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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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科學基礎方法論》 方法論 比較 書評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來，國內在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劉嘯霆教授所指出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方法論熱，主要是討論科學認識方法論；當時的科學認識方法論著作，也不是從科學活動的實際出發，而是按哲學方法來劃分。因為當時的科學觀把科學認識論化，忽視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而認為科學只是一種知識；當時的哲學觀（知識觀）則往往把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混為一談，認為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而哲學則是知識的總括，進而混淆了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界限；當時的方法論也僅限于思維方法，而不認為是實踐方法或活動方法。進入90年代，哲學認識論讓位于價值論，“真理與方法”向“真理”傾斜，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實際問題而從分析轉向“面對實事本身”，那些本來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論，因與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遭廢棄；同時，科學認識論也讓位于科學價值論，學術支點開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論特點、富有方法論探索潛力的交叉學科紛紛興起。[1]20世紀后期，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從哲學到社會學的轉向，崛起社會學也引發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關的方法論研究卻缺乏對新出現的各種方法的系統整理，新世紀就科學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則強烈表現出整合的趨勢，需要從新的層次和視角出發，重建新的、具有復雜性的科學方法論范式。“這是目前方法論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

《科學基礎方法論》就是循著這樣的學術慣性，在復旦大學陳其榮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報并獲批準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基金項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課題的基礎上，由廈門大學曹志平教授主筆而成。

科學基礎方法論，揭示的是隱藏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三大基本科學類型的活動中，共同表征人類科學最基本特性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實現機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又構成它們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學成其為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無疑屬于科學基礎方法論研究，既填補科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空白，在對比分析中，把握人類科學方法的基本特質，揭示人類科學認識的基礎或者基本方法論，為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克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提供方法論依據；又通過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促進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實現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協調發展。出于這種建設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學的基礎方法論，力圖在把握人類科學的基本認識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論屬性（即書中所說的基礎方法論），闡述科學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說明包含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機制，而不是全面地展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性的一切方面。[2]

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不是空談，而是具有示范意義地，在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中，堅持了作者認為是“以往的研究表現出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根源”的兩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1）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屬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范疇，面臨選擇論證的立足點的問題：要求超越各自的領域和方法論，既不應該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精密科學）方法論出發，像實證主義那樣論證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統攝；也不應該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或“人文學科”方法論出發，像浪漫主義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排斥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的滲透和運用。但實質上，要避免這兩種傾向是非常困難的。作者認識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個（該書提出的）認識主導觀念的‘非中心化’問題，研究者不應該從這種或那種主導觀念出發，而是要面對人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實踐，像科學的歷史主義那樣，強調對科學的歷史分析與哲學的方法論研究的有機結合。”

（2）方法論的矛盾要在認識論層次展開，上升到本體論層次才能得到解決；同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的課題，它本質地需要一個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辯證統一的認識論平臺。但過去的一些研究，實質上只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平臺，在科學上，完全沒有看到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量子力學對經典認識圖景的革命性變革，沒有看到現代生命科學的崛起和系統論思維方式對自然科學認識論的意義；在哲學上，沒有看到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歷史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學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發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類科學的最新發展及時代精神，吸收現代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脫離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就不能恰當地把握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脈絡，不能正確地抽象人類科學的基礎方法論，也不能正確地討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連續性和間斷性。

參考文獻

[1] 李醒民.科學方法叢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2] 艾志強.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A].劉大椿.“自然辯證法”研究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1-45.

[3] 孫小禮.科學方法中的十大關系[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4] 劉嘯霆.方法研究的轉型與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從近期出版的幾部方法論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12）：1-4.

篇2

一、自然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世界檔案館運動興起，亟須能夠勝任具體工作的館員。因此，“最初的檔案學教育就是從職業技術訓練中發展而來的”[1]。當時的檔案學缺乏以科學為基點的長遠規劃，還沒有從“自在”走向“自為”。

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以其“實證”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學”，并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門類的學科競相效法的目標。誠然，“如果說古典力學是成熟科學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學，尤其是進化理論，則成了社會思想各種主導流派更為直接的靈感”[2]。在此背景下，檔案學也和其他學科門類一樣，努力以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程序來規范自身，并希望最終能夠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學科。直到今天，檔案學的自然科學化訴求仍然是學者們追逐的目標[3]。自然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誤以為科技即科學

“科學”作為西方文明的產物，長期被中國學者所誤讀。余英時指出：“中國‘五四’以來所向往的西方科學，如果細加分析即可見其中‘科學’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變本加厲。……中國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西方‘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我們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來達到‘富強’的目的。”[4]以科技為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認為“有關檔案存貯技術、傳遞技術方面的分支學科具有明顯的自然科學屬性”[5]；又如，認為“現代科學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應用與發展，極大地激發了檔案科學精神，檔案科學精神體現在崇尚科學，尊重科學，重視科學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作用，積極研究與利用各種先進的技術設備與手段來提高檔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視其他具體自然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的運用

科學的實質是邏輯實證精神。檔案學想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遵循自然科學的模式，其邏輯框架應該闡述類似自然科學的問題。然而，在現實檔案學研究中，科學理性更多地表現為其他具體自然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的運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系統思維與辯證法結合運用的產物；檔案存儲環境控制技術、有害生物防治技術和修復技術、有關檔案變質的各種因素等問題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學、物理學及天文學領域；而檔案縮微復制技術、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研究則與現代光電技術和計算機科學的進展有關。

第三，自然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檔案學的自然科學化只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義方法論在20世紀初強勢地位的一種必然反映，其突出意義是解決了檔案學的相關“技術”問題。然而，“在檔案技術裝備不斷更新的同時，檔案利用率卻持續低迷”[7] 。同樣，1898年荷蘭學者繆勒、斐斯、福羅英《檔案整理與編目手冊》以來注重科學實證“精神”所帶來的學術效力，也沒有提升檔案學的學科地位。這表明檔案學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學的學科規定性，自然科學的方法或自然主義的方法論不能直接套用于檔案學研究。

二、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在自然科學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檔案學努力成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者們宣稱，“檔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8]。事實上，檔案學的社會科學化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官僚體制下，檔案作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與行政學、政治學淵源甚密。英國檔案學家詹金遜甚至認為“鑒定原則在于查明檔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會科學化為訴求的檔案學研究，根據某些社會因果關系解釋檔案館活動——盡管，館員和用戶作為檔案活動的主體能夠明白自己的目標及其實現手段，但檔案學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們這樣做、而我們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總體上，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和其他具體社會科學門類相結合

在認識到檔案和檔案工作中隱含著若干類似社會科學發展中的某種價值選擇之后，檔案學開始比過去更多地向社會科學的鄰近學科開放。由此出現了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檔案學的分支學科，如檔案社會學、檔案美學、檔案館管理學、檔案館經濟學、檔案館哲學、檔案心理學等分支學科。目前，無論是檔案學整體的社會科學化還是有關分支學科的社會科學化都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無疑超越了以往檔案及檔案管理“內部”的狹窄領域，拓展了學科視野。

第二，設法使檔案學的理論發展和社會理論的原則相結合

在檔案學社會科學化研究中，學者們秉承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斷，一方面，以社會理論為原則演繹檔案學的學科理論；另一方面，在檔案學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檔案學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在聯系，從而將檔案學史視為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發展的一個經典注腳。這固然擴大了方法學手段，但遭到了脫離實際的批評。

第三，社會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應該說，檔案學在建立自己的學術譜系時，對于社會科學有著天然的認同感。但正像國際檔案理事會電子文件委員會在1997年制定的《電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樣，檔案館應在歸檔文件的整個生命周期，指導和監督由其他參與者采取的措施，這些參與者匯集了文件的責任者、管理員、制定法規和行為準則的領導以及調配資源的負責人。因此，檔案和檔案工作無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價值問題，檔案學必然具有人文學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定性中，其研究對象必須是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研究旨趣是揭示社會規律。檔案和檔案工作雖然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但該現象和活動時刻涉及人及其價值問題，本質上表明檔案學并不完全符合“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定性。所以，通過“社會科學化”使檔案學真正成為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學科”，總體上是失敗的。

三、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在18世紀自然科學興起和19世紀學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檔案學和幾乎所有學科一樣都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人文知識。以“實證”為核心價值的學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與科學的分途，并使得作為一門人文知識的檔案學接受了科學的洗禮，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時“糾正”，并出現了上述“自然科學化”和“社會科學化”訴求。以文件生命周期為代表的實證理論，甚至成為現代檔案學成熟的標志[10]。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關注“人”自身的研究

檔案和檔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人在檔案收集、整理、鑒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體認識和現實感受成為研究的重點，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關注人——檔案業務工作者、檔案行政管理者、檔案教育工作者、檔案學研究者、檔案利用者——的未來行為與整體行為，關注更大時空內的人的社會責任，從而構建現代檔案學的新體系”[11]，成為檔案學界的學術目標。20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和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技術在檔案理論與實踐中實現無限擴容。面對新一輪的檔案學“技治主義”，人文性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其實質是要找回一個與物質世界相呼應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視人的價值

在具體研究中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應然理想”而不是“知識真理”。以人文信念摒棄科學實證，其動力源自“人的發現”，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價值性”[12]，由此導致了檔案學研究中價值論范式的產生。價值論范式立足于人的主體價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從實然到應然的轉變，意味著人對自我主體地位的確認以及對自身認識之自覺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過去不為檔案學關注的問題，比如:檔案工作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科技文化發展與檔案工作改革問題、檔案信息總量飛速增加與檔案部門適應問題、信息時代來臨與檔案工作對策問題、 檔案工作國際化問題等等 ， 陸續進入檔案學關注的視野”[13]。顯然，價值論范式的理論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而其現實基礎則是檔案由傳統的國家管理模式向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

第三，人文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人文科學視野下的相關研究圍繞“價值”概念建立檔案學理論，努力解決現實檔案工作中的價值問題，從而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表達某種最終目標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預設某個理想，然后希望現實檔案工作能夠達到理論所描繪的那個理想圖景。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體“事實”，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觀“價值”想像，從而將價值問題與事實問題對立了起來。例如，提倡檔案個性化服務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個性是千差萬別的，考慮這部分用戶的個性難免會顧此失彼地無視那部分用戶的個性；考慮全體用戶的個性，則會失去個性。其癥結在于：研究者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檔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評論式的研究，從而既懸置了事實問題，也遮蔽了價值問題，個性化服務的價值弘揚變成社會和檔案學者賞賜給用戶的恩典。顯見，由于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使得人文檔案學也未能構成關于檔案學的完整表述。盡管，作為一種學術視角與價值選擇，人文檔案學自有其學術意義，但檔案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整體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學的學科規定性。

四、構建超越學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學科地位的檔案學

在目前的自然、社會、人文學科三分體系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分別固守客觀性和價值性的兩端，社會科學以客觀性與價值性的雙重關聯而處在二者之間。在這種學科分類框架下，檔案學的學科屬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檔案學研究混跡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兩者思維方式的互競與妥協也幾乎完整地表現在檔案學的發展歷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檔案學增添了視角，并從二元對立的傳統學科分類模式中分離了出來。人們發現，檔案學與價值、性質等人文科學的范疇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檔案和檔案工作中，始終存在無法實證或未經證實的理論而又為人們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國《穡月7日檔案法令》第37條所規定的“每個公民都有權了解在任一檔案庫房保存的檔案的內容”，就是一個人文價值選擇，它在本質上是不可論證的。所以，E·希格斯認為，《穡月7日檔案法令》是浪漫主義的，“因為將一切檔案向公眾開放，只能是革命時期的權宜之策，事實證明任何統治者都難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經過“實證”的結論卻可能很快被拋棄。例如，某些基于“科學實證”的鑒定方法在現實檔案鑒定中反而表現出無能。

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檔案學的某一側面，而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檔案學的全部本質屬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檔案學的學科地位。它們的歷史功績更多地在于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揭示了檔案學發展的多種路徑。總體上，檔案學既然以研究檔案、檔案工作以及檔案學自身的有關問題為職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會，不能僅僅借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和邏輯來建立檔案學。同樣，檔案學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不能簡單地套用社會、人文科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建構檔案學科的理論體系。因為，社會科學以“社會”為核心，是“社會”之學；而人文科學以“人”為核心，是“人”學。檔案學同時關注“社會”與“人”，檔案與社會、檔案與人，是檔案學的永恒命題。所以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學科標準都不能規范與框定檔案學的發展。

我們相信，檔案學有自身學科的特殊性，檔案學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檔案與檔案工作為起點和終點的獨立科學。檔案學雖然需要相關學科的加入并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結論，但它的學科獨立性不應受相關學科介入的影響。誠如李財富、丁華東指出：“檔案學的可持續發展主要還是依靠自我發展，鮮明的學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創新，真正的動力也只能來源于檔案學界內部而非其他學界。”[15]惟其如此，檔案學才有希望構建為一門成功整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科優勢的新的綜合性學科。

注 釋：

[1]譚琤培：《對檔案學學科性質研究的新見解(下)》，《蘭臺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東尼：《為社會學辯護》，周云紅、陶傳進、徐陽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檔案科學研究需用科學精神》，《檔案學通訊》2001年第4期。

[4]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譚琤培：《對檔案學學科性質研究的新見解(上)》，《蘭臺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黃力：《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檔案工作中的融合與共建》，《湖北檔案》2004年第9期。

[8][13]蔡麗娜、張利：《也談檔案學的學科定位》，《檔案學通訊》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國外現代檔案學思想的總體特點分析》，《湖北檔案》2008年第4期。

[10]傅榮校、韓云云、陸加敏：《論檔案學研究角度的轉變》，《浙江檔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協舟：《基于學術評價視閾的中國檔案學闡釋與批判》，《檔案學通訊》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從實在論走向價值論的當代哲學》，《理論探討》2007年第1期。

篇3

關鍵詞：地方專業高校；人文社會科學；資源；團隊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3）09-110-02

一、地方專業高校人文社科發展的問題

高校作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陣地，承擔了大量的各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也聚集了大量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科研工作者。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日益興起以及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地方專業高校加大了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地方專業高校如醫學院校、體育學院等，在立足本專業的同時，也輔以研究人文社會科學，涌現了一大批學者。地方專業高校的人文社科研究的力量，對于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地方專業高校基本上都不是綜合型大學，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學校中處于弱勢地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歷史延續造成的原因

許多地方專業高校從建校開始，專業就相對單一，如醫學院校、美術學院。也有一部分高校是由以前的中專或者大專升格而來的，專業相對單一、學科結構不合理狀況被延續下來。通過多年的發展，學科領域雖然有所拓寬，但整體而言，過分注重原有的基礎學科的發展、相對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二）師資隊伍素質、結構不理想

地方專業高校中從事原有基礎學科的科研人員較多，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員相對較少，他們主要承擔公共課教學。這些為數不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學科較散，且大多“單打獨斗”，個別新興專業以年輕教師居多，教師職稱結構不合理，前期研究成果較少，科研梯隊的斷層現象時有發生。由于無法形成專業研究團隊，他們難以獲得高層次研究項目的資助。

（三）過分強調教學為主，科研氛圍不濃

絕大多數地方專業高校過分強調“以教學為中心”。“以教學為中心”固然是辦學的根本，但過分強調教學的中心地位，就忽視了科研在教育中的引領與導向作用。地方專業高校對教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要求不高，使許多教師仍停留在僅僅完成教學任務上，對科學研究熱情不高。

（四）地方專業高校科研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高校科研管理人員水平和能力的高低，直接關系到高校科研整體水平的提高。科研管理人員只有具備了相對較高的科研水平，才能引導、策劃、建立創新科研團隊，打造特色研究，建立專業品牌研究。地方專業高校的科研人員的科研管理水平之所以較低，主要是由于地方院校的科研人員大多偏重原設專業的研究，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甚了解，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應用性差，科研成果產出、轉化率不高，短期內既不能產生經濟價值，也不能產生社會價值。管理水平低拖了地方專業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后腿。

二、地方專業高校人文社科發展的對策

（一）營造良好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氛圍

良好的科學研究氛圍是開展富有成效的研究的重要保障，地方專業高校要營造良好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氛圍，創造寬松的研究環境。地方專業高校的人文社科科研多被視為專業科研發展的一種陪襯。相當多的地方專業高校認為，發展文科及其科研工作對于學校自身的發展作用不大，甚至是可有可無的。這種看法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地方專業高校人文社科科研的發展。理工科是經驗學科，是研究客觀事實或人為事物的學科。而文科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價值學科，研究事物對于人和社會的價值或人自身的存在價值，對自然科學起到引導作用。地方專業高校由于自身定位的原因，缺少人文研究的氛圍。可定期開展學術交流活動，舉辦高層次的專家學者講座，讓教師充分了解學科的前沿和動態，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加大學校與外界的人文研究交流。提升科研人員的水平和眼界。

（二）以學科建設為中心，優化科研資源配置

地方專業高校應以現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為中心，利用現有資源、人力等，結合本校特色，明確優先發展的科研方向，選拔學科帶頭人，優化現有的人文資源配置，在人才引進與培養、團隊組建與壯大、學科建設與發展、資源挖掘與共享等方面，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為人文社科研究服務。優化資源配置要加強內涵管理，除了加強財務與人員方面的配置，還要注重配置結構和質量上的資源配置。

（三）以項目帶團隊

團隊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穩定而高效的研究團隊既有利于課題的申報，也有利于課題的組織、研究的深入。在團隊尚未穩定之前，可先爭取一些級別相對較低、范圍相對較小的項目，在項目實施的過程中，不斷加大對團隊的打磨和對團隊成員的挑選，形成以項目帶團隊、以團隊促項目的良好模式。此外，還可以展開廣泛的研究合作，積極推進各類的聯合研究，如校校聯合、校企聯合、學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這樣既有利于彌補團隊的不足，增強科研團隊競爭的優勢，又可以提高科研創新能力，促進科研的發展。

（四）加大交叉學科的研究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出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趨勢。各門學科不斷延伸交叉出現了一系列新興學科和邊緣學科。地方專業院校的整體科研能力和水平與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相比存在明顯的差距，但地方專業高校在本專業的研究上大多具有一定的實力，可以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充分利用專業的優勢，大力促進交叉學科的研究，加大在交叉學科方面的研究力度，通過在交叉學科方面的創新，獲得更寬的研究范圍。

（五）引進高端人才，帶動科研的發展

高端研究人才可以帶動學校的某一學科迅速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成長周期較長，在某一學科有所建樹的科研人員很少。地方專業高校如果自己培養人才，不但花費時間長，而且失敗的風險高。引進高端人才不失為一條捷徑，既節省了高校培養人才的時間，使某一學科的科研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提升科研水平，又可以發揮“學術大師”效應，聚集更多的人才，形成研究團隊。

（六）建立有效的科研激勵機制，激發科研人員的研究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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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分類；體系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1307－3612(2006)11－1453－04

1　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研究沿革

20世紀90年代盡管國家已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但體育科學領域許多專家，還有科學學科研究的有些專家對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問題都提出了異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與研究成果。

田雨普認為體育科學是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綜合科學，其學科體系由基礎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技術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專業技術3個學科體系組成(圖1)。

熊斗寅認為體育科!學隸屬于科學體系中的“技術科學”。學科體系分為體育自然科學類、體育管理科學類和體育社會科學類(圖2)。

胡曉風認為體育科學學科體系由體育社會學學科、基礎學科、運動學學科3大類學科群組成(圖3)。

198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卷中，體育科學分支學科共有12個，即體育學、運動學、運動形態學、運動解剖學、運動人體測量學、運動局部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心理學、運動醫學、運動訓練。對上述學科劃分為3個層次和3大類(圖4)：第1層次是體育學，第1層次向第2層次過渡的學科是體育哲學和體育情報學，第2層次是體育基礎學科、運動技術學科和體育社會學科3大類，第3層次是下屬各門學科。

徐忠、屈世瓊認為，體育科學是屬于一門綜合性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管理科學、交叉科學綜合融合而構成了體育科學學科群。從而提出體育科學體系結構為6個學科群：哲學方法學科群、人文社會學科群、自然生物學科群、運動科學學科群、管理信息學科群、交叉邊緣學科群(圖5)。

王續琨、劉永振認為：“體育科學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包含眾多分支學科、邊緣學科，介于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對體育科學分類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將體育科學的分支學科、邊緣學科區分為5個群組(圖6)。

邵偉德、馬楚紅在“體育學科分類體系的科學性探討”一文中認為體育科學簡單地歸為社會科學不夠合理，并指出了在體育學科分類時需注意的4個原則：科學性原則，發展性原則，實用、可行、方便性原則，統一性原則，由此而提出體育學科分類體系的構想圖(圖7)。

羅加冰對體育新學科進行了分類：體育自然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管理科學類新學科，體育人文科學類新學科，體育綜合科學類新學科(圖8)。盡管是新學科分類，實際是他對體育科學學科的分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與意義。 上述關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分類研究后繼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　科學學科分類研究

科學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和知識體系，是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和反映。科學結構與它所反映的客體結構即整個客觀世界的結構是一致的。我國對科學學科體系的探索，有二元論、三元論和多元論之爭。二元論即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元論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多元論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許多學科體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對科學分類的觀點：“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并將科學分為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地理學6類。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根據系統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認為整個客觀世界從自然界發展到人類，同時出現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由此而提出科學大廈由自然科學、人體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6大部分組成。陳文化等學者依據“自然一人一社會”的演化次序與科學本身的“固有發展次序”有內在的聯系，認為科學學科分為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大門，并構建了現代科學體系――以人文科學為主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兩翼的立體結構。由于當代跨學科的廣泛研究，出現了許多交叉性學科，如運籌學、環境學、人才學、管理學、信息學等，許多新學科的學科屬性屬于綜合性，難以隸屬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這3大科學，更難以涵蓋如雨后春筍日益冒出的大量復雜性、綜合性的新學科，因此，必須有一門科學學科可以涵蓋不隸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外的一門學科――綜合學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學科已發展成約有5550門學科，其中非交叉學科約有2 969門，而交叉學科總量已達2581門，占全部學科總數的46．58％。交叉學科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學科數量就占總學科數量的一半，并繼續呈迅猛增長勢頭。有的學者將管理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并列，并將交叉的綜合性學科歸屬至管理科學內，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學，實際它介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是一門多學科融合的綜合性學科，理應隸屬于綜合科學。特別現有許多交叉新學科根本沒有管理的屬性，按科學邏輯性無論如何也不能隸屬于管理科學，只有將管理科學和許多交叉新學科隸屬于綜合科學才比較合理，而不能將交叉性綜合學科歸屬于管理科學。這一隸屬關系不能顛倒。本人認為，現代科學學科應分為4大類學科相對比較正確，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綜合科學(圖9、圖10)。

3　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及其分類研究

對于體育科學學科屬性，劉仲林在《現代交叉科學》一書中指出，體育科學是一門由生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力學等20多門學科的滲透融合，廣泛應用電子計算機技術、聲像技術、遙控技術等現代技術的一門綜合學科。國外專家研究認為，一個運動員成績的提高是素質、體質、機能、心理、戰術、技術、智力等150多個因素綜合效應的結果。社會中的體育現象和運動中人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體育科學的跨學科性和綜合性。但體育科學的綜合性又不是各個學科研究結論的簡單相加，而是運用各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種參數進行綜合運算，以得出比較全面的結論。隨著體育科學的迅猛發展，其綜合性屬性越來越凸顯。俄羅斯體育科研的綜合試驗臺，可對人的運動能力進行學科問的綜合性基礎研究。遺傳學家、教育家、生物力學家、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心理學家、計算機專家可在統一的試驗對象身上進行分子的、亞細胞的、細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統的以及整個有機體的試驗研

究。在綜合監督訓練過程中可運用近300種檢測演技的方法，檢測出3000多種訓練水平參數，在總訓練時間中約25％的時間用于進行各種檢測。因此，有人稱之體育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窗口。體育的許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學的研究前沿，如檢測運動員興奮劑方面研究，運動生物力學方面研究，運動免疫學方面研究，運動康復研究等等，都與相關學科或母系學科的前沿科學研究并駕齊驅。可以說，在體育方面通過一系列實證，證實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綜合性科學方面的許多具體學科內容。體育科學學科有十足的理由分為4大類：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類學科有：運動解剖學、人體生理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生物力學等；隸屬于體育社會科學類學科有：體育社會學、體育產業學、社會體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法學、體育人口學、體育傳播學、體育教育學等；隸屬于體育人文科學類學科有：體育史、體育心理學、體育哲學、體育美學、體育科學學等；隸屬于體育綜合科學類學科有：體育控制論、體育信息論、體育系統論、體育決策學、體育運籌學、體育環境學、體育人才學等。因此．體育科學隸屬于科學學科體系中的綜合科學是非常正確的學科歸屬。

而國家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是否符合科學邏輯?首先要了解分析社會科學是一門什么學科?社會科學是一門以社會為研究的知識體系。我國的《辭海》中說：“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的任務是研究并闡述各種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社會科學的性質與其研究對象本身的規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揭示并闡明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從學科研究理論可以準確地告訴我們，科學的內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邏輯辯證關系是學科分類的依據與方法：體育社會科學的母學科是社會科學，體育自然科學的母學科是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的母學科是人文科學，體育綜合科學的母學科是綜合科學。國家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依據科學學科的內在邏輯，體育科學是難以分化出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的，而現實的體育科學恰恰能科學地梳理出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體育社會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這些難道社會科學能包容得了嗎?即使硬包容著體育自然科學、體育人文科學等學科，這本身就違背了科學的內在邏輯性及其分類原則，產生了嚴重的自相矛盾和錯位現象。因此，硬將體育科學歸屬于社會科學是“牽強附會”的，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更是扭曲了體育科學的本質。隨著近幾年科學理論專家對科學學科分類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積極影響著體育科學學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進展。

我們研究認為，體育科學學科屬性是綜合性科學，是隸屬于科學學科體系中的綜合科學；體育科學學科分類類似于科學學科分類，是“大科學”學科體系的“縮影”，同樣分為4大類：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圖11)。從圖12可清楚地看出4個方面的學科群，而且在不斷地發展和龐大。仔細研究體育科學下屬4大學科，各學科發展“勢均力敵”。本研究為什么將田徑運動(學)、球類運動(學)、體操運動(學)等運動技術學科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類，這是因為體育自然科學是涵蓋著體育的“自然世界”。這些運動技術學科的本質都是具有自然科學屬性。從田徑的跑、跳、投到劉翔奧運會得金牌的神速跨欄動作；從籃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籃等以及俄羅斯名將涅莫夫單杠上6個空翻抓杠動作等等運動技術，無不顯示出運動生物力學、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營養學、運動生物化學等方面的知識特征，顯示出運動技術科學的前沿科學知識，都是顯示出自然科學知識的屬性，應該隸屬于體育自然科學中的分支學科。這些學科還夠不上資格與體育自然科學、體育社會科學、體育人文科學和體育綜合科學相提并論的一門學科。田徑運動(學)、球類運動(學)、體操運動(學)等運動技術學科，這些成熟學科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應該規范學科名稱，在后面加上“(學)”。

目前，國家頒發的許多文件和權威性雜志里都認為體育科學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在2004年10月20日國家體育總局頒布的“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體育社會科學的意見”中指出，“體育科學是綜合性科學，實施科教興體戰略包括繁榮發展體育自然科學和體育社會科學兩個方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事業，離不開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2005年《體育科學》雜志編輯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開拓創新任重道遠”中指出：“《體育科學》雜志記錄了這20多年來中國體育科學發展的成長歷程。記得在本刊創刊之初，學者們曾就‘體育’的科學屬性進行過熱烈的討論。而今，這種爭論也是不爭自明：因為隨著科技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體育科學研究的廣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體育既與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基因納米技術等當今世界的熱點科學與技術有著不解之緣，又與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人文地理環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系。體育科學，已發展成為一門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于一體的綜合性應用性的交叉學科。”

4　結論

篇5

人文社會科學能否借乘時下中醫藥文化振興之東風，主動融入中醫藥院校學科教育，作出更大成績，這才是當下人文社科教育發展的關鍵。目前大部分中醫藥院校都設立了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相關學科，負責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和研究，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醫學和人文交叉學科建設在不斷發展。但發展的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卻不容忽視，不容回避。如，有的中醫藥院校高層管理者對于發展人文社科教育沒有充分重視;中醫藥院校的人文社科教育缺乏特色，趨同發展，流于形式等等。可見，新時期中醫藥院校人文社會科學教育之現狀確有讓人堪憂之處，并且實踐中仍存有諸多制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的具體因素。

1．凸顯中醫藥特色優勢的原則束縛了人文社科教育的發展突出中醫藥特色的優勢初衷雖好，但實踐中往往許多中醫藥院校陷入只向中醫學科傾斜教育資源而忽略其他學科發展的窘境中，人文社會科學必然成為營養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學科。此外，雖然許多醫學院校人才培養的兩個原則是醫學與人文并重、基礎與臨床結合，但為突出中醫藥特色而增加中醫藥課程的設置比重，導致這些院校人文輕，中醫重;專業課程繁冗，學生不堪重負;人文課程數量有限、質量有待提高。在以往實踐中，大多數中醫藥院校人文社科課程內容缺乏中醫特色、實效性和針對性，也使得人文科學與中醫學實踐脫節，教育效果差強人意。

2．學科建設中的“為”與“不為”的原則制約著人文社科教育的發展中醫藥專業是中醫藥院校的核心專業之一，常被學校當作優勢專業爭取國家和地方資源投入的重量級砝碼，所以進行學科建設時，中醫藥學科建設往往首先得到積極回應，學校常常積極解決諸如人才引進、資金投入、硬件設施配備、圖書設備采購等要求。而人文社會科學則經常屬于“選擇性作為或者零作為”的領域，這些其實極大限制了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發展。

3．不合理的課程設置制約著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發展絕大多數中醫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尚未形成醫學人文社科教育的多級學科體系，很多還只是單純講授思想政治理論，甚而簡單地用政治理論課代替人文社會科學課程，這往往使得醫學生知識廣度狹小，專業深度不夠，道德意識淡薄，創新精神匱乏。另外教學形式的單一、方法的落后、考核評價體系滯后等因素也極大地影響了人文社科專業教師的積極性、師資穩定以及優秀人才引進，人文社科教育的發展自然很難“更上一層樓”。

二、新時期中醫藥院校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建議

新時期中醫藥院校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是一個整體系統工程，非朝夕之功，只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敢于實踐，中醫藥院校就有能力為繁榮和發展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做出貢獻。

1．促使觀念更新，提高對發展人文社會科學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中醫藥院校的管理層應該摒除以下幾種觀念:①發展人文社會科學干擾了中醫藥特色和優勢。②人文社會科學對于培養現代中醫醫藥人才作用不大。③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就是只要把政治理論課上好就行。④人文社會科學應該為中醫藥學科服務，處于從屬地位。中醫藥院校的中醫藥教育，既是傳授醫學知識，又是傳授民族傳統文化知識，既有普通專業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獨特的人文特征。所以，要把思想意識提升到人才素質的培養上來，要從培養新型的中醫藥人才上看待人文社會科學對中醫藥院校發展的重要意義。

2．突破建設重點，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中醫藥院校可以采取重點突破，以特色求發展，選擇性地建立一些與中醫藥相關的交叉性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創設較多的綜合性課程，培養學生文學藝術修養，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此外在管理模式建設方面，中醫藥院校可對人文學科與中醫藥學科進行整合創新模式管理，并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努力塑造富有中國文化底蘊的現代中醫藥院校的人文精神。

3．重視校風建設，培養人文社科教育發展的良好氛圍加強校風建設，優化校園文化，對于培育中醫藥院校良好的育人環境、提升院校新時期的競爭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從校訓校歌的確定、校園媒體文化的宣傳、人文社科學術講座的舉辦到學校景觀的布局、道路建筑物的命名、寢室教室文化的營造以及學生就餐環境文化的設計等每一個環節，都可以融入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理念。另外，鼓勵廣大教職工利用自身專業人文社科資源對學生進行人文社科教育，使人文社科素質的教育與學生的生活、工作、實習全面有機結合，提高學生的醫學倫理修養和職業道德素質，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

篇6

[關鍵詞]科學；科學主義；曼海姆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高度發展，既使人類得到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同時也對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產生了嚴重的危害。它不僅體現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行為和傾向大行其道，也體現為人們以實證主義和唯理智主義（或者說，唯科學主義）眼光看待一切，力圖使社會科學“數學化”或者“自然科學化”。在這樣一個唯科學主義占支配地位的時代下，曼海姆清晰地指出，“任何一種人類活動如果在不受理智控制或者理智批評的情況下，持續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都往往會失去控制。”在當時那種種人們對科學“集體無意識”的情況下，科學已成為一種強文化，它試圖統治其他文化，成為最神圣的文化，但科學本身及其研究方法就真的達到了人們所追求的客觀嗎？要知道，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受到一系列因素，如價值、集體無意識等影響，而自然科學的“客觀公正”也同樣是有一定條件和限度的。曼海姆認為，科學也是帶有利益色彩的，從處于不同階層的人們的角度看待世界所得到的認識是不同的，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擁有世界觀壟斷權的知識界卻距離日常生活的沖破相對遙遠，他們遠離社會生活又想控制社會生活。因此，需要將科學從神圣的寶座上拉下來，還它的本來面目，還它以客觀公正。這是曼海姆想要達到的目的，而其手段就是批判。批判某項事物，勢必要徹底了解它，既意味著去研究，曼海姆反對將思想與社會情景相分離。他贊同參與的研究，“通過社會史間接的探索真理，歸根結底要經直接通過邏輯探討真理更富有成果”。

然而，有些人認為曼海姆對科學的批判是一種反科學行為。在討論曼海姆是否反科學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科學與科學主義的區別。“科學”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真理性認識的知識體系，而“科學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表示的是近代科學誕生來人們對科學的一種看法。從18世紀開始。牛頓力學被絕大多數人看作是純客觀性的、關于自然的絕對的真理性認識，從而使得一些社會學家、歷史學者認為，科學知識體系比其他任何知識體系更客觀、更合理，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社會地位，可以作為人類知識的典范；科學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能夠而且應該用于人文社會領域，獲得關于人類社會的正確認識，創立科學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

這種傾向受到一些學者的批判。他們認為，這種“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盲目模仿和不經辯護地轉移到人類和社會的研究中”是錯誤的，并將這種觀念稱為“科學主義”。科學主義是對科學方法有效性、科學理論正確性、科學的社會應用價值的一種絕對肯定。可見，科學與科學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曼海姆所反對的，是科學方法的濫用，是人們過度用理性包裝科學所導致的科學霸權。他更堅信科學不應具有意識形態色彩或烏托邦色彩，他想要達到的，是還科學的客觀面目，因此選擇了對科學進行批判這樣一種手段。

雖然在當今社會思潮中，存在著否定科學的反科學浪潮，但我們不應將反科學與反科學主義相混淆。對待科學知識，我們應予以尊重，畢竟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進步是不可否認的；至于科技給自然環境和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則不能不說是人類運用不當所致，與科學本身無關。但這并不代表著我們就要仰視科學，嵩拜科學，將科學劃入不可侵犯之領域，對科學進行反思，反對科學主義也是有必要的。實際上，科學主義是在把科學理想化、絕對化，其對人類社會會帶來一系列危害：

首先是對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壓制。科學精神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科學的理性批判精神。而科學主義將科學當成真理的化身，成為評判乃至壓制其他思想，使其他與科學及其方法論不一致的學說、觀點、立場被宣判為迷信。這點展現了科學決定論的霸權，使科學成了一個現代信仰。這客觀上與科學精神不一致，限制了人們的思想，不利于人類認識和生活的展開。

其次，容易導致科技的盲目應用以及忽視科技應用的負效應。持有科學主義觀點的人普遍地認為：科學研究提供給人們的是認識了自然的純客觀規律，人們遵循這樣的規律，得用這樣的規律去改造自然和社會，就必然會得正確的結果，而不會遭到失敗。如此就會毫無保留地發展科技，濫用科技去改造自然和人類社會，從而造成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即使在科技的負效應產生之后，他們會仍然認為科技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盲目樂觀，而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再次，扭曲人文社會科學。將自然科學方法應用到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中，這本身沒有錯。但同時也會限制人文科學的研究范圍。近來美國某些大學取消社會學專業，其學術界質疑社會學的存在價值就有力證明了這一點。因為美國社會學一向傾向實驗研究，從而導致長期發展下來，社會學前沿論文不易被沒有自然科學知識背景的社會科學家所理解，使其研究范圍越發狹窄，描述語言越發晦澀難懂。所以一味地將科學方法僵化地應用到人文社會的研究中，只會導致不恰當知識的產生。方法的應用應該與所研究對象的特點聯系起來。當前人們對科學主義取向心理學的考察批判也說明了這一點。

篇7

英文名稱：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000-0429

國內刊號：11-1251/G4

郵發代號：2-130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57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百種重點期刊

社科雙效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外語教學與研究》原名《西方語文》（雙月刊）創辦于1957年6月。是由北京外國語大學主辦的我國外語界第一家學術期刊，也是我國目前發行量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該刊與國際學術前沿接軌，審稿制度和編輯體例均嚴格遵從國際慣例，聘請國內外知名專家組成編委會，由北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和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負責編輯，并實行同行專家匿名審稿。本刊由北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排印出版，是我國目前發行量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每期印數在 35000冊以上。本刊長期列為\"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國期刊方陣\"、\"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全國百強社科學報\"，《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還獲評\"北京市十佳社科學報\"和\"北京市一等獎社科學報\"等。并為《中國期刊網》和《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本刊以學術性、規范性得到國際學界認可，為美國《語言學與語言行為研究文摘》(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社會學文摘》(Socioloigical Abstracts)等著名文摘檢索刊物收錄。

篇8

[關鍵詞]圖書館學　社會科學　學科性質　實證方法

[分類號]G250

1　當前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困境

一門學科的發展史也是這門學科研究方法的發展歷史，科學知識和方法論從來就構成科學的兩大部分。從1981年劉迅先生在《圖書館通訊》發表《要重視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一文，開啟了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序幕以來，我國對圖書館學方法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方面，學者引入、移植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并構筑了較為完整的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體系；另一方面，沿著專門方法是衡量一門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的基本命題出發，大量學者試圖研究構建圖書館學的專門方法。然而，在現實研究中，圖書館學所使用的方法極為有限，對于實際工作的總結多為概括與描述，缺乏科學論證與推理，經驗方法為主要方法，使圖書館學研究難免長期停留在經驗總結式的感性認識水平上；而在理論構建中，研究者又似乎把理論當成純粹思辨的產物，大多出于研究者的主觀臆想而缺少經驗、數據的支撐。雖然思辨方法能夠把圖書館置于整個社會系統中進行理性考察，但卻造成了圖書館學研究的泛化，使得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的脫節。在專門方法的研究中，對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的有無及其何謂圖書館學專門方法仍然沒有取得共識，而即使大多學者贊同文獻計量法與引文分析法為圖書館學的專門方法，可這兩種方法在目前圖書館學的實際研究中應用的比率也比較低，并沒有成為圖書館學的核心研究方法。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困境直接影響到圖書館學的科學性，“圖書館學是不是一門科學，至今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國圖書館學的科學化至今仍是一門未竟的事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方法論上的保障。那么在現階段，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2　從圖書館學的學科定位來尋求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出路

影響圖書館學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定位不明，目前，學界對圖書館學學科性質的認識存在5種代表性觀點，即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綜合科學、應用科學、管理科學，信息科學。對于圖書館學學科性質的論爭，筆者贊同王子舟先生的觀點，即圖書館學應是一門社會科學。從科學對知識門類的劃分來看，當代的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人文科學以人的內在世界為研究對象；社會科學則以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為研究對象。顯然，圖書館現象既不是純粹的自然現象，也不僅僅研究人的內心活動。“圖書是保存人類記憶的社會機制，而圖書館則是將人類記憶移植于現在人們的意識中去的社會裝置”，圖書館是應社會對知識信息的需求而產生并隨其發展，盡管每個人的知識信息需求不同，但圖書館知識序化與用戶的知識需求是超越個人的，其一經采用，就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強制力，并以一種相對穩定的形式發生作用，因而圖書館現象是獨立于個人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社會存在，圖書館知識序化及用戶知識需求機制超越個人的強制力顯示了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性。

此外，對于圖書館學非科學性的認識，也在于圖書館學研究內容的局限性。侯經川先生指出“圖書館學學科名稱的失當和學科定位的庸淺是這門學科難以立足的根本原因”，以機構命名的圖書館學研究長期為一種“館內科學”，研究內容局限于圖書館內部具體的工作方法、操作技巧與工作流程，而沒有真正把圖書館現象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來研究，當一門學科僅僅研究其工作技巧與規則，對這門學科的學術性質與學科地位存在懷疑也是理所當然的。“社會是圖書館的支柱，反過來，圖書館必須滿足社會的要求并對其負有責任”，我們只有突破圖書館學機構研究范式，將圖書館學的注意力從內部轉向外部，持續保持對圖書館作為社會機構的功能，即人的知識信息需求與滿足機制的研究，深入研究圖書館的社會性，才能克服當前庸淺的學科定位，以此為基礎，逐漸改變人們對以機構名稱命名的圖書館學的印象，才能從學科的層面來認識圖書館現象。

3　社會科學的科學化歷程與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當我們厘清了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把圖書館學定位于社會科學時，再看看社會科學是怎樣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并成為獨立的科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時，我們似乎找到了突破圖書館學方法論困境的一條出路。

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雖然對社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為專業的學術體系與學術制度的社會科學則出現在19世紀中葉。當時，社會科學的主要科學門類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都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在此之前，人類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包含在哲學中，“獨立于哲學，反抗哲學，是現代社會科學建制化或科學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現”，當時反抗哲學的工具就是從已成熟的自然科學借鑒而來的實證哲學或實證主義，沿著客觀實證的道路去揭示和再現人類社會，“實證”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實證地研究社會思想來源，可以追溯到圣西門，圣西門認為“關于人的科學迄今為止只是一門猜想的科學，為此人們應努力使人類科學具有實證性質，把它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社會認識的實證化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強化和發展，它將“實證”問題上升到哲學高度，創立“實證”哲學，孔德依據對社會現象的本質認識，提出了實證認識社會的基本方法，即：整體方法、觀察方法、實驗方法、比較方法、歷史方法。到了20世紀20年代后，邏輯實證主義成為科學哲學的主流，邏輯經驗主義以歸納推理為理論構建模式，認為科學就是能被經驗所證實，而批判理性主義以假說演繹為理論構建模式，認為科學就是能被經驗所證偽，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與批判理性主義基本哲學傾向不同，但他們都是在“理論――經驗”模式下討論問題，都以經驗作為判別科學與非科學的唯一標準。

20世紀下半葉，雖然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入了多元主義時期，但以分析的、經驗的、定量的、客觀的實證方法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主要方法，客觀性與實證性仍然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內核，“迄今為止，一體化的和實證的科學觀仍然是社會科學哲學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們衡量社會科學是否屬于科學的主要標準”，社會科學理論不僅僅是一些觀念或詞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經驗和可檢驗的形式加以闡述的命題。

實證，即可檢驗、可驗證、可證實，一種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足夠充分的實證材料或實驗結果的支持，才被認為是科學的。實證是近代社會科學認識形式的基本傾向，而“近代社會認識形式的實證化傾向，是與社會研究科學化的要

求內在相關的”，社會科學正是借鑒從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而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科學門類。可見，在社會科學科學化的歷程中，一開始并沒有強調專門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是借鑒成熟的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而實現了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芝加哥學派也是從圖書館的社會性出發，把社會學研究的實證方法引入圖書館學，強調圖書館學研究的社會性與客觀性，給當時以經驗技術為主導的美國圖書館學補上了“近代科學方法論”這一基礎課，從而領導了西方圖書館學科學化的歷程，“他們是從圖書館外部的視角選擇和社會緊密聯系的研究課題，并采用內容分析、田野調查、調查統計分析等社會學的最新實證研究手法分析圖書館問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就已認識到圖書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到了80年代，其研究方法體系初步形成，標志是查爾斯?H?布沙和斯蒂芬?P?哈特合著的《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該書的主要論點是在圖書館學研究中能夠有效地運用科學方法，從觀察、實驗和其他有成果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系統化的知識，他們建立的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為：實驗方法、調查方法、歷史方法、運籌學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該方法體系強調的也是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對比較圖書館學、內容分析法、圖書館用戶研究等專門方法只是在其他研究方法中論及。

目前，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經驗描述方法為實際工作的總結方法，而理論構建方法主要為哲學思辨方法，正是這種方法的經驗性與思辨性才使得圖書館學長期處于形而上學階段，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的研究并沒有使圖書館學擺脫困境。當我們把目光轉移到圖書館學的上位學科來尋求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時，這似乎是一條出路。圖書館學的理論需通過對經驗數據的分析與概括而形成，并按一定程序被經驗數據檢驗，圖書館學的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充分實證材料的支持，才能認為是正確的。葉鷹先生在論及圖書館學科學化的路徑時，也提倡以經濟科學、物理科學為參照學科，采用現代科學方法尤其是數理方法等實證方法，以主流科學方法和話語系統與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

4　圖書館學實證研究方法的基本內涵

實證(positiv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肯定”、“明確”、“確定”，準確性、精確性、確定性、可重復性等是“實證”的基本內涵。實證方法在具體學科中有不同的運用，在圖書館學實證研究中，蘊涵著以下基本認識取向：

4.1　尊崇科學理性

理性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科學發展的兩條基本線索，盡管西方對理性規定的認識莫衷一是，但作為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理性的界定具有某些共通的規定，即理性是對普遍必然性的追尋和確認，“理性的本質不在于認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認為事物是必然的”。理性作為思維能力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應用于一定的社會客體，則轉化為一種理性的方法，科學方法在本質上是合乎理性的。實證方法，就其思想淵源，則直接根源于培根的經驗理性觀，培根認為理性是“一種人人具有的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在圖書館學界，人文精神濃厚而理性精神缺乏，近代圖書館的形成、公共圖書館運動、資源共建共享、全面開放等理論和實踐的成果中，都包含著深厚的人文情愫，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在圖書館理論中，人文主義、面向人的思想已構筑了一塊理論基石，以人為本、人文關懷已經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學術傳統和基本價值取向。相對而言，圖書館學理性精神的追求滯后，理性是科學的內核，而科學是理性的外現，目前我國圖書館學的非科學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圖書館學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匱乏。

4.2　尊重客觀事實

孔德認為，科學的任務是拒斥那些“不能解決的”(既不能證實也不能的)問題，而是要依靠事實，借助于觀察來確定事實，并發現諸現象之間經常地重復出現的聯系的那些規律，以求得確切的、肯定的知識。實證方法的根本點就在于它遵循培根的“以被觀察到的事實作為一切思維的基礎”這一方針，社會事實是實證方法的基礎，實證方法就是從社會事實出發，來研究社會的發展規律。在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中，我國一直重視對圖書館學本質的探求，眾學者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其對圖書館學的理解，形成了要素說、矛盾說、規律說、文獻信息論、知識交流說、知識組織說、知識集合論及知識管理論，我國對圖書館學的本質，眾人各持一端，爭持不下。實證的圖書館學研究則舍棄對圖書館學本質的追求，把視線轉移到用戶的信息知識需求，強調事實與經驗的重要，從圖書館實踐工作中來選擇那些與社會緊密聯系的現實問題，采用社會調查、統計分析、內容分析等方法，探求用戶知識信息滿足機制的客觀規律性。

4.3　堅持理論的精確性

“實證”意思是實在、有用、確定無疑和嚴謹之意，實證研究的基本特點就是把數學作為理論分析的基本工具而普遍采用。目前，在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的構建中，大多數理論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觀與臆想，出于研究者的體驗與理解，哲學思辨方法成為理論構建的主要方法，構筑在思辨方法基礎上的圖書館學理論以想象的聯系來代替現實的聯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與歧義性，所得的結論過于抽象，這造成了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虛化與范化，同時也是國內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脫節的主要原因。而以實證方法構建的圖書館學理論以客觀事實為基礎，強調定性或定量的數據、研究者的客觀和中立的立場，所得出的結論是具體而明晰的，一般都能用公式、數據、圖形來表示，并可應用于圖書館實踐。實證研究可克服當前圖書館學理論過于抽象、思辨，找到理論與實踐溝通的橋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可見，至少在現階段，相對于哲學思辨方法，采用精確、定量的實證方法的研究尤為迫切。

4.4　堅持理論的可檢驗性

可檢驗性是實證方法的重要特性，以實證方法推導出來的理論在原則上都是可檢驗的，如果一個假說不但無法接受經驗的檢驗，而且在原則上也不可能被檢驗，那就不能稱之為實證科學的理論，而我國圖書館學理論構建的困境在于此，即大多理論是研究者思辨的產物，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否，它只是一個封閉的理論構架，雖然自身可能邏輯自掐恰，但缺乏自我糾錯機制而流于玄想。而以實證方法得出的圖書館學理論以圖書館實踐為基礎，或者能解釋已知的實踐結果，或者能預言未來可能得出的實踐事實，在解釋或預言中，可以把理論同實踐中得出的數據相比較，從而證實理論的正確性。圖書館學理論構建應將研究者個人的知識以他人能夠判斷其真實性的方式認知，即堅持理論的可檢驗性，以理論的可檢驗作為自身的保護機制，這也是圖書館學獲得社會承認的基本條件。

篇9

筆者從事思政教育數十年，對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工作進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對于幫助學生塑造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現狀的基礎上，試圖剖析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為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鑒。

1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現狀及原因分析

哲學社會科學在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引導人們主動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高職院校的學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非常欠缺，進入大學之后也是以專業技能的學習為主，學生對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攝取不受重視，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質的培養和塑造對于學生成才和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筆者認為，造成目前這種狀況具體原因如下：

1.1社會因素：哲學社會科學教育遇冷

近年來，在高職教育迅猛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違背教育規律，急功近利發展的現象，突出表現為高職院校不斷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一味加強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忽視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在學生職業道德以及人格的養成過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應運而生，目前又普遍面臨著學生就業困難以及社會對人才專業技能要求較高的嚴峻挑戰。因此，從“實用”角度出發，校方紛紛加大了對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培養力度，在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實訓設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再無精力顧及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再者，高職教育學制短，專業教學任務重，校方更重視實訓課程的質量，技術理論課次之，而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基本流于形式，出現“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查起來非常必要”的狀況。

1.2學生因素：素質堪憂

目前，高職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錄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論功底較薄，甚至大多數理科學生基本上沒有學過哲學常識，無法適應起點較高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較多學生反映難以理解其基本內涵，理論學習上通常表現為放棄，進行“學職業技術不需要社會科學理論”之類的消極宣傳。全球化的浪潮帶來西方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的涌入，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壓力無一不猛烈沖擊、影響和改變著高職學生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泥沙俱下，由于過于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內涵建設，致使某些學生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遠遠多于對精神信仰的追求，對現實主義的關注極大地超過了對終極價值的思考，導致學習動力不足，學習目標不明。

1.3師資、教材因素：師資力量欠缺、教材脫離

實際高職院校大多數由以往的中專院校“升格”、“整合”而來，本來哲學社會科學師資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和教學科研骨干數量極少，大家、名家更少。辦學規模急劇擴充，更導致師資嚴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課不得不改為大班開講，或者非思政專業背景或非哲學專業背景的教師客串，課堂教學效果大打折扣。極少數教師還沒能做到對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學中忽略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教育，對一些西方學術觀點缺乏正確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學社會科學課程只是當成純粹的知識傳授課程來對待。當前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材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思想內容單一、是非標準簡單，割裂了厚重的理論與鮮活的實踐之間的血肉關系，變成了干巴巴的教條，空洞無力的說教對高職學生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教學效果產生極其不良的影響。

2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的作用

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社會人”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要求學生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幫助學生明確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遠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強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識、鍛造堅強的意志品質；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和人文素養；教導學生立足現實、放眼未來,遇事客觀理性、不輕率、不浮躁、不盲從、不走極端、不急于求成；引導學生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正確把握時代脈搏、正確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對現實社會作出正確的思維判斷和價值選擇。理工科專業的高職學生同樣應當且必須具備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政治法律素質，才能增強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增強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自覺性，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堅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信念。而優秀的人文素質、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品質是自然科學教育無法實現的。當前我們生活在氣象萬千的網絡時代，各種文化思想的激蕩、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某些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對青年學生的影響都不可低估，價值觀念的碰撞、行為準則的差異，導致學生的誠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協調社會環境變化與個人行為習慣的矛盾中，哲學社會科學倡導的科學認知方法、科學精神理念，對于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平等與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及人生態度等方面的關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確立了精神支柱，營造了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氛圍。

2.2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聰明人”

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與自然科學是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具有揭示自然、社會、思維發展規律的作用。高職院校通過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充實學生的文化理論知識，不斷更新和優化各類知識結構，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能力和處事能力、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增強學生的創造能力和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利于高職學生思辨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勵高職學生延伸科學思維的空間，擴展辯證思維的跨度，培養學生整體把握客觀世界的全局意識和辯證思維能力；另一方面，激勵學生敢于打破傳統思維的定勢，開闊知識視野，拓展思維領域，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質疑，激發學生豐富大膽的想象力，突破所學專業領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專業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更好地適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需要。近些年來實施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頗具成效，驗證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著自然科學教育不可比擬的獨特功能。因此，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力促社會人文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的結合，才能培養學生勇于實踐、不斷創新的時代精神，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自主創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職業人”

任何實踐活動都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沒有正確理論的引導，高等職業教育將迷失方向。高職院校應意識到高職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過分強調專業教育、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訓練，輕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忽視了對學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綜合素質的培養，會導致學生人文底蘊的欠缺和人文素質的低下；會導致學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禮儀等方面不能達到相應的要求；會導致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嚴重問題，直接影響著學生的就業和進一步發展。高職院校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才能使學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為以德為先、以儉為本、愛崗敬業的人才；成為吃苦耐勞、腳踏實地、開拓創新、學以致用的人才；成為視野開闊、素質全面、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兼備的人才；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和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滲透，才能使學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拓展能力，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具有對工作對社會的高度責任心，嚴格遵守職業道德規范。

3結束語

篇10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專家學者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方案，并直接影響地方經濟發展方向；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研究能為地方區域發展和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人文精神支撐和思想文化保障；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承擔著“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資政育人、服務社會”等方面重要職責，為黨和政府宣傳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撐。高校就必須要以強烈的服務意識強化哲學社會科學自我發展能力。充分發揮優勢，主動加強橫向合作，通過提供決策咨詢服務、智力支持和承擔研究課題等，積極服務社會，爭取社會資源，不斷提高對策應用研究的水平。

發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勢，服務地方經濟發展

服務社會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學校的基本功能。高校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主力軍，據統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約80%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產自高校，高校科研為社會發展服務，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必須充分發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科優勢，面向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一）發揮學科優勢，打造智庫品牌。武漢大學充分發揮自身在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學科優勢，面向國家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重點需求問題、重大規劃項目尋求校部合作的戰略支點，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打造“珞珈智庫”品牌。武漢大學湖北發展問題研究中心通過整合校內外資源，以研究湖北發展重大問題為導向，以課題為紐帶，通過以重大項目引導研究、以綜合領域集結隊伍，聯合湖北省有關部門和單位共同開展開放式、針對性研究工作，使之逐步建設成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智庫。中心成立以來，受湖北省委宣傳部委托，牽頭組織了“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制”等多項重大課題的研究。

（二）聚焦重大問題，構建創新平臺。武漢大學在與國家有關部委合作過程中加大對校部共建研究平臺建設的支持力度，積極與國家部委、省市等有關部門共建科研合作機構，切實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學校先后與外交部共建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與國家質檢總局共建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與文化部共建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等校部共建機構，于2012年在外交部、水利部、國家海洋局、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組建了“國家領土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瞄準國家捍衛領土、保障和拓展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急需開展研究。

（三）整合交叉學科，形成整體優勢。武漢大學積極參與地方重大基地建設，采取有效措施集成各方力量和資源，匯聚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學者，開展跨學科的原創性研究，以發揮整體學科和科研優勢。湖北省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集成考古、歷史、法學、經濟、測繪、水利等領域的學科優勢，主持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湖北庫區考古發掘工作。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與武漢市政府聯合建立長江文明研究院，組織跨學科研究的開放式研究平臺，并聯合舉辦“長江文明國際論壇”等活動，搭建民間國際流域文明對話平臺，不斷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四）發揮人才優勢，全面深入合作。武漢大學具有良好的服務社會的學術傳統，大批優秀學者自覺將學術研究與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早在1983年，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武漢市“兩通起飛”戰略構想。近年來，學校又涌現出一大批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將學術研究工作與服務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充分發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積極資政議政。資深教授馮天瑜先生從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和大空間四個維度，探討了湖北作為中部支點大省的歷史文化依據，建議將申報“江漢之光―中華楚文明”世界文化遺產作為荊州“壯腰工程”的戰略支點、策劃實施一批具有湖北特色和比較優勢的重大文化工程項目，進一步把鄂西圈做大做實做強。

（五）轉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水平。武漢大學人文社科研究積極鼓勵學者的社會服務意識，在校部共建機構中實行“共同建設、實體架構、開放管理、專兼結合”的運行機制，優化機構運行的制度環境，引導學者走出校門參與社會服務。質量戰略發展研究院與湖北省林業廳交流磋商，完成了“武漢大學國家（湖北）生態環境質量研究中心籌建方案”。并積極籌建“中國質檢大講堂”，深入各地城鄉開展質量調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質量信息。在全國陸續建立“宏觀質量觀測與創新基地”，現已同新鄉、佛山、遂寧、建德、許昌、新疆6地簽署協議。該院和深度網科技有限公司聯合打造的中國首個質量安全網絡信息預警平臺“深度網”正式上線。其研制開發了“質量安全網絡信息監測與預警平臺”，獲得了3項軟件著作權證書。

探索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新方式

新的歷史時期賦予人文社會科學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新的內涵，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迎來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發展黃金期，在理論創新、研究方法創新的基礎上，發展方式創新是探索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服務地方經濟的重要途徑。

（一）加強社科基礎研究，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哲學社會科學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他能促進人們對環境、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了解。加強理論基礎研究和中國國學教育研究，為地方文化基礎大眾化建設服務。教育部在推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大眾化、普及化中，通過編寫理論學習讀物，“請大學者寫小書，把大道理通俗化”，傳播宣傳黨和國家的發展理論，復旦大學俞吾金教授主編的《理論新視野叢書》便是其中創新范例。

另外以講座、演講方式參與地方經濟服務，鼓勵學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學識就社會熱點問題參與討論，為公眾提供一種思考的向度、一種文化引導。武漢大學讓一流的學者活躍在普及工作第一線，長期堅持與公眾面對面暢談、舉辦專題講座，弘揚優秀傳統，法學專家累計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作法制報告逾千場；數百位各有所長的學者走進小區、走進群眾，開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動。

（二）發揮高校綜合優勢，思想引領社會發展。 高校是社會的思想庫， 高校引領服務社會除了靠人才和成果外，還有思想，尤其是原創的思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圍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入實踐，深入基層，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運用自己的知識才干和科研成果，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復旦發展研究院已連續多年出版《中國發展報告》（藍皮書），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關系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策建議，屬國內首創，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充分發揮了綜合性大學思想庫與智囊團的作用。武漢大學積極實施“珞珈智庫”計劃，面向國家和社會的重大問題，集聚先進研究方法，匯聚優秀人才，逐步建成獨立于政府咨詢機構之外的“外腦”，從而服務決策、謀劃戰略，引導思潮、影響社會，創新機制、培養人才，生產思想、創立學派。

（三）創新科研機制，構建服務生態系統。推動科研組織機制的創新，進一步發揮以服務社會為導向的研究院、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等公共學術平臺的作用。加強文科科研溝通和服務社會的機制。大學一方面需要建立起面向社會的對外聯系和對外溝通體制，另一方面還應加強對國家和地區發展重大需求的發現體制，通過發現需求和社會對接。機制創新形式有以下幾方面：

1、共建科研機構，實現深度對接。研究機構代表學校的科研特色和學科優勢，在追求理論深度和解決現實問題中發揮重大作用。高校建立省部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校企共建研究機構，不斷創新相關體制與機制建設，優化機構運行的制度環境。

2、構建戰略聯盟，以開展科研合作互聘專家。以科研方式聯合培養研究型人員，開展深度科研合作學術交流，定期舉辦“講壇”、“論壇”等形式開展學術交流，走出去、請進來，開展官學合作、校際合作和校企合作等多種合作戰略。

3、高校智能植入，以學校科研鍵入地方發展。以學校推薦或個人自發形式與企業開展聯系和合作，以開展合作研究，為地方政府、企業提供管理知識或業務知識培訓，或作為專家學者參與政府企業資政議事，如資政顧問、營銷顧問、法律顧問、戰略顧問等。

4、投身社會實踐，轉化研究成果為現實生產力。科研成果轉化是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一方面，高校要努力做好“資政”工作，充分發揮思想庫和智囊團的作用，將更多的研究成果轉化為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另一方面，要把社科科研成果與地方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推動優秀研究成果及時走向社會，走進工廠企業，走進田間地頭，形成生產力，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