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階層反應與可持續發展研究

導語： 雙減政策的階層反應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基于理性選擇理論、結構排斥假設與全國２７個家庭的質性訪談發現，教育“雙減”政策實施一年之后，一些中產階層家庭教育焦慮不減，私教與課業培訓轉入地下，中產階層教育“內卷”的風險仍未完全消除。校際、階層、區域和城鄉間的資源差距、結構緊張形成“雙減”之后教育公平的隱憂，對此應深化教育理念和教學內容改革，形成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市場共同參與的綜合治理體系，促進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重塑良好教育生態。

關鍵詞：教育“雙減”；結構緊張；公平隱憂；階層反應；影響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實施“雙減”政策。所謂“雙減”，首先減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其次減的是校外學科類培訓負擔，①旨在破除教育內卷，消除不合理的學校差距，保障義務教育階段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社會底層的“起點公平”，進而減輕教育焦慮，促進教育公平。同時，“雙減”政策有利于保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睡眠時間，提升其身體素質。然而有研究顯示，“雙減”后學生課業焦慮得到緩解，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卻愈發明顯。②部分家長堅持“雞娃”策略，教育密集性陪伴、請私教、違規培訓現象仍然存在。可以說，社會各階層教育策略的調整直接關系“雙減”政策的落實成效，并影響未來教育政策的改革完善乃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針對這一黨和國家關注的社會現實問題和學界前沿問題開展系統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公平性隱憂：教育“雙減”的理性認知與文化闡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以政府為主導，引發教育從“工具價值”轉向“人本價值”。“雙減”政策實施以來，黨報官媒紛紛報道，學術界相關研究方興未艾。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八屆年會”圍繞“雙減”進行專題討論。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在論壇中強調，受“升學主義”價值觀引導，教育有淪為升學率競爭、培養“小鎮刷題家”“二流機器人”幫兇之風險，面對不確定性增加的復雜世界，教育更應培養人的創造性、適應性。③近年來，市場動搖了教育資源的舊有配置格局，它以優秀教育資源為交換產品，在師資和家庭間建立起橫向貨幣聯系，開通了一條以經濟資本攫取教育資源的新渠道。以致一段時間內，校外培訓機構亂象叢生、民辦學校“掐尖”招生，毫不顧忌教育的公益性與公平性，擾亂了教育生態，增加了學生的校外課業壓力，助長了家長的教育焦慮，制造了城鄉、區域、階層和校際間教育的公平性隱憂。從城鄉教育資源分布來看，“課外補習班市場”作為一種體制外教育資源，具有市場的親資本屬性和明顯的城市空間取向，故而可能以一種空間資本結構排斥的方式，將很多底層學生，特別是貧困家庭的農村學生排斥在外，成為他們教育攀爬路徑上的一大障礙。如來自東北農村的家長ＮＣ所言：“讀書不就得靠他自己嗎，啥補課的，孩子不懂就找老師問！要是能考上縣一中還好，不然也上不了大學，只能上技校！”①可見，校外補課、撤點并校、重點中學制度等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個農村家庭的教育抉擇。以城鎮為中心的重點中學制度和以農村為重心的中職教育政策似乎建立了教育的結構區隔，即便重點中學制度可以對農村子弟起到庇護提升作用，但市場化對教育的滲透早在初中或更早階段就已經開始，教育不平等是教育進階過程中逐級積累的結果，其中城鄉的居住地差異進一步構建了教育的空間機會結構不平等。龐圣民研究發現，“影子教育”對城鄉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初中升高中階段，是否在重點中學就讀，導致城鄉學生升學機會相差７倍；而在小學、初中教育階段，社會優勢階層即利用其資本助推子女進入重點中學。從先賦性差異來看，父親職業地位早在小學升初中階段就已經對升學構成影響，父親受教育程度、戶籍更是在各個升學階段始終保持著強大影響。②這一結論在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如李春玲使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１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初中升高中階段城鄉教育資源不平等的持續擴大是造成農村學生上大學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③吳愈曉、王威海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８年數據分析了教育機會不平等背后的機制，指出家庭背景特別是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能否進入重點中學的影響較大；④中學階段的教育分流應為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平等負責，高等教育階段的分層只不過是中學階段的延續。⑤從家庭教育資本來看，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受家庭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影響，家庭的收入水平、教育期望值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與學生的校外培訓支出顯著正相關，但其影響要遠小于戶籍狀況帶來的影響，城市戶口學生的校外培訓支出顯著高于農村戶口的學生。城市家庭資本的持續“托舉”，助力其子女在教育賽道上持續勝出。如來自城市的家長ＣＧ談到升學，感觸頗多。“我女兒這些年各種培訓班的錢不知花了多少。身邊的同學都補習，你不讓她補，她也心慌！現在國家不讓補了，孩子不累了，但家長肯定更愁！現在的家長不好當，即使孩子上了大學，你還不是得幫她謀劃，花大錢的日子還在后面。”⑥對此，李煜借鑒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強調，通過家庭經濟資本、文化資源的代際傳遞，中國階層間的教育不平等有可能持續加劇。⑦而校外培訓的空間可及性與親資本性亦構成了對農村學生的結構性排斥。薛海平是國內較早研究所謂校外培訓“影子教育”問題的學者之一，他運用哈努謝克的教育生產函數發現，我國學校優質教育資源有限，“影子教育”培優補差，具有安慰劑作用，可以增強學生信心。學生參與“影子教育”存在明顯的“劇場效應”，換言之，朋輩群體“影子教育”參與率越高、家庭經濟地位越高，學生本人參與“影子教育”的幾率也越高。研究發現：義務教育階段３２４％的城鄉學生參加過課外補習，其中城市學生因其地域、經濟優勢，參加課外補習的比率高達６４３％。⑧當然，也有學者基于中國教育追蹤調查兩期數據發現，“影子教育”存在“致郁效應”。處于社會較低階層的子女對課外補習參與的“致郁效應”缺乏抵抗力，而優勢階層子女則可以通過情緒調節對課外補習的致郁性形成心理免疫。⑨從教育的歷史分期來看，１９９２年開啟的市場改革對教育事業帶來重要影響，一是體制內高等教育收費，二是體制外“影子教育”興起。１９９９年高校開始擴招，中國教育成本增加的同時，教育收益開始下降，教育系統的分層化與篩選性進一步加強，階層地位差距和界限日益顯現。誰將在這一轉變中獲益或受損？布萊恩和戈德索普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家庭教育決策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收益與升學風險三方面因素影響。不同階層對三個因素的策略反應不同，因此形成資源差異、成功期望差異和相對風險規避能力三個機制。①受以上三個機制影響，研究發現，社會優勢階層子女更容易實現教育進階；社會中間階層成為高等教育擴招的受益主體，也是“影子教育”的主要參與者；社會底層受家庭資源約束，因教育成本上升、教育收益下降，更可能放棄子女繼續教育機會，較早將子女投入勞動力市場。②綜上所述，校外培訓、“影子教育”的參與機制與功效，從宏觀視角看存在城鄉、階層差異，從中觀視角看存在重點中學、非重點中學差異，從微觀視角看存在家庭教育資本、教育不同階段差異。一方面，校外培訓對學生成績產生積極影響，對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影響顯著。另一方面，校外培訓花費不菲，資源分布不均，造成空間資本結構差異下的教育不平等。并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平等地獲得校外培訓資源，即便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其校外培訓收益也有所不同，這些差異與家庭階層所處的場域位置及其對應的社會資本存量顯著相關。“影子教育”和學校教育正是基于家庭階層地位及其資本存量，共同發揮了家庭資本代際傳遞的雙向通道作用，形成學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聯合再生產機制，造成了不同階層家庭子女的教育分層和社會分層。為此，教育“雙減”在減輕學生作業負擔、整治校外培訓的同時，也在通過縮減民辦學校體量，提升公辦教育質量等，促進城鄉、地域、階層教育均衡化發展。“雙減”政策有利于促進義務教育階段社會各階層的起點公平。

二、結構性緊張：教育“雙減”的階層化反應與影響

２０２１年，華東師范大學五育融合研究中心課題組基于全國２３７４６份的中小學教師、學生、家長問卷發現，“雙減”政策實施后，校外培訓得到規范，學生作業量減少，學生焦慮情緒明顯緩解，家長對孩子的學業憂患感卻有所增強。本文訪談的１７位城市家庭父母大都表現出同樣的擔心，一些在民辦學校就讀的孩子的家長擔心，公辦學校可能會加大輔導學生作業的力度，導致不同層次學校間的教育差距拉大；更多家長則擔心校外學科培訓變相成為收費不菲的私人秘密輔導，家庭收入、階層背景等可能進一步影響學生成績。我國不同階層家庭間的子女教育軌道已經出現區隔分化。按照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文化資本作為一種內生性資本，可以通過養育模式和教育期望形成穩固的再生產路徑。當國內教育發生內卷、高等教育擴招之后，精英階層傾向于以其積累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影響子女的教育獲得，為子女謀取海外教育文憑，以改變教育競爭賽道，維持或提升子女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一些精英階層正是通過此舉規避教育“雙減”的影響，持續穩固或強化其子女的地位身份。如城市家長ＣＨ所言，“高考這條路太難，我孩子從小英語就好，他爸爸也是長年在國外出差，要不是這兩年疫情緊，我們可能早就出去了！現在我們打算讓他先上國際班，將來到國外發展。”③有效維持教育不平等理論（ＥＭＩ理論）認為，某個等次的學校教育普及后，精英階層將利用各類資本優勢尋求該教育等次內具有質量優勢的其他教育類型，使其子女在教育競爭中保持優勢；教育規模的擴張，無助于消除中下層子女在入學質量、學校層次等教育質量上的不平等。④“雙減”政策實施一年有余，校外補習機構大規模削減，但中產階層家庭的擇校壓力與出路焦慮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希望通過教育實現階層向上流動，或唯恐出現階層下滑的中產階層，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望卻并未降低。應試教育的存在與學習任務的減少構成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成為家長新一輪焦慮的生長點。如城市家長ＣＤ抱怨：“什么‘雙減’，我真是看不明白。孩子數學不好，本來在補習班補習已經看到成效了，現在好了，得我自己幫她補了，有些題我也是真的不會！小區里現在已經有媽媽開始給孩子請私教了，費用比培訓班里高很多，我也打算給她請了。”①我國中產階層占比約為２２％～２４％，是社會結構的穩定劑與社會矛盾的緩沖層；農民和產業工人占比約為５５％，是黨執政的社會基礎。②中產階層對“影子教育”的執著一定程度上源于教育功利主義傾向的持續增長，是工具理性選擇的一種結果。然而，正是個體工具理性造就了集體非理性的群己格局，導致中產階層教育的“內卷”。“內卷”概念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戈登維澤提出，意在表達“系統既不能穩定下來，也沒有辦法轉變為新形態，而是不斷使內部愈發精細化和復雜化的過程”。③“內卷”作用于教育領域表現為應試訓練中學生參加各種培訓班、機械性“刷題”，教育資源過度疊加，教育價值內涵缺失，教育內容窄化、單調，與社會發展需求存在巨大脫節等。中產階層的教育之所以“內卷”，根源在于教育考評制度、就業環境、階層流動等深層結構性因素。在加強對校外培訓時間、作業量等末端控制的同時，應深化教育改革，觸及結構性因素。戶籍、家庭背景、父母文化程度、職業地位、性別、民族等先賦要素決定了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相應位置，這些要素可能是“資本”，也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起點“不平等”。作為羅爾斯社會正義論“無知之幕”后的每一位成員，試圖獲得過程和結果的公平，而教育獲得往往被視為改變初始位置、獲得階層流動與社會公平的最有效途徑。例如，縮減民辦教育體量后，擇校的搖號機制類似于將相關群體置于“無知之幕”之下，在此教育資源分配不能因更多的資本占有而得到加強或補償。教育是家庭、學校、市場、社會與國家在社會成員再生產領域的接合，“雙減”政策試圖緩解階層分化局面，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階層再生產邏輯，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與團結。受“學而優則仕”文化傳統和主流功利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社會大眾較為看重教育的階層流動功能，適度的階層結構張力也有利于促進社會競爭和流動。“雙減”之后，如果地域間、城鄉間、階層間的教育資源沒有實現均衡化、公平化發展，中產階層又通過私教加大其家庭教育投入，階層間的教育鴻溝或將擴大，底層家庭學生將被現行的教育系統所排斥壓制。當教育公平信念遭到破壞，社會底層喪失教育流動信心與希望時，將會滋生不滿情緒，誘發階層之間的“結構緊張”。“結構緊張”概念由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提出，用以描述人們渴望成功的期望值，與社會結構所能提供的獲得成功的手段之間存在的一種嚴重失衡狀態。④斯梅爾塞認為，當人們的社會期望持續得不到滿足時，就會發生“結構緊張”，產生憤怒感、壓迫感或剝奪感，在特定條件下演化為群體共享的“一般化信念”，成為社會穩定的隱患。⑤隨著城鎮化建設速度的加快，優質教育資本與房地產形成共謀，“學區房”制度增加了教育成本。農民在社會階層結構中位序較低，租房求學已很辛苦，通過購買城市“學區房”獲得較好的教育資源更非易事。在城鄉二元流動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家庭以代際分工為基礎，通過以“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嵌入城鄉二元結構中，表面的“結構性位移”并沒有縮小他們與中上階層的差距，反而讓這種差距的現實帶入感更為強烈，他們對教育不平等的敏感性增強，容忍度降低。在此情況下，實施包括“雙減”在內的一系列教育政策，避免先天性結構因素對教育資源平等分配的影響，使底層學生可以借由后致性能力獲得發展機會，化解潛在的結構性緊張，促進教育公平勢在必行。“雙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產階層“影子教育”的社會階層再生產機制，社會底層仍可致力于憑借后天努力促進階層流動，教育領域的階層摩擦還不突顯。但是當中產階層教育焦慮蔓延，違背“雙減”政策規定，憑借經濟、文化資本要素侵占教育資源時，就可能威脅教育公正。由此可見，“雙減”之后，中產階層教育策略的調整可能影響中國教育改革的走向，甚至影響階層結構的變化。為此，可以借鑒羅爾斯“作為社會公平的正義”概念，①通過調節經濟利益、縮小社會差距、促進教育機會平等，將教育公正落實在可操作層面。

三、可持續發展：教育“雙減”的未來走向及建議

國家、社會、市場共同作用于教育資源分配。其中，市場如同一面放大鏡，將“國家—社會”的力量關系擴顯無遺。多國經驗顯示，教育各階段的擴招，無疑會增加教育機會，但只要就業崗位不足，競爭就持續存在，優勢階層就可能會通過市場渠道強化教育競爭優勢。相比于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作為一種外依性資本易受結構因素影響，在教育市場化、國際化進程中，其導致的不平等效應更為明顯。一般而言，在義務教育階段，由于存在升學應試壓力，當國家監管缺失時，校外培訓市場滋生蔓延，從家庭教育者方面收取費用，獲得利益；家庭教育者因學業競爭關系而被迫進入校外培訓市場，無限增壓，形成內卷。教育“雙減”前，中產階層的教育內卷折射了個體、家庭乃至市場工具理性的局限，需要借助國家治理的力量，將個體行動者的自我利益與社會利益、國家整體利益協調一致，進而實現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促進教育均衡化、公平化發展，培養高質量的勞動力和競爭型人才。教育長期作為階層分化與不平等的中介機制，隱蔽而持續地在代際間生產著、傳遞著各類資源，教育不公平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雙減”政策有助于促進教育公平，標志著國家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提升。然而，“雙減”政策真正貫徹實施并非易事，需要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市場等多方共同參與，通力合作。即使公共教育財政投入與家庭校外補習支出間存在相互擠出效應，公共教育均衡化水平越高，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反而越要增加“影子教育”投資，以在教育競爭中脫穎而出。②結合韓國從全盤否定到有效吸納的“影子教育”整治經驗，從我國“雙減”實施一年來的成效來看，培訓補習的客觀需求并未減少，一系列結構性、深層次因素，仍在制約“雙減”政策的實施效果。有鑒于此，政府在推進教育均衡發展的過程中，應重視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建設，筑牢維護教育“底線公平”的“防火墻”，將教育政策及資源重心向農村轉移，使農村學生獲得同等質量的教育機會。同時，倡導政策制定者傾聽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產階層、新生代農民工階層的心聲，未來“減負”政策要充分照顧和彌合不同地域、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需求；引導家長理性看待“影子教育”，避免家庭之間在“影子教育”支出方面的過度競爭而引發教育內卷性焦慮。從教育生態的整體觀審視，義務教育階段“雙減”絕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形成合力綜合治理，久久為功。首先，堅持黨的教育方針，深化教育理念的改革。一方面，引導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及家長樹立合理的教育觀念、成才理念，防止將教育工具化，切斷既得利益者通過尋租等方式非法獲取教育資源，維護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回歸教育本質，“教育即生活”，以人的全面健康可持續發展為本，切忌將教育異化，以犧牲孩子健康快樂為代價的教育不會是好的教育。切實將“雙減”政策轉化為深度均衡教育人力資本和健康人力資本、培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有效手段。其次，深化教學內容的改革。置身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和學習化社會之中，教學課程、教學內容、授課技巧等應與時俱進。應改變傳統的成績測評方式，革除不合理的教育考試方式，以新型課程觀引領教學改革；重點解決義務教育資源過度疊加、課程設置窄化單調、內涵缺失等問題；打破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生活的隔離，圍繞青少年成長的實際需要、圍繞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組織教學活動。同時，增強文化自信，增加中華文化內容教學改革，提升中國話語體系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制度化。③再次，形成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市場共同參與的綜合治理體系。國家是教育資源的整合者、分配者；學校秉持國家的教育理念，是教育資源最大的提供者；社會以公益為導向，市場以利益為導向，參與教育資源的生產分配；家庭和個人是教育資源的消費者乃至受益者，在選擇教育資源時注重工具理性。因此，國家和政府應整合吸納優質教育資源，通過“互聯網＋”等形式，為學校提供優質教育資源，切實提高教學質量；要利用市場的優配能力，鼓勵培訓機構以公益身份向農村發展、向西部發展，降低城鄉、地域、階層間的教育差距；要完善針對教育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保障，促進教育資源公平配置。在統籌與教育息息相關的各領域工作外，要在全社會營造有利于“雙減”的氛圍風尚，減輕家長的教育焦慮，尊重孩子的成長需求，引導家庭教育突破工具理性，重歸教育的真諦。

四、結束語

教育“雙減”后，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中產階層對教育新政策“暗中窺探、將信將疑”，面對應試與“雙減”雙重壓力，教師和管理者也形成“減負增效、減負不能減了教育質量等”慣性表達。如果仍以考試分數和升學率為核心指標評價教育質量，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市場之間的這場教育博弈，就仍然是“新瓶舊酒”，“雙減”政策就很難取得成效。在既有教育場域和教育生態框架下，長期形成的教育慣性思維不會輕易改變，教育創新改革與教育新模式、新文化、新價值的確立需要時間的浸潤滋養。可以判斷，“雙減”政策的深入實施，將對我國未來教育政策的改革完善乃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帶來一系列影響。對此，我們仍需持續關注并進行系統研究。

作者:楊金東 單位:云南大學 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