碳金融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走入我國的，國內眾多企業還未完全認識到其重要性以及其中蘊藏著巨大商機；我國政府及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價值、操作模式、戰略意義、交易規則等尚未深入了解；金融實體如投行、PE、交易所等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參與度不夠。同時，由于CDM機制項下的碳減排額是一種虛擬商品，其交易規則十分嚴格，開發程序也比較復雜，銷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戶，合同期限很長，非專業機構難以具備此類項目的開發和執行能力。因此，對于我國剛起步不久的中介機構而言，開發、消化能力不足，缺乏可以幫助金融機構進行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的技術咨詢體系。
二是交易風險因素較多。碳金融在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同時，蘊含著巨大的風險，不僅包括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還包括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當前，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市場主體對政策、法律風險缺乏足夠的控制能力。在原始減排單位的交易中，政策風險最為突出。這是由于核證減排單位的發放是由專門監管部門依照既定的標準和程序進行認證，即使項目獲得成功，其能否通過認證而獲得預期的核證減排單位仍具有不確定性。同時，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CDM項目需要經歷更為復雜的審批程序，這導致了CDM項目開發周期比較長，并將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的服務支持，帶來了較多不可控的風險因素。
三是我國在碳交易產業鏈中處于低端地位?？陀^來看，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我國國內企業缺乏相關經驗。同時，由于碳信用協議及其談判的過程十分復雜漫長，涉及到減排量價格、付款范圍和條件、核實成本和收益成本、適用的法律等條款，國內企業大多不具有話語權，議價能力十分薄弱。因此，在全球碳市場的大格局中，中國只是CER（灰色核證減排量）現貨交易的單純賣方，未進入到國際碳金融體系的核心。
三、對我國發展碳金融的相關建議
一是培育中介市場，創新碳金融模式。在能源消耗量快速增長的今天，碳排放量不僅是有限的環境資源，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資源。我國應積極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碳交易機制，進一步探索排放配額制度，發展排放配額交易市場。在中介市場上，應鼓勵民間機構和金融機構的進入，重視金融機構作為資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許金融中介購買或與項目業主聯合開發CDM項目。同時，除了已開展的CDM項目融資、掛鉤碳排放權的理財產品外，商業銀行應探索更多的中介服務模式，滿足企業的多樣化金融需求。例如，憑借自身的信息優勢，作為項目的咨詢顧問，協調項目發起人、投資者、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業務關系；與專業租賃公司合作，為CDM項目的建設階段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通過專門的資金賬戶，有效管理CDM項目下的資金流動，擔當項目資金管理人等等。通過中介市場價格發現的功能，調整不同經濟主體利益，在創新碳金融模式的同時，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二是構建有效激勵機制，推動政策研究。碳金融具有較強的政策性以及廣泛的參與度，需要政府及監管部門根據可持續發展原則制定一系列標準、規則，并提供相應的投資、稅收、信貸導向等政策配套，鼓勵金融機構參與到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融資活動中。在稅收上，可適當降低CDM項目的有關稅率、適當延長免稅期，也可通過對商業銀行的開展碳金融業務收入進行稅收優惠，來提高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的積極性；在銀行監管上，可采取在CDM項目貸款額度內適當減免存款準備金要求，加大項目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降低CDM項目貸款資本金的要求，以促使商業銀行業務向碳金融領域傾斜；同時，通過財政撥款成立專項基金，為商業銀行的CDM項目貸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補貼。
三是提升碳交易地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未來的國際碳金融市場中，碳金融主導權是低碳博弈的最終目標。因此，應加快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以提升我國的碳交易地位。當前，歐元在碳交易計價結算貨幣中仍處于優勢地位，美元、日元、英鎊、澳元等貨幣都具備提升空間。伴隨著世界各國在碳交易市場中參與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利用碳交易中的計價貨幣以提升本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而加速走向世界主導國際貨幣的行列。當前，我國應利用國際、國內碳交易市場潛力巨大的優勢，將人民幣與碳排放權二者綁定，推進碳交易中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化進程。在幫助國內CDM項目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同時，提高我國在碳交易及新能源領域的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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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儲蓄 投資 經常賬戶 順差
一、儲蓄、投資與經常賬戶：理論綜述
從理論上對于儲蓄、投資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的研究，可以通過國民收入恒等式來分析。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恒等式為：
GDP= C + I + G + X -M （1）
其中GDP，C，I，G，X-M分別代表國內生產總值、社會總消費、社會總投資、一國政府支出和該國凈出口（出口減進口）。這里的GDP中包含了外國投資者的凈財產收入Ya 和國民生產總值GNP，因此可得：
GDP=GNP+Ya =C+I+G+X-M （2）
從收入者的角度來看，國民生產總值GNP有消費、儲蓄和納稅三個用途，公式表示為：
GNP= C+S+T （3）
這里的S 代表個人儲蓄（包括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T代表政府稅收。
由（2）（3）兩公式可得：
C+I+G+X-M=C+S+T+Ya （4）
調整順序可得：
I-[S+（T-G）]=M-X+Ya （5）
等式右側的M-X+Ya 為國際收支中的經常收支順差CA，代入公式（5）可得：
CA=[S+（T-G）]-I（6）
其中T-G為政府儲蓄，S+（T-G）為社會總儲蓄NS（居民、企業、政府儲蓄之和），即：
CA= NS -I（7）
公式（7）表明，經常收支順逆差取決于儲蓄—投資缺口（社會總儲蓄與社會總投資相減所得的差額）。若儲蓄—投資缺口為零，國內儲蓄等于國內投資則經常收支平衡；若儲蓄—投資缺口為正，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則經常收支順差；若儲蓄—投資缺口為負，國內儲蓄小于國內投資則經常收支逆差。 我國經常處于經常賬戶收支順差的狀態，這必定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甚至是造成問題。經常賬戶盈余從公式中可以看出主要由兩方面原因導致，一個是一個國家將國內的儲蓄投向國外，另一個是正在積累位于國外的資產和財富。一個國家經常賬戶過度盈余，可能引起的問題與那些由過度赤字賬戶所造成的問題不同?？墒菫槭裁匆粐鴮λ麌Y產要求權的增加會成為問題呢？具體有三個方面造成的：第一，一國經常賬戶持續過度順差會導致國際貿易摩擦增加。一國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貿易對方國有逆差，為了保護本國的產業，就會采取限制進口等措施。
第二，一國經常賬戶過度順差會導致國內居民儲蓄提高，從而造成社會閑置資金增多，從而導致社會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因而，我國會出現經濟增長和失業增加并存的現象。
第三，一國經常賬戶過度順差會導致該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從而提高了外匯儲備的成本，同時還會導致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使該國出口結構難以調整，從而影響該國市場化進程。
二、我國儲蓄、投資與近期經常賬戶順差的現實分析
從1989年至2012年的數據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來，我國幾乎每年都處于經常項目收支順差的狀態，但1993年是個例外。1982—1989年，我國經常賬戶差額有時是順差，有時是逆差。可見，儲蓄—投資缺口是改革開放以后順應當時經濟形勢出現的情況，但近年來卻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經濟形勢不同了，儲蓄—投資缺口也應該順應形勢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國內儲蓄率在最近10年平均保持在40%水平，國內投資率比國內儲蓄率低2%左右，國內儲蓄率大于國內投資率從而使經常收支逆差為負，即經常收支賬戶處于持續的順差。
對于一個經濟處于成長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持續性的長期順差表示一個國家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勝利或對外經濟聯系開放度的擴大及該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高。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一面，但是，導致我國經常收支持續順差的原因需要做具體分析。當持續的長期順差是由對外貿易帶來的并且不是人民幣匯率貶值的結果，它的確能因此帶動一國經濟走向成熟的市場經濟。但是，如果順差是來源于外國資本流入，那就不同了。一種是借債導致的順差，國際上靠外債興國成功的例子幾乎沒有；一種是直接投資的順差。后者對一國經濟發展及走向國際市場都有好處，但如果國外凈投資導致的長期順差沒有帶來以后持久的貿易順差，那就是有問題的。我國自1985年以來，投資率始終在保持在35%以上，近年來更是有越來越高的趨勢，2001—2005年的投資率分別為38.0%、39.2%、42.4%、43.2%和43.4%。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就在我國投資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我國的儲蓄—投資缺口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問題就顯現出來了。比如會導致國際貿易中政府間的不斷談判，以及本幣升值，并因此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等。
那么我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以及我們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措施，就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三、改善我國近期經常賬戶順差的政策措施
導致我國經常項目持續順差的主要原因是國內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居民預防性儲蓄較高，國民儲蓄難以有效地轉化為投資。下面針對我國儲蓄投資轉化現狀，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改善儲蓄投資關系，縮小儲蓄負缺口，調整經常收支失衡。
1.首先，政府方面。要強化政府功能，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及其財政功能。
（1）政府要在消費方面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部門購買以及削減稅收，刺激消費以降低社會總儲蓄。
（2）政府要在投資方面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及增加政府對技術開發方面的支持以增加社會總投資。
（3）政府要在社會方面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支出，像在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以及教育體系等方面，提高居民生活安全性，以降低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從而降低居民預防儲蓄。
2.其次，市場方面。要加強市場建設，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和監督作用。
（1）我國的金融還沒有完全開放，要抓住特殊時期大力發展我國金融市場，完善證券市場的建設。我國目前股票和債券市場取得一定成果，但整體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像金融產品比較單一，管理制度缺乏嚴謹性等。我國必須加大金融工具的研究力度，實現金融資產的多樣化，拓寬居民的融資渠道，增加居民可選擇的投資品種，滿足社會不同層次投資者的投資需求。
（2）加強我國進出口市場的建設，實現我國出口產業初級化向高級化轉變。技術引進是實現這一轉變的關鍵。我國在基礎理論方面和人才方面都非常高，但在應用方面和研究方面較差。要真正實現這個轉變，必須要有技術政策的支持。
（3）加強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通過實現利率完全市場化、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完全開放性等逐步實現我國經濟的真正市場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節和監督我國的經濟。
3. 再次，完善制度和國家政策建設，為儲蓄轉化為投資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1）要有駕馭或管理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能力及充分有效的法律規章和操作制度
（2）完善我國的匯率制度，發展和完善信用制度。我國的高儲蓄是目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要素，要實現儲蓄向投資的高效率轉化，目前還有一定困難，但必須努力做到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根據我國具體情況制定人民幣匯率，杜絕頻繁地波動，同時創造新的信用工具，推進我國信用制度的升級和發展。
（3）實行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對外資企業的利潤外流嚴格檢查。外資企業的產品定價應同國內企業一樣。今后外資進入應著眼于特定領域，以引進高技術、新技術為主。
4.最后，我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要刺激國內消費，增加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動力。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從根本上制約著投資的增長，消費是生產的目的和動力，是投資增長的最終動因。我國的消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使儲蓄向投資轉化，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消費總量，和我國的經濟總量相比，我國的消費總量較低，這主要是由于過去人們的消費習慣和歷史遺留因素導致的；二是消費結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需求多種多樣，消費的結構也應隨之發生轉變，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以促進我國投資需求的增長。
四、結論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以雙順差為特征的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資和外需，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中國到底需要多大規模的外資，是不是外資越多越好；我國的市場化改革滯后，相關經濟要素的市場化程度不匹配；政府在行駛職能的時候，其范圍和頻率不當，對市場干預過多，特別是許多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所謂的政績，盲目地引入外資等原因導致的。原因的復雜性導致制度的缺陷，從而導致資源真實成本“扭曲”，而后者又導致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長期處于這樣的情況下，國內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將無法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
由于雙順差導致的經濟結構的失衡已經形成，要想調整這種失衡，需要各種政策措施的配合。從長期來看，可以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如通過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等），這些政策的效果是長期的。從短期來看，中國必須從政府、市場、制度等各方面做出努力，盡快調整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必須加速經濟各方面因素的市場化進程。長期宏觀經濟政策和短期調整措施相配合，才能夠改善我國的經濟結構失衡狀態。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失衡是必然的，是過去特殊時期的成功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但是，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只要我們能夠漸進地實現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就能夠繼續維持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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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收支順差；產業結構調整；貨幣政策
一、我國國際收支現狀
(一)外匯儲備余額持續增長
我國外匯儲備從1992年末的194.43億美元到2007年3月末的12020.31億美元，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趨勢；1995年以前外匯儲備余額在1000億元以下，1996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50.49億美元。尤其是自2002年以來，增長勢頭更猛，同比增長均在30％以上，2006年末超過10000億美元，達到10663.44億美元，已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近年來的持續快速增長是我國國際收支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連年雙順差
在我國的國際收支結構中，不但經常項目賬戶連年出現巨額順差，而且，資本與金融項目賬戶也同時出現巨額順差，二者并稱為“雙順差”。貨物貿易差額和外國直接投資差額是造成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兩大主要來源。國際收支結構中的兩個主要支撐賬戶沒有形成互補和平衡的作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貨物差額及其占經常項目差額之比和直接投資差額及其占資本與金融賬戶差額之比都比較高，2005年，經常賬戶差額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了1608.2億美元。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連續出現“雙順差”盈余是我國國際收支的又一突出特點。
二、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成因分析
(一)經常項目下連年出現盈余是導致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日益加大的主要原因
經常項目是一國與外國進行實際資源經濟交易的賬面記錄，綜合地反映了一國的進出口狀況。我國從1994年以來一直保持著經常項目順差，其順差額也是連年走高，從1994年的76.6億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的2498.7億美元。我國的出口貿易額已經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德國。同時，在經常項目下，貨物貿易差額是一直主導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因素。巨額的貨物貿易盈余帶來了經常項目順差的不斷擴大。這一方面反映出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已有明顯的改善，出口競爭能力已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說明我國內部經濟失衡的問題――高儲蓄帶來的內需不足，迫使出口猛增，使得經濟的增長越來越依賴外向型貿易，外貿依存度較高。這與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鼓勵政策是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有力地促進了出口貿易。1998年以后，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出口乏力、內需不足局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伴隨出口的高速增長，形成了大量的貿易順差盈余。
(二)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順差是加大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另一重要原因
近十幾年來，我國的資本項目除1998年外也一直是保持盈余狀態，與經常項目并稱為“雙順差”。在對資本賬戶實行較為嚴格管制的條件下。依然能積累大量的盈余，這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居不下。自1994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均為順差，2005年直接投資差額已突破678，2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基本上保持著增長的態勢，自1995年到2000年直接投資差額及其占資本與金融賬戶差額之比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最高的2000年達到1952.1％，之后，稍有下降的趨勢。
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大資本和金融項目賬戶的順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吸引外資的政策密不可分，我國為了彌補本國技術的不足，大量引進外資。而且，由于我國國企改革進展緩慢，于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和鼓勵收購與兼并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國企業海外上市引入數百億美元，這就直接推動了資本與金融賬戶余額的走高。而大量的資本項目順差又將經常項目順差越推越高。
(三)國際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貿易順差的轉移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人口多，勞動力成本低，所以，加工貿易一直處于優勢狀態。再加上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結構的轉移，發達國家“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新型市場國家，而把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留在了本國”。其結果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加大。在這種國際生產力布局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國以傳統的“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貿結構和以直接投資為主的利用外資的方式，使得中國處于制造業的終端，承擔了許多亞洲國家的轉移順差”。
而有資料表明：十多年來我國對歐、美市場貿易順差迅速增加的同時，亞洲幾個主要國家和經濟體對歐、美的貿易順差是成比例縮小的。即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國家和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末端加工工序，已經被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歐、美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我國。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持續擴大，與國際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國家和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
(四)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我國居民儲蓄率自1994年以來一直高于投資率。居民儲蓄存款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對預期支出和收入的不確定性，是預防性儲蓄動機導致的結果。就目前來說，我國城鎮居民有三大需求：子女教育的無彈性需求、住房需求和醫療需求。而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加之由教育體制改革、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等，加劇了居民未來貨幣需求的不確定因素。這些都給居民帶來較重的負擔。
據統計，目前我國80％以上的勞動者沒有基本養老保險，85％以上的城鄉居民沒有醫療保險。個人消費者必須面對養老、防病以及子女教育問題，因而造成消費者高儲蓄低消費的心態，使居民儲蓄率十幾年來一直居高不下，2004年就已上升到47％。近年來更是有增無減，由此帶來的是消費需求不足。而西方最發達的7個國家平均人均儲蓄率只有6.4％。同時，與高儲蓄率相伴的是儲蓄大于投資，資金配置效率低下、渠道不暢。這又造成大量出口貿易導致國際收支順差的加大。
三、過度國際收支順差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我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一方面，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提高了我國抵抗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有利于我國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雙順差也有利于維護我國的國際信譽。在提高對外融資能力的同時，也表明我國具有良好的國際償債能力，提高了國際信譽，使我國在國際市場進行融資時，能夠容易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各類貸款。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也是一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賬戶與資本與金融項目賬戶同時連續多年出現雙順差足以說明我國內外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長此以往，過度的國際收支順差的大量積累將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一)過度的國際收支順差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構成了對我國經濟穩定運行的威脅
連年來持續擴大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人民幣處于不斷增大的升值壓力之下。同時，市場上形成的人民幣升值預期還會引發短期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并且有可能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例如，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的持續高位運行就與國際投機資金的大量流入有關。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海外套利資金持續流入境內，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股指的攀升，導致資本市場上資產價格泡沫的產生。因此，無論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國際收支順差過度累積，還是投機性資本的肆意流動，都將會對我國宏觀經濟穩定帶來一定的威脅。
(二)大量積累的國際收支順差將直接沖擊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國際收支失衡所形成的大量順差給我國帶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影響了我國貨幣供給量，成為貨幣供給的另一重要來源。外匯儲備對基礎貨幣產生的影響在于，外國資本流入本國以后，需要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行交易活動，從而直接擴大了我國的貨幣供給。同時，由于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一般的會員銀行在外匯持有頭寸上都有數量的限制，因此在國際收支出現順差時。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收購外匯，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巴鈪R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由中央銀行對沖掉。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一段時間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中國貨幣政策的重要任務?！边@樣，對中央銀行來說，造成了被動投放貨幣的巨大壓力，并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放大了市場貨幣供應量。長此以往，必將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且，隨著整個金融體系中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和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貨幣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使得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直接沖擊。
(三)高額外匯儲備面臨保值風險
在我國的外匯儲備中，60％左右的資產是美元。一方面，這種過于單一的外匯儲備結構使我國外匯儲備資產面臨貶值的風險。近年來美元開始了所謂的“戰略性貶值”，今后幾年中美元大幅貶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國長期積累的以美元為主的外匯資產縮水的風險較大。
另一方面，我國用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低價資源、高環境成本以加工貿易為主換回不斷增多的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連年增加，而又通過購買外國政府國債的形式大量回流到發達國家，對于發達國家平衡國際收支、繁榮金融市場、穩定本幣和匯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雖然美國已連續多次加息，但美國國庫券的回報率卻很低，上漲空間極其有限，機會成本增加，面臨收益下降風險，而且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巨額外匯資產管理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四)巨額外匯儲備將引發通貨膨脹和投資膨脹
巨額外匯儲備在中央銀行的賬目表上對應的是外匯占款，而外匯占款是構成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組成部分。如，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盡管政府會采取“對沖”政策來吸收過多的貨幣，但基于金融工具短缺的限制，政府難以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如果對沖量不足，基礎貨幣投放速度加快，這就會進一步構成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同時，基礎貨幣投放所導致的大量流動性，給銀行信貸擴張提供了資金條件，可能會引發信貸規模的膨脹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如，2006年1～5月份，我國投資貸款資金總額達到6760.6億元，同比增長24.1％，增幅同比提高10.4個百分點。通貨膨脹和投資膨脹風險的存在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五)國際收支順差余額的持續走高加劇了國際貿易摩擦
經常賬戶的順差來源于凈出口的增加，是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迅速增加的結果，而出口的迅猛增長必然會加劇全球出口市場的競爭，對他國的出口構成威脅，很容易引起他國的攻擊和報復，日益增多的國際貿易摩擦也隨之而來。事實上。近年來，在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同時，美國一直是“雙赤字”(貿易赤字、財政赤字)。美國的對華逆差始于1983年，為3億美元；2003年為1240億美元，2005年激增到2016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國。于是，這幾年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國不斷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以緩解其巨大的貿易逆差，甚至還多次提出制裁中國的議案。2005年以來，紡織品貿易摩擦成為我國對外經貿的焦點。2005年5月13日，美國決定對來自我國的棉制針織襯衫、棉制褲子、棉及化纖制內衣采取“特保”限制，規定這三類中國產品進人美國市場的數量當年最多只能增長7.5％。5月18日，美國對我國出口紡織品的設限品種增加到7個。而在此之前的4月25日，歐盟決定對中國9類紡織品進行特別限制調查，5月23日起，就是否對進口T恤和麻紗啟動“緊急特?！背绦颍c我國進行磋商。而歐元區國家對華貿易逆差的增長勢頭也一樣不容忽視，按照貿易逆差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衡量，歐元區國家的對華貿易逆差水平與美國相比幾乎不相上下。因此，歐洲國家與中國產生貿易摩擦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由此看來，過度的國際收支盈余的確會帶來很多潛在的貿易壁壘和貿易摩擦，使一個由經濟問題引發的矛盾升級演化成政治矛盾。
四、改善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政策取向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必須改善我國目前的國際收支狀況，改變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才能為我國經濟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為此，必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改變人為推動的貿易順差格局
徹底改變傳統的粗放式外貿發展戰略，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促進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向注重質量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提高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放寬進口限制，利用目前巨大的國際收支順差盈余，加緊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國內經濟發展緊缺的資源，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升級，這些都有利于我國減少經常
項目的順差額。
(二)改善內部經濟失衡狀況，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內需，促進消費
國際收支順差從深層次上體現了我國內部經濟的失衡，是國內相對儲蓄過剩在對外經濟上的反映。應當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優化產業結構，改革投融資體制，更好地動員國內儲蓄，合理控制投資規模與投資方向，增加有效供給，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增加我國國民收入，解決我國經濟內需不足的問題。只有解決我國內部經濟失衡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際收支順差余額累加等對外經濟問題。
(三)放寬外匯管制，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引導資金有序流出
全球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國際資本的流動，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而我國形成巨額國際收支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外國對華投資與我國對外投資的極大不對稱。因此，我們應該適當放寬外匯管制，尤其是要改革強制性結售匯制度，放寬企業對外投資的用匯限制，鼓勵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到海外投資，制定并落實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完善境外投資的配套措施和國內協調機制，支持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努力發展境外加工貿易，轉移和降低資本賬戶的部分順差。
(四)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實現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沖突”理論，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三者之間不能共存，資本自由流動不可能永遠進行，作為大國也不能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所以匯率在更大范圍內的浮動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實行更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是我國目前的最佳選擇。通過逐步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充分浮動，發揮其應有的調節貿易和資本合理有序流動的作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同時，為配合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還應加強對跨境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管理，有效阻止國際游資的流入，減緩國際收支的大幅波動，為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創造更寬松的條件。
(五)健全利用外資和加工貿易的相關政策
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引進外資的相關政策，嚴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的外資項目的進入。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嚴格執行國家對外商投資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加工貿易產業的準人機制，擴大加工貿易禁止和限制類商品目錄，促進加工貿易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產業配套，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更多地采用國產原料合相關配件，并鼓勵加工貿易向有條件的中西部地區轉移。
(六)進一步拓寬外匯儲備的使用路徑
篇6
關鍵詞：供給因素；需求因素；經濟增長；轉型層次變化
中圖分類號：F124
一、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供給因素
中國經濟現在增長速度逐步放慢，趨勢上屬于增長速度的換擋期，這是一個趨勢性的放緩，不是通過短期刺激可以馬上增長起來的，大起大落也很難出現了，是相對穩定，趨勢緩慢。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主要是由供給面的因素決定，一是勞動力的供給；二是資本責任的供給；三是效率提升帶來的增長的動力。
一般討論的年度增長都是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從中國的中長期發展來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化、信息現代化，這“四化”如果協調推進，需求的資本面是相當旺盛強勁的，不需要有太大的擔心。但供給面因素在發生深刻調整，首先是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人口學界預測，2015―2016年增長為零，2012年適齡勞動人口絕對減少315萬，同時又每年新增加700萬的大學畢業生，出現了結構性就業矛盾。適齡勞動力提前3～4年出現了負增長。影響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是勞動力的供給發生了深刻變化。
二是人口老齡化致使當前儲蓄的減少與當年消費的增加，這對于中國消費作為增長動力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而對于高投資支撐的高增長率來說，卻是一個不利因素。儲蓄增長放慢以后，高投資率的增長就會放慢。由此可見，影響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供給面的兩大因素都在減弱和放慢。
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依靠供給面的因素之三，即效率的提升。這取決于以下五個主要因素：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管理改進、勞動力素質提高與制度變革。如果從這五個角度推動效率提升，潛力將會很大。應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這方面，但同時要注意這五個方面大部分都是慢變量。比如，管理改進和勞動力素質提高可以是快變量，“增加培訓與加強管理”，可以調動出一些增長的潛力，但“技術創新、結構優化、制度變革”是慢變量，比短期三大需求因素所造成的影響變化慢。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這三大主要供給面的動力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增長出現趨勢性下滑，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30年高速增長帶來的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強，也是必須考慮到的因素，它導致綜合成本上升和利潤空間被擠壓。這種情況下，微觀經濟再投資活力肯定較弱，因此，一定要找到新的動力來源、利潤來源、商業模式與盈利模式。
二、中國經濟增長年度短期增長需求因素
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取決于三大供給面的因素，年度短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面因素。中長期主要的需求基本面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不等于年度沒有波動。再次強調，一個短期的宏觀經濟調控是講的年度的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受國際國內的環境變化影響比較大，波動和平比較大，但是我們的“四化”協調推進帶來的基本需求面不會變化。所以，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速度處于平衡階段。要著眼于中長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的變化來考慮年度經濟的協調問題。關心年度經濟增長發生哪些深刻的調整，積極的變化，就不會再老盯著“速度”，關注它“低一點”或是“高一點”，0.1%、0.2%、0.3%，并不會對全局產生太大的影響。2020年全民小康是否實現，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三、中國經濟轉型變化
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長同步主要是下行的，課題組構造的先行指標現在開始反彈，先行指標主要包括信貸、訂單、從業人數等7-8項，預示經濟未來幾個月的變化。先行指數比同步指數發生領先變化，現在開始往上反彈了，但是還沒有接近100這個趨勢線，中國經濟的回暖非常曲折，一直是處在復蘇和回暖區間，還沒有到擴張區間，這需要動力，來源于哪里？
從短期看，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在發揮作用，當然也包括供給管理政策，中長期靠轉型，穩定的進入所謂的擴張期間，短期有回落和波動，應該盡量使波幅少一點，小一點。先行指標反彈表明，中國經濟不是像投入指標看起來那樣糟，政策意味著不要急于出招。分析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滯后指標、同步指標與先行指標，所謂預見性是一定要看先行指標的，如果先行指標、同步指標回落，這種趨勢就比較值得擔憂，就要預調、微調，否則調控就滯后。
2014年財政政策的滯后期3～6個月，貨幣政策的滯后期6～9個月，綜合起來半年見效，最快三個月見效，我們要預先關注先行指標是怎么樣變化的。同步指標如果從回落變反彈，那么態勢比較好。但是現在這兩個指標是反向變化，同步指標下行，先行指標反彈。短期來看，要關注這樣一些領先指標，這樣才能確定未來短期的經濟走向。
（一）經濟增長由依賴投資與出口轉向消費與內需
筆者強調多關注一點技術變化，多關注一點轉型，我們的積極變化表現在哪些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關系趨于協調。過去主要是靠投資拉動，投資和出口占的比重很大，2009年以來，出口比重減小。過去，投資和出口占比重大是客觀事實。2009年以來，出口減進口的余額貢獻經常是負值。經濟增長增量的貢獻主要是投資與消費兩大內需，目前，消費的內需已經超過了投資的內需。
2014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中國經濟增長中，消費貢獻是8.5%，7～8月份的時候，消費的貢獻是4.3，投資的貢獻是3.6，進出口貢獻是-0.2。因此，分析宏觀經濟的轉型，年度經濟增長是否穩定，能不能穩定，取決于動力來源是否穩定與協調。2009年以來，這三大需求的關系越來越趨向合理，尤其是消費類的貢獻比投資逐步上升，這正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應該把這種趨勢穩定住，這才是最關鍵的。
（二）第三產業成為更加活躍的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
中國就業在增長速度逐步放慢的情況下，新增就業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遠遠超過預期目標。分析其原因如下。
過去說“保8”是為了保增長，不“保8”就業保不上來，那都是過去老的體制、結構、思路、觀念，現在被事實徹底顛復。2012、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7.7%，連續兩年低于8%，當年的新增就業一個是360多萬，一個是410萬，超過了預期目標，新增就業超過900萬預期目標，連續兩年超過300～400萬。這兩年PMI總在50%以下，制造業投資一直呈下滑曲線，就業反而增加，就業調查失業率5%左右。
總的來說，新增就業比預期目標高，顯然不是第一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2014年9月份達到增加值46.7%，2013年首次超過46%，超過了二產的比重，從增加值比重來看，服務業發展活躍。
非制造業的采購經理人指數一直在65%左右，制造業下行期間，服務業的PMI在50和55之間活動，而制造業總在50%以下波動，服務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概念，就業因此大幅增加。服務業就業率比重仍低于增加值比重，不太理想，但是上升速度比較快，約每年上升2個百分點。如果按照這個趨勢保持下去，有可能會超過增加值比重。如果服務業就業比重的上升超過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上升，那么，就會給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真正的實質性變化。此時，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一個點、半個點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了新的經濟著眼點，看到了經濟的深層次變化，就業渠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第三產業已經成為更加活躍的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
（三）國際收支狀況和出口結構的調整深刻
中國國際收支狀況和出口結構的調整是非常深刻的。這是第三個深層次的變化，也是需要關注的。從短期看，2014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經常賬戶的順差和資本性賬戶的逆差同時出現。這意味著國際收支平衡可以改善，因為前幾年也遇到雙順差，經常賬目和資本賬目都是雙順差，帶來大量外匯儲備的增加，造成我國目前有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人均GDP只有不到7000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卻達到四萬億美元。這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信譽提高的大好條件，同時帶來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壓力。因此，國際收支平衡是年度宏觀調控四大目標最后一項，要觀察其是否平衡，筆者認為，趨向平衡。資本項下出現逆差，投資能力增強了?！白叱鋈ァ?、“引進來”多了，出現逆差。經常項下還是順差。比如，出口競爭力是否仍較強，就要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是否已經連續三年低于3%。歐盟認定的2009年金融危機國家健康狀況指標，出口競爭力是其中之一。中國連續3年低于3%，2.6、2.8，這是轉型的結果。 2007年，我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率高達10%。因此，國際上認為我國依賴出口。從貿易順差占GDP比重高達10%調整到3%以下，我國僅用了短短的幾年時間，這是我們轉型的技術，國內付出很慘重的代價。該淘汰的淘汰，落后的不能生存，大量的農民工返回原籍，沒有工作，表現在貿易結構上的變化，出口結構有改善。目前，出口結構一般貿易的比重由原來的43%上升到53%，上升了10個點。加工貿易的比重由原來的57%降到47%，也降了10個點，這是非常深刻的變化。
宏觀經濟研究，要關注經濟調節狀況、運行狀況，以及宏觀調節中的一些預調、微調的狀況，更要關注其中非常重要的變化，極其深刻的變化，這就是我們的轉型。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要淘汰與放棄原來的很多東西。比如，廣東東莞現在提出來的，要求工廠和車間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企業法人。改革開放30年以來，大量的企業，一般加工貿易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而是給外國資本、跨國公司或外商進行貼牌生產，沒有獨立的營銷網絡研發能力、設計能力，獨立的按照市場去營銷的策略，沒有獨立的法人地位，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一個車間工廠。過去批判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是工廠車間，像早期低端的一般加工貿易同樣是車間和工廠，不是獨立的企業和法人。現在，讓獨立的企業法人升級轉型，又意味著中國經濟深刻的變化。
人民幣升值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杠桿，但是，加工貿易在高達57%時，這一部分兌換人民幣幣值是沒有反映的。現在加工全部是以美元、日元、港幣等外幣計價，與人民幣沒有關系，大量的出口、固定的網絡、市場與人民幣的變動也沒有關系。所以，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的首先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結構調整、體制變革、政策和理念的調整。我國一直以來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結果是降低了10個點，這時，人民幣幣值變化對中國經濟調整影響就增大了。一般的貿易比重越來越高，人民幣幣值變化，一出口受到嚴重影響。人民幣升值當然對進口有好處，用更少的錢進口更多的貨，但是對出口的影響更為直接，因此，國際收支平衡的改善，出口結構的改善實在是中國經濟轉型重大的變化，深刻的調整，將來對我們下一步政策思路、體制變革，政策效果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四、小結
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有待提高，只有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變化，才能客觀地對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問題。目前，中國東部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顯，更早地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期。東部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進入高收入社會的門檻。所以，中國東部地區正在面臨高收入社會遇到的問題。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就需要淘汰落后、技術創新、產業變革、發展民營經濟，鼓勵產業遷移。尋找新的動力來源、利潤來源、增長來源，包括新的增長模式、盈利模式、商業模式、體制變革的方向，進行經濟轉型。東部地區在這些方面相當活躍，中西部地區的GDP和投資增長比東部地區增長快，但東部地區的采購經理人指數高于中西部。采購經理指數PMI是對市場的反映，東部地區相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更活躍。這說明在增長速度放慢的前提下，正是、由于這種壓力，市場經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個條件才能生成。這是東部在發生積極變化，資源密集地區加快轉型，也有很多非常鮮活的事例。而中西部當地也已經意識到，長期依靠資源密集、能耗高、排放大的粗放型循環行不通，要找到新的增長點，發展新的接續產業，這樣的發展趨勢是好的。
從微觀層面來說，最近一段時間，筆者做了多次與企業相關的論證調查，大多數企業告訴我們，在中國經濟增長7%左右，工業增長10%左右，可以維持正常經營水平，而在此之前大面積虧損，動不動就要求國家放松信貸，放松財政。現在企業認為，當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到7.2%，并不認為國家應該采取強刺激經濟。因此，中國經濟轉型的基礎與微觀力量來源于：有了更強承受力、預期更趨合理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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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從動態上講，國際收支活動描述了一種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對外往來的貨幣收付活動。就靜態而言，國際收支描述了一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貨幣收支的對比結果，把這種結果加以系統地記錄，就形成了國際收支平衡表。
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一、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占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皟粽`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于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占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臺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里，“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半p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征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于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于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于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借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于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欲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并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占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于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于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涌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制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并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篇8
關鍵詞：加勒比地區；經濟形勢；經貿合作
中圖分類號：F125.4；F1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在后危機時代，鑒于全球政治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各區域經濟復蘇和增長分化的情況同時存在，這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簡稱拉美地區）也較為明顯。根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10月12日的最新預測，2016年拉美地區經濟萎縮0.9%，2017年微幅增長1.5%。然而，地區的平均水平容易掩蓋地區內部的差異性。2016年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增長率預計分別為-2.2%、3.7%、-0.3%。換言之，加勒比地區經濟表現強于南美洲、弱于中美洲。然而，即使在13個加勒比國家內部，蘇里南、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分別衰退4%和2.5%，成為加勒比國家經濟的最大拖累。①本文主要基于對加勒比國家近兩年經濟形勢特征及成因分析，通過研究中國和格林納達合作的案例，為深化中國和加勒比地區的經貿合作提供啟示。
一、2015-2016年加勒比經濟形勢特征
加勒比地區總體而言是經濟低增長、社會高發展的地區。從四十多年的增長歷史看，自1970年以來加勒比地區不僅絕對增長率落后，而且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也落后于東亞、非洲、甚至欠發達國家（表1）。盡管經濟表現不佳，但是絕大部分加勒比國家被世界銀行劃分為中高收入國家，而且在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中大部分處于相對較高水平。這種不匹配的發展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歸因于該地區在諸如健康、教育和司法行政等方面保持了相對穩固的制度基礎，同時也反映出堅持把社會福利作為必要因素的民主傳統力量。
加勒比地區較易受到周期波動和外源性沖擊的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到80年代拉美地區的債務危機，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小型開放經濟體的脆弱性逐一體現。在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仍然對加勒比國家產生負面影響。近兩年，該地區經濟基本處于低迷時期（表2）。
從表2可以發現加勒比國家經濟形勢的四個典型特征。第一，該地區基本處于低增長、低通脹的狀態。鑒于美國經濟復蘇乏力，與其保持緊密經濟聯系的加勒比國家通過貿易、旅游業等渠道受到負面影響。同時，作為能源和糧食凈進口國，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降低了加勒比國家輸入型通脹的壓力。倘若經濟低迷持續時間延長，加勒比國家多年積累的人類發展水平將受到侵蝕。因此，促進經濟增長是該地區面臨的首要任務。第二，失業率處于較高水平。可利用的數據顯示，巴哈馬、巴巴多斯、伯利茲和牙買加的失業率均超過10%。因貧困家庭涌入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就業比重上升，就業質量惡化。第三，大部分加勒比國家出現財政和經常賬戶“雙赤字”現象。巴巴多斯、伯利茲、蘇里南和特立尼_和多巴哥的財政赤字比例已經超過國際通用的3%的安全警戒線。嚴重的財政赤字將影響投資評級。而經常賬戶赤字則更為嚴重，其地區平均水平（5.5%）已經超過國際通用的5%的安全警戒線。為彌補國際收支，只能依靠資本流入，這無疑將加深經濟的脆弱性。第四，公共債務和外債面臨“雙風險”。相對于外債而言，加勒比地區的公共債務負擔更為嚴重。地區平均水平達到77.7%，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60%的警戒線，而牙買加、巴巴多斯和安提瓜和巴布達公共債務負擔更分別高達127%、110%和92%。這種長期財政失衡造成的高負債將制約經濟增長的動力。
二、加勒比經濟形勢的成因及面臨的挑戰
當前加勒比地區經濟形勢顯然與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外部環境因素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歐美經濟低迷，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抑制了全球需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6年10月的最新經濟展望，全球經濟在2016年和2017年預計分別增長3.1%和3.4%。兩者相對于4月的預測值均下調0.1個百分點，表明發達經濟體因英國六月脫歐事件以及美國增長弱于預期產生了疲弱的增長前景。而需求萎縮又通過貿易和旅游業兩個渠道傳遞到加勒比國家。以旅游業為例，它是加勒比地區重要的支柱產業，為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表3）。一旦收入增長受限，消費需求降低，以歐美為主要消費群體的旅游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其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改善了大部分加勒比國家的貿易條件。鑒于加勒比國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除外）是糧食和能源產品凈進口國，受益于初級產品價格下跌2015年和2016年該地區分別獲得1%和2%的貿易條件改善（圖1），這也是該地區經濟表現強于南美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將對縮小經常賬戶赤字、減緩輸入型通脹壓力、降低財政支出中的能源費用產生積極的影響。
就加勒比國家內部而言，國內經濟結構失衡是主要缺陷。這主要體現在國內產業升級缺乏漸進性。從歷史角度看，隨著亞洲國家制造業競爭力提升，以及全球貿易規則變化逐漸“侵蝕”了針對加勒比地區的優惠政策，加勒比國家已經在傳統農業出口市場和中低附加值制造業出口市場中喪失了競爭力。它們轉而增加對服務業（特別是旅游業）的依賴性，如表4所示，大部分加勒比國家服務業占比超過70%。然而，這種從初級農業到服務業的跨越中間階段的發展模式，不是由結構轉型自發推動的，其結果也不能帶來產出的多元化以及高附加值服務業競爭力的提高（盡管旅游業的潛力十分巨大）。而且，以消費者服務出口（旅游）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容易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未來加勒比地區重塑經濟結構的重點領域之一在于促進資本服務出口更快增長。資本服務領域投資重點在教育、醫療保健、版權為基礎的服務及其相關產品。而且，為促進資本服務業發展，加勒比國家還應該升級ICT基礎設施以及建立激勵私人資本投資的制度框架。
與此同時，從商品和服務的進出口看，除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外，加勒比國家均出現貿易赤字，這也是加勒比經常賬戶長期赤字的主要原因。而經常賬戶赤字反映了地區競爭力不足和財政失衡。而且長期通過資本流入彌補國際收支缺口的做法將持續增加公共債務負擔。
展望未來，加勒比地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結構不平衡、氣候和環境的脆弱性以及在融入世界經濟過程中缺乏競爭力。應對挑戰需要：第一，鞏固財政紀律，降低公共債務。通常認為，公共債務占比超過60%將損害經濟增長。因此，引入財政責任立法、改革稅收制度、加強財政資本性支出、完善審慎的債務管理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第二，提高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目前可從改善投資環境和促進人力資本開發入手。第三，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降低能源成本?；A設施匱乏和能源價格高昂已經嚴重制約經濟增長的動力，兩者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全要素增長率。第四，積極參與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第五，減少面對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的脆弱性。提高防范和應對各種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自然災害等）的能力。
三、中國和格林納達經貿合作展望
（一）格林納達的發展利益和基本訴求
如前所述，加勒比國家面臨的挑戰具有共性，例如地理和經濟的孤立狀態、資源有限、環境脆弱、交通和能源成本高昂、應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脆弱性，等等。因此，它們的發展目標和利益訴求也具有一致性。以格林納達發展為例。
自1974年獨立以來，格林納達由一個農業國發展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國家。在早期發展階段，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的單方面市場開放和發展援助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歐盟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提高，歐美國家向格林納達等加勒比國家提供的特殊待遇、發展援助日漸減少，格林納達的發展速度日益減慢，外債負擔不斷加重。進入21世紀以來，格林納達的發展再次處于“十字路口”。目前，政府正在制定《2030年國家可持續發展規劃》，并計劃于2017年10月完成。格政府已經批準六大主題作為《2030年國家可持續發展規劃》（NSDP2030）的重點發展領域：政府治理、競爭性的私營部門、基礎設施、創新、社會關懷、氣候變化、災害管理及環境與生態。
總結起來，格林納達發展的核心關切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促進經濟增長。格學者曾在《2014-2018年格林納達增長和減貧戰略》②中提出“建設穩健國民經濟”的目標，并且強調從穩定宏觀經濟、改善營商環境、發展潛力產業和開發可持續能源四個領域入手。第二，擴大融資和尋求國際經濟援助。作為經濟實力較弱的發展中小國，格林納達強調通過外交渠道爭取更多的國際資金援助，以支持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在與他國的交往中，經濟合作與援助是核心內容。第三，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格林納達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表現活躍，曾于2009-2011年任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主席國，強調小島國是受到氣候變化的威脅和影響最多的群體，積極呼吁國際社會重視小島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關切，要求發達國家率先采取行動大幅減排溫室氣體，同時增加經濟和技術援助，支持小島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第四，重視區域一體化發展。格林納達非常重視加勒比國家的聯合自強，積極主張實現加勒比經濟一體化和更廣泛的區域合作，支持向風群島一體化。
（二）中國和格林納達經貿合作現狀
中格雙邊貿易起點低，貿易額較小，兩國恢復外交關系后貿易規模有所擴大，但近五年中格貿易額波動較大（表5）。在中格貿易中，主要是中國對格林納達出口商品，從格林納達的進口很少，中國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狀態。中國和格林納達的投資合作剛處于初級階段，雙邊投資規模不大，投資領域也比較有限。CEIC數據庫顯示，截止2015年底中國在格林納達投資存量為2367萬美元。在格林納達設立的中國企業主要是從事建筑工程承包、裝飾材料生產、農副產品加工、餐飲、五金百貨零售和超市等，單個投資項目的規模都很小。在其他領域的經濟關系方面，中國與格林納達在科技合作、教育、文化交流、應對氣候變化、援助等方面都已經開展了合作。
（三）中國和格林納達合作的方向
1.充分利用兩個平臺機制，加溝通與協調
其一，2015年1月8～9日，中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體論壇（China-CELAC Forum，簡稱“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在京舉行。這充分表明中拉雙方整體合作正式進入機制化階段，開辟了中拉合作由“1+33”邁向“1+1”式的新紀元。其二，中國――加勒比經貿合作論壇已經于2005年、2007年和2011年成功舉辦三屆。該論壇以促進中國和加勒比地區經貿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為宗旨，是中國和加勒比國家間級別最高的經貿對話機制。建議繼續利用該論壇，有效開展對加勒比國家經濟和技術合作項目，提高雙方的戰略互信，避免該機制的功能因“中拉論壇”機制的建立而弱化。此外，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拉共體）設立了“四駕馬車”機制，由現任、前任、候任輪值主席國和加勒比共同體（加共體）輪值主席國共同擔任。因此，加強與包括格林納達在內的加共體的溝通，在中拉整體合作中應得到高度的重視。
2.鞏固傳統產業優勢，開發新興產業潛力，提高經濟合作的效率
格政府在向新經濟模式轉型中提出“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全面應用、世界一流的服務業（特別是旅游業）、綠色商業、根據價值鏈發展農業、高效的輕工業、有活力的出口業、新能源行業”等核心要素。而格林納達工業發展公司（GIDC）更加明確了吸引外資的四大領域：旅游與酒店、健康與療養、信息通訊技術及替代能源。這與近兩年格林納達產業發展的現實情況較為吻合，因為國內增長較快的部門也集中于旅游和酒店服務、教育和健康服務、通信業、農業加工及能源開發五個領域。
根據格林納達資源稟賦、產業發展現狀及吸引外資政策，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和投資多元化戰略，建議將重點合作領域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鞏固傳統優勢產業競爭力，主要包括農業和旅游業。第二類是開發新興產業潛力，主要包括信息通訊業、能源開發及教育產業。
格林納達的傳統優勢在于農業和旅游業。農業是兼具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的產業，不僅為GDP和就業做出重要貢獻，而且也是調整時期吸收宏觀經濟沖擊的減震器。建議中國企業一方面要關注提高傳統產業（香蕉和肉豆蔻）的生產效率，一方面要加大對農產品加工業的投資，促進產業鏈延長和深化。就旅游業而言，隨著美國經濟持續復蘇、家庭收入增長、新航線開通、新度假區全年營業以及格林納達旅游局（GTA）實施的細分市場營銷策略，旅游業開始恢復增長。盡管如此，但它仍未完全恢復至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平。而且，旅游部門還將面臨著古巴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新的競爭壓力。中國對格旅游業投資主要可考慮兩類。其一，開發特色旅游，包括度假區旅游、海洋和游艇旅游、健康養生生態旅游。其二加大與旅游業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簡言之，中國可以將先進農業技術、旅游開發成功經驗等應用到格方，對其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這也符合格方提出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智力密集型”經濟發展戰略。
通信技術、可替代能源開發和教育產業，對于中國而言也是新興產業，但具有較大投資價值。格政府目前正在通過《ICT戰略和行動規劃》致力于建立“知識經濟”社會。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報告，2015年格林納達ICT發展指數（IDI）為5.05，在167個國家中排名第83位，在美洲33個國家中排名第16位，均處于中游水平。③
對于替代能源開發，格林納達政府早在2011年就制定了《格林納達國家能源政策》（Grenada National Energy Policy，GNEP），力圖保證能源的健康發展，以此獲得能源安全、能源獨立和能源效率。格政府已經認識到促進使用當地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熱、風能、太陽能、水電和垃圾發電等）的巨大潛力和必要性，提出到2020年國內使用的能源至少20%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標。④例如，電價高昂已經成為制約格林納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企業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大有可為。
至于教育，2014年教育部門占GDP比重為19.7%，其中私人教育占比15.6%。2014年和2015年教育部門分別增長4.5%和1.9%。私人教育因為對諸如旅游業、房地產、批發和零售業等部門產生溢出效應，持續地成為GDP的主要貢獻者。2004-2015年圣喬治大學入學人數從2990人增至7026人，增長135%。目前格政府從兩個方面大力推動教育服務業發展，一是吸引國際著名大學落戶格林納達，二是建立服務于一系列科學研究的自然實驗室。這些都將給中國提供重要機遇。
3.延續援助外交效果并保持援助機制的靈活性
“援助外交”是各主要國家發展與格林納達關系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對格林納達政策的核心所在。復交以來，中國對格林納達的援助包括國家體育場、田徑場、低收入住房項目、農業技術合作項目，等等，這些項目的落實鞏固了格林納達對華立場。未來的援助方向可關注三類。
其一是加強政策咨詢和制度建設交流。制度是國家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而且制度與國家競爭力之間也存在著強烈的正相關關系。格政府在《2030年國家可持續發展規劃》（NSDP2030）中明確將“政府治理”、“創新”、“社會關懷”等作為重點發展領域，這些都需要加強制度建設和能力培養。憑借數十年來在政府戰略規劃、產業政策制定、減貧事業、教育投資等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中國可向格政府提供相關政策咨詢和制度建設建議。
其二是保持經濟援助的靈活性。第一，保持經濟援助與具體項目掛鉤，提高援助的瞄準度和效率。第二，加大對格教育、衛生、環境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援助力度。中國可通過加勒比共同體的渠道，對加勒比國家實施一攬子發展援助計劃，從而在該地區形成規模效應。
其三是增強技術援助的力度。除繼續擴大農業技術合作、醫療合作外，還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格方在應對氣候化上的合作。格林納達是“小島嶼國家聯盟”的重要代表，在氣候談判中發揮著比較積極的作用。這也是歷來歐美及日本對格林納達政策中關注的重點。近些年中國曾向格林納達提供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節能設備，未來應該繼續加大對該議題的支持力度。
注釋：
①http：///sites/default/files/pr/files/tabla_
proyecciones_octubre2016_eng.pdf
②Patrick A. Antoine， Timothy G. Taylor， Michael Church， Grenada’s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GPRS） 2014C2018，March 2014.
③http：//itu.int/net4/ITU-D/idi/2015/#idi2015byregion-tab.
④參見：TheNational Energy Policy of Grenada： A Low Carbon Development
篇9
關鍵詞：碳排放權國際貿易；CDM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200108-02
1 國際碳排放權市場的現狀
碳排放權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興的貿易產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較低成本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碳排放權國際貿易以溫室氣體排放許可證或減排信用額為主要商品形式。企業是這一貿易主要的參與實體，在特定范圍的交易規則和交易框架進行貿易。
按照《京都協議書》對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要求，2012年前發達國家需要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在50億噸至55億噸，其中一半減排量由發達國家內部完成，余下超過25億噸則需要通過通過國際市場，主要與發展中國家進行CDM項目合作以實現減排目標。而據200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全球范圍已簽約的減排量還不到3億噸。在今后五年的時間內，可以預計，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將會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盡管《京都議定書》在美國并未獲得批準，但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止式啟動，并獲得蓬勃發展，潛力巨大。據世界銀行估計，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為7～13億噸，交易值可為每年140～650億美元。另據歐洲氣候交易所稱，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交易在期貨期權市場展開，僅歐洲市場每年的規模就將達到580億美元。
從目前的情況看，隨著碳排放權國際交易的迅速增長，附件一中的發達國家是碳排放權的主要買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責任，或者作為一種投機手段在今后出售來獲利。而非附件一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該商品的主要賣家，與發達國家進行CDM項目的合作，并將產生的CERs通過合同規定的方式出售給發達國家。
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的影響分析
在發展CDM項目，進行碳權貿易上，我國有較強的稟賦資源。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表現出以煤炭為主，能源利用率較低。中國每創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國減排潛力很大。另外，設備及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較好的政策環境與經濟發展潛力，所以減排成本相對較低。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國，如美國減少1噸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大約是100美元，而在中國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信用額提供者。根據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EB)的統計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已經注冊成功的CDM項目總數為890個，其中我國已注冊成功的項目數量為147個，占項目總數的16.52％，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國已注冊項目的減排量規模普遍較大，因此在總減排量上，我國以90.956，948噸二氧化碳當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預期年減排量的48.38％。根據亞行環境專家預計，在未來幾年內中國每年將提供近1.5到2.5億噸的CO2當量。市場份額約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碳權貿易對我國的意義不僅僅是我國又找到一種新的貿易商品。根據聯合國的定義，CDM項目應遵循以下可持續發展原則：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優先領域相一致；促進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先進、高效、環境友好的技術轉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環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積極參與國際碳排放權貿易，有助于我國獲得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和先進技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開發由于存在技術或資金障礙而僅憑借自身的能力難以實施的項目，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2.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相關制度的影響
我國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尚處于探索階段，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碳排放權貿易作為排污權交易的一種方式，參與其中無疑對國內排污權交易市場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設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通過CDM項目的國際合作，我國在引進先進的技術同時，也可以積累寶貴的碳減排項目合作經驗，這對我國在日后不得不承擔起減排責任時無疑有著非常大的幫助作用。CDM項目的監督、審核、減排量監測等，都有一系列嚴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證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不造成新的環境破壞，對我國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下進行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項目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其監測制度和第三方審核等體制，也為我國進一步治理國內環境污染，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權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作用
《京都議定書》所產生的碳排放貿易機制在短期內除給我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正在向世界傳輸這樣一個市場信號：利用大氣資源是有償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美國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體系，而且即使美國沒有加人，其在國內也正在建立類似的體系。雖然《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碳減排三種靈活的履約體制，但畢竟還是會產生成本。而聰明的西方人選擇了一種一箭雙雕的方式：進行產業轉移。發達國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資源型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從這些國家進口低附加值產品或半成品，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發達國家自己的排放量，實現他們單個的排放目標，而且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使得發展中國家一直指責發達國家高消耗的聲音減弱，并且揮舞起政治和經濟的大棒，強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起減排的責任。
無疑，中國正面臨這樣一種情形。西方消費需求加劇了中國碳排放增長。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膨脹的結果，更是國外市場的消費需求拉動所引起的貨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1990年至2003年間，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億噸，增幅超過73％。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京都議定書》下一個履約期的談判中，我國將面臨著國際上極大的壓力要求承擔起減排責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遙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國人均GDP剛過1000美元，國家開始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階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長時期――高樓、高速路、鐵路、機場、電廠這些基礎設施需要大量水泥、鋼鐵、有色金屬等原材料。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落后，能源消費強度太，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比較高，而技術和
設備并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和更新的。一旦在這個時期承擔起減排責任，這無疑是給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踩下了剎車，將會對我國經濟的增長產生很強的負面作用，影響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和粗放式地生產方式還會給中國帶來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毒┒甲h定書》的簽約國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國際市場，并在這個市場上建立了保護環境的游戲規則，只有節能、低污染的產品，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站住腳?？梢灶A見，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中，國際競爭對手可能會利用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設定“綠色”貿易壁壘，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會成為貿易保護主義者手中的武器。中國高排放、低產出獲得的產品，可能成為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因子，引發一些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
2.4 碳排放權貿易的局限性
令人憂心的是，迄今為止，國際上仍然沒有一個統一流通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碳權交易市場流動性差，發展不完善，被各種交易類別分割成了多個封閉的市場，各市場間缺乏流動性。其中最典型的是CDM項目的交易市場和國際其他交易市場之間的流動性問題。CDM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合作實施的碳減排項目，發展中國家只能將減排額度出售給發達國家的中介機構，卻不能拿到國際市場去進行出售，導致這成為一個明顯的買方市場。相反，國際買家卻可以將在發展中國家購買的減排額度拿到國際市場去出售，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在減排交易中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可能期望用自己的CDM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來抵扣自己的份額，并且也無法從中獲取較大收益。
篇10
【關鍵詞】 氣候變化 自主性適應 計劃性適應 牧民
面對氣候變化，人類需要同時采取“減緩”和“適應”兩條路徑，其中，減緩能夠降低氣候變化的速率和范圍，而適應則能夠降低對氣候變化的敏感性，從而最終降低由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脆弱性。但無論是適應還是減緩的各種措施都無法避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在短期和長期應對氣候變暖所產生的影響方面，采取適應措施是必要的。而且人類社會采取的主動適應措施比自然系統適應氣候變化有更大的作用。對于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正由原來“排在減緩之后的次要問題”變成當今的首要問題了（UNFCCC，2007）。在減緩氣候變化進程的全球協作之外，將適應作為一種生存和發展戰略加以強調也吸引了不同國家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減緩是一項相對長期、艱巨的任務，而適應則更為現實、緊迫，尤其對于經濟和社會系統相對脆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氣候問題將首先是適應問題。
IPCC在2001年指出適應性是指系統的活動、過程或結構本身適應氣候變化包括氣候變率和極端氣候事件等，減輕潛在損失，利用機會或對付氣候變化后果的能力。并在2007年的最新評估報告中對適應的定義再次進行了說明。所謂適應是指為降低自然系統和人類系統對實際的或預計的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而提出的倡議和采取的措施。學者們對氣候變化適應性基本是使用IPCC的定義。
一、氣候變化的計劃性適應
按照行動主體不同及是否有意識的進行（IPCC，2001、2007），氣候變化的適應可劃分為自主性適應和計劃性適應。其中，計劃性適應可理解為國家或地方政府為降低自然系統和人為系統對實際的或預計的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而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資金、技術資助的措施，行動倡導建議或措施，國家政策、法律等。根據UNDP（2007），成功的計劃性適應規劃包括：一是有效規劃的信息，包括有效的信息獲取途徑等；二是氣候防護性基礎設施；三是基于窮人需求之上的社會風險管理和減貧保險；四是災害風險管理制度。Agrawal（2008）等人的研究發現，有四種有效的計劃性適應機制——提供信息、提供技術、財政支持和領導，能夠增強自主性適應機制，可以由國家、地方政府等公共機構提供，也可由公民社會組織提供，還可以通過服務機構和私人公司等市場機制解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市場是配置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資源的基礎性方式，政策的作用在于影響和優化資源配置。各級政府適應性的地方政策必須得到國家政策和戰略的支持，國家和各級政府間有力的合作才能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
1、國家、政府層面的計劃性適應
由英國的尼古拉斯·斯特恩領導完成的“從經濟學角度看氣候變化”報告，強調政府應通過制定政策框架將適應與發展政策和規劃相結合。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應對，并將其上升至國家的戰略和計劃層面。
歐盟出臺《適應氣候變化發展白皮書》，通過建立起氣候變化對歐盟影響及后果的知識基礎、將“適應”戰略融入歐盟主要的政策領域、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解決資金問題、開展國際適應合作來實施適應戰略。2008年12月17日，德國政府通過《德國適應氣候變化戰略》，分列出農業等13個領域采取適應氣候變化行動可選擇的方案，構建了德國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的行動框架。澳大利亞政府通過為地方政府提供資金或資助某些項目間接幫助地方政府其承擔氣候變化的風險，并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局部影響。
由于不同區域和國家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適應成本和適應能力存在巨大的區域差異，適應性選擇也存在較大不同。中國是氣候變化脆弱性高的發展中國家，面臨更高的氣候變化風險。中國應按照“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減緩與適應并重”等原則，強調通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主動轉型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不能采用單一的以適應為主或以減緩為主的“單效”方案，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發展、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協調推進。未來中國的適應能力建設應該從以推進經濟發展為基礎，建立健全組織機構、政策法規、基礎設施建設、科研與推廣、公眾參與、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建立健全防災減災預警系統。在此基礎上，還應關注和借鑒其他國家或區域進行的具體實踐層面的研究。應當加強國內區域適應氣候變化的案例研究、擴大研究領域、加強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影響的研究，以降低影響評估的不確定性，并提出切實可行的適應對策。
目前，對氣候變化的計劃性適應研究主要是基于氣候變化的表現和影響分析而進行的宏觀層面的政策回顧或行動倡導，這些戰略或政策措施都是以國家和政府制定并主導的，并且與減緩對策結合在一起。計劃性適應與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兩者都是一種中長期的行動和策略。正如減緩措施需要全球各個國家發揮協同作用一樣，適應策略也需要不同國家或地區、中央和地方的協調。
2、農業和畜牧業對氣候變化的計劃性適應
農業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直接、最脆弱的經濟部門。氣候變化對農業尤其是種植業生產影響的強度和范圍要超過其他產業與經濟活動。氣候改變以及極端氣候狀況都會對農業生產體系產生強烈的影響，進而降低農業生產力。近年來，畜牧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也逐漸顯現。牧民進行畜牧生產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草地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顯著的領域之一。因此，氣候變化對農牧民的影響都非常顯著。然而以牧區或草原為單位，主要是氣候變化影響草地生產力的研究。
政府有關決策機構應采取適應對策、通過適當調整以限制損失和充分利用正在改變的氣候條件，促進農業結構的調整，加強農業適應能力建設，以盡量減少損失和盡量實現潛在的效益，以應對未來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農業生產對全球氣候變暖的適應并不是被動的、消極的反應，應當以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為原則，從系統的觀點進行綜合考慮，實現各個系統之間的相互協調，保證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
在農業適應對策研究方面，多是基于平均氣候條件下的影響，近年來氣候變率和極端氣候的增多加重了對農業的危害，因此也應加強對極端氣候的研究。另外，在運用簡單模型來分析各地農業脆弱性的基礎上提出的計劃性適應對策尚不具有普適性。在中國，適應僅僅是減輕氣候變化對農業影響的眾多對策中的一部分。而農業也僅指種植業。
目前，微觀層面的研究已開始包括政府的計劃性適應和農戶層面傳統的自主性適應。但是在適應性標簽之下直接進行的針對性研究，尤其是區域層次和社區層次更為薄弱。微觀層次的農戶是適應氣候變化最主要的主體之一。不能忽視農民或牧民的個體行為是適應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他們的作用。政府計劃性的適應措施最需要的是農牧戶層面的支持和實踐，這樣才能保證農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對策的針對性、可行性，真正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作用。然而現在中央出于保證草原減排的考慮，在很多地區實行休牧禁牧、圍欄封育對牧民的放牧活動進行限制，而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為，與牧民的利益存在很大沖突。張倩（2011）的研究就發現草畜雙承包、禁牧等國家旨在抵御自然災害、保護草原生態的計劃性政策卻導致牧民畜牧生產成本提高而生計難以持續，從長遠來看將會降低牧民的適應能力，大大增加他們面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而只有國家和牧民實現良性互動才能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
二、氣候變化的自主性適應：社區和農牧民層面
“農民和農村社區在面臨氣候條件的變化時會自覺地調整他們的生產實踐，這是一種‘自發’的適應策略”（蔡運龍、Barry Smit，1996），這是可見的中文文獻中最早提及“自主性適應”的研究。這種策略與政府計劃性適應措施相比，具有更高的靈活性和時效性。了解自主性適應過程與機制是理解氣候變化影響的重要途徑，也是有效制定與執行計劃性適應政策的基礎。
國外已經有很多學者關注氣候變化的自主性適應問題。瑞士氣候變化與發展委員會（2009）通過南非的案例研究發現，當地農戶的自主性適應在沒有外界支持和關注的情況下，大多采取的是一種應對導向措施，難以進一步提高其生計的彈性。Corbett（1988）通過蘇丹和埃塞俄比亞的案例研究發現，當地農戶在面對干旱時，首先采取的是改變種植、增加小型商品買賣等保險性措施，其次是售賣牲畜、出售農業生產工具和典押土地等資產處置措施，最后通過移民等方式。自主性適應措施包括流傳于當地的鄉土知識文化，比如干旱時集雨、降低家庭成員的營養水平、低價出售牲畜等，同時農戶常常采用多種生計措施，力圖獲得各種收入資源或自然資源，從而保證在干旱等風險期間的生計不受或少受影響。
近幾年國內對農牧民適應氣候變化的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氣候變化對農牧民的影響而不是農牧民的自主性適應。雖然有的研究中闡釋了具體的適應行為或措施，但是沒有明確指出這些就是農牧民的自主性適應，并且往往忽視農牧民在受災情況下采取的適應措施產生和具體操作的過程和運行機制。回顧為數不多的中文文獻對社區或農牧民適應氣候變化的研究，可將其中涉及的適應措施歸納為以下五種。
1、通過產業調整來適應氣候變化
因近年來的干旱導致草場退化嚴重，牧業難以為繼，農牧交錯區少數民族牧民調整了農牧比例，種植業成為村民主要的生產活動（梁筱筱，2010）。
2、通過外出務工或發展商業來適應氣候變化
氣候條件不斷惡化，降水減少、干旱多發導致農戶選擇放棄沒有收入的農業生產，將勞動力解放出來外出打工、做買賣等，農牧民外出務工規模擴大，“空心村”現象開始出現。
3、通過調整畜牧生產來適應氣候變化
氣象災害頻發，草原植被日益退化，牧民生存條件愈發惡劣，錫林郭勒盟中北部的阿巴嘎旗的純牧區蘇木開展生產自救，如把種公羊集中管理；對草場實行常年圍封禁牧，建立集體打草場等。在旱災的影響下，牧民會選擇走場或到沒有遭災的地方進行敖特爾放牧（短期性的游牧方式）。通過改進和采用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諸如禁牧舍飼、作物及牧草相結合的帶狀間作技術等，不僅能提高農牧民的適應能力，還能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科爾沁地表的河流湖泊因干旱多已干涸，農牧民的用水模式發生改變，生產生活嚴重依賴地下水，這為科爾沁地區農牧業的可持續發展埋下了隱患。
4、通過讓后代轉變謀生方式來適應氣候變化
張黎（2009）等人的調查發現，全部受訪牧戶都希望他們的后代離開牧區進人城鎮生活，不愿意讓他們繼續從事畜牧業生產。
5、通過合作，共同降低自然風險來適應氣候變化
通過對牧戶生產經營狀況現狀分析，達林太、劉湘波（2009）發現通過組建牧區牧民合作經濟組織，協商使用草地，實現移動式減災，能夠達到風險防范的效果，實現小牧戶增收。周立、姜智強（2011）也指出通過制度創新，以社區為基礎，以合作為內容把牧民組織起來采取科學化的生計適應方案。
研究中除了關注農牧民的適應行為，還有研究對農戶適應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在認知偏差和思維定式等因素的影響下，農戶適應氣候變化的行為決策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非理，導致適應與變化之間存在時滯現象。牧戶對短期氣候變化趨勢的感知更加深刻、準確，他們的適應行為多為自發性被動適應，缺乏行之有效的主動適應。
三、結語
隨著“適應氣候變化”這一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對政府的計劃性適應和社區、農牧民自主性適應的研究也日益增加。適應本身就是一個降低當前或未來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過程。無論是對計劃性適應和自主性適應兩者中的哪一種所進行研究，都有利于對今后研究兩種適應的相互作用或者互動提供一定的支持。
國家和政府的計劃性適應政策或措施，其涉及的部門日益廣泛，覆蓋的領域也愈發豐富。為了保證這種自上而下產生的計劃性適應的有效性和針對性，絕不能忽視自下而上的自主性適應的產生過程及運行機制。目前對自主性適應機制的關注較為缺乏，對自主性適應措施進行分類也還未在目前的研究中涉及，在本文所總結出的產業調整的適應、種植業或畜牧業生產上的適應、讓后代改變謀生方式的適應以及通過合作降低氣候變化風險的適應等方面之外，對社區或農牧民個體層面是否存在其他方面的自主性適應行為，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進行發掘和總結。對于關注相對不足的基層社區和農牧民，需要進一步探究他們面對氣候變化風險時自發的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策略的產生及具體運作過程，了解農牧民對計劃適應措施的需求，并結合當地政府的計劃性適應措施的實施和社區、農牧民的回應，為政府今后進一步設計或改善已有的適應氣候變化策略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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