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成功的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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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發展健康服務業是新時期醫藥衛生領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集群化發展是符合健康服務行業特點的發展模式。文章通過對美國、英國、德國、丹麥、瑞典、意大利、迪拜等國家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進行歸納和總結，提出這些國家的經驗在地址選擇、核心服務、投資環境、集群特色、政府和中介組織作用、經濟和服務平衡以及質量和創新七個方面對我國的啟示。

【關鍵詞】

健康服務業；國際經驗；啟示

1研究背景和意義

健康服務業以維護和促進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為發展目標。2013年，《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40號）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健康服務業的要求。現階段我國健康服務業的發展大概可歸納為散在式發展和集群化發展兩種模式。1990年，美國哈佛商學院波特教授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服務業具有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地理群聚現象對于生產力和創新能力的意義逐漸得到重視。隨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服務業在各類行業中作用和地位的不斷提升，一些大型城市逐漸出現了服務業的集聚［1］。Illeris和Philippe以及洪銀興指出，由于生產和消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可分性，以及非物化、不可儲存性等特點，服務業比工業具有更強的空間聚集效應，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也較大［2-3］；Dipasquale和Wheaton、閻小培和姚一民等通過對美國波士頓和中國廣州市的服務業空間分布的考察，進一步證明了服務業具有較高的空間集聚的特性［4］。健康服務業是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服務業一樣具有空間聚集發展的特性。健康服務業的集群化運作將有利于區域內實現健康資源共享、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近年來，我國已經出現了個別發展集群化健康服務業的探索，例如，北京國際醫療服務區、上海國際醫學園區和新虹橋國際醫學園區等，目前這些集群基本處于籌劃和建設階段，更多健康服務業集群尚處于初步規劃當中。事實上，國際上已經存在一些發展較為成熟的健康服務集群，學習和借鑒國外相關的案例和經驗，有利于為國內相關行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同時規避潛在的問題。

2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的國際經驗

在國際范圍內，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的典型案例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各國的實踐過程中，既有運營成功的集群，也不乏運營失敗的案例。

2.1成功的案例及經驗

2.1.1在經濟發達的都市圈選址在國家范圍內，健康服務業集群的選址是最基礎和重要的步驟。從國際上看，很多國家將健康服務業集群選擇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都市圈內。例如，在美國，3/4以上的現代生物產業資源集中在波士頓、舊金山、費城、紐約等9個都市圈，這些都市圈所擁有的醫藥企業數量、獲得科研經費、風險投資水平以及相關商業活動都遠高于其他地區［5］。再如，在英國，僅倫敦市的生命科學產業集群就形成了龐大的規模，囊括了多家大型制藥公司、世界級研究機構、醫院和醫學院校、生命科學公司、生物醫學工程公司、臨床研究機構以及保健產業企業［6］。

2.1.2以醫療設施或科研院所為核心建設集群健康服務業集群化建設需要明確集群的核心或主體，在此基礎上擴展與之相關的服務業鏈條。縱觀國際上著名的醫學集群，大多選擇以醫療設施作為核心進行建設。例如，位于美國休斯頓的德克薩斯醫療中心（TheTexasMedicalCenter）以各類醫療設施群為建設核心，包括21家著名醫院、6家兒科護理醫院、8個專業護理設施、3所公共衛生機構、2所大學、3所醫學院、6所護士學校、2所藥學院、1所牙科學校、8家學術和研究機構以及13個支持機構（2012年）［7］。同樣位于美國的匹茲堡大學醫療中心（UPMC）作為一家大規模綜合型非盈利性醫療機構，將22家醫院、400個定點門診和醫生辦公室以及健康保險等相關機構聯合在一起，形成了以醫院為核心的集團化發展之路［8］。再如，位于英國倫敦的生命科學產業集群，主要依托牛津、劍橋兩所世界著名的大學而產生。他們不僅為集群發展提供了科學技術和人才，促進了技術的轉讓和產業化，更通過品牌力量吸引了眾多國內外的人才和資本［9］。

2.1.3提供寬松的投資發展環境投資環境主要是指優惠政策的增加以及限制政策的減少，寬松的投資發展環境能夠有效促進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例如，美國波士頓醫療服務業依靠政府的研發稅收減免政策促進了集群的創新和發展；英國的劍橋生物園依靠完善的投資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成為世界最尖端生物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之一；迪拜健康城擁有自由貿易區優惠政策，可以實現100%免稅、100%外國所有權、無公司稅、無所得稅、無關稅、無限制的資本、貿易壁壘和配額、競爭定價、診所租賃服務［7］。

2.1.4充分重視和利用教育資源隨著科技轉化速度的提升，產、學、研關系日益密切，教育資源已經成為健康服務集群發展的原動力。充分重視和利用教育資源對健康服務業管理或規劃意義重大，國際上依靠教育資源提升健康服務業集群發展的做法較為普遍。例如，美國波士頓地區依靠豐富的教育科研資源，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懷特希德生物醫學研究所、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吸引和聚集了世界頂級的科研人才和企業，使波士頓成為著名的“醫療圣地”。再如，英國倫敦生命科學產業集群充分利用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兩所著名高校以及英國醫療研究委員會（MRC）、巴布拉漢姆機構（BabrahamInstitute）和維康基金會（WellcomeTrust）等研究機構資源，成為倫敦生命科學產業集群發展和壯大的重要前提［9］。

2.1.5重視政府和中介組織的作用政府擁有規劃和政策制定的權利，在任何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都是決定性的影響因素。例如，美國的北卡萊羅納、紐約等多個州和地區把發展生物技術產業集群作為重要的發展戰略，有效地推動了這些地區相關產業集群的發展［10］。英國政府通過成立12個地區發展委員會幫助集群尖端生物技術研發，助力劍橋生物園的發展壯大［11］。而在德國，政府主張僅對在市場競爭中表現出色的健康服務集群進行支持，因此，更多的集群發展相對緩慢。行之有效的中介組織則能夠在健康服務集群的發展中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例如，休斯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就是由基金會發起的，丹麥—瑞典生物谷學會對生物谷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波士頓醫療生物產業集群的發展過程中，生物技術工業組織（BIO）以及馬薩諸塞州生物技術委員會等中介機構在協調企業、政府和公共教育部門之間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2］。

2.1.6經濟發展與社會服務實現雙贏健康服務業具有產業和福利事業的雙重屬性，不同的發展思路將導致不同的側重點。國際經驗提示，很多健康服務業集群的發展最初都是起源于對健康服務的需求，而在發展過程中則逐漸過渡到對健康服務業兩種屬性的均衡發展。例如，美國休斯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最初建設的目的是服務于本地居民的醫療需求，在形成一定的集聚效應后形成產業集群，成為城市的重要經濟支柱和就業支撐，而健康服務產業也是波士頓的第一支柱產業。再如，迪拜健康城提出的初始目的也是為中東地區居民提供高質量健康服務，同時強調健康服務業對城市的經濟貢獻。國際上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在經濟發達的都市圈選址，包括美國波士頓、舊金山、費城、紐約都市圈的現代生物產業和英國倫敦市生命科學產業集群都是如此；以醫療設施或科研院所為核心，包括美國休斯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匹茲堡大學醫療中心和英國倫敦生命科學產業集群；寬松的投資發展環境，包括美國波士頓醫療服務業集群、英國劍橋生物園和迪拜健康城；重視和利用教育資源，包括美國波士頓醫療圣地；重視政府作用，包括美國北卡萊羅納、紐約等地生物技術產業集群和英國劍橋生物園；重視中介組織的作用，包括丹麥—瑞典生物谷學會、美國休斯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基金會、波士頓生物技術工業組織、馬薩諸塞州生物技術委員會；經濟發展與社會服務雙贏，包括美國休斯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和迪拜健康城。

2.2失敗的案例及教訓意大利倫巴迪（Lombady）地區的生物醫藥集群是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的失敗案例。倫巴迪地區是意大利生命科學研發最為集中的地區，是化學和制藥工業的主體所在，建立了若干科學集群來促進生物醫藥集群的形成和發展。此外，米蘭是意大利主要的金融中心。倫巴迪地區在產業基礎、研究力量、融資渠道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發展基礎和優勢，但最終該地區卻未能成功建立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倫巴迪地區失敗的原因及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的教訓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2.2.1創新能力不足對于以生物科學為核心的發展集群，創新能力是保證集群發展的最關鍵要素。倫巴迪地區的創新性企業總量偏少，創新水平較低，技術鏈條不完整，對集群發展的促進作用非常有限。

2.2.2政府支持力度不夠來自國家和當地政府的支持是健康服務業集群發展的重要保障，可以為集群開拓發展空間，拓展資金供給渠道，減少發展障礙。倫巴迪地區的基因研究雖然一度在世界上占據領先水平，但由于政府的忽視導致集群發展資金短缺，嚴重阻礙了集群的進一步發展。

2.2.3產、學、研聯動程度偏低產、學、研的深度聯合有助于人才的培養與利用以及研究成果的快速轉化，對于健康服務業集群的發展至關重要。倫巴迪地區的產、學、研聯系很弱，組織機構和制度方面存在明顯缺陷，不利于適宜人才的培養和研究成果的轉化，這更加加重了創新能力不足導致的種種問題。此外，德國大部分發展緩慢的健康服務集群也是國際上失敗的案例，造成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3對我國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的啟示

從我國健康服務業近年來發展的總體情況來看，存在著企業數量多、規模偏小、創新能力不足、集中程度較低、服務質量欠佳、相關政策不完備等問題［13］，這些問題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發展健康服務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有很多共同之處。本研究總結出國際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經驗對我國的啟示，以期對衛生行政部門制定相關政策、規劃以及相關企業制定發展戰略有所裨益。

3.1選址注重經濟發展水平因素的影響健康服務業覆蓋面廣、產業鏈長的特性對產業整體發展的規模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一般情況下，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比欠發達地區具有更多種類、更大規模的健康服務產業基礎，醫藥相關的高校、科研院所等較為密集，金融、投資體系相對完備，中介組織和機構相對發達，勞動力市場相對健全，用人機制也相對靈活，更加適合健康服務業的規模化、集群化發展。

3.2強化以醫療服務為核心的多元化發展從休斯頓德克薩斯醫療中心和迪拜健康城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健康服務業集群提供的醫療服務是多層次、多元化的，既可以將高端服務作為特色，也可以側重發展基礎性健康服務。集群需要提供種類盡可能多的健康服務，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保持規模效應，擴大影響力。但同時，也必須要有若干一流、有特色的健康服務，以保持集群的不可替代性。

3.3營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發展環境健康服務業發展具有投資規模大、周期長、風險高的特征，需要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國內外的資金參與建設。投資軟環境是目前制約中國健康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改善地方的投資環境，對發展健康服務業至關重要。

3.4注重醫、教、研一體化和健康服務集群特色的培養發展應結合當地的地區特點和產業優勢培養健康服務集群的特色。國際上大部分成功集群的建設都與大學、研究機構直接相關，并注重研發和技術轉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醫學教育和研究資源較為豐富，醫藥科學、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等也都在全國領先，建議其在集群建設時，強化與本地醫學院校、研究機構、優勢產業的聯合互動，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形成每個健康服務業集群的特色。

3.5強化政府和中介組織的作用國際經驗證明，在健康服務業集群形成過程中政府作用非常重要，特別是在建設初期，政府的引導可以大大提高產業集聚的發展速度和效率。但是政府的參與是有邊界的，單純依賴政府扶持形成的產業集群往往很難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政府在推進健康服務業集群化發展過程中應嚴格限定政府職責范圍，有所為有所不為，以營造正常氛圍為主，為好的項目牽線搭橋，對部分前瞻性的科研項目予以扶持，但不干預市場，重視引導和培育集群自我發展能力，在市場競爭中形成集群核心競爭力。類似的，行為高效、組織有力的中介組織在健康服務業集群的發展過程中也將起到調節各企業關聯、催化集群總體效率和產出的作用，我國應在這方面增加重視程度。

3.6強調經濟增長與社會服務的平衡發展健康服務業具有社會事業和國民產業的雙重屬性，一直以來，我國相對偏向于將健康服務業尤其是醫療服務業作為社會事業來發展。隨著經濟形勢和社會觀念的轉變，應在保障健康服務業社會事業屬性的同時，強調其產業發展功能。事實上，隨著健康服務業規模的擴大、相關產業鏈條的完善以及規模經濟效應的顯現，作為產業能夠為企業自身帶來更多經濟利益的同時，也為社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為居民帶來更多健康改善的可能，這種良性循環正是健康服務業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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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服務業集群；限制因子；集群策動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1BGL039）

中圖分類號：F406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9月6日

引言

科技服務業是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外的大量實踐證明，科技服務業集群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和加快科技服務業集群建設是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鑒于成功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示范效應，許多地區將科技服務業集群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各級政府相繼出臺了促進科技服務業集群發展的相關政策，大力培育、扶持大學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園等多種形式的科技服務業集群。但是，由于對科技服務業集群需要的生態環境缺乏全面了解，一些地方政府或者簡單的通過規劃產業用地的行政手段，將企業集中在一起，或者不顧本地區實情，一味追求先進的產業或技術，甚至照搬其他地區的模式，人工創造集群。大量的調查研究表明，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產生和發展需要有必要的基礎和前提，人工創造集群往往是不成功的。許多國家的政府明確申明，他們的集群政策支持的目標是現有的或胚胎階段的集群，而不是人為的創造集群。要想在某一特定的區域內培育科技服務業集群，就必須遵循區域產業集群的生長機制和發展規律，營造其相應的產業生態位和環境空間，充分調動和發揮其自組織機制的作用，否則將事與愿違。本文借鑒生態學理論，把科技服務業集群作為生態位的基本單元，分析了影響科技服務業集群限制因子，在此基礎上，提出科技服務業集群策動的主要途徑，為政府培育集群提供決策依據。

一、科技服務業集群與生態學

（一）科技服務業與科技服務業集群的內涵。科技服務業既不同于提供可編碼化產品的制造業，也不同于技術含量不高的普通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具有高度的交互性、高度的創新性、從業人員高度專業化、高度依賴新技術的產業特征。結合科技服務業的產業特征，可以從服務手段和服務對象兩個維度對科技服務業進行界定：科技服務業是指運用新興技術與專業知識，為科學技術的產生、應用與擴散提供智力服務，具有較明顯的客戶互動特征的新興產業。科技服務業的服務手段是新興技術和專業知識，服務對象是科學技術的產生、應用與擴散，產業特征是具有較明顯的客戶互動性。科技服務業集群就是指科技服務企業及其關聯機構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體。

（二）將生態學引入科技服務業集群研究的可行性。將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借鑒到經濟管理領域，用以研究經濟系統中各種形態主體的特征及其運行規律，是經濟學、管理學、生態學多學科交叉的結果。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都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從生態學角度看，產業集群的本質是同一類企業之間的合作共生，相關配套服務企業共同形成的不同類型的企業之間的合作共生。產業集群的組織機制類似于生物的群聚機制，因而將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借鑒到經濟、管理領域進行研究是可行的，并且已經得到了相關研究的證實。

二、科技服務業集群限制因子分析

（一）科技服務業集群限制因子定義。與生物種群類似，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生存與發展必須從環境中獲得各種必需的資源，并受到生態因子的影響。科技服務業集群生態因子影響著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生存與發展，是支配科技服務業集群行為的主要力量，是科技服務業集群生存和演化的關鍵環境要素。根據生態學理論，科技服務業集群與環境的關系中同樣存在著“限制因子定律”。限制因子是在結合最小因子定律和耐受性定律的基礎上的綜合概念，其基本思想是指當生態因子接近或超過某種生物的耐受性極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長、繁殖、擴散或分部時，這些因子就稱為限制因子。科技服務業集群限制因子是科技服務業集群自身發展的瓶頸，緩解限制因子的約束可以增強科技服務業集群的設立率。政府在集群策動過程中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提供科技服務業集群設立所需要資源，特別是要分析、識別、滿足限制因子，提高科技服務業集群的設立率。

（二）科技服務業集群限制因子的識別。根據波特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鉆石模型，影響區域產業集群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有四個方面：（1）生產要素條件；（2）需求條件；（3）相關的與支持性的產業；（4）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對手。此外，波特還強調偶然性機遇和政府行為因素對上述四個要素產生的重要影響。科技服務業集群的功能是促進新技術的開發、促進知識流動、改變了創新的方式以及增強創新的組合，不同于提供可編碼化產品的制造業集群，表現出與制造業集群不同的對資源的需求。因此，要從科技服務業產業特征和在區域創新系統中的功能角度，注重與制造業的區別，才能有效識別制約科技服務業集群生存與發展的限制因子。

1、市場需求。傳統制造業集群可以理解為企業的集聚是為了中間產品的空間集中，企業通過專業的、規模化的生產，共享外部經濟性，其產業價值鏈表現為物流的供應鏈。而科技服務業集群的服務產品的不可分性，即服務的生產和消費與交易同時進行這一特點，使得科技服務業必須在客戶需求較大的區域聚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科技服務業的產生和發展就是建立在成本優勢技術上的專業化分工的深化以及企業外包活動的發展，對相關的支持性產業的要求更高。相關的支持性產業提供了對咨詢、設計、研發、軟件業、培訓等方面的市場需求，是引發科技服務業集群成功設立的催化劑，促進了集聚核的形成，催生了科技服務業集群。

2、創新環境。科技服務業是創新的推動者、創新的載體和創新的來源，其高度創新性決定了科技服務業集群與制造業集群相比對區域內創新環境的要求更高。創新環境是指區域內主要的行為主體（結點）通過相互之間的協同作用和集體學習過程而建立非正式的復雜社會關系。創新環境是自主創新系統存在與演化的必要條件和土壤，穩定健康的運行環境有利于推動自主創新的實施和發展。對科技服務業集群而言，創新環境不僅要求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方便的交通條件，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環境、制度環境和學習環境。區域的社會文化環境主要包括區域內居民的風俗習慣，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質，主流的價值觀念、社會風氣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等內容。它直接影響著人們是否有追求創新的熱情，人與人之間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關系，具體包括：行為主體的創新精神、彼此信任的協作關系、開放的思想交流氛圍。區域的制度環境主要包括區域內的政策法規、管理體制、法律制度、市場機制等和創新活動有關的制度。區域的協作創新是很多行為主體通過相互協作而創造（生產）技術的過程，是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其中學習構成了獲得創新所需知識的有效途徑，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區域創新環境網絡中，行為主體學習交流得越頻繁，創新能力就越強。

3、高素質人力資本。在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本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力資本從不同角度影響科技服務業集群的創新。影響科技服務業集群健康發展的人力資本主要包括企業家人力資本和專業型人力資本。企業家人力資本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在科技服務業出現初期，由具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抓住市場機遇，整合各類資源，進行“種子企業”的初創，然后通過企業之間的示范效應、技術擴散和資本積累，衍生出更多的相似企業和支撐企業，形成在區域中相對集聚的產業形態，構建出科技服務業集群的架構。專業性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是建立在科技服務業產業特征的基礎上，科技服務業是高技術、高人力資本、高附加值的產業，其服務過程就是以智力為資本，為客戶診斷問題、尋找解決方案、參與問題解決。這就要求在服務過程中，需要具有比較完整的知識結構和應用、傳播專業的能力的高素質人才來進行規劃、整合、控制、評估等工作。如果說企業家人力資本導致了科技服務業企業的出現，那么專業型人力資本影響著企業服務的效果和效率，是科技服務業集群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支撐力量。

三、科技服務業集群策動路徑研究

國內外許多成功的科技服務業集群的設立是由政府發起的，如印度的班內加爾軟件園、中國的中關村軟件園等，政府在科技服務業集群設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策動作用。政府在科技服務業集群設立過程中的策動作用體現在分析、識別科技服務業集群生態位限制因子，并采取措施，使限制因子達到集群所需要的閾值，促使科技服務業集群在區域內生存、發展。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提出策動路徑如圖1所示。（圖1）

（一）分析市場需求。科技服務業集群為科學技術的產生、應用與擴散提供智力服務，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區域內的相關產業，相關產業對知識的需求構成了科技服務業集群的市場生態位，新的科技服務業集群設立的前提條件是對富余市場生態位的進入或對已飽和市場生態位的入侵。在科技服務業集群設立初期，要識別市場生態位，首先需要分析科技服務業集群相關產業的發展前景、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對科學技術的需求情況；其次還要分析科技服務業集群發展的機遇，新技術的選擇和新設計的應用、政策的調整、消費偏好的改變會引致新市場生態位的形成，政府要注重這三種特殊類型的環境變革，加強謀劃和引導，為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發展提供充足的營養。

（二）打造集聚核。早期的科技服務業機構大都是由政府發起成立的，有的甚至就是政府職能部門演變而來，如生產力促進中心、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工程技術中心等，政府主導是產業集群初期的最大特征。政府在保證有市場需求的前提下，應著重促進集聚核的形成，引進、打造具有影響力的科技服務業機構，保證集聚核的吸引力。

（三）培育創新環境。培育創新環境，首先是區域創新行為主體互動網絡關系的構建，建立科技服務業之間的橫向聯系，建立沿著價值鏈的不同部分的科技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縱向聯系以及制造業之間的網絡聯系；其次是要從社會文化環境、制度環境和學習環境三個方面重點營造科技服務業集群發展的創新環境，建立鼓勵支持創新的政策、法規，提倡創新的社會文化和互利互信、風險共享的商業文化，規范完善的人才市場，開放的教育科研系統以及完善的社會中介服務體系等。

（四）培育高素質人力資本。政府要從企業家人力資本和專業型人力資本兩個方面培育高素質人力資本。在培育企業家人力資本方面，要在全社會建立容忍失敗和鼓勵創新的文化氛圍和規則，鼓勵企業家脫穎而出；為吸引大型研發機構、檢測中心落戶本地，政府要對科技服務業機構的設立提供支持及配套措施，在稅收、用地、住房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建立穩定、連續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為企業家提供理性的預期，保護企業家創新的積極性。在培育專業型人力資本方面，政府應該強化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便利的交通設施、舒適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良好的交流場所，促進專業型人力資源的發展，留住科技服務業中的優秀人才。

四、結語

科技服務業集群的產生和發展必須建立在滿足限制因子的基礎上，本文借鑒生態學理論，分析出市場需求、創新環境、人力資本是制約科技服務業集群設計的限制因子，并從政府層面給出科技服務業集群策動的建議，對政府提高科技服務業集群設立成功率提供借鑒。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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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江，朱海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功能論：集群創新過程視角[J].科學學研究，2006.3.

[7]趙晶媛.區域知識管理的若干問題及北京研發中心的成長[D].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06.

篇3

摘 要：進入21 世紀以來，海洋經濟被各國政府提到重要議題。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是新世紀拓展國家和區域經濟發展空間的迫切需要。企業家在這場海洋經濟競爭中擔當了主要角色。按照我國對企業的產業分類，船舶工業是海洋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中圖分類號：F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8-0013-01

一、船舶制造企業的發展戰略和選址戰略

作為海洋經濟中的船舶制造業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雖然美國的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給海洋運輸業帶來巨大沖擊，也影響了船舶訂單，但是企業家們如果從戰略的角度分析，在中國經營和發展船舶制造企業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可以達成以下幾點戰略共識：第一、全球貿易一體化過程中，雖然貿易額有波動，但是總體是蓬勃向上發展，作為海上交通工具的船舶制造業也必將隨之發展。第二、更低能耗、更高速度的高附加值的各種類型船舶都會不同程度地發展，它們都需要懂得更高技術的專業人才。第三、面向全球客戶服務的船舶公司需要高級的經營和管理人才保持并發展公司的競爭力。第四、船舶集團會兼并收購相對弱小的集團。第五、只有在中國船舶制造行業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在世界船舶行業中生存和發展。

船舶制造企業的戰略趨勢明確之后，具體的企業選址問題就擺在企業家面前。企業家給自己的企業選址涉及兩大方面：一個是企業外部環境要素，如宏觀經濟要素和產業環境要素，另一個是企業內部要素。對于具體的企業來講，要考慮該地址土地供應是否充足、是否接近原料供應地、是否能源充足廉價、是否交通方便、是否有充足的人力資源等等。本文提出該地區的城鎮化政策是否具有長期競爭性也是企業家考慮選址的一個關鍵因素。

二、中國沿海城鎮化建設中的政策分析

出于中國體制特點，中國城鎮化機制被高度概括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基本模式。中國沿海各城鎮在建設過程中都在制定相關的政策，其中海洋經濟政策尤為突出，船舶制造業政策也作為海洋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被放到顯著位置。

本文課題組成員經過調查發現船舶制造業的地址主要沿海沿江沿湖發展，而且規模越大的企業沿海發展趨勢是必然的。本文調查了沿海各個省市關于發展海洋經濟的相關政策，得出以下一些分析和預測的成果：本課題組預測遼寧省將來海洋經濟產業支柱可能為海洋漁業、海洋旅游、海洋交通。河北省將來可能為海洋旅游業、海洋運輸業、臨港工業。北京市將來會是海洋油氣開采業、海洋科技服務業、海洋教育服務業三大支柱，其中后兩項產業對全國的海洋產業有著重大的影響。天津市將來可能為濱海旅游業、臨港工業、海水利用業。山東省將來可能為濱海旅游、海洋運輸、海洋科技服務業。江蘇省將來可能為海洋船舶制造、海洋運輸、臨港工業。上海市將來可能為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金融服務業、海洋貿易服務業、海洋科技服務業。浙江省目前的海洋經濟產業支柱為海洋交通運輸、海洋船舶制造、臨港工業，將來這三大產業還將繼續鞏固和保持下去。福建省將來可能為海洋交通運輸、海洋漁業、臨港工業。廣東省將來可能為濱海旅游、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油氣業。廣西省將來可能為海洋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臨港工業。海南省目前的海洋經濟產業支柱為海洋漁業、濱海旅游業、海洋交通運輸業，將來依然可能為海洋旅游業、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

三、城鎮化建設戰略與企業戰略的互動影響

在城鎮化建設大潮下，不但中國的不少城市在跨越式建設中被相關媒體曝光為“鬼城”、“死區”、“空港”，而且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像“底特律市”局部中心街道為“死城”的現象。這些現象讓本文思考“城鎮化建設戰略和企業戰略的相互影響是什么？”這個問題。

在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前，很多成功的企業家未必能繼續劈波斬浪，究其根本在于企業家精神及戰略定位。在考察國際上的跨國公司的背景，我們看到西方公司從1600 年起發展海洋貿易，積累和傳承了幾百年，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短短35 年，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才剛剛被社會認可。當第一代企業家白發上鬢、第二代企業家接班轉型升級的時候，如何面對新的海洋經濟和城鎮化兩大機遇，如何戰略定位，都是迫切需要探討和解決的問題。根據本文前面的政策分析，很多省市和地區是不適合現代船舶制造企業戰略選址的。而適合選址的若干個地區依然在城鎮化建設戰略中可以差異化發展，但是“自上而下”的模式似乎正在接受各種挑戰，例如大連長興島。“自下而上”的模式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從企業戰略的角度看，企業家勢必更加關注“自下而上”模式中的產業鏈集聚、創新、發展三大因素。

基金項目：浙江臺州市社科聯2014 年課題（14YB04）階段性研究成果。

篇4

摘要：當前全球服務外包發展日益迅速。在服務業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而服務外包成為繼制造業外包之后的新一輪產品內分工的重點內容的國際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國際分工的好處，就必須以積極的姿態迎接服務業國際轉移和發展服務外包。對于中國來說，中國要以比承接制造業外包更加積極、快速、堅決的態度來承接服務外包，抓住經濟發展的新機遇。我國政府要特別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制定國家級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服務業、制定戰略性承接策略、完善各種評價體系、大力培育本土品牌、完善知識產權環境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

關鍵詞：服務外包戰略

伴隨著制造業的國際轉移，很多為制造業服務的一些服務業價值鏈也跟著轉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度不斷加深，制造業國際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對服務業的轉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滿足制造業的要求以及提升服務業本身的國際競爭力，服務業價值鏈也開始走向了大規模的轉移，走向了專業化的道路，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有關數據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FDI總額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務業，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務業約占2/3，2005年服務業在全球FDI總存量中占60％，與此同時，制造業所占比例從1990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30％；目前，全球1,000強企業中有95％制訂了服務外包戰略(胡景巖，2007)。可見，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正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將不斷擴大，服務外包將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和全球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國際分工的好處，就必須以積極的姿態迎接服務業國際轉移和發展服務外包。對于中國來說，中國要以比承接制造業外包更加積極、快速、堅決的態度來承接服務外包，進而抓住經濟發展的新機遇。各級政府和其他社會各界要特別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制定國家級發展戰略

服務業是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我國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就必須借鑒我國承接制造業外包的成功經驗，從國家層面上制定發展服務外包的戰略。從我國承接制造業外包的歷程來看，1978年我國明確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的國策，1992年進一步明確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貿政策和外資政策的變遷都是圍繞加快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積極利用外資、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等目標展開的。總的來看，國家層面制定的各種戰略政策是我國承接制造業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國也應該根據對服務業轉移的趨勢進行深入研究，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基本國情以及比較優勢，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發展服務外包的戰略，有重點、有選擇地承接服務外包業務。根據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發展服務外包不能遍地開花，應該有選擇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務外包的重點地區，不同的省市發展不同的業務，使不同的省市成為我國各類服務外包的集聚地，這樣就可以從源頭上避免地區問的無序競爭，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整體競爭力。

2、大力發展服務業

服務貿易發展滯后是影響我國服務外包發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務貿易的發展滯后又是由于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滯后。從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現實來看，1991服務業產出占GDP的比重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僅增加了6個百分點，發展速度較慢且明顯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所以說，我國要想發展服務外包，就必須發展服務業，服務業是承接服務外包的產業基礎。另外，服務業發展比較滯后，效率比較低下，成為制約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有關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一項調研表明：服務業發展滯后已成為影響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分銷、物流、融資和其他生產業發展明顯滯后，成為影響其在中國投資企業競爭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這也要求我國盡快發展服務業(江小涓，2004)。

3、制定戰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戰略。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經驗比較缺乏，起步比較晚，因此，在服務外包市場上，我國在承接戰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業外包一樣，服務外包一級承包商在獲得一級發包商提供的發包合同后，可能把有關業務進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級廠商發包，形成二級甚至更多層次的外包關系。因此，中國內資企業可以選擇從二級或三級承包商做起，這樣比較容易以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場。少部分實力比較雄厚、國際競爭力比較強的企業也應該主動地與一級發包商接洽，直接以較高的起點融入國際市場。

(2)承接國別戰略。目前，在開拓歐美外包市場的進程中，我國企業存在著一定的弱勢，例如，既懂專業技術又精通外語的綜合性人才較少，缺乏完善的銷售渠道和營銷網絡，美歐的市場已經被印度、菲律賓、愛爾蘭和捷克所占領，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國的選擇上，我國應該以開拓亞太地區市場為主，充分發揮與日本、韓國、臺灣以及鄰近的其他新型工業化經濟體在地理上鄰近、文化上相通、經濟上頻繁往來以及中國有200萬會講日語和韓語的語言人才的優勢，積極承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服務外包業務。另外，還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發揮各自在服務外包方面的優勢，在和印度的合作過程中學習印度的先進經驗，推動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業務發展。

(3)承接領域戰略。在承接外包領域的選擇上，要充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優勢。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世界加工廠，但是，中國要想留住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制造企業，進而吸引其將更高端制造環節轉移到國內，就必須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發達的生產外包。這就為我國采用生產外包模式發展服務外包創造了巨大的空間，因此，我國在承接服務外包時要特別重視生產外包的承接。除了模具設計、軟件設計、工程設計、服裝設計、動漫設計、玩具設計、印刷包裝設計、廣告設計等業務，生產外包的業務還包括供應鏈與物流、裝備制造業融資性租賃、第三方品質檢驗、第三方產品測試、產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設計加工制造)等項目。這些項目應該是我國承接的重點。目前，與國際相比，我國的生產外包差距仍然較大。在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70％，生產外包占服務業的70％。而我國的服務業增加值在2006年才剛剛突破40％(何駿，2008)。可見，以我國強大的制造業為基礎，我國承接生產外包具有十分巨大的潛力。

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外包更重視質量，因此，發包商在進行發包時，更重視承接企業、行業或國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馬來西亞共享服務和外包產業的蓬勃發展就是得益于多媒體超級走廊品牌。由于這個獨一無二的走廊，馬來西亞繼續吸引著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術企業將其業務落地在多媒體超級走廊，從事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并以此作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國公司、外商獨資和馬來西亞的國內企業已達900多家。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優勢因素極為明顯，但是，中國的最大問題在于缺乏服務外包的品牌企業。中國企業沒有品牌效應，這種現狀讓中國企業在與國際同行競爭時處于不利的地位，嚴重影響了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速度和數量。因此，我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聯合起來，承擔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業和產業的重任。

5、完善知識產權環境

與制造業外包相比，服務業外包對知識產權具有較大的依賴性，因此，歐美發包商在選擇承包商時，對于東道國的管理水平、商務和法律的國際規范有著很高的要求，歐美商家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尤其關注。因此，我國應該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大規模承接服務外包營造良好的環境。從現實來看，發包商主要關心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和信息安全、企業知識產權的管理、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支持等問題，因此，在企業層面上，我國企業應尊重國外的知識產權，知法、守法，在政府層面上，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宣傳，加大對違反知識產權的懲罰力度，加快發展外包產業發展所需的知識產權高端中介服務，推行外包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標準認證，為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知識產權環境。

6、實施走出去戰略

在承接服務外包方面，相比印度、墨西哥、愛爾蘭等國家，我國是一個后來者。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絕大部分國家都意識到了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各個國家對外開放的速度越來越快、程度都越來越深，國際服務外包市場的競爭比制造業外包市場的競爭要激烈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脫穎而出，我國發展服務外包就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大力完善國內相關環境，積極吸引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內“被動”承接服務外包；另一方面是要大膽地走出去，特別是一些規模實力較強的服務外包企業應該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動”開拓國際市場。只有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動開拓國際市場，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后來者居上。因為部分服務外包企業在境外設立研究開發、市場營銷及服務機構，可以更加貼近發包市場，可以為客戶量身定做符合其商業習慣并能適應中國市場特殊要求的解決方案。

7、完善各種評價體系

我國在承接制造業外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國不能完全以承接制造業外包的經驗來發展服務業外包。因為制造業外包和服務業外包對承接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具有較大的差異。例如：(1)從投資規模來看，服務業外包是基于人力資源的產業，投資規模遠小于制造業，制造業的投資額規模可以達到數十億投資，而對服務外包業來說，幾千萬的項目就很大了，這樣單位面積土地的投資強度根本無法和制造業比較。(2)從進出口規模來看，服務業外包基本沒有進口，雖然幾乎所有的出口額都是凈增加值，但是，項目帶來的名義貿易額卻無法與制造業相比。(3)承接制造業對國家政府、當地政府的要求主要是稅收、地價等方面的，而承接服務外包對政府的服務意識要求特別高。幾千年來形成的官本位制，使得中國政府很難做到向“承包商滿足發包商各種要求”來滿足當地企業的各種要求(曲玲年，2008)。

上述與我國多年來形成的招商評價體系(重視規模)、政績評價體系(重視規模)、地區經濟發展體系(重視規模)、文化傳統(官本位)等評價體系不符。發展服務業，承接服務外包將改變許多已經形成的規則和標準，要求政府轉變思維和服務意識。這些問題不解決，不利于我國發展服務業和承接服務外包。因此，我國應該立足于服務業的自身特點，考慮服務外包對經濟發展的實際帶動作用，制定承接服務業的評價體系，完善政績評價體系和地區經濟發展體系，使這些體系從重視名義規模、重視名義作用向重視質量、重視實際作用轉變。

8、充分發揮西部地區的優勢

長期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在發展制造業方面缺乏總體優勢，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劣勢而造成的運輸成本過高所形成的壁壘，由于運輸成本的存在，制造業外商投資在中西部較少，制造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困難較多、轉移的速度較慢、轉移的量較少。這就是經濟差距長期存在、各種經濟政策效果不明顯的原因。目前，我國政府面臨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間經濟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嚴峻挑戰，而國際服務業轉移(承接服務外包)為我國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

與制造業特別重視交通運輸等硬件要素相比，服務業發包方更加注重承包方的軟件要素，例如，發包方看重的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法律完善程度、網絡設施建設、品牌和信譽、生產成本、知識產權保護、行業成熟度、人才素質及人力資源儲備、組織與管理、教育科研水平、文化的兼容等。可見，這些要素與制造業等領域的要求有明顯的差異。也正是由于這些要素的差異性，以及服務業外包特別是軟件外包采用跨境提供的方式、利用互聯網提供服務的特點，使中西部城市特別是西安、成都、重慶等中心城市，可以充分規避由于地理劣勢而造成的運輸成本過高所形成的壁壘(王迎新，2008)。

篇5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國際分工的好處，就必須以積極的姿態迎接服務業國際轉移和發展服務外包。對于中國來說，中國要以比承接制造業外包更加積極、快速、堅決的態度來承接服務外包，進而抓住經濟發展的新機遇。各級政府和其他社會各界要特別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制定國家級發展戰略

服務業是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我國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就必須借鑒我國承接制造業外包的成功經驗，從國家層面上制定發展服務外包的戰略。從我國承接制造業外包的歷程來看，1978年我國明確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的國策，1992年進一步明確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貿政策和外資政策的變遷都是圍繞加快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積極利用外資、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等目標展開的。總的來看，國家層面制定的各種戰略政策是我國承接制造業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國也應該根據對服務業轉移的趨勢進行深入研究，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基本國情以及比較優勢，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發展服務外包的戰略，有重點、有選擇地承接服務外包業務。根據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發展服務外包不能遍地開花，應該有選擇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務外包的重點地區，不同的省市發展不同的業務，使不同的省市成為我國各類服務外包的集聚地，這樣就可以從源頭上避免地區問的無序競爭，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整體競爭力。

2、大力發展服務業

服務貿易發展滯后是影響我國服務外包發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務貿易的發展滯后又是由于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滯后。從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現實來看，1991服務業產出占GDP的比重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僅增加了6個百分點，發展速度較慢且明顯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所以說，我國要想發展服務外包，就必須發展服務業，服務業是承接服務外包的產業基礎。另外，服務業發展比較滯后，效率比較低下，成為制約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有關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一項調研表明：服務業發展滯后已成為影響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分銷、物流、融資和其他生產業發展明顯滯后，成為影響其在中國投資企業競爭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這也要求我國盡快發展服務業(江小涓，2004)。

3、制定戰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戰略。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經驗比較缺乏，起步比較晚，因此，在服務外包市場上，我國在承接戰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業外包一樣，服務外包一級承包商在獲得一級發包商提供的發包合同后，可能把有關業務進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級廠商發包，形成二級甚至更多層次的外包關系。因此，中國內資企業可以選擇從二級或三級承包商做起，這樣比較容易以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場。少部分實力比較雄厚、國際競爭力比較強的企業也應該主動地與一級發包商接洽，直接以較高的起點融入國際市場。

(2)承接國別戰略。目前，在開拓歐美外包市場的進程中，我國企業存在著一定的弱勢，例如，既懂專業技術又精通外語的綜合性人才較少，缺乏完善的銷售渠道和營銷網絡，美歐的市場已經被印度、菲律賓、愛爾蘭和捷克所占領，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國的選擇上，我國應該以開拓亞太地區市場為主，充分發揮與日本、韓國、臺灣以及鄰近的其他新型工業化經濟體在地理上鄰近、文化上相通、經濟上頻繁往來以及中國有200萬會講日語和韓語的語言人才的優勢，積極承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服務外包業務。另外，還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發揮各自在服務外包方面的優勢，在和印度的合作過程中學習印度的先進經驗，推動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業務發展。

(3)承接領域戰略。在承接外包領域的選擇上，要充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優勢。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世界加工廠，但是，中國要想留住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制造企業，進而吸引其將更高端制造環節轉移到國內，就必須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發達的生產外包。這就為我國采用生產外包模式發展服務外包創造了巨大的空間，因此，我國在承接服務外包時要特別重視生產外包的承接。除了模具設計、軟件設計、工程設計、服裝設計、動漫設計、玩具設計、印刷包裝設計、廣告設計等業務，生產外包的業務還包括供應鏈與物流、裝備制造業融資性租賃、第三方品質檢驗、第三方產品測試、產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設計加工制造)等項目。這些項目應該是我國承接的重點。目前，與國際相比，我國的生產外包差距仍然較大。在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70％，生產外包占服務業的70％。而我國的服務業增加值在2006年才剛剛突破40％(何駿，2008)。可見，以我國強大的制造業為基礎，我國承接生產外包具有十分巨大的潛力。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外包更重視質量，因此，發包商在進行發包時，更重視承接企業、行業或國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馬來西亞共享服務和外包產業的蓬勃發展就是得益于多媒體超級走廊品牌。由于這個獨一無二的走廊，馬來西亞繼續吸引著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術企業將其業務落地在多媒體超級走廊，從事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并以此作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國公司、外商獨資和馬來西亞的國內企業已達900多家。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優勢因素極為明顯，但是，中國的最大問題在于缺乏服務外包的品牌企業。中國企業沒有品牌效應，這種現狀讓中國企業在與國際同行競爭時處于不利的地位，嚴重影響了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速度和數量。因此，我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聯合起來，承擔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業和產業的重任。

5、完善知識產權環境

與制造業外包相比，服務業外包對知識產權具有較大的依賴性，因此，歐美發包商在選擇承包商時，對于東道國的管理水平、商務和法律的國際規范有著很高的要求，歐美商家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尤其關注。因此，我國應該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大規模承接服務外包營造良好的環境。從現實來看，發包商主要關心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和信息安全、企業知識產權的管理、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支持等問題，因此，在企業層面上，我國企業應尊重國外的知識產權，知法、守法，在政府層面上，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宣傳，加大對違反知識產權的懲罰力度，加快發展外包產業發展所需的知識產權高端中介服務，推行外包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標準認證，為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知識產權環境。

6、實施走出去戰略

在承接服務外包方面，相比印度、墨西哥、愛爾蘭等國家，我國是一個后來者。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絕大部分國家都意識到了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各個國家對外開放的速度越來越快、程度都越來越深，國際服務外包市場的競爭比制造業外包市場的競爭要激烈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脫穎而出，我國發展服務外包就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大力完善國內相關環境，積極吸引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內“被動”承接服務外包；另一方面是要大膽地走出去，特別是一些規模實力較強的服務外包企業應該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動”開拓國際市場。只有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動開拓國際市場，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后來者居上。因為部分服務外包企業在境外設立研究開發、市場營銷及服務機構，可以更加貼近發包市場，可以為客戶量身定做符合其商業習慣并能適應中國市場特殊要求的解決方案。

7、完善各種評價體系

我國在承接制造業外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國不能完全以承接制造業外包的經驗來發展服務業外包。因為制造業外包和服務業外包對承接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具有較大的差異。例如：(1)從投資規模來看，服務業外包是基于人力資源的產業，投資規模遠小于制造業，制造業的投資額規模可以達到數十億投資，而對服務外包業來說，幾千萬的項目就很大了，這樣單位面積土地的投資強度根本無法和制造業比較。(2)從進出口規模來看，服務業外包基本沒有進口，雖然幾乎所有的出口額都是凈增加值，但是，項目帶來的名義貿易額卻無法與制造業相比。(3)承接制造業對國家政府、當地政府的要求主要是稅收、地價等方面的，而承接服務外包對政府的服務意識要求特別高。幾千年來形成的官本位制，使得中國政府很難做到向“承包商滿足發包商各種要求”來滿足當地企業的各種要求(曲玲年，2008)。

上述與我國多年來形成的招商評價體系(重視規模)、政績評價體系(重視規模)、地區經濟發展體系(重視規模)、文化傳統(官本位)等評價體系不符。發展服務業，承接服務外包將改變許多已經形成的規則和標準，要求政府轉變思維和服務意識。這些問題不解決，不利于我國發展服務業和承接服務外包。因此，我國應該立足于服務業的自身特點，考慮服務外包對經濟發展的實際帶動作用，制定承接服務業的評價體系，完善政績評價體系和地區經濟發展體系，使這些體系從重視名義規模、重視名義作用向重視質量、重視實際作用轉變。

8、充分發揮西部地區的優勢

長期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在發展制造業方面缺乏總體優勢，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劣勢而造成的運輸成本過高所形成的壁壘，由于運輸成本的存在，制造業外商投資在中西部較少，制造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困難較多、轉移的速度較慢、轉移的量較少。這就是經濟差距長期存在、各種經濟政策效果不明顯的原因。目前，我國政府面臨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間經濟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嚴峻挑戰，而國際服務業轉移(承接服務外包)為我國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

與制造業特別重視交通運輸等硬件要素相比，服務業發包方更加注重承包方的軟件要素，例如，發包方看重的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法律完善程度、網絡設施建設、品牌和信譽、生產成本、知識產權保護、行業成熟度、人才素質及人力資源儲備、組織與管理、教育科研水平、文化的兼容等。可見，這些要素與制造業等領域的要求有明顯的差異。也正是由于這些要素的差異性，以及服務業外包特別是軟件外包采用跨境提供的方式、利用互聯網提供服務的特點，使中西部城市特別是西安、成都、重慶等中心城市，可以充分規避由于地理劣勢而造成的運輸成本過高所形成的壁壘。

篇6

關鍵詞：離岸服務外包；勞動力成本；經濟自由度；IT基礎設施

中圖分類號：F753.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0)01―0010―08

一、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化，發達國家繼制造業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之后，服務業開始大規模向外轉移，離岸服務外包是其轉移的重要方式。所謂離岸服務外包(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OSO)，是指跨國公司(或機構)將本來自身執行的一些服務生產職能，通過建立可控制的離岸中心或國外分公司，或通過合同方式發包、分包或轉包給本企業之外的境外服務提供者，以提高自身的資源配置效率。這種服務業務轉移方式是對傳統國際貿易的重大突破，具有革命性，使得傳統意義上難以貿易的服務變得也可以跨國界貿易。

目前國內外對于離岸服務外包頗為關注。國外文獻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兩個方面，一是以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為基礎，分析離岸服務外包的發生機制和產生原因。多數研究是從技術進步和制度演變的層面來解釋，即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和全球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等因素促使跨國公司把一些服務業務或流程離岸外包，以降低成本、獲取境外優質人力資源、提高核心能力和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等。如Jone和Kierzkowski(1990)指出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的比較優勢差異以及生產過程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推動了生產分散化的進程。Arndt(1997)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把分段生產的假設加入“要素比例”理論，證明進口競爭部門可以把具有比較劣勢的生產環節或流程外包出去，會提高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t21Chris-tina Costa(2001)認為服務外包的動因是成本降低、技術因素以及關注核心能力。二是把國際貿易理論與企業理論相結合，研究企業如何選擇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和供應商地點。Grossman 和Helpman(2002，2003，2005)連續建立一系列模型來解釋企業的外包行為：包括分析企業如何在外包和一體化之間進行選擇，企業如何決定外包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行，企業如何在FDI和國際外包之間進行選擇等，認為企業的外包決策涉及中間品市場的交易成本，中間品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市場的競爭狀況等因素，而國際外包則取決于東道國的要素稟賦狀況、法律環境、搜尋技術等多種因素。Antras和Helpman(2004，2006)將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和Grossman-Hart-More的不完全契約模型結合起來，全面分析了生產率水平不同的企業對直接投資、本地一體化、本地和國際外包的選擇問題，認為生產率水平不同的企業會選擇不同的生產組織和地點，產業特征不同也影響產業內企業對生產組織形式的選擇。

國外經驗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離岸服務外包對美國、西歐等發包國生產率、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一般研究都認為離岸服務外包會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加大工資收入的差距，而對就業的影響就有些爭議。Ainiti和Shang-Jin Wei(2006)研究發現，離岸服務外包對美國制造業的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服務外包對就業的影響并不太明顯。Crin6Rosario(2007)對西歐的研究發現，服務外包對發包國的生產率產生較大的正向作用，對就業的影響具有技能偏向，傾向于增加高技能崗位，減少中低技能崗位。Feenstra和Hanson(1996)以及Hijzen等人(2004)使用美國和英國產業層面的數據分析國際外包對相對工資及相對勞動需求的影響，發現外包導致熟練勞動力相對工資以及相對需求的提高。

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研究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給東道國帶來的就業和技術溢出效應。如王曉紅(2008)通過對中國80家設計公司的調查研究，證明承接國際服務外包能夠帶來顯著的技術外溢效應。劉紹堅(2008)研究發現，我國企業承接國際軟件外包獲得了技術溢出的效應，提升了本土軟件研發能力，而在技術外溢的多種可能途徑中，跨國公司的示范效應最顯著。任志成、張二震(2008)分析指出，承接服務外包可以促進東道國就業擴張以及勞動者的薪酬提高和技能升級。二是從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現狀出發，提出促進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政策思路。盧峰(2007)在考察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認識過程和發展現狀基礎上，從發展路徑選擇、硬件和人才基礎條件、政策調整滯后等方面分析了我國在這一領域相對落后根源。裴(2007)對服務外包中發包方選擇接包方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指出較高的市場化程度、低成本及富有才干的人才優勢、知識產權的良好保護等是服務外包發包方所考慮的主要因素。

總之，目前國外文獻多數是從美國、西歐等發包國視角研究離岸服務外包問題，以發展中國家和承接國為視角探討離岸服務外包的研究相對較少。而國內學者主要是強調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重要性，提出一些促進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政策思路，背后的機理分析不夠，也缺乏規范的實證研究。本文在現有研究和相關理論基礎上，選取了5個主要影響東道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能力的因素，利用跨國面板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對這些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試圖找到提高我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能力的著力點。

二、主要影響因素和假設

在現有研究和相關理論基礎上，本文選取5個影響發展中國家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主要因素來進行分析，并提出了相關假設。

1.勞動力成本　勞動力成本是服務業需要支付的主要成本，服務業也是人力資本投入最高的行業。因而與制造業相比，勞動力成本的節約對于推動服務業離岸外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離岸服務外包的最初動因就是為了利用不同國家之間熟練勞動力的成本差異，進行全球勞動力套利。因此在技術和其他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發包國把不同服務活動拆分到發展中國家進行，以節省成本獲得比較優勢利益。

假設1：一國勞動力成本越低，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越強。

2.人力資本稟賦　企業在離岸服務外包的區位選擇中，為保證服務提供的質量，非常關注當地服務人員的素質。由于服務的異質性和不可存儲性，在服務提供過程中必須要有人員的參與，而且缺乏機械標準化生產來確保質量的可行性，服務質量往往依賴于服務人員的水平。因此，服務人員技術、溝通和管理水平在服務業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許多企業外包的服務活動已從最基礎低層次的呼叫中心業務逐漸向具有更高技術含量的IT系統運營服務轉移。這種發展趨勢提高了對承接國服務能力的要求，高技術含量、高層次的服務活動需

要具有高素質的服務人才來提供。因此，承接國的高素質人力資本稟賦將會影響到企業服務離岸外包的區位選擇。

假設2：一國高素質人力資本稟賦越豐富，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越強。

3.經濟自由度　根據Dunning(2001)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企業所選擇的區位要與他們的優勢資產形成最佳搭配，主要包括要素成本和運輸成本、市場規模和特征、政府政策以及文化差異等因素。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場經濟制度越完備，交易成本越低，價格機制越有效，政府干預經濟的政治風險也越小，就越能吸引外資進入或進行項目外包。

與其他產業相比較而言，服務業在更大程度上是Clague等(1999)所說的“契約密集型產業”，即服務業的生產和交易將涉及到更為密集和復雜的契約安排。作為一種契約密集型產業，服務業發展更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提供保護，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對制度的投入相對制造業比較敏感。普通的制造過程所依賴的技術、知識基本上都是屬于成熟、顯性、可編碼和可學習的，而現代生產者服務業對知識產權和長期積累的各種隱含性知識保護的要求非常嚴格。因此，服務業這些獨特的產業特性決定了其跨國公司在對外投資或項目外包時更倚賴于東道國的市場經濟環境。無論是服務業直接投資還是項目外包，跨國公司都非常重視一國的商業環境、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對企業運行成本的影響。跨國資本出于利益考慮，決不會把其花費了巨額投資的技術和訣竅，貿然轉移到一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嚴格、對模仿行為處置不嚴厲的國家和地區。江小涓(2008)就明確指出，與制造外包不同，限制服務外包發展的不是技術和市場需求，而是能夠將服務外包中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要求體現在合約中并被有效執行的能力，這涉及合同訂立與執行的宏觀制度環境，包括監管模式、法律環境、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Altomonte和Bonassi(2004)也認為東道國市場的經濟自由化程度越高，契約的完備性越好，如更完善的法律環境，跨國企業發包到該國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大，進入該國市場的外包企業就越多。

假設3：一國經濟自由化程度越高，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越強。

4.IT基礎設施　從相關基礎設施條件角度看，當代服務外包建立在IT技術基礎上，對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條件有較大依賴。事實上，大部分類型的服務外包都需要借助信息技術來完成，如果不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打破了部分服務產品不可轉移的特性，服務外包根本無法完成。尤其在IT服務離岸外包上，IT基礎設施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承接企業IT服務的提供能力和IT服務質量。為保證承包商所提供的服務能夠達到發包企業的要求，發包商往往會選擇具有較好服務設施水平的國家或地區進行外包服務活動。此外，東道國良好的IT基礎設施也會通過降低發包方尋找服務供應商的搜尋成本，提高搜尋成功的可能性，從而有利于吸引離岸服務外包。如Grossman和Helpman(2002)指出，企業在如何決定外包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行時，首先要搜尋具有專門知識的供應商，而搜尋技術影響搜尋成本和搜尋的成功率。而通訊和運輸等基礎設施越好的國家搜尋成本越低以及搜尋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承接離岸外包的競爭力越強。

假設4：一國信息基礎設施越完善，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越強。

5.語言文化因素　國家之間語言文化差距越大，企業離岸服務外包活動將會付出更多額外成本，例如信息交流、業務溝通成本等。因此，為保障外包活動的順利開展，發包方在選擇合作伙伴時需要充分考慮兩國間文化差距的影響，并對此做好相應的應對準備，以適應和了解雙方的語言文化差距。一般來說，接包國在語言文化方面與目標客戶越接近，越具有較強的客戶互動技能。由于歐美等主要發包國是英語國家，因此較高的英語水平以及良好的語言文化環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員能夠很通暢地與發包方工作人員進行溝通與協作。交流的有效性取決于語言技能、交流基礎設施和文化適應性，能力缺乏、層次較低的交流技能最終會損害客戶的信任，從而難以獲得海外客戶的外包訂單。而且，即便獲得了海外訂單，交流技能的缺乏也會增加人事管理難度，延長項目時間，進而產生較高交易費用。

假設5：一國語言文化與歐美等發包國越接近，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越強。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選擇

為檢驗以上提出的假設，我們構建了以下基本的計量模型：

LnOSOit=β0+β1WAGEit+β1lnTERit+β3EFWit+β4INTit+β5ENG+εit　(1)

式中i和t分別表示國家和時間，εit為誤差項，β0，β1，β2，β3，β4，β5為待估系數。為改善模型擬合和減少異方差，我們對被解釋變量OSO與解釋變量WAGE和TER分別取對數。本文選取2000～2006年為樣本區間，采用《2005全球外包報告》中列舉的31個主要服務外包承接國作為研究對象，但由于部分國家的相關數據無法獲得，我們的樣本只包含23個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

OSO是一國計算機與信息服務和其他商務服務的出口價值之和，用來衡量一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總量，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賬戶。

WAGE是各國平均勞動力工資，數據來源于國際勞動組織的勞動力成本數據庫。由于國際勞動組織的各國勞動力工資是以各國本地貨幣表示，因此，本文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數據庫的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把各國勞動力工資統一折算成美元。

TER是各國的高素質人力資本稟賦。服務業是典型的熟練勞動力和高教育水平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一國承接服務外包的比較優勢在于其擁有的熟練勞動力和高素質勞動力的總量。由于無法得到每個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總數，我們以當前各國高等學校中的在校人數作為人力資本稟賦的變量，數據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教育統計報告數據中的各國高等教育注冊人數。

EFW是各國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本文選取國際著名的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指數進行度量，該指標使用了38個組成部分及子組成部分衡量關系經濟自由度的五大因素，包括政府規模、社會法規和財產權保護、貨幣的安全性、國際兌換和管制，以此匯總成EFW指標。該指數值與經濟自由度正相關，指數值的范圍為0～10，指數越大，表示一國經濟自由化程度越高。

INT是各國的IT基礎設施水平，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數據

庫的各國互聯網用戶數據。ENG是語言文化虛擬變量，如果一國的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是英語，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四、計量分析結果

運用面板數據面臨著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的選擇問題，兩種模型進行計量后的結果差異可能非常大。我們首先不考慮語言虛擬變量ENG，對以上模型分別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方法進行回歸。然后我們加入語言虛擬變量，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計量分析軟件為EViews6.0，結果見表1。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InWAGE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表明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國家在承接離岸服務外包方面有優勢，這與前文提出的假設1不一致。這可能是因為本文的樣本主要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力成本相對歐美等發包國而言都是較低的，但由于服務離岸外包對低成本的尋求是要在確保服務質量不變的前提下，因此企業在進行服務離岸外包的區位決策時，更多地依賴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為高質量、高水平服務所提供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同等條件下，企業在選擇理想的服務外包承接地時，往往愿意選擇勞動力成本稍高而經濟發展水平相應較高服務質量能得到較好保證的國家。也就是說，只要一國勞動力成本與發包國比較而言相對較低，即可成為理想的服務離岸外包承接地，并非勞動力成本越低越有優勢。

回歸結果清晰地表明，一國高素質人力資本稟賦(lnTER)對一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產生正向、顯著影響，這與本文提出的假設2基本相符。服務業是典型的熟練勞動力和高教育水平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企業在離岸服務外包的區位選擇中，為保證服務提供的質量，非常關注當地服務人員的素質。

經濟自由度(EFW)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顯著，表明一國的經濟自由化程度對承接離岸服務外包能力產生正向、顯著影響，這與前文的假設3一致。服務業的生產和交易將涉及到更為密集和復雜的契約安排，作為一種契約密集型產業，服務業發展更加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提供保護。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場經濟制度越完備，就越能吸引跨國公司在該國建立可控制的離岸服務中心或進行項目外包。

一國IT基礎設施(INT)對東道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產生正向、顯著影響，假設4得到驗證，表明東道國IT基礎設施越完善，越容易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因為IT基礎設施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服務承包商的服務提供能力和服務質量。

語言文化虛擬變量ENG的系數為正且顯著，說明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為英語的國家在承接服務離岸外包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這與前文的假設5一致。由于服務外包的主要發包國如美國、英國等是英語國家，因此，較高的英語水平以及良好的語言文化環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員能夠很通暢地與發包方工作人員進行溝通與協作，減少交易費用。

五、結語與建議

在相關理論基礎上，參考前人研究成果，本文選取了5個主要影響東道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能力的因素：勞動力成本、人力資本稟賦、經濟自由度、IT基礎設施和語言文化因素，然后利用26個主要接包國的面板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對以上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1)一國勞動力成本對其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能力產生顯著影響，但由于企業在進行服務離岸外包的區位決策時，更多地依賴東道國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為高質量、高水平服務所提供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同等條件下，企業在選擇理想的服務離岸外包承接地時，往往愿意選擇勞動力成本稍高而經濟發展水平相應較高的國家；(2)一國經濟自由度水平越高、高素質人力資本稟賦越豐富、IT基礎設施越完善，其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越強；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為英語的國家在承接服務外包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過去我國通過積極承接制造外包，成為全球主要的制造中心。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外包從制造環節擴展到服務環節。與制造業相比，現代服務業具有無污染能耗少的特點，承接離岸服務外包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創造就業、產生溢出效應、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等。而在全球服務離岸外包的浪潮中，我國在承接離岸服務外包方面顯然要比印度、愛爾蘭等國家落后許多。因此，我們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強離岸服務外包承接能力，大力發展服務外包產業，促進外貿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改進和完善相關立法和執法，提高經濟自由化程度　一國經濟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場經濟制度越完備，越能吸引跨國公司在該國建立可控制的離岸服務中心或進行項目外包。因此我們應加強法制建設，制定并完善中國服務業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逐步提高經濟自由化程度，提高離岸服務外包承接能力。

2.調整人才培養觀念，儲備承接服務外包的高素質人力資本　雖然我國擁有低人力成本的優勢，但從事外包服務行業所需的高級要素和專門要素卻比較薄弱，高素質人才緊缺。我們應加強研究機構、大學同企業間的緊密銜接，建立起有效的高級要素和專門要素的創造機制，努力培養出更多的高級要素人才和專門人才。

篇7

內容摘要：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活躍。在當前外商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中，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份額急劇增長。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也帶來了更深遠的溢出效應。本文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并進行了相關評價，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關鍵詞：服務業 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 （FDI）作為效率最高的生產要素發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服務業只是作為制造業的補充而轉移海外。近幾年服務業FDI持續增長，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成為FDI高速發展的新動力。《2008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顯示由于服務業母國和東道國服務部門的跨國程度，特別是以知識和技術傳遞為特點的知識型服務業的跨國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業，因此外資在將來還存在著進一步向服務業轉移的空間。

目前，國內外關于制造業FDI的溢出效應的研究較多，但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文獻較少。本文主要對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研究進行相應的整理和評論。

國外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論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傳統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束縛，提出壟斷優勢理論，開創了以FDI為對象的新的研究領域。壟斷優勢理論以壟斷優勢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行為，指出企業之所以直接投資就在于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某些優勢，這是在國外競爭市場成功的條件。壟斷優勢的根本原因是市場不完全或不完全競爭市場，這些壟斷優勢的存在使得跨國公司不僅能抵消東道國的本土優勢，還可以幫助跨國企業獲得收益，這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力。此外Hymer還特別強調了技術與知識資產在壟斷優勢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折衷理論（三優勢理論），J.Dunning認為FDI的發生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決定跨國公司對外FDI的直接動力，但不足以解釋FDI，必須引入區位優勢的思路。跨國公司進行FDI必然要考慮承接國的區位因素，并且區位優勢不僅決定東道國對FDI流向的吸引力還決定了FDI的產業結構和行業類型。三種優勢結合在一起是FDI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折衷理論最早在制造行業論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國企業和服務增長：一些概念和理論問題》中將折衷理論擴展到服務行業部門，認為折衷理論的模型基本適用于服務業，并進行了部分修正補充。這些補充增強了折衷理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

前期關于FDI的基礎研究一直在試圖解釋FDI的發生機理，決定因素等，為進一步研究FDI對東道國的影響及其溢出效應奠定了基礎。基于東道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最早是Rostow根據發展經濟學提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利用外資改善經濟起飛階段的資本短缺約束。對于FDI與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研究，最著名的還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兩缺口模型，認為外資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促進經濟增長。

中期，在技術進步內生化的背景下，關于FDI影響的討論日趨集中于探討它的溢出效應。理論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術溢出渠道，認為跨國公司會對東道國的生產率和生產效率產生影響，可以通過技術的非自愿擴散而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識溢出的見解，他們認為國家之間除了技術轉移上相互依靠，還相互學習制造方法、組織模式、營銷策略以及產品設計等，FDI會帶來管理技術和知識的外溢，會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FDI溢出效應最著名的解釋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義，它指出FDI資本內含的人力資本、投入等要素通過多種渠道而導致東道國技術或生產力的進步，而又無法獲取全部收益的一種外部效應。

關于FDI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選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1966年制造業的橫截面數據，發現兩國制造業都存在著國內企業的生產率同外國分支機構的參與程度顯著正相關的關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業生產水平的時間序列數據，得出了外資企業的滲透正向影響東道國企業生產率的結論。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間的經濟數據，應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序列相結合的回歸方法分析出FDI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溢出效應。

隨著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應。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選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間制造業的企業和行業面板數據，考察后沒有發現存在明顯的正向溢出效應。Harris， Robinson（2001）選用1974-1995年間英國制造業的企業面板數據，對行業中存在外資、地域內存在外資和產業中下游存在外資的三種情況的溢出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相應的行業溢出效應、集聚導致的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都不明顯，比較而言行業間溢出效應較前兩種相對明顯。

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國經濟增長狀況和本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與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

Markusen（1989）研究發現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會對國內服務企業產生部分擠出效應，但由于服務行業的競爭又會導致國內對該服務更大的需求，替代效應小于規模效應，服務業的FDI有顯著的正面溢出效應。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數據，發現期間服務業FDI在亞洲各國有正向的擠入效應（互補效應），在拉丁美洲各國有負向的擠出效應（替代效應），在非洲各國沒有顯著的關聯性。他們認為FDI的溢出效應是不確定的，主要受各國外資政策、國內總投資率等因素影響。

國內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國內關于FDI及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研究起步較晚，始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鑒國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論來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鄭琴琴（2002）認為經典的FDI理論對制造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但這些理論卻不能很好的解釋服務型跨國公司的出現。他們從需求、供給、競爭、壁壘以及聲譽五個方面研究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同制造業相比服務業FDI出現和擴張動因都不同，傳統的折衷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服務業FDI中的新現象。李慧中（2004）通過比較服務業與制造業貿易與投資動因的差異，認為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產品差異與規模經濟最能說明當前的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

陳濤濤（2003）將“企業規模差距”、“資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術差距”一同作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行業要素進行了經驗研究，得出當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較小時有助于溢出效應的結論。姚洋、章奇（2001）認為FDI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一省內部，行業內溢出效應并不明顯，FDI的進入在傳播先進技術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過人員或其他信息流動等起到作用。何潔（2000）就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度、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建設、人口數量、產業結構、地理位置等變量對吸收FDI外溢效應的能力影響進行了分析。殷鳳（2006）指出經濟發展水平、服務業發展水平、開放程度、勞動力供給等是影響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主要因素。

莊麗娟、賀梅英（2005）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作用機理進行實證分析，認為服務業FDI對中國經濟具有促進作用，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技術、就業、貿易效應顯著，并且進一步地指出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服務業增長的原因，但是中國服務業增長卻不僅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

陳浪南、陳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選取1982-1998年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貢獻率在0.4-0.6%之間，并且還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韓燕（2006）利用中國1999-2002年服務業9個部門的面板數據，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勞動生產率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服務業外商投資在總行業總投資中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服務業的平均生產率就提高0.14個百分點。

查貴勇（2007）選取1997-2005年中國服務業的樣本數據進行考察，得出中國服務業總體引入FDI具有較強的溢出效應，中國服務業吸引FDI每增加1%，會帶動增加0.1757%的服務業產值。此外，服務業總體及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吸引FDI具有顯著正溢出效應，而勞動力和物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吸引FDI具有不顯著的負溢出效應。查冬蘭、吳曉蘭（2006）通過對江蘇省服務業1998-2003年間的行業數據，得出服務業主要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對行業經濟增長有不同影響的結論，其中房地產行業引入外資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比較大，其次是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而社會服務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無顯著影響。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國服務業FDI顯著正向溢出效應的結論。馬莉（2001）認為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技術上和管理能力上的優勢，在與我國本土企業的同業競爭中一般處于上風，但某些行業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技術差距較大，模仿學習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國產業內產生負的溢出效應。潘文卿（2003）使用30個省市工業部門的面板數據發現，雖然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體上外溢效應為正，但在分區域研究中發現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還未跨過外商直接投資起積極作用的門檻，外商投資對當地工業部門的外溢效應不明顯甚至是負的，存在“門檻效應”。許和連（2007）利用中國1999-2003年35個工業行業的Panel數據和2002年的投入產出實證檢驗了中國FDI的水平鏈接溢出效應和后向鏈接溢出效應，結果表明中國FDI企業主要通過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途徑產生積極的水平鏈接溢出效應，而后向鏈接溢出效應并不明顯。

結論

綜合以上文獻，本文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了梳理，給出如下評價：

第一，大部分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徑和方法都沿用制造業FDI的分析理論。但是，服務業尤其是新興的服務業，應有一套獨立的，適合于無形產品的分析系統。

第二，目前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相對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應的論證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關注的是產業內溢出效應，多角度地從產業內、產業間溢出效應來分析服務業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第四， 近年來的研究集中于宏觀、全行業的研究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問題，缺乏具體行業的細化分析。

參考文獻：

1.陳濤濤，狄瑞鵬.我國FDI行業內溢出效應階段性特征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榮.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1999

3.楊春妮.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中國區位比較優勢的實證[J].國際貿易問題，2007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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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上三次成功的經濟趕超案例

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共有三次成功的經濟追趕案例，第一次是美國在1871年到1913年期間對當時世界霸主英國的趕超；第二次是二戰后日本在1953年至1992年期間對美國的追趕。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亞洲四小龍對歐美發達國家的追趕。這三次追趕均實現最終目標，所花費的時間分別為43年、40年以及30年，是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上短期實現經濟追趕目標的典型案例。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的三次成功的經濟追趕案例給人們留下來無數探索空間，為何能夠在如此短時間內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通過研究發現，這些經濟追趕都有一項共同的基礎，就是提高人力資本力量的儲存，并將其作為一項重要的基本經濟政策貫徹實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經濟追趕可以是作為人力資本的加速追趕。舉例來說，美國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僅僅相當于英國的87.5%，到了1870年這一數字增長為88.3%，到了1913年這一數字更是變為91.2%。同樣的情況在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中也得到了明顯體現。這三次成功的經濟經濟追趕案例均發生于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經濟增長過程中伴隨著人力資本的追趕，數據表明，該階段的人力資本增長速度甚至超過經濟增長速度。這幾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在很多方面實現了創新，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而這些創新都是建立在雄厚的人才基礎上。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跨越式的，甚至超過了物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因此當前經濟發展中很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該種經濟發展模式，意圖通過人力資本儲存實現經濟發展中的快速追趕。實踐表明，這種盲目的追趕導致的結果與大多發展中國家的預想是截然不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歷史上成功追趕案例中的幾個國家或地區存在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差異，即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階段性促進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根據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發展策略，而不是盲目的模仿。

二、人力資本積累經濟發展階段性驅動作用

籠統來說，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區別只是在不同階段表現出的作用存在一定差異。驅動作用主要受到兩個方面因素的制約，一個是人力資本積累本身所發揮出來的作用不同。眾所周知，人力資本的積累并非簡單的高學歷人才的堆積，很多國家在人才教育上過于片面，在進行人才積累過程中未重視人才的多方向培養，僅僅只是大面積的高校擴招，培養的人才綜合素質達不到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第二個因素就是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生產要素的組合不同，在人力資本需求中則表現為對人力資本要素的要求存在差異，因此人力資本的積累并非都能發揮其預期作用，更多時候受到了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

1.傳統社會階段的精英教育驅動。

傳統經濟發展階段的主要生產部門為農業，該產業對人才的要求不高，經濟需要在數量上滿足生產需求，即對人才的需求可以概括為人力資源數量的需求。該階段人們在生活中主要表現為自給自足的方式，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此時對財富的衡量可以通過一個人擁有土地的多少，而對于一個地區的富裕程度同樣可以用該指標進行衡量。農業生產階段只需要勞動者具備一定勞動力即可將勞動與生產要素的完美結合，該階段人力資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基本接近于零，此時增加對土地的投資似乎有利可圖，但積累人力資本卻顯得毫無意義。此時接受教育的大多為達官貴人，普通民眾很少接受到系統性的知識培訓。

2.經濟起飛階段的初等教育驅動。

經濟起飛階段，工業化開始迅速推進，社會人才需求由原先的體力勞動轉化為具有一定基礎知識以及接受過與作業相關的系統培訓，對人才的需求開始注重基礎知識。此時新的科學技術已經逐漸開始應用于生產實踐中，社會上開始出現金融機構，與經濟相關的活動變得更加豐富。由經濟方式轉變而帶來的直接效應還有包括交通方式的轉變以及商業范圍的不斷擴大，人類社會將開始出現空前規模的資本積累。雖然該階段相比于傳統社會有了一定進步，但就工業化程度而言仍舊處于初級階段，因此在工作中對技術要求不高，只需工人掌握基本知識即可。因此對人力資本的需求為初等教育。

3.經濟起飛階段的中等教育驅動。

起飛階段是經濟發展過程的重要階段，也是落后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最佳時期，該階段科學技術開始涉足到各行各業，工業化已經達到一定高度，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比例達到歷史新高，對具有一定專業技術的人才需求較大，不僅要求工作人員有一定的技術基礎，還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該階段發展直接促進人人力資本的大量積累，與之相適應的人力資本最大限度的促進經濟發展，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與日俱增，極大促進經濟的飛越。

4.向成熟推進的高等教育推動。

該階段科學技術已經涉及到所有經濟活動中，傳統工業部門逐漸趨于穩定，并出現一些新的工業部門，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就業部門的主導，農業部門在該階段的勞動力則被大量轉出，占總勞動力人數不到10%，人類進入服務型社會。以服務業為主導的服務型社會對人才的素質要求以及文化水平要求達到了新的高度，擁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則會帶來更加雄厚的回報，該階段低水平勞動力已經難以滿足社會需求，高等教育普及開始落實、隨著經濟水平以及人們需求的不斷提升，最終將進入高額群體消費階段的終身教育區。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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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Bruce McIntyre）曾供職于美國銀行、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全球市場部、花旗集團以及Henry Ansbacher，重點負責上市與私有公司并購重組等相關交易，在規避風險、重塑價值、安全交易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并購重組是退出的主要渠道

《投資與合作》：有人認為，市場不景氣時，并購退出應占主導；反之，IPO退出占主導。IMAS公司如何看待這一觀點？還有人指出，公司的股權在不同投資人之間轉讓，對公司本身的發展并沒有什么好處。IMAS公司如何評價股權轉讓所帶來的影響？

布魯斯：我認為，投資者應該周全地考慮這兩種退出途徑。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股票市場顯現出較大的短期波動性，這種情況降低了投資者推動IPO的意愿。再加上上市所帶來的監管以及信息公開等，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將并購重組作為其退出的主要渠道。一項針對科技板塊的最新調查顯示，90%的PE更喜歡將并購重組作為退出渠道。

事實上，并購重組的另外一個優勢還在于，投資者可以在提供資金支持之外，還能提供一些針對目標公司（投資回報與成本的協同作用）的戰略性建議。這可以顯著提高目標公司客戶的利益，并可以給目標公司帶來更多的長期利益。而這些利益通常是IPO所無法帶來的。

《投資與合作》：目前影響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因素依然很多，已成為影響未來資本市場發展的關鍵。在這一背景下，IMAS公司是否認為2013年將成為全球經濟和金融最為動蕩的年份？股權投資市場是否也將隨之進入深度盤整期？PE所投資的項目是否會面臨退出與募資的雙重艱辛？

布魯斯：根據過往的經驗以及投資者的反饋，我們注意到盡管現在全球經濟環境不盡如人意，但是并購重組的交易依然會繼續下去。我們的研究顯示，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來，英國金融服務業基本每季度完成25宗并購重組交易（除2011年第三季度完成38宗外）。但這些交易總額的波動性很大，2011年第四季度交易額達到峰值，為55億英鎊，而2012年第三季度交易額卻不到20億英鎊。可見，PE面臨嚴峻考驗。如果他們不能夠保證有一個良好的盈利業績，他們將很難繼續獲得投資者后續的資本投入。

短期來講，資本退出的渠道依然曲折；長期來看，IPO退出可能更符合投資者的利益，以上兩點，讓融資變得更加困難。因此資本退出以及融資這兩方面都會對PE的生存產生長期壓力。

決定PE成功的要素不會變化

《投資與合作》：在2012年這個重要的歲末年初，全球VC/PE應當如何直面資本寒冬下的投資困局，探尋新的投資路徑？

布魯斯：即便是在不景氣的經濟環境中，決定PE成功的根本要素也沒有變化：第一，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第二，并購后的良好運營；第三，成功退出。

然而，在當前全球經濟困難的大環境中，PE的機會在逐漸減少。一方面是賣方延緩了出售計劃，另一方面資金的匱乏降低了人們的交易意愿。因此，PE會使用自有資源——利用自家雇員去尋找投資機會，或者借助專業的并購重組咨詢機構來幫忙尋找交易機會。在這兩方面，IMAS公司可以為有意“尋找投資機會”和“成功退出”的投資者提供幫助。

在尋找合適的機會方面，IMAS公司將通過IMAS-Insight——獨特的信息管理系統，為PE在英國金融服務業中尋找到潛在的投資機會。IMAS長期與處于初始階段的賣方保持聯系，并且可以為他們聯系到經過精心挑選出來的具有強烈購買意愿、并且可以提供附加價值的買方名單。

在成功退出方面，IMAS公司擁有的技術可以支持我們尋找到最合適的買家，包括這些買家可能是投資者直接的競爭對手。并且針對這些買家，IMAS公司可以把賣家的退出價格做到最大化，從而實現成功退出。

《投資與合作》：IMAS公司過去在并購退出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能否和中國投資者分享你們的投資經驗？

布魯斯：我很樂意和大家分享IMAS公司的三個并購交易案例的情況。

交易案例一：施耐德外匯交易所與墨西哥Monex集團的并購。施耐德公司是一家位于倫敦的外匯交易商，前不久，它以約1億美元的價格被賣給了世界上最大的外匯交易商之一——“墨西哥Monex集團”。在這筆交易中，IMAS公司扮演了唯一的戰略咨詢機構的角色。并購后，新集團每年的外匯交易資金將達到1250億美元，而且施耐德位于倫敦的辦公室也將成為Monex集團歐洲業務的總部。

交易案例二：COBRA控股公司的管理層收購。COBRA是一家專業的保險交易商。IMAS公司在COBRA管理層收購交易中，扮演了咨詢商的角色。在這次交易中，IMAS公司提供了非常詳盡的戰略咨詢服務，在我們的建議下，收購圓滿完成，也由此誕生了IMAS公司與COBRA董事會的精彩合作。

交易案例三：Border資產管理公司與Sanlam集團的并購。Border資產管理公司是一家區域性證券經紀商。Principal Investment Management是一家隸屬于南非掌控460億英鎊資金的Sanlam集團的投資公司。在這次交易中，IMAS公司為Border資產管理公司的管理層以及股東提供了極其完美的戰略咨詢服務。

IMAS公司卓越的表現源于公司所有的合伙人都有在英國主要金融機構工作過的經歷。我們將各自在該領域的專業知識與對實際案例的深入見解結合起來，輔以金融實務操作方面的經驗，為客戶提供審慎、富有經驗并且獨立的建議。借助于IMAS公司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管理系統——IMAS-Insight，我們擁有了全英國最全面的金融服務業買方與賣方的資料以及買賣需求動態的監測實況。這一系統可以幫助我們為客戶提供其他咨詢商無法提供的戰略性意見。

《投資與合作》：去年以來，英國金融服務業并購重組出現了哪些新的跡象？PE應當如何把握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機遇？

布魯斯：近期IMAS公司對于英國金融服務業并購重組所作的分析顯示，海外買家不論這些機構是否在英國設有代表處，他們已經成為投資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的數據顯示，海外買家參與了2011年至2012年9月期間所有交易中43%的交易。海外買家的增多，也正是IMAS公司和英國貿易投資署合作的原因之一。英國貿易投資署隸屬于英國政府，主要負責幫助海外企業投資于英國。IMAS公司將盡力促進中國投資者與英國金融服務業中并購重組目標公司的對話。

我還想告訴大家，無論是中國的私募股權基金，還是公司并購方，如果有意投資英國的金融服務業，IMAS公司都十分期待與它們進行進一步的交流。

（感謝IMAS公司賴一鶴先生為專訪提供翻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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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必然，但“成長中的煩惱”也無法避免。2015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0%，2014年同期，這個數字是7.4%。今年全年，還能不能“保七”？

經濟增速下行并不可怕，換個角度看，這反倒能讓中國經濟擺脫舊有慣性，獲得一個調整轉向的機會。

按照傳統的講法，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但現在這“三駕馬車”都略顯疲態。

當前，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以改革深化來壓低要素價格，比如要進行金融改革，以促進金融要素價格的下降，讓企業獲得資金成本的優勢，從而驅動新一輪的增長。

但在專家看來，繼續用壓低要素價格的模式，來維持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國內外的市場都已趨于飽和，單靠壓低要素價格已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真正的瓶頸。那么，中國經濟下一步到底應該怎么辦？為此，本刊記者日前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創新創業與戰略系教授魏杰。 經濟增速未來可能降至6.5%

《南風窗》：之前，中國將經濟增長的目標設置為GDP年增長率超過8%，這是“保八”，現在，目標已經調整為“保七”。一種觀點認為，我們之所以如此看重經濟增長，主要是因為社會穩定的原因，比如要讓農村剩余人口充分就業。你怎么看？

魏杰：我并不贊同這種說法，并沒有人為設定的目標。當時，我們要“保八”是以為可以增長8%，而現在“保七”同樣是以為可以增長7%。但是，經濟規律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來，“保七”也只能保幾年而已，再往后可能是6.5%。實際上，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只要GDP的年增長率在6%～8%之間，都可以說是中高速增長。

現在，出口的貢獻大約為1%，而投資是3%，消費占3%，那么加起來就是7%，這個速度暫時是沒有問題的。至于可以維持多久，現在有兩種判斷，一種是5年，一種是10年，但這都不是重點。另外，要解決農村勞動人口的就業問題，所以要維持經濟一定的增長率，我認為這個命題也是不成立的。不是說農村勞動力人口就業不重要，而是說經濟增長多少必須遵循客觀的規律，不是人的主觀意識能決定的。

《南風窗》：看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三駕馬車”之中，出口衰退得最快，未來會改觀嗎？

魏杰：中國的出口基本上已經見頂。一直以來，中國出口主要是3大市場：美國、歐盟和東盟，但這3個市場的前景都不甚樂觀。奧巴馬實施了“再就業”計劃，美國人要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那么我們的對美出口若能維持現狀就已屬樂觀。

歐盟正在實施緊縮政策，整個經濟體剛擺脫歐債危機，加之克里米亞引發的烏克蘭問題懸而未決，其對中國的貿易和匯率政策也可能相應調整，這給我國對歐出口增加了不確定性。再看東盟市場，因為的原因，這個市場可能也充滿變數。

這是外部環境，就內部而言，中國出口產業的成本優勢也正在喪失。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頒布，標志著中國出口產業的低成本時代消失，而是進入高成本時代。我們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和企業融資成本都在不斷上升，但我們卻有沒有“技術優勢”來填補，所以中國出口產業的競爭優勢不復存在。

2009年之后，我們出口增速開始持續下降，這是有原因的。未來，出口仍不樂觀。 房地產庫存過剩影響投資驅動

《南風窗》：投資這駕“馬車”還能堅持多久，是不是未來會承擔越來越多的“保增長”任務？

魏杰：投資也很難持續。今年8月份，我國的房地產投資同比增幅只有4%，去年同期是10%左右。而在過去幾年，這個增幅一般保持在20%～30%之間，這是急速的下滑，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效應明顯減弱。

在我國的投資中，主要有兩個重點投資方向，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傳統制造業。現在，這兩個都無法大幅增長了，制造業一直在去產能化，而房地產則面臨嚴峻的去庫存化問題。

今后，兩個投資的“支柱”都無法再大幅增加，因為已經沒有市場可以消化。以房地產來說，一些人會認為政府應該救房市保增長，但這個行業不是救不救市的問題，已經根本沒有了市場，怎么救？這是一種想當然。在一些城市，50年不蓋房子都夠了，還有什么增加投資的空間？

《南風窗》：投資不行，那還是回到出口，我們如果通過降低制造業的成本的方式，讓出口重新找到競爭優勢不行嗎？比如，金融改革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還可以讓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

魏杰：這些辦法都不現實，出口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外部原因。實際上，這是當前我們認識的一個誤區，即總是在要素資源的價格上做文章，希望通過降低要素價格的老辦法，讓制造業特別是出口產業重新找到優勢，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還是那個老問題，市場都沒有了，你出口能出給誰？別人沒有了需求，再低的價格，也沒有人要。

另外，中國的匯率已經市場化，這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說降就降。同時，通過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辦法，也無法解決國外市場萎縮這個根本問題。

《南風窗》：央行最近降息頻繁，頻率已經超過了過去數年。官方說法是，要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這對刺激經濟增長有效果嗎？

魏杰：現在的問題是企業沒有投資方向，產品沒有市場。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企業借了錢能做什么？地產和制造業是民營資本最“順手”的兩個行業，它們都產能過剩，怎么投？我認為，這些“藥方”都開錯了。 發展新支柱產業釋放“結構紅利”

《南風窗》：那你認為正確的“藥方”是什么？

魏杰：正確的“藥方”是產業結構的果斷調整，釋放中國的“結構紅利”。2012年以前，中國經濟主要靠制造業和房地產來拉動，它們是“支柱型產業”。未來，它們將變為“常態型產業”。新的“支柱型”產業是什么？我認為主要有3個：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二是服務業，三是現代制造業。

戰略新興產業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生命工程、信息技術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智能機器人、高端裝備制造8個方向;服務業包括消費服務、商務服務、生產服務和精神服務4個方面;現代制造業涵蓋飛機制造業、高鐵制造、核電裝備制造、特高壓輸電裝備制造、現代船舶制造5個領域。

以新能源為例，我國目前的策略是核能率先發展，我們已經關掉大量火力發電，啟動4個核電項目。再比如，中國是世界能源消費最大的國家，發展節能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具有重大意義，還能維護國家能源安全。

那么，為什么要把服務業作為支柱產業呢？這主要是它對于中國有特殊的價值。首先，服務業能最大限度地吸納就業人群，解決中國人的就業問題;其次，服務業消耗能源、資源最小;再者，服務業的占比決定一國經濟結構的水平，美國服務業占了70%，我們30%還不到，拉動經濟發展的潛力還很大。

再說先進制造業，拿中國的高鐵技術來說，它對國外技術的引進、吸收是成功的，這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不論是國內興建，還是對外進行產能輸出，這個產業都能極大地帶動了鋼鐵產業的發展和轉型。國內一些鋼鐵廠早就不生產建筑鋼了，而是生產軌道鋼，這既是調結構，也是消化產能。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進入新常態。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要素投入來實現，而且是以壓低要素價格為代價的。2000年以前，勞動力要素起主導作用，城市和工廠用農村低價勞動力來驅動發展;2000年以后，土地要素成為驅動發展主要動力，土地變現支撐起高速增長;2008年，4萬億開啟了貨幣要素主導的增長模式。

新常態下，這些因素都將成為過去，中國必須找到依靠創新驅動的路子，才能保持現在的中高速增長。

《南風窗》：調結構，恐怕還需改革先行。除了“結構紅利”，政府還提出一個“改革紅利”的說法，請具體談談，你認為哪些改革是當務之急？

魏杰：要獲得“改革紅利”，首先要從對企業下放權力開始，包括企業體制選擇權、企業投資經營權、獨立法人權都需要強化，企業進一步與政府脫鉤的腳步還要加快，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獨立主體，而少受政府行政的干擾。

第二是金融改革，這主要涉及6大舉措，即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銀行自由化、放開非銀行金融機構、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這些改革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實現對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

國有企業改革則包含3個重點，即國有資產管理將實行分類管理，主要表現在國家重點轉向公益型企業，效益型企業則放開;由管人管事管資產轉為只管資本;推動混合所有制。

目前，中國經濟存在較大壓力，但這屬于結構調整的正常現象。從高層近期推動的一些改革來看，“兩個紅利”正在釋放，但尚未充分釋放，這是潛力。 能否提高收入啟動消費拉動？

《南風窗》：驅動中國經濟的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但這是以工資提升為基礎的。工資提升首先是企業要賺錢，要讓企業賺錢，經濟學家主流建議之一是減稅。你也多次提到減稅，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國家正面臨1992年以來財政收入的最低增速。這還怎么減？

魏杰：我們應該調整稅收的結構，應該降低間接稅，提高直接稅的占比。間接稅包括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等，它是一種行為稅，簡單理解，就是你賺不賺錢都要交稅。什么叫稅負重，就是企業沒有賺錢，你還要收稅，那就是稅負重。現在，我國的間接稅比例太高了，差不多占到70%以上，企業當然會覺得稅負很重，要減稅。

《南風窗》：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低，還有一個因素是房價太高。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征收房產稅，降房價，以刺激日常消費。你認為房產稅該收嗎？

魏杰：房產稅交易稅應該收，但持有稅暫時還沒有必要。一方面，持有房產的人并沒有最終所有權，是70年的使用權，怎么收？另外，土地轉讓費用其實也已經交過了，為什么還要收稅？

理論上的很多問題還沒有理清楚，暫時沒有討論價值。以前，說依據產權和房價征收房產稅，但現在除了北上廣深之外，大部分二三線城市房價掉得相當厲害。有的開發商半年賣不出一套房子，你還怎么收？一旦征收房產稅，房價馬上就會掉得更慘。

房產稅不光是稅收和樓市的問題，它更是一個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大事，牽涉的利益太多，面太廣。利益相關者必須全部都參與討論，在充分討論基礎上，還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的程序，不能貿然征收。

《南風窗》：當下，盡管傳統產業面臨調整，但新經濟卻火得一塌糊涂。中國人人都在談“互聯網思維”，互聯網公司成為了最大的熱門。怎么看這些“新經濟”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價值？

魏杰：在我看來，一些熱門公司可能都算不上嚴格意義的互聯網公司。現在，中國其實不是“互聯網熱”，而是“互聯網終端使用熱”。這個“熱”，只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并非技術的創新，比如“互聯網+”就只是商業模式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